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邹韬奋人物传,邹韬奋生平事迹,邹韬奋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篇首语：游手好闲地学习，并不比学习游手好闲好。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邹韬奋人物传,邹韬奋生平事迹,邹韬奋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邹韬奋人物传,邹韬奋生平事迹,邹韬奋评价

幼年的苦学生活

邹韬奋，原名恩润 (乳名荫书)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 生于福建省长乐县①，成长在福州，祖籍则是江西省余江县。他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旧式大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他的父亲名国珍，号庸倩，同辈总排行第十四。母亲浙江省海宁查氏，娘家也是个大家族，排行第六，当她十五岁出嫁的时候，邹家已经是一个破落户，她在这里感受到从未经历过的艰难。以后患了肺病，长期缠绵在病榻上，二十九岁便离开了人间。留下了年幼的三男三女。韬奋是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这时还不满十二岁。

他的祖父，幼年贫困，曾由曾祖母背着讨过饭。以后由于苦读，考中前清拔贡做了官，最后曾任福建省延平府知府。在他的祖父年老告退以后，父亲携眷在福州做候补盐大使，以后在浦城做盐大使，这个时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当中渐渐产生了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某种改革，以突破帝国主义的桎梏，保障自己地位的想法。同时，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刺激了一部分染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求“变法图强”，希望从改良政治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的父亲曾经受到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九一五年前后在北京财政部任科长的时候，虽然薪资微薄，还非常热心地集资筹办纱厂。结果欠了一身巨债，弄得终生潦倒，一事无成。

韬奋后来一度在南洋公学攻读电机工程科，就跟父亲这种“实业救国”的思想直接有关。这种实业救国的主张，对韬奋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韬奋初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正是起源于实业救国，是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观点出发的。自然，这种思想也有它积极的一面，曾有助于韬奋早期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确立; 但是整个看来，它的消极面是主要的，结果使他长期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此外，韬奋以后在相当长时期没有完全克服的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从这种家庭承受的“遗产”。

当时福州本来已经办有新式的学校，但象他们这样的家庭，还是自设私塾教育子女。他从五岁起就攻读经书，漫长时间的私塾生活堵塞了接触新思想的道路。但因这时读的古书很多，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下过一番功夫，他的语文修养却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一九一○年春天，韬奋结束了牢狱式的家塾生活，进入福州工业学校。一九一二年，父亲为了要他将来做一个工程师，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在这里，他由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工程科二年级，但他并不专心于准备做工程师，对于学习数学、物理一类课程也全无兴趣，所以他父亲要他做工程师的幻想便逐渐归于破灭。一九一九年暑假过后，他便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

韬奋从小学起，所最感兴趣的科目是国文和历史，最敬爱的先生就是这两门课的老师。他原来的语文根底比较厚实，只靠教师在课堂上教的几篇古文感到不满足，在课外读了很多书，这些书的内容很杂，其中他最喜欢看、对他影响也最大的是新书报。他是当着中国人民正处在极端痛苦的黑暗岁月中开始自己的生命的，幼年时代目睹耳闻的中国社会情况，帝国主义列强大举侵略我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使他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感受很深。当他进入南洋公学附属中学时，就把原先在私塾中“看纲鉴，读史论”的兴趣，很快转为对于新书报的爱好。他曾一度热中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简直看的入了迷”。同时，对于上海《时报》上面远生 (黄远庸) 写的《北京通讯》也非常喜爱。远生通讯里面的丰富内容，特有的写作技巧，都使年轻的韬奋非常佩服，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一个这样的优秀的新闻记者。

一九一三年，在由南洋公学附小升入附中的时候，正逢父亲失业，经济上十分困难。他只得在学校里争取前三名的优良成绩，获得“优行生”的资格，以此取得豁免学费的待遇。这样他就日夜苦读，曾有两次累得咯血。如此苦读的结果，整个中学时期，直到大学二年级，每学期他都是“优行生”。当时“优行生”免除的只是学费，其他费用仍无着落。为此，每逢暑假他都设法谋求短期家庭教师的职务; 从中学时代就向报社投稿。当他决心转到贵族化的圣约翰大学以前，还特地辍学数月，到江苏省宜兴县蜀山镇去当家庭教师筹款。

转入圣约翰大学，韬奋主修课是西洋文学，副修教育。这时课程上的烦闷消除了，经济上的窘迫却更加严重。他只得继续卖稿，经常担任家庭教师，有时还在学校图书馆里作过夜里上班的助理员。尽管这样，还是欠了同学和朋友们许多债。他能够坚持读完大学，主要是靠自己坚强的意志，经过异常刻苦的奋斗才达到的。

他进圣约翰大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正逢五四运动发生。他虽已有纯朴的爱国思想，但因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从苏俄传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能够接触到。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当时在政治上“还很混沌——说得更老实些，就是无所谓思想”。但是，不管怎样，在圣约翰大学的两年中，韬奋学好了外文和西方文学的课程，给他后来从事写作和新闻工作打下了基础。

踏进新闻界

一九二一年暑假，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他想从事新闻工作，一时却得不到机会。在校拖欠的一身债急需偿还，眼前的生活问题也得解决，使他在职业上不得不暂时“走曲线”。有相当长的时间，他在上海工商企业和教育机关中任职，所接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他是一个踏实的人，那些琐屑的无兴趣的事务工作，虽然不合他的心意，他却十分尽职，从中养成了细针密缕的工作作风和惊人的实际精神。

不久，韬奋进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 他还参与“职业指导运动”，到好几个省份里去宣传过。一九二六年十月，他担任了《生活》周刊主编。这是韬奋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

