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安体诚人物传,安体诚生平事迹,安体诚评价

Posted 2022-05-08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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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安体诚人物传,安体诚生平事迹,安体诚评价

安体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知名的教育家。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成员、中共北京区委委员、杭州党支部书记、西安特支书记、黄埔军校党团干事和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教官等职务。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和革命武装，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全国解放前后，周恩来多次提到安体诚，深情地说： “这个同志非常好，是在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的。”①

(一)

安体诚，字存斋，又名安诚斋、安存增、安灿真，笔名存真。一八九六年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丰润县阎家铺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祖父安宝增，以务农为主，兼营豆腐业，后与别人合资经营糕点。父亲安世祥(又名凤祥)以务农为业，曾任本村学堂校董，对子女和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安体诚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大。

安体诚七岁时入家乡私塾读书，不久到县城上高等小学，一九○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附属中学，后升入该校法律预科和本科，一九一七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直隶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改称) 。毕业后，由学校资助赴日本留学。一九一八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安体诚在留日期间，十分关注祖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劳工运动。一九二○年冬，他写信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邵力子，了解劳工运动的情况，并把自己写的《对于 ‘神圣’二字意义之所感》寄回国内。文章赞颂劳工“可以生产，改造社会，实现理想”。他认为“劳工神圣”合于“真理正义、光明正大、庄严、科学精神、哲理关系之意味。”①该文虽是文言体裁，但生动流畅、言简意赅。当时一般只刊登白话文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破例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此文。

一九二一年夏，安体诚由日本回国后，应天津母校——法政专门学校的邀请到该校任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年九月，在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指导下，他和于树德等人一起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 (又称工人补习学校和劳动补习学校) ，并亲自担任补习学校的主任②。这所学校设在恒源纱厂 (今天津第一毛纺织厂) 附近的宇纬路东兴里，招收学员 (工人和学徒) 四十余人，开设国文、算术、劳工运动知识等课程。安体诚给学员讲授劳工运动和国内外大事，注重阶级教育，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校内还设有天津工人图书馆，馆内购买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报刊，供学员和贫苦的知识分子学习。最后，学校又创办了 “五五” (马克思诞辰日) 书报代卖社，专门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马列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书刊，深受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一九二二年初，经李大钊介绍，安体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入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领导成员兼天津特派员②、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并一度担任区委秘书负责国民运动工作③。工余补习学校成为党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的基础。这个学校为北方党组织培养了一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安体诚本人也得到了锻炼。安在学校时期曾是一个沉默寡言、安祥而又害羞的人，被同学们称之为“大姑娘”。可是通过和工人们的接触、虚心向工人学习，性格变得十分活泼，并善于联系和团结群众。在工人眼里，他既是一个两眼近视、文质彬彬、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平易近人，毫无架子的良师益友。工人们都愿同他亲近。

工余补习学校成立不到一年，就被天津警察当局以宣传“赤化”而查封，许多教员被捕，安体诚脱险离校暂回家乡。安体诚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思绪万千，挥笔写了 “创造新生活，共成大志愿”苍劲有力的对联和“进步”二字的横批贴在家门上，以此自勉并教育家人④。

一九二二年春末，中共北京区委调安体诚到北京担任《工人周刊》的记者、编辑兼搞发行工作①。《工人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刊物。他为办好该刊呕心沥血，经常白天外出采访，晚上编稿至深夜。在安体诚、罗章龙(《工人周刊》的主编) 、宋天放 (《工人周刊》的编辑) 等人的努力下，该刊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工消息，着重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极力鼓动组织工会和俱乐部。《工人周刊》由于内容丰富、生动、通俗易懂，印数两万余份，成为北方各地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广大读者特别是劳苦工人争相阅读，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者的言论机关”②。北洋军阀政府对此曾甚为恐慌，认为《工人周刊》实为“鼓动工人之导线”; 如任其“四处宣传”，必妨碍“地方秩序”，此事“至为重大，实难忽视”③。为此，反动当局多次通令，“严禁发行递寄”，“严行禁止”④。但是，《周刊》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不仅在工人中继续广泛流传，而且在北京东安市场、劝业场等商场的一些书店中继续出售。

