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陈刚人物传,陈刚生平事迹,陈刚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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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陈刚人物传,陈刚生平事迹,陈刚评价

陈刚本名刘家镇，入党时名刘作抚，一九○六年十一月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赵化镇。一九二四年中学毕业后，当了一年小学教师，由于不满家庭包办婚姻，于一九二五年毅然离家出走，到北京考入中国大学。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高潮时期，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许多有志青年受到大革命的洗礼，纷纷投身革命洪流，陈刚也是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受到锻炼，思想上起了飞跃的变化。他初进中国大学时，抱着强烈的求知欲，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除了课堂就是图书馆。以后逐渐参加了一些爱国反帝的学生运动，开阔了眼界，接受了革命思想。一九二七年一月，经徐廷栋、孙其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他对自己一生中这一关键时刻的回忆是“由柏拉图思想进入共产主义思想”①。

陈刚入党三个月后，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一九二七年四月，坐镇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搜查俄国使馆，逮捕并杀害了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当时我党北方负责人李大钊。在南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乌云笼罩着祖国南北大地，“反共讨赤”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有些同志陆续从北京转移到外地，陈刚被调到北京西城区区委工作。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传来，西城区立即成立了军委，准备在十月组织武装暴动，陈刚任暴动总指挥。十月暴动未遂，陈刚、郑润民、唐在刚等被捕入狱，因李勃海、关天佑叛变，出卖了狱中同志，并指供陈刚是暴动总指挥。陈刚立即被提审对质，二十一岁正血气方刚的陈刚，在刑堂上横眉冷对，正气凛然，一见叛徒关天佑出庭对质，怒火万丈，大骂叛徒无耻。他堂堂正正地宣告： “我是刘作抚，共产党员，西区暴动总指挥，要杀就杀吧”①。敌人耍尽花招，企图软化、收买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经威胁利诱无效，最后判陈刚有期徒刑十二年。在狱中他机智勇敢地和敌人斗争，同时团结在狱同志，暗中串连、组织越狱暴动。不幸，越狱失败，只有郑润民、胡德芬二人脱险，其余参加暴动的人都被加了大镣手铐。虽然越狱计划未成功，但能有两个同志脱险，陈刚心中仍然感到欣慰，他继续鼓动大家要团结斗争，经受考验。他还在狱中开展统战工作，同狱有一个冯玉祥部的旅长刘一凡，他用谈心的方式宣传革命思想，作点滴的争取团结工作，逐渐得到刘的信任和器重。一九二八年五月刘一凡被保释出狱，即着手组织同志革命军热河先遣师，部队初建亟需用人，刘一凡通过社会关系把陈刚等人保了出去。陈刚出狱后设法与中共顺直省委联系，报告了出狱经过和先遣师的情况，省委决定派他们去这个部队工作。陈刚到先遣师后任该师少校参议，又利用刘一凡的社会关系，陆续营救了一部分同志出狱。

