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周恩来人物传,周恩来生平事迹

Posted 2022-05-08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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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周恩来人物传,周恩来生平事迹

周恩来

在法国巴黎，有一座名叫《他们缔造了二十世纪》的墙。这是一幅面积达880平方米的巨型壁画，上面绘有20世纪世界上已故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其中有两个中国人：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身穿西服，神采飞扬，炯炯有神的双眼凝望着世界的东方，显现出他对于祖国发展的无限期待。

“欲重整山河，复兴祖国”

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 (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 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①。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祠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濡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 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 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 (今辽宁省) ，进银州 (今铁岭) 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①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 参加新剧团; 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 参加天津各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 参加全校演说比赛; 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中说： “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①他在诗中说：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②。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③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④。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⑤。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①。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 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徨、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 “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 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 ” “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②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①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②。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 “国民啊! 黑暗势力 ‘排山倒海’ 的来了! ”我们“要有预备! 要有办法! 要有牺牲! ”③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 “敢言”， “其 ‘主张’与‘评论’ 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④。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 “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①记载：

1920年5月14日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

5月28日 “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 “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 “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 “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 “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 ‘资本集中说’ ，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要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①。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②，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③。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 “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④

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 “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凋敝，满目疮痍，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①。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①。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划。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 ，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②，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入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岐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 “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岐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岐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岐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弃共产主义不信”，忘了 “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 ‘阶级革命’”①。他和王京岐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岐深感“现中央(广东) 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②。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 “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③。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④。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 “最可靠的主力”⑤。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 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 “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①。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 “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②。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①。1922年，他发表《评胡适的 ‘努力’》②一文，批判胡适所谓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认为“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在中国，“以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下，便可建立 ‘好人政府’ 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 ” 他说： “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他明确指出： “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要是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各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 “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①。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两个教导团，每团约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 “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①朱德也说： “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②

周恩来解决了建立革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建军的宗旨与任务，他指出：孙中山设军校是要建立 “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③。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④。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指出： “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⑤。关于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 “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⑥。“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⑦对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⑧。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 “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①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第一次东征中，他参加了进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池，陈炯明部约4 000人守城。蒋介石、周恩来等听叶剑英汇报了敌情和作战方案，详细商讨了攻城计划。2月13日发起攻击，周恩来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协同粤军第二师占领了淡水。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城的战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命令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这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接着，他又与何应钦率第一师攻占海丰，同陈炯明部近万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全歼敌中路主力。陈炯明残部退入福建，东征军入闽追歼，周恩来留在汕头主持后方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受命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担任地区行政主要职务。他帮助地方建立政党、政权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扩大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在两次东征之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沙基惨案。6月23日，为了声援“五卅”后上海工人的斗争，香港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余人。周恩来参加了群众游行队伍，3个人一排行进，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两边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是他回国后领导群众斗争遇到的第一次险情。他总是勇于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 (汪寿华) 、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 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是毕庶澄部，约3 000人，加上当地警察共5 000人左右，兵力不强，军心不稳。这对于举行起义是有利的。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委负责人，对于这次起义是积极的，对组织起义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是他认为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①，不主张组织和训练工人的武装队伍。周恩来不同，他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他重视“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①。周恩来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搜集情报，并且加强敌军工作，核心是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他们组织了纠察队2 300人，赤卫队800多人，特别队数百人。周恩来亲自到各训练地点作政治报告或进行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的3月21日发动了，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 (汪寿华) 、陈独秀指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工人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了上海市，却准备着对起义的工人阶级下毒手。4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他们用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 13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昔日的盟友彻底地露出了反动面目，是一个狠毒凶残的刽子手。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起草了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中共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报中分析了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 “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①。但这一建议未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所采纳。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变虽已击退，长沙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起义。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枝枪，可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计划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布置。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说：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作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定进行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 “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而周恩来当时正是军委领导人。这时间是在7月中旬。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到九江，27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 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同日，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也发布了。宣言指出： “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①。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加伦制定的。当时说是苏联运来一船军火，起义军到汕头一带海口就可取得，因此，军事计划就定在起义军南下广东取得海港，得到苏联军火接济上。8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就已经如此。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 “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 “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①

12日，起义部队到达宜黄，周恩来同赶到部队来的陈毅谈话，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溃，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团，占领会昌。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由福建长汀 (汀州) 、上杭进入广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应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趋潮汕。但是，会上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后来，就按多数意见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是遭致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 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 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 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 000余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己的敌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已随部队行动; 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烧，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扩大农军队伍达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后，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是明显的。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

(一)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写出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出： “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①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①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 “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②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 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机关尤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 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二) 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 (顺天府) 和河北 (直隶省)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①。“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并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工作。在这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 并在党刊《出路》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①。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央来兼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 1. 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 2. 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 3. 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 4. 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苏省委。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 “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他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由陈毅带回根据地。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①。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委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 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五) 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 (布)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然后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中共组织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①。他针对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出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②。周恩来、瞿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国际于1930年7月作出决定，要周恩来、瞿秋白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对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①，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②。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①。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白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①”。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前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 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起，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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