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徐特立人物传,徐特立生平事迹,徐特立评价

Posted 2022-05-08 同志

篇首语：努力吧，只有站在足够的高度才有资格被仰望。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徐特立人物传,徐特立生平事迹,徐特立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徐特立人物传,徐特立生平事迹,徐特立评价

徐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的高度评价。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 ，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 ，是“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 ，把他的“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①

钻研古近科学，奔赴民主革命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按徐氏辈顺，又名徐立华，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 (清光绪二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 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当时叫善化县，民国初并入长沙县)五美山荷叶塅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徐树照，除种田外，还经常给别人做零工、赶脚、烧瓦。父亲有一手烧窑做瓦的好手艺，所经营的“徐家窑棚”，在附近比较闻名。特立四岁时，母亲病逝，姐姐出嫁，十四岁的哥哥徐立太，随父下田地劳动，维持生计。他和一个两岁的妹妹静寂凄凉地守在家里，不久以后，妹妹送给陈姓做了童养媳。

特立八岁那年除夕晚上，父亲因给数里外的一个颜姓地主推车运石块修祖坟，一直没有收到工钱，便于这天下午至颜家收工钱买物品过年。当时北风呼呼，大雪飘飘，全家盼望父亲回来吃年饭，可是一等再等，老是不见回来，直到次日——元旦天晓，方见彻夜未眠疲惫不堪的父亲，因颜家赖帐，两手空空而归。幼年的特立开始意识到社会的不公平，在自己的心灵里打下了难以泯灭的烙印。

还有一件事使幼年的特立永远难忘。当时居住在附近的一位童养媳，被婆家残酷折磨而死。他对这个被封建礼教吞噬的幼女感到由衷的同情。从而促使他后来很重视妇女解放和重视女子教育。

特立十二岁。伯祖父去世。伯祖父是一个中医，父亲决定将他过继给伯祖父。伯祖母嫌家里人手太少，不久为他娶一童养媳。这位童养媳姓熊，娘家很穷，父母双亡，由亲属作主嫁来徐家。她比特立小十个月，连个名字也没有。过门后，特立对她一直很好，还给她取名为“立诚”。一家老少三口，无劳动力，全靠收点租子维持生活。伯祖母是一个勤俭节约，善于持家的人。他后来回忆说： “我受祖母的治家教育最深刻，我一生刻苦和我妻能在二十岁以后脱离我独持家政五十年，都和祖母的教导有关。”①

特立九岁时，父兄因饱尝不识字的痛苦，便决心凑集一点经费，送他入附近一所蒙馆学习，读“四书五经”一类的书籍。最初半年，蒙师只教学生读写，死记硬背，从不讲解书的内容和字义，因而学了之后，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运用，收效不大。这使他产生了抵触情绪，半年之后，便转到一个张姓蒙师的私塾学习。这位先生教书非常认真，教一句解释一句，要求学生甚严，而且动辄打人。调皮的学生往往逃学，而特立却喜欢这个先生。这位蒙师还注重教学生以做人的道理，除教特立读“四书五经”外，还教他读朱柏庐①的《治家格言》和杨椒山②的遗嘱。朱氏《治家格言》讲的都是日常琐事，特立读后，觉得它与“四书五经”比较起来，文字浅显易懂，道理切实有用，对自己很有启发。杨椒山因弹劾权臣严嵩惨遭杀害，临刑前写给儿子一极有感情的遗嘱，还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少年时代的特立对于杨氏这种不畏强暴，疾恶如仇，坚持正义，死不反顾的品格和气节，深表同情。读了杨氏遗嘱之后，为之流泪不已。后来他回忆说： “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却是这两篇文章，而不是《论语》。”③

特立十五岁那年，转到浏阳河畔一座大古庙里读私塾，老师是一个有学问的和尚。这个和尚老师除教他读八股外，还教他静坐、读佛经和禅宗语录。他从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唯心派的哲学。

一八九三年，特立十六岁。伯祖母病情严重，经求神拜佛，均不见效，就许愿到南岳衡山进香。为使祖母转危为安，特立与同乡十余人，共租一条小船顺浏阳河而下湘江，再逆水南行，前往南岳。在约四天的水上行程中，这十余人嫌船行的太慢，天天斥责船夫，而特立却为船夫无故受责愤愤不平。他心想：我若是一船夫，决不运人，只运猪; 我读书如取得科甲，就只做教官，不当欺压百姓的官吏。从此，他改名为徐特立。意即“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

同年，特立伯祖母病故。病葬负债，使得他的家境愈趋窘迫。他在读完六年蒙馆之后，终于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自学。这时，他为自己的前途而苦恼，一心想找个职业，弄碗饭吃。

和尚老师的影响，幼年时期的种种不幸和挫折，使特立曾一度产生过皈依佛教，出家当和尚，以脱离尘世苦难的念头。但又觉得自己是过继一房之后嗣，应该传宗接代，出家当和尚太不合乎人情。辍学两年之后，十八岁的特立开始在五美乡小塘湾边教蒙馆，一边读书，继续翻阅伯祖父遗留下来的一些中医学之类的书籍。

五美地处长沙和浏阳之间，特立经常前往长沙，逐渐接受了康、梁的维新思想，拥护他们的变法主张。他决心执行自己的读书计划，钻研近代科学，寻求御侮救亡的道路。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维新人士或被杀或逃走，一切复旧。这给特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痛恨清廷的昏庸腐朽，敬慕维新志士为国捐躯的英勇精神。