八月，先遣师组建工作就绪后，顺直省委通知陈刚和唐在刚去上海，由中央派赴江西苏区工作。陈刚到江西苏区先后任江西工农红军七十九纵队党代表，赣西南特委委员兼秘书长。一九二九年调江西省委任省委委员和特派员，巡视赣西南地区。江西春夏多雨，夏秋酷热，他常年手持雨伞，身背包袱，奔走于深山老林之中，有时同志们见他很疲惫，劝他休整两日再走，他笑笑说： “你们放心! 我身体很好，只要饱吃一顿，睡上一觉，明天照样行走百里”。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四岁的陈刚，被中央派为提款委员，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到各苏区执行提款任务，这是个长年奔波而又担风险的艰巨工作。这一年的冬天，陈刚到江西苏区提款，他和交通员把江西上交的千余两黄金首饰，熔化成金条装成九龙带，各自捆扎在身上，外罩棉袍，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赴送中央。途经赣西富田，碰上富田事变，陈刚化名易尔士，住在红二十军军部。十二月十二日，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率第一营包围了军部，陈刚与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同时被扣捕。在大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呼口号，反对总前委。陈刚虽被捆绑与会，却勇敢的站起来说： “同志们，我是中央特派员易尔士，你们无权扣留我，把全部黄金还我带回中央。你们不要受欺骗，有什么问题应等待中央解决” ①。于是，会场气氛发生变化，有的人动摇了。江西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等只得将陈刚解缚，送到省行委暂住，并向陈刚汇报了富田事变经过，段说： “我们不反对党，不反对中央，也不反对总前委，我们是反对肃反中屠杀我们自己的同志”②。还提出怕因误会，遭到红一方面军的攻击，发生内部战争，而有利于敌人，要求撤到河西等待中央解决。面对如此复杂的事件，年轻的中央特派员，一时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早在七月他巡视赣西南时，对李韶九的问题曾于七月二十二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李韶九是三军(即西南的六军) 一纵队政委，在部队出发前，训话非常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特别是北路地方党部与群众更反对他，曾“向特委建议撤销他的工作给予处分。”当时，用这样的人掌握肃反大权，滥捕乱杀难免激起民愤，但陈刚认为采取军事行动对抗是决不允许的。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应立即停止自由行动，听候总前委或中央解决。段良弼等有顾虑，坚决不同意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解决，坚持要撤到河西等待中央解决。部队撤到河西永阳后，又派人找陈刚谈，陈刚明确指出，如果你们真正觉悟悔过，愿听中央解决，我是中央特派员，就应首先听从我的意见，必须立即做到三点：第一，无条件恢复我和刘铁超的自由; 第二，停止一切叛乱活动，同我和刘铁超一道去总前委解决; 第三，把我带来的黄金还我，还要将省苏维埃应上缴的黄金与现钞全部交我带去前委转中央①。段等同意听候中央解决，当晚把陈刚和刘铁超送走。肩负重任、腰缠千金的陈刚不敢久留，立即和交通员起程，历尽艰辛，穿越敌人重重封锁，把千两黄金安全运送到了上海，并向党中央汇报了富田事变的真实情况。

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七月，蒋介石纠集几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了两次“围剿”，同时加深对白区中共党组织的疯狂破坏。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局势更加复杂，上海不仅间谍特务密布，更有叛徒当鹰犬，党的地下活动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正是这年的五月，陈刚被调到中央交通局工作，负责国际国内情报和交通联络。秘密交通工作，是联系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交通线路，负责传达中央指示、文件; 转运物资;发送经费; 接转各地来上海联系的交通，周密安排接头地点，以及他们的食宿安全; 还要接转和护送路经上海到各苏区的各级干部; 安排出国或回国干部的接头。他们作为党的耳目，还要密切注意收集敌人的动态; 及时发送警报，迅速安排和掩护同志转移。这条战线在党内被誉为党的神经系统。为了做好这项重大的工作，陈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至八月，在上海开设木器店作为党的联络点，同时通过商业经营，与社会各方面取得广泛接触的机会，了解社会情况。八月正式接手交通局工作，当时各省派交通员到上海联系工作很频繁，陈刚细心安排和检查接头地点、联络方式。各地交通员到上海常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接头时间，或临时必须改变接头地点而失去联系。陈刚从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对同志的关心，总是安排交通局的同志千方百计找到他们。因为这些交通员都是身负重任来到上海，人地生疏，如若失去联系，不仅安全受到威胁，有时连生活都成问题。同年十月，河南省委派出交通员李子健到上海，陈刚得到通知后，立即安排好联络接待的准备。李子健来到上海，身揣一只接头用的瓷水牛，按接头规定，必须住进其昌旅馆，把瓷水牛摆在房间的桌上，就会有人来联系。李子健到达上海的当天，恰好其昌旅馆出了事，旅馆内外都有特务监视，要有铺保才能住宿。李子健住不进店心急如焚，接头时间只剩下两天了，只好先找一家小店住下，再揣着瓷水牛到其昌旅馆附近去观察。当李子健为联系不上而焦急万分的时刻，陈刚早巳得知其昌旅馆出了事，及时布置了两位同志在旅馆附近等候。李子健在其昌旅馆附近转游时，突然急中生智摸出瓷水牛在街上叫卖，被陈刚派去的小王发现，通过联络暗语接上了关系，以后李子健就留在上海交通局，负责北线各省、市的交通联络工作。几个月后陈刚由小王带去李子健处，小李第一次见到这位久已闻名的领导人，不觉大吃一惊。只见这位相貌堂堂、身材魁伟，肩宽胸阔的领导者，身穿灰色哔叽大褂，手提一个黑色大皮夹，活象一个阔绰的绅士。以后李子健发现陈刚的内衣十分破烂，便开玩笑说： “你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呵”，陈刚立即借机对小李进行教育，他郑重地说：衣服对我们有两用，一是保暖蔽体，二是应付敌人。我们要学会伪装掩护自己，并叮咛小李在布置住房和服饰上，也要考虑适合他当时乔扮“坐庄掌柜”的身份。

