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卓恺泽人物传,卓恺泽生平事迹,卓恺泽评价

Posted 2022-05-08 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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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卓恺泽人物传,卓恺泽生平事迹,卓恺泽评价

卓恺泽，一九二五年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宣教委员兼团北方区委委员，在《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刊物上写过许多批判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的战斗文章; 参加组织了北京一九二六年“三一八”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七月，任中共上海闸北部委书记; 十月，调团中央宣传部，编辑《中国青年》，用“砍石”、“石”等笔名写了许多文章，继续批判国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一九二七年二月，任团江浙区委委员，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宣传工作; 五月，任团中央委员;九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一九二八年三月，任团中央特派员兼团湖北省委书记，四月英勇牺牲。

(一)

卓恺泽，乳名阿培，笔名砍石。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乙巳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松岙村。父亲卓祥光，为人正直，颇懂中医妇科，常给村里的人看病。母亲庄氏主持家务，生二女一子。家境比较富裕，后来逐渐破落，在恺泽成年时，尚有土地十多亩，楼屋四间。

卓恺泽七岁起就上松溪小学读书。十一岁考入离家二十华里的裘村忠义高等小学。这所学校，有不少思想比较进步的教师，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军阀、抵制日货、毋忘“五九”①国耻等活动。恺泽年纪虽小，已感受到时代的脉膊，在一次学校举行的演讲会上，作了一篇题为《暗杀以寒军阀之胆》②的演讲。这篇演讲，表达了对军阀卖国的切齿痛恨和对祖国的热爱。他讲得声色俱厉，言词激昂，使听者很受感动。

一九一九年，卓恺泽十四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宁波最大的一所学校——浙江省立第四中学。这所学校有不少进步教师，学生运动相当活跃。那时，已是“五四” 运动的后期，学校照常上课，但学生会继续活动。卓恺泽受“五四”运动的熏陶，更加努力学习，并经常去学校图书馆阅读课外书刊，吸收新思想、新文化。同时，他劝导和督促成绩较差的同学努力学习，共同进步，同学们都尊他为“学长”。他还担任学生会的工作，带领同学们参加校内外活动，反对读经③，要求教白话文，要求学生会参与学校行政管理，支持教会学校的师生反对神父和牧师的专制。

一九二二年，卓恺泽参加了宁波青年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雪花社”。他按照这个社“本互助之精神，作社会之改造”④的宗旨，投入社会活动，向宁波的守旧势力作激烈的斗争。同时，他还积极帮助其他知识青年走向进步。

卓兰芳是宁波一个小学的青年教师，家境清寒，家庭经济负担重，常感入不敷出，心情苦闷。卓恺泽向卓兰芳指出：“中国民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遭受经济困厄，这并不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只有改造社会，才能彻底解决。”①他帮助卓兰芳提高了认识，于一九二三年也参加了“雪花社”，投入改造旧社会的活动。

一九二三年五月，卓恺泽写信给在宁波第四师范读书的同乡好友裘古怀，提出创办松溪图书馆，为家乡 “办点小小公益”②。裘古怀十分赞同。他们两人热情捐助书刊和资金，并向商界、学界、当地士绅筹募经费，办起了松溪图书馆，委托当时松岙最有权势的知识界绅士卓祥赓代为管理。但是，卓恺泽和卓祥赓在购置何种书籍问题上经常发生争论。恺泽主张购买新出版的通俗读物，而卓祥赓却要买《资治通鉴》一类的大部古书。这使卓恺泽经常放心不下③，他在给裘古怀的信中曾经指出： “书籍由他们管，恐有买椟还珠的危险。”④

这一年暑期，卓恺泽在四中毕业回家，发现卓祥赓对图书工作不负责任，图书散失很多，就当场给以批评。卓祥赓在乡间专擅惯了，感到这样一个青年学生竟敢当众伤其体面，恼羞成怒，骂恺泽是“田鸡⑤学生”，并气势汹汹地要动手打人。卓恺泽不但没有被吓倒，而且毫不客气地“回敬” 卓祥赓是“座山乌鸦”，说他不为乡里做好事，反而祸害乡里，使其狼狈不堪。这事曾在松岙哄动一时，广大群众纷纷赞誉卓恺泽这种不畏权势的刚勇性格。后来，在卓恺泽和裘古怀等人的努力下，这个图书馆购置书刊达三百多种，为家乡群众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提供了条件。裘古怀在日记中写道： “事业的成绩，与恺泽募设图书馆一事，颇堪自慰。”①