徐特立根据自己边教书边读书的计划，努力博览中国的经、史、子、集，刻苦攻读国外传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国文等学科的基本知识。他在读古代史书中，看到中国古时也有些人半种田、半读书，并不是整年整季整日专读书不做工，而是白天做工，晚上读书; 天晴做工，天雨读书; 春夏秋三季做工，冬季读书。《三国志·王肃传》中就有“学足三余”的说法，所谓“三余”，就是指的：晚上是白天之余，冬是春夏秋之余，落雨是天晴之余。“学足三余”，就是抓紧空余时间努力学习。徐特立于此受到启示，他不但抓住了“三余”，而且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手不释卷地学习。他学习《说文》，苦于篆文不易熟记，每天只学二、三字，晚上睡不着或平时走路，常常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写来写去。《说文》部首五百四十个字，花了一年时间才读完。他学数学，常把一本表解装在口袋里，走路时，先翻看一条定理或一个题目，边走路，边思索，边记忆。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掌握了，再翻看另一条定理或另一个题目。学心理学，伦理学，对其中的术语，也是选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里读熟的。他后来谈到自己学习的方法时说道： “我读书的办法总是以‘定量’‘有恒’为主。不切实际的贪多，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记忆，要理解必须记忆基本的东西，必须‘经常’‘量力’才成。”①他读书严守一个“少”字诀，不怕看得少，就怕不坚持，下苦功夫，力求看懂、看通。他还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边看书边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感想和意见，并用本子摘出书中精采的地方。这样读书，速度固然要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学的东西很扎实。记得牢，懂得透，就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特立这样刻苦坚持业余自学数年，终于掌握了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的基本知识，为日后进入中小学教这些课程奠定了基础。他说： “我从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一九○六年，我离了蒙馆成了学校教师，同时教地理、历史，数学三科，教小学兼教中学。……一直教到中学以上的高等师范学校。”①

一九○五年，特立二十八岁。当年清朝政府举行考试。特立出于前途考虑，同时也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乃报名参加考试。初次应试，虽未考取秀才，但因他预考被录，名声和威望大为提高，年俸由十四串而上升为六十串，一跃四倍，这是他引以为自慰的。然毕竟应考落第，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问题。正当他为前途而纳闷的时候，社会改革和时代进步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一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废科举，办学校。长沙望麓园新办起了一所宁乡师范学校，徐特立考入该校一个学制为四个月的速成班。虽然他的文化程度已在一般教员之上，但教学内容和方法倒很新鲜。特别是校长周震麟，系同盟会员，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学校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同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传入湖南，这些都使他深受影响，迅速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主张，“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②，而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徐特立在宁乡师范结交了进步老师朱剑凡和进步同学姜济寰、何雨农等。毕业典礼会上，周震麟校长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专为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①徐特立深为周校长这种鼓励所感动，以后他回忆这一情景时总是说： “我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这几句话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②

宁乡师范毕业后，他与姜济寰、何雨农二同学一起，在离长沙三十里的梨，创办了一所梨江高小。姜、何家庭较富裕，自认出钱; 徐特立没有钱，自愿出力，不拿工资，只吃饭，在学校教几门课程。熊瑾玎就是梨江高小第一期的学生。是年中秋节，徐特立回到家里，方知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而仅三岁的第二个孩子又患了严重的痢疾，家里既缺米，又缺柴火。家庭与学校相距五十华里，他为了不影响学生学习，坚持既上课，又照顾产妇和病儿，只得两头忙。上午上完四节课，匆忙赶回家煮饭、煎药、洗衣服，搞到深夜睡一觉，天未亮就起床赶到学校吃早饭，继续上四节课。这样坚持了十余天，充分表现出他那忘我的事业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一九○六年春至一九一○年，徐特立应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的聘请，初次进长沙城至该校任教。讲授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这时，长沙城内流传着《猛回头》、《浙江潮》、《中国魂》、《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他阅读后，思想上进一步发生变化，认定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他和朋友朱剑凡等，经常商谈时事政治，把学校作为传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宣传革命的阵地，影响扩大到他校，扩大到社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铁路权利的争夺战。清朝政府为了大借外债，竟然把修筑铁路的权利送给列强，颁布天下干路国有政策，把民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全国进步人士的反对，粤湘鄂川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一九○六年，在湖南兴起的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徐特立是发起人之一。他和几个同志密商，决定发动长沙各公私立学校一齐罢课。他召集私立学校的教师开会，又把印好的传单分送给公立学校的教师，号召大家起来斗争。他站在斗争的前列，斥责胆小怕事和思想保守者的游移和阻拦。周南女校一职员对他说： “什么罢课，什么反对! 我看只要黄纸写的上谕向墙上一糊，什么也完了! ” 徐特立从容地回答说：“上谕不上谕，我不管它，课是一定要罢的! ”几天之后，长沙城内各公私立学校师生全体起来罢教罢课了。这是长沙最早的罢课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它鼓舞了长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为后来长沙人民起来响应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清朝政府媚外投降的政策，助长了残暴成性的帝国主义者的气焰，致使全国各地教案相继发生。一九○○年七月和一九○二年八月，湖南相继爆发了衡州教案和辰州 (即今沅陵) 教案。辰州教案中，群众被惨杀十余人，清朝驻辰州的一个“游击” (下级军官) 后来被解往长沙杀害。善化县的苏知县，为收尸哭了一场，后来也被罢官。苏知县的女儿在周南女校读书，徐特立对此案件，了解得很清楚。接着，一九○六年又发生江西南昌教案，江西按察使余肇康被撤职，南昌知县被杀害。徐特立对于清廷统治者这种对外屈服、对内镇压的政策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一九○七年，他至长沙修业学校兼课。一天，他在该校操坪作时事报告，慷慨激昂地痛陈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清朝对之屈服投降的政策：列强的侵略，教士的横行，中国人民被杀被辱，以及清朝政府出卖国家主权，鱼肉人民……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声色俱厉，热泪如倾。突然，他纵身从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菜刀一把，当即砍断左手小指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顿时指血不止。他写了血书后，晕倒了。而台下群情激愤，无不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校长彭国钧 (后来大革命时期，“马日事变” 爆发后，成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 耽心事态扩大，又鉴于湖南立宪派人士罗杰 (又名罗峙云) 、粟戡时即将赴京请愿，当即用徐特立断指流下的一盖碗鲜血，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字交罗等带进北京，以宣传他们的主张。不明真相者以为徐特立断指是请求立宪，实际上出于对帝国主义和清廷统治者的抗议，“借以激励学生反对洋人的侵略”①。当时省内外的某些报纸曾经报道过这一新闻，还有人作了一副对联予以赞扬：“罗峙云仗义执言，效申包胥②之哭; 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霁云①之风。” 一时徐特立成为一个有名的爱国主义者，蜚声湖南，名扬全国。