一九三四年四月，河南省委通知中央交通局将派来一位名叫张贺的医生，由上海转送中央苏区，陈刚及时派出交通员去接头，而那位医生却早到了两天，交通员怕错过时间，在静安寺路横穿马路时发生车祸，未能接到人，张贺医生孤身住在旅店里，引起特务的怀疑，把他抓到公安局审问，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张贺终于斗智脱险，被交通局的“小机灵鬼”们找到。

交通局的同志多是年轻人，都有一股子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猛劲，在紧张战斗中常常忽视生活安排，有时饱一顿饿一顿，甚至忘了吃饭。陈刚对他们十分关心爱护，对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经常检查，尽可能给以安排照顾。有个交通员因忙于找外地来的同志接头，一天没功夫吃饭，到事完后才在一家小食店胡乱吃了一点不卫生的东西，因此食物中毒，正上吐下泻，腹痛得在床上打滚，恰好陈刚去检查工作，见此情景，立即忙碌起来。他还真有一点江湖郎中的本领，上街买了一些胡椒面，轻轻吹进病人鼻孔，又在病人身上扎了几处银针，疼痛立即得到缓解，他象亲人一样守护在病人身旁，直至病人渐渐入睡。在工作上他对年轻的交通员们的要求十分严格，特别强调组织纪律，如果有人犯了纪律，他是决不放松的。一九三三年八月满洲派来的交通员迟走了两天，陈刚知道后立即追查，了解是负责北线交通的同志要求不严，允许他迟走了两天，他立即找到负责北线的交通员李子健，严厉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在同日冠生死搏斗，处在紧急关头，满洲省委派出交通员来请示，准备发动罢工斗争来支援，立待中央指示，你竟马马虎虎，随便同意交通员迟走，他越批评越上火，竟瞪起眼睛，拍起桌子来了“这是贻误军机的大事，简直是对革命犯罪”。陈刚严厉的批评，使小李深刻认识到纪律对于地下交通员的极端重要性。竟后悔得流出了眼泪。为了使小李不感到紧张，陈刚用缓和的口气对小李说：好了，别哭鼻子了，有缺点改了就是，我也有缺点，对你帮助不够。接着又仔细讲地下交通工作对纪律和时间的重要性，一点也马虎不得，一定要保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直说得对方心服口服。

