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晁哲甫人物传,晁哲甫生平事迹,晁哲甫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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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晁哲甫人物传,晁哲甫生平事迹,晁哲甫评价

晁哲甫

晁哲甫，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直南特委统战部长、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华北政府教育部长。全国解放后，任平原省主席、山东省副省长兼山东大学校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1970年12月13日在济南逝世，终年76岁。

(一)

晁哲甫原名登明，又名蛰夫，1894年12月3日生于河南省清丰县(原属河北省)六塔集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九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后入县城模范学堂、省立大名第十一中学。在此期间，曾因家境贫困几乎中途退学。后来在别人的资助下，读完中学。由于他勤学好问，成绩突出，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1916年，晁哲甫考入河北省保定高等师范学校。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受新思潮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其他进步书刊。晁哲甫回忆说：他感到《新青年》的内容新颖，越读兴趣越浓。他除了自己阅读外，有些内容还向谢台臣介绍，并组织其他同学阅读。他说： “这是新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对谢先生和我的影响的开始”①。

1920年，他从保定高师毕业后，先后在怀阳第二师范、北京香山慈幼园以及清丰县教育界任教、任职。1923年秋，教育家谢台臣奉命筹建直隶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校。晁哲甫被聘为教务主任，是谢台臣办学的主要助手。他们的办学思想非常明确，一开始就以五四运动的精神作指导，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教育思想。他们推崇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张 “以作为学”。他们认为： “凡是称得起科学的理论，通统是作的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推进经验发展的动力;只有作才可以产生理论;也只有从中锻炼出来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行。”根据这种指导思想，他们拟订了教育大纲，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当时当地良好的导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当有“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艺术的情趣，改造的魄力”;教育的方法是“教师方面以作为教，以教为学;学生方面以作为学，以学为教，使学校成一整个的学习团体”②。

在大名七师，晁哲甫除了在教务上积极推行改革的思想外，还在他担任的国文课中废除了当时教育部审定的国文课本，选用了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作为教材。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还让学生广泛涉猎外国作家高尔基、莫泊桑、果戈里的作品和中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以及《红楼梦》、《水浒》等古典文学名著。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全国立即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运动高潮。这时，晁哲甫、谢台臣、王振华等也领导大名七师的师生们积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联合了大名的第十一中学，五女师和一些高级小学，组织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通电全国、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在这次活动中，七师的师生捐款200元，寄往上海总工会，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同时，还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和查禁日货。晁哲甫从报纸上选了一些抵制日货的歌曲，由学生教给儿童们去唱，其中一首是： “日货真不好，奉劝同胞别买了，买了回来惹人笑，既不好来又不牢，慢慢就把中国送掉了”①。

大名七师是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一所新型学校，在教学上，它强调学用一致，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宣传新思想，抵制封建传统;在办学方针上强调民主精神，师生平等，因而在参加社会实际斗争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如刘介风(安明) 、赵继彬、平杰三、成滋 (成润) 、李世玮 (大山) ，裴志耕等，这就为共产党的组织在直南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二)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直系军阀吴佩孚在他统治的地区，实行白色恐怖。在河南颇有影响的共产党人冯品毅，不得不离开开封，回到大名。冯品毅原是谢台臣的学生，后来在北大外语系毕业。回大名后，谢台臣就聘他为七师的英语教员。1926年8月，冯品毅到校后，对这所新型学校倍加赞扬。他在进步的师生中讲述了南方的革命形势，指出由于广大群众对北伐战争的大力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正确，以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中国革命胜利是无疑的。他还在理论上讲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使晁哲甫的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年10月，在冯品毅离开七师赴广州之前，吸收了刘大风、赵继彬、李大山三位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晁哲甫、谢台臣、王振华听说刘大风等加入共产党非常高兴。为了使这些年轻人能够在革命风暴中经受锻炼，他们三人每人出资70元资助他们前往武汉。刘大风等人得到资助后，先到北京，和中共北方区委取得联系。北方区委决定刘大风到武汉，赵继彬、李大山仍回大名坚持工作，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1927年3月，经李素若、赵继彬的介绍，晁哲甫、谢台臣、王振华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名七师有了党的组织，革命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晁哲甫等虽然没有担任党内的职务，但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声望及在学校里的地位，实际上是学校党组织的主心骨。在他们的支持下，学校里组织了读书会，发动同学读进步书刊，并出版了校刊《曙光》，刊登一些反对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文章。这些活动在校内外影响很大，但也引起一些保守或反动势力的仇视和反对。如当时南乐县教育局的一些人曾出版刊物登载文章来反对《曙光》。后经赵继彬等人的有力驳斥、使他们哑口无言。由于党的威信增高，进步势力强大，在1927年初学校学生会的选举中，共产党员赵继彬、李大山以全票当选为学生会的领导。

