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蔡树藩人物传,蔡树藩生平事迹,蔡树藩评价

Posted 2022-05-08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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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蔡树藩人物传,蔡树藩生平事迹,蔡树藩评价

(一)

蔡树藩，字子焕，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北汉阳县蔡甸镇龚家小岭的一个产业工人家里。祖父原籍山东，清朝时代流落汉阳县官桥，在蔡甸襄河码头上当搬运工，以维持全家生计。父亲蔡顺彩，从小当学徒，后来成为汉口一家五金厂的钳工，以手艺精湛，人缘良好受到工人的敬重。但由于资本家的剥削，收入微薄。母亲马氏，栽种二分菜地，操持老少七八口人的家务，虽终年忙碌，仍然难以糊口。

一九一四年春，蔡树藩的祖父借债让他就读于蔡甸私塾。他勤奋好学，两年就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和《孟子》，为塾师龚春圃所称道，并免收学费和圣人钱①。一九一五年，蔡树藩以优异的语文成绩考入蔡甸镇国寺国民小学三年级。

一九一九年，蔡树藩从小学毕业前夕，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六月初，爱国运动的浪潮波及到蔡甸，蔡树藩被选为镇国寺国民小学学生自治会干事。他率领同学上街宣传，并带头查抄了商店里的日货。在斗争中，他第一次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深感祖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

一九二○年，蔡树藩随父母迁居江西萍乡。父亲在安源煤矿当五金工人。不久，蔡树藩也为生活所迫，进安源煤矿当学徒。

安源煤矿是当时中国较大的矿业之一。一九○七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安源煤矿三处合组汉冶萍公司。后来，因借日款，公司实权归日人所有，工程大权归德国工头掌握，整个企业管理则采取封建把头制。矿井设备简陋、原始，无论排水、照明、牵引、提升等设备都极差，尤其是井下的安全设备奇缺，工人们的生命安全常常因发生塌方和瓦斯爆炸事件而受到严重的威胁。路矿当局为了要工人多出煤，雇请了一批外国打手，和当地工头一起监督工人劳动，动辄对工人拳打脚踢，或克扣工人工资。

广大工人在这种艰苦环境下生活、劳动，形成了团结互助、坚强不屈的性格。当时，矿井上下的工人，自发组织了十友会等互助团体。蔡树藩的父亲蔡顺彩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对工人弟兄中的困难常常是倾囊相助。蔡树藩在父亲的影响下，也仗义疏财，深得伙伴们的信任，结识和团结了不少青年工人。

(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一月，党派李立三到安源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李立三来安源后，首先创建平民学校，吸收蔡树藩等三十多个工人子弟入学。李立三对他们进行耐心教育;在课余，就由蔡树藩陪着，去访问孩子们的家长。他告诉工人们，他还准备开设一个工人补习夜校，帮助工人补习文化。李立三通过蔡顺彩和蔡树藩父子和另外两名铁路工人，串连发动群众参加夜校。工人夜校很快成立起来，学生达五十多人。

蔡树藩性格活泼，喜欢唱歌。他根据李立三所编课本的词句，用江西的民歌调子来演唱，然后又教给工人唱，如：工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工人力量大如天”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既教育了工人，又使蔡树藩受到了阶级斗争的启蒙教育，阶级觉悟明显提高，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工人俱乐部以“联络感情、陶冶德性”为公开宗旨，实际上是党领导的工会组织。蔡树藩是工人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参加了俱乐部的宣传队工作。

工人夜校的创办，和工人俱乐部宣传工作的开展，使得多数工人再也不到酒馆、赌场里去了。工人俱乐部捍卫工人的利益，一再向军阀和封建买办势力展开斗争，使路矿当局和工头欺压工人时有所顾忌。

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引起路矿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将工人俱乐部视为眼中钉，不断派军警、流氓进行破坏、捣乱，并散布所谓“过激党控制工人，危害治安”等谣言，随即命令工人俱乐部自行停闭。工人们对路矿当局压制工人运动的行为十分愤恨，要求起来反抗斗争。蔡树藩及时把工人的要求向李立三作了汇报。这时，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区委员会派刘少奇去安源指导罢工斗争。李立三把蔡树藩介绍给刘少奇。蔡树藩以后就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成为安源工人运动的骨干。