交通局的同志在陈刚领导下，长期与敌人斗智周旋，多次化险为夷。一九三三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陈刚身揣反日救国、抗捐抗税、准备配合反“围剿”，发动年关斗争等党的重要机密文件到各联络点分发，当他走到小沙渡路口，突然发现前面闹哄哄的，有许多警察特务正在抓人，他急忙闪进一条弄堂，不料迎面走来两个便衣警察拉住行人搜身，这时退避巳来不及，身揣的机密文件岂能落入敌手，真是千钧一发，十分危急! 他内心着急，却面不露色，摆出一副有身份的“绅士”派头，冲着警察走去，当警察用枪对准他要搜身时，他瞪着眼怒斥“干甚么”吓得警察倒退一步，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当同志们知道他街头遇险，临危不惧，威镇警察的事，大家都惊羡不已，称赞他具有古人所说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他却鼓励大家说： “什么大勇、小勇，共产党人为广大劳苦群众谋解放，应将生死置之度外，胸中有正气，就能压倒一切敌人。”①一九三四年三月底，要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运一批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这是敌人严防运往苏区的物资。陈刚作了精心部署，亲自包装安排，他对同志们说： “这批物资是中央苏区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而敌人严禁运出，我们就是要冲破这个封锁。同志们要特别小心! 坚决完成任务。”②当四大箱货物在十六铺码头托运时，有两个既有特殊检查监视任务，又专门找旅客敲竹杠的流氓包打听，拦住货物要检查，交通员小黄正难于应付，忽见陈刚坐着一辆黄包车赶到。他身穿一件藏青华达呢大褂，戴一顶灰色礼帽，架一副金丝眼镜，提一根文明手杖，夹一个公文皮包，威风凛凛。小黄喜在心里，赶紧机灵地迎上去说： “这些小事何须你老人家亲来照应”，边讲边弯腰让坐。陈刚绷着脸，大咧咧地坐下，随手把帽子仰放在桌上，以威严的口气说： “为什么还不上船?”小黄连忙后退一步说： “这个……”陈刚假意大声怒斥道： “这个什么嘛! 我在 ‘社’ 里早知道有人找麻烦，抄我的靶子，真是岂有此理! 也不打听打听咱爷儿们是干啥的! ”边说边解开上襟一个钮扣，两个包打听一见陈刚这气派早巳心虚，又见他仰放帽子和解开上襟，这是帮会“老头子”架势，连忙点头哈腰陪不是。陈刚又摸出一纸“公文”往桌上一拍，指着货物“要拿你们就一起拿走吧”。两个流氓特务吓得看都不敢往桌上看，连说“不敢，不敢”，匆匆退后溜走，这批珍贵的货物便顺利地上船起运了。陈刚战斗在上海的四年，是他政治上的成熟期，烈火炼真金，实践增才智，在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在特殊的战线上，使他的革命意志愈炼愈坚强，也炼就了一身对付敌人的特殊本领。陈刚在上海负责秘密交通战线的四年，正是革命低潮时期，上海党组织接连受破坏，斗争环境异常艰苦，陈刚率领交通局的同志们日夜奋战，在上海神出鬼没，使党的红色交通线一直畅通无阻。在这默默无闻的党的秘密交通战线上，凝铸着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心血，闪烁着他们青春的光华。

一九三二年二月，陈刚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山在上海结婚。何实山在上海也是一个机警的交通员，参加南线发送文件和经费的工作。在工作中他们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何叔衡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工作时，也十分器重陈刚。他们结婚后，陈刚对实山要求很严格，按交通员工作纪律，除工作外不能随便上街，更不能串门访友，当时上海正在上演轰动一时的电影《渔光曲》，年轻的实山，还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十分想看，陈刚坚决不同意，不因是自己爱人而稍有让步。实山还保管交通经费，陈刚要求一月一结，决不允许发生错差，有一次差三角钱，陈刚帮她复查重算，一直算到深夜仍查不出，实山感到很不过意，她想陈刚一天劳累，晚上应该让他休息;就说三角钱我补上，就不查了吧。陈刚竟有些生气，他说“有多就有少，一定要查清”。实山文化较低，陈刚经常抽空帮助她提高文化和理论水平。陈刚经常出外工作，实山在生活上十分体贴照顾，陈刚喜欢吃肥肉，但当时两人只有二十元生活费，伙食吃得很简单，实山省吃俭用，给陈刚买些咸肉吃。他们无论在艰苦环境或建国以后，始终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一九三五年五月，陈刚告别年轻的妻子，随同孔原一道去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的当天，也就是八月二十日，何实山也随陈云、杨之华等到了莫斯科，以后，陈刚夫妇俩就留莫斯科，同时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度过了两年紧张、刻苦的学习生活。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他们结束了学习生活，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们，当面交代他们回国后，就在上海参加共产国际联络点的工作，并交待了他们如何在上海接关系。五月，陈刚夫妇回到上海，由于形势变化，巳无法接上关系。年底，他们取道新疆到了延安。一九三八年春，陈刚由组织分配，参加敌区工作委员会的组建，负责干部部工作。他十分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延安主持办了八期特别工作训练班。他除重视课程安排、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外，还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注意加强忠贞勇敢、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当时一些刚参加革命的同志，有很强的感染力。他还很注意对干部的熟悉和了解，经常找同志谈心，思想工作做得很细。如在分配林一做机要秘书时，他仔细地对林一讲明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工作中要严肃认真，不辜负党的信任。特别强调机要工作的保密性，第一、做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讲的不讲; 第二、工作要细致，不能出差错; 第三、工作要及时，到手立即处理。通过陈刚的谈话，林一打消了顾虑，增强了信心，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整个训练班为党培养了大批保卫工作的专业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分送到各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委部门工作，他们战斗在锄奸肃反的第一线，活跃在日伪统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直至建国后也是保卫战线的主要骨干力量。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的包围封锁，陕甘宁地区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进一步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大生产运动中，陈刚兼任枣园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主任。他积极筹组了枣园农场，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农场管理和田间劳动，还组织运输队解决生产供应问题。枣园机关生产，在陈刚直接领导和操劳下，副食品和办公费用都做到自给有余，对大生产运动起到了带头和推动作用，他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枣园石匣玉农场生产队副队长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因炭窑崩塌而牺牲。身为枣园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主任的陈刚，为战友的牺牲十分悲痛。他亲自为张思德换衣、入殓、抬棺、下葬，并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他把张思德的事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八日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