一九○六年至一九一○年，徐特立在长沙的四年中学教学中，感到基础教育——小学教育问题不少，直接影响到中等教育，便决计离开中学，研究小学教育。一九一○年春，徐特立前往上海，入江苏省教育会所办之单级小学训练班，跟从比他还年青的杨月如、俞子夷二先生学习了四个月，边学习，边考察上海的小学教育。接着，他又东渡日本参观、考察小学教育约两月。回国后仍至周南女校任教，并兼小学部校长。为了将所学得的新鲜知识和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推广先进经验，改进教学，提高小学教学质量，他发起创办了《周南教育》周刊。他亲自动手写文章，自己校对，自己发行，自己筹款。这是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深受教育界欢迎。在他的倡导下，一九一○年，湖南破天荒地举行了第一次全省学生成绩展览会，他每天课余前往参观，将各校成绩详加审阅评比，从中总结成绩，发现缺点，明确改进教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他又利用课余时间，整理自己的参观笔记，写出了一个《成绩批评小册》，以每本三分的低价钱卖给各校教师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这个小册子，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是他外出至上海、日本学习教学理论和经验，同他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全省各校的先进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周南教育》和《成绩批评小册》，对湖南改进小学教学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他回忆这些事时说道： “我认为实际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则越多越好。”①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省城教育界人士，在徐特立、何雨农及其他革命人士的努力下，积极参加了焦达峰、陈作新所领导的长沙起义。长沙起义胜利后，湖南要成立临时议会，他到处发表自己的政见，竞选当议员，结果被选为临时议会的副议长。在议会里，他和一部分议员主张各县县长由人民选举，经过多次斗争，议案获得通过。但议长熊兆周是个官僚派的代表，反对这个主张，暗中和官绅勾结，把已经通过的议案搁置起来，不提交给政府，使之无法实现。一部分议员继续斗争，结果议会被武力解散，民主共和成了泡影。通过这些实践，徐特立认识到从议长至议员，不少人心怀鬼胎，总想捞个一官半职，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个人的升官发财。他痛恨某些人挂着革命党的招牌，争权夺利，当上官就背叛人民的可耻行径。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革命政党已经变质。愤懑之余，毅然辞去副议长的职务。几乎与此同时，他还曾应邀到省教育司做过几个月的科长。其后他主张发展平民教育，反对司长陈某削减学生数额，裁汰个人不喜好的教员。因权不在手，反对无效，于是立即交出委任状，离开教育司。正如他后来所说： “因此我认为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①。

热心教育救国，坚持反帝反封

徐特立离开省教育司后，担任善化高小(后改为长沙第一高小)校长。当时，他的同窗好友、长沙知县姜济寰打算大力发展教育，在全县建立一千所国民小学。为此，准备先办一所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姜请徐特立担负这个学校的筹建工作。他接受这个任务后，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困难不少，任务艰巨。善化高小设在化龙池，房屋非常破旧。他将善化高小一部分房子腾出来，并就校内的走廓、过道等处，添辟一些房间，作为长沙师范的教室和办公室。他又与湘岸榷运局负责人商量，将该局存放在善化高小后面的硝磺拨给学校变价使用，得了一千余元，用以解决长沙师范开办的经费问题。在他的努力下，长沙师范终于在“盘根错节，历尽艰辛”的情况下创办，并于一九一二年春招收六个班 (四年本科两个班、一年的一部讲习科两个班、六个月的二部讲习科两个班) 的学生。半年后，又觅定荷花池的泐潭寺，稍加修建，定为永久性的校址。徐特立担任该校的第一任校长。当二部讲习科学生毕业的时候，徐特立高兴地为他们书写了这样一首《毕业歌》： “休夸长沙十万口，子弟不教非我有。十八乡镇半开化，少数通人难持久。莫谓乡村阻力多，盘根错节须能手。莫谓乡村馆谷薄，树人收获金如斗。大家努力树桃李，使我古潭追邹鲁。”①既概述了他办教育的艰难，也说出了他办学的目的和意愿。

长沙师范诞生后，面临着种种困难。一九一三年秋，袁世凯的爪牙汤乡铭督湘。他把学校视为制造革命党的机关，蓄意克扣和停发教育经费，致使不少学校关门或停课，长沙师范也面临着难以维持的局面。徐特立不忍坐视数百学生失学和长沙县创办一千所小学计划的破产，决定将已初具规模的全部校舍租给省立第一中学使用。而本校全部师生却搬至简陋的城隍庙，照样继续上课，以每月几百元的租金收入弥补学校经费之不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后来，在自己的工作中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一定成绩的田汉、曹伯韩、张怀、黄德安等，就是长沙师范这个时期的学生。

徐特立早就痛恨封建君主专制，极力主张民主政治。他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后，注意发扬民主，从不搞个人专断。他立即着手组织校务会议，成立学生自治会。开校务会议时，学生会必有两人以上代表参加。校内一切重要事务，不论是教务、训育、事务诸方面，均是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和决议，然后公布执行。这种民主做法，是当时长沙各校少有的。正因为徐校长作风民主，平等待人，一些教师即使薪金比较低，也愿意应徐校长之聘，来他领导的学校任教。

在旧社会的制度下，徐特立办的学校也是无法做到为广大工农子弟开门的。但他 “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②，尽可能地照顾劳动人民的子弟入学。他在长沙师范曾经破格录取了一个退伍兵和一个铁匠。退伍兵叫廖栾，曾在长沙一个店里当雇工，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仅识二三百字。经过考试，因成绩太差，未被录取。廖一再请求录取，恳切地对徐校长说：“我也知道我的程度不行，但我有志读书。”徐校长见其求学心切，就破格录取了廖，笑着对廖说： “我就取你这‘有志读书’四个字。”铁匠叫黎升洲，也因成绩不合格，经徐校长介绍到湖南军械厂做工一个时期后，再行吸取入学的。廖、黎入学后，刻苦学习，进步很快。廖后来还跟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解放后曾一度在湖南省工业厅当干部。黎后来在中小学教了几十年书，解放后曾先后在大连、长沙教中学，并曾被评选为湖南省的优秀教师。

徐特立以爱护学生著称。他一次查夜，发现一个学生在床上呻吟，当知该生烂了脚后，便亲自打了一盆水给这个学生洗脚。等这个学生洗完脚上好药，才离开寝室。后来事情传开了，一些好心的教师说徐校长不爱惜自己的身分，竟然给学生洗脚。话又传进了徐校长的耳朵，他说： “好事有人夸大，好象坏事有人夸大一样，……我只稍微做了一点，……看看学生洗脚，就说我替学生洗脚，是把我的一点好处夸大了! ”

