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曹荻秋人物传,曹荻秋生平事迹,曹荻秋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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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曹荻秋人物传,曹荻秋生平事迹,曹荻秋评价

(一)

曹荻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农历六月十六) ，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县南津驿镇。父亲曹品江和母亲杨慈祥在镇上开设一个小酱品店，维持全家生活。曹荻秋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第六。

曹荻秋五岁时，父亲病逝，六岁开始上私塾，十岁进入本镇公立小学读书。他刻苦好学，喜书法，春节时常为邻居们写对联。

南津驿镇小学，为镇上于、李两家地主官僚所控制。他们的子弟，仗势欺人，为所欲为。曹荻秋兄弟仗义执言，常与于、李两家的公子哥儿发生冲突。一天，于家的孩子无端的辱骂曹荻秋，曹荻秋与之争吵后，前去责问于的父亲。第二天，曹荻秋竟为此事被学校开除，只得转到离家九十里的资中县球溪镇小学继续攻读。一年半以后，他以优异成绩越级考入省立第六中学，即资州中学。中学初期的曹荻秋，是个“勤勉奋发的学生，成绩优良，不问外事。”①

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怒潮，迅速席卷全国。曹荻秋也被卷入时代的洪流，“开始投入社会的实际活动，进而组织与联合学生的工作。”①

一九二六年夏，年仅十七岁的曹荻秋，借用曹培金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取了成都师范大学 (原名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历史系，故名曹培金。

在成都，他先后参加了洪沛然②、余国桢等人组织的三民主义学会(国民党左派组织)和成都师范大学党的外围组织“导社”。“导社”的主要活动是和国家主义派争夺学生会的领导权，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共产党员苟永芳是“导社”的负责人之一。在他的帮助下，曹荻秋积极参加“导社”的活动，“并阅读了许多流行的革命书藉，打下了对马列主义信仰的基石。”③

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指使四川军阀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④。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九二八年春，成都国民党反动派又制造了“二·一六”惨案⑤，使整个成都地区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曹荻秋没有被吓倒，而更激起他对敌人的仇恨。他“沉入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及各种社会思想、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了，自动要求参加组织，并重新踏入革命的实践。”①一九二八年秋，在地下党员贺竞华等的领导下，曹荻秋恢复和扩大了 “导社”的组织，领导学生开展斗争，成为师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九年，曹荻秋等领导了师大的择师运动，拒绝新任校长到职。军警团联合办事处②发出密令要逮捕他。他暂时隐蔽到新都县图书馆洪沛然处躲避。

一九二九年九月，曹荻秋由成华县委组织部长、少城区委书记贺竞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担任成华县中心区委宣传部长、川西特委宣传部干事等职。一九三○年大学毕业后，曹荻秋在温江县中学任训育主任，同时担任党的温江工委书记。

一九三○年六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四川省委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下，把全川划为东南西北四大军区，布置全川的总暴动，在川西策动驻广汉、新都部队起义。曹荻秋被派往广汉任特委书记，加强对驻军的策反工作。

曹荻秋到广汉后，化名曹雪樵，以广汉男中训育主任的职务为掩护，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广汉起义前敌委员会，由廖恩波、刘连波、曹荻秋、徐孟超、廖宗泽五人组成。前委书记廖恩波未到，由刘连波代理。前委制定了广汉起义的实施计划，起义时间定为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晚，以夜间熄灯为信号 (广汉县城每晚十一点熄灯) ，到时若电灯不熄，就以打响广汉男中大钟为信号，这项工作由曹荻秋负责。

预定的时间到了。广汉男中大钟急鸣，灯熄而复明，枪声四起。广汉起义爆发了。原邓锡侯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的两个团和一个随营军官学校二千多人，参加了起义。二十六日晨，起义军控制了全城。总指挥部负责人曹荻秋，组织各校师生成立了一个起义军宣传队，在城内各街口搭起宣传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下午四点钟，起义军总部在广汉公园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曹荻秋代表前委宣布广汉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暂由曹荻秋代理，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一路，下设两个纵队，曹荻秋兼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广汉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反动军阀，他们立即调兵遣将包围广汉。前委决定立即撤离广汉，按原计划攻打绵竹县城。由于起义部队没有经过严格整编，士兵思想不稳便匆忙投入战斗，又因一个大队长的叛变，引起全线仓促撤退。正在生病发高烧的曹荻秋，在混乱中和部队失去了联系。

曹荻秋掉队以后，依靠农民的帮助回到成都。这时，成都报纸已登了附有曹荻秋照片的通缉令。他在成都无法立足，便经泸州到重庆，被分配担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不久，又奉调到江北县委工作，公开职业是一个兵工厂的学徒。两个月后，县委被敌人破坏，曹荻秋的身份已暴露，只好离开江北县委。

(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曹荻秋从重庆经武汉到达上海。党组织分配他在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任秘书。不久，又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总会(简称“社研”) 党团书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群众热血沸腾，纷纷要求政府抗日。我党因势利导，组织了上海民众救国会。曹荻秋参加了救国会党团的工作，还组织了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曹荻秋任总指挥。

在“社研”工作期间，曹荻秋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凯丰经常有工作联系。一九三二年三月的一天，凯丰通知曹荻秋，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要到他的住处武定路联系工作。过了一天，凯丰又来通知，说此人失踪，要曹荻秋立刻搬家。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便搬到沪西昌平路 (英租界) “社研”一位姓季的住所。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夜，曹荻秋和弟弟曹心哲在住所突然被捕。巡捕在他的住处搜出了一些革命书籍和传单，并有图章、毕业文凭、像片等证据。

曹荻秋从租界巡捕房的审讯中，了解自己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的，但这个叛徒只知道他叫“大曹”，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真正身份。于是曹荻秋就机智地编了一套假口供欺骗敌人，说自己名叫张云卿，是个不问政治的学生，住在海格路现代中学，和曹培金 (大学毕业文凭上的名字) 是双胞胎，后来自己过继给姓张的当养子，这次从四川来上海是找曹培金帮忙考学校的等等。巡捕房审不出什么新口供，只好让他签字，移送到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敌法院刑事法庭先后对他进行三次审讯。尽管叛徒一口咬定他是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的负责人，二房东也说他是住在昌平路的，但曹荻秋继续利用编造的口供欺骗敌人，保守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党内同志。敌法院根据叛徒的告密和二房东的证词，妄加曹荻秋以组织文化总同盟“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西牢。

