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毕磊人物传,毕磊生平事迹,毕磊评价

Posted 2022-05-08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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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毕磊人物传,毕磊生平事迹,毕磊评价

(一)

毕磊，号安石，乳名澧儿，笔名有三石，坚如等，祖籍湖南衡阳，一九○二年七月十三日出生于湖南澧县①。后来他家由澧县迁到长沙市定居。父亲毕继沅是一位靠抄写文书为生的小职员。母亲平莲静，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毕磊为长子，有三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全家人口多，生活相当困难，有时，要靠借债渡日。毕磊自小勤于家务，疼爱弟妹，懂得为劳累得抬不起头的父母亲分忧。

毕磊七岁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附属小学读书。他知道自己家贫，读书不易，因此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十四岁时小学毕业，因品学兼优而免费升入明德中学后。读书加倍发奋，刻苦用功，深得校长和老师们的器重。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首先发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各地。长沙是这一运动开展得较为热烈的地区之一。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湖南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还掀起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正念初中三年级、年纪只有十七岁的毕磊，平时放学回家，总是闭门不出，沉默寡言。但学校举行集会时，他也积极参加，师友们的演讲，使他深受教育，有时自己也跑上台去慷慨陈词，受到大家称赞。

一九二二年，毕磊从明德中学高中毕业。明德中学送他到广州读书，以官费考入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①英语部，并要求他日后学成回来，为母校服务②。

这年八月，毕磊远道来到广州上学。当时的广州，政局仍十分混乱动荡。尽管他对叛变革命的粤军军阀陈炯明深恶痛绝，对平日非常敬仰的孙中山离开广州避居上海深表惋惜，但他却抱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宗旨，只求在学问上得到深造。

十一月，他与同学禢参化、余鸣銮、苏熊瑞等十余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知用学社的团体，并张贴宣言，公开声明以“求知致用”为宗旨，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宣称“政治立场个人自负责任”③。他为知用学社编辑了一份《学灯》周刊，由学社社员撰稿，在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刊登，作为该日报之一种副刊。一九二四年，毕磊等知用学社社员在广州市纸行街开办了一所知用中学，以“求革命之知、致革命之用”④为校训，毕磊担负讲授英语课程。毕磊品学兼优，作风踏实，办事认真，生活俭朴，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与信任，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渐渐成为知用学社的中坚人物。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孙中山接受了国共合作的建议，发表了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广东也就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以新学生社①为核心的广州青年学生运动也开展活动，不少进步青年学生团结在新学生社的周围。他们接近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政客，也极力拉拢争取青年学生，支持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加以利用，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这期间，广州地区相继出现了一批青年学生团体，使得不少原先不过问政治的学生，也渐渐被卷到政治漩涡中去了。

一九二四年四、五月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阮绍元、莫耀焜、刘范、黎兆葵等数十人，共同组织了一个民权社。毕磊作为知用学社的重要成员，也同时参加了民权社，并成为民权社的骨干分子。民权社创办了一个《民权》旬刊，由毕磊、刘范，许学彬等人主编。民权社标榜信仰三民主义，主张“伸张民权”、“促进民主”、“实行贤人政治”②等。它的成员对孙科、伍朝枢等官僚政客右派人物表示拥护，只是呼喊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时而三民主义，时而国家主义，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是一个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右的团体”①。同年，毕磊还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特别党部委员②。这时的毕磊，政治态度也同样动摇不定。他崇信三民主义，但对“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却多少抱观望态度。在他参加主编的《民权》旬刊中，一方面发表有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势力的文章，但同时又刊登一些盲目反共的言论。他力图埋头读书，不卷入政治漩涡，但又时常受到政治潮流的冲击与影响，处于矛盾与彷徨的状态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工人、青年学生及各阶层人民奋起投入规模巨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之中。二十多万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决定举行一次反帝政治大罢工。六月十九日，省港大罢工正式爆发，它象一场强烈的地震，猛烈地摇撼着香港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罢工工人纷纷从香港撤回广州，受到广州工人的热烈支持与接待，广州顿时充满着浓厚的革命气氛。毕磊目睹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国内封建军阀势力相勾结，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任意杀害中国人民的种种情景，思想受到猛烈的冲击，心中的怒火炽烈地燃烧起来。他再也无法沉默与回避了，决心与广大青年同学一道，积极投入抗议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中。