一九四二年全党开始整风，陈刚积极参加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他眼睛不好，又患有高血压病，但他常常在油灯下学习到深夜。还亲自检查一些同志的学习情况，勉励大家为了做好革命工作，一定要加强学习。整风期间，李克农向整风委员会汇报枣园机关整风情况时，谈到了陈刚吃苦耐劳，廉洁奉公的好作风，毛泽东听后表扬说，陈刚是个好同志。又说，陈刚在困难时期，跟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很值得表扬①。在整风运动中，陈刚对一些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尽可能予以保护。如有人揭发机要科的申余，说他主编的“机要科的墙报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还说申余“写了许多稿子是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呼应的”。申余因而被送到西北公学受审查，长期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非常苦闷伤心。陈刚知道后，他把几十张墙报逐篇细看一遍，发现申余只写过一篇短文，而且没有错误。他查明事实真象后，如实向组织作了报告。以后，为了解除申余的思想负担，特地找到申余，对她说： “机要科墙报你没有错误，你只写过一篇短文，经过审查认为内容还是正确的，组织上早巳查清了，你要丢掉思想包袱，大胆工作。”申余听后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从她盈眶的热泪中，表达出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整风运动结束后，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陈刚被选为七大代表，党组织在他的代表资格鉴定上写的意见是： “陈刚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刑堂上，坚贞不屈，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在最秘密、困难、危险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党的任务。”