韬奋那种热爱工作，全力以赴的事业精神，他所具有的实事求是和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作风，在办《生活》周刊的过程中曾充分地表现出来。他主持《生活》将近七年，由于国民党的政治摧残和经济上的困难，经历过无数辛酸、困难的日子，但他排除阻力，克服困难，百折不回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费尽心血把自己的事业维持和发展下去。这种坚强的事业精神使他养成认真负责、刻苦实干的工作作风。他在接办这个刊物以后，就集中全力去做，从看稿、编辑到跑印刷所、看清样、封面设计以至广告、发行工作和处理读者来信，都采取严肃态度，亲自动手。每期刊物付印的前一天，他都留在印刷所里监督拼版，校样都要亲自仔细地看三次，尽力不让刊物上出现一个错字。这个刊物由他负责的七年当中，从来未发生过脱期的事故，每期都准时地送到读者手里，他为刊物写的文章，也从未曾有过一次“脱班”。

《生活》周刊创刊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一年以后韬奋初接办的时候，连他在内总共只有两个半职员 (三人中有一人还在别处兼职) ，又因稿费过低，约稿不易，每期稿件大半都得自己撰写，曾用过六七个笔名轮流撰写各式各样的文章; 还要做收发，看信复信。他因日夜伏案，劳累成疾，发生胸部剧痛，疼痛时坐卧不安，医生束手，缠绵数年方渐痊愈。

他一接手，就对《生活》的内容进行革新，根据社会和读者的需要，改变编辑方针，使它从单纯谈论“职业教育” 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它全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转向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立场。

韬奋十分重视工作中的独创精神。凡是他主编的刊物，都有鲜明的个性; 他所写的文章，也有独特的风格。一九二七年，他主编不久，就宣布说，《生活》 “力避 ‘佶屈聱牙’ 的贵族式文字，采用 ‘明显畅快’ 的平民式的文字”。在这个方针下，《生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它有报纸的长处，又有杂志的优点。里面充满各种体裁的有趣文章，字数大多在一二千字左右，很少长篇大论，既不是空洞的议论，也不是繁琐的叙述，很少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他在写作和编辑工作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把自己的言论和人民的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所写的文章都能随时注意广大读者所关心、所急切要求解答的问题，反映出当时苦难重重的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他这种文章风格，是与他办刊物的群众观点分不开的。当时《生活》周刊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文化水平不很高的知识青年，如小市民、小职员、小学教员和中学生等，他们既没有很多时间，也没有较专门的知识。因此，写给他们看的文章，既要具体生动，富有说服力; 又要短小精悍，浅易近人。他这时期的经验证明：越是以人们日常关切的具体问题进行宣传，就越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并能发生唤起群众觉醒、鼓舞群众进步的巨大作用。

韬奋从事新闻工作的初期，就重视跟群众取得联系，特别注意读者来信工作。《生活》从第二卷开始就设立《读者信箱》，选刊读者关于各种问题的来信，并且给予简短的答复;大量的来信，分别回信答复。七年中间，阅读、答复读者来信的工作，耗费了韬奋无数心血与宝贵时光。到了后期，每年收信总在两三万封以上，最多时每天收三、四百封。来信内容形形色色，无所不包。其中许多青年男女，时常把一些连自己父母都不愿意告诉的“秘密”，提出来跟他商量，韬奋异常感动。他把“读者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他“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也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他在复信里面，对广大读者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切，在思想上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在求学就业以及社会活动各方面给予指导，其同情的深厚，关切的周到，谋划的细致，如今读起来还是生气勃勃，令人感动不已。

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真诚热情地为读者服务的作风，和《生活》周刊一贯敢于主持正义的精神，使它在广大读者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信仰，而广大读者群众的爱戴、信任，反转过来又给他以无限的兴奋、鼓舞。

这个本来不大被人注意的，只是在较小的社会层中流行的小刊物，经过韬奋尽心经营，很快就有了显著的进步，在社会上的作用也一天比一天增大。他接办不到三年，每期销数便由两千份增至四万份; “九一八”事变后，更跃至十二万份。那时，《生活》风行海内外，不仅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城市可以随处见到，就是内地穷乡僻壤及远在异域的华侨所在地，也随处可以见到它。甚至在订户中还有“传代”的：父亲死了，儿子还要接订下去。不久，它的销路达到十五万五千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界的发行纪录。

“九一八”前后

韬奋在青年时代正赶上五四运动和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风暴，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在这个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韬奋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和在职业中所接触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在思想上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经过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他跟那时为数相当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蒙蔽。当时流行在知识界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的、错误的政治观点，阻碍了他的思想进步。直到经过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觉醒，韬奋才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韬奋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以从他所主编的《生活》周刊找出鲜明的痕迹。

《生活》周刊创办的时候，是想着重传播职业教育消息，进行职业指导的，不过第一卷中也反映了各种“小人物”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曾以较多篇幅暴露了学徒生活的痛苦和他们的要求。但据编者声明：暴露这些“小人物”生活的痛苦，并非它的宗旨。至于这个刊物究竟该怎么办才好，未十分确定。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还很小。韬奋主编以后，就想努力改进。《生活》的宗旨原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涵义比较含糊。他在第二卷第二十一期写的《本刊与民众》中，才明确提出新的方针。它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倾向： “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 可是他提出的政治纲领，还是“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认为这是全国大多数民族的利益之所在。实际上，这些要求只是一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他对于阶级的观点还是模糊的，文中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虐待职工不顾人道的残酷的资本家”和“优待职工热心群众利益的实业家”; 对前者表示痛恨，对后者表示赞同。这时他所宣传的教育理论，基本上还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

因此，在相当时间以内，《生活》未能表现出很大的进步。从第二卷到第五卷，它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总表现着摇摆不定的态度。韬奋在五卷上发表过些评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章，对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的腐朽黑暗统治深表不满，但还不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他还继续鼓吹“振兴实业”，认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有三件东西，一是统一，二是生产，三是国防。”这些主张并不同国民党反动统治秩序根本对立，依旧是倾向于不必根本改变这种统治秩序、而使中国按资本主义方向前进的改良主义的幻想。

韬奋和这个刊物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情况。抵抗日本的进攻成为全国人民紧急的任务和普遍要求。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而退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因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已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开始要求蒋介石改变政策; 一般没有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原来主要是苦于个人的出路问题，这时更不能不警觉到个人的出路和整个民族的出路之间的关系。