六月二十二日，由各爱国团体联合组织的广东对外协会召开会议，决定动员全市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于翌日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活动。毕磊热烈拥护这一决定，当即与周鼎培等一班同学商量，决定发动广东大学以至外校广大同学参加这一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爱国活动①。第二天，广州工农兵学商各阶层人民五万余人在广州市区东较场集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广东大学学生亦参加了示威游行，并排在学生队伍的前面。毕磊、周鼎培等积极分子走在前头，用喇叭筒带领学生们高呼爱国反帝口号②。但当游行队伍行进至沙面对岸的沙基地方时，惨遭英、法等国军队开枪袭击，当场死伤达一百多人，周鼎培亦受伤三处，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当晚，广东大学召开全校员生紧急大会，报告当日惨案发生的详细经过，当场一致通过举行反帝大罢课，并组织爱国会、演讲队等组织，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反帝主张，向各界募捐，支援省港罢工工人。周鼎培被选为演讲部主任，毕磊任副主任③。会后，大家分头出发工作，或在本市活动，或奔赴北江、西江各县进行宣传。

这次血的教训，使得毕磊更加猛醒过来，毅然抛弃“不问政治”、“教育救国”等错误观念，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同时，他也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政客，口头高唱“革命” ，而实际却在极力干着谋私夺利的勾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革命党。此后，他主动靠拢由党、团直接领导的新学生社等进步社团，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教育帮助，继续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各项政治活动，磨炼自己。共青团广东区委和广东大学共青团组织，也及时派人与毕磊联系，对他进行教育，帮助他进一步认识当前的革命形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及革命青年的正确出路等等问题。在党、团的教育下，他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是年九月，由新学生社倡议，并联同民权社、青年军人联合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女权运动大同盟、雷州青年同志社及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等青年团体，成立“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以进一步发动和团结广大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毕磊代表民权社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九月二十六日，邓颖超代表新学生社参加并主持了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毕磊也代表民权社出席了大会。大会正式通过了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的宗旨为“本国民革命之精神，联合青年肃清一切反革命派，以实现民族解放”①。毕磊被选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具体分工负责宣传部的工作。

在此期间，毕磊与广东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一次“倒邹 (鲁) 运动”。邹鲁是广东大学的校长，国民党右派分子。他不顾当时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却与张继、谢持等右派头目沆瀣一气，拉帮结派，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国共合作等活动，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毕磊发动的“倒邹运动”，使得邹鲁在广东大学师生面前空前孤立，只好于九月间溜走了事。毕磊的英勇斗争，获得了大家的好评与拥护。这年秋天，广东大学学生会进行改选时，广大同学不顾右派学生、“士的党”①的威胁与破坏，一致选举毕磊担任学生会主席②。不久，他还被选为广州学联的负责人之一。

经过了一系列的斗争锻炼与考验，毕磊于一九二五年秋天参加了共青团。同年年底，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

(二)

毕磊入党以后，在党的直接教育培养下，以忘我的热情积极为党工作。这时的民权社，不仅有广东大学的学生参加，还有“市师”、广府中学等校学生参加，人数达到二百多人。毕磊带动他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毕磊的影响下，其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新学生社，一些人后来还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学生运动中的进步力量也就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毕磊还根据党的指示，与其他同志一道，致力于广州地区学生运动的团结统一工作。他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广泛接触各方面的学生，广交朋友，耐心做思想发动工作，启发和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认识到应以革命大局为重，有力地抵制了国民党右派官僚政客拉拢诱骗一些学生加入为右派分子操纵的“士的党”等社团与革命力量相对抗的分裂活动，使学生运动更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左翼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英勇牺牲七周年，一月二十一日，则是列宁逝世两周年。广州学联借此机会举行纪念活动，以团结广大青年学生，“振群众之革命精神”①。毕磊代表广东大学积极参加筹备这项纪念活动，还具体担负了宣传部和募捐股等部门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二月初，在新学生社的推动下，广州各青年团体于广东大学大礼堂召开统一青年运动大会，“以统一青年革命战线”②，毕磊也积极参加这一活动的筹备工作; 大会期间，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由他主持大会的进行，恽代英等人被邀请到会演讲“关于青年之革命途径”等问题。在大会通过的关于“统一学生运动问题决议案” 中，着重指出“在过去之学生运动，尤其是广州，恒有分裂之现象，此实为过去工作之极大错误”; 决议号召 “青年学生能牺牲其部分之利益及成见”，“为整个的革命运动而奋斗”，“谋日后统一青年运动之进步”③。大会选举成立青年运动委员会，毕磊、区梦觉等人当选为委员。四月中旬，广东全省青年运动人员大会于广州召开，毕磊以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参加了大会，还具体参加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在毕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大会号召广大青年学生要排除干扰，克服分裂现象，团结起来，为“实现统一青年运动”、“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而努力①。