抗日战争结束后，党中央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加强争夺东北战略基地的力量，决定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和几万名干部到东北。陈刚根据中央领导指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率领枣园中央机关干部百余人，从延长出发，奔赴东北。他虽配有一匹马，但却一直坚持步行，把马让其他病弱的同志骑。一九四六年六月陈刚一行到达东北。陈刚一再要求下基层，经组织同意派到合江省的依 (兰) 勃 (利) 桦 (南) 地区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桦南县委书记。依勃桦地区在松花江南岸，东靠苏联，气候寒冷，是国民党残兵、特务、土匪、汉奸猖獗成灾的地方。桦南是个仅有六万人口的小县，东面有大山，山高林密，是过去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区。东北解放后，许多打着国民党或东北治安军旗号的政治土匪窜据在这一带山区，不时出来扰乱，老百姓顾虑很大。陈刚初到桦南时，只带了一个独立团的武装，因兵力不足，打土匪还不能远追，只能守住县城。他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逐步向县城附近的乡村开展工作。首先，他带了一、二十人的武装到城西二十多里的天主堂村去开辟工作，在群众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开始还不敢住在那里，当时他身患关节炎，行动不方便，但在一天劳累之后，还要和大家一道步行回城。天主堂村工作稍有头绪后，他又率工作队到城南七八十里的复兴村开辟工作。这时，北安村有个恶霸地主闻风蠢蠢欲动，陈刚派出武装抓了这个民愤极大的恶霸，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对群众鼓舞很大，党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使桦南整个工作局面很快打开。当时派到桦南的干部和武装多是工人同志 (独立团就是当时任依勃桦中心县委书记陈郁在大连时组织的工人武装的一部分)，都不熟悉农村工作。陈刚带队下乡，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干部，如彭光伟初调阎家区任区委书记时，工作局面一时打不开，一次在汇报工作中，陈刚说： “搞农村工作要抓季节，主要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根据群众需要办事，这样就可以打开局面。彭把这几句话记在心上，适时指导当时工作，果然收到实效。桦南寒冬早，十月开始下小雪，十一月下大雪。一九四六年十月底，阎家区正进入抢收季节，一股土匪突袭阎家区司令沟，把所有的牲口抢走，使粮食抢运发生极大困难。彭光伟在陈刚的启示下，立即召开各村负责人会议，集中各村牲口全力支援司令沟，仅一天时间就把玉米抢运回家，得到群众拥护，打开了工作局面，还受到县委表扬。陈刚十分注意对本地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他在梨树园子工作时，培养和提拔了本地干部孙广辉为区长，以后选拔到县里任桦南县县长。在清匪反霸中，他发现一个恶霸地主的长工，在斗争中积极勇敢，经培养选为乡农会主席，以后提为县农会主席。陈刚在桦南工作一年多，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发动组织桦南人民粉碎反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为开辟和建设东满革命根据地，把东北建设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基地，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九四八年五月，陈刚调吉林市委工作，十月调长春市任市委委员兼民运部长。十二月调回党中央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以后随中央机关到了北平，一九四九年八月，他又请求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经中央同意调西南服务团工作，任服务团五大队政委。四川解放后，中央要他担任川南区党委的领导职务，而他再次要求到基层工作，后由组织决定担任川南区党委委员兼内江地委书记。他原是内江地区富顺县人，从一九二五年离开家乡已有二十五年。他怀着回乡的欣喜来到内江，十分想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他一到内江，就对城乡经济和各阶层情况进行调查了解，立即抓紧征收公粮和稳定市场物价的工作。征粮工作曾一度进展迟缓，陈刚就到内江县三区几个乡进行调查、座谈，他十分尊重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反映。根据内江生产甘蔗，缺乏粮食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以糖抵粮，并订出合理的抵折比例，受到群众拥护，促进了征粮任务的顺利完成。一九五○年春节前，内江市场曾出现抢购食油的邪风，引起了陈刚的警惕。他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使抢油风很快平息，稳定了人心，也打击了少数不法商人。为了使内江人民过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陈刚十分注意春节的粮食供应问题。他到粮食部门查问市场供应和库存情况，指示粮食部门的同志不仅要学会做生意，还要善于和不法商人作斗争。陈刚不只是交任务，还和大家一起研究如何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当时国家粮食牌价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 如何调动和发挥各县粮食部门的力量，尽快组织货源等，保证了春节的粮食供应。在稳定物价、征粮剿匪的同时，他又积极组织力量着手制糖业的恢复。内江地区盛产蔗糖，内江市素有甜城之称。抗战时期，全区最高年产糖量达十六万三千多吨。解放前的一九四九年年产糖量只有二万四千五百吨。为了尽快恢复糖业，陈刚组织有关部门干部下乡，动员糖房复工，砍蔗开榨，还由人民银行发放贷款，帮助解决复工中缺少资金、煤炭等实际困难，使全区甘蔗和制糖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一九五二年甘蔗总产量已达十四亿六千多斤，产糖量达四万多吨，比解放初期翻了一番多。其次是正确贯彻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安定了人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二年秋，陈刚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六年任省委书记，直至一九六三年调西南局任书记兼中央监察委员会西南组组长前，他主管四川工业生产长达十余年之久，为发展四川地方工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在他主管城市工作委员会期间，每年要组织和率领干部，到各地工厂进行几次调查或蹲点工作。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恢复阶段的四川工业，开始欣欣向荣地进入发展阶段，许多工业开始基本建设，一些重点矿区开始勘探。陈刚除积极筹划发展四川工业的整体规划、选点布局，统筹安排外，还经常爬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彭县铜矿刚开始勘探，他先后几次到白水河铜矿，爬上大山区马松林矿区，和采矿工人一起生活，和勘探工人一路勘察矿层露头，一直下到矿洞进行详细勘察，对彭县铜矿初期勘探工作，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意见。也是这一年，四川开始了石油勘探工作，他亲自率领干部到江油、自贡、隆昌、简阳等地，了解地质构造生成情况，探索四川油气生成的规律，并组织干部到各个探区进行蹲点调查。为了掌握地质的基本知识，他认真阅读了李四光著的《中国地质学》，还经常找曾鼎乾等高级技术人员研究四川石油地质情况。同时，很注意在四川工作的苏联专家对开发四川石油有关勘探工作的意见，力图从四川复杂的地质构造中探索出一条科学的石油生成规律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战线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他掌握全局，不断组织新的平衡。工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能源燃料不足的矛盾，他率领计划、工业、交通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到珙县山区考察，进一步开发煤炭资源，对开发芙蓉矿区提出了合理的规划。为解决矿石供应不足，根据地质部门提供的报告，他又带领有关人员奔赴巫溪，爬越了一百多里的陡险山路，到桃花矿区实地勘查，发现运输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便选择开发泸沽铁矿，由成昆铁路转运矿石的方案，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主张是正确实用的。