大名是河北省南部的军事要地，地处河北、河南、山东的边界，历来军阀都在这里设置重兵驻守，两次直奉战争这里都遭到兵劫，人民生活极端困苦。1927年春，直南农民以红枪会的名义组织起来与地主官府进行斗争。驻守在大名的直鲁军阀谢玉田，见红枪会势力发展很快，便以委任红枪会首领刘小辫为司令作为诱饵，将刘小辫诱骗到城里杀死。这就激起了红枪会群众更大的愤怒。红枪会从大名七师回乡学生的宣传中，知道七师有共产党的组织，和北伐军有联系，就派代表到七师请赵继彬去为他们出谋划策。晁哲甫等积极支持赵继彬去做红枪会的工作，以便争取改造他们。

经过一段准备，红枪会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攻占了大名城。为了巩固这个阵地，晁哲甫支持赵继彬去东明和北伐军联系的计划，以便取得北伐军的援助。赵继彬走后，由于红枪会内部派系矛盾，再加上军阀孙殿英的分化瓦解，这支农民队伍很快就失败了。这时形势非常混乱，学校也无法上课，晁哲甫和谢台臣等利用这个机会到濮阳去作北伐军梁寿恺部的工作。

到濮阳后，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在军民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援助北伐军，打倒奉系军阀。武汉发生“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晁哲甫非常失望地回到大名。这时大名七师已住满了孙殿英的军队，门窗玻璃，图书仪器被破坏得狼藉不堪。这一切使晁哲甫非常痛心。在这种情况下，办学已不可能，于是他辗转来到天津，代表谢台臣向省教育厅提出辞职。因为谢台臣、晁哲甫办学有方，在教育界有相当影响，省教育厅不同意他们的辞职。直到1929年初社会秩序恢复正常，谢台臣和晁哲甫经过努力，才把经受战火摧残的大名七师重新开办起来。

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大名七师，复校后更加朝气蓬勃。在停课期间，不少学生按照“以作为学”的原则，有的当了中小学教员、高小校长，有的从事生产劳动;有的在革命风暴中成长，如赵继彬、李世玮、刘介风、平杰三、刘汉生等都成为革命的骨干;有的经过革命锻炼，回校后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到1930年上半年，七师的党团员、读书会和反帝大同盟的成员，已有200多人，占全校师生总数的2/3，在直南地区20多个县里，都有七师党员的足迹，这在当时的学校里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在教学方面，不少教师是共产党员，他们用进步思想教育学生。学校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很浓。当时中共大名县委就设在七师校内。晁哲甫、谢台臣借助他们的社会地位，对党组织的活动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1929年10月，中共大名县委利用“双十节”的机会，组织党团员到街上写标语、撒传单。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引起国民党军警的注意。11月份他们检查信件时，发现七师学生孙耀宗的信中有“国民党处处皆矛盾，无处不荒唐”，是“背叛党国”的话，于是对学校实行突击搜查。这时晁哲甫、谢台臣一方面镇定自若地应付敌人，一方面安慰全校师生不要惊慌。他们协助县委将文件、油印机转移到安全地方，使敌人搜查五天一无所获。