当时，有许多工人参加了封建的红帮组织。为了广泛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团结红帮中的广大工人群众，李立三、刘少奇等置备了一些礼物，由蔡树藩和他父亲陪同，到红帮头目的家里登门拜访，向他们宣传组织工人罢工的意义。红帮头目见俱乐部里穿长衫的先生亲自拜访，认为看得起自己，当即表示支持工人罢工。

在安源路矿罢工前夕，蔡树藩特别活跃，夜以继日地带着一些青年工人，散发传单，张贴公告，组织矿区纠察队，维持秩序。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多工人，在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大罢工。一夜之间，整个矿区贴满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工友们各归住房，严守秩序”、“没有俱乐部的命令，决不复工”等标语。蔡树藩联络好了拉汽笛的工人按照工人俱乐部的决定，停止拉汽笛。没有汽笛声，谁也不去上工，整个矿井、铁路立即陷于死寂状态。安源路矿罢工传开，全国为之震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异常恐慌。

蔡树藩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刘少奇、李立三为首的代表团，与煤矿当局进行谈判。他白天参加谈判，晚上和刘少奇等一起研究对策。蔡树藩及时将谈判的经过转告给罢工工人; 也将了解到的各种情况及时向刘少奇、李立三反映。工人坚持不懈的斗争，不断挫败了资方的种种阴谋，终于迫使路矿当局和资本家同意俱乐部提出的十三点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蔡树藩经过斗争的锻炼也进一步成长起来。

一九二三年，蔡树藩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奉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安源矿区，担任矿区团委委员，在青年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①。根据刘少奇、李立三的指示，他从工人的经济利益出发，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强工人之间的团结，在工人中广泛地提倡交朋友的活动。二月，当京汉铁路“二七”罢工惨遭军阀、反动政府镇压后，全国铁路矿工的活动先后遭到镇压。湖南的反动军阀，派出两团兵力到安源煤矿，强行关闭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搜捕工会领导人。蔡树藩的行动也被敌人注意和监视，并被指控为“过激分子”。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秘密离开安源去长沙。不久，党又派他返回安源，重建工会。当他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工作正在积极开展，筹建工会即将就绪时，路矿当局侦知他又在安源活动，就下令四处搜捕，迫使他再次连夜潜往长沙。随后，党组织派他到南昌兵工厂。他以该厂五金工人的身分，负责青年团的工作。一九二五年，蔡树藩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②，并参加兵工厂党的领导工作，在工人中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团员。

一九二六年初，因蔡树藩在工人中活动频繁，与工人交往密切，引起该厂侦探的怀疑、跟踪，后被反动当局拘禁。但敌人没有拿到什么证据，又不得不将他释放。释放后，蔡树藩奉江西党组织之命，继续留在兵工厂工作。

同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一九二七年初，蔡树藩奉命调往汉口硚口工业区作工运工作，任中共硚口区特别区委委员兼任劳动童子团团长。“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蔡树藩积极投入这一活动，在硚口区召开了有十万工人和市民参加的群众讨蒋大会，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讲。七月，汪精卫亦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捕杀。蔡树藩被逮捕，后经党组织设法营救出狱①。

党的“八七”会议后，革命的重点转入武装斗争。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骨干去苏联学习，其中包括蔡树藩。一九二七年底，他从上海搭苏联货轮，经海参崴到莫斯科。根据党中央指示，他与苏兆征、瞿秋白等同志一道，组成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他就到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原称中山大学)学习。在该校学习期间，蔡树藩刻苦努力，一丝不苟，各科成绩良好。不久，他又转入列宁学院进行深造。

一九二九年，蔡树藩作为二十名中国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五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三)

一九三一年初，蔡树藩在列宁学院结业后，与其他同志一起奉调回国，先在全国工会总部工作; 两个月后，又奉命去中央苏区。开始他在总工会任职，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为了发展苏区的工农业生产，扩大红军，支援前线，他不仅深入群众做发动工作，而且常常提着浆糊桶在各地张贴标语，进行宣传演讲。同年四月，党派他任红二十二军政治委员。二十二军隶属于红一军团，他和军长罗炳辉一起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指挥战斗。五月，他率部在广昌参加反对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作战。在此战役中，他曾先后九处负伤，但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直到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六月，红军进行整编，取消了红四军、红三军、红二十二军番号; 军团直辖师。蔡树藩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不久，蒋介石又纠集三十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蔡树藩带伤率领部队奔赴前线。为了了解敌人火力部署，他到前沿阵地进行实地观察。当他带着警卫员摸到敌人阵地附近，正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时，不料被敌人冷枪射中左臂，又一次负伤。因伤口严重发炎，他被送进后方医院治疗。当时军情紧急，每次战报传来，都使他心急如焚。他深感在决战时刻，自己不能久留医院治疗。多次向医院负责人和医生要求，尽早出院，重返前线。

