中共人物传 贺昌炽人物传,贺昌炽生平事迹,贺昌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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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贺昌炽人物传,贺昌炽生平事迹,贺昌炽评价
贺昌炽
贺昌炽(之)，字匡生，化名张涛(俄名Zан-мао) ，曾用名张浩。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莲花县琴水镇西门村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贺绍循，是前清秀才，毕生以教私塾为业。家有薄田十余石，雇人耕种，加上教书收入，聊足温饱。母亲李玉莲，家庭妇女，勤劳朴实。贺昌炽兄弟二人，其弟贺昌祺早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湘赣独立师政治委员，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贺昌炽7岁开始在父亲执教的塾馆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颇得长辈器重。莲花虽是赣西南一个山区小县，但在辛亥革命后，却有不少青年远走广东求学、谋生。后来，他们陆续带回一些进步书刊和未曾听过的见闻，给这个偏僻的小地方注进了一股新气。贺昌炽从一些书刊中，知道了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封建主义残酷剥削人民的历史与原因，开始萌发了青年不能读死书，必须改变现实，中国才有出路的思想。1918年，当莲花县城创办开设有算术、英语、体育等新课程的琴水高等小学时，贺昌炽不顾士绅们对新学的反对和诬蔑，冲破了家庭的阻拦，毅然报考了琴水高小，并在入学考试的作文中写道： 有希望的青年人应该赶上时代的潮流，努力学习新技术新知识，准备做一番大事业。该文颇受校长朱培林赏识。入校后，贺昌炽主动接近进步老师，努力吸取新思想，积极学习新文化，毕业时，各科成绩全优。1921年，贺昌炽与农村妇女李凤娥结婚。生有二男一女。
1922年秋，贺昌炽考入吉安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由于吉安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罗石冰、曾延生等人于1924年初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常把《新青年》 、《斗争》、《唯物史观》等革命书刊寄回七师供师生阅读，并写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述革命道理。这些给贺昌炽以巨大影响。当时，吉安地区反对旧教育制度，反对贪污教育经费，反对不学无术的教育界领导人的斗争非常活跃。贺昌炽积极主动地与同学们一起，联络各校进步学生与校外青年，游行示威，贴标语，撒传单，进行讲演，宣传革命道理，因而受到同学们拥戴。当时，学校举办了一次全校师生历年教学成果展览会，贺昌炽担任其中专门展览进步书刊和马列书籍馆的讲解任务。贺昌炽讲解生动，寓意深刻，给予师生们很大的教益。由于贺昌炽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成绩优异，于1924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秋，贺昌炽在吉安第七师范毕业。后考入武昌大学。该校早就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陈潭秋、李汉俊等著名共产党员先后在该校就学，郁达夫等进步教授也先后在学校任教。在这种革命气氛浓郁的环境中学习和工作，贺昌炽的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很快，从事革命活动的思想进一步成熟。1925年寒假，贺昌炽首次从武昌回到莲花，与进步青年陈竞进等在坊楼组织青年学会，吸收思想进步、有爱国热情，敢于同反动派作斗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入会。青年会的任务是宣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领导学生和教职员开展反对旧学派的斗争，推荐与学习进步刊物。不久，青年会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查禁。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武昌大学师生不顾军阀政府的禁止，带头宣布罢课，上街游行演讲，成为全市斗争中的中心力量。在这次运动中，贺昌炽站在斗争的前列，随后被派回吉安，参加母校七师的游行示威，罢市罢课活动。当年暑假，贺昌炽第二次回到莲花，组织进步青年在县城附近院下村举办英文补习班，以聘请辅导老师为名，秘密联系和组织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等，揭露莲花贪官污吏奴役人民的罪行，将县自治局长、大土豪朱吉谦抓住游街示众。
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各地党组织派遣大批党员下乡，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组织，加强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当年9月，贺昌炽第三次回到莲花。此时，莲花青年、贺昌炽在七师的好友，共产党员朱绳武也受组织派遣从吉安回到莲花建党。他们即以办学为名，在坊楼新城小学建立了莲花第一个党的小组，党员有朱绳武、贺昌炽、朱亦岳、陈竞进、贺铁汉(后叛变)等人。从此，莲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斗争。