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春，中共顺直省委提出并制定了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晁哲甫等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目前革命处在低潮时期，敌人力量太大，急于发动暴动，脱离实际，只会招致失败。“应以学校为掩蔽之所，把党员培养成熟后，派往农村，深入发动群众，候机会到来再行起义”①。1930年初，晁哲甫还利用寒假的机会，直接到天津向省委陈述自己意见。接见他的同志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这时省委、直南特委的以大名为中心的暴动计划已经形成。1930年春，省委代表郝清玉来到大名，在县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除继续号召组织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外;还宣布晁哲甫、谢台臣、王振华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他们阻碍了暴动，并将他们开除出党。

晁哲甫被开除党籍后，在思想感情上仍和党紧紧地连在一起。1930年暑假，他和谢台臣、王振华迫于党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压力，加之当时河北省的反动教育当局早已指责七师为“共产渊薮、急需改造”，对他们施加种种限制。于是，他们辞去了七师的领导职务。

晁哲甫辞职后，回到了家乡清丰县六塔集。在这里，他看到六塔集高小限制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压抑进步思想，使学校死气沉沉。出于一种责任感，他到学校召集了部分高年级学生，向他们讲述了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的新文化、新思想，向青年们指出前进的道路。他说：你们的校长不是新思想。你们现在吃的是窝窝头，我们只要有了新思想，就能使社会改观，就能换成白白的馒头。接着，他又向全体学生讲了话，使他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同时，他又利用他和教育局的关系，调走了该校校长班朝庆，并介绍了在大名七师因闹学运被开除的学生曹子修、王国华等人到校任教，使该校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不久，学生们发现新任校长因循守旧，对进步教师的革命活动仍进行种种刁难。于是他们再次组织起来向县教育局请愿，要求撤换校长。晁哲甫对学生们的要求大力支持，帮助他们成立了读书会，并以此为核心，团结广大同学进行斗争。经过反复交涉，终于迫使教育局答复了学生们的要求。通过这些活动，六塔集高小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2年，这里曾经成为清丰县共产党的活动中心。

晁哲甫等离开大名七师后，1930年7月，河北省教育厅任命了国民党分子张达夫为七师校长。张达夫不学无术，上台之后就辞退进步教师，任用亲信和一些顽固派，销毁进步书籍，禁锢学生思想，在七师闹得乌烟瘴气。这些倒行逆施激起学生们的无比义愤。同时，也使他们更加怀念谢台臣和晁哲甫。于是，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挽谢”运动。七师学生组织起宣传队伍，沿街散发传单，到处张贴标语。在社会舆论和学生的压力下，省教育厅不得不同意学生们的要求。

1931年初，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拥戴下，谢台臣和晁哲甫重新主持了七师的校务。他们回校后，采取各种措施，使七师很快又出现了生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组织学生到农村宣传，办平民夜校。在教学内容中也增加了反日爱国思想。但是在革命斗争策略上，他们仍然主张 “以学校为掩护，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不应冒险” 的方针。晁哲甫还经常提醒党组织，要注意隐蔽。他们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得到中共党内“左”倾领导的谅解，反而指责他们：“被开除党籍后，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组织学生党员反对他们。

1931年底，因为工作不顺心，思想负担过重，谢台臣忧郁成疾。晁哲甫代理校长职务。他知道离开党组织，工作难做，为了维持局面，他只好把这个担子承担下来。寒假过后不久，他发现有人贴党员教师刘文龙和王振华的小标语。他明知这是党组织背着他干的。为了减少矛盾，他立即让这两位同志走了。接着学生中又提出很多难题，出头人物都是党员。这使他感到更加难办。当时，党组织认为他“右倾”，“不敢干”，有意“抬”他。他为了“坚决不和党闹对立”，曾想各种方法来缓和矛盾，但都无济于事。后来竟然闹到学生不上课，教师也无心教，县警察局还提出要派警察来校维持秩序的地步，局势确实难以维持。1932年夏，他不得不宣布辞职，学校提前放假。