一九二二年五月，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工人周刊》成了总部的机关刊物，它对全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为了推动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共北京区委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和亲日派交通系的矛盾，通过李大钊与高恩洪(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 、白坚武 (吴佩孚的亲信) 等人的私交关系，介绍安体诚、张昆弟、何孟雄、陈为人、包惠僧等五人到北京政府交通部先后任密查员和育才科视学。安体诚被分配到京奉铁路工作。他利用密查员与视学①的合法身份和乘车免票的有利条件，往返于北京、丰台、天津、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奉天 (今沈阳) 等车站，深入到工人和学生中去，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压迫与剥削的罪行，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党的纲领和政策，启发工人和学生的觉悟，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工会，秘密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领导工人和学生开展斗争。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安体诚和邓培等共产党员先后指导了山海关和唐山两地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达数千人，这一斗争取得了相当的胜利。

安体诚在任密查员和视学的一年里，一方面将京奉铁路上为工人所痛恨的交通系官员的营私舞弊罪行写成材料向北京政府交通部报告，促使军阀之间斗争的加剧。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京奉铁路职工运动的特派员指导工作，走遍了该路的大小各站和厂矿，普遍建立了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并建立了党团组织。

安体诚当时月薪银洋百余元，但仍过着朴素的生活，将节余的钱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②。由于他在京奉铁路上的奉工作卓有成效，曾受到党中央的表扬①。

一九二三年初，安体诚在奉天从事工运时不幸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虽受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后幸得一个同乡狱卒的同情与帮助，越狱逃出，回到北京②。

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前，安体诚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召集京奉铁路工会骨干分子开会，原决定于二月七日举行全路罢工，因经费一时未能等齐，后改为稍等数日待领取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罢工计划被铁路局察觉，并派军队严密监视工人行动，加之京汉铁路复工消息传来，京奉铁路遂未罢工。“二七”惨案后，为抗议对京汉铁路工人的血腥镇压，安体诚等主持召集全路代表会议，对京汉事件，议决善后办法六条，并召开了“二七”被难烈士追悼大会③。

一九二三年春，北京政府交通部以鼓动工潮嫌疑的罪名将安体诚等人撤职，并欲逮捕入狱，幸经李大钊的老同学，交通部育才科科长黄统的多方周旋，才免遭逮捕④。

(二)

一九二三年夏，北京白色恐怖严重，安体诚在北京、天津无法立足，经好友于树德推荐和党组织的同意，应浙江法政专门学校聘请到杭州任该校政治经济学系教授。他在授课中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深入学生，促膝谈心，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有一次，一个名叫张崇文的学生写了一篇短文——《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发表在杭州报上。该文揭露了军阀混战，社会黑暗的状况，同时又发出“人生莫测，前路茫茫”的哀叹。安体诚针对青年人处于彷徨状态这一普遍性问题，在《杭州报》上，用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他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证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在社会前进的道路上，不管前面有多么大的阻力，它总是要发展、要进步的，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人生的意义在于顺应这一规律，自觉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安体诚的这封公开信在当地的青年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原来感到人生莫测，前路茫茫的张崇文和其他学生张新锦、黄文容、李和涛、方恒圃、郦咸明等，读了安体诚的公开信后，思想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此后，他们经常到安体诚的住处阅读革命书刊，或向他请教问题，探索人生的正确道路。安体诚总是热情接待他们，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提高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自觉性。在安体诚的帮助下，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称赞安老师是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①。一九二四年夏，安体诚曾给张崇文去信，信中说：“你的活泼精神我很佩服，但我对于活泼的人总愿请其加以 ‘深沉’、‘坚忍’，以使其尽善而且尽美，对你，也愿如此! ”②张崇文把这封宝贵的信件一直珍藏了五十八年，把它当做自己一生意志和作风的座右铭。