卓恺泽对权势者无所畏惧，而对贫苦农民则十分同情和支持。有一年暑期，他放假回家，得知有一个农民因在地主的山上疏砍了一担松毛②而被抓去，他就去同这个地主评理，指出： “穷人上山疏砍一担松毛够辛苦的了，你抓住不放，没有道理，何况老树疏枝，对松树成材还有好处呢。”③在卓恺泽的说理下，这个地主只好把那个贫苦农民放了。

(二)

一九二三年八月，卓恺泽考入北京的华北大学预科。在大学里，他担任学生会的干部，一面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编辑壁报，开展宣传;一面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他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十二月，他和陈毅、乐天宇等二十多名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④。

卓恺泽入党后，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工作。在一九二四年这一年时间里，他还给当时在宁波四师读书的裘古怀写了十三封信，议论国是，交流思想，论述“列宁死后的中国人”、“论中国之政治经济”、“论孙文北上之失策” 、“松溪社会改良之论战”、“在北京为国事波动”以及“择友首以有无革命思想为标准”①等等，嘱咐裘古怀要关心国家大事，努力宣传新思想，并经常把《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寄给裘古怀等人阅读。裘古怀在日记中写道： “松溪诸儒中，吾惟独爱卓恺泽者，盖亦以彼乃有希望之人也。”②在卓恺泽的启发和影响下，裘古怀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北京地方党大会上，改选北京地委，卓恺泽被选为地委候补委员③。他受地委派遣，巡视各支部的宣教工作，帮助和指导基层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他还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理论问题。对自己不明确的问题，或者对某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他总是大胆地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例如，十一月间，他读了林根的《军事运动与革命》④一文后，对文中的提法有异疑，就写信给恽代英⑤。他在信中提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必须在最短期间完成革命; 革命的步骤“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军事行动”，虽然这“是四种不同性质的运动”，但“不妨同时并行”。信中还提出革命青年可以打入军阀的军队和军事机关中去，“宣传我们的主义，扩张我们的势力”，把它改造成为一支“赤色的革命军”，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我们的“军事行动的人才”①。又如，他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 “你们所说的是小职工财产，小农夫财产，资本家时代以前的财产吗?那就不消废止了”②的译文，感到不够明确，也写信向恽代英请教③。恽代英对他提出的问题，都一一作了答复。

一九二五年春，卓恺泽为我党领导的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而奔走呼号。三月一日，他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积极参加悼念孙中山逝世活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由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又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四月间被北京地委列为宣传工作最佳和对马列主义有相当明瞭的同志之一。④

“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组织各阶层群众，举行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卓恺泽被派到学联中工作，和邓鹤皋、杨善南⑤一起，在学生中组织沪案雪耻会，发动学生罢课和游行，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六月底，他被选为团北京地委青年部负责人⑥。