徐特立特别关心贫苦学生，经常节衣缩食，掏钱支援他们。他发现本科第一班学生田汉刻苦好学，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可是该生家庭经济困难，没有钱买书，就把自己在书店里买书的折子拿给田汉到书店里选购自己喜爱的书籍，书款统一由他自己清偿。夏天，田汉没有蚊帐，蒙头睡觉，徐校长又送给他一床蚊帐。一九四七年一月，徐老七十寿辰时，田汉从上海寄诗一首到延安向徐老祝寿，诗中颂扬徐校长“辛亥创长师，艰难尝已备; 始在化龙池，再营泐潭寺; 人才相继出，高风良未坠。”最后谈到他“学生遍天下，春风无不被; 寒极暖亦近，雪深草弥翠。”①没有忘记过去徐校长的关怀照顾，自己受益甚多的情景，洋溢着对徐老的衷心敬爱和深厚情谊。

由于经费困难，长沙师范教职员的工资待遇一直是比较低的。作为校长，徐特立拟定自己同主任、庶务、缮写等一样拿工资，每人每月二十元。他以这二十元开支伙食、购买书籍、接济家庭、救济困难学生等等，显然是不够用的。他只得到外校兼课，增加部分收入，以解决经济问题。

一九一三年，徐特立在长沙师范任校长时，得知家乡的丁家小学因经费拮据而停办，给附近的农民子弟上学带来了困难。他便拿出自己工资的一部分，资助该校迁至五美观音庙，改称五美高小，增建校舍，置办校具，聘请教师，都由他从工资中掏钱供给。观音庙是一个香火兴隆，迷信盛行之地，五美高小迁来后，却遭到了封建迷信势力的责难和反对。徐特立对该校师生说： “这里不准办，就搬到我屋里去办，我把房子献出来。”接着，他又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为该校在观音塘自己的老屋前面添建了两间教室。一九一六年，五美高小正式在徐的住宅里建立起来，日后，这所学校在徐的支持和影响下，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熊瑾玎、蒋长卿等同志就曾在该校担任过校长。

徐校长总是千方百计地节省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开支，他的家属一直留在乡下，夫人在家喂猪种菜，维持家庭生活。学生问徐校长： “您为什么不把家搬到长沙来呢?” 他回答说：“家里不进城，孩子可以在农村学校念书，让他们多懂得些艰苦，养成勤劳朴素的习惯，比在城市的学校好得多! ”他每次步行八十里回家，连往返的午餐费也舍不得花，带些家炒的薯片之类的东西，在路上作为午餐之用。徐特立后来谈到自己勤俭节约，艰苦办学时写道： “我自己没有财产，也没有办公赚过钱，有什么能力创办学校呢?我的办法就是：……每日多上课两小时，一月多得六十元，分给两个高小①用。家留在乡下，节省日用，谢绝一切应酬，绝对不请朋友吃酒肉和茶点。……”②。

徐特立一贯勤俭朴素，克己奉公。当时，中学教员的穿着，不是中式长袍马褂，就是西装革履。一些留学生回国后，一派洋打扮，装出一副洋相。而徐特立一年到头，穿着布衣布鞋，活象乡下一个劳动人民。一天，他去周南女校会见朱剑凡校长，新来的传达室工人不认识他。当他说明是长沙师范的徐校长和来意后，那个工人望着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还有所怀疑，便对他说： “你说徐校长来会朱校长，徐校长在哪里?”徐特立笑眯眯地回答说： “我就是徐校长嘛! ”那个工人虽客气地让他进去了，但还感到诧异。

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徐特立也有其独到之处。他善于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的特长。他利用 “窗户报”③等多种形式启发和引导学生，教育学生。他热爱学生，关顾贫苦子弟，重视妇女求学。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富有民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他讲课富于表情，常做手势，生动具体，深入浅出，内容既丰富又扎实，深受学生欢迎，不但在长沙，而且在湖南省，都是有名望的教师和受人尊敬的校长。

徐特立在长沙师范当了两年多的校长，亏空六百余元，没有力量偿还，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受聘到湖南第一师范、修业学校任教。后来，还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兼课，并兼任了湖南孤儿院院长。经过几年的时间，他才用自己的薪金还清这笔帐。由此而被人视为“毁家兴学”的典范。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徐特立在省立一师担任教员。讲授修身、各科教学法，并兼任实习主任。大致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这里学习和从事早期革命活动。徐特立热情地支持和积极地参加了学生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竟然承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国人民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湖南人民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之下，也掀起了反袁斗争高潮。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当时，一师教师廖笏堂，在船山学社讲学，也谈论帝制不合国情民意，表示反对。但回到学校，却在课堂里大吹袁世凯有才能，有魄力，宣称帝制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徐特立和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富有正义感的教师，深恶这个人的卑鄙行为。便邀用一部分进步学生的名义，写信给这个教师，痛斥他“一人之身，两种面目” ，使之再不敢妄吹帝制。

当时一师校长张干，比较年青，富有事业心，聘请了一些品德高尚、学有专长的先生来校任教。但他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在学校礼堂里悬挂着袁世凯的“训令”，禁锢学生的革命思想，进步师生早就十分不满。一九一五年六月，张干竟然规定每个学生要额外交纳十元的杂费，致使那些贫苦家庭出身的子弟面临于失学的危险，弄得校内校外舆论哗然。毛泽东因势利导，起草了一篇四千余字的《驱张宣言》，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积极推行封建教育制度的种种罪行。弄得张干坐卧不安，竟然恼羞成怒，扬言要开除毛泽东等十八人的学籍。徐特立和杨昌济等素持正义、喜鸣不平的教师，则奋起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抗议张干倒行逆施的行为，有力地支持了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后来，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六十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致词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①。

这时国内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以一九一五年九月《新青年》杂志创办为起点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向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这时湖南人民也正在走向新的觉醒，长沙的爱国知识分子相继地成立了自己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和健学会。健学会是由省教育会会长陈夙荒②等发起，于一九一九年六月成立，主要成员系中学校校长和教员，“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徐特立同何叔衡、朱剑凡等加入了健学会，积极推动它的爱国斗争。