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武昌大学的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离开武汉，贺昌炽第四次秘密回到莲花。但这时莲花县城已被大土豪李成荫带来的湖南地主武装占领，莲花农民武装60枝枪被敌人缴去59枝，并且到处通缉朱绳武、贺昌炽等共产党人。党的组织被迫退往上西山区打埋伏，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形势的恶化，使贺昌炽感到突然，他与组织联系不上，在县城无法立足，加上父母和亲人的催促，他只好带着无限忧郁的心情离开了故乡，那时他的女儿刚生下三天。
贺昌炽回到了武汉。同年12月24日武昌大学被反动当局勒令解散，贺昌炽在江城亦无法立足，于是，由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他于年底起程，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极其秘密地辗转到了向往已久的莫斯科。
次年春，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贺昌炽刻苦学习，潜心钻研，系统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理论水平和俄语水平都大有提高。1930年冬，贺昌炽与张琴秋一同学习期满回国，开始被派往中共华北局工作。约一个月后，即由北平调往哈尔滨，担任中共北满特委宣传部长。由于经常下乡下厂培养基层干部和做宣传鼓动工作，结识了女工出身的平民女子工厂党支部书记刘桂清，他们志同道合，于是年冬在哈市结婚。不久，武湖景和爱人侯志也调来哈尔滨，担任北满特委书记和妇女工作部长。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先后于9月19日和22日发表宣言，提出了 “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开展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的主张。从此，东北人民在中共北满特委领导下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32年2月5日，日军侵占哈尔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贺昌炽与赵尚志、何成相等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共产党员要带领东北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走武装抗日之路，保卫家乡，保卫东北，驱逐日寇出东北。”①会议同时布置了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活动。在中共北满特委的直接领导下，贺昌炽深入工厂、学校，宣传抗日运动，发动和组织各界群众游行示威，罢市罢课，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在反帝大同盟中，杨靖宇负责组织和开展游击战争，赵尚志负责军事工作，贺昌炽的爱人刘桂清负责女工工作。
贺昌炽的才华和忘我精神在抗日宣传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的演讲给群众以极大鼓舞。对此，刘桂清写道： 贺昌炽同志是很会演讲的，他身穿长袍，戴副金丝眼镜，独立人群之中，讲得头头是道，激动人心。贺昌炽的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有一次，贺昌炽在哈市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示威游行，由于汉奸告密，他与爱人及其他几个同志被日军军警抓进了日本人的临时监狱，但当贺昌炽发现看监狱的是一个中国人时，就找机会和他谈心，用反侵略、反奴役的民族大义教育他，启发他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看守很受感动。竟然打开牢门和贺昌炽等一道逃走，后来，这个看守还参加了抗日联军。
在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的同时，贺昌炽还组织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焚烧日军军火仓库，炸毁日军军用列车，破坏日军军械、军需补给。有一次党组织从苏联情报部门获悉： 有一辆满载日本兵和军需物资的列车将从哈尔滨经过。因时间紧迫，来不及找专人执行此任务。贺昌炽决定和爱人一道去完成炸毁这列军车的任务。他们机智地来到哈尔滨上号陈高子火车站200米远的车道旁，当时距火车进站时间只有15分钟了，隐约可以听到火车运行的声音，而且，敌人为了保护火车的安全，天上以飞机低空盘旋搜索目标。贺昌炽夫妇沉着紧张地在铁道上埋炸药安雷管，做完全部工作后，迅速撤进铁道旁的小树林中。可惜由于雷管失效没有引爆，列车奔驰过去了，但炸药却被敌人发现。顷刻之间，警笛齐鸣，哈市敌人倾巢出动，缉拿 “凶犯。”为了贺昌炽的安全，组织决定将他们夫妇调往上海工作。