当时，卓恺泽还兼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宣教委员和团北方区委委员，协助赵世炎①编辑《政治生活》刊物，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地为党工作，还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我党的主张，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七月五日出版的《政治生活》第四十四期上，就发表了卓恺泽写的五篇时事短评。在《取消不平等条约》一文中，他写道：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贫弱”的原因，各地爆发惨案后，更证明它所保障的是“外人在华特殊势力”; “取消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民众的要求”，我们应当集中力量，监督“段祺瑞政府”执行。他在《第一次国际会议》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者往往保留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其实，朝鲜、土耳其、印度、德国、日本等被压迫民众的代表，也参加了六月三十日在天安门召开的国民大会，“表示要与中国民众紧紧地拥抱，共同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并从物质上援助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他说，这是东方“第一次国际会议”，全国有志的青年要明白这个道理，“在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努力求得我们民族的出路”。在《“中国学生为英国大敌”》一文中，卓恺泽引用英国的印度内务部长说的“中国学生为英国大敌”这句话，指出：中国学生不听洋大人“念圣经”、“做祷告”的话，不听研究系②“多读点书，少干点事”和胡适博士“整理国故”、“少谈主义”的话，而“要想在铁蹄下挣扎起来，领导全国民众，去摇动帝国主义在华的基业”，以“求我们民族的解放”，这便成了帝国主义“眼中的仇敌”。但是，我们“热烈的青年，是不怕与帝国主义为敌的”，“并且要努力增进自己的力量”，“增进民众的力量，与帝国主义奋斗”。“全国民众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大敌，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七月二十五日，卓恺泽在《中国青年》第八十四期上，又发表了《讨论国家主义并质曾琦》一文。这篇文章尖锐地指出： “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每每利用‘君主’、‘祖国’来扰乱阶级的阵线，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特权”，国家主义者“不过是反动队伍中的一个比较漂亮的支队罢了”。现在，“君主的迷信已打破了”，“国家是什么东西”呢? “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用之以掠夺别人的工具罢了”。在军阀统治下的国家，“我们被压迫的人们，是否值得死心塌地去爱它”?但是，“我们也主张爱国，不过我们爱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不是资本的国家; 是以国家为过渡到世界主义的工具，不是把它看做终极的偶像; 是为了要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才爱国，不是想抱‘大中华’的传统观念，步帝国主义的后尘”。而国家主义者却“闭着眼睛不管世界的大势”，想“建设一个大中华的帝国主义”，这是“适合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文章还揭露和批判国家主义者颂扬军阀、攻击共产党和侮辱孙中山的谬论，号召青年们起来“打倒狭义的国家主义”，“打倒冒牌的革命派”。这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字里行间表达了卓恺泽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①等小册子出笼以后，卓恺泽在八月十九日出版的《政治生活》第四十七期上，发表了《戴季陶心劳日拙》的文章，对戴季陶的谬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在文中首先提醒大家，“在‘反共产健者’江亢虎②复辟阴谋暴露的时候”，“在国民党右派正想由国民党中撵出共产党人的时候”，“在中国民众正在和帝国主义及媚外军阀肉搏的时候”，自称“中山先生的信徒戴季陶”，纠集一伙人，又“在上海从事于小册子的著述，隐含着‘反共产党’ 的意味，这是值得注意的事! ”接着，文章论述了孙中山先生在四十余年的革命中，“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摆了戴季陶也承认的“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如何的散漫、杂乱，是如何的松懈、消沉”，共产党人“加入之后，有相当的进步”的事实，痛斥戴季陶之流，连他们“所最崇拜的中山先生的面目都未认识”，“忘了他最大的使命——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与“孙中山遗嘱的精神相去已远”。卓恺泽和其他共产党人的批判文章，大大地削弱了戴季陶主义的影响。

在这段时间里，卓恺泽还受北方区党委的派遣，巡视了西北、华北地区。他从北京出发，经山西的大同、甘肃的兰州、绥远的归绥和察哈尔的张家口等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传达贯彻党的指示，指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巡视结束返回北京后，他即向李大钊、赵世炎汇报了巡视情况①。后来，他同他的表弟邬景森谈起这次巡视时曾说，西北、华北地区，军阀阎锡山、马步芳等割据一方，搜刮民脂民膏; 地主、牧主用宗教迷信来奴役和剥削民众; 黄河流域一带，每逢洪水爆发，一片汪洋，干旱季节，赤地千里; 人祸天灾，使民众饥寒交迫; 那里的党团组织发展迟缓……; 勉励邬景森要为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和民众而努力奋斗②，并介绍邬景森入了团。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春，北方区党委为培训干部，在北京石老娘胡同 (后搬到北大三院靠操场的大教室)开办党校，罗亦农任校长，李大钊、赵世炎等亲自讲课。卓恺泽从西北、华北巡视回来，也参加党校工作，还和肖三③一起，编写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讲课稿。

这期间，卓恺泽积极参加“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以推翻卖国的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权为目标的“国民大示威”等运动，参加了“反日讨张”④、“反英讨吴”⑤等国民示威大会，在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开展斗争。但是，每次斗争都被敌人镇压下去，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随时有被捕、枪杀的危险。卓恺泽常去同乡友人蒋著卿①家里隐蔽，斗争生活十分艰险。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并纠合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的军阀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同时，各帝国主义军舰云集大沽口，实行武力威胁。帝国主义的这种横蛮挑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三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在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卓恺泽参与组织这次大会，并参加了二千多人组成的请愿团，奔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当请愿团进入执政府的东辕门时，段祺瑞的军警当即封闭了东西两个出口，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当场被打死四十七人，受伤二百多人。卓恺泽在翻墙转移时，遭到反动军警用门杠猛打，从几米高的墙上摔下来，背部腰部受伤多处，遂又到蒋著卿家里治疗养伤。