在西牢的前楼五层楼上，共有四十六个房间，全是关押的政治犯。曹荻秋和他弟弟同关在三号房间。每个房间只有十一只脚板长，五只脚板宽，同住三人，就在这样特殊环境里，曹荻秋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狱中政治犯开展了新的斗争。

在西牢的政治犯中有个同难互济会的组织，代号“阿大”。“阿大”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政治犯的觉悟，团结互助，坚持狱中斗争。曹荻秋入狱不久，就被难友们推选为同难互济会的负责人之一。

当时西牢有个规定，政治犯不准读书看报。曹荻秋等领导政治犯向监狱当局开展要求读书的斗争。经过多次交锋，他们终于争取到在上海有亲友的可以送书进来，在监狱有存钱的可以由狱方代购书籍的自由。他们还想方设法应付狱方检查，得到一些革命书籍。曹荻秋在大学里就曾研究过哲学，在狱中他学习了英文版的哲学史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书，还帮助难友们学习英文。

曹荻秋和其他同志一起，还领导政治犯要求改善物质生活的斗争。西牢的物质生活十分差，加之囚房里见不到阳光，个个面色苍白，体质不断下降。曹荻秋以“阿大”领导政治犯，向狱方提出改善生活、允许锻炼身体和参加劳动等要求。经过斗争，物质生活略有改善，晴天的早晨，大家可以到六层楼平台上去跑步，还可以到监狱工厂做工。

一九三五年六月，曹荻秋等领导政治犯开展反对进反省院的斗争。原来西牢的政治犯刑满以后，即可释放，一九三五年以后，蒋介石政府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规定这些人刑满以后，都要引渡给国民党转反省院，但凡要求提前进反省院的可以提前出狱。这时，一些托派分子就乘机煽动，散布投降主义论调，说什么反省院 “总是要去的，迟去不如早去。” 少数幼稚的青年学生受到影响，要求提前进反省院。曹荻秋等“阿大”负责人，领导政治犯就这个问题开展了大辩论，揭穿了托派分子的谎言，提高了大家的觉悟，同牢难友高唱国际歌以表示斗争到底的决心，使敌人的阴谋破产。

五年后，曹荻秋刑期届满。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他被移送到浙江路伪法院看守所。国民党市党部派了一个特务和他谈话，曹荻秋仍按原被捕时的口供作了回答。在敌人的“谈话察看”记录中说，曹荻秋“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喻，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决不予闻政治云云。”①因此，刑期虽满，仍不予释放，又把他送到苏州反省院。

在苏州反省院，曹荻秋被编在中学组，进行所谓“感化教育” ，并要写“反省” 日记。他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使敌人一无所获。不到两个月，反省院当局又把他升到大学组。这时，他发现反省院院方御用工具自治会的主席，过去是“社研”大夏大学分会的一个会员。曹荻秋分析自己很可能被这个人出卖了。因此，准备在反省院长期蹲下去①。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寇飞机接连轰炸苏州。政治犯推派廖体仁、彭康、曹荻秋等为代表，向院方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参加抗日，院方声称要请示，又说为了安全先转移到太湖东山刘家祠堂。到东山后，政治犯推选代表组成“非常委员会”，继续与狱方交涉释放问题。曹荻秋被选为“非常委员会” 的成员。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营救下，八月下旬，苏州反省院的政治犯全部被无条件释放。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曹获秋率五十余名政治犯从苏州来到上海，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曹荻秋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受党组织的委托，负责审查出狱同志的狱中表现。这项工作完成后，党组织决定他参加中共江苏省文委工作，并负责领导上海所有文化团体的党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党组织批准他回四川工作的要求，路经武汉时被长江局留下，分配到沈钧儒所领导的武汉救国会工作，任联络部长，参加党团。不久，党又派他到军委会宣传厅工作。后又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第二十七军团所办的干训团，任主任政治教官。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湖北省委决定曹荻秋参加鄂西北特委工作。中原局成立后，鄂西北特委改为省委，他即参加省委工作，同时在第五战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原局又调曹荻秋到河南竹沟，参加豫鄂边省委工作。同年十月左右，刘少奇从延安来到竹沟，他又随少奇赴豫皖苏边区，参加区党委兼任皖北特委书记。

(三)

一九四○年十一月，刘少奇 (化名胡服) 率领一批干部从淮南半塔集东进盐城。不久，曹荻秋得到刘少奇的电令，从豫皖苏边区来到盐城，参加领导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

刘少奇到达盐城不久，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月二十八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建立。同年二月，盐阜淮涟区党委(又称盐阜区党委)①成立，区党委书记刘彬，组织部长杨纯(不久即由喻屏担任) ，曹荻秋任宣传部长，后又兼任民运部长、敌工部长等职。

为了及时总结盐城县的群众工作，曹荻秋写了题为《盐城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一文，文中指出： “在建立和巩固盐阜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各种工作中，群众工作是工作的中心。”“我们应该知道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组织大量的抗日武装，若果没有深入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的。只有群众运动开展了，广大群众觉悟起来了，建党、建军、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才不成问题。”一九四二年八月，这篇文章在华中局机关刊物《真理》第九期上重新发表，编者按指出： “此文介绍去年七月大扫荡前，盐城大量开辟工作时群众运动的一些经验，虽已过去但仍有参考价值。”

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当时的盐城商会，曹荻秋主持了盐城县第一届参议会，刘少奇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盐城的文教界人士暨地方耆绅，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大家反映：胡服很象大教授，曹获秋似有学者的风度，共产党人才济济啊!后来，他又多次主持过民主人士座谈会，了解各界人士对我党的态度及其思想动态，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和开明绅士交朋友，做过细工作，引导他们走上抗日道路。如阜宁县的著名绅士王冀英出来参加抗日了，还被选为县参议会的副参议长; 画家杨幼樵参加了盐城县参议会、盐阜区参议会，为抗日做了有益的工作;计雨亭也出来抗日了，他靠拢我党，积极工作，后被选为盐阜行署副主任。