1932年7月，贺昌炽一家来到当时白色恐怖的上海。由于行程延误了时间，一时未能与组织接上关系，只好租了一间亭子间暂住，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接上关系，所带经费已全部用完。为了生计，贺昌炽只得与一些小报馆联系，靠翻译文稿谋生。炎夏酷热，贺昌炽躲在亭子间彻夜工作，挥汗如雨，笔耕不辍。生活的艰难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坚持革命的意志。贺昌炽常鼓励妻子说，我们一定要与组织接上关系，接受新的任务，只要努力，任何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一直等了三个月，才通过上海神州国光社总编辑胡秋原找到了在上海的党中央组织。贺昌炽被分配担任中央军委军事情报工作。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中央苏区，随即在上海成立中央局，以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时，原北满特委书记武湖景和爱人侯志调来上海，接替康生负责的上海中央局特科工作。康生则于同年夏离开上海前往苏联。贺昌炽仍以上海一家报馆的翻译为掩护，担负着上海中央局军事情报工作，除了负责共产国际与苏区的联系外，还利用上海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特殊环境，了解敌人上层人士的动态，从中获得军事情报，并且策反国民党军事人员，为苏区提供军需物资。那时，他们夫妇有了一个女儿贺德芬。贺昌炽的爱人担任交通，常常把机密文件藏在高跟鞋底或小孩尿布中传递出去。地址也经常更换，有时出门扮成个阔太太，回来却是一个穷佣人。以后随着工作人员增加，活动经费困难，一家人只得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做活动经费和维持工作人员的生活。
与此同时，贺昌炽争取社会上层人士的工作也大有进展，争取了上海银行董事长，国民党参政员潘怡如等的支持，并和当时住在上海的宋庆龄常有来往，和许多国民党上层开明人士也建立了联系。贺昌炽在同他们接触交往中，获得不少机密情报和军用物资，为红军反“围剿”战斗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3年5月底，廖承志和罗登贤在上海被捕，党中央指示设法营救，决定由贺昌炽与宋庆龄等左翼人士联系。此时，蒋介石在宋庆龄住宅周围布置了大批特务，监视十分严密。贺昌炽机智果敢，不顾个人安危，通过电话将案情始末传递给了宋庆龄。宋获知消息后，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最后廖承志获释出狱，罗登贤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同年冬天，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寄来一个包裹，包裹中是一盒点心，点心夹层中有正在苏联学习的蒋经国写给其生母毛氏和孙夫人的书信各一封，拜托宋将信转达毛氏，嘱其母一定要设法去香港，然后转赴苏联。这两封信由贺昌炽经办，几经周折，终于将信转到了宋庆龄手中，其中一封由宋安全转给了毛氏。
1934年初，贺昌炽奉调中央华北局工作，全家由上海秘密赴天津。这时贺昌炽夫妇的一对孪生女儿刚满四个月，为了确保此行安全，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临行前组织决定将这对双胞胎暂送上海流河孤儿院寄养。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孤儿院中是不能留下父母真实姓名的，这就意味着贺昌炽夫妇将永远失去这一对孩子。但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服从了这一决定，坚定地踏上了北去的征途。到达天津后不久，由于情况变化，贺昌炽又奉命调回上海。
1934年6月、10月及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连续三次被敌人破坏。第一任书记李竹声、第二任书记盛中亮被捕后相继叛变，第三次破坏中，负责人黄人杰和中央局机关、组织部、宣传部、技术部等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30余人被捕。为了不中断工作，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1935年3月17日，由刘仲华主持，在上海英租界小沙渡里弄四号一栋二楼贺昌炽家中召开会议，会后宣布成立以刘仲华 (化名华、华再成、刘子华、秦、叙五)、贺昌炽(化名张涛、云五) 、浦化人(化名王养三、粮食、圣石、张培令)及全总代表代理者一人，青年团(cy) 中央工作委员会成员一人，共五人组成上海临时中央局，日常工作由前三人领导，其余二人仍负责原来工作，不参加中央局会议。中央局领导简称“三人团”。在“三人团”的分工中，贺昌炽领导白区交通局、军委、武装、自卫党团组织，同时负责恢复组织部，并与领导满洲、河北、察哈尔、绥远、陕西、山西的中共驻北方代表取得联系。临时中央局机关设在贺昌炽家里，由党员组成一个名义上的家庭，立即着手恢复苏区、白区和上海各组织部门的关系，检举内奸与清洗党内异己分子，巩固党的组织并进一步发展党的工作。贺昌炽通过警报线的介绍后与军委的同志见了面; 经过苏线交通局的关系找到了白区交通以及以前组织部的秘书。同时还利用特科的关系找到了武装自卫党团。当时上海特务如麻，贺昌炽日夜四出奔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他却处之泰然，他常对妻子与同志们说，献身革命就是把生命交给了党，我什么也不怕，就怕完不成工作任务。经过一番努力，临时中央局建立了组织部、技术部、宣传部、警报站、无线电台等机构。还找到了青年团中央局和印刷厂，检查了全总执行局和文总的工作，还建立了邮局科和附设的油印处等。到5月底，“原有的组织关系已经完全恢复起来了。”①