同时，由于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工矿企业旧有的一套管理方式已愈来愈不适应，而当时大批管理干部多是才从各个岗位转业到工业战线，既不懂工业生产业务，又缺乏企业管理的知识。陈刚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尽快掌握领导管理工业建设的知识。同时组织干部深入基层，使他们从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因此，当时城工委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组织干部下厂蹲点，加强调查研究，帮助基层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陈刚经常到岷江电厂、威远煤矿、宜宾纸厂、曾家山煤矿、威远钢铁厂等企业调查，并在岷江电厂蹲点进行查定工作的试点，分析、总结了定额管理工作中的优缺点和经验，工厂党委如何在建立企业管理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通过以点带面，逐步在厂矿企业建立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岗位责任制和经济核算，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为四川工业建立社会主义的科学管理，初步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

他在工作上深入细致，脚踏实地的作风，给四川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一次，一个企业领导干部向他汇报工作，谈到铸件废品率高的问题，陈刚立即追问原因，回答是气眼多。又问为什么气眼多?汇报者就答不上来了。他接着说： “你们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钻到沙眼里面去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认真找出原因，研究解决办法。他下厂工作不是先听工厂领导的汇报，而是首先深入到工厂现场，他到威远、永荣等矿区，都是先下到井巷，了解工人井下作业的情况，甚至深入到各个工作面，了解井巷开拓、采掘、运输等实际存在的问题，然后召开老工人、班组长、技术人员等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生产的意见，这才找矿的领导干部听取情况汇报，共同研究问题，如果汇报中只能讲一般化的问题，他就把生产现场了解到的和群众会上反映的问题和意见，提出来和基层领导们研究解决办法，不仅有助于推动基层工作的深入发展，也能使他们感到工作深入实际不够，而有助于工作作风的转变。一九五四年威远煤矿推行长臂直线采煤法，他亲自深入到井下工作面，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共同研究总结了推广这一先进采煤法的布局、条件以及优缺点，还详细了解了工人的思想状况，总结推广中如何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然后召集有关部门开现场会，率领大家下井边看边学，不仅使大家学到了先进技术、工作方法，还学到了政治工作如何结合经济工作的好经验，收到了阵前练兵的实效。

陈刚是分管工业的书记，但胸怀全局。一九五三年在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即将进入高潮之时，他即预见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将给工业生产提出新的课题，他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切实安排了磷肥、农机、电力、交通运输等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为建设四川省支农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刚下达，他立即组织有关干部学习，联系发展地方工业的实际，贯彻工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还带领工作组到永川，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提出了发展地方工业应该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面向农村的方针和相应的计划安排，受到省委的重视，在四川省第一次党代会上讨论通过。

一九五六年他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中央监察委员。

在他任西南局书记主持监察工作期间，对每个案件都要经过反复调查，从不轻率处理。一九六五年监察组收到一封匿名信，检举一个干部是美蒋特务，藏有“秘密电台”，这是一件涉及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陈刚没有轻信匿名信的揭发材料，他指定专人调查，查明纯属挟嫌诬告，这个诬告人就是监察组的一个干部。陈刚对这种诬陷同志的行为十分气愤，根据调查结果，对诬告者给以留党察看和行政降级的严厉处分，打击了邪气，保护了干部。