为了进一步推动广东全省青年学生的团结与统一，组织广大青年学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广州学联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倡议成立全省性的学生联合会，并派出工作人员到各县进行联络工作。四月十五日，有五十个县市的学生代表共一百余人参加的广东全省学生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毕磊作为广州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以广州学联代表的身分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呼吁全省同学共同团结起来，积极投身于大革命运动。会议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革命团体联合欢迎学代会的召开。刘少奇等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勉励青年学生要加强团结，做革命的先锋。毕磊代表学联会也在会上发表演说②。在毕磊及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关于《统一广东全省学生运动决议案》及《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决议案》等文件。经过这一系列的革命实践活动，毕磊已锻炼成为广州地区青年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之一，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

五月七日，广州地区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群众四万余人，于广东大学操场举行纪念“五七”国耻大会。毕磊代表广州学联，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毛泽东、陈其瑗等人一道，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还在大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以誓雪国耻及取消二十一条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相激励”③。大会进行期间，“士的党”等右派学生组织派人到会场捣乱。毕磊与广东大学学生一起与他们进行斗争，揭露其破坏阴谋，要求公安局将其惩处。

这期间，毕磊还奉党的指示，以党员身分出现，“做公开的工作”①。他在广东大学除了做学生工作外，还负责联络和团结教师的工作，沟通他们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同时又发动学生支持配合进步教师的活动。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等知名学者相继到广东大学任教。郭沫若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文科学长，毕磊经常主动同他亲近，向他介绍有关情况，支持协助他的工作和活动，并把他的意见及思想情况及时反映给党组织。三月三十日，广东大学学生会举行了一次追悼北京“三一八”殉难烈士大会。大会由毕磊主持，邀请郭沫若在会上发表演讲。五月十日晚，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联合到广东大学参观。全校师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由郭沫若主持，毕磊则代表全校师生致欢迎词。郭沫若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曾对学院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把一批迂腐的清朝遗老清除出校，毕磊发动广大同学积极支持配合郭沫若这一革命措施。在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中，郭沫若曾向毕磊表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毕磊便及时将此情况向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报告②。陈延年十分重视，即与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研究，建议郭沫若先参加一段实际工作。陈延年命毕磊将区委这一意见转告郭，再由恽代英找郭沫若谈话。郭沫若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党的意见，离开学校，于七月间参加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随军北伐去了。第二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五月，毕磊从广东大学毕业。由于工作需要，他又随即转入中山大学文科继续学习，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学生运动。不久，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的职务，协助学委会书记恽代英工作。萧楚女、徐文雅(即徐彬如) 等为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管理广东文化教育工作、青年团工作，也管黄埔军校的青年工作”①。毕磊工作十分积极，经常忙得废寝忘餐。他精干朴实，平时不爱说笑，谈吐简明扼要，头脑冷静，不易冲动，关心同志，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在生活上则十分刻苦耐劳，因经济困难，平日衣食简单，经常穿着一套朴素的中山装②。但他对此毫不计较，一心扑在工作上。

七月间，毕磊接受党组织的委托，负责筹办并主编以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名义发行的《广州评论》旬刊。当时人手奇缺，经费不足，编辑、印刷等方面都有很多困难。毕磊满腔热情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想方设法地克服重重困难。使刊物很快就能出版，并能够紧密地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出版了“北伐专号” (创刊号) 、“拥护(省港) 罢工专号” (第二、三期合刊) 等专刊。

