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曹菊如人物传,曹菊如生平事迹,曹菊如评价

Posted 2022-05-08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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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曹菊如人物传,曹菊如生平事迹,曹菊如评价

(一)

曹菊如，原名曹淡初，1901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现龙岩市) 红坊乡南阳村。祖上曾在城东北100里的白沙墟开店铺，置田产。曹菊如的祖父多病，父亲曹宜昌早逝，母亲廖凤是个忠厚俭朴的农村妇女。他的叔父身染恶习，拍卖了家产，故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曹菊如懂事之时，为祖父理丧，已典当了最后一块田地。

曹菊如6岁进私塾读书，8岁上小学，10岁那年考进龙岩城内新设立的商业学校。半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商校停办，第二年又转入离家20里之开明高等小学读书。辛亥革命后，龙岩山区剪辫子的人还不多，曹菊如对洋人诽谤中国人的辫子为“猪尾巴”非常气愤。他不顾老人和社会的压力，毫无顾忌地剪下辫子。每逢星期日，他还约上几个相好的同学，到庙里给菩萨画脸，以此作乐。同学们在一起，有时高谈阔论，各抒胸怀，他希望通过富国强兵之路，赶走外国侵略者，以便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立志要为中华民族干一番事业。

1916年，年方15岁的曹菊如告别了慈母，到河南睢县烟店当学徒，学习管帐的基础知识，两年后他又回转龙岩，另谋生计。1918年夏，曹菊如到南靖县和溪墟杂货店当店员。翌年春，由亲戚介绍，他离开福建到距赣州60里的塘江烟店当店员。这期间，他的思想比较活跃，曾贪婪地阅读近代文学家林纾翻译的欧美等国的小说，后又看当时流行的哀怨言情小说，因而“思想上呈纷乱而无系统”①状态。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赣南小城，血气方刚的曹菊如受到影响。这时，邓子恢已从日本留学回国，亦在江西崇义县杰坝墟其堂兄开设的“庆昌和”杂货店当店员。塘江墟离杰坝墟200里，曹菊如经常到“庆昌和”铺子收帐，和同乡邓子恢有了交往。两人志同道合，一起畅谈国内外大事，成为异乡知己。

有一次，邓子恢从来自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处得到《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立刻又将《新青年》五一专号邮寄给曹菊如②。曹菊如一口气读完，深受感染，从此长期订阅进步杂志，从中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

1921年春，曹菊如获悉邓子恢回龙岩任教并筹组革命书社，喜出望外，便于1922年春回到龙岩。龙岩的革命书社取名奇山书社，已经成立，曹菊如成为一名社员，积极参加读书、研讨活动。书社把社员的读书心得油印成《读书录》，后又改为《同声》，并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9月正式出版《岩声》报。曹菊如是撰稿人之一，为《岩声》报的宣传，不遗余力。他大声疾呼： “做岩声一个先导者，把二十万同胞，引向光明途中去。”①

1922年10月，曹菊如到漳州市浦南墟大纸行当店员，还兼管帐事务。他接触的事情多了，洞察了资本家从事剥削的手段，对资本家的尔虞我诈深恶痛绝。有一回，他写了一篇《觉悟吧!店员们》的文章，揭露资本家投机倒把的勾当，提出“增加工资，七日一假，取消三年学徒制，关心店伙，有病就医”等五项“最低限度要求”，因此惊动了几家老板。他们密谋要联合起来制服曹菊如。曹菊如得知后，找到那几家老板，毫不畏惧地说： “你们怎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还要继续写。”②

曹菊如的正直与能干，换来的却是老板的冷眼与同事的嫉妒。他实在不可容忍，打算浮海谋生。1923年冬，他筹借了120元盘费，背井离乡，到新加坡与棉兰两地度过短暂的失业生活之后，又于翌年3月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岸的小商埠实武牙，在一家香料行里找到管帐的职业，月薪30盾，后又兼管一家香料行及另一家树胶行的帐，月薪共得75盾。但是好景不长，受2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南洋诸岛经济萧条，失业增多，曹菊如的羁旅生活也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在这不满2000人的华侨小商埠，政治舞台却还活跃。曹菊如与当地50余名华侨组织了一个救国会，他自任秘书，从事进步活动。他还联合青草社，与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侨合办不定期刊物《碧野》，由龙岩同乡会陈南桂负责主编，辟为《新槟日报》的副刊发行。曹菊如经常撰文，揭露社会的黑暗。由于青草社致力宣传国民革命，1930年被当局解散。不久，经章起之介绍，曹菊如与陈南桂等六人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①。对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他虽然参加得不多，但从那里获得一些半公开性的书刊，看了鲁迅、郭沫若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他从此在组织上和共产党开始发生了关系②。加上由于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不少革命者流亡南洋，使曹菊如接触新潮流、新思想的机会更多了。有一位进步作家介绍他看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其中石印本《共产主义ABC》给他影响很大，他的思想“渐渐系统而入正轨”③。

曹菊如在印尼期间，一直关心着国内的局势。1928年春，当他得知参与领导龙岩县后田农民武装暴动的中共龙岩县委军事部部长陈品三，在漳州被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张贞部逮捕，囚禁在监狱里的消息，当即以实武牙救国后援会秘书的名义，在同乡支持下，花100元把他保出来。曹菊如虽然没与陈品三会过面，但从同他的书信来往中，了解了家乡农民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府概况，受其革命影响最大④。陈品三来信劝曹菊如回国，并交代了到厦门后的秘密接头点。革命的召唤，使曹菊如下定了回归祖国的决心。

(二)

1930年6月，曹菊如与同乡、中共党员张钦芳一起乘船回国。在厦门上岸后，与中共福建省委派来的人接上了头。来人交给曹菊如一条写有秘密介绍信的手巾，并委托顺带一位原来在台湾做工的同志同行。曹菊如一行三人于盛夏8月回到阔别的故乡——龙岩。