在当时战争频繁的情况下，红军医院条件简陋，医务人员少，药物奇缺，主要用中草药、土偏方进行治疗。因此，蔡树藩的臂伤，很难短期治愈。他为了早日出院，就向医生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左臂锯掉。医生回答说： “这样做当然可以使你早日返回前线，可是要动这样的手术，一没有手术工具，二没有麻醉药，你身体会吃不消的。”但他毅然坚持截肢。经过组织上的同意，外科医生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用一把普通的锯子，将他受伤的左臂锯断。这种忍痛截肢的情景，使在场所有的同志都惊叹不已，深受感动①。

截肢断臂后，伤口很快愈合，蔡树藩请求组织批准他重返前线，继续指挥战斗。

一九三三年秋，蒋介石以五十万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十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第九军团，任命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治委员。组建甫竣，蔡树藩和罗炳辉立即统率全军，投入紧张的反“围剿”战斗中。十一月中旬，他和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全体指战员，奉命在棠阴附近和红一军团配合作战，袭击敌军。在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的云盖山、大雄关战斗中，敌吴奇伟以五个师的兵力从东南两方面合围袭击我军，我军仅以三个师的兵力，以寡敌众，和敌人拼消耗、打防御战、打“短促突击”，指战员们虽英勇顽强，但由于战略指挥上的错误，使整个战局日益被动，再加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罗炳辉、蔡树藩只得指挥部队撤退。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蔡树藩在前线指挥作战未能出席会议，但被大会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了“保卫建宁”，“保卫长汀”，“保卫兴国”等不切实际的错误口号，驱使部队进行防御战。蔡树藩和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或为主攻，或配合一、三军团作战，虽然干部战士打得极其英勇艰苦，也曾获得一些胜利，但对全局毫无补救。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一方面军开始突围长征，蔡树藩与罗炳辉继续统率红九军团，奉命从江西的瑞金向湖南、广西边境进发。遵义会议后，他被调任中央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随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四渡赤水，转战云、贵、川，与追敌战斗，胜利地跨过雪山，到达北上抗日的前沿阵地毛儿盖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继而又随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右路军北上，通过纵横数百里，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蔡树藩在途中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病，又忍受着断臂发生的剧痛，坚持率领指战员，走出了草地。在包座地方，他率领红军歼灭胡宗南一个精锐师。这次战斗，对打通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道路，意义重大。

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当机立断，将一、三军团及部分军委纵队改编为抗日先遣支队，继续北上抗日。蔡树藩任先遣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协助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领导全纵队北上行军作战。十月，部队到达陕北。十一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时，蔡树藩被任命为内务部部长。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陕北地方红军第三十军，任命蔡树藩担任军政治委员。这年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采访。他访问了蔡树藩。蔡树藩会讲俄语，也略通英语，向斯诺畅谈了关于红军长征的战斗事迹、共产国际的情况和中国苏维埃的发展历史及其光明前途，也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经历等等。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有时还下棋、做扑克游戏。斯诺曾写道： “蔡树藩在战斗中失掉一臂，但不论打球或打牌对他都没有什么妨碍。他学会打‘勒美’ 后，很容易地就用一隻手打败了我”。“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很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的红军将领”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蔡树藩随中央机关迁至延安。不久，美国友人女记者尼姆·韦尔斯到延安来采访，专程访问了蔡树藩。尼姆·韦尔斯写道： “内政委员蔡树藩把苏维埃政权和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机密，介绍给我。”“我最初遇见他在网球场上，惊异他拦网的打法。他屈伏着身体做出一种跳背游戏的姿势，没有一个球曾经逃过他的网拍。它以闪电般的速度回转来，正落在他知道你接不着的地方。”蔡树藩“现在只有二十九岁，他已同中国两个最著名的无产阶级领导——李立三和项英——密切合作”。他在从网球场回住处的途中，和尼姆·韦尔斯沿延河边步行，对尼姆·韦尔斯说： “我会用我的独臂来骑马、拍网球、过河，我能够从容地写信和握筷子。”他沉思地继续说： “但仍然不一样。我稍稍离开了平衡点——一种向右的偏向，我知道。”尼姆·韦尔斯风趣地安慰他说： “也罢，现在比那 ‘左’ 倾时代合适些，是不是?”①