安体诚在杭州除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外，在党团内先后担任中共杭州组小组长①、独立支部书记②、杭州团地委委员③、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发行主任④等职。在社会上他还担任了进步组织——杭州青年协进会常务委员兼《协进月刊》主编⑤。

安体诚到浙江时，正值中共三大召开。三大后上海区委负责人徐梅坤到杭州指导工作，安体诚在西湖的游船上主持召开党员大会，请徐梅坤传达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精神和上海区委的指示⑥。会后，按三大的精神，安体诚为促成浙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带领全体党团员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杭州西湖的刘庄举行了全体国民党党员大会，公推宣中华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国民党一大后，宣中华回到杭州和安体诚一起积极筹建国民党的组织。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成立，安体诚当选为执行委员⑦，并负责宣传工作。临时省党部成立后，安体诚积极为筹建各市县党部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工作。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绍兴县党部成立时，他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一九二四年下半年，由于军阀孙传芳入浙，实行严密的反动统治，临时省党部的一些负责人被迫离开杭州，杭州国民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临时省党部秘密机关的房租和膳费均无着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安体诚将自己任教的薪金作为临时省党部的活动经费，并帮助一些县党部恢复了活动。经过安体诚等人的努力，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浙江已有二十三个县市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党员人数约两千①，其中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外，还有许多工农分子和进步青年。

国民党浙江省临时省党部成立后，主管宣传工作的安体诚创办了《浙江周刊》，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安体诚在该刊上发表了《党与群》①等文章，论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提出国民党应该“结党为公”，要多吸收工农兵学商中的革命分子参加，要带领群众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浙江周刊》共出了十一期，每期发行四、五千份，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同时，在杭州还创办了《民国日报》总分馆，在一些县里建立了分馆。还选派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到有关报刊如：《新浙江报》、《杭州报》任主编，以加强对报刊的领导。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列宁逝世，安体诚和杭州团地委的负责人一起组织党团员及各界群众五百余人举行追悼大会。同年二月七日，又组织铁路工人召开“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号召党团员和工人要继承列宁的革命精神和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并发动党团员深入到铁路和印刷行业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影响，安体诚还在杭州文化印务局附设了一个新文化书报贩卖部，除公开经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外，还秘密出售《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党团刊物①。为了加强青年团与进步青年的联系，安体诚还通过杭州青年协会，筹办了青年补习学校。

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主持召开了浙江人民反对曹锟、吴佩孚大会。会后，安体诚、宣中华、俞秀松等率领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顾军警阻拦，奋勇向前。经过金沙港时，由于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痛恨，愤怒的群众把王克敏的家祠捣毁，将“栗主” (即宗庙神主) 取出，抛入湖中②。

捣毁王家栗主之举，引起了当地一些商富豪绅对革命党人的恐惧和仇视，他们联名向浙江督军卢永祥控告，要其对“赤化”活动严加制止。但当时皖系军阀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有矛盾，卢永祥与孙中山有联盟关系，故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未多干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共商国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再次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安体诚等联合各群众团体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成立了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安被选为促成会总务委员，主持会务③他和促成会的其他成员一起积极印刷特刊、传单、标语、组织讲演队，通电各县市迅速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并致函孙中山表示慰问。二月十四日，安体诚和孙斌，周自强、黄文霞作为浙江代表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号召与推动下，三月一日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安体诚当选为大会秘书长①，并担任大会党团成员②。他和大会党团书记赵世炎等一起，在李大钊与中共北京区委的指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指示，促使大会在主要议题上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安体诚在大会上作的教育问题的报告中，历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军阀政府摧残教育的罪行及其造成的恶果，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宗旨应培养民族独立思想; 收回教育主权，杜绝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为养成学生的自治精神与能力，应予学生以充分的自治; 为养成致用人才应给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以充分的机会; 实行男女同校; 推广农村教育; 厉行平民教育; 推广职业教育; 提高大学程度; 教育经费应占全国预算的百分之三十等十大主张③。这十大主张被大会一致通过。安体诚当选为国民会议全国促成会联合总会执行委员④。