一九四二年秋，曹荻秋到建阳去检查工作，了解到有少数绅士，由于对我党的政策不甚了解，情绪波动，想离开根据地。如古虹乡的著名绅士乔炳，就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一个儿子乔铎在我军工作。曹荻秋亲自登门拜访乔炳，向他详细地讲明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减租减息法令，一席话，使他深受感动，决意遵守法令，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事后，乔炳亲笔书写了“行署主任曹荻秋于×月×日来我家晤谈”几个大字，放在客厅中间，影响较大，稳定了一些绅士留在解放区。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日伪一万七千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分四路同时出动，扫荡盐阜区。二十五日，盐城被敌占领。区党委转移到阜宁农村，曹荻秋带领一个连在树家桥与树海组建荡东大队，坚持反“扫荡”斗争。他在战火纷飞的艰苦环境里，和大家一起吃霉山芋干喝野菜汤，与群众同甘苦。

一九四二年盐阜地区夏收减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减租田亩三十六万多亩，受惠佃户为二万二千多户，粮食约有四百万斤，并在减租中发动与组织了数十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奠定了根据地的社会基础。为了搞好秋收减租，曹荻秋为《盐阜报》写了一篇社论①，指出，夏季减租仅仅把盐阜根据地的建设推进一步，而并未能彻底完成根据地的发展任务。因此，必须搞好秋收减租。社论提出秋收减租的基本要求是：在地区上更求普遍，在执行任务上更求彻底，达到我区没有不减租的地主，也没有不获减租利益的佃户。社论还强调指出，应把减租与组织人民大多数的任务、动员人民参军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抗日的政治斗争，这是我们今天减租的根本要求。

为切实搞好减租减息工作，曹荻秋深入区乡，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党的政策和调查的丰富材料，为基层干部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减租减息的小册子。

一九四二年九月，曹荻秋担任盐阜行署主任。他十分重视政权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关于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各项指示。

政权建设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一九四二年一月，为了改造乡政权，培养基层干部，盐阜行署创办了行政学院。这年秋，盐阜地委委托曹荻秋等筹办盐阜青年干部学校，并由他担任校务委员。不久，青年干部学校与行政学院合并改名为盐阜区干部学院。曹荻秋亲自给学员讲课。

曹荻秋热情帮助各级干部提高领导艺术。他发现有的县区干部包办代替现象比较严重，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题为《反对领导上包办代替》的小册子，阐明提高领导艺术对做好工作的重要意义。他用通俗的比方说明，一个具有划船艺术的人能顺利的极其容易的将船撑抵彼岸，一个无划船艺术的人就困难万分，甚至完全不可能到达彼岸。他用这个例子启发干部只有努力学习，掌握领导艺术，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并深刻指出，我们应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这本小册子还提出了纠正工作中包办代替现象的具体办法。

他非常注意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一九四三年，盐阜区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地委和行署号召各机关节约粮食，支援灾区人民。当时有一位干部，没有把行署节约的粮食全部送到灾区去，而留了一部分为机关改善生活。曹荻秋发现后，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并要他第二天把粮食送到灾区。

曹荻秋严格要求自己，言传身教。他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警卫员、秘书编在一个党小组，按时向小组长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遇有重要工作不能参加组织生活时，他都亲自向党小组长请假。他对盐城县委负责同志说，我们不要以领导自居，而应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大家要遵守。

根据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一九四二年十月，盐阜行署人员精简了百分之五十。为了更好的贯彻精兵简政的方针，十月十一日，《盐阜报》发表了行署主任曹荻秋、副主任贺希明的《为改变作风，确定新工作制度，贯彻精兵简政给各级政府的指示信》，要求各级政府把精兵简政和改进工作作风，建立新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克服过去政府工作中存在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不民主、官僚架子等腐朽作风，创造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政府要求的一套工作方式、方法、制度、作风。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盐阜区参议会在阜宁县郭庄(现郭墅公社) 隆重召开，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三师师长黄克诚都到会并作了报告。二十二、二十三日两天，曹荻秋代表行署作政府工作报告，二十四日曹荻秋答复参议员对政府工作的质疑，逐条详细解释，诚恳接受提案内容。当时《盐阜报》报导：“曹主任答复时态度诚恳坦白，凡关于参议员提案有误处，根据政府法令及所举例证之当时情况，详加解答; 凡政府不甚了解之例证则已派人调查; 对关于政府工作之正确意见，则诚恳接受，并深表谢意。各参议员对曹主任答复各点均极表满意。”

最后，会议按三三制原则进行民主选举，黄克诚当选为参议长，曹荻秋当选为行委会主任。

一九四三年，日寇为了确保占领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这年元旦，中共盐阜地委发布《告党员书》，要求全体党员团结各阶层人民坚持抗战。盐阜行署发布《告人民书》，号召全区军民准备反击日伪大“扫荡”。曹荻秋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上级指示，于二月写了《游击区工作报告提要》，指出：在日伪集中兵力“扫荡”下，我部分根据地将转变为游击区，部分游击区将转变为敌占区。因此，坚持游击区的斗争，就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一个重要问题。接着他论述了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分析了游击区的基本特点，提出在游击区应采取的具体策略方针。

一九四三年春，敌伪二万余人采取拉网战术，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一举扑灭我军，摧毁盐阜根据地。盐阜军民开展了反“扫荡”的英勇斗争。

曹荻秋打起背包到群众中去，和人民一起坚持反“扫荡”的艰苦斗争。有时连续行军，脚上起了泡，他仍常常把马让给警卫员驮东西或身体不好的同志骑。到了宿营地，他顾不上休息，忙着找地方干部谈话，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