当时的龙岩，已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处呈现蓬勃的新气象。曹菊如回到南阳村，在家里仅呆三天，即进城会见故友——时已担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和开明小学同学、时任龙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郭滴人。曹菊如被留在闽西苏维埃政府工作，任闽西总工会秘书。

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为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大会决定成立闽西工农银行。会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七号布告，曹菊如同阮山、张湧宾、邓子恢、蓝为仁、赖祖烈、黄维仁等七人被宣布为银行委员会委员，阮山为主任委员。这时，曹菊如已由中共闽西特委组织部干事张钦芳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加入革命队伍的曹菊如，就肩负着根据地人民的重托，和阮山、赖祖烈等委员一道，着手筹建闽西工农银行。银行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踊跃购买每股1元的股票，集资20万元。曹菊如紧张地筹划着银行开张前的准备工作。他们从龙岩东街“东碧斋”印刷厂调出一架石版印刷机以及章连富、郑碧山两位工人到银行二楼，印刷闽西工农银行即将发行的纸币，连续印刷一个多月，币额达100多万元①。曹菊如精心在楼下布置营业室，摆上曲尺柜台，吊起玻璃板牌，写上“存款”、“放款”、“汇兑”、“问事”、“收买金银”等。银行门前四根方柱上，分别用红漆写着银行四项任务： “调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 大街上搭起五彩门楼，装饰着工艺品，堂皇壮观。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营业。曹菊如和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收兑首饰银器，兑换现金，来人熙熙攘攘，颇为热闹。

闽西工农银行以阮山为行长，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后兼任总务科科长及营业科科长②，全行共有十几个工作人员。当时，闽西苏区处在敌人不断的“围剿”下，银行既要禁止劣币杂钞侵入，发行自己的纸币，保存现金，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又要代理财政收款，发放低利贷款，收购金银首饰，备有充足的资金，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巩固红色政权。这些，不仅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号召工农群众踊跃筹募集资，还要调集充足的物资，保证发行货币的信用，保障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曹菊如认真执行闽西苏维埃政府制定的金融政策，积极出谋划策，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不知疲倦地工作着③。闽西工农银行是中央苏区建立较早的银行之一，没有现成规章可循，工作人员也缺少办银行的经验。但曹菊如作为会计科科长，总是信心百倍。他不懂就学，在实践中摸索，团结全体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试搞出一些简单的管理办法。如为了分清会计和出纳的责任，制定了收款单和付款单，与现在用的传票基本相同。记帐是采用中式帐簿和旧的记帐方法，后又参照商店的记帐方法，略加改进，结果还是偶合于复式簿记原理。一次偶然机会，从土豪家里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曹菊如如获至宝，精心地把讲义里的表格绘下来，压在玻璃板下，与同志们反复学习研究。这时，毛泽民由白区进入中央苏区，路过龙岩，在闽西工农银行看到这本讲义，问曹菊如是否用这种帐簿。曹菊如说还没看懂呢。后来，毛泽民托“交通”从广东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给他，经过研究，才初步获得现代银行会计、营业和出纳等制度的知识，银行工作有了新的开端。

闽西工农银行成立中共支部，曹菊如任支部书记。这期间，他还担任中共闽西苏维埃政府总支部干事会组织干事①。

由于国民党对闽西苏区的“围剿”，闽西工农银行行址几经迁移。1930年底退出龙岩城，随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的虎岗、上杭的白砂、长汀的涂坊等地转了几个地方。1931年8月，红军攻克汀州后，闽西工农银行派曹菊如、曹根全等四人带两担银元先行入城，作为发行兑换并代财政收款。一个月后，局势稳定，全行人员才进城营业。在曹菊如等的努力下，闽西工农银行的基金，一年来有巨量的增长，大大繁荣了苏区经济。工农银行创办之初，群众对纸币有顾虑，所以持纸币兑换银元的很多。曹菊如认为，要提高纸币信用，首先要保证信用②。因此，银行坚持“来者不拒，随来随换”，而且兑换比价稳定不变，从而安定了民心，持纸币来兑银元者日渐减少。有的人因银元携带不方便，愿收纸币不收银元。搞民间贸易的人，甚至用银元来银行兑换纸币，愿付百分之几的“贴水”①。闽西工农银行纸币信用如此之高，币值如此稳定，是根据地发行纸币的“奇迹”。

1931年11月7日，在汀州古城庆祝闽西工农银行成立一周年。曹菊如和银行同志印发宣传品，在银行楼下举办金银首饰实物展览会，以示银行资金雄厚。曹菊如还为共青团闽粤赣省委机关报《列宁青年》写了一篇《闽西工农银行一周年》的纪念文章，用排比句式，总结了银行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成绩。他提出： “闽西工农银行今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以至从经济上推翻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号召大家“踊跃向工农银行入股! 发展苏维埃经济! ”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临时中央政府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任命毛泽民为行长。1932年元旦，曹菊如奉调离开白手起家的闽西工农银行，带着两个会打算盘、会写“洋码字” 的同志，到国家银行参加筹建工作，国家银行设在瑞金叶坪一户农家，曹菊如和银行五位同志一起住在这家农户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曹菊如依照书本上学得一点知识，参考闽西工农银行那套规章制度，摸索着进行筹备工作。毛泽民对曹菊如十分信任，凡曹菊如提出的正确意见，几乎是有求必应②。在毛泽民领导下，筹备工作进行得顺利而迅速，到了3月间，各种帐簿、单据已印好，国家银行开始正式营业。