在主编《广州评论》中，毕磊为刊物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在《解决罢工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省港大罢工爆发的原因，是因为“援助五卅惨案而起的” ，它“不是一个经济罢工” ，而是一场伟大的反帝政治罢工，“是为全中华民族生存与自由之政治斗争”①。他在文章中赞颂罢工工人在反帝斗争中的英勇表现，表示“罢工工人坚持奋斗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钦佩，其所贡献于国民革命的更使我们一刻都不忘记”。文章还揭露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向来是顽强狡猾(的) ”，根本没有诚意解决这次罢工问题。文章最后号召：“我们不愿屈服，务须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以求最后之胜利”，“我们誓死拥护省港罢工! ”②又如在一篇题为《最挂心的是中国国民党——为纪念廖先生作》的文章中，他针对国民党内一批右派势力加紧向革命力量进攻，制造事端，挑起纠纷，破坏统一战线，压制工农群众运动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情况，借纪念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害一周年之际，鲜明地指出廖仲恺的不朽功绩之一，在于坚定地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和贯彻孙中山关于民主革命的主张，执行三大革命政策。正因为如此，招致了国民党内“一班反革命派的党员和军队”，“视廖先生如仇雠，藉 ‘反共产’ 的名词，来掩饰他们的罪恶，以行刺廖先生”。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他在文章中还着重揭露当时一批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向本党(指国民党——引者)进攻”的一系列事实，指出“他们根本反对国民政府，说‘国民政府已经赤化’;他们根本反对联俄，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干，用不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他们要把本党改组以后本党生命之所寄的一切命根，根本打破”。为此，他提醒人们说： “我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难道还不感觉得本党危机吗! ”他要人们很好地“考察”这一切现象! 并强调指出：“如果我们能团结一致” ，就“可以用我们的力量去打倒他们!”

关于毕磊在这期间的战斗生活及表现，他的同学范师任曾叙述说： “广州各种热烈的群众大会，由毕磊领导者居多。他在广东虽不久，但他的广东话说得很好。实在说一句，他那活动的能力比谁都要大，他的责任心比谁都要重，他的革命的色彩比谁都要浓厚! ”①。

(三)

在毕磊短促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中，最为光彩耀目的一页，就是他与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之间战友般的密切关系与革命情谊，以及毕磊在沟通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密切联系过程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为了加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和扩大党在中山大学的革命力量，一九二六年秋天，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召集区委有关领导人和学生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穆青(广东区委组织部长) 、恽代英 (广东区委学委会书记兼黄埔军校总政治教官) 、李求实 (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少年先锋》主编) 、毕磊(广东区委学委会副书记) 、徐文雅(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 和熊锐 (刚从德国回国) 等人开会，研究和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要求中山大学当局聘请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恽代英、邓中夏、苏兆征等人担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的训育员;要求中山大学聘请当时正在厦门的鲁迅到校任教。陈延年特别指出：鲁迅不是一般的“自由人” (知识分子的意思) ，而是一位彻底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结他，争取他，同右派斗争①。

其时，正值国民党右派头目戴季陶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陈延年当即与恽代英、邓中夏、毕磊等人研究，由他们几人出面，与戴季陶进行交涉，向他提出邀请鲁迅前来中山大学工作等项要求。由于戴季陶想借助我党的力量来扩充他自己的势力，也想借鲁迅来广州工作的机会达到捞取政治资本、拉拢诱骗青年学生的目的，因而表示同意，指示顾孟余 (中山大学校委会副委员长)、朱家骅(中山大学校委会委员) 等人立即发出聘请鲁迅前来中山大学工作的函电。鲁迅经过再三考虑后，毅然决定接受聘请，前来中山大学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做好欢迎鲁迅的工作，陈延年亲自进行了部署。他指示中山大学支部一定要全力以赴，并指定毕磊(后来又加派了陈辅国②) 代表党组织负责公开与鲁迅进行联系。陈延年说：鲁迅抵粤以后，你们应该迅速帮助他了解当时当地情况，当鲁迅对局势有所了解以后，他是自己能够决定何去何从的!陈延年还嘱咐毕磊要多陪鲁迅到各处走走看看。他说： “鲁迅这个人喜欢青年人，你们去的时候要活泼一点。”③毕磊由衷地拥护党的决定，决心努力去完成这一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鲁迅从厦门抵达广州，翌日即迁入中山大学大钟楼二楼居住，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文学系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抵校不久，毕磊便主动上门探望他和亲近他，坦率地向他介绍自己的情况和其他情况。鲁迅对毕磊的诚恳坦率态度，一开始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对他表示欢迎。接着，毕磊又带徐文雅等人上门探望鲁迅。由于毕磊事先介绍，鲁迅已经知道徐文雅的身分，对徐文雅也“非常诚恳，热情”①。徐文雅清楚记得这次与毕磊一道前往探望鲁迅的情景： “当时鲁迅正在房子里(大钟楼) 翻书，床上桌上都是书报杂志，地下堆着线装书，还有蓝印花土布的行李，许广平站在他身边。鲁迅向我介绍许广平……我们谈了些政治形势。”②