还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生活》就对日本准备大举侵略东北的迹象不断地加以揭露，表示极大的愤慨。“九一八”事变后，它就把抗日救国作为中心内容，并且逐渐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直到它被查封之前，始终高举着抗日救国的大旗前进。

韬奋这种坚决反日的态度，对于他的思想发展，他的走向革命道路，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是因为，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被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了一百多年而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任何人如果对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企图在帝国主义的“恩惠”下找寻中国的出路，这样的人就必然要堕落到最卑污的泥坑里面; 反过来说，只要真正敢于反对帝国主义，愿意为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而奋斗，这样的人就终究能够成为人民大众的朋友。

韬奋和《生活》在中国民族危急关头所发生的剧烈变化，正是当时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化的集中反映之一。韬奋曾就这一转变过程写道：

《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以个人主义做出发点; 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①。

自然，跟通常所见的情况一样，韬奋思想上的转变并不是直线向前，而是经过一段长远、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过程。在“九一八”后的初期他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还常残留着前期思想的烙印。当时他的有些政治主张，仍然带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色彩，例如他对国民党政权还是采取希望它改善的态度，仍旧是不主张革它的命。这是因为，当时他的正确的阶级观点还未形成。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一个心地善良、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韬奋在政治上很敏感，早就痛感民族危机日深，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在相当长的时间，他曾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可是，冷酷的现实使他的幻想全部破灭。“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不抵抗”。蒋介石继续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政策，散播失败主义，镇压抗日运动，宣称“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在这种情形下，韬奋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已经完全失望。可是，中国的希望究竟何在?暂时他还彷徨歧途，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在这以后，他的思想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而前进。这种变化，从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出版《生活》第七、八卷来看，十分明显。首先是在抗日问题上，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阀的“觉醒”上，而把希望寄托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坚决主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运动。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有了根本的改变：主张“把国家从少数压迫阶级手中夺回来还给全国民众”; 认识到“民权之获得保障，决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恩赐，乃全由民众努力奋斗争取得来的”。同时在党派观念上，他已不是否定一切党派，而是完全肯定为大众谋福利的党派的必要性。在实际行动上，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为实现这一主张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鼓动工作。这个时期，他还通过《生活》，对日本军阀捧为“中国现代思想界之泰斗”的胡适进行了斗争。

一九三二年冬天，韬奋参加了宋庆龄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与鲁迅等同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和他素所尊敬的鲁迅先生有较多的接触，对于鲁迅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当时鲁迅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一个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有着亲密的联系，对于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怀着坚定的信念。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文化“围剿”当中，韬奋所主持的生活书店，此刻正在逐渐成为革命阵营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斗争的坚强堡垒之一，作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的鲁迅，对韬奋所主持的进步文化事业给了最大的关怀和帮助。生活书店所出版的进步刊物如《文学》杂志、《译文》月刊、《太白》半月刊和《世界文库》等，都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投稿; 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 (俄国爱罗先珂著) 、《小约翰》 (丹麦F·望·蔼覃著) 、《錶》 (苏联L· 班台莱耶夫著) 等书，都交由生活书店出版。一九三三年五月，韬奋编译了一本传记《革命文豪高尔基》。鲁迅听到这部书脱稿的消息，就把自己保存的有关高尔基生平事迹的图片送给他作插图，还亲自翻译了说明文字; 出版后，鲁迅又向青年推荐。这种真挚的关怀，深深地鼓舞了韬奋。鲁迅那种“战而不屈”的积极的战斗精神，进一步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鲁迅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启蒙大师，成为最坚强最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所经历的光荣道路，尤对韬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这本书，也曾引起当时在上海和鲁迅比邻而居、朝夕晤面的瞿秋白的注意和赞赏。他在这年十一月间，接连写了两篇评介文章：《关于高尔基的书》和《 ‘非政治化’ 的高尔基》。这是两篇写得很出色的书评，实事求是地肯定这本书的优点，也指出它的缺点和错误。对于瞿秋白的批评，他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韬奋非常重视; 并且根据这些意见，在这本书第六版付印前作了认真的修改。高尔基一生的革命事迹也使韬奋深受感动，有力地推动了他的革命思想的发展。

韬奋在思想上的转变和进步，是他极力追求真理、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结果。韬奋一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从不掩盖自己的思想错误，也不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 能够不断地虚心学习，永远不以已有的进步为满足。不过，这时他和共产党人的接触还少，对党的政策还缺乏深刻的理解; 他在这时还未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他通过《生活》所号召的“群起自救”，也还缺乏具体的途径。这个时候，很多曾被《生活》周刊启蒙教育过的知识青年，已不能够满足于《生活》所提供的回答了，他们大踏步地向前跃进，走向无产阶级的行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生活》对于他们所做的启蒙与引路工作，是永不会被人忘记的。

第一次流亡

随着韬奋的转变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韬奋办的这个刊物，是处在帝国主义所控制的租界里的，经常受到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刊物内容有时触犯了帝国主义，这一期刊物就不能在租界内发卖; 有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这一期刊物便会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禁止。特别是在它打出抗日的鲜明旗帜以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就越发不择手段地来迫害它。

韬奋和他主持的事业所受到的压迫、摧残是多方面的。一九三二年初，韬奋发表反对剥削制度、赞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不久，反动军官胡宗南马上来“访”。胡宗南花了整整四个钟头，未能使韬奋的政治观点有任何改变。这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加给《生活》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邮递; 同时对韬奋散布流言蜚语，中伤、威胁。这年十月，韬奋自料《生活》被封已不可免，预先写好了《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重申“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决心。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一时人心浮动，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中，但他毅然前往万国殡仪馆杨氏灵前致敬。此后韬奋常受特务钉梢。朋友们担心他的安全，都劝他出国暂避，遂不得已而出国流亡。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韬奋离开上海，经三万里海程，于八月七日到达意大利威尼斯。继又转到罗马、日内瓦、巴黎，九月底到伦敦。以后他又遍历德、比、荷等西欧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前后历时二年多，足迹遍世界。