国家银行成立之初，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行长毛泽民忙于筹划经营开矿、淘金、造纸、运盐等业务，办公厅范围内的日常工作，全由曹菊如管理。为了领导上方便，国家银行曾设立稽核处，曹菊如任处长，并担任国库处处长。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取消稽核处，曹菊如任业务处长①。毛泽民不在时，银行工作多由曹菊如主持。

这期间，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邓子恢，把如何统一苏区财政的技术工作，责成银行负责。为此，兼任财政部会计局局长的曹菊如，参照闽西工农银行的管理经验，与银行同志多方探索，酝酿拟订各种制度，做了整顿帐簿表格的工作，以后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货币，从设计、绘制图案到印刷过程，曹菊如均亲自过问。1932年7月，银行开始发行票面1元的主币，还有几种“角”与“分”的辅币，统一了货币。在曹菊如提议下，经过研究，银行规定战争中的战利品必须由银行统管; 并征收农业税和商业税，使苏区的财政货币得到了统一。

国家银行的重要工作之一; 是建立国家金库，承办代理金库业务。建立金库制度，对于从事银行工作不久的曹菊如又是一个新的课题。恰巧，在一次接受前方来款中，发现包现洋的纸是一张税务部门的收税“四联单”，曹菊如等仔细查阅，不禁欣喜万分。他们借助这张“四联单”的启发，进行了金库制度的设计。经过几个月的摸索、钻研，初步草成了金库条例，规定一切收入必须解缴金库，一切支出必须凭财政部支付命令，任何人非此不得动用库款。

受“四联单”的启发，曹菊如以银行名义草拟通知，分发给红军各部队的政治部、供给部，请其注意搜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制度的书籍、文件和帐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资参考借鉴。曹菊如等根据收集来的材料，结合实际情况，较顺利地为财政部制订了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等，并为机关和企业建立了财务会计制度。曹菊如就是这样地学习、钻研，从不懂到懂，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为创建银行而不懈地工作。

在国家银行，曹菊如还担任中共小组长、中共支部干事职务，分管党务工作。他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注意培养金融工作干部，曾举办共有200人参加的银行训练班、金库训练班、财政人员训练班①。这些训练班设在国家银行总行里，曹菊如经常利用晚上时间亲自讲授。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多是年轻人，最小仅16岁。他们在曹菊如指导下，很快熟悉了会计业务。这期间，他协助毛泽民等，为统一苏区财政，建立国家总金库，整顿税收，发行纸币，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培训金融干部，做了大量工作。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在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下，制定了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使苏区财政收入日益困难，不得不依靠发行货币维持开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苏区逐渐缩小，财政越发困难，纸币发行总额竟达800万元。曹菊如认为，充足的物资是保证币值稳定的手段，货币发行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它的物资基础。这是发行货币一定要遵循的一条原则。当时，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免不了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批判，曹菊如并不以为然，反而说： “你说我右了，你不实事求是，我认为你是 ‘左’了。”①他坚持原则，任劳任怨，积极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国家银行组成第十五大队，大队长袁福清，政治委员毛泽民，中共支部书记曹菊如，编入军委直属纵队随军长征。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下，带着坛坛罐罐长途大搬家。十五大队有100多个运输员，挑着100多副担子，除几十担苏区铸造的白洋和钞票外，还带着一批印钞票用的笨重机器、材料等，山路行军极为缓慢。

红军骡马少，多用来驮物品。十五大队只有毛泽民配有一匹马，也经常让给体弱的同志坐骑。曹菊如身体不好，患肠胃病，毛泽民叫他骑马，他总是笑呵呵地婉言谢绝，并且同战士们一样背15斤重的东西，有时还背30来斤②，坚持步行。整个长征途中，“他是没有马骑，徒步走了二万五千里的干部”③。曹菊如作为中共支部书记，一路上关心同志，做政治思想工作。谁挑担子掉了队，他就折回去，帮助挑一二里路;小青年章水伯生病走不动，曹菊如便帮他背东西。宿营时，他看见曹根全盖得单薄，就将自己的毛毯割一半给小曹。另一名战士衣不御寒，他把自己唯一的毛衣脱下来，又将剩下的半条毛毯改作斗篷御寒。每到宿营地，他忙于调查情况，打土豪，搞粮食，比别人更为辛苦。

到湖南潇水附近，奉命轻装，十五大队把印刷机、材料卸掉了，曹菊如也把不需要的行李丢弃，只存牙刷、茶缸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但那本毛泽民千方百计搞到的《银行簿记实践》，他却作为银行的“宝贵财产”精心保存，一直带到陕北。

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长期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民族之间的隔阂，使红军遭到严重的缺粮困难。曹菊如便发动大家挖野菜，弄到一点东西大家分着吃; 搞不到吃的，曹菊如与大家一起饿肚子。有时从土豪家里弄到一些稻谷，没有舂米的石臼，曹菊如教大家用瓦片搓谷成米，他带头干，把手都搓红了。

1935年1月，红军攻下遵义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部队得到了三个月来未曾有过的10天休整。就在这短短的10天中，曹菊如和银行的同志们仍紧张地工作着。他除了指导没收、征发、保管和分配工作外，主要是及时地组织货币发行和回笼工作。当时遵义食盐昂贵，为了打破官僚、军阀、地主、奸商的垄断，解决人民急需的食盐供应，国家银行一面发行“红军票”，一面又将大量没收的食盐，按平价出售，回收货币，由于发行和回笼是紧密配合的，且有充足的物资保证，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信誉很好。红军在遵义期间，群众争要“红军票”，街上商店生意兴隆，全城活跃，极一时之繁荣。