一九一九年夏，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爱国学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五四”爱国运动。湖南人民在新民学会和毛泽东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和推动下，也兴起了一个反日爱国高潮，进行罢课游行、抵制日货、焚毁日货等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爱国运动进一步扩展成为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爱国运动。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以后，即积极进行扩大其基层组织——救国十人团的工作。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扩展十人团的工作，在他领导下的所属各校教职员救国十人团就发展到二百五十余团之多①。救国十人团的主要工作是抵制日货，开展爱国救国的宣传，发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仇恨和恐慌。一九一九年秋冬，北洋军阀张敬尧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的指使下，疯狂地镇压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封闭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武装镇压了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的焚烧日货大会，查禁了各界救国十人团，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湖南人民联络省内外各种进步力量，发动了一场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他会同各校的进步校长和教师，开展索薪、辞却校长职务的斗争，并亲自往返活动于城乡之间，向学生和群众揭露张敬尧兄弟 “虎豹豺狼”①的滔天罪行。一九一九年夏，张竟下令通缉徐特立，声言要封闭他所办的五美高小。这时，徐特立正在筹办路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九年，徐特立已经四十二岁。并教了二十余年的蒙馆、中小学和中高等师范。他为了打破因循守旧、安于习俗的传统，学习新技术、新思想，决定积极响应蔡元培、吴玉章所倡导和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奔赴法国做一个“扶拐棍的留学生”。

一九一九年夏，徐特立卖掉一部分书籍器物，筹集了一笔经费后，秘密离开长沙到上海，着手熟悉法国的生活习惯，办理出国手续。因侥幸地碰上了一个相识的华工水手，他们一行十余人，享受特殊待遇，只花了平日船票费一百元的一半(五十元) ，于九月二十八日登上一艘法国邮船，搭铺于船尾厕所旁之甲板上，正式开始旅欧航程。途经香港、海防到达西贡，由于船上载运的货物牛皮等起火，在西贡耽误了十多天。接着继续航行，经新加坡，穿过麻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经科伦坡、吉布堤、红海至苏伊士运河。再穿过地中海，经原英属马尔他岛，绕过意大利南端，航行五十余天后，于十一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马赛，然后坐火车抵达法国首都巴黎。旅途中，徐特立忍受了晕船的痛苦，往往几天没有吃饭，黄胆水都呕了出来。

到达法国后，他先进入木兰省公学法文补习班，插班学习法文。由于年岁大，记忆力差，记单字比较困难，他谦虚地向自己过去的学生学习。经过七个月的刻苦学习，基本上掌握了一些常用法语，凭借“图”、“式”的帮助，能勉强地阅读数学书籍之后，便进入法国南部圣徕猛钢铁厂，一边做工和替中国工人煮饭，一边学习。这样半工半读学了一年多，方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

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形成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官费生和有钱的自费生，即贵族派;一派是勤工俭学的平民派。两派学生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来法国后的生活条件、待遇均迥然不同。华法教育会在李石曾、吴稚晖等的把持下，一味压制勤工俭学生，致使他们陷于失业、失学和饥饿的境地。后来，双方为争夺里昂大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里昂大学是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为名，在国内进行募捐所得，加上法国政府 “退回”庚子赔款经费，专为中国留法学生而创办的。当时，里昂大学校长兼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私自在国内招收一批军阀官僚子弟，并侵吞国内为勤工俭学生捐献的经费，使得许多真正的勤工俭学生饥寒交迫，流浪异国，无处存身。一九二一年九月，里昂大学建成，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等领导下，进占里昂大学，为争取上学权利进行坚决斗争。这时，吴稚晖玩弄流氓手段，竟然勾结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和法国政府，派出二、三百军警包围里昂大学，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强行将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等一百○四名勤工俭学生装入囚车，押上火车，转马赛上轮船，送回国内。

徐特立赴法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虽然同情勤工俭学生的窘境，为他们的痛苦而焦虑和奔走，寻求各种援助，但由于他仍然迷恋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并未直接参加留学生中的政治斗争，甚至还劝导过一些青年不要置身于政治斗争。至里昂大学事件爆发时，徐特立目睹勤工俭学生受苦受压的惨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不平，他与黄齐生先生急从巴黎赶至里昂，支持勤工俭学生的斗争，坚决反对陈、吴之流压迫贫苦学生的暴行。他亲自出面与吴稚晖交涉，为营救被害学生而挺身斗争。但由于中法反动派的互相勾结，个人交涉终于未能达到目的。然通过这场斗争，徐特立认识到，出国留学，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为官僚军阀富人所专有，以培养其奴仆和爪牙，而贫苦学生只有投身革命斗争才有出路。后来，一九四六年，他在追悼“四八”烈士时回忆道： “黄齐生先生和我在法国时已经是四十以上的人，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由于中国没有改良的道路，迫而出此，一逼再逼，终于使我们竟成了革命先锋队中之一员。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就组织了SY，后改为留法中共支部，而被迫回国的也多参加了革命，多成为大革命时代的中坚人物。如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刘白坚、林蔚等同志，他们已在大革命时期及内战时期牺牲了。剩下的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李卓然、蔡畅、罗迈、李立三、何长工等同志，都是我党独当一面的干部。至于华法教育会中某些人物，自己既不需勤工，却有勤工俭学生的捐款可吃，过着阔绰的生活，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如褚民谊、曾仲鸣……有些已当了汉奸。”①

一九二二年，湖南省政府曾致电驻法公使。委托徐特立考察法国教育，年俸一千元。但徐特立毅然拒绝军阀政府的笼络，他致函湖南《大公报》负责人，请代向省政府交涉。要求取消原案，恢复他的勤工俭学生资格。一九二三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三年后，欠债筹款到比利时参观半年，接着又到德国参观四个月，于一九二四年夏回到阔别四年的祖国，一心想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贡献力量。可是军阀官僚政府只顾鱼肉人民，对归国的留学生徐特立等采取冷漠的态度，工作上不作任何安排，使之处于受歧视，受压迫的境地。