“三一八”惨案后，北方的党团组织转入了地下斗争。

(三)

一九二六年六月，卓恺泽伤愈后，回到家乡松岙探亲。当时宁波地委派卓兰芳正在松岙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他和卓兰芳一起，介绍农运积极分子卓阿位等入党，动员农民参加农民协会。

卓恺泽在松岙后宅堂前召开的一次农民大会上，揭露了豪绅地主用“打瞎眼筒”①的办法加重剥削农民的事实，动员农民起来斗争。他说： “我们只有组织农民协会，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再不给地主打瞎眼筒，土地原耕原种，秋收后再付租金，还要实行减租减息”②。农民听了都拍手叫好，当场有近百人报名加入农民协会。

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引起那些官僚、土豪、劣绅的恐惧和惊慌。卓恺泽的舅父庄世民③乘机对他施加压力，说：“你年纪轻轻，正是求学深造之时，应当努力研究学问，岂可跟着共产党胡闹，将来落得生命不保，后悔何及! ”④并以资助他去日本留学为诱饵，企图阻止他参加革命活动。卓恺泽毅然拒绝了他舅父的“好意”，并在一次曹王庙演说时，揭露庄世民和其他土豪劣绅的罪恶，号召农友们团结起来，把那些官僚政客、土豪劣绅统统打倒。

七月三十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任命卓恺泽为中共闸北部委书记。卓恺泽到任后，深入基层，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为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于一九二五年起就着手编写《青年平民读本》，这时已完成了一、二、三、四册，每册均为二十四课。第一册的内容，是人们最容易了解的事实和观念，如“工人的红血，清晨的红日，两个相比一样红”; “穷人的黄脸，富人的黄金，两个相比一样黄”; “富人的黑心，炉中的黑炭，两个相比一样黑”; “富人坐在家里吃鱼肉，农工劳苦做工喝薄粥”; “士农工商四种人，父母生来本相同，为甚要分富和穷”①等。第二册内容渐深，讲述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之初步： “李家村大半是贫苦的农家”，有个农民李东山，从小读不起书，给地主做长工，过着象“牛一样”的生活; 后来村里“组织一个农会”，李东山被选为农会委员;“又开办了一个农民夜校”，使农民们懂得了社会上分成两种“利害冲突”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等道理，大家就同地主、绅士和贪官污吏作斗争，迫使他们应许“增加雇农的工钱”、“减少地租”等要求②。第三册讲农民遭受痛苦和压迫的原因： “是地主的剥削，如重租、预租、额外租等”，“是官吏的剥削，如苛税、额外税、贿赂等”，“是放重利债者的剥削”，“是绅阀恶棍的敲榨”，“是兵和土匪的敲榨”; 还有最大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这一册还讲述了 “资本”剥削的本质： “资本家只是靠剥削工人得利的一种吃人老虎”，“资本主义就是吃人主义”。它还通过讲述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进而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反动本质： “中华民国十余年中，帝国主义者各自寻找一个听他的话的军阀，做他侵略中国的代理人”，“中国因为有这两个坏东西，所以从来没有一年太平”。最后讲述了要实行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必须做到： “第一步，要宣传”; “第二步，要组织”; “第三步，要训练”;“第四步，要武装民众。”①这四册读本的内容由浅入深，通俗易懂，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资本家、土豪劣绅横行城乡各地，弄得劳动人民困苦不堪，非起来革命不可。《青年平民读本》的稿子经恽代英等人修改后，由各书店公开出版发行，影响很大。孙传芳军阀当局认为这是“赤化”书籍，加以查禁。但它已流入江苏、浙江、上海城乡各地，被进步组织采用为工人和农民夜校的教材，使许多工人、农民从中受到启蒙教育，走上革命的道路。

十月，卓恺泽调到团中央宣传部编辑《中国青年》。他一面做好编辑工作，一面用“砍石”或“石”署名，撰写了许多文章。从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一月这四个月时间里，《中国青年》上发表他的文章就有二十多篇。这些文章观点鲜明，说理清楚，针砭时弊，切中要害，有几篇短文，每篇虽只一、二百字，但却如投枪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