陈刚身肩重任，职务愈来愈高，生活待遇也逐渐改善，但他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从不以权谋取私利。他任内江地委书记期间，原分配他住一幢没收的小洋楼。他坚决不要，最后让另一位孩子多的领导去住了，他只在办公楼上要了一小间作寝室。一次因重病由内江到重庆就医，他坚持按医院规定，排队挂号依次应诊，经医生诊断是伤寒，才作为病危抢救处理，住进了医院。他刚能下床，就帮助病友倒水、喂药、拖地板、倒便盆，使大家深受感动。直到他病愈出院，病友和医护人员还不知道他是地委书记。他担任省委书记以后，身边仍然不离两件珍品，一是早巳磨成平板的人字呢大衣，那是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由共产国际赠送的，虽巳破旧不堪，领子、袖口补了又补，但他仍舍不得丢掉，进川后组织上发了一套呢子衣料，他却送给了缺衣的警卫员。二是三十年代在白区工作时组织上发的一只怀表，入城后他一直舍不得换新，经常在工作时把怀表掏出来看看、听听、摇几下，侧头问身边的同志：几点了?同志们不由地笑劝他该换只新表了，他笑眯眯的说： “还可以用嘛! ”陈刚下厂下乡从不许当地为他设宴，即使一般的招待也不允许。他经常在途中找个清静的小饭馆，吃顿豆花饭，加碟小菜和泡菜，边吃边和老乡闲聊，吃得津津有味。一次他到边远的盐源县，当地为省委书记第一次远来，准备了比较丰盛的酒菜招待，陈刚严肃地说：我们是来工作的，不要把我们当客人，省委书记也不应该特殊嘛! 最后，只吃了一顿便饭，跟随他一起出差的同志对陈刚这种不搞特殊的优良作风，至今感佩不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刚被“勒令”检查，同年底被关进“牛棚”。在反对所谓“二月逆流”时，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逼迫他揭发朱德、贺龙在四川策划“二月兵变”的内幕。在大抓所谓叛徒时，又逼迫他交待什么“通敌”、“叛变”等“罪行”。揭批他是李(井泉)廖 (志高) 的“死党”和“干将”，是“迫害”刘 (结挺)张 (西挺) 的帮凶。六十多岁的陈刚，身体遭到摧残，精神受尽折磨，他没有屈服，但被折腾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齐发。他的生活无人过问，疾病得不到治疗，却被“造反派”从病床上拖起来，逼着去看“揭发”他的大字报。由于病体不支，竟摔倒在大字报棚前。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陈刚含恨离开了人间。正当“四人帮”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刘结挺、张西挺一伙急于处理尸体，妄图焚尸灭迹的时候，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陈刚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这个由中央负责，你们必须保护遗体，查明死因上报。经过成都、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医院医生会诊、解剖、化验、鉴定，一致结论是： “由于心脏病恶化，发生急性心力衰竭致死”。可是这个结论被压制封锁，拒不向周总理报告，也不让家属知道，使陈刚的遗体长达六年之久不能安葬。直至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央批准为陈刚举行追悼会，沉冤才得到昭雪。一九七九年四月，他的亲密战友许梦侠、杨超、刘海泉、宫韫书以“一片丹心，一身正气”为题，在《四川日报》发表怀念的文章，文章写道： “陈刚同志为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赴汤蹈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入党誓言”。“现在，国贼巳除，冬去春来，英灵有知，当会含笑九泉! ”

注释

①陈刚《自传》。

①陈刚档案资料《被捕经过》。

①陈刚档案资料《富田事变被捕》。

②《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陈刚档案资料《富田事变被捕》。

①李子健: 《瓷水牛》,载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编印的《革命回忆录》 (一)。

②李子健: 《瓷水牛》。

①1984年5月国家安全部部分同志座谈提供资料。

注释

①陈刚《自传》。

①陈刚档案资料《被捕经过》。

①陈刚档案资料《富田事变被捕》。

②《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陈刚档案资料《富田事变被捕》。

①李子健: 《瓷水牛》,载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编印的《革命回忆录》 (一)。

②李子健: 《瓷水牛》。

①1984年5月国家安全部部分同志座谈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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