曹荻秋在反“扫荡”斗争的艰苦岁月中，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十分关心党外人士的安全。盐阜区文教处督学车载是追随党多年的老知识分子，有名的文化人，已年近六旬，胡须过腹，和曹荻秋一起在建阳县七区沙村乡大纵湖边打游击。为保障他的安全，曹获秋亲自托七区区长把他安排到可靠的地方打埋伏，反“扫荡”胜利后再送回后方。

一次，夜间行军，曹荻秋带一部分队伍准备过敌人封锁线时，突然他的刚三岁的儿子哭声不停。为了部队安全的过封锁线，曹荻秋命令警卫员把孩子丢下，带领大家顺利冲过封锁线。后来，他的儿子被后面上来的部队抱起来过了封锁线。

由于新四军第三师全体指战员和盐阜军民的共同奋战，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曹荻秋任行署主任时，注意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提出要紧紧抓住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财经工作的战时性、环境的多变性、农村的分散性、地区的不平衡性、一定物资上对敌的依赖性、新民主主义财经工作等特点①，灵活多样地开展工作。他还非常重视正确贯彻发展工商业的各项政策和法令。

一九四四年一月，曹荻秋为《盐阜区财经法令汇编》亲自撰写了序言。序言中指出： “我深感我们同志对法令的研究精神太差，以致在工作中不能正确掌握政策，法令是我们政策的表现，只要精通法令是可以相对减少错误的，我希望这一法令的出版，能进一步引起同志们对法令的研究，并能给以充实和改进。”

由于曹荻秋和广大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的积极工作，盐阜区的财经工作搞得很有成效。人民负担合理，培植了民力，发展了生产，切实保证了军需供给，从财经方面完成了坚持敌后斗争的政治任务。

曹荻秋注意调查研究，不断改进政府工作，加强政权建设。他发现政府工作中存在着统一领导与部门工作、突击工作与部门工作、部门分工与地区分工、上下级关系等四大矛盾。这些矛盾影响了政府工作的和谐和统一。一九四四年七月，在行署召开的行政扩大会议上，曹荻秋就如何解决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这些矛盾作了报告①，提出了具体办法：第一，确立整体与部门工作的正确关系。县区长是整体的代表，自身必须有整体观念，建立全面领导。同时，各县区政府必须建立起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改变个人突出的领导。县区长对部门的领导应着重政策原则的掌握、方针的决定。第二，把突击工作与部门工作密切联系。第三，健全部门工作，把地区分工变为个别结合。第四，确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这个报告，对改进政府领导、加强政权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四二年九月，根据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盐阜区整风学习总委员会成立，刘彬、曹荻秋担任正副主任，王阑西任学习总指导员。地委和部分县委负责同志首先开始整风。在整风学习的小组会上，曹荻秋严于解剖自己。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时说：过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未能很好地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象参加领导的广汉暴动，是属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因此很快遭到失败，这是很深刻的教训。他还坦率地谈到了自己思想上潜在着的个人英雄主义，说这个问题在白区工作时未暴露，到了解放区以后，当遇着比自己职务高而能力不如自己的同志时，个人英雄主义就会露头。接着，他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

一九四三年十月，盐阜区的整风学习全面展开了。盐阜党校先后举办过四期干部整风学习。曹荻秋非常关心党校的工作，曾经为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作过《学风反省总结》，他指出： “学风反省不是别种反省，它是思想方法的反省，是认识客观事物，与理解客观事物的反省”。“反省与检查问题是将文件与自己的实际结合的问题，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反省与检查我们过去的实际工作的问题。” 《先锋》①杂志曾发表了这篇报告，并在编后记中指出： “这份党校学风反省总结，可为领导整风及个人进行反省时的借镜。”

在整风期间，同志们对什么是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为此，《盐阜整风》编辑部，特请曹荻秋把他一九四四年六月在第一次行政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政府人员的立场问题》②，抽暇整理出来发表。他在这篇报告中指出： “抗日民主政府的立场除了中华民族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而外，没有别的立场”，“在处理较大的或原则性问题时，应把问题提到战略与策略的水准去认识”，“还有在处理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政策”，“政策、战略、策略都考虑到了，仅仅是完备了我们处理问题不丧失立场的条件，还必须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正面反面及各个侧面作精细的研究和了解，再与政策结合起来，才能站稳立场，这是一个长期的锻炼过程。”这篇报告对大家启发很大。

为了克服困难，加强对敌斗争，巩固解放区，准备大反攻，在整风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三年底，盐阜行署召开全区财经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华中局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曹荻秋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第一条是“培植民力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因此要“把农业生产作为生产建设的中心。”①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盐阜区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盐阜行署，曹荻秋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傍晚，同志们经常看到他在分管的田里给蔬菜松土、施肥、浇水。警卫员见他工作太忙，要代他管理，他总是说： “我要和大家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啊。”他还挤出时间学习纺纱，一个多月后他就熟练地掌握了纺纱技术，与大家一样上交规定的纺纱数量。一天，曹荻秋到党校去，正碰上第二大队第一小组的学员正在学纺纱。这个小组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学了两个月还没有学会。曹荻秋笑着对大家说，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说着便拿起纺纱车熟练地摇动起来，均匀的白纱从他手中缓缓而出。身教重于言教，半个月后，这个小组的学员都学会了纺纱。

在领导机关的带动下，全区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在农村，随着减租减息政策的深入贯彻，盐阜地委按照党中央组织起来的指示，在全区由点到面组织起换工队等形式的互助合作运动，把农民群众逐步引上集体劳动的道路。为了组织好换工队，曹荻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了阜宁五区晏陈、孔庄两乡组织换工队的经验，写了题为《论换工的组织与领导》①。他在这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了组织换工的目的、意义，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换工中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给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以及时的指导。在地委领导下，盐阜区换工小组发展很快，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全区已组织起六千八百三十个换工小组，组织起来的农民有十八万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盐阜区行署召开全区第一次生产代表大会，各地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较好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大会。曹荻秋勉励代表们争做生产模范和劳动模范，领导大家组织起来参加生产，使明年的生活过得更好。

(四)

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指示，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开赴东北; 盐阜地委书记刘彬及一批干部也随去东北。曹荻秋留在盐阜，任地委书记。