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他虽然受到种种非难，但他对党始终是心连心的。过去他把自己薪水的大部分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开除党籍后，他仍想尽办法来帮助党。1932年至1933年间，他在邢台四师教书，在直南特委工作的原七师的党员经常到他那里去。遇到部分党员同志生活有困难，他就解囊相助。成润从监狱里出来，没有钱做路费，他拿出50元资助他。直南特委秘书长李尊荣1932年底去岳城工作，回来时没有钱买票，扒车时不慎被火车轧断了腿，送到安阳铁路医院时，因流血过多牺牲了。晁哲甫听说后非常悲痛，当即寄去了安葬费。

1934年，晁哲甫在北平时，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通过原七师的反动学生王汝章，邀请过去在七师教过书的旧同事，借“宴会”之名，企图追查七师的历史问题。晁哲甫在会上义正辞严地说： “七师的领导人都比较倾向于五四精神，学生参加北伐，我们同情支持他们，这是无可非议的。总理说： ‘革命尚未成功’么! ”这一席话，说得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哑口无言。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华北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方面武装镇压学生运动; 一方面提倡尊孔读经，以忠孝等封建道德来麻痹青年的爱国思想。他们下令凡中等以上学校一律开设经课，并编了“八德”歌，让军警和学生传唱。当时，清丰简师是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但是也顶不住这种压力，在县长李荣谦的催逼下，举行了祭孔大典，李荣谦还讲了第一堂经课。这时，晁哲甫应清丰简师校长王照临和教导主任平杰三的聘请，任国文教员，第二堂经课就理所当然地由他来宣讲了。晁哲甫一上台就旗帜鲜明地指出： “五四运动巳经解决了孔家店的问题，现在又把它抬出来，这说明光靠木棍和水龙不能完全对付学生，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继承封建帝王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衣钵，提倡尊孔读经，宣扬孔子之道。孔子的学说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提倡安分守己，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让学生安心死读书，不要言抗日，不要去救国。如当亡国奴，就安心当亡国奴好了，工人、农民受压迫剥削，就安心受压迫剥削好了。这样统治阶级不就高枕无忧了吗! 所以，在北平宋哲元用了木棍水龙镇压了学生的爱国运动还不放心，就又把孔子祭起来，从思想上麻痹青年学生。其实，读经和木棍水龙是起一样的作用。”晁哲甫的讲演使简师师生受到很大的教育。自此，经课在简师就无人再讲了①。

1936年初，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反动分子郭鸣鹤被赶出大名七师，王振华继任为校长。这时，王振华立即邀请晁哲甫回校任教务主任。一部分进步教师也相继回校。在郭鸣鹤统治七师时，进步力量倍受摧残，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被开除学籍的达170多人。晁哲甫回到他曾用心血浇灌过的学校时，已经看不见党员了。他感到悲愤和凄凉。这时谢台臣已因病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教育家，王振华、晁哲甫等发动校友集资，为谢台臣建立一座纪念碑。当时正是华北危机时刻，晁哲甫特别重视抗日教育，经常向学生讲解抗日的道理，并组织学生走向社会，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晁哲甫和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党籍。他在党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他和王振华一起找到大名第十一中学校长孟夫唐，研究抗日计划。商议结果由晁哲甫拟订教育计划，办起了抗日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仅办了一周，二十九军继续南撤，他们就不得不把学生疏散到农村。晁哲甫也从大名回到了家乡清丰。

在清丰，晁哲甫和平杰三、赵继彬等组织了冀南文化抗日救国会，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大名专员马运昌、濮阳专员丁树本的禁止。接着他又和平杰三、王振华、安德乾、冯业莘、阎之青、陈桐源等组织了“抗日十人团”和救国会，在清丰、南乐、大名一带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10月，他协助直南特委，建立了中共党在直南领导的第一支武装——第四支队。