蔡树藩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准备到上海去装一只假手。在去上海的途中，正值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火车中断，于是又折回延安。

一九三七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蔡树藩担任内务委员会主任，协助政府主席林伯渠处理日常事务。十月，中央军委又调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

这时，他的断臂和身上所受创伤常常引起剧痛，此外，十二指肠溃疡也时有发作，严重地损害着他的健康。经中央批准，他于年底去苏联治病。

(四)

一九三九年，蔡树藩病愈回国。刚到延安，他就请缨杀敌。中央军委决定，派他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他来到太行山区后，正赶上部队进行紧张的“破击战”，以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他主持师政治部工作，带领干部，动员根据地的群众，配合我军作战。他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经常找地方干部调查研究，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及时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蔡树藩在前线参加指挥作战的同时，还肩负大量的军、政、民之间的工作，对密切军民、军政之间的关系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蔡树藩在太行山区工作期间，认识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陈书涟。他们在接触中，互相鼓励，互相关心，彼此信任。半年以后，经邓小平和卓琳的介绍，他俩于一九四○年夏天结了婚。

一九四一年五月，蔡树藩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参与部署和指挥了一次大的“破击战”。奋战七天七夜，彻底平毁了敌人自我吹嘘为“万里长城”的从大营至冀县的封锁长墙，粉碎了敌人分割边区的阴谋。

一九四二年六月初，日军动用一万五千余人，又对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铁壁合围”，采用集中兵力“辗转扫荡”，兼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当敌军气势汹汹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压来时，蔡树藩奉命率领师直属队保卫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日渐缩小的敌人包围圈中周旋。由于情况突然变化，他与主力部队的联系中断，孤军作战。但他镇定自若，率领部队，在敌人重兵合围的接合部穿行。经过十余天的辗转苦战，终于于六月中旬越过邯(郸)长(治)公路，在宋家庄东侧突出重围，与师主力部队胜利会合。

一九四三年秋天，蔡树藩奉调回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同时参加大生产运动。他虽独臂，但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开荒种地，不肯闲坐。

一九四五年，蔡树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四月“七大”召开时，他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党的“七大”以后，直至解放战争期间，蔡树藩先后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和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和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同志一起，积极参与领导华北军民配合野战部队作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蔡树藩协助罗瑞卿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认真执行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大胆使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及时将一批表现好、有水平的知识分子提拔为各级领导干部。

一九四七年冬，部队开展“三查” (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三整” (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有些单位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如政治部有一位副科长，家庭富农成份，本人学生出身，历史清楚，工作积极，兄弟数人全都参加了革命。他哥哥担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长期以家庭为掩护，为革命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在土改中，却挨了整。政治部有些人亦想整他。他得知这些情况后，思想很紧张，坐卧不安。蔡树藩知道此事后，认真了解情况，并与主持工作的同志一起分析该同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认为他是一个好同志，指示有关工作人员不能乱整人。蔡树藩这样作，不仅保护了该同志，而且纠正了政治部一些工作人员的某些“左”的作法，使“三查” “三整”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部队进行整编。蔡树藩继续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军区派出一批干部到傅作义起义部队中工作。当时傅部中有些将领对我党政策不了解，看见我军派到傅部的党员干部聚集在一起开会，怀疑是要整他们，因而整天忧心忡忡。在少数军官唆使下，个别部队准备哗变。情况一时很紧张。华北军区首长知道情况后，决定派蔡树藩处理此事。蔡树藩接受任务后，只是带了几个工作人员，不要武装警卫，前往起义将领住处，召集他们开会，诚挚坦率地阐述我党我军的政策。他说：我们召开党员会，是过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党的政策方针，目的是要把工作做得更好。请你们不要顾虑。你们在傅作义将军的领导下，起义是光荣的行动。我们对此表示十分欢迎，热诚希望和你们合作，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也欢迎你们将来能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①。经过蔡树藩的耐心解释、说服工作，解除了傅部一些将领的思想顾虑，事情也就平息下来了。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树藩奉命随军南下，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一九五○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主任，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等职。他的夫人陈书涟亦随同前往重庆工作。有一次，一位同志问陈书涟： “你们老蔡犯了什么错误?原来他是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为什么到这里只作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主任?”