韬奋自谓这次出国的目的，是在观察“世界大势怎样?”“中国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面在各国实地考察，一面利用一切机会学习革命理论。他前后在伦敦住过十四个半月，除了参观和写文章，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大英博物馆攻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后到了苏联，又和一群美国大学生一起进莫斯科暑期大学学习。经过刻苦地学习革命理论，加上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地考察，使他在思想上有了飞跃进步，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开始有所改变。从他写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看，他的观察是锐敏的，能够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和里面”，看到“华美窗帷的后面”乃是“大规模的贫民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的前景。针对国民党报刊大肆吹嘘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宣传，他把法西斯“领袖政治”的虚弱和罪恶，揭露得体无完肤。他写了二十来万字的文章，如实地报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详尽地记述成就的丰盈，也不掩饰当时还存在着的缺点。他和某些专门到苏联去寻找“缺点”的西方记者不同，能以客观的态度，指出“这些缺憾都是革命前遗下而在革命后未除尽的产物”，苏联人民纠正这些缺点的态度是坚决的，改进速度是快的。对他出国访问的上述两个目的，原想“看过美国以后，才来试答这些问题”。实际上，他在苏联参观以后，就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死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此又肯定了中国发展的方向，认识到在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国内应当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袖，在国际上应当以社会主义的苏联为盟友。

以后到了美国，他和美国工人运动有过较密切的接触，还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在美国南方黑人区域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地下支部的秘密会议。他从南方回到纽约曾经表示，他在国内的时候，对于美国原是有好感的。但他看过美国南方那种露骨的贫困、凶残、压迫，以及黑人与白人革命者的艰苦工作，坚决奋斗，更深刻地体会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没落，这时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已经一扫而光。

在纽约，韬奋曾向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问题，表明他已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的真理。他这种衷心倾慕、靠近共产党的心情，在他当时写的许多文章中都是随处可见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已完全摆脱了出国时的苦闷情绪，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全身带着鼓舞的力量。在他回国后追叙他的国外见闻的文章中，已经坚定地站到革命的立场上。他说：

中立的态度就等于参加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挣扎，在形式上尽管好象你是中立，实际上还是助桀为恶，时代巨浪一天天更猛烈地向前推进，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条路线，没有什么中立余地。

由此看来，这次环绕世界的旅行，实是韬奋思想转变的重大关键。

“生活精神”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韬奋由美国回到上海。他下船第一件事，就是“眼眶里含着热泪”跑去探望因《新生》事件入狱的战友杜重远。随后又到四马路生活书店，和阔别两年多的同事欢聚。这个时候，生活书店因有全国广大读者的同情、爱护与支持，已经大大发展，工作人员由他出国时的二十人左右突增至六七十人。

生活书店业务的发展是经过艰苦奋斗的道路的。它的前身就是生活周刊社。一九三○年成立《生活》周刊 “书报代办部”的时候，只用二十元印了一份书目，就此开展了业务，并无其他的资金和开办经费。这个书店是由韬奋和他的伙伴们“白手起家”苦干出来的。

“书报代办部”时代，就以诚恳、热诚、周到、敏捷，对读者有礼貌等服务精神，和广大读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从一九三一年秋季起的半年中，韬奋曾通过《生活》发起“援助黑龙江省卫国健儿捐款”，不几天它的读者和人民群众就捐款十二万九千八百多元; 接着又为东北义勇军捐款五万多元，领导书店同人为“一·二八”淞沪抗战前方将士服务; 筹办《生活日报》公开募股，很快收到十六万元。在他接连举办的轰动全国的这三件大事中，广大读者对韬奋和《生活》表现了高度的信任。

作为一个企业，生活书店有它自己的许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它采用了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来经营：书店不是任何个人借以牟利的私产，而是全体职工以劳动所得共同投资经营的文化事业单位。凡是店中正式职工任职在六个月以上的，都可入股成为社员。店内资金归全体同事所公有，经济完全公开，每年都由会计师查账证明。

与此相适应的，是实行科学管理，采取民主集中制，什么事情都经过大家讨论，决定以后交给负责人去办。书店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由全体职工选举出来的理事会; 负责处理人事的机构，是民主选举的人事委员会; 还有选举产生的监察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在查阅账目。由此树立集体的管理，民主的纪律，使每个职工都把店务视为自己的事情，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店中的工作，成为推动整个事业不断前进的动力。

在吸收和培养干部问题上，韬奋坚持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一切干部的吸收，都经过严格的考试。录用的标准，是要有实在的本领和一定的政治认识。他很注意干部的培养提高，许多人本来没有受过很多教育，进入书店工作以后，很快就会在各方面有所提高。

生活书店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最大的困难是经济上的穷困，同时还有国民党的政治压迫。但它作为一种纯粹私人管理的事业，能够自始至终朝着进步的目标前进，为人民忠诚服务; 能够在惊涛骇浪中历尽艰险，未被恶势力冲倒而屹然长存，终于在事业上作出巨大的成绩。这固然是书店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也倾注着韬奋的无法计量的心血，是和他在组织领导工作上的成功分不开的。他在领导工作当中律己之严，治事之勤，爱人之诚，知人之明，以及这种领导作风感人之深，就在当时进步文化界中也很罕见。但他一向谦虚，从来不肯把书店业务上的成就归功于己，总是把它看成集体的事业，认为一切成就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书店的发展，还得力于广大读者的爱护与支持。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店向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商号注册资本十五万元，在广大读者热心赞助下，依靠读者预订刊物的巨额订费，依靠全体职工勤俭办店的苦干精神，书店业务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它为什么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如此的爱护和支持呢?韬奋回答说： “说来也很简单，它内部的基础建立在苦干的精神和民主的纪律; 它外部的基础，除了书刊有着正确丰富的内容外，最重要的是自从《生活》周刊成立以来的传统的对于读者竭尽心力的服务精神。”