大会结束后，安体诚回到杭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会议，传达了大会的精神，决定扩大宣传，并通电反对军阀政府发布的所谓国民会议代表大会条例和禁止学生集会的反动命令⑤。为了保证贯彻国民议会促成会的精神，在安体诚的指导下，进一步建立和建全了浙江各县市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五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杭州，宣中华、安体诚等当即以临时省党部的名义，向各级党部发出了援助上海工人斗争的动员令。六月上旬，宣中华、安体诚等亲自发动和组织党团员成立讲演队，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五卅”惨案的真象，声讨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野蛮暴行。还联合杭州各进步团体，在杭州公共体育场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号召各界群众援助上海的罢工工人。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安体诚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和游行的群众一起高呼反帝口号，散发传单。当游行队伍经过英国人办的广济医院时，愤怒的群众冲入医院，将英国国旗扯下来，帝国主义分子慑于群众的威力，不敢阻拦。当游行队伍到达日本领事馆大门时，谢飞英等爱国学生奋不顾身冲破军警的防哨，涌入馆内并与前来阻拦游行的军警发生了冲突。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安体诚和孙斌、宋云彬等人出面进行了说理斗争，帮助学生解围，安全离去①。不久宣中华、安体诚又发动杭州的工人学生和商人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和募捐活动，全省支援上海工人斗争的募捐款近十万元②。

“五卅”运动后，安体诚和宣中华等一起积极领导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要负责人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七月上旬，沈定一和戴季陶串通一气，在沈的家乡萧山衙前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即衙前会议) ，他们企图通过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组织上排挤安体诚、宣中华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省党部的领导地位。宣中华、安体诚等团结了与会的多数人，同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使他的阴谋未能得逞，使浙江省党部坚持了国共合作的正确方针①。

安体诚在杭州工作期间，还在上海大学兼任教授，主讲现代经济学。他编写的《现代经济学》作为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讲义由上海书店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② 《现代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马列主义观点，材料丰富，学术水平高，为当时学术界所重视③。

(三)

一九二五年夏，安体诚被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反动校长凌士钧无理解聘④。九月上旬，党中央准备派他去广州工作，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由华林接替⑤。时值国民三军由冀入陕，当时陕西地区尚无党的组织，西安原有一个团支部，因思想不统一分裂为两个支部。这两个支部都向团中央和党团北京区委写信，要求派人调查处理。团中央曾几次派人处理，均未能解决问题。此时，中共北京区委急需派得力干部去陕西开展兵运工作和解决西安团组织的矛盾。经党中央同意，安体诚以北京区委兼地委特派员的身分①赴陕作兵运工作，同时负责整顿西安团组织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九月下旬安体诚到了西安，公开身分是国民三军军长兼陕西军务督办孙岳的秘书②。当时孙岳及其部下倾向进步，拥护国共合作。安体诚在该部任职对孙岳及其部下进行统战工作，帮助孙岳整顿军纪，建立群众性的军人俱乐部，并协调和密切三军与陕军及国民二军的关系。

与此同时，安体诚和当地的共产党员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取得了联系，并向两个团支部传达了北京党团区委关于整顿团组织和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指示。在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的支持下，以陕西国民党员俱乐部为基础，于九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选举魏野畴、刘含初、雷晋笙、王授金、杨明轩，赵保华、张秉仁、张含辉等人为执行委员。临时省党部成立后，派出一批共青团员去三原、渭南、绥德、延安等县筹备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当时不少共青团员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革命性，不愿加入国民党。安体诚与团员促膝谈心，用党的指示精神和自己的认识转变过程耐心地向他们作解释工作，说明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经过他的说服解释，许多共青团员愉快地加入了国民党③。在解决两个团支部严重对立的问题时，他和团中央派来的吴化之一起分别与团干部及团员谈话，详细调查了解分歧的由来，同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讲解革命团结的重要性，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宗法观念和偏激情绪，指出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能再闹无原则的纠纷。经过一段工作，在分清是非，批评已往错误的基础上，宣布解散原来的两个支部，成立一个新的特别支部，对符合团员条件的重新介绍入团。