此后，毕磊“几乎每天都和鲁迅见面” ，还经常陪鲁迅去“陆园茶室”吃茶③，相互间情投意合，水乳交融。当年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欧阳山回忆说： “有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我到大钟楼上去找鲁迅先生。推门进去，只见鲁迅和毕磊正在热烈的谈论着什么，看他们两个谈得很得意、很高兴的样子……”④毕磊为人朴实，诚恳虚心，热情精干，并主动地如实地向鲁迅介绍其所希望了解的各种情况，因而很快赢得鲁迅的器重和信任。鲁迅也对毕磊无所不谈，时常将自己的感受和见解提出来与毕磊交换意见。甚至连当时一小撮国民党政客右派分子如何千方百计地想拉拢鲁迅、向鲁迅送礼等事情，鲁迅也及时告诉毕磊，因为鲁迅把毕磊看成是我们党所委托的与他“联络的同志”。通过毕磊，我们党也能很快知道“哪些工作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助和支持，哪些工作鲁迅先生又发表了什么意见……”①。

为了表达广大青年学生对鲁迅的爱戴和敬仰之情，中山大学党团组织与学生会决定组织一次欢迎鲁迅的活动。为此，毕磊与徐文雅等代表大家邀请鲁迅参加他们的欢迎大会。由于鲁迅已经拒绝过学校当局提出要为他举行欢迎会的邀请，所以向毕磊等人表示不准备参加了。毕磊向他再三解释，说明这次欢迎会是在党团支持下、由同学们自己热心发起，而不是奉学校当局之命行事的。鲁迅听了十分感动，最后欣然答应了。

欢迎会定在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举行。事前，中山大学党组织通过党团员分头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届时踊跃参加; 为了保护鲁迅的安全，防止“士的党”等右派分子捣乱，毕磊还周密地布置一些进步同学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做好保卫工作。二十五日下午，在毕磊、徐文雅等陪同下，鲁迅前“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②虽正值放寒假，但整个大礼堂都挤满了人。欢迎大会由毕磊主持，他“虔诚而又兴奋地宣布欢迎词”③。正在此时，学校负责人、国民党右派分子朱家骅却自行走到讲台上，当着鲁迅的面发表了一阵肉麻的捧场，言不由衷地说鲁迅是“革命战士”、“革命家”等等。

对于朱家骅的鄙恶行为，鲁迅从内心感到憎恶。他当即登台发表演说，毫不留情地把朱家骅的卑鄙奉承顶了回去。他说：朱先生那一套，我不接受。我对朱先生的话要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也不是什么“革命家”。接着，鲁迅对广州当前的政治局势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在厦门时听说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是很革命的地方，“赤化”了，“红”得很。因此，我就来看一看，广州的革命究竟怎么样? “红”得怎么样?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跑来一看，果然是“革命”了，红标语，红布标语中还有用白粉写的字——“红中夹白”，真是使人有点害怕①! 最后，鲁迅勉励广东的青年们要敢于冲破沉寂的气氛，说： “在现在，青年们有声音的，应该喊出来了。因为现在已再不是退让的时代。因为说话总比睡觉好，有新思想的喊出来，有旧思想的也喊出来，可以表示他自己的旧思想之快将灭亡! ”②鲁迅的精采演讲博得了全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这次欢迎会开得十分成功，富有教育意义，在广大青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在毕磊的邀请与陪同下，鲁迅又“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③。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原已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选出“欧阳继统、何思源、刘云门、李绍华、丘启勋、毕磊、李冰若、许金元、陆冠莹等九人为干事”④，由毕磊负实际领导责任，欧阳继统负责处理日常工作①。社会科学研究会以“研究社会科学知识”为宗旨，成员主要为中山大学的党团员及进步学生一百余人，还有广州各大中学校学生骨干四十余人。研究会下面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问题以及国际问题等组，认真热烈地学习革命理论和进行社会科学训练。社会科学研究会在筹办过程中，处处受到学校当局朱家骅之流的阻挠，校方既不给地方活动，又不拨活动经费; 后来又声称必须要在学校“指导”下，才能考虑“酌予津贴”。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对于朱家骅一伙的所作所为十分气愤，在毕磊的号召与组织下，纷纷捐献活动经费，还捐献了一批图书，开办了一个图书室，组织学生们进行学习。经毕磊的介绍，鲁迅知道了上述情况后，当即旗帜鲜明地公开表示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支持学生们这种热情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社会科学知识的活动，除亲赴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外，还定期为研究会捐赠活动经费。在鲁迅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三月三十一日，捐社会科学研究会泉②十元”，“四月十三日，捐社会科学研究会泉十元”。鲁迅的热情支持与指导，更加激励了青年们学习革命理论的积极性。