这时候，盐阜解放区又扩大了，地委机关驻在新区淮安城内。曹荻秋发现淮安解放几个月了，但县委领导没有把放手发动群众当作基本方针，因而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曹荻秋于一九四五年底，在淮安干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该县领导前一时期在群众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并代表地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应把群众的反汉奸叛国罪犯的斗争，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并渗透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逐步推进到下一阶段的大规模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生产运动，群众的武装自卫运动，这是新解放区发动群众最适宜的道路，也是淮安市工作应当遵循的道路。”①在新的方针指导下，淮安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半数以上的群众都卷入到反奸运动中来，形成了广大群众的反奸运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有些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 ‘耕者有其田’ ，群众情绪极高”②。在此情况下，“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③根据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曹荻秋对县委领导同志说： “根据目前形势，华中已成为反动派争夺的主要战场，而我党对华中采取的是坚决自卫的方针，决心予来犯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今后华中形势将转变为紧张的战争环境，大规模的自卫战争将连续展开，不消灭敌人一定数量的有生力量，这种形势是不会转变的”;“为了应付目前形势，必须把土地改革搞好，土改搞不好，我们将无深厚的社会基础以支持战争。”④

为了切实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盐阜地委决定选取各种不同类型地区，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区。曹荻秋带头下乡，到淮安的砖桥乡陈羊村、临城区，阜宁的童营，阜东的坎北区，淮宝的小韦庄、张韦庄等地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在土地改革中的拉平问题与对中富农政策的研究》①这篇文章和地委于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发出的有关土改的三次指示，及时指导了盐阜区的土改工作。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地委发出关于土改的补充指示，明确指出：在农村我们应该争取大多数人口与党一道，才能在任何坏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树敌过多，困难就将增加百倍。

但是，土改运动全面展开以后，各地还是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因此，在曹荻秋主持下，地委又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发出了《关于土地改革与改造领导成份的补充指示》，慎重指出，绝对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对已侵犯中农利益，应该说服雇贫农向中农让步。我们在农村要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

内战全面爆发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以数十万兵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八百里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当时曹荻秋兼任盐阜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并组织了数万民工随军行动，有力地支援了粟裕领导的我华中人民解放军在苏中七战七捷的伟大战斗。十二月中旬，华中人民解放军于盐城、宿北两次大捷后，主动北撤，进入山东。

为了统一领导苏北敌后斗争，一九四七年初成立了苏北区党委，书记刘培善不久被调往山东，由曹荻秋继任。三月二十日又成立了苏北军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

苏北区党委和苏北军区，根据上级指示，研究了敌人军事政治活动方针与活动特点，总结群众斗争经验，制定了正确地反“清剿”斗争原则。曹荻秋写了一篇题为《“清剿”与反“清剿”》的指导性文章，从当时苏北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先发制人、敌进我进、大部撤退、小股活动、暂时撤出相机反击、邻区策应等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文章还着重指出，对这几种对策，应按“清剿”到来时的情况及其变化，灵活运用，但必须遵守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依靠群众联系群众这三个原则。文章同时强调要防止可能出现的几种偏向：一是机械执行坚持原地斗争，死守阵地，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因而丧失有生力量，这是拚命主义; 二是单纯强调保存有生力量，怕牺牲，轻易放弃阵地，这是逃跑主义; 三是单纯的军事活动，不要群众，其结果是会失败的。上述这些原则在苏北①得到了贯彻，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 (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七年六月) ，在以曹荻秋为首的区党委领导下，苏北军民作战六千余次，歼敌近二万，牵制了敌人八万以上的兵力，给华东正面战场以有力的支援。

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曹荻秋主持召开了苏北区党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指出，今后全区党政军民斗争的总方针为继续顽强坚持苏北斗争，准备大反攻，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对今后的工作任务，强调指出要深入普遍开展民主团结反蒋运动，继续贯彻土地复查，强化边区武装及群众性的反蒋自卫斗争，以达巩固中心区、缩小顽化区之目的。会后，在继续进行土地复查，贯彻“中间不动，两头拉平”的方针时，从山东等地刮来了“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翻身大棍”等“左”的口号和做法。十一地委个别领导人受其影响，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采取了一些“左”的做法，问题比较严重。曹荻秋耐心细致地向他们阐明党的正确政策，并以很大魄力纠正“左”的错误。

曹荻秋在领导苏北人民坚持敌后斗争的同时，又为恢复另一块解放区——江淮区①做出了贡献。

在苏北和江淮之间有一块跳板——淮宝县②。一九四六年秋，在国民党重兵压境之下，淮宝县委率大批干部，撤到当时五地委所在地。曹荻秋亲自找他们谈话，深入了解情况。在不久召开的淮宝县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他作了报告，指出淮宝县今后的方针仍然是坚持原地斗争，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好的共产党员要到艰苦斗争环境中去考验”的口号下，新的淮宝县委率领大批干部，艰苦奋战，前仆后继，打回淮宝。

一九四六年底，根据上级指示，陈庆先、曹荻秋所部十二纵队一部分，由饶子健、杨效椿率领，先后挺进淮北、淮南地区。经半年苦战，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围剿”、“追剿”等阴谋，饶子健部在顽强坚持斗争的洪泽湖游击队配合下，打开了淮北路东地区;一九四七年春，杨效椿部与淮宝县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经过三进三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开了淮宝局面，坚持了淮宝，使淮北有了依托的基地，为开辟淮南提供了跳板。

一九四八年春，陈庆先、曹荻秋亲率部队和一批干部进入江淮，曹荻秋任江淮区党委书记;五月成立江淮军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受命全面恢复江淮。从此，江淮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当时，整个江淮斗争的基本形势是拉锯式的敌我反复争夺，大块地区是游击区，尚有不少地方没有收复，我们只有较小的一块基地。为了全面恢复江淮根据地，曹荻秋分析了江淮区的斗争形势，指出应如何正确对待当前斗争的困难，并提出为实现从敌人手中夺回我们的阵地这样一个总目标。他规划了收复失地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蒋占区变为我之游击区; 第二步是敌我的反复拉锯争夺; 第三步是经过反复拉锯争夺后，最后将争夺区变为我之基本区。在这三个步骤中，最艰苦困难的是第二个步骤，斗争的关键也在第二步。他说，我们在敌我拉锯中能坚持，能生存，胜利就是我们的①。