经过整顿，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①，选举高文敏(克林) 为书记②。团的特支成立不久，安体诚和吴化之又领导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安体诚任特支书记③。

党团特支成立后，安体诚和战友除积极发展党团员外，还将《西安评论》④作为党团组织的机关刊物。他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国庆与革命》、《对双十节西安市民大会的感评》、《十月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这些文章热情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他指出： “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无产阶级都要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资本帝国主义。” “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责任，同时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责任”⑤。其次，宣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他指出： “中国这样千痛万苦的民族，舍了进行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外，更无生路。”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十八世纪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之可能，须知我们国民革命之成功，必然是工人阶级作领导的前锋”①。最后，强调了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他指出： “革命之进行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有铁的纪律的、有主义的、有切实训练的伟大的革命政党!必须有为民族利益斗争! 必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 否则不能成功! ”“军队，须为有主义的革命军! 仍须造成商工农学的大联合。才能成功今日的国民革命! ”达到“反动思想及反动势力之矫正与扑灭。”②上述文章促进了马列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对陕西的党团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

安体诚为了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十月十七日，应邀到西北大学讲演《人生与社会组织》。他通俗地讲解了革命的人生观，批判了 “人生是无意义无价值”的虚无主义和一切为了个人利益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他宣传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卜克内西的名言： “只有牺牲自己以图公共利益的人生才有价值。”指出，只有“发挥个人的德智体的能力，向着社会进步的实际理想前进，以积极创造人类的无限的文明幸福的人生才有价值。”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他指出，全世界将来都要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针对当时青年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够了解，甚至还存在着种种错误认识的思想实际，他从生产法则、道德原则、经济政策、对人态度，财产所有，生产目的等七个方面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加以比较，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后提出我国人民“除了改造中国的旧社会制度，同时改造世界的旧社会制度外，更无可走的道路。”①

西安党团特支成立后，安体诚和吴化之，魏野畴联合各群众团体先后召开了纪念双十节和十月革命胜利八周年的大会，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广大党团员和工人、学生受到深刻教育。为了加强党在国民三军中的力量，安体诚和魏野畴选派了一批党团员去该军从事兵运工作。

一九二五年底，孙岳和国民三军的主力离开陕西移驻河北。安体诚完成了在国民三军的兵运和赴陕整团建党的工作任务后，奉中共北方区委的调令离陕回到北京，接受新的工作。

安体诚到京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参与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部以及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联合总会的领导工作②。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安体诚作为北京国民反日大会的代表，参加领导清算段祺瑞对日妥协，出卖我国主权罪行的斗争③。为了动员妇女界参加这一斗争，三月八日，他应邀在北京妇女界举行的国际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演，号召妇女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闯进大沽口，炮轰同情革命的国民军。次日，又有日、英、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提出所谓 “最后通牒” ，无理要求国民军放下武器，并以“武力解决”相威胁。三月十八日上午，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大学等二百多个社会团体，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 “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向军阀政府请愿，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安体诚和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加了大会和游行示威。下午一时许，当请愿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铁狮子胡同后，安体诚作为五名代表之一①和其他代表一起要求面见段祺瑞亲自递交国民大众的决议案。卫兵奉命将栅门紧闭，反动军警竟用排枪、刺刀野蛮屠杀请愿群众，当场死伤二、三百人。安体诚为保护学生身负重伤，被人群挤倒在地，眼镜和皮包均被军警抢去②。

“三一八”惨案的当天晚上，安体诚参加了李大钊主持召开的北京党团组织联席会议，决定慰问受伤群众，召开追悼会，悼念牺牲的烈士，进一步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屠杀人民的罪行。