关于生活书店工作作风的特点和事业获致成功的原因，韬奋曾经归纳为“最可贵的八种传统精神”。这就是：一曰坚定，二曰虚心，三曰公正，四曰负责，五曰刻苦，六曰耐劳，七曰服务精神，八曰同志爱。

这个由两个半人起家的小小书店，很快地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企业，成为革命的文化堡垒。生活书店和其他进步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坚持为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努力奋斗。它所致力的出版事业，对于冲破蒋介石文化“围剿”，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有重大功绩的。在当时的救国运动中，生活书店是直接起了支柱的作用的; 韬奋参加救国会，不只是带着书店同人这支“小小军队”，并且是代表着海内外的广大读者群众的。《大众生活》以及其他报刊，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机关报。

生活书店不仅是韬奋个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的物质基础，也是当时革命文化运动的物质基础 (虽然不是唯一的) 。它所出版的进步书刊，团结了千千万万的作家和读者，在政治上起了巨大的宣传组织作用，维持住很多革命作家简单的物质生活(靠稿费收入) ，使他们能在“文化围剿” 中顽强地作战。生活书店就是这样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事业中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三联书店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 “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 (已故) 等，作了很宝贵的工作。”这个指示还明确指出： “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之下的书店。”

转向集体主义

韬奋第一次流亡归来，正值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国更加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韬奋立即全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他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一九三六年五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的时候，他又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长期以来摸索着寻找中国的出路，终于选定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革命的道路。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的未来。从此他便愈靠拢党，更加自觉地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呼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词中曾把“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列作三大纲领之一 (其他两项是实现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 。他在这时写道：

民族未解放，个人何以获得自由?个人不是做集团的斗士的一员，何从争自由?个人离开了集团的斗争，何从有力量争自由?以个人的利害做中心，以个人的利润为背景，又怎能团结大众共同奋斗来争自由，所以我们要应现代中国的大众需要，就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认真地抛弃个人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觉悟。就韬奋的情形来看，是他又向无产阶级立场迈进了一大步。

《大众生活》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 的主张，迎接了由“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这个刊物深受读者欢迎，销数很快就达到二十万份。韬奋在刊物上坚持革命立场，十分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走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敌人害怕《大众生活》的巨大影响，曾经禁止它从邮局里邮寄，不准它在各地发售，还放出许多流言蜚语，对韬奋进行无耻的诽谤中伤。如同过去一样，韬奋蔑视敌人的迫害，坚守岗位，坚持战斗。

敌人的诽谤、恫吓无效，又派两个特务头子到上海找韬奋“谈话”。这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统”特务头目张道藩。他们见到韬奋，开口就逼迫他停止抗日活动，并且向他吹嘘了一通荒谬的“领袖脑壳论”，说是一切国家大事只能由蒋介石的“脑壳”决定，人民群众根本无权过问。刘健群还拿死来威胁他： “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韬奋听了，异常愤慨，干脆回答说： “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

这两个特务头子悻悻然回南京后，对韬奋仍不放松，又唆使上海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出面“担保”，诱骗韬奋到南京和蒋介石“当面一谈”。韬奋久居上海，对于这位“上海闻人”“在上海社会上的势力”和“人品”是清楚的，晓得他的“担保”究竟值几文钱。韬奋当即和救国会几位负责人商谈，认为去南京凶多吉少，是会发生意外的。——事后韬奋有次碰见张群，张群透露说： “那次蒋先生约你赴南京面谈，就因为陈布雷太忙，要请你留在南京帮帮布雷先生的忙。”足见韬奋不去南京的决定是正确的。

韬奋把他拒绝前往南京的决定告诉杜月笙的时候，在座的一个和蒋介石有交情的“老资格银行家”说： “你不知道老蒋的脾气，你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度流亡海外，国内是休想驻足的! ”

对于韬奋来说，这种威胁当然完全无用。这样一来，“就只有再度流亡”。韬奋从海外回来不过半年，欠的债尚未还清，无力远行，决定出走香港。

一九三六年二月，《大众生活》出到第十六期，便同《生活》、《新生》一样，又被查封。韬奋愈战斗愈坚强，并不因此而消极。在《大众生活》被封后，仅隔了一周时间，生活书店就又创办《永生》周刊，由韬奋的战友金仲华任主编。一九三六年六月，《永生》刚出到第十七期又被查封。这时韬奋已经又在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星期增刊》。韬奋所擎起的光芒万丈的火炬，正“永生”不息地引导着广大的爱国青年前进!

韬奋这时所创办的《大众生活》和《生活日报》等报刊，比他前期主办的《生活》周刊，表现了很大的进步。他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直接联系，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一九三六年潘汉年从延安到了上海，同救国会诸领袖联系，韬奋便在这时和党派到上海去的代表开始有了直接的联系。当时他虽不是共产党员，对党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表示衷心的景仰，他的政治态度和党的主张没有隔阂。他不但遇事和党组织商量，诚恳地听取党的主张，并且努力使党的主张变成自己的实践，严格地用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在有关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去留问题上，也总是和他所能接触到的党组织商量。至于他平日的言论，尤其是他主编刊物每一期的社论和主要论文，凡是属于原则问题的，他没有不征求党的意见的。

韬奋在敌人面前是充分地表现着正当的高傲，对于革命组织却十分谦虚。他不但尊重共产党的负责同志，也尊重党的基层组织和一般党员。他和共产党员生活在一块儿的时候，是极为友爱的。在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里面，有不少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国民党特务经常向他提出警告，有时提出名单来恐吓他。韬奋不仅没有被吓倒，而且想尽各种方法保护他们，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他就赶快把受到逮捕威胁的同事偷偷地送走。当时他对在生活书店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所表现的深厚友谊，所流露的亲如手足般的真挚感情，令人十分感动。