1937年12月中旬，日寇攻陷清丰，不久又撤走了。在这次战斗中暴露出新编的游击队战斗力很差的弱点，因而急需军事干部。直南特委派晁哲甫到新乡找到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要求选派军事干部。朱瑞要到山西晋城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于是晁哲甫、王振华就跟随朱瑞到晋城去学习办学经验。1938年2月，晁哲甫从晋城回到清丰，担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这年春，他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先后在六塔集和县城内举办了五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都是一些思想进步，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每期少则20余人，多则数百人。训练时间一月或半月不等。讲授内容有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和群众工作等。通过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推动了附近几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如被誉为《冀鲁豫日报》的战地模范记者柳朝琦，就先后参加过晁哲甫领导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和冀鲁豫边区文化工作团。晁哲甫很器重他，曾赞许地说： “小柳确实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1943年底柳朝琦在一次战地采访中，被敌人击中胸部，在生命垂危时，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他忍着剧痛，把所带的文件撕碎，一口一口地吞进肚里。牺牲时年仅22岁。

1938年春，日寇退据大名，清丰一带呈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社会秩序混乱。有些绅士一再酝酿组织维持会，准备请日本人帮助维持秩序。对此，晁哲甫不畏艰险，和这种投降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有一次，他途经县西张六村，借宿在李升阁的家中，得知以绅士刘中和为首的一些人，要在县东纸房召集会议，商量要请日寇来维持地方治安的问题。晁哲甫当即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怎么能依靠它来防匪治安呢! 如果那样做，便成了汉奸。俗话说：一脚不慎留千古恨。千万不能参加这个投降会。”尔后，他又专程去小辛庄、单拐等地，劝阻了绅士王梦丰、陈笃之等，使刘中和的阴谋没有得逞。

刘中和投降活动碰壁后并不甘休，后来又散发传单，要在城内召开会议，搞什么“联日防匪”、“建立维持会”。晁哲甫听说后，作为县东代表参加了会议。对刘中和的言论进行了严词驳斥： “防匪保家我赞成，但不能不抗日。日本侵略者要吞并全中国，变整个中国为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大祸，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既丧，身子何有?况且丁树本尚在濮阳，他亦反对当汉奸，他能容忍你们联日吗?望诸位深思熟虑之”①。第二天他又到濮阳找到丁树本，申明必须抗日救国，不能当民族罪人的道理，取得了丁的支持。接着他又赶回清丰，传达了丁树本的意见。这些绅士们慑于丁树本的权势，不敢再提投敌的问题，这就为这个地区的抗战铲除了一大隐患。

与此同时，晁哲甫还利用他在这一带的名望，积极争取团结一些开明士绅，晓之以民族大义，将他们组织的民团改造成为抗日自卫团，晁哲甫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了更好地掌握这支武装，他把经过训练的一部分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派到自卫团任指导员或队长。通过这些工作，使抗日自卫团成为一支可观的抗日武装。这样，在清丰一些较大的集镇都有自卫团驻守，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抗日斗争的开展。为了动员群众，县委还在区、村、县建立了抗日救国会以及农会、妇、青会等群众组织。1938年初，在清丰又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下设锄奸、武装等9个部，并在全县实行合理负担、实行统一累进税。