“三一八”惨案后，反动军阀政府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安体诚是他们通缉的主要对象之一③。

(四)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共北方区委将安体诚等一大批党员干部调离北京，分赴南方开展新的工作。由于反动军警对京、津车站检查甚严。安体诚等不易脱险离京，经李大钊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协商，安体诚等化装成俄国华侨乘火车经蒙古至赤塔，再由西伯利亚转海参崴，最后转赴广州。安体诚坚持每天写日记，到广州后整理并撰写了《内外蒙古横断记》的长篇报导. 在广州《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①。

安体诚到广州后，经中共广东区委介绍，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名黄埔军校)工作，先后担任政治教官②、政治部宣传科长③、中共党团干事④、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委员⑤等职，主编《黄埔日刊》⑥，兼任广州劳动学院教授⑦、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⑧等职。

安体诚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同该校的政治部负责人、党团书记熊雄、主任政治教官、党团干事恽代英等一起，坚决贯彻党的主张和路线，认真执行军校的办学方针，努力加强宣传教育，为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军政干部、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的机关报《黄埔日刊》及时报道国内外大事，并大量报导了北伐战争的战绩、省港大罢工的斗争情况以及黄埔军校的重大活动，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及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每有紧急的撰稿任务，他总是夜以继日的工作。他先后为日刊撰写的重要文章就有三十余篇。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殉难一周年纪念日，安体诚挥笔写诗，称颂廖公是“党国之英”、“献身而忠于彻底的革命”。提出革命者要继承廖仲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为党国为革命而死，为农工群众奋斗而死! ”①九月，北伐军占领汉口、汉阳后，安体诚写了《本校同学对祝捷的责任上应有的觉悟》，提出“我们的‘祝捷’当然不是徒作感情的表示的，当然是要负起革命责任而拥护这战捷的战绩而致力增大其成绩的; 是要分任其劳苦牺牲以使北伐之目的早日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早日达到的! ” “我们也必须把能力生命贡献给党国以造出足〔以使〕全国人 ‘祝捷’ 的结果! ”②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中，蒋介石独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大权于一身，准备伺机叛变革命。面对这一新的危机形势，安体诚在九月十七日的《黄埔日刊》上发表了《怎样能使一切权力属于党》的文章，提出要“把党建筑在最大多数最有力的民众基础上”。他针对国民革命军中反动军官破坏革命的行为，指出：要“定出严密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对于不遵守纪律和不执行纪律的分子都不能姑息宽赦! ”安体诚积极主张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在他写的《英国炮舰政策之破产及我们今后的努力》一文中，热情歌颂了省港大罢工的巨大威力和斗争精神，称赞省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不但“绝对不被威服”而且使其“受莫大损害……更足以穿破其纸老虎”的本质①。为了发展工农革命力量，并联合一切革命势力打击国内外反动派，他提出六点主张： “一、一致谨严地拥护省港罢工的组织与实力; 二、统一并集中革命势力，增进党的工作和权威; 三、训练农工商兵学的大联合与国民政府合作; 四、拥护农工团体，严厉取缔反革命派; 五、促进北伐成功，发展人民政权; 六、联合被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及英国无产阶级，密结一切反帝国主义者的联合战线! ”②同年夏，他还撰写了《援助省港罢工的要义》，提出革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都应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援省港罢工的工人③。

安体诚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期间，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他讲课观点明确，条理清楚，深入浅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的欢迎; 课后组织讨论或进行讲演比赛，他亲自参加指导，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平时深入学生宿舍问寒问暖，促膝谈心。他曾教育学生说： “做一个革命军人，必须做到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 在行军作战中要做到“四不”(即不拉伕、不抢劫、不捐饷、不住民房) 、“十不怕” (不怕死、不怕冻、不怕热、不怕痛、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穷、不怕重、不怕险)④他还教学生唱校歌：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⑤并讲解校歌的革命精神。