当年暑假，一部分因限于名额没有考取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简称“一女师”，因校址在长沙城内古稻田，故又称“稻田师范”) 的女学生，纷纷向徐特立诉说失业失学的痛苦。他深表同情，沉思片刻后，笑着说： “再办一个吧! ”他就在长沙师范附属小学的空房子里摆上一张桌子，放置笔、墨、砚池和报名簿，要她们自愿报名。当时长沙师范的校长杨茂林是他的学生，他便向长沙师范借了几间空房子，稍加修理，辟为教室和办公室，他又向长沙师范和其他学校借了一些破旧的桌椅和黑板，修修补补，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一所新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与长沙师范学校如同兄妹一般，也终于在荷花池畔矗立起来了。学校的简陋可以想见，除一个炊事员和几个能吃苦的教员之外，其余就是徐特立自己了。他任校长，兼教员和勤杂工，除负担学校行政工作外，还兼任一部分教学工作，以及摇铃和扫地等事务。他的艰苦奋斗精神，感动学生们勤奋学习，主动参加勤俭建校。一天，木工送来一些新制的便桶，徐校长正在亲自动手油漆，一群学生从旁经过，他呼唤她们说： “来! 大家动手! ”一小时后，这些桶子在学生踊跃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很快就油漆好了。学校开学半年后，又将原来只一层的教室升高为两层的楼房。还从各方募来一些残破的书籍，加以拼凑修补。勉强有了一个供学生课外阅读的图书室。还想方设法收买了一些破旧的仪器，供师生教学之用。旧历除夕，他为了替学校借钱还债，深夜还在外面奔波。回到学校，走进厨房，看到晚餐后没剩什么菜，就用开水泡点米饭吃。老师们知道了，抱着不安和钦佩的心情说： “这是徐校长的特别年饭。”

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徐特立担任一女师校长。他到校后第一天，庶务室按照惯例安排一个勤务员为校长服务。他当即破除这个惯例，说： “学校的勤务员应为全校服务，单独为校长安排一个勤务员是浪费，我们应该反对这个浪费。”一女师历史虽然较久，但设备也很简陋，基本的教学设备也很欠缺。他看到学校没有化学实验设备，影响教学质量，就想建立一个化学实验室。没有钱，又没有仪器和药品。他就清查学校的储藏室，发现有一部分可以利用的旧物品，又跑到旧货店，买回一满筐破铜烂铁和旧玻璃瓶，再使用一部分学校里节余下来的办公费买回一些药品; 仪器不足，就指导木工制造一些代用品。这样，一个简陋的化学实验室就建立起来了。于是继梨江高小、长沙师范、五美高小、长沙女子师范之后，省立一女师又在徐校长手里完备和发展起来了。徐校长就以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修修补补，艰苦建校而闻名，被人称为“徐二锅”①。

徐特立来一女师后，象过去一样，日夜不停地工作。夜晚经常提着马灯，带着训育员巡视寝室。一经发现学生谈话，编毛绳衣，做其他事情，就苦口婆心地劝导她们按时就寝。徐校长不仅在政治上、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还极端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天气变化，提醒学生增减衣服，开关门窗。查夜时为学生盖好被子。平时关照害病的学生。因而又被学生视为慈祥的外婆，故有“徐家外婆”之称。每当查夜，学生中有谈话者，其他学生起而制止说： “不要讲话了，徐家外婆来了。”谢觉哉同志曾在一诗中赞颂道： “独辟名山业，慈祥号外婆”;“外婆不易做，事事要克己”。徐校长为了让学生睡好，自己不知耽误了多少睡眠啊!

当时一般中学教员，到学校里上课，仍然往往坐着“三丁拐” (三人抬的轿子) 来来去去，继续保持一种绅士派头。而徐特立下雨天经常撑把雨伞，穿双古式“钉鞋”，平时总是挟着讲义讲稿，在城内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于是，又逐渐流传着“徐二叫化”、“徐二神经”的称谓。在那些上层人物的眼里，觉得他古怪、特殊、寒酸，是不会享福、不会做人的傻子，这个称谓里含有讽刺、挖苦的意味。而在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心里，则是一个赞誉之词。后来，徐老七十寿辰，谢觉哉在给徐老的贺信中说： “没认识你以前，就听到你的许多事实，当时使我感动很深的，是你的 ‘徐二外婆’、‘徐二叫化’的外号。你对青年男女，象外婆对外孙子一样的母爱——纯真而又勇毅的母爱; 你把所有及劳动所得，尽数贡献于社会，而自己却过着类似叫化的生活。”①这是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的评价和观感。不怕困难，不考虑个人私利，克己奉公，干别人不愿干的事情，做“聪明人”不愿做的“傻子”。这就是徐特立特有的精神和特具的性格! 在徐特立的心目里，职位无高低之别，职业无贵贱之分，凡是于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业，就是崇高的事业，就是他乐意干的事业。

徐特立对学生一向是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从不简单粗暴，也不声言厉色地斥责。他在一女师对教师们说： “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的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①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着一块黑板，经常亲自在上面写诗 (被称作“黑板诗刊”) ，对学生进行批评和表扬。他在一女师任校长两年，书写的黑板诗就达一百余首之多。从流传至今的十余首看，有表扬成绩优异者： “女儿智力何曾弱，十二三班作例观，学算刚刚三载半，几何三角一齐完。”②有表扬注重身体锻炼者： “人人共道伯箴强，一跃先登上女场。倘使女儿皆若辈，立将衰弱转强梁。”③也有批评不良现象者：“我愿诸生青出蓝，人才物力莫摧残。昨宵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④这些诗说明徐校长善于及时抓住典型事例，对学生进行循循善诱的教导。

黑暗的旧中国，是一个豺狼当道、群魔乱舞的世界，那有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出头之日呢?后来，徐特立回忆自己在这个时期的遭遇时写道： “长沙县 (包括现今的长沙县和长沙市——引者) 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男女两师范①，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长沙一共有八百个小学校，所有教员都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 ‘长沙王’; 但是反动势力来到了以后，我在长沙县教育会都没有被选资格，我和旧势力不两立。”②一九五七年底，徐特立在谈到这段社会经历时还说道：“我们年轻时遇到的是国家存亡问题。我参加过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从一九一一年起又立志教育救国。我十八岁就教蒙馆，只有四个学生。以后教中学，还办过几所小学和师范学校。那时我想赶走敌人是后一辈人的事情了，我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国富民强了，我只有尽心教育青年一代，将来依靠他们救中国，为穷人做好事。我为这种理想奋斗了好几十年。一九二四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后，还是继续办教育。不过这时我思想上很苦闷，感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因为我教育出来的学生中，有些后来竟成了压迫人的人。”③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赵恒惕在长沙以 “反共产”为幌子，疯狂镇压群众爱国运动。他指使各校开除进步学生，结果，长郡中学开除了曾三等，并逮捕入狱; 兑泽中学武装开除了段湘等八人出校。因曾三、段湘等为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遂遭到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反抗，他们于十一月九日向教育司请愿，三千余学生包围了教育司，要求撤换反动校长，要求集会结社自由和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要求撤退驻校军警。教育司召集各校校长开会讨论处置学生示威行动。赵恒惕亲自出席，表示欲以武力驱散学生。各校长皆噤不发言，少数反动者随声附合，只有一女师校长徐特立表示不赞同，被赵“斥其不合”①，表现出徐特立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优良品质。