在加强对鲁迅的团结和联系工作过程中，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还着重指示毕磊、徐文雅等人，要注意经常将党主办的有关刊物送给鲁迅阅读，同时向鲁迅如实地介绍党的有关政策以及对当时形势的主张，以便让他进一步了解党，了解政治局势。当时广东党团出版发行的刊物有《人民周刊》 (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先后由张太雷、任卓宣等主编) 、《少年先锋》 (团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由李求实主编) 、《支部生活》 (中共中山大学总支部出版的内部刊物) 。此外，在广州发行的，还有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及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毕磊等遵照党的指示，定期将上述刊物送给鲁迅。鲁迅对此十分高兴和重视，认真阅读后还珍重地收藏起来。在鲁迅的日记中，数次记载了这一事情： “一月三十一日，徐文雅、毕磊、陈辅国来，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 ，“二月九日，徐文雅来，并赠《为什么》 (即《做什么》——引者) 三本”等。

鲁迅抵广州后，中共广东区委还指示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与中共中山大学总支专门出版一个刊物，表示对鲁迅的欢迎，并以此作为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陈延年将刊物定名为《做什么》 (英文名“what ToDo?”)，由毕磊负责主编。筹办过程中，为解决经费困难，曾在党团员中发起过一次“刊物捐”。由于大家都是穷苦学生，一百二十人才共凑到二十七元四角钱①。鲁迅后来知悉此事，也即解囊捐助了一部分印刷经费，使刊物得以于二月七日正式出版。

在《做什么》创刊号上，毕磊撰写了《欢迎鲁迅以后——广州青年的同学(尤其是中大的) 负起文艺的使命来》一文。他就鲁迅在欢迎会上指出“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这一事实，联系谈到广州的文坛方面的情况，也同样是“几乎可说如同一块沙漠，连什么都没有; 有的，只是冷静，只是沉寂。”但是，广大要求革命的青年对于这种现实“是耐不住的了” !“我们必须用全力来打破，用全力来呼喊，在这沉静的沙漠上猛喊几声。鲁迅先生这次南来，会帮助我们喊，指导我们喊，和我们一同喊。”为此，文章号召广大青年，“应该做文艺沙漠上的骆驼”，“负起我们文艺的使命来，在西南的园地上开发几朵灿烂的鲜花”。

在《做什么》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毕磊还发表了其他一些文章，都观点鲜明，言简意赅，富有说服力和鼓动力，深受读者们的欢迎，也得到鲁迅的重视。鲁迅在后来所写文章中，曾经叙述说： “记得《做什么》出版后，曾经送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 ‘坚如’ ，‘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通信处也是他”①。为了有所比较，鲁迅还特意买了两本由广州国民党反动文人组织的“革命文学社”编的刊物《这样做》回来，与《做什么》相对照，结果发现《这样做》 “是和《做什么》反对，或对立的”，是“大相反对的两种刊”②。对于《这样做》这些打着“革命文学” 的幌子而大干反革命勾当的卑鄙行径，鲁迅十分憎恶，后来还特意发表文章，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指出它“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在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 ，‘杀，杀’ ，或 ‘血，血’ 的。”③

鲁迅对于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情况，过去已有印象，称他是自己的“老仁侄”④，是一位有出息的青年; 经过向毕磊、徐文雅等人了解，对陈延年也就更加敬重。有一次，鲁迅向毕磊表示了自己想与陈延年会面的心情。毕磊将鲁迅的意见向陈延年报告，陈延年表示同意，并吩咐毕磊与任旭(陈延年秘书) 负责安排。由于当时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反革命叛变活动日益明显，形势十分复杂，因此决定两人的会见秘密进行，地点选择在广东区委。

三月下旬的一天，在毕磊陪同下，鲁迅到了座落在中山大学斜对面的广东区委 (文明路七十五号至八十一号)。陈延年已在区委二楼会客室等候，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陈延年还向鲁迅介绍了党的任务和策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等等。这次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直至深夜才结束。鲁迅告辞出来后，偕毕磊一齐返回中山大学大钟楼①。事后，陈延年说，这次与鲁迅会见“谈得很愉快”，还说鲁迅的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②。毕磊介绍两人会见的情景时也说： “鲁迅先生在见面以后，流露了非常满意和兴奋的情绪。”③通过这次会见，使鲁迅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了解，思想更加明确了，从而更有信心地在党的帮助与支持下进行战斗。