同年6月初，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来到上海，召集刘仲华、贺昌炽开了一个三人会议。会上对前一段的组织恢复工作做了总结，对领导机关的组织与工作方法作出了新的规定。会议还重新确立了三人团 (刘、贺、浦) 的领导地位和分工。
按照三人会议的新规定，调整后的中央局由以下机构组成： “(一)三人团为临时的中央局领导; (二)组织联络委员会; (三) 出版处; (四)苏区交通局; (五)特科; (六)全总办事处; (七)青年团(cy)中央工作委员会; (八)武卫总团; (九)文总党团; (十)沪东区委。”②其中贺昌炽领导组织联络委员会的工作。组织联络委员会下设军事、秘书、交通三部分，有三个同志，一人负责军事(军委已取消)，一人为秘书，一人管交通。军事工作有江阴五个士兵支部，上海印巡支部。交通管理工作有满洲、河北、皖南和厦门交通等。此外，通过交通的关系，武装自卫党团的工作也由组织联络委员会负责。
孔原在上海期间，还和贺昌炽讨论了“华北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以及统一战线和民族战争问题。“决议： (一)我们对 ‘华北事变’ 的分析; (二)我们过去在民族统一战线上的经验和教训; (三) 白区党的组织目前几个迫切任务。”③后由贺昌炽起草，以临时中央局的名义发表了 《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宣言》④。宣言指出华北事变的发展，“已扩大到全中国的范围，而引起了中国的新的危机”，“造成了开展全国反日反蒋战争的新的顺利的条件”。宣言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与一切可能反日反蒋的政治军事派别协约，共同进行反日反蒋的武装斗争。这个宣言开始改变了以往一些白区党组织否认中间阶级的抗日倾向，把统战工作仅视为策略而不真正实施的错误作法。与此同时，贺昌炽起草了关于反蒋问题的指示。指出： 我们在统一战线上的中心问题是反日问题即民族战争问题，但不妨把反蒋战争转变为反日战争;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所谓联日反蒋、反蒋不反日，以及先反蒋后反日等阴谋; 应与西南及其他地区反蒋派联合，变反蒋战争为反日战争①。
贺昌炽参加领导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很快恢复了苏区和白区的联系。当时白区地方组织最大的河北省委和满洲省委，单独向临时中央局报告工作。陕西、青岛市、鲁南工委、山西省委和皖南工委、厦门中心市委、湘鄂工委及琼崖的党组织也与临时中央局建立了联系。在此期间，临时中央局还向河北输送军械，加强同北方代表的联系，并派交通局长刘作抚担任陕西领导工作，为陕西省委输送无线电台和武器等。此外，还派鄂豫皖交通到陕南红十五军中，给他们送去电报密码，又通过他们将密码送到了川北的红四方面军。
随着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临时中央局的出版工作也得到恢复。5月18日和6月12日先后出版两期 《捷报》特刊，又于7月5日出版一期《斗争》 (第79期) 。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贺昌炽撰写的《关于华北事变后党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关于反蒋问题》和 《台尔曼审判问题》等四篇文章。临时中央局也发表了《关于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的宣言》、《红军的新胜利》等文章，阐述了红军西征的伟大意义，指出： “红军西征决不是对日抗战的后撤，而是保证对日抗战将有更大的能力与更大的成功。”①
临时中央局通过下属组织还领导了数次群众斗争运动，主要有暨南大学的反日运动和抗议反动当局迫害《新生》周刊的“新生事件”②。
上海临时中央局从1935年3月至8月短暂的半年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特别是它通过党的刊物，积极宣传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拥护和宣传遵义会议决定，这在当时更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937年7月9日晚，刘仲华告知贺昌炽，共产国际已派人来组织新的正式中央局，要他于次日办好书面移交工作，并要他与浦化人等15日起程赴莫斯科学习。当时贺昌炽曾对这种交接方式提出不同意见，建议交接工作应由三人团进行讨论，以便让新来的负责同志立即开展工作。但刘仲华却以国际代表指示为借口拒绝了贺昌炽的意见。7月21日、22日两天，临时中央局又遭到了严重破坏，浦化人等40余人遭到逮捕。贺昌炽的爱人刘桂清被捕时故意高声吵闹，使二楼上的同志闻警迅速转移了。贺昌炽当时住在上海银行附近一个甬道边上，当巡捕房来巡查时，他即绕道出街，到刘桂清住处打听消息，发现刘桂清不在，知道出了问题，即借好旅费，作好离开上海的准备。8月26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发自莫斯科的指示信，信中说： “中央局在敌人监视下，危险性大，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中央局组织不需要，人员调开，并和特委断绝关系……特别是特委的老肖、王学文、贺昌炽与交通线的刘作抚以及文总剩下的人(苏区白区出席七次大会的代表)，务要能够很机密的很迅速的派来莫……”①在此情况下，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宣告结束。