卓恺泽这二十多篇文章中揭露和批判国家主义派占了相当的篇幅。他指出：国家主义者“每以德谟克拉西为口头禅”，实际上却“羡慕法西斯专政”②。他们鼓吹“日本宪兵司令部又帮他们把 ‘少数不良分子’捉了”，③又说什么“没有五色国旗①，就无所谓中华民国”。“无怪他们只爱张(作霖) 吴(佩孚)孙(传芳)诸爱国军人治下的中国”②。

文章还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叫嚷“国民革命的新障碍”，一是“世界主义”(指国际主义)，二是“无产阶级专制”，三是“阶级斗争”。“可知右派的国民革命和醒狮派③的 ‘全民革命’，根本便是一个东西”④。“北伐军占领武汉、九江以后”，那些“从前反对国民政府”的右派和“北伐将领亲戚故旧”，“都跑到青天白日旗之下去图‘发展’了! ”如果“由他们这样发展下去，国民政府大有与北京政府合并的可能”。文章警告北伐诸将并提醒民众，要“谨防扒手”⑤，不要把“革命前途上的命运断送在”这些人手里⑥。

卓恺泽的这些文章，着眼点是教育和发动群众。他指出：“应当极端重视下层群众革命的力量”，除了向群众作口头宣传，还要做“推测群众心理”的、“文字宜浅而精”的、“切实”的“文字宣传”⑦。要通过“列宁逝世”、“孙中山逝世”、“二七惨案”、“五卅惨案”等纪念日的活动，“使革命势力更深入民众”①。他主张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开展群众运动：革命青年不要“口头上冒称 ‘左派’，甚至冒称是 ‘共产主义的信徒’”，应“快些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或是共产党”，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②; 小学教师“无论站在本身利益”“或是站在教育问题上”来说，都应该而且必须“加入工农的队伍”，“从事农民运动、市民运动、小学教员运动等等实际的革命工作”③; 同时要组织“劳动儿童团”④，开展“儿童运动”，培养“未来社会的建设者”⑤; 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战线，要“联合有民族觉悟的 ‘非洋奴’的基督徒，做反教会、反帝国主义的运动”⑥。把各条战线的群众都发动起来，“用全国革命的民众”推进“政府与军队的力量”，使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军阀的最后营垒——安国军”⑦，“完全倒败于我们的脚下”①。

一九二七年二月，卓恺泽被选为共青团江浙区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不久，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受党的指派，起草《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标语口号、传单等，参加了武装起义期间的宣传工作。

(四)

一九二七年五月，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卓恺泽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大会闭幕后，他留在武汉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和陆定一等一起，经常讨论时局问题和理论问题，编写宣传大纲和编辑《中国青年》②。

八、九月间，团中央派卓恺泽到江浙两省指导工作。他奔波于上海、杭州等地，宣传新形势下党团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耐心教育那些由于大革命失败而消极、动摇的同志振奋精神，坚持革命。一位经他介绍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同乡友人，因武汉局势紧张而擅离职守跑到上海，被他遇上了，就严肃地向其指出： “你贪生怕死，小资产阶级意识严重，要革命总要冒点风险”③。这位同志在卓恺泽的教育和鼓励下认识了错误，卓恺泽又介绍他去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工作。

九月二十七日，卓恺泽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被选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会后，省委书记张秋人被捕，卓恺泽仍坚持在杭州进行地下斗争。

十月初，卓恺泽与徐玮①等人研究筹备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后，省委派他去宁波指导工作。他回到家乡松岙，带了家眷，在宁波西门附近租了三间房子居住，以家眷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

卓恺泽首先整顿了宁波的党、团组织，接着召集宁波市委全体会议。根据党的指示和宁波具体情况，他在会上就学运问题、工会名称问题、商民协会问题和妇女运动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②。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些意见，并向中央作了报告。此后，他帮助宁波各地尽快把党团基层组织恢复了起来。

一天，卓恺泽正在宁波党的联络点柴家研究工作，他少年时代的同学周闪耀恰好也来柴家联系工作。二人相见，分外高兴。卓恺泽对周闪耀说： “我是来宁波恢复团的组织并开展活动的，你是团员，要赶紧把你所知道的团员都找拢来，为革命贡献力量。”③