三月底，陈延年与苏兆征、彭湃等离开广东，北上武汉参加即将举行的党的“五大”。临行前，陈延年再次召集中山大学党支部和区委学委会的负责人毕磊、徐文雅等人开会，部署今后的工作，同时对中山大学党组织争取团结鲁迅的工作，作了一个总结性的估计，他说： “我们对鲁迅的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效果，今后还要继续抓紧这个工作。”他还说：越到环境不好的时候，他就越能站到我们这方面来。鲁迅就是这样的人! 陈延年一再嘱咐毕磊等一定要继续努力做好团结鲁迅的工作，并反复强调指出： “鲁迅是我们党的真正朋友。”①毕磊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指示，继续主动亲近鲁迅，与鲁迅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直至四月十三日，毕磊还收到了鲁迅亲手交给的捐与社会科学研究会作活动经费的十块钱。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驻广州的桂系军阀，继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之后，也在广东实行了反革命叛变，对广州地区的革命机关、群众团体、学校等进行突然袭击，疯狂搜捕和杀害大批共产党人、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和革命分子。整个广州顿时陷入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当晚，一支反动军警在“士的党”分子刘范等人的指引下，冲进了中山大学，按预先开好的黑名单进行大搜捕。当时毕磊正在学生宿舍睡觉，不及走避，与其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欧阳继统、陈辅国等人一起被捕，押到市区天字码头附近的南关戏院，后又转押到南石头监狱。翌日，广州报纸披露称：“闻军警捕获萧某某 (即萧楚女) 、容某、熊某 (即熊锐)等，在中大学校捕获毕某 (即毕磊) 等”②。第三天 (十七日) ，上海《申报》也报道说： “广州共产党分子被捕六百余人，在南关戏院收容。首要为刘尔崧、李亦愚、李森、何耀全、谭其锐、毕磊、萧楚女、沈春雨等。”在国民党反动派心目中，毕磊是被列为共产党的首要分子的。

四月十五日清晨，许广平家的老仆人阿斗给鲁迅带来了关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恶耗，并说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连到鲁迅身上的。“叫老周 (鲁迅)快逃走吧! ”①但是，鲁迅非但没有逃走，相反却惦念着毕磊等革命青年的下落与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起身从白云楼寓所赶回中山大学②。当他知悉毕磊他们已被反动派抓去时，不禁义愤填膺，立即发出召开各系主任会议的紧急通知。下午，他“赴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③，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问题。在会上，鲁迅首先态度鲜明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为，主张营救被捕学生。他说：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料想不到的。学校负责人是公开宣布过带领学生往左走的，这回却反过来大骂共产党，怂恿政府抓捕学生，这将怎样解释?我认为学校有责任把被捕的同学赶快营救出来④。但是朱家骅却凶相毕露地胡说什么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党校”，在“党校”的教职员应当服从“党”，不能有异言。这样一来，其他在场的人都只好不再作声了。“鲁迅在这场合，看看不能扭转局势，即表示辞职，以表明抗议这种横蛮无理态度。”⑤四月十六日下午，鲁迅特别“捐慰问被捕学生泉十元。”⑥

毕磊被捕后，戴季陶、朱家骅之流曾向毕磊劝降，要他“悔过自新”，当场遭到毕磊严正拒绝，痛斥他们叛变革命的行径“卑鄙无耻”。戴季陶、朱家骅当场出丑，狼狈异常地溜走了。毕磊大无畏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分子”等口号。反动军警赶忙用铁链将他捆绑起来，用刺刀戳得他体无完肤，然后加以杀害。事后，中山大学反动当局还无耻地张贴布告，宣布开除毕磊、欧阳继统等一批革命学生的学籍。

毕磊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当毕磊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后，鲁迅为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而感到十分悲痛。他时常与许寿裳等知己“提起有某人(即毕磊——引者)瘦小精悍，头脑清醒，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①在他以后所写的文章书信中，一再提及毕磊，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毕磊的深切怀念和对国民党反动派无耻杀害革命青年的憎恨。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 “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②。他在文章中叙述道： “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 (按：应为十五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悍的湖南的青年。”③一直到一九三○年时，鲁迅对于国民党残杀青年学生事，仍然非常愤慨。当他碰到中山大学的同志时，总是显得十分亲热，“他对国民党杀害毕磊等同志的暴行，表示十分痛恨。”④鲁迅还因毕磊等革命青年惨遭杀害，谈到对自己思想的冲击与震动，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 我的思路因此轰毁……”①。毕磊留给鲁迅的记念是深刻的，他留给我们革命青年的记念也将是永远的。