贺昌炽将女儿贺德芬拜托别人家收养后，即与武湖景、欧阳星等由上海经海参崴抵达莫斯科。按原计划，武、贺都是安排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研究班学习的。但王明、康生 (当时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是共产国际中国部主任，中共驻莫斯科支部书记) 却从中作梗，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贺昌炽、刘桂清在上海有叛变行为，将贺昌炽调到实际上是软禁干部的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对此，贺昌炽在《张浩(涛)关于上海中央局七月破坏的前后经过报告》中，曾予以驳斥：“关于我老婆与石心老婆问题，他们与养山同样在上海被捕的，没有说出党的秘密，比如由上海到海参崴的组织及方法，他们是完全知道的……如果说出了这些秘密，我们就不能来海参崴了……”事实上，王、康迫害这些来自祖国战斗第一线的同志，目的是： (一) 因为武湖景、贺昌炽曾继康生在上海中央政治局工作，康怕人知道他的历史之谜; (二)怕人知道他伙同王明破坏东北党的罪恶;(三)为了向王明邀功请赏; (四)为了排除异己，大捞 ‘革命’ 资本。紧接着，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作了《关于中国国内形势的报告》，在报告中避而不谈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伟大意义，竟然吹嘘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他的领导下，“工农红军才有几十万，游击队发展近百万。”贺昌炽、武湖景当时刚从中国来苏，对国内情况了解最清楚，因而在中国同志组的会上反驳了王明的谰言①。王、康恼羞成怒，会后将武湖景借故枪杀，对贺昌炽加紧迫害。1937年2月，斯大林在苏共中央会议上讲话时指出： 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苏联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主要职位; 在苏联的所有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联系1934年联共中央书记基洛夫被刺事件，苏联全境掀起一个“镇反肃托”运动。就在这次运动中，在康生的迫害下，贺昌炽等竟作为“嫌疑犯”被苏联内务部逮捕。
贺昌炽在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担任翻译兼审稿时，“工作努力，作风正派，严肃寡言，待人诚挚，受到同事们的尊敬和爱戴”②。1938年2月8日晚上，在莫斯科卡列尔巷外国工人出版社的职工宿舍中 (那里住着张涛即贺昌炽、邱静山、王德、叶秀、张报等中国同志) ，两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突然闯进贺昌炽住的房间，从午夜12时开始搜查直到次日凌晨，房间里每件东西都搜查遍了，接着就逮捕了贺昌炽、王德、叶秀三人，贺昌炽被诬告“进行间谍活动”于同年9月8日被枪决，终年35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贺昌炽几十年的沉冤得以重见天日，1983年经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1989年1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对30—40年代初的镇压运动中的受害者恢复正义的补充措施”的法令。贺昌炽被完全恢复了名誉。至此，贺昌炽几十年的冤案，终于在国内外画了句号。
贺昌炽的英名永垂千古。
本传在撰写过程中，中共江西省吉安地委和中共莲花县委给予了大力支持，吉安地委党史办公室和莲花县党史办公室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谨以致谢。
①刘桂清: 《回忆我在平民女子工厂前后》。
①②马红: 《上海临时中央局概况》,《文献与研究》 1985年第2期。
③张浩(涛): 《关于上海临时中央局七月破坏的前后经过报告》1935年,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④《斗争》第79期(1935年7月)。
①张浩(涛):《关于上海临时中央局七月破坏的前后经过报告》1935年。
①《捷报》特刊第1期,1935年5月。
②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二卷第15期刊登易水(艾寒松)的文章《闲话皇帝》,文中说现在的皇帝“有名无实”,是 “古董”、“傀儡”,日本的统治要保留天皇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不久,国民党以《新生》周刊刊载对日本皇室不敬的文字引起日方 “反感”为由,于6月10日下令取缔反日运动,这就是所谓 “新生事件”。
①王明、康生:《1935年特别紧急通信第二号》,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访问于苏(当时外国工人出版社支部书记)谈话记录(1986年11月7日)。
②张报给贺浩明的复信(1987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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