陈书涟回家将这件事告诉蔡树藩，他听后泰然自若地说：“我过去搞过工人运动，现在组织上安排我做工会工作，不是很合适吗! ”①

为了组织和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会工作，蔡树藩认真学习、研究党的有关文件，仔细审阅各地、各工厂矿区汇集来的报告材料，认真研究处理。他常说： “我们没有成熟的经验，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又不能生搬硬套; 要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我们自己的政策。比如，关于学徒问题，既要注意让他们有一些参加政治和文化技术的学习时间，又不能和老工人一样要求，以便他们能更好地进步和成长起来。”②

蔡树藩在主持制定劳动保险法、研究工人生活福利以及处理劳资关系等问题时，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各项政策，他认为，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目前必须容许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人民共和国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他说：工人的生活要改善，但要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脱离实际来片面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增加工资，是不对的。

(六)

一九五四年秋，蔡树藩奉调北京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领导成员，辅佐贺龙主任，具体主持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解放前，中国体育事业极端落后，中国人民常被讥讽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发展体育事业。在党的关怀下，体育事业有了发展，但仍远远落后于世界体育运动的先进水平。蔡树藩决心不辜负党的厚望，努力贯彻党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把体育事业促上去。他协助贺龙，首先利用各种会议和宣传场所，向体委干部讲清楚体育工作的重大意义，强调体育工作是关系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的事业，调动体育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他们的教育和带动下，体委和工会、青年团密切配合，动员全国人民都来办体育，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从而形成了全国体育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

一九五五年，在蔡树藩等主持和推动下，全国总工会在北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全国工人运动会。这届运动会，成为建国后，群众性体育运动的一次大检阅。运动会进行期间，蔡树藩不仅到场指导工作，观看比赛，而且注意发现人才，挑选运动员。事后，还向全国推广工人运动会的经验。

一九五五年以后，蔡树藩和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决定在全国各类学校里推广“劳动卫国制” ，鼓励青年学生为建设祖国，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积极参加劳卫制锻炼。体委的这一决定，获得了全国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很快就有二百三十五万青年学生参加劳卫制预备级和劳卫制一级的锻炼，取得了很大成绩。

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蔡树藩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典型，然后加以推广。他听说广东梅县的体育运动开展得较好，就去梅县作详细调查、研究，并指导梅县总结经验，及时向全国推广。