在红军离开遵义的前一天晚上，还有部分纸币没有收回。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曹菊如和同志们通宵达旦地忙于为群众办理用现洋兑换纸币的工作，即用其他商品和银元，把留在群众手中的纸币尽量兑换回笼，直到黎明时分方才结束。曹菊如鼓励大家说，我们所进行的工作，不仅是一件重要的经济工作，而且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在他的鼓励下，虽然大家熬了一个夜晚，没能很好地休息，但个个情绪很好，心情振奋地离开遵义，踏上新的征途。

十五大队在进入遵义之前，袁福清调离，由一排排长曹根全继任大队长。警卫部队也调离了，十五大队编制缩小。二渡赤水后，红军在贵州土城与四川军阀激战，十五大队奉命进一步轻装，烧毁了大部分票子，埋掉了一部分毫子，曹菊如和毛泽民奉命离开了十五大队。红军再渡乌江后，在贵州盘旋了一些日子。这时，曹菊如患病咳血，进了 “医院”。当时的医院谈不上什么条件，不过只是编入病员队伍，跟着医院行军罢了。“出院”后，他带了两担金子，跟着供给部走，每天以百多里的速度急行军，爬雪山、过草地，曾两次衰竭“躺倒”，被人救起后继续前进。到达川北阿西时，分散的财政、银行干部奉命集中起来，曹菊如等由林伯渠带领，随军北上。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国家银行干部有六人牺牲于长征途中，只剩下曹菊如和毛泽民、曹根全、钱希均、黄亚光等七名干部。

(三)

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并决定将陕甘晋银行并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主持具体工作①。曹菊如受命，重新着手建行。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带领西北分行，由瓦窑堡至保安又至延安，几经搬迁，艰苦创业，立下了功劳。

西北分行筹建之初，内战尚未结束，陕甘宁苏区财政困难，银行资金有限; 留在银行工作的只剩曹菊如和曹根全两人，加上陕甘晋银行并入的干部，总共不过五人; 国家银行大部分文件资料，又已在长征中焚毁。曹菊如面对这些难题，脚踏实地，具体筹划，一切工作从头开始。他安排陕甘晋银行并人的干部仍任原职，又从社会上招来知识青年二人，培养训练后担任记帐，很快组成一个业务班子，抓紧发行货币，支持财政，支持生产。他用陕甘晋银行并入的印刷厂，采用当地土纸，后又用棉布，印制西北分行票面为1元券的票子。所印票子，多数用来拨付中央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所属各县的经费开支，以维持机关、部队的最低需要，也用一部分来发放农贷，支持生产。1936年春，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第一个春耕季节来到，曹菊如适时地从银行有限的资金中拿出8万元发放农贷，以每元3—5厘的低息贷给贫苦农民，并规定红军家属可享受减少利息1厘的优待②，使陕北贫苦农民得以恢复生产，支援战争。

1936年7月间，国民党军队乘红军西征甘肃、宁夏边境之机，进攻瓦窑堡，西北银行随党政机关搬迁。曹菊如将银行印刷厂的全部干部调入银行做业务工作，组成一个较强的班子，转移到保安县城(今志丹县) 。初到保安，西北分行同财政部同住在一家商店里，营业没铺面，办公缺桌椅，无法开展业务。曹菊如带动银行干部自己动手，把一个原是国民党军队作马厩积满马粪的房子，打扫冲洗干净，作为银行营业用的铺面。又发动大家找来砖头，自己动手在铺面垒起两个砖台，中间架条木板，高的当办公桌，矮的作板凳，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开始办理银行业务。

这时，中央财政更形拮据。曹菊如组织银行同志在保安城外的两孔石窑内重建印刷厂，用红军东征时得到的石印机和道林纸，继续发行货币，应付当时财政日益困难的局面。到离开保安时，西北分行发行的货币 (包括收回的陕甘晋银行的票子)约有90万元。这对支持财政，支援革命战争，恢复发展生产，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发行货币的同时，曹菊如鉴于票子发多了，银行要掌握物资，保证货币畅流，币值稳定。于是，他在银行专设一个营业部，兼营商业贸易。当时的保安，经济落后，商业箫条，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下，同根据地以外的商业贸易几乎断绝，造成布匹、药品等群众必需的工业品价格昂贵，农副产品却很便宜。曹菊如让银行通过营业部用货币收购经营农副产品，又用有限的银元、元宝支持鼓励商人突破封锁线，从白区购进工业品，再由银行配售给机关，对群众则限量平价出售。由于银行掌握了物资，进行工农业产品调剂，逐步缩小剪刀差，受到群众的欢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让出延安、甘泉、合水、庆阳四个县，西北分行再次随党政机关搬迁到延安。曹菊如为了银行一到延安就能继续营业，领导全行人员于1936年12月31日通宵工作，结清帐目，整顿行装。1937年元旦，他带领银行干部，怀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保安。

西北分行到延安后，中共中央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意在边区统一行使法币。曹菊如按照财政部的指示，领导银行进行回收苏票的工作。按照当时物价计算，苏票与法币的比价约为6∶1。曹菊如考虑到维护苏票的信誉，使回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让银行公布这个比价，也不用法币兑换，而是由银行经营的营业部，将所有商品都按6∶1的比价标价，专收苏票。还派干部用牲口驮着群众适用的东西，到路远人稀的地方去收兑。到1939年9月。共收回苏票约有150万元。银行这种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深受群众的赞扬。