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国民党濮阳行政督察署兼保安司令丁树本在我军的反击下也惊慌南逃。丁树本原属宋哲元部下，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有矛盾，曾和共产党濮阳地方党组织友好合作过。晁哲甫也作过他的工作。后来他投靠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在洛阳又和卫立煌拉上了关系，于是反共态度日益明显。1938年8月，曾包围我黄河支队，强行将这支部队缴械;还打击过救国会;对过境的八路军也曾进行刁难。这次他自知理亏，如惊弓之鸟。但是，他在逃跑之前还想用花言巧语来挽回已经破裂的关系。他利用他的秘书王照临和晁哲甫的师生关系，给晁写信说： “现八路军大军压境，兄弟阋墙，丁司痛心疾首。知晁老师在八路军将领中朋友甚多，希能干旋共同御侮，则国家幸甚! 民族幸甚!……”晁哲甫当即复信指出：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俗云，不办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丁既无愧于国家民族，乃惧何? ! 余区区小民，焉能管两军之国家大事乎?”晁哲甫的巧妙回答，使丁树本无计可施①。丁树本部队南逃之后，原来被他控制下的各县群众非常高兴，他们选出了自己的抗日县长，滑县县长贾心斋也宣布脱离国民党。1940年4月，在清丰召开了军政民大会，建立了冀南行政督察专署，安德乾当选为专员、晁哲甫为专署参议室主任。这样，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就初具规模。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作为教育家的晁哲甫，这时又和卞镇吾、晁涌光一起在清丰县的东北庄创办了冀鲁豫抗日中学。晁哲甫自任校长，卞镇吾、晁涌光分别为训育主任和教务主任，招收学生300多人。抗日中学按照抗大的办学方针办学，除了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外，还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参加社会斗争。如在我军袭击古云集守敌时，抗中的学生抬担架、送粮食，表现非常勇敢，有的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所学校曾为党培养了不少人材。1942年抗中和鲁西筑先中学合并，改名筑先师范，1945年搬到濮阳东关，改称冀鲁豫中学。

1941年初，冀鲁豫边区在内黄召开了军政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冀鲁豫行署，晁哲甫被选为行署主任，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不久，日寇纠集日伪军数万兵力，对我沙区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式袭击。他们用“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根据地的生存条件。这次扫荡烧毁村庄100多个，惨杀群众4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扫荡。敌人扫荡后，以晁哲甫为首的行署，一方面积极开展救灾，帮助群众恢复生产; 另一方面，为使群众永远记住敌人的罪行，树立了一座“四一二”纪念碑，晁哲甫的题词是： “四一二这笔血债，要日寇完全溃灭来偿还。”

1942年，日寇在华北竭力推行“治安强化” 运动，加强对根据地的进攻和分割封锁。加之当时根据地旱情严重、赤地千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冀鲁豫边区在军事方面，采取“打出去，扩大根据地”的方针; 在根据地中心地区开展民主运动，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解决民生问题。晁哲甫分管生产救灾工作。他发动群众，以工代赈实行生产自救。他亲临基层，和群众同甘共苦，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使救灾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他作风朴实，实事求是，深受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欢迎。有一次在秋季公粮征收工作中，清丰县在征收数量上和行署财政处长华甫发生了意见分歧，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最后“官司”打到晁哲甫这里。晁哲甫严肃地说： “征收数字多少，应该从实际出发，照顾到群众的负担能力。如果群众实在拿不出，不可勉强多征;如果群众能够负担得起，当然还是多征点好。”他们经过进一步摸底，合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943年底，晁哲甫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留中央党校，任五部副主任。1945年作为冀鲁豫边区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6年，晁哲甫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他在任职期间，领导和组织制订革命根据地的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严格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和工农兵教育方面，都以服务于解放战争为目的，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了各种人材。

(四)

1949年8月20日，平原省成立，晁哲甫被任命为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省政府党组书记，省委统战部长。面对经过长期战争、疮痍满目、困难重重的平原省，作为省政府的第一把手，他和省委的潘复生、张承生等真诚合作，认真分析了全省大部分是老区，一部分是新区的特点，根据党中央“完成胜利，巩固胜利”的指示，采取种种措施，使社会秩序稳定，着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平原省是太行部分地区和冀鲁豫边区合并而来的。省委、军区都是新组成的班子。在晁哲甫的领导下，大家团结得很好，很少发生个人纠纷和闹意气的现象。在处理与临省的关系方面，特别是在河流的上下游水涝的排泄等问题发生矛盾时，他能顾全大局，经过协商合理解决。