安体诚所领导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下设编纂、发行、指导三个股及俱乐部、图书馆、书报流通所等。该科任务繁重，人员不足，他带领大家团结奋战，和政治部其它科室的同志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印发报纸、期刊、特刊、文集、政治课讲义、丛书、画报和传单、标语、口号等任务。据一九二六年八个月的统计，印行上述宣传品达千万份以上，发行点有三、四千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①。

尽管安体诚在黄埔军校工作十分繁忙，但还经常到广州劳动学院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共产主义问题》、《统计学》等课程。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一些群众团体经常委托他草拟对时局的宣言、通电和文告，他从不推诿②。

一九二七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李济深于四月十五日在广州进行“清党”反共。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纷纷被驱逐、逮捕或杀害。安体诚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带领一部分被驱逐的人员绕道上海准备赴武汉。到达上海后，他们住在法租界一家旅馆，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和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兼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勾结法国捕房逮捕，关押在龙华监狱。安体诚在狱中严守党的机密，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迫利诱，宁死不屈。他自知难免牺牲，曾用铅笔写了两封信，托出狱人带出。一封信给他父母，信中说自己要出洋留学、归国无日，不能孝敬二老，希父母不要惦记他，并嘱咐他爱人改嫁，不要等他。另一封信是给他的女友黄文霞的，信中表示向她诀别②。这两封信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为革命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安体诚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敌人对他既仇恨又惧怕，便决定秘密将他枪杀。一九二七年五月，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安体诚在龙华英勇就义①。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2.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2集)，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

3. 《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5. 《天津革命史话》，《支部生活》增刊号 (1982年5月) 。

6.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9、11、12、15卷内有关传记，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7. 丰润县文教局编：《腰带风云》 (1981年7月印) 。

8. 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编：《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学员烈士传》 (一) 1976年5月印。

9. 《安体诚》，载《革命烈士传通讯》总第11、12期(1984年3月1日) 。

10. 《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 李嘉陵：《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载《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8期。

12. 访问罗章龙、徐行之、刘仁静、郑超麟、阳输笙、高克林、吴化之、方仲如、李一夫、张明远、彭建华、胡允恭、张崇文、吴文祺、关中哲、杜松寿、王友直、党伯弧、王超北、冯润璋、郑自毅、曹志麟、刘友珊、李波涛、刘依仁、周益三、安国光等人的记录和他们给作者的复信。

13. 赵子劼、王菊如、徐柏年、沈自强、陈以沛、何锦洲、姜廷玉等人提供了史料;郑超麟、李一夫、赵子劼、关中哲、杜松寿、郑自毅等人对传稿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

注释

①访问李一夫记录 (1985年8月9日) 。

①1920年11月8日《民国日报》。

②《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载《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辑》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①于树德: 《安体诚烈士传略》;访问李一夫记录(1985年8月9日)。

②罗章龙1984年12月19日的回忆。

③栖梧老人: 《回忆李大钊同志》,原载《中国工人》1957年第九期;王建英: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一集第13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④安国光的回忆(1984年9月21日) 。

①罗章龙的回忆(1984年12月19日)。

②转引自《李大钊传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③④见直隶警务处长杨以德的呈报及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公函二四○一号

①密查员是由交通总长直接派遣和领导的要员,负责收集各条铁路上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分子情况。视学是北京政府交通部育才科的工作人员。育才科主管铁路上的教育事业,视学又是负责铁路上举办的各种学校。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②栖梧老人: 《回忆李大钊》,原载《中国工人》1957年第9期。

①1923年11月中共中央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央局在所做的报告中当讲到劳工运动时指出: “京奉路情况也很好,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等工会都还秘密存在,这四处尤以唐山和山海关更好。”

②白琳: 《北方共魁安体诚》,载《现代史料》第四集,海天出版社1935年出版。

③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1949年版第88页。

④《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99页。

①张崇文: 《最初的脚印》,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1981年8月编印的《志在四方》第30期。