曹菊如任西北分行副行长期间，还兼任西北办事处财政部的会计科科长①，为协助建立健全财政制度，统一财政，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当时，银行还不具备建立金库的条件，只建立了财政部直属金库。他沿用中央苏区的“财政管理条例”，严格执行收入缴国库，支付凭命令，定期作报告的制度，加强管理。为了统一财政，曹菊如把陕北各县主管财政的同志分批请到瓦窑堡来座谈，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征求他们对建立金库制度的意见，并亲自帮助陕北各县建立预决算、会计、报告等制度。在保安时，他根据在中央苏区的实践经验，结合当时实际，起草了《地方财政条例》，撰写了一些有关财政预决算、金库管理条例的小册子，供各地财政干部学习。他还亲自设计一些被称作“洋帐簿”的帐簿格式拿到西安印就后，运回边区使用，以便会计管理划一。到延安后，工作条件得到改善，有了个较强的班子，曹菊如主持举办了两期银行干部训练班，为以后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西北分行于10月间随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曹菊如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和边区银行行长①。

曹菊如领导陕甘宁边区银行，一面开展银行业务，一面继续兼营商业，经营光华商店。光华商店是边区政府为了办理内外贸易和统一调度使用资金，于1938年4月1日正式成立的公营商业机构，隶属于边区银行。当时，国民党政府按照国共合作抗战协议规定，按月发给八路军一定数额的军饷，中共中央决定将这笔军饷的一半由边区银行收管，作为边区党政机关、部队的经费。曹菊如在如何管好用好这笔款项上作文章，精打细算，利用部分款项作为流动资金周转，兼营贸易，积累和壮大银行资金力量。他凭借当时银行在这笔军饷未领到前已有垫支机关、部队所需经费的财力，就让边区银行在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这笔军饷时，即用部分款项就地购进边区所需的紧缺物资，作为光华商店的进货运回延安，供应军需民用。另一部分款项领回延安后，又由银行用来兑给经营进口批发贸易的大商人，利用他们与国民党统治区工商业者有传统联系的有利条件，使他们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到国民党统治区购进货物，然后由光华商店成批购进，以辅助光华商店自身进货力量的不足。曹菊如为了充分调动这些批发商经营进口贸易的积极性，达到边区必须扩大进出口贸易的目的，又制订一些鼓励性的办法：如对这类进货的批发与零售价格，实行合理定价，既让这些商人有利可图，又无法哄抬市价; 对商人的进货滞销时，则由光华商店将其大部或全部商品购买下来，促使他们的商品迅速脱手，尽快再去进货，以便市场有源源不断的货源保证。银行通过这些措施，同这些商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促进了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

在曹菊如的具体领导和帮助下，光华商店随着银行业务的发展，商业活动日益扩大，在保安、曲子、关中等重要地区设立了分店，组织了大量进口物资，供给军需民用，还积存了大批布匹等紧缺物资。在当时边区财政困难、物资紧缺的条件下，边区银行兼管贸易，对于组织土产出口和货物进口，供给军需民用，以及为银行积累资金、支持货币发行、发展边区经济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肯定并表扬了边区银行领导下的光华商店的工作①。

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形成后，边区市场全部流通法币，而当时的法币主币居多，面额较大，辅币异常缺乏，一角以下的辅币几乎没有，找零极为不便，群众被迫以邮票代替辅币使用找零。曹菊如为此向边区政府建议，由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以方便群众交易。他的建议得到边区政府批准，即于1938年，由边区银行发行1分和2分的辅币，以后逐渐增发5分、1角、2角、5角以至7角5分的各种面额辅币。这种“光华商店代价券” 与法币并行流通于市场，比价为1∶1。由于边区银行对用光华商店代价券兑换法币不加限制，光华商店又有充分的物资可供购用，因而它的信誉很高，群众称之为“光华票”，在市场上流通无阻。截止1941年2月，曹菊如主持发行了 “光华券”4 388 215元②，保证了市场商品的畅流。

陕甘宁边区银行在曹菊如的领导下，把经营光华商店和发行货币有机地结合起来。银行通过光华商店，掌握物资，稳定币值，积累资金，支持货币发行;又投入一定的流动资金，支持光华商店扩大经营，加速资金的流通积累，保证充足的物资供应。因此，银行业务蒸蒸日上，资金力量日益雄厚。1941年11月，曹菊如在边区第38次政务会议上总结边区银行三年来的工作时，银行固定资金已由10万元增至120万元，光华商店也拥有资金50万元。银行还在三边、绥德、陇东等地设立三个支行，各有资金10万元①。银行资金力量的不断壮大，得以担负当时的财政性发行，并在保证机关供给、工业投资、代理金库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1938年冬，中共中央成立财政经济部，统管边区财政经济，李富春任部长，曹菊如任副部长②。这时，他除直接领导边区银行工作外，还主持财政经济部的日常工作。在他的统一筹划下，由财政经济部拨出固定资金，发展工业，兴办了十几个工厂和光华农场。边区银行则给这些工厂、农场以必要的流通资金予以支持。中央财政经济部于1940年冬改为研究部门，边区的财经工作移交边区政府管理，曹菊如离开财政经济部，专任边区银行行长③。

1941年3月15日，曹菊如奉令调离银行④。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仍关注着边区金融事业的发展，并抓紧时间，认真读书，钻研银行业务理论，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总结经验，从而使他对货币发行、金融管理，逐步形成了独到的见解。

1942年4月，曹菊如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0月，他从党校调出，参加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后，他被委任为边区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带领五六个人到边区银行检查工作①。

此前，边区银行为支持财政预算、发展国民经济、开展同法币的斗争，增加了过多的财政性发行，造成金融波动，物价上涨，边币贬值，边币与法币的比值一再下跌。边区政府内部对边币是多发行还是少发行或不发行?是稳定在物价上还是稳定在比值上等问题，意见纷纭，主张不一。曹菊如领导的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成员中的意见也不能统一。曹菊如则认为边币稳在物价上不可能，必须稳定在比价上。在他的主持下，对银行工作写出四个检查报告，但对边币发行问题的报告，则实事求是地注明因意见未一致，只作讨论材料上送。