随着江淮区的逐步收复，土地改革问题被提到了区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根据华中土地工作会议的精神，区党委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土地工作会议，曹荻秋对土改的总路线总政策，具体路线具体政策，作了详细阐述。为了使到会同志更好的理解和领会土改的政策方针，会议组织大家深入讨论如何划分阶级及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政策等问题。最后，曹荻秋代表区党委作了总结报告，根据新老收复区的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土改方针和具体任务。

在以曹荻秋为首的区党委的领导下，江淮土改工作稳妥地开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积极发展生产，踊跃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淮海战役打响了。十一月十二日，区党委发出《支援前线紧急动员令》，号召江淮“全体党政军民立刻紧急动员起来，热烈支援前线，为争取歼灭徐州蒋军的伟大胜利和解放全江淮而努力。”

为统一江淮、苏北大规模支前工作，全力支援前线，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了华中支前司令部，贺希明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之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规模空前的支前工作，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紧傍徐州东南的江淮三分区，据不完全统计，每天平均有一万九千人磨面，有五百辆大车、四千五百辆小车向前线运送，加上出发前线服务的担架二千四百副，全分区共动员民力计七十八万二千个工，畜力五十六万个工。

为支援解放军渡江解放全中国，一九四九年二月成立了华东支前司令部，傅秋涛、曹荻秋任正副司令员，宋任穷、陈丕显任正副政委。

江淮全区基本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江淮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曹荻秋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一九四九年任务的决定; 毛泽东对三个问题的总结; 中共中央华中局对江淮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对目前江淮地区的形势与任务，曹荻秋指出：江淮地区全部收复，长江以北已经解放，党的总任务是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在这一总任务下，江淮则为大军南进基地之一，是过江的跳板，支援战争的重要补给基地。因此，江淮今后的总任务是支援战争，解放江南。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江淮党政军民要全体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共同来完成这一任务。他说，支前工作的具体要求，首先是完成征借粮草，组织担架运输，抢修所有铁路、公路、桥梁，架设电话，组织船舶，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为支援前线服务。

在江淮区党委领导下，江淮军民对支援西路和中路大军胜利渡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五)

南京、上海解放后，党组织决定曹荻秋随第二野战军去西南工作。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旬，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在上海成立了随军南下的西南服务团，准备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培训一批入城接管干部，曹荻秋任服务团团长。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报名参加服务团，很快组成了一千多人的庞大队伍。曹荻秋十分重视对这批革命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既鼓励青年们热爱祖国，到大西南去建设祖国的革命热情，同时针对青年学生的特点，专门给他们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谆谆告诫同学们在今后的斗争实践中，要准备经受严峻的考验，和工农相结合，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建设大西南做出应有的贡献。

经过短期集训，七月二十三日曹荻秋等率领这支队伍到达南京，与西南服务团南京团会合。九月下旬，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出发，紧跟二野大部队，开始了全程三千余里的艰苦行军。在此期间，曹荻秋还为策动西康刘文辉等部起义，做了些工作。刘文辉早在一九三八年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当我军向西南进军时，为了堵住国民党的退路，需要策动刘文辉等部适时起义。这时，曹荻秋的二哥曹梓楠任刘文辉部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军需处长，驻西康首府雅安。他的五哥曹惠文在西康刘文辉部任保安副司令兼任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军训大队长。他们都曾参加过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是我党的同情者。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四川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刘连波来到上海，见到了曹荻秋。经曹荻秋请示党组织同意，派刘连波回四川参加策动刘文辉等起义的工作。刘连波回到四川后，很快和曹梓楠、曹惠文取得了联系，他们为和平解放西康做了不少工作。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联名从彭县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西南局认真讨论研究了进入西南以后的接管工作，并确定重庆解放后，由张际春任市军管会主任，陈锡联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张霖之任市委第二书记、市军管会副主任，曹荻秋任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①。

到重庆后，张际春、陈锡联军务繁忙，实际主持该市工作的是张霖之、曹荻秋。张霖之主持市委工作，他象一把钢刀，锋利、有力、果断; 曹荻秋主持市政府工作，他细致、稳重、全面。两人密切配合，带领全市人民为建设一个人民的新重庆而日夜操劳。市政府工作千头万绪，曹荻秋坚决执行中央和西南局“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方针，紧紧抓住恢复生产这个中心工作。

为了恢复工业生产，曹荻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他在进城初期，每周有三天时间下工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他走遍了全市主要工矿企业，到哪个厂里去事先不打电话通知，一下子扎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摆龙门阵①，和工人同吃一锅饭，厂里负责同志要为他另做饭菜，他总是婉言谢绝说： “要不得噢，工人吃啥子，我也吃啥子! ”一次，有个工厂的工人反映伙食搞得不好，影响了大家的劳动情绪。曹荻秋就转告厂领导，要他多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并说，四川人嘛，菜要烧辣一点才合大家的口味。过了几天，他又来这个厂检查，了解工人伙食已有改进才放心了。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的汇合处，水上交通很繁忙，搬运工人数目很大。解放前他们的劳动强度最大，生活也最苦，吃的是汤锅，住的是棚户，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二”大火灾案，把朝天门码头一带烧个精光，使很多工人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曹荻秋在多次深入码头工人调查研究之后，向市委、市政府建议盖搬运工人大厦，使昔日低人三分的搬运工人，首先能住上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大厦建成后，又修建了搬运电影院和文化宫电影院，使工人在辛勤劳动之余，得到很好的休息，享受到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

曹荻秋白天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大量的文件、报告则留在晚间批阅。他经常亲自起草下达的文件或作报告的提纲。当时，他爱人尚未来渝，他以办公室为家，以沙发当床，办公室的灯常常到深夜才熄。繁重的工作，日夜的操劳，使刚满四十岁的曹荻秋，几乎是满头银丝了。