几天之后，卓恺泽去鄞南三池小学找周闪耀。周闪耀陪同他到附近的康懋小学，找拢了五、六个党团员开座谈会。卓恺泽向大家询问了鄞南党、团员的情况，又一起分析形势。他强调指出： “革命需要武装，要用武装的革命来对付武装的反革命。”①他还列举了优秀党、团员可歌可泣的事迹，勉励大家向优秀人物学习，努力为党工作。

一天，周闪耀和另一名团员来宁波柴家汇报，说他们又找拢几个团员。卓恺泽听后，对他们两人说：“要动员这些团员出来工作，再请他们去找别的团员，这样可以找到更多的人，把组织恢复起来。”②话毕，他叫沙文汉拿出一张“援助被难同志”的宣传画让周闪耀等看，并说： “我们有好多同志在敌人的牢狱里受难，党的经费也发生了极度的困难。为了援助被难同志，党号召党团员要出钱捐助，还要动员同情革命的民主人士也慷慨解囊相助。”③周闪耀等很受教育，当即把身上所带的钱捐献出来，然后向卓恺泽请示了任务，返回鄞南去了。

中共浙江省委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计划在全省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卓恺泽一面派周铁僧去慈溪北乡工作，并具体交代了“重建党支部，从联系农民骨干入手，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举行秋收起义，夺取政权”④的任务和方法;一面亲自带领曹鸿塘、柴水香、周鼎、史东标、张雪痕等，去鄞南组织暴动委员会。

暴动指挥部设在周鼎任教的鄞南石桥小学。卓恺泽即派曹鸿塘、柴水香去鄞西联系武装，他和其余成员白天分头去发动和组织群众，晚上在校内订计划、拟布告、写标语、印传单，进行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因省委制定了《浙东暴动计划》，鄞南作为暴动点之一，确定由周鼎负责，卓恺泽遂离开鄞南前往宁波。

十一月，浙江省委被破坏，王嘉谟、贝介夫、徐玮等大批党、团省委领导成员被捕。中央派夏曦、卓恺泽等重建浙江党、团省委。由于敌人搜捕甚严，新省委在杭州无法立足，便迁移到宁波办公。

此时，卓恺泽担任团浙江省委书记，为恢复和发展浙江的团组织，筹办经费和枪枝弹药，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日夜奔波操劳。一次，他来到松岙，省委派卓兰芳等人正在这一带组织奉化暴动，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松岙党支部的部分同志有些动摇。他教育党员说： “要顶住逆流，避过风浪，坚持斗争”; “即使只剩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春草会抽芽，革命一定胜利。”①他的话，坚定了大家斗争的信心。

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为筹集暴动经费，卓恺泽带着卓阿位去爵岙他姐夫家里和曹村他外婆家里要来了近千元钱。以前，他曾写信给他父亲，提出变卖家产，资助革命。他父亲回信不同意，认为这岂不是倾家荡产了吗?他再次写信动员父亲，信中有“毁家成国，不亦宜乎”②之句，终于说服了父亲。这次，他向他父亲也要来了几百银元，支持了武装暴动。

十二月，卓恺泽接到团中央通知，要他带家眷作掩护去上海工作。他的母亲为他生命安全担心，劝他不要再离开家乡。他在一次全家团聚吃饭时亲切地对母亲说： “妈，你一向吃素信佛，今天小菜很好，我看你还是开荤吃点鱼肉吧! ”他母亲认真地说： “这怎么可以呢?我已吃素上社，再开荤是罪过的。”恺泽微笑着说： “妈，你讲得真对! 正象你吃素不能再开荤那样，我已参加革命，岂可半途而废! ” “再说人生迟早难免一死，请你不要为我担忧。”①母亲无言以对，只好含泪把心爱的儿子、儿媳和孙子送出了门。

卓恺泽到上海后，很快设法搞到了十二支手枪和十二支木壳枪，每支枪各配一百发子弹，用木箱包装，秘密地托一只经商的帆船带往松岙;另外又搞到几支手枪，派邬景森和史东标送到松岙、桐照，为奉化暴动提供了武器。

(五)

