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新生》周刊事件

Posted 2022-07-02 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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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新生》周刊事件

?新生》周刊是由东北实业家、著名爱国志士杜重远于1934年2月创办的。杜重远原是东北一位精干的实业家，又是邹韬奋所创办的爱国刊物《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流亡到上海，不久就积极参与并赞助《生活》书店的出版工作，成为该店的理事。1933年12月，《生活》周刊因宣传抗日爱国，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停刊。杜重远出于义愤和爱国，在《生活》周刊停刊仅2个月后就创办了《新生》周刊。《新生》的工作人员全部是《生活》周刊的旧班底，协助杜重远搞编辑工作的是邹韬奋的助手艾寒松。流亡国外的邹韬奋继续以“萍踪寄语”栏目连续为《新生》周刊撰写海外通讯，并代约旅外名作家弋公振等为《新生》撰稿，使《新生》不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完全继承了《生活》周刊的风格，深受读者欢迎。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上刊登了艾寒松用“易水”笔名所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文中泛论中外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时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命而行，其实是做不得主，接见外宾时候，……阅兵的时候，……举行什么大典礼时，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个古董，……这就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文中还有“在现今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还要数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做现在的皇帝，本就等于傀儡，而溥仪更是傀儡的傀儡”等文字。

该期《新生》周刊发表的全部文稿，都经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并在该期正式印有“中宣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证第1536号”字样。但在出版发行后第二天(5月5日)，即遭到上海日文报刊的攻击，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接着在上海日本侨民聚居的虹口文监师路(现塘沽路)和虹口公司一带，发生日本浪人示威游行，并在北四川路行衅闹事，捣毁商店橱窗。6月7日，上海日本领事亲自出面以“妨碍邦交，侮辱日本元首”、“侮辱满洲国”为由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与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横蛮地要求“向日谢罪”、撤换图书杂志审查委会委员、处罚《新生》作者及编者等等。

国民党当局对此诚惶诚恐，立即给以全部允诺，随即训令上海市政府赴日本驻沪领事馆道歉，撤换上海市公安局长，取消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封闭《新生》周刊，并对杜重远等提起公诉。6月10，国民党当局还下达了“敦睦邦交令”，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6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命上海公共租界中国法院首审杜重远。杜当庭申明《新生》周刊是依法登记的刊物，每期稿件在出版前都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所以编者不能负责。法官瞠目结舌，只好匆匆结束审讯，责令杜重远交保出院，听候续审。

但日方并不罢休，在上海日文各报刊大肆攻击中国当局“办事不力”，声称要国民党中央党部负全部责任。日本驻沪领事馆一武官还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称“《新生》事件非外交方式能解决”，试图以此威胁南京政府。7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又联合发表通令称：“此次《新生》事件，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害邦交，以后国民务须尊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接着，南京政府又于7月9日令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再审《新生》案。法官开庭只问了几句，即退入内室集议宣判;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竟蛮横地闯入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在日方压力下，法院当庭宣判杜重远犯所谓“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判刑1年又2个月，立即送监执行并不得上诉。杜重远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群众极为忿懑，高呼“打倒卖国贼”，并散发拥护《新生》周刊传单，且用各种硬器向法官及日方人员掷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人及法官抱头鼠窜而去。

《新生》周刊事件是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当局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其结果虽然是周刊被迫停刊，杜重远身陷囹圄，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嘴脸及国民党当局屈辱投降的面目暴露无余，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广大爱国侨胞的更大的抗日救亡热潮，对后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历史 《新生》周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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