1944年春，曹菊如参加边区高干会，讨论整顿财政问题。3月13日，他就“边币问题”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了对边币发行量、边币与法币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提出了边、法币必须稳定在比价上的见解②。

他认为“边币要稳定、要提高。巩固边币基本上要靠发展生产，改善输出入贸易，才能掌握力量，争取主动，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但必须面对边、法币还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客观事实，要有勇气承认目前法币在流通渠道上有着“腿长”的优势，它不但在大后方独占市场，还在边区流通，占边区市场一半以上。在目前边区一时不能达到贸易出超、统制进出口贸易的情况下，边币还不能摆脱法币的影响。要据此来决定对策。他认为必须争取主动，利用法币来达到稳定边币和打击法币的目的。

他比较了处理边币的几种办法后，主张“以稳定在现有物价上为目标，但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先以稳定在边、法币一定的比价上为第一个步骤”。他认为这是可攻可守的稳当步骤。因为，边币在稳定情形下，还可以大量发行，从中取得一笔巨大的资金。用之于巩固边币，此时再谈提高，就有真正的实力作基础，就不会是冒险了。

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映，受到边区各方面的注意。陈云在参加会议期间，同曹菊如谈话，向他了解边币问题的看法和情况。

1944年夏，曹菊如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①。在办事处副主任陈云具体领导下工作。陈云亲自抓贸易工作，曹菊如协助陈云多管边区银行工作。他对边区财政金融、经营贸易等方面工作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的建议，受到陈云的重视和支持。在陈云的领导下，随着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边区经济的全面发展，为边区银行货币发行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准备。曹菊如在参与银行工作中，实践他的主张，执行边币与法币稳定在比价上的办法，对货币发行与法币调度实行统一管理。当时，边、法币比值已下跌到10∶1左右，略作技术上的调整，即使边、法币稳定在这个合乎实际的比价上，银行重新挂牌不限制的兑换。从此，边币稳定下来，逐步重新占领边区市场; 发行准备量也日益充足，财政收入基本平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曹菊如主持撰写了《边区金融总结》，总结了抗战时期关于金融问题的实践经验①。陈云对他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在延安时对货币的作用有过卓越的见解。在这方面还是我的老师”②。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菊如于1945年10月间奉命从延安出发，去创建东北根据地的银行。是时，国民党军正大举北犯，曹菊如被阻滞于张家口，就地投入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冀热辽分行的筹建工作。翌年2月，冀热辽分行成立，他被任命为经理③。这期间，他带领银行辗转于边区各地，为支持革命战争的顺利进行不辞劳苦地工作着。6月下旬，在筹建热河省银行时，他草拟了《对热河省金融问题的意见》，提出开展边币对伪满币斗争的方法和步骤，拟定出八条切实可行的意见，以使“边币的流通普及于全省，并给伪币以有效的打击，最后达到驱逐伪币的目的”④。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出色工作，获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同年8月，他又踏上了前往东北的艰难历程。

1946年入夏后，国民党军疯狂进攻东北解放区。东北民主联军被迫退出四平、长春撤往北满，1945年11月在沈阳成立的东北银行总行随中共中央东北局辗转迁至哈尔滨。战局的发展使曹菊如从山海关进入东北已不可能，他便取道山东经德州、惠民、羊角沟、烟台，转水路到大连再至朝鲜西海岸的南浦港，然后改乘火车经平壤、图门、牡丹江，到达哈尔滨时①，已是9月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曹菊如担任东北银行总经理②。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还处于分割状态。中共中央东北局下辖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分局，分局以下又置十几个省份或地区，而且时有分拆合并。当时，各省区民主政府分别设立银行，各自发行流通于本省区的流通券多达十几种。此外，还有苏联红军发行的“红军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以及大量的伪满币。这些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混合流通，给东北解放区财政金融事业的集中统一带来了严重困难。东北银行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就是整顿金融发行货币。曹菊如就任总经理后，在中共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先把东北银行总行和哈尔滨市分行分开，各司其职; 又在总行专门设置了调查统计科，搞物价指数、物价统计等专项业务;还编印《金融物价》月刊;指定专人负责查找计算历史上关键年代的货币购买力——单位元购买主要商品的数量，以资研究，从而决定对策③;逐步扩大东北银行货币的发行量，使其进入市场，站稳脚跟，正常流通。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蒋占区日益缩小，东北银行即基本上将原先成立的各省区民主政府银行统一管理起来，隶属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并及时废止了各省区多种流通券的使用，集中力量为肃清伪币杂钞进行坚决的斗争。东北银行针对国民党政府在大量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卷的同时，登记并限制兑换红军票，要把红军票挤进解放区的企图，先发制人，首先在哈尔滨市宣布停止使用红军票，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稳定了金融物价。对伪满币及九省流通券，则有计划地动员与组织人民将其推向蒋占区，换回所需物资;并通过压低伪满币与东北银行货币的比价，使伪满币由北满解放区向南满蒋占区流动。1947年1月15日，宣布停用伪满币;规定出关进入东北，不论何种货币，一律兑换成东北币。在曹菊如的具体主持下，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东北银行终于统一了东北的货币。肃清伪币杂钞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7年3月，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调到哈尔滨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并兼管财经工作。5月，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物价问题，曹菊如草拟了《关于哈尔滨粮食配给价格问题的几点意见》。他指出： “实行粮食配给的本意是为了保证哈市人民的基本需要量，避免因供求失调，使粮价一时过分波动，以致于影响购粮工作”①; 但由于各种原因，“决定了拖住粮食价格的企图是无法实现的”，因而建议把高粱米价提到接近于黑市，同黑市经常保持10—20%的距离。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客观经济规律，预见到“今后物价还要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但无限制的循环上涨是不会的。物价的循环上涨，只有在发行的恶性膨胀下才会发生。”他的建议得到领导的重视。