为了培养大批能推动我国体育运动水平、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培养和造就大批积极而热爱体育工作的干部，蔡树藩常常利用休假日和星期天，去运动员训练场地、宿舍探望他们，找运动员谈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许多运动员喜欢他直爽、坦率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乐于和他谈心。他常常勉励运动员，要他们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要做娇宠的运动员，“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暴风雨吹打的”。他对运动队教练和运动员要求特别严格，经常到训练场地检查队员对训练中规定每项要求执行的情况，遵守训练组织纪律的好坏。同时，他又无微不至地关怀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他在国家体委会上，首先提出对运动员要建立“医疗监督”制度，以增强运动员的体质，适应艰苦训练和比赛的要求。他和北京有名的营养学家、营养厨师、医生护士不断研究运动员的食谱，和各类运动员所需要的食品，搞清楚运动员到底吃什么和各种食品的比例调配办法。在他的指导与影响下，各级体委和很多运动队都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对运动员的“医疗监督”保健制度，对保障运动员的健康，提高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五五年，捷克斯洛伐克邀请我国派体操队去参加友谊比赛。当时国家体委有些同志耽心我们的水平不高，准备不足，怕成绩不好，会丢脸。蔡树藩则认为：不下水，不知深浅;不去参加比赛，不知对手水平高低。只要我们尽力而为，敢于拚搏，赛出精神，打出风格，就不会丢中国人民的脸。他鼓励运动员增强民族自信心，克服困难，积极努力。国家体委经过讨论，完全同意蔡树藩的意见，决定派代表队去捷克。体操队的教练和全体队员，牢记党的关怀和人民的希望，他们遵照贺龙、蔡树藩等领导的指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优美的体操表演和高尚的体育风格，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热烈鼓掌和赞赏，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留下了美好印象，也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这年，国际射击比赛在我国北京举行。开始，国家体委有些同志对我射击队的实力不够了解，不敢组织这场国际比赛。蔡树藩详细了解情况后，以临战时的决断，根据贺龙主任的指示，组织并派出强有力的射手参加比赛。他还向运动员作了比赛前的政治思想动员，鼓励他们为祖国争光，赛出风格和水平。结果中国队除获得总分第四名外，男子队用战斗步枪射击，获总分第二名。李素萍获女子小口径步枪立射冠军，射击场上八次升起中国国旗。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八日，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为打破帝国主义制造的“两个中国”阴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国家体委决定派代表队参加。蔡树藩协助贺龙，具体主持体委部署关于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并于十月七日，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 (包括港、澳同胞)选拔赛。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蔡树藩因劳累过度，引起断臂部位剧痛难忍。但他十分关心这项工作的进行，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为使各项组织工作顺利进行，他几次把体委有关领导人和教练请到病榻前，听取汇报和研究问题，鼓励大家创造出新成绩。后来，他又邀请一些运动员来谈话，对他们进行热情鼓励，大家看他痛得汗珠在额上直冒，无不为之感动。后来，由于帝国主义顽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蔡树藩和体委党组，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声明我国毅然退出有关国际体委组织，并决定不参加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北京体育学院在首都举行全国首次体育运动科学讨论会，蔡树藩代表国家体委党组向会议提出了“大力开展体育运动科学研究”的新课题。他向代表指出： “体育运动如果只靠苦练，没有科学的指导，就很难有迅速的提高，加强体育科学的学习，研究，加强科学的指导，这是我国体育工作者当前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①他号召我国体育科研工作者和广大运动员，重视并开展对体育理论、体育发展史，以及有关体育方面的生理学、卫生学、解剖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医疗体育和医务监督等问题的研究，并鼓励大家撰写和出版上述方面的著作，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五六年九月，蔡树藩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他首先在北京召开基层体委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 “八大”会议的精神，号召广大体育工作者，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掀起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的高潮。接着，他又到山东、上海、广西等地，深入基层，检查体育工作，帮助各级体委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及时总结典型经验，使我国体育运动出现了飞跃发展的大好局面。

一九五七年，蔡树藩率领我国体育代表团到民主德国进行友好访问。途经莫斯科时，为了节省费用，他谢绝住高级宾馆，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在侯机室坐了一夜。他到德国后，得知德国有一个设备先进的体育馆，就与有关人员一道参观，详细了解该馆设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并把主人的介绍，叫随行人员详细作了记录，以便回国后借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浮夸风也向体育界刮来，各项体育指标都订得偏高，要求得过急。蔡树藩对此很有意见。他在体委会上严肃地说： “我们的规划如果只凭热情，不切合实际，订得过高，完成不了，就会打击群众的情绪，对开展体育工作是不利的。”①四月，他到浙江检查工作时，在省体委会上指出：体育规划可搞成两本帐，一是必成，一是期成，这样既保护和支持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又使规划订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

同年十月，中国政府应阿富汗等国的邀请，派以郑振铎和蔡树藩为正、副团长的一行十六人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进行友好访问。十月十七日，代表团所乘飞机经过苏联卡纳什地区上空时，不幸失事。蔡树藩和代表团全体成员殉难。

十月三十一日，首都人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悼词说： “蔡树藩同志是党的忠实儿子，是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战士，他三十六年如一日，始终不懈的忠诚于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战斗的、光荣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②

注释

①初一、十五祭孔,由学生献红纸包裹的铜币。

①见195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②荣高棠: 《学习蔡树藩同志的崇高品质》,195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①1983年3月访陈书涟记录。

①1980年蔡树藩的妻子陈书涟访问过已有八十高龄、曾为蔡动过手术的福建老中医。这位中医对此事记忆犹新,并为蔡树藩坚强的毅力和革命精神感叹不已。

①“勒美”是一种看谁把牌脱手快的游戏。见《西行漫记》第330页脚注。

①见《续西行漫记》 (上)第156、157页。

①访陈书涟记录。

①②访陈书涟记录。

①蔡树藩: 《大力开展体育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原件存国家体委)。

①蔡树藩: 《在全国体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195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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