重庆的私营工商户比较多，怎样做他们的工作?市政府首先把工商业者组织到工商联中来，而曹荻秋则着重做好工商联中有代表性人物的工作。重庆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副市长胡子昂，抗战期间即担任重庆参议会参议长，周恩来曾和他有多次交往，因而和我党关系密切。曹荻秋对胡子昂真诚相待，遇事总是和他坦率商谈。胡子昂着重做工商联工作，市政府一些重要会议也都通知他参加。曹荻秋多次指示秘书，不要把胡副市长当客人，应该给看的文件要给他看，让他有职有权，多为人民做工作。

当时，在重庆工商界还有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因工作安排有些情绪。为此，曹荻秋特地约了市委统战部负责人、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起，和这位民主人士进行了一次亲切而严肃的谈话。曹荻秋在肯定他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以后，也批评了他的缺点，指出他“器小易盈” ，使这位民主人士深受教育，表示一定要搞好工商界人士的团结，为党、为人民多出力。

一九五○年六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商业开始进行调整，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同时调整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曹荻秋考虑到重庆工商业的调整面广量大，应取得工商联的密切配合，经请示西南局以后，指示工商联党组书记，把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关于财经工作的报告，先一步送给胡子昂阅读。胡子昂很受感动，在以后调整工作中，他为党做了很多工作。经过调整，重庆的公私营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 “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

在公私合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喜人形势下，曹荻秋很冷静，不断调查研究发现新问题。一九五一年一月，他担任市长。这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重庆市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他作了《关于重庆公私营经济的发展比重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公私营经济的发展比重问题。他指出： “按重庆经济原有的特点” ，“在轻工业方面，私营经济则远远超过公营工业，商业亦相同。在目前公私营经济发展中，并未改变这种情况。相反，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大过公营，即是私营经济比重更加大了”。“为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我们应本着公私兼顾政策，采取公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但同时必须有意识的加大公营经济的比重，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以改变目前尚存在的私营经济大过于公营的情况。”

“三反” 、“五反”运动开始后，在市委统一领导下，曹荻秋分工负责领导“五反”运动。为了掌握运动的主动权，他工作深入细致，强调做好调查研究，掌握政策，并经常及时地亲自执笔向西南局请示汇报。随着“三反” 、“五反” 运动的深入，揭发出不法资本家的大量“五毒”行为，以及在政治上向党进攻的种种事实。为此，曹荻秋写了《重庆资产阶级是如何有组织的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向国家机关进攻的》①重要文章，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不法资本家的澜言，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阶级觉悟。到一九五二年六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提出，全市人民应在“三反”、“五反”这个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来年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好准备。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曹荻秋等主持的市人民政府，依靠全市人民的团结努力，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市政建设、人民民主建政等方面的工作，都做出了很大成绩。

一九五二年十月，张霖之调北京工作，由曹荻秋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主持全面工作。

重庆的干部来自全国各地，有一野、二野的，有四川地下党的和进步群众，有从延安和华东解放区来的，还有从南京、上海西南服务团来的。曹荻秋对各方面来的干部，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大家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干起工作来有劲。

曹荻秋和下级谈工作，亲切、诚恳，不管汇报工作的同志谈得正确与否，他总是专心致志地把话听完，使大家感到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曹荻秋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以后，仍兼管财经工作，每星期六负责财经工作的同志就到他家开例会，随意围桌而坐，汇报工作。曹荻秋总是静静地听大家发表意见，对合理的部分加以综合、概括和补充，对存在的问题，启发大家进行讨论，然后既具体又明确地指出今后怎样工作。这一时期的财经工作，曹荻秋着重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曹荻秋很重视团结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每年除夕，他总是要代表市委、市政府，请教育界、文化界、医务界等知名人士开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市委的意见。会后请大家吃饭。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人们的心坎上。

曹荻秋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员、驾驶员，也团结得很好。他不摆首长架子，平易近人，以身作则，使人感到可亲可敬。秘书要结婚，一时没有房子，他就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两间来给他们住;有位警卫员不是党员，就找他谈心，鼓励他争取入党; 驾驶员老王，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常常忙得顾不上照顾爱人和孩子，曹荻秋经常关照秘书、警卫员去老王家探望。曹获秋看到老王衣服破了，就要爱人石斌给老王做衣服。每周星期五晚上老王参加机关夜校学习，曹荻秋规定这天晚上不出车，保证老王学好文化。他很尊重司机的劳动，上汽车前，总是把鞋上的泥搓干净，在车上从不吐痰丢纸屑。曹荻秋这样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使老王从心底里感激。

一九五三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在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曹荻秋非常重视领导方法的改进。这年五月，在重庆市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上，他提出： “在我们国家今天已开始大规模建设时期，应特别加强厂矿与经济机关的政治工作，要用政治工作去动员广大群众保证国家计划胜利完成。为此，就必须决心改进那些已不适于新情况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停止搞政治运动时期那些过时的方法，把我们的作风转变得深入细致。”他要求党的干部“精通各种业务，要从外行变为内行。不做到这一点，所谓深入是空的，不做到这一点，所谓政治工作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党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都必须从这个着眼点去考虑。” ①

一九五二年十月，为了胜利地迎接并完成伟大的经济建设任务。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重庆市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决定》。为加强对学习的领导，成立市讲师团，由曹荻秋任团长。他亲自抓市委、市政府部委办局干部的学习。每次学习他亲自点名，并作过多次学习《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辅导报告。