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总会计局在沈阳成立，曹菊如兼任局长。他提出的《对总会计局工作意见》②，为东北行政委员会采纳，并于1949年3月19日颁布了《限期清查国营企业财产》和《机关及公营企业现金管理办法》两个基本法令。

1949年6月初，曹菊如奉命入关，前往北平，走上了更为重要的财经工作领导岗位①。

(五)

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当时，财经委员会下设财政组和金融组，均由曹菊如负具体工作责任②。1950年1月，为了迅速扭转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局面，财经委员会决定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曹菊如全力以赴投入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从拟定报审会议文件到会议议程和一般会务安排，他无不亲自动手，一一过问，直到万无一失，领导认可、组织批准才肯罢手，保证了会议于2月13日至25日如期召开。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统一财政、紧缩编制、现金管理和物资平衡等四大经济问题，并确定“集中一切财力、物力，统一财政”为当年财经工作总方针。会后，曹菊如参与制定并忠实地执行了中共中央、政务院的决定，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53年9月，曹菊如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不久，又升任行长、党组书记③。

曹菊如一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明确提出： “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家统一的政策计划下，与财政部门密切联系，使预算与信贷结合，努力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节约资金使用。”①在曹菊如领导下，1954年度，银行信贷收支平衡，存款增长率超过信贷增长率，货币投放增长幅度低于上年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等有关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幅度，市场货币流通量基本适合商品流通的需要，保持了金融物价稳定。

1955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已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呈现出一派金融物价稳定的新景象。为了彻底扫除旧中国通货膨胀的遗迹，消除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计价流通方面的诸多不便，进一步改革、健全和巩固货币制度，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并决定以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的折合比率收回旧的人民币。

在讨论制订发行新人民币的政策中，曹菊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极力主张新旧币无差别兑换、混合流通，不采取区别兑换的政策，并领导人民银行为这一政策的制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一是我国已没收了官僚资本，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这次币值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缩减流通中的货币量，所以没有必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差别兑换政策。二是当时流通中的货币，绝大部分掌握在职工和农民手里，以农民为最多，私营工商业仅占很小一部分。如果采取差别兑换，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一次再分配，这对于正在顺利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利的。曹菊如的主张，得到了陈云、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支持，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作为发行新人民币的重大政策贯彻执行①。

新人民币正式发行之前，曹菊如召开了有关会计核算和现金出纳工作的业务会议，制定了各种必要的工作制度和办法，发布了详细而又明确的工作指示。由于准备工作充分，预见性强，对于可能产生的问题都采取了相应的正确对策，所以，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时，秩序井然，市场繁荣，商品充足，物价平稳，人心安定，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风平浪静地完成了发行新币、收兑旧币的工作。

为贯彻中共“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决议，1956年11月和1957年3月，两次召开全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认真总结商业信贷和农村金融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1957年的金融工作。曹菊如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说：银行“去年中心任务是支持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今年银行的中心任务就是把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②各级人民银行按照会议确定的中心任务努力工作，进一步稳定了货币，协同国民经济各部门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9年3月，在曹菊如主持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开始探讨1958年“大跃进”以来金融战线上存在的“左”的错误。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曹菊如强调银行要有全国一盘棋思想，重申必须坚持国家管理流动资金的原则，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③。会后，他指示总行立即书面向国务院汇报了会议精神，由国务院发出《关于管理企业流动资金的暂行办法 (草案) 》，对如何合理分配、节约使用流动资金，作了若干具体规定。曹菊如认真执行了国务院的指示，领导总行和各级人民银行纠正了流动资金管理自流状态的倾向。

曹菊如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事事从革命利益出发。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作中肯坦诚的自我批评，从不上推下卸，诿过于人。但对于来自上级的不够正确的批评，他也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求得妥善解决。1958年冬，银行把一些不应当收回的未到期的 (约2亿元的) 农业贷款也收回了，增加了一些人民公社资金周转的困难。1959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后，3月25日，曹菊如亲自动手，为人民银行党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题为《关于收回农业贷款中发生的问题的检查报告》①。这个报告检查了银行在收回农贷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分析了产生的原因，同时提出了纠正的设想和办法。同月29日，毛泽东批示： “此件写得很好，有恰当的分析，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交待，使人看得懂，不会头痛。”从此以后，对“共产风”的批判，便不再提 “三收款”了。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人民银行立即冻结各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的存款，包括地方预算外存款。曹菊如领导各级人民银行雷厉风行，立即执行，打响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前哨战。翌年4月30日，又根据国务院《关于当前紧缩财政支出，控制货币投放的补充规定》，发出《关于改变信贷管理体制的通知》，从制度上抓紧信贷管理。同月，人民银行总行会同财政部报请国务院批准，把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改为大部分由财政部门通过企业主管部门拨款，小部分由银行放款供给。人民银行还根据农业生产和农业资金的特点，将农业贷款的利率由6厘调低恢复到4.8厘。这些措施的制定实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决定全面地、坚决地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曹菊如参加了这次会议。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 (简称《银行六条》)。曹菊如主持的人民银行总行为执行《银行六条》，加强了对农村金融工作的领导，提高农业生产资金的经济效益; 改商业信贷管理办法为集中统一和分口负责相结合;制定了《信贷员职权条例》; 把关堵口，切实加强会计、出纳工作; 在银行系统清仓核资，与此同时，还为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 (简称《财政六条》) ，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1962年的努力，银行在货币流通上，实现了 “当年平衡，略有回笼” ，促进企业改善了经营管理，合理支持了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所需的资金，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曹菊如深受党和人民的信任，曾先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初，曹菊如不再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职务。1965年1月，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他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①。