注释

①据湖南省民政厅提供的材料(1983年2月)。另一说毕磊出生于长沙。

①1924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成广东大学,毕磊仍在广东大学英语部读书。1926年,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纪念孙中山。

②据湖南省民政厅优抚处提供材料,1983年2月。

③④据陈志文: 《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 ,载《广州文史资料》第18辑。

①“新学生社”是广东地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于1923年夏成立。

②据林增华: 《“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中的左右派斗争》 ,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

①据林增华: 《“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中的左右派斗争》,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

②徐彬如: 《大革命时期我在广州的经历》,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0期。

①②③周鼎培: 《中山大学工作三十九年见闻》,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

①《工人之路》第96、97号,1925年9月28日、29日。

①“士的党”即广州地区的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因其成员经常拿手杖(英文stick,译音为“士的”)殴打进步学生,叫嚷“要从广东大学打到广州,再打到全国”,因而亦被称为“士的党”。

②据林增华: 《“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中的左右派斗争》。

③徐彬如: 《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 (1971年) 。

①《工人之路》第205号,1926年1月18日。

②③《工人之路》第221号,1926年2月3日。

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青年部编: 《青年工作》第8期,1926年4月12日出版。

②《工人之路》第295号,1926年4月19日。

③《工人之路》第313号。1926年5月8日。

①②徐彬如: 《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 (1971年)。

①徐彬如: 《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 (1971年)。

②据韩托夫1983年7月回忆资料。

①②《解决罢工的问题》,载《广州评论》第2、3期合刊,1923年7月31日。

①范师任: 《悼毕磊同志》,载1927年6月7日汉口《中央副刊》第74号。

①徐彬如: 《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 (1971年)。

②陈辅国又名陈烈浓,当时为中山大学法文预科学生,共产党员。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革命叛变时,与毕磊等—道被捕牺牲。

③据沈鹏年: 《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 ,载1961年9月21日《光明日报》。

①②③徐彬如: 《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 (1971年)。

④转引自沈鹏年: 《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

①韩托夫: 《一个共产党员眼中的鲁迅先生》,载《文艺报》,1956年第19期。

②《鲁迅日记》 (1927年1月25日)。

③清水: 《我忆念到鲁迅先生》,载汉口《西北风》半月刊第13期,1936年12月5日。

①沈鹏年: 《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

②转引自坚如(即毕磊): 《欢迎了鲁迅以后》,载《做什么》第1期,1927年2月7日出版。

③《鲁迅日记》 (1927年1月27日)。

④据《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5期,1927年3月7日出版。

①许涤新: 《鲁迅战斗在广州》,载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论鲁迅在广州》 (1980年)。

②泉,钱的意思。

①《中山大学支部周刊》第5期,1927年3月。

①②鲁迅: 《三闲集·怎么写 (夜记之一)》 (1927年10月)。

③鲁迅: 《革命文学》 (1927年)。

④因陈延年的父亲陈独秀很早与鲁迅相识,故鲁迅称陈延年为“老仁侄”。

①据徐彬如1973年5月的回忆资料。

②徐彬如: 《回忆鲁迅一九七二年在广州的情况》 (1971年)。

③据沈鹏年: 《鲁迅和陈延年的见面》 ,载1962年4月10日《羊城晚报》。

①据徐彬如1973年5月的回忆资料。

②据1927年4月16日广州《现象报》。

①许广平: 《鲁迅回忆录》 ,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②这时候鲁迅已从中山大学大钟楼迁到广州东堤附近的白云楼,与许寿裳、许广平合住在一起。

③ 《鲁迅日记》 (1927年4月15日) 。

④陈志方: 《广州“四一五”我所见到的鲁迅》,载1981年9月23日《人民日报》。

⑤许广平: 《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 ,载《许广平忆鲁迅》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 《鲁迅日记》 (1927年4月16日) 。

①许寿裳: 《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鲁迅: 《致李霁野》 (1927年4月20日) 。

③鲁迅: 《三闲集·怎么写》 (1927年10月)。

④韩托夫: 《一个共产党员眼中的鲁迅先生》。

①鲁迅: 《三闲集·序言》 (1932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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