徐特立由欧洲回国后，结交了一些共产党员做朋友，如陈章甫 (陈昌) 、罗学瓒、熊瑾玎、周以栗、曹典琦、廖锡瑞、黄芝岗、毛际科等。他办长沙女子师范，一些共产党员在那里担任教职员，成了学校的支柱。学生中，朱端绶、郑杰等也是共产党员。这时，徐特立对于中国共产党虽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他却喜欢共产党员，认为他们忠实积极，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为学校工作，为学生服务。这也是他日后转向共产主义的一个客观条件。

献身农民运动，转向共产主义

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地在全国兴起，猛烈地打击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统治。使北伐战争发展为一次深刻的人民革命。徐特立过去虽曾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但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他未能正确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而迷恋于教育救国，政治上一时显得停顿和沉闷。但他依然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激烈立场，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现在面对火山般爆发的农民运动，他觉悟了、苏醒了、复活了。一九二七年春，他回到离别不到半年的家乡，看到乡村完全变了样，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赌也不见了。过去政府禁止鸦片烟毫无办法，现在农会晚上开个会，男女老少一齐行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农会成立后，法院无案可审，大小诉讼，农会开个会就公平解决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经农民运动一冲洗，顿时呈现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跟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的大儿子笃本，过去在中学读书时就想恋爱找对象，受到他的严厉批评： “你还没有立业，怎么就能成家?你要先有为社会出力的思想，掌握为社会服务的本领，不能过早地去想个人家庭和幸福。”如今，笃本已积极投入农民运动，并且入了党，整天为革命奔忙和工作。当别人要给他介绍对象时，他回答说： “现在革命工作这样忙，哪有闲心考虑个人问题啊! ”徐特立亲自创办的五美高小，面貌也完全变了样，师生都踊跃参加农民运动。女学生全都剪了短发，与男学生一样参加斗争土豪劣绅。学校采用的教材也增添了革命内容，他自己写的《留法老学生之自述》也选进了语文课本。他看到这些变化后，逢人便称赞“农协”之伟大。他看到了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作用。后来他回忆说： “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十八岁到五十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 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这时我做了农民的小学生，我也就从学校跳到农民协会工作”①。他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并担任教育科长，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队伍，担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工农部长，协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何叔衡、郭亮、柳直荀等，全力推进工农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反动军阀何键在湖南策动了“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工农运动，革命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笃本在敌人追捕中，冒寒游水渡江，后来染病牺牲。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也四处逃散。徐特立在逃亡中到处寻找共产党，却无意地在长沙郊区黎家圫黎尚瑾②家里，遇到了隐瞒政治身份来此避难的李维汉。李是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人，也是徐特立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的学生。黎系一个地主家庭，来往人员复杂，隔壁房间里就有人在那里一边打牌，一边痛骂共产党，叫喊要屠杀革命人士，李维汉和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李维汉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毫不迟疑地表示： “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只要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党，能允许我这老朽的人加入组织，那我就真获得了新生，还不愿意吗?”于是，经李维汉介绍，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彭公达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失败，胆小鬼纷纷脱党，投机分子相继投敌的情景下，老教育家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敌人是一个示威，对叛徒是一个打击，对同志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不少同志纷纷议论说： “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后来，徐老七十寿辰时，陆定一曾经深有感触地回忆说： “当时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年已五十的湖南老教育家徐特立，却在这样的时候加入了党。这种消息，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增强对中国民主事业与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信心啊! 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决的奋斗，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①曾三同志也曾撰文谈到徐老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写道： “要您信奉一个主义，很不轻易，但您一经信奉就一直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②

徐特立入党后，党派他赴武汉工作。他先秘密地回到五美老家，告别妻子儿女。临行时，夫人含泪相送。他想到以后难以回家团聚，甚至可能这是最后一诀。他走出数十步后又走回来，不停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盯着孩子的脸蛋，看了又看。最后依依不舍地离别了家乡，暗地里抵达武汉，受到昔日在一师任教时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的热情欢迎，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立刻参加武汉农讲所的工作。不久，又与谢觉哉等一起编辑和印刷《大江报》。

七月，按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统一部署，各路革命人士云集南昌，准备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起义。徐特立受党中央的派遣，与林伯渠、郭亮、毛泽覃等同志秘密经九江奔赴南昌。毛泽东要徐特立暂时不要公开身份，仍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现，以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士参加革命斗争。七月二十七日，徐特立抵达南昌。当时江西的形势异常紧张，省主席朱培德已离南昌，与汪精卫、张发奎等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由省民政厅长姜济寰兼代省主席，主持省政府工作。姜为徐特立青年时代的同学和好友，关系非同一般。党组织决定派徐特立去做争取姜济寰先生参加起义的工作。根据党的决定，徐特立移居姜的公馆，并相约林伯渠 (湖南知名人士，与姜亦有旧交) 、郭亮 (姜在长郡任教时的学生) 同去做姜的工作。徐特立对姜说： “你我都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如一同参加革命，将对三湘子弟影响很大。”在徐特立等的热情帮助下，姜同意参加起义，并为配合起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四个厅长，有三个参加了起义。起义后，姜被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江西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后来起义军在潮汕作战失利，姜济寰跟随我党领导同志转移到上海后，前往日本避难，脱离了革命队伍) 。

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胜利地占领南昌后，徐特立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革命委员会所属党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起义部队整编后，由两湖和武汉等地逃亡出来的党团员和农协会骨干分子，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为周逸群，徐特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该师党团员骨干较多，政治工作出色，战斗力较强，在起义军南下，转战赣南闽粤边的过程中，往往作为先头部队，进行艰苦的前卫战斗。因连续行军作战，气候炎热，徐特立于途中身染疟疾，病势严重。后来被转移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徐特立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随时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对该院医务人员进行思想发动和争取工作。医院院长傅连璋医师，在交谈中得知徐特立的社会经历及其参加革命的经过后，表示敬佩，并在党的教育和徐特立的影响下，加入了革命队伍，为起义军积极工作。傅连璋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 “那时，起义军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我也经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象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较好以后，常爱找些话和我谈谈，问我多大年纪了?做医生几年了?等等。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已经五十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当时我的惊异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 ‘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 ’ 那年我才三十三岁，可是有时自己竟想到：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还刚刚踏上了他的新的征途的共产党员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产生。”①