晁哲甫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很注意领导方法。他作风民主、朴实，对人真诚，和蔼可亲，同志们都愿接近他。他在会议上，从不夸夸其谈，发言虽然不多，但极其中肯明确。每次会议都要形成文件，使执行者有所遵循，责任分明，各司其职。在统战工作中，他以身作则，能和党外人士平等相处。他和贾心斋相处十多年，甚为融洽，成为知己。

1952年底平原省撤销，晁哲甫被调任山东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又被选为中共党的八大代表。

在山东工作期间，他特别关心农业的发展。他对山东的农业和水利曾作过多次调查研究，写出自己的意见，供有关部门参考，在“大跃进”时期，他不赞成浮夸风、瞎指挥。他看到当时的大炼钢铁运动和各条战线发表的浮夸材料，十分忧虑，曾指出：“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行吗?”并劝告一些同志“不要去推波助澜”①。

晁哲甫分管教育和卫生工作。1956年9月，又兼任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他拥护毛泽东提出的“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积极支持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促进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兼任爱国运动委员会主任时，大力推行预防为主、防病治病的卫生工作方针。他还深入基层，总结典型经验，加以推广。

晁哲甫在政治上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敢于同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早年，他不怕开除党籍与“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到了晚年，依然宝刀不老。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看到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便不满地对秘书说： “有那么多敌人吗?”②50年代末，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地把省政府领导作为地方主义的代表，而在全省开展了一个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运动。对此，晁哲甫坚持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对过火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晁哲甫因心脏病不断发作，正在家里休息。他目睹在运动中许多党政干部被当作走资派受到揪斗，大批有才华、有成就的学者专家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揭批，各地名胜古迹、历史文物横遭洗劫，使他对运动产生怀疑、不理解、直至反对。他向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 “为什么要对历史形成的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甚至采取毁灭性的行动?”①

晁哲甫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不讲享受，不摆阔气，并且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他当平原省主席时，他的子女在北京上学，每月生活费不超过12元。他的老伴跟随他生活后，在家里还一直用手摇纺花车纺线，过着简朴的农家妇女的生活。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把自己大部分收入和自己的全部家产献给了党。全国胜利后，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生活上克勤克俭，到1965年，他把自己从工资收入中积蓄的12 000元的6张存款单全部拿出来，交给秘书郭新璋，为他缴纳党费。郭新璋感动地说： “晁老，您一生的积蓄就这么多钱，以后还有亲属子女的事要办，不如留一点好。”他说：“我的钱也是国家给的，用不完，理应还给国家。”经过秘书的一再劝说，他才有所让步地说： “你去看着办吧。”最后，秘书给他留下两张存单，其余的8 000元缴纳了党费②。

晁哲甫1927年参加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他的一生中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他用“润物细无声” 的精神，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杨得志等热情地称颂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教育家”①。他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者附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还参阅了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安阳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濮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资料，并得到中共清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于秀庚的热情支持，特表谢意。

①晁哲甫: 《直南革命的策源地》 (未刊稿)。

②陈清人: 《怀念良师益友晁哲甫同志》,存中共清丰县委党史办公室。

①晁哲甫:《直南革命的策源地》 (未刊稿)。

①晁哲甫: 《直南革命的策源地》 (未刊稿)。

①阎之青: 《忆晁哲甫同志二、三事》,《燎原》第5期,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怀念晁哲甫同志》,中共安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革命回忆录》第1集。

①阎之青: 《忆晁哲甫同志二、三事》。

①杨得志等: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1986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②见中共安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革命回忆录选》第1集第335页。

①杨得志等: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②《怀念晁哲甫同志》,见中共安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 《革命回忆录选》第1集。

①杨得志等: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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