曹荻秋很重视干部的培养与提拔。一九五二年七月，在重庆市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他指出：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应该大胆大量提拔干部。但是有些单位强调资历，这是很大的阻碍，这个框框必须打破。他还指出，凡是德才具备的干部，必须大胆提拔，只要工作胜任，可以越级提拔①。曹荻秋对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乃至大型厂矿的负责人，都比较熟悉，了解他们的特点、长处和短处，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几年来，重庆市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了重庆人民的赞扬。在成绩面前，不少同志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曹荻秋在言行中也偶有流露，影响了正确处理重庆和西南局单位及一些兄弟单位的关系。邓小平及时告诫他说，不少同志对重庆市委有意见啊! 响鼓不用重锤，邓小平的批评，引起了曹荻秋的高度警惕。他认真反省了自己及市委这几年的工作情况。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重庆市党的第十次代表会议上，曹荻秋检查了思想上存在的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并对市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讲得很中肯，从历史讲到现实，把自己思想深处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坦露在全党面前，请同志们批评和帮助。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党中央调曹荻秋去上海工作。行程在即，但曹荻秋还是抓紧一切时间，和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及部委办局的一些同志谈了心，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六)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曹荻秋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他受市委和陈毅的委托，主持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工作。当时，上海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前夕，曹荻秋协助陈毅，动员市人民委员会各有关部门的力量，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亲自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听取工人、干部以及资本家的意见，调查研究，切实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推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实现了公私合营。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举行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曹荻秋代表陈毅市长，接受上海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这标志着上海市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接着又根据市委的部署，曹荻秋主持的市人民委员会，对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定股定息、经济改组和组织政治学习、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清产核资工作，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全面展开，进展顺利。五月八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曹荻秋作了报告，对上一阶段公私合营清产核资工作做了初步的估计，并要求在五月份把这一工作基本结束。接着他布置了下一阶段的定息、人事安排和经济改组工作。

在全部完成公私合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一系列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改组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为了指导全市搞好经济改组工作，曹荻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上海市的情况，写了一篇题为《上海市新公私合营企业的改组工作》①的文章，指出：经济改组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它包含着裁并改合、设备的调整、技术的改造、必要的改建和扩建、商业网的调整等。同时，在改组中涉及厂房厂址、宿舍、食堂、设备平衡、技术操作、企业内外协作、供销关系、商店的合理分布及工资福利、职工团结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慎重的进行，否则就达不到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适当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的目的。这篇文章还对半年来作了哪些初步改组工作，今后的改组工作应从哪几方面去进行等，都做了详尽的阐述。

在党的领导下，由于得到广大职工的支持和工商界的积极参加，曹荻秋主持的市人民委员会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方面进展较好，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九五六年，新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左右，纯商业零售额增长百分之十九左右。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进展较好，同时资方人员在生产经营上的积极性也有了提高，有五万多人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其中有五千多人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奖励。

曹荻秋在主持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政权建设。他经常对市人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许多是通过各级政权组织和广大群众见面并贯彻下去的，我们一定要把政府工作搞好。”①

有一个时期，市人民委员会和所属委、办、局、区、县，存在着任务、职责、体制、分工不清的现象，公文多、会议多、表报多、办事效率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倾向有所抬头。曹荻秋认为必须切实改变这种状况，以充分发挥人民委员会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但他不是把责任推给下面，而是首先作自我批评。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说： “我来上海一年多了，来的时候陈毅市长说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要我负责把它抓起来，市委也委托我来管，而我有许多工作还没有抓好，应该负一定责任。”②接着，他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经过反复比较，及时提出了改进机关工作的方案，从而整顿和加强了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陈毅调中央工作后，曹荻秋即任常务副市长。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那个主要负责人独断专行，搞“一言堂”。一九五八年以后，更采取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错误做法，事无巨细，都要集中到市委，集中到他个人手中，使市委的领导陷入了事务忙乱之中。对此，曹荻秋等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在当时的市委书记处和常委会讨论党政关系问题的会议上提出：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不正常的。” “这几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有很多问题，大小事情都拿到市委来，市委日常业务太多，不可能认真抓好工作” 。“党政不分的做法，既削弱了行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为了切实纠正党政不分的现象，曹荻秋组织了一部分市人委办公厅干部和有关部门的力量就党政分工问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亲自和大家一起，举行座谈，分析研究党政分工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经过市委会议集体讨论，终于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府部门工作的几项规定》①。

曹荻秋很重视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意定期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对上海各项工作的大政方针、计划和财政预决算等重要事宜作出决议; 定期组织人民代表参观视察、监督政府工作; 定期召开市人民委员会会议，对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 定期举行市长、副市长办公会议，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就委、办、局、区、县向市人民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和市人委日常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一次，曹荻秋对市人委办公厅的干部说： “如果不经常定期召开人代会和人民委员会，如何体现人民民主，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管理国家! 我们自己订的制度和法规，我们不执行，怎么向群众交代! ”他还经常说： “只有发扬人民民主，调动上海一千万人的积极性，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②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由于“大跃进” 的失误，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处在困难时期。上海副食品的供应很紧张。譬如猪肉，每人每月只有二两，当时市民每天除能买到少许青菜外，别的东西都难以买到。曹荻秋说： “城市人民每天只能买到的一点青菜，必须尽全力维持。”①并把郊区种蔬菜的农田，从原来的十多万亩扩大到四十多万亩。为了使市民有时能吃到鱼，曹荻秋建议市委批准制造一百多艘渔轮，日夜在海上捕捞。为了供给上海人民的副食品需要，还派飞机从外省购运来鸡鸭和蛋品。

曹荻秋对上海市的建设和人民生活件件关心。为了绿化上海，他主持市人民委员会讨论绿化上海的会议，还亲自带领政府人员参加植树造林。为了搞好城市的卫生，他决定把原来在市区经营的养牛场，统统迁到郊区国营农场。市区工人居住的工房，原来已建设了一批，为了更适合工人居住，设计院又设计了各种样式。陈丕显和曹荻秋同市人委的有关同志亲自察看，实地研究评定哪几种样式好，决定后就一批一批在市区兴建。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曹荻秋经过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降低农村小学的学费。

曹荻秋很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把这项工作当成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的重要渠道。他要求政府部门各级领导，亲自处理重要来信，定期接待群众来访，一再教育信访干部决不能沾染官僚主义的习气，对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积极联系有关部门尽快地予以适当的解决。他虽然工作很忙，但总是抽出时间亲自批阅人民来信。凡是他看过的人民来信，每件都有具体的处理意见。②

曹荻秋主持下的市人民委员会，非常重视同市人民代表的密切联系。市人民委员会除经常派人登门访问、认真处理和接待人民代表的来信来访外，从一九五八年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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