曹菊如一贯关心爱护干部，认真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副行长黄亚光1927年入党，1931年春在闽西发生“肃社会民主党”错案时被错捕，生命难保。曹菊如挺身而出，向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举荐，说黄亚光会设计图案绘制钞票，是个难得的人才，银行要发行钞票不能没有他。毛泽民接受建议并请中央政治保卫局派人飞马奔赴刑场。才把黄亚光从枪口下抢救出来。在人民银行的一次会议上，曹菊如讲了这个充满传奇色彩、却又千真万确的故事，嘱咐大家要尊重黄亚光，支持他做好工作。曹菊如既教育大家尊重老干部，又十分关心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成长。他每次听取汇报，总是让别人把问题和看法谈完然后交换意见，共同研究。既肯定成绩鼓励干部做好工作，又实事求是指出错误缺点。

曹菊如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满腔热忱;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却深恶痛绝。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67年夏初，原重庆市委常委、副市长余耀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妻子拖儿带女赴京上访，一家五六口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曹菊如冒着风险热情收留在家，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们，而且经常宽慰鼓励他们： “我了解余耀泽，他是党培养起来的一个好干部，我不相信他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我不怕，你们也不要怕。”①曹菊如的关怀使他们在逆境中坚定了对党的事业、国家前途的信念。

1969年，曹菊如被迫携带家眷疏散到江西省抚州市和广西省桂林市等地，生活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可是，他仍和受到迫害的陈云、邓子恢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坚持看书学习，做调查研究。他虽身处逆境，却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江西抚州时，他对前来探望的老战友说：“要相信党中央，要相信毛主席。”①

“一生革命，两袖清风”，是曹菊如当之无愧的真实写照。他治家律己很严，平时饮食简单，衣着朴素，通常穿的是一条维棉混纺布的裤子和一件普通中式上衣。他用的皮带、烟嘴和烟盒还是在延安时用的。他说这是跟随他革命时间最长的“三件宝”，不能丢。

1953年，干部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第一次发下工资，他就搞好计划开支，合理安排生活，建立了家庭帐目，分类记载，年清月结，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凡是看过他的家庭帐目的同志无不赞叹：就像银行的帐目一样清清楚楚。

曹菊如常告诫叮咛子女：公家的便宜不能沾，利己的事情不能做，不能违心地生活。他的孩子，都能自食其力，注意节约，并由组织根据需要分配工作，有的是在基层银行干了20多年的老会计，有的是科技人员，但多数是工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

曹菊如晚年体弱多病，一目失明，另一目视力也不好，看材料要用放大镜，写字就更加困难了。可他仍不忘国家大事，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总结实践经验，一丝不苟地撰写革命回忆史料。1978年9月中旬，他终于在金触研究所同志们的协助下，呕心沥血写成了近两万字的关于党的金融工作的回忆录，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1年1月6日，曹菊如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24日下午，曹菊如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宋任穷主持，姚依林致悼词，赞扬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说： “曹菊如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战斗的一生。”①

注释

①②《曹菊如自传》 (1941年),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①曹菊如: 《关于岩声报的回忆》,载《龙岩革命史研究参考资料回忆录》第2辑,1964年。

②《追忆爸爸继续革命》,载《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

①《在曹菊如同志追悼会上姚依林同志致的悼词》,198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②《追忆爸爸继续革命》。

③④《曹菊如自传》 (1941年)。

①访问章连富记录。

②《曹菊如自传》(1941年)。

③曹根全: 《在苏区银行工作的回忆》。

①《曹菊如自传》 (1941年)。

②《为人民的财经事业奋斗一生》,《曹菊如文稿》。

①指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兑换时,其加价部分即为贴水。如甲货币1元兑换乙货币时需1元1角,这1角即为贴水。

②曹菊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载《曹菊如文稿》。

①《曹菊如自传》(1941年)。

①访问钱希均记录。

①《为人民的财经事业奋斗一生》,《曹菊如文稿》。

②访问钱希均记录。

③《在曹菊如同志追悼会上姚依林同志致的悼词》,198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①《曹菊如文稿》第26页。

②1936年7月16日《红色中华》第2版。

①曹菊如自填《干部履历表》。

①《曹菊如文稿》第32、33页。

②《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文选》第2辑第3页。

①《曹菊如文稿》第45—47页。

②③④曹菊如自填《干部履历表》。

①曹菊如自填《干部履历表》。

②《曹菊如文稿》第54—72页。

①曹菊如自填《干部履历表》。

①《曹菊如文稿》第73页。

②陈云1982年2月17日为《曹菊如文稿》卷首题词。

③曹菊如自填《干部履历表》。

④曹菊如: 《对热河省金融问题的初步意见》。

①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办公室访问曹菊如夫人石芝记录稿,1986年6月。

②曹菊如自填《干部履历表》。

③徐光夫: 《总经理和练习生》。

①曹菊如: 《关于哈尔滨市粮食配给价格问题的几点意见》,1947年5月,未发表。

②曹菊如自填《干部履历表》; 《对总会计局工作的意见》。

①《东北银行大事记载》;曹菊如《干部履历表》。

②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办公室访问于明礼记录稿,1987年6月。

③《在曹菊如同志追悼会上姚依林同志致的悼词》,198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①曹菊如: 《在区行行长会议结束时的发言》,1954年3月。

①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办公室访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丛树英、夏明等记录稿,1987年6月。

②曹菊如: 《在分行行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7年3月。

③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资料。

①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资料。

①《在曹菊如同志追悼会上姚依林同志致的悼词》。

①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办公室与四川省广播影视厅余嘉在京谈话记录,1987年5月19日。

①1987年6月19、20日曹根全在闽西宾馆谈话记录稿,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办公室整理。

①《在曹菊如同志追悼会上姚依林同志致的悼词》,198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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