当然，这种情感并不是简单地从私情出发的。韬奋热爱党，热爱我们的同志，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党，心悦诚服地服从它，拥护它，完全基于他对它的深刻了解。他在那时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参加党的组织，但他并不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选定了中国共产党的。

创办《生活日报》

一九三六年六月，韬奋冲破重重困难，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与《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想要创办一种合乎人民大众需要的日报，是韬奋脑际“梦廻已久”的心愿。早在一九三二年间，他就曾与新闻界的朋友共同发起由读者集资创办《生活日报》，登报公开招募股款，很快由读者认股十六万元。但因遭到国民党的阻挠破坏，韬奋不愿意拿着二千多个读者热情凑集的股本作孤注一掷的冒险，遂在当年十月宣布《生活日报》停办，将已收的股款连同利息照数发还入股的读者。

这次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仍旧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创办的，因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报馆不得不设立在香港的贫民窟中，印刷条件也很困难。而在香港办报遇到的最大困难，则是英国统治者的政治压迫。费了很多周折方才解决了登记问题，每天又要遇到严格的“新闻检查”。香港的殖民者就象秃头佬害怕人家说“亮”一样，连“帝国主义”这个名词都不准用。光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到韬奋这一代报人的痛苦有多么大!

在韬奋流亡到香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已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促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韬奋在《生活日报》时期的全部言论，十分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他曾一再撰文，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既抨击狭隘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倾向，又责斥妥协屈服的投降主义。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走狗托洛茨基派的“左”的破坏统一战线的无耻伎俩，更不断地加以揭露。韬奋根据党的政策，为了实现团结抗日的方针所作的斗争是坚决的。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是跟党的认识一致的。

这时在白区工作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密切注视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热情关怀各地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的进步报刊。对于站在抗日斗争前列的韬奋，对于他在抗日救亡旗帜下面举办的出版事业，给予特殊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听到《生活日报》行将出版的消息，就写了一封长信给韬奋，详细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我认为贵刊应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与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群众的权威的刊物。”韬奋收到这封署名莫文华的信，就在这年六月七日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号上，以《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为题全文发表; 同年六月九日，刘少奇又写了第二封信：《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发表在七月十二日出版的该刊第六号上。这两封信，并不是普通的“读者来信”，而是刘少奇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通过韬奋主办的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报刊，向共产党员发出的公开指示，进行的公开号召。莫文华是谁，当时韬奋可能还不知道; 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从信中的内容自然不难理解。当时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公开发表这些使用“赤色语言”写成的宣传我党统一战线主张的信件，是承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那个时候，正当《大众生活》刚被查封，韬奋再度被迫流亡避难到香港。但是，韬奋不但发表了这些信件，还在《生活日报·创刊词》中接受了党的这些主张并且加以阐述，号召广大读者响应这些主张。尤其难能可贵的，韬奋身体力行，还把这些主张化为自己的行动。七月十五日，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积极地推动救国会的工作，并且在实际斗争中成为著名的爱国运动领袖，直到最后被捕入狱。这样做，需要具有很大的决心与勇气。由此看来，韬奋不只是党的忠诚朋友，而且接受党的领导，逐渐成为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的一员勇敢的革命战士。

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生活日报》，对于报纸的编辑业务作了许多大胆的改革和尝试，从形式到内容都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这个报纸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所表现的人民立场和进步思想。这一点，是继承和发扬了韬奋历来所办刊物的光荣传统。其次，他特别注意评论工作，主张“每天除了正确精警的一篇社论外，还要有两篇以上的很有精采的有关各种专门问题的论文”。第三，当时一般报纸在版面上很不统一，各版往往自成一个“独立王国”。《生活日报》独创一格，一方面力求避免那种分裂不统一的倾向; 另一方面，尽量作到内容的广泛性。第四，那时供应报纸采用的国内新闻，都是经由国民党官办的中央社发布的; 国际新闻则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所垄断。这些新闻稿的观点自然大成问题，它的文字风格也不合人民大众的胃口。因为这些新闻都是用文言文写的，掺杂许多半文不白的语句，“佶屈聱牙”，十分难懂。《生活日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人民大众的需要，对收到的电讯原稿，用白话文加以重写改编。它对编排的生动活泼，版面的大方美观，也很注意。

这个报纸也和韬奋办的所有刊物一样，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报纸出版不久，就和读者建立起来广泛的联系。对于报纸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韬奋总是依靠群众的帮助来解决的。他以多年来的切身经验深信： “只要人民大众都赞成本报的主张，同情本报的态度，以集体的力量扶持本报，任何客观上的困难，没有不能克服的。”

旧中国报纸的经营方法，都是从资本主义各国学来的，“洋场恶少”加上封建余孽——很受“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非科学的笼统和专制主义的专断，与美国黄色新闻传染过来的色情和恶意宣传相结合，造成了旧中国新闻界特有的恶毒、残忍、低级趣味与不精密、不确实的格调。韬奋唾弃这种风行一时的作风，在报纸经营以至广告的选择上，也能一反旧式报纸的传统，显示自己独具的特色。韬奋认为，“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入，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 “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不登。换句话说，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

这些主张和作法，都是同时出版的其他报纸办不到的。

《生活日报》出版时间不长，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救亡运动。但是香港究竟不宜于办全国性的报纸。因为香港地理位置偏于南部，新闻采访和报纸的推广发行，都有种种不便。读者纷纷来信，要求迁至旧中国新闻事业中心的上海出版。这时国内局势有了新的变化，救亡运动很需要韬奋回上海工作。《生活日报》出到七月三十一日即自动停刊，宣告从八月一日起移上海筹备出版。但因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这个报纸终未能再和读者见面。

韬奋是一个决心要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的人，并且向来怀有要办一个人民报纸的志愿。由于遭受国民党的压迫，除掉在香港这五十五天，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来重新实现他的这个心愿。这是韬奋终生的憾事。

《生活日报》存在的时间很短促，在整个历史上只算是“昙花一现”。但是，由于它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并且在业务上作了勇敢的革新，创造了独具的特色，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上是有它一定的地位的。