②安体诚1924年6月30日给张崇文的信,现保存在浙江省档案馆。

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记录》 (1923年10月4日) ,存中央档案馆。

②徐梅坤、于树德、华林等人回忆(回忆件存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

③《杭州团地委委员长唐公宪报告第一号》(1923年10月2日),存中央挡案馆。

④罗章龙的回忆(1984年12月19日) 。

⑤白琳: 《北方共魁安体诚》。

⑥访问徐梅坤 (行之) 记录 (1985年8月16日)

⑦1924年4月1日《民国日报》。

①宣中华: 《浙江省党务报告》 (1926年1月) ,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件。

②《浙江周刊》第4期(1924年6月22日)。

①倪忧天: 《杭州印刷工人初期活动》,未刊稿,存浙江省档案馆(写作时间不详) 。

②1924年9月10日《申报》,孙斌: 《自我叙述》。

③上海1925年1月14日、2月7日、2月21日;《民国日报》孙斌: 《自我叙述》。

①1925年3月22日《民国日报)。

②访问彭建华记录 (1985年8月1日)。

③④1925年4月9日、13日、21日《民国日报》。

⑤1925年5月21日《国民日报》。

①1925年6月4日《申报》;1925年6月4日、22日、24日、《新闻日报》;孙斌: 《自我叙述》。

②朱适等: 《星汉灿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124—125页。

①孙斌: 《自我叙述》。

②《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412页;《中国青年》 (1924年3月8日) 第21期。

③于树德: 《安体诚烈士传略》载《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④访问张崇文记录 (1985年8月16日) 。

⑤《华林自述》,转引自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的《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一期。

①《吴化之给团中央的信》 (1925年10月) 中央档案馆存件。

②白琳: 《北方共魁安体诚》。

③访问高克林记录 (1984年4月6日) 。

①③《陕西省委通讯》 (1927年9月26日),陕西档案馆存件;《吴化之给团中央的信》 (1925年10月) ,中央档案馆存件。

②访问高克林记录 (1984年4月6日) 。

④《西安评论》是1925年8月由魏野畴主办的一个革命刊物。

⑤《十月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载《西安评论》第22期1925年11月16日出版。

①②《国庆与革命》,载《西安评论》第18期,1925年10月9日出版。

①《西安评论》第25期,1925年11月27日出版。

②白琳: 《北方共魁安体诚》。1926年3月4日《晨报》第6版。

③1926年1月18日《晨报》第6版。

①1926年3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版。

②1926年3月19日《晨报》; 白琳: 《北方共魁安体诚》。

③白琳: 《北方共魁安体诚》。

①白琳: 《北方共魁安体诚》。

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同学录》。

③阳翰笙的回忆 (1984年7月27日) 。

④黄埔党团干事会是军校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核心,统辖校属党的各个组织。见刘天: 《赤黄埔系的形成与没落》载《社会新闻》第十卷第七期,1935年版。

⑤《黄埔日刊》 (1926年2月27日) 。

⑥于树德: 《安体诚烈士传略》。

⑦李沛群: 《劳动学院创办的过程》,存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⑧《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载《中国农民》 (1926年11月出版) 。

①②《黄埔月刊》 (1926年8月20日、9月10日) 。

①②《黄埔日刊》 (1926年9月16日)。

③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9月编印的《拥护省港罢工》小册子第24页。

④⑤何锦洲: 《安体诚传略》 (1984年),未刊稿。

①熊雄: 《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载《黄埔日刊》 (1927年1月1日) 。

②于树德: 《安体诚烈士传略》。

①对于安体诚牺牲说法不一。一、子树德: 《安体诚烈士传略》记为1927年5、6月; 二、丰润县文教局1981年7月编写的《安体诚烈士》记为1927年6月; 三、白琳: 《北方共魁安体诚》记为1927年5月1日;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写的《安体诚同志传略》记为1927年夏; 五、上海革命烈士陵园王菊如写的《安体诚烈士传略》记为1927年5月16日,由于缺少原始资料,本文暂取192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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