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北省委遭到第一次破坏，团湖北省委书记唐壮烈牺牲。卓恺泽被委任为团中央特派员兼团湖北省委书记。离开上海前，他对爱人林文翠说： “武汉局势，确如一幢将倾的大厦，但总要有人去支撑，怎能眼看着让它倒下去?就是必死，我也要去! ”②卓恺泽坚决服从党的派遣，携妻带子，与团湖北省委秘书长袁寿田一起，很快赶赴武汉。

卓恺泽到武汉不久，由于湖北省委的一个内部交通投敌叛变，使湖北党、团省委遭到第二次大破坏。四月十九日下午，卓恺泽去武昌召开秘密会议，不幸当场被捕。当晚，他的爱人和儿子也被敌人逮捕。

在狱中，卓恺泽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忍受着敌人的严刑拷打，坚不吐露党的机密。他的爱人林文翠关押在他的隔壁。一次，他乘狱卒不在跟前的机会，对自己的妻子说： “我决心一死，你不要难过，要坚强地生活下去。”①四月二十二日晚上，他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人总不免一死，死是最寻常的事。死于枪弹之下，更其比死于床褥之间的痛快而有意义。……我生时，因奔走各地，不克对我亲爱的父母有很好的物质与精神的安慰。但我想，明白的父母决不会以此责恨我。‘为公忘私’，‘为国忘家’，是古有名训的。……父母!你们乐天知命的等着光明的来到吧!”②这些话语，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视死如归的伟大胸怀。

四月二十六日晨，敌人把卓恺泽从牢狱里带出来，押往刑场。一路上，他横眉冷对，昂首挺胸，临刑前仍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作者附记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者外，还有：

1. 亦民：《悼卓恺泽同志》，《列宁青年》第1卷第4期，1928年11月14日出版。

2. 夏之栩给奉化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信——卓恺泽任团北方区委委员及其活动情况，1982年5月19日。

3. 卓羽堂、李葆华、史永、陈企荫、卓秀菊等提供的回忆资料或访问笔录。

4. 金再及：《一九二八年湖北省委的三次破坏与重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党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1期。

注释

①1915年5月9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从此,人们就把5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

②卓恺泽少年时代的同学林如醉给卓华山的信(1981年10月18日)。

③当时书目分类以儒家经典属“经部”,简称经。

④潘念之: 《宁波团的建立和早期活动》,《宁波青运史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期。

①王安卿1980年8月10日的回忆。

②裘古怀给卓恺泽的回信(1923年5月16日)。

③谢光祥回忆资料。

④裘古怀给卓恺泽的回信(1923年5月)。

⑤田鸡,宁波方言,指小青蛙。

①裘古怀日记(1924年7月31日),存浙江博物馆。

②松毛,松树的枝叶。

③卓阿位回忆笔录(1982年6月10日)。

④乐天宇: 《卓恺泽同志事迹》 (1982年6月19日)。

①裘古怀1924年1月至12月日记。

②裘古怀日记(1924年2月13日),存浙江博物馆。

③《北京地方党大会报告第一号》 (1924年12月7日),存北京市档案馆。

④林根,即林育南,当时是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所著《军事运动与革命》一文,刊于《中国青年》第49期。

⑤恽代英,当时任《中国青年》主编。

①砍石给代英的信,载《中国青年》第54期,1924年11月22日。

②现在的译文: “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见《共产党宣言·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

③砍石给代英的信,载《中国青年》第80期,1925年5月16日。

④《北京地方书记宣传运动工作报告》 (1925年4月24日),存北京市档案馆。

⑤邓鹤皋,又名邓洁,时任团北京地委组织兼训练部主任; 杨善南,时任团北京地委学生部主任。

⑥《团北京地委组织宣传运动的报告》 (1925年9月22日),存北京市档案馆。

①赵世炎,时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负责人。

②1916年以梁启超为首的政治团体。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原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依附北洋军阀段祺瑞。但在安福国会出现后,即被段所抛弃。

①戴季陶,国民党右派首领之一,1925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即以这些谬论作为思想武器。他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最得力的帮凶。1949年春,逃到广州,旋即自杀。

②江亢虎,南方大学校长,新社会民主党头领。1924年,他向废帝宣统私下跪呈奏折的丑事,被揭露出来。

①乐天宇: 《卓恺泽同志事迹》 (1982年6月19日) 。

②邬景森: 《再忆卓恺泽烈士》 (1982年11月24日) 。

③肖三,时任团北方区委书记,1983年2月病故。

④张即张作霖,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统治东北。1928年6月北京政权垮台,他逃回东北经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