在法庭上

韬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从香港回到上海，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就在这个时候，日伪军开始侵犯绥远。驻防绥远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人民展开了支援绥远前线的抗日运动。到了十一月间，全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勇敢的反日斗争，上海、青岛等地日本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 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和市民，也举行了多次的抗日示威游行。所有这些表明抗日运动已经向前发展。八月二十三日，韬奋将《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在上海继续出版。同时，他又与救国会的几位负责人奔走援助绥远抗战事宜，还组织了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后援会。

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位救国会负责人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们先后在上海被关押讯问，十二月四日又被押往“苏州高等法院”。敌人无法加给他们什么罪名，却蛮横无理地把他们拘留起来。

韬奋等被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对他们的“侦讯”整整拖了两个月。该案侦讯期间，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检查官翁赞年，使尽各种卑鄙伎俩，要把他们罗织入罪。韬奋在每次侦讯时都坚决果敢地据理争辩，驳斥检查官的诬蔑。

当时纠缠不清、被检查官问讯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人民阵线”和“民族联合阵线”的问题。他们故意歪曲韬奋所写的文章，硬说他主张“人民阵线”，反对国民党政府。这个问题是怎么引起的呢?它的背景就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反对正在各帝国主义国家抬头的法西斯势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提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口号，即由共产党领导一切反法西斯政党和人民群众组织统一阵线——人民阵线。一九三五年前后，人民阵线曾在法兰西、西班牙胜利取得政权，后被国际反动势力所击败。当时救国会为了团结御侮、共同抗日所提出的口号是“民族联合阵线”。韬奋在香港曾经撰文明白指出： “中国努力民族解放的联合阵线和法国的联合阵线是有着根本的差异，不应混为一谈的。”国民党法官所以要歪曲韬奋的主张，故意把这两个名词“混为一谈”，其目的是想要从这里面做文章，加予他以“危害民国”的罪名。

韬奋看到检查官三番四次地问讯这个问题，就从家里要来全份《生活日报》和星期增刊，送给检查官附在卷里作为证据。可是送去以后，还是继续追问。有一次，这个检查官还一定要他承认主张的是“人民阵线”，韬奋反抗他的压迫，从理论、事实上予以反驳，怒斥他是“断章取义，故入人罪”。韬奋说，在他写的那篇文章里已说得非常明白，可以复按。不料那个姓翁的检查官却回答说： “文人著述全是 ‘言不由衷’的。”这一句话，直气得韬奋跳起来，连声大呼： “抗议! 抗议! 抗议检查官的无理! ”本来，韬奋从来是言行一致，严肃不苟的。他在政治上一贯采取老实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完全采取了光明磊落的革命者的立场。他的政治主张都写在公开的文章中，而且一写再写，力求日益明确。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是他的实际的政治生活的根据。因此，韬奋坚决驳斥“言不由衷”的诬蔑，声明他对自己写的一切文字，都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检查官说他“言不由衷”就是侮辱他的人格，他要求记明笔录。

这场争论极为激烈，由争论而奚落，由奚落而冲突，韬奋气得脸色发青，连续地高声呼叫： “我要抗议! 我要抗议!”那个姓翁的检查官理屈词穷，只是不断地说：“我有权这样说! ”“我有权这样说! ”

当时国人尊称七位被捕的救国会领袖是“七君子”。他们被捕的消息一传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营救。同时，海内外广大人民群众，进步团体，名流学者，都打电报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各地学生纷纷举行罢课、示威，抗议国民党非法逮捕。全国舆论界，都把他们称作“爱国犯”。

国民党反动派原来的计划是异常狠毒的。韬奋等人刚被捕，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就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状”。在这个布告里面，凡是足以构成罪名的，都唯恐遗漏地一一捏造出来强加在他们身上。同案的几人当中，沈钧儒、沙千里和史良都是律师，是深知国民党政府的“法律”的。沙千里曾经计算过，按照当时的“法律”，只须有上海市政府布告中任何一个“罪名”，已经可以枪毙一次; 这张布告宣布他们共有七个“罪名”，——如果侦讯属实，每人都应该被枪毙七次。

从他们被移送高等法院，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一共经过五次侦讯。到第二、三次便已没有可问的事，早该结束侦讯了——这时如果认定有罪，就应该立刻起诉; 罪嫌不足，则应释放。但是在二月二十九日，他们忽然又接到了江苏高等法院的“裁定书”。根据检查官的声请，裁定他们的羁押时间延长两个月。

在这以后，三月九日又对他们进行一次侦查讯问。这次问话，以“西安事变”做中心，检查官咬定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中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据此就说他们和张学良有“勾结”，他们应对张杨的义举承担责任。本来，韬奋和救国会诸公，对于张杨的义举，理所当然是同情支持的，可是法庭硬要给他们扣上“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的“罪状”，使得他们不能缄默。韬奋等申辩说：他们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上海被捕的，西安事变是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发生的，在牢狱中不能“联络接洽” ，是连小孩子都明白的事情。法官无法回答他们的驳斥，可是以后在起诉书中仍然将此列为“罪状”之一，继续纠缠。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抗日救亡运动也迅速地向前发展，各界人士要求释放他们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羁押四个月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间，检查官送来了“起诉书”，竟然诬蔑他们是“共产党犯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嫌疑”而正式提起公诉。

真理在韬奋他们这一边，审判长和检查官，在法庭内外都是孤立的。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举行的第一次“审判” 中，韬奋等对国民党的诬陷逐一驳斥，并且要求法庭调查证据。不料，这些要求均被法官拒绝。审判长当场宣布，第二天下午一时照常开庭。这时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决定第二天结审后，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罪。当天晚上，为了打乱国民党政府随审随判罪、强迫送反省院的布置，经有关律师、被告亲属和沈钧儒等共同商定，先发制人，首由自动从上海来替韬奋等辩护的二十一名律师向法庭提出，因阅卷及法院调查需时，请稍展缓。答复却是“碍难变通”。审判长的无理拒绝，激起众怒，向法庭提出“声请回避状”，要求承审本案的合议庭各推事回避。全体律师也都宣布“罢席”。第二天无法开庭，审判由此中止，韬奋等在斗争的第一回合取得了胜利。