徐特立在福音医院住院十来天，刚退烧脱离危险，便和身负重伤住院的陈赓一起，坚决要求回部队，随军出发，向潮汕进军。九月二十三、四日，部队攻入潮汕后，强大的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我军包围靠拢，徐特立率第三师一部分驻守潮州。为了解决粮饷问题，他亲自外出筹款。当他完成任务准备回部队的时候，部队已被敌军包围，无法归队。接着部队被打散，他从一位同志的口中得知前委流沙会议的精神，便果断地决定从甲子港一带乘小船经广州、香港脱险至上海。

在革命遭到失败，白色恐怖盛行面前，他毫不动摇，也不气馁。青年时代，他痛恨旧社会的世道，曾经在一首《书愤》的诗中愤慨地写道： “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 ”他还引用古人的格言以示人说：“大丈夫冻死当冻死，饿死当饿死，安得受人泡沫以偷生。”现在面对敌人血腥的屠杀政策，贺龙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回湘西去重整旗鼓，进行武装斗争。徐特立则“想上山当 ‘土匪’，同贺龙同志到湘西去”①打游击。党中央根据他和贺龙的意愿，派他和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荀组成五人小组，秘密进入武汉，定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到湘西开辟新的根据地。他和贺龙等至武汉后，因为交通来信太迟，失掉联络，没能赶上原来同行的同志。这时，他恰又染上了肠胃病，且病的厉害，半年之内灌肠十五次之多，只得留武汉和上海治疗。

一九二八年，徐特立病愈后，党中央派他赴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这时他已五十余岁，但学习起来特别的有劲头，一边学习俄文，一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时，又积极参加了反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他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当他读到《联共 (布) 党史》关于民粹派一章的时候，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觉得自己还没有共产主义的头脑，还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严格检查自己的历史，发觉自己取名为特立就不对头。因为“特立”是表示“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的意思。他说： “真正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为了要改造污浊的社会，必须深入社会，与群众为伍，以了解各种情况; 只应该要求自己入污泥而不染，而不是不入污泥。”①

徐特立在莫斯科学习时，尽管生活比较舒适，学习十分紧张，却时刻惦念祖国，关切国内动态，特别是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斗争。他在莫斯科学习的两年，正是国内革命形势大变化的两年。一九三○年，他胜利地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上海隐蔽一个时期之后，奉党中央的命令，化装成商人，假道香港、潮汕、大浦，机警地穿过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重重封锁线，于当年十二月三十日到达赣南革命根据地。当天苏区广大军民正在欢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活捉敌酋张辉瓒的伟大胜利。而在这里指挥这个震惊全国的战役者，是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的学生、现已成为党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以及在南昌起义炮火中结识的战友、现已成为我军卓越的指挥者朱德。他来到这个生疏之地后，碰到了不少的老同志，人缘很熟悉和亲切。这时，红一军团总部设在宁都小布赤坎一幢两层的民房里，他一来到这里，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

当时，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立去担负教育俘虏的工作。徐特立遵照毛泽东、朱德的意见，深入俘虏兵之中，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便帮助他们认清个人和家庭受苦的社会根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强迫穷人打穷人的滔天罪行，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打仗的革命意义，使绝大多数的俘虏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开始做俘虏兵教育工作的时候，由于人数多，徐老和工作人员缺乏经验，出了一些问题。如开饭时，既不登记，也不规定数量，任凭他们吃多吃少; 在途中转移时，请老百姓分散给俘虏煮饭，送来有先有后，结果吃食不匀，先吃者饱胀，后吃者挨饿，常常发生矛盾。一个俘虏兵建议：应该等老百姓把饭煮好后，同时拿出来，同时开餐，就可以克服这种吃食不匀的现象。徐特立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很好，立即采纳他的建议，并让他去做这个工作。后来这个俘虏兵参加了红军，在长期战争中锻炼成了一个很好的干部。

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反革命头目蒋介石，经过四个月的准备之后，调集了二十万军队，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五月十六日，战斗开始打响，徐特立主动要求参加战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前两天，他随同朱德到山上察看地形，发现前面已经出现敌军，他拍着朱德的肩膀轻声地问： “老总，前边看到敌人了，为什么还不打?”

朱德回答说： “还远着，不能打! ”又说，“远了我们一打，打垮他一部分，其他部分就跑了。要等到距离相当近才打，打垮这一部分，接连又打垮另一部分。但也不能等到太近了才打，那会使自己施展不开，还容易让敌人合围自己。所以远了不打，近了不打。小了一个团不值得打，打了解决不了问题; 大了又打不下。所以小了不打，大了也不打……。”①

朱德的丰富作战经验，徐特立十分钦佩。在这次战争中，他跟从部队从赣江边上一直打到福建建宁。

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隔了一个月时间之后，七月间，蒋介石又纠集三十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他们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气势汹汹地闯入我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和朱德等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并采用“敌进我也进”的办法，把敌人引进赣南根据地，然后待机破敌。在盛夏三伏的酷热季节里，红军和敌人平行地走着，只隔一天的路程。徐特立当时尚不了解毛泽东、朱德的作战意图，一次边走边问：“泽东同志，敌人和我们平行着走，我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风趣地说： “他们要打时不打，我们要打时才打。”②接着，举了很多战例讲解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方针。通过战争实践和毛泽东、朱德的帮助，徐特立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逐渐地有了了解和研究。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时，尚能生动地讲述关于游击战争的课程。

还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徐特立跟随红军前进，除在红军中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外，还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于戎马倥偬之中开始他毕生喜爱的教育工作。不过，现在进行的教育工作与过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是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新型的人民教育工作。为了使广大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干部认清形势，了解敌情，提高斗志，红军总部在驻地举办了部队骨干训练班，通常又称随营学校。这种随营学校是我军建军以来，指战员系统地

中共人物传 徐特立人物传,徐特立生平事迹,徐特立评价

中共人物传 徐特立人物传,徐特立生平事迹,徐特立评价

中共人物传徐特立人物传,徐特立生平事迹,徐特立评价

中共人物传徐特立人物传,徐特立生平事迹,徐特立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