⑤吴即吴佩孚,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为英美帝国主义效劳。1923年屠杀京汉铁路工人,造成“二七”惨案; 1926年经日英帝国主义策动,和张作霖联合,一起控制北京反动政权,后被北伐军打垮。

①蒋著卿,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主张革新,时在北京挂牌行中医。

①“打瞎眼筒”又称打暗码。每年夏秋之交,地主把下年出租的田亩、租金公布,叫农民投标竞租。农民怕租不到田,忍痛增加租价,写在标上,投到筒里。地主开筒宣布,将田出租给投标高者,并预收租金。这是地主苛刻剥削农民的一种手段。

②卓阿位1980年11月1日的回忆笔录。

③庄世民又名庄之盘,奉化曹村人,曾任浙江都督府参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等职。

④卓华山、严式轮: 《早期共青团领导人卓恺泽烈士》,《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浙江省政协1981年8月编印。

①卓恺泽: 《青年平民读本》第1册,存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

②卓恺泽: 《青年平民读本》第2册,存北京图书馆。

①卓恺泽: 《青年平民读本》第3册,存上海图书馆。

②石: 《反赤派眼中的德谟克拉西》,《中国青年》第147期,1926年12月25日。

③石: 《国家主义者的国籍问题》,《中国青年》第143期,1926年11月25日。

①五色国旗是1911年至1927年军阀统治时代的旧中国的国旗,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②石: 《国家主义者的新逻辑》,《中国青年》第144期,1926年12月6日。

③醒狮派,即国家主义派,因他们曾出版过《醒狮》杂志。

④石: 《右派的国民革命就是醒狮派的全民革命》,《中国青年》第147期,1926年12月25日。

⑤石: 《谨防扒手》,《中国青年》第144期,1926年12月6日。

⑥砍石: 《“到武汉去! ”》,《中国青年》第145、146期,1926年12月20日。

⑦砍石: 《怎样做下层的文字宣传?》,《中国青年》第137期,1926年10月15日。

①砍石: 《革命青年应注意的日子》,《中国青年》第149期,1927年1月6日。

②砍石: 《这是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理由吗?》,《中国青年》第144期,1926年12月6日。

③砍石: 《怎样做小学教师?》,《中国青年》第138期,1926年10月22日。

④劳动儿童团是卓恺泽提出的一种儿童群众组织,在工会、农会领导下,把6至16岁的工厂童工、农村和街道儿童、小学和初级中学的学生,组成劳动儿童团,开展唱歌、体操、开会、演讲、读书、习字、图画以及象童子军那样的各种演习,培养他们具有勇敢奋斗、刻苦耐劳、活泼进取的精神。

⑤砍石: 《劳动儿童团》,《中国青年》第141期,1926年11月15日。

⑥砍石: 《所望于基督徒》,《中国青年》第142期,1926年11月20日。

⑦安国军,即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

①砍石: 《封建军阀的最后营垒——安国军》,《中国青年》第148期,1927年1月1日。

②陆定一给卓恺泽之子华山的信,载《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浙江省政协1981年8月编印。

③卓华山: 《回忆及友人谈我父亲革命活动的情况(补充部分)》(1982年10月9日) 。

①徐玮,曾任团江浙区委委员、书记等职。杭州团市委书记石天柱被捕后,团中央派他来负责浙江省和杭州团组织的领导工作,1927年11月初在杭州被捕,1928年5月牺牲。

②《宁波市委全体会议对中央提出几点意见》 (1927年10月)。

③周闪耀: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记“四·一二”以后的宁波》。《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三) 》,浙江省政协1980年8月编印。

①②③周闪耀: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记“四一二”以后的宁波》。

④李顺庆: 《重回慈北组织秋收起义》,《慈溪党史资料》1982年第2期。

①卓华山、严式轮: 《早期共青团领导人卓恺泽烈士》,《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浙江省政协1981年8月编印。

②卓华山于1982年6月8日给奉化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信。

①②卓华山、严式轮:《早期共青团领导人卓恺泽烈士》,《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

①林文翠: 《回忆我丈夫卓恺泽革命活动的情况》 (1982年10月3日)。

②卓恺泽给父母的遗书(1928年4月22日),存浙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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