六月二十五日，举行第二次“审判”。韬奋在法庭上义愤填膺，以高昂响亮的声调，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地历述救国会的各项主张，声色俱厉地驳斥检查官所捏造的那些“罪状”。他指责检查官东拉西扯，“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完全莫名其妙。”检查官理屈词穷，大摆其臭架子，胡说什么： “本检查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被告不能随意指责! 请审判长禁止被告发表另外意见。”韬奋愤然说： “我不能侵犯检查官发表起诉意见的权利，检查官就能有无理禁止我发表意见的权利吗?”这时审判长摇手制止韬奋发言。他却毅然决然地抗议说： “如果审判长认为检查官的话是对的，那么请不必再审下去了! ”

审判长把一份过去救国会致张学良的电文拿给韬奋看。韬奋看毕，大声讲道： “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并且同时还打了同样的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检查官说： “因为这个电报引起事变。”韬奋毫不退让，继续反驳： “这个电报是关于绥远的事，三个电文一样。请检查官说明电报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他在法庭上侃侃而谈，骂得检查官没有话说，使全法庭的国民党官员愕然相顾。

这次审判历时七个小时，法庭上的气氛，从头到尾都很紧张。韬奋和所有出庭的被告，再次用坚定明白的语言，雄辩有力的道理，驳复了法庭的讯问，使审判长、检查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经过两次审判，国民党政府看见自己露出马脚，慑于公众舆论的谴责和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反对，审判就未敢再举行。但仍继续无理地把他们囚禁在监牢里。

韬奋是最勤奋不过的人，工作就是他的生命，任何时候都不愿意空度时日。这时他便抓紧被囚禁的日子，利用国民党慑于社会舆论而对他们的管制稍稍“放宽”的条件，异常勤奋地读书和写作，他常开出一张张的书单来，托请外边的朋友去借。他在狱中的著译文稿总共有三十多万字。前后八个月中，除了出庭受审，其余时间全都用来读书和写作。

从韬奋的经历可以看出，在他一生的奋斗和他走向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帮助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时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寻找借口和摧残进步文化事业和抗日救国运动，他曾经一再强调他的无党派立场; 可是，在狱中所写《经历》一书中，他痛斥了反动势力用“戴帽子”来陷害人的卑鄙手段，而且有力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和态度： “其实戴帽子也不一定是丢脸的事情，有害尽苍生的党，有确能为大众谋幸福的党; 前者的帽子是怪可耻的，后者的帽子却是很光荣的。”又说： “我的立场既是大众的立场，不管任何党派，只要它真能站在大众的立场努力，真能实行有益大众的改革，那就无异于我已加入这个党了，因为我在实际上所努力的也就是这个党所要努力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这时他又正被囚禁在狱中，他虽然不能讲明他所指的是什么党，但很显然的，他已经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一记清脆的耳光。

自从韬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以后，加上跟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的实际锻炼，对于自己的出身、教养、受到的环境影响和青年时代所走过的路，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留恋，而且已经坚决地和这一切诀别，走向新生的战斗的道路。这种思想上的进一步的转变，给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力量。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巨大变化，全国团结一致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经过韬奋和同案战友们顽强不屈的斗争，由于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他们交保释放出狱，结束了为时二百四十三天的牢狱生活。面对欢迎他们出狱的人群，韬奋讲道： “在狱里很觉得 ‘心安理得’ ，因为始终不是争个人的自由胜利。现在出来是大众的胜利，更觉‘心安理得’ 。可以告慰大家的是没有背叛大众，没有说过辜负大众的话。将来也只求‘心安理得’ ，永不背叛大众。”又说： “有人问我在狱中有何感觉，我常感觉的只是自己的渺小，大众的伟大。”

经过这段牢狱生活，韬奋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了。

“对反民主的抗争”①

韬奋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他对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已非常明确。开始，他和其他六位同获释放的救国会领袖，应邀到南京去。国民党派陈立夫、邵力子、叶楚伧同他们谈判，要他们解散救国会。韬奋等据理力争，坚持救国会不能解散，一连谈判了三天都没有结果。他们回到上海，“八·一三”抗战已经开始了。韬奋立即站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于八月十九日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积极地响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并且深信这是能够引导抗战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从此开始致力于抨击国民党的寡头政治，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有自己的政治代表驻在国民党统治区，并且出版了公开的党报与党刊——《新华日报》和《群众》，但是韬奋和他所主编的刊物，在总的斗争中仍然起着重大作用。他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斗争，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还要跟统一战线内部的投降动摇分子进行斗争。他在这个时期最大的贡献，是有力地揭发了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和反民主的法西斯面貌。

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二月，韬奋住在重庆。他在这时进行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要求实现民主政治以保证团结抗战。韬奋自一九三八年六月起，就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这个“国民参政会”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当局“遴选”的，形式上包容了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国民党员占有压倒的多数，只有极少数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它对国民党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其后，由于蒋介石日趋反动，国民党反动派和其他反动分子在参政员中的比例更有增加，民主分子更其减少，而且民主分子的言论更受束缚。因此，它就日益表现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单纯的御用工具。对于它的性质和作用，韬奋从一开始就未作过高估计，认为它“似民意机关而又说不上民意机关”。尽管如此，韬奋还是尽可能地利用这个合法地位，一直积极争取言论自由，从不放过发言的机会，也不抱过高的幻想。他曾经

中共人物传 邹韬奋人物传,邹韬奋生平事迹,邹韬奋评价

中共人物传 邹韬奋人物传,邹韬奋生平事迹,邹韬奋评价

中共人物传邹韬奋人物传,邹韬奋生平事迹,邹韬奋评价

中共人物传邹韬奋人物传,邹韬奋生平事迹,邹韬奋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