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孙炳文人物传,孙炳文生平事迹,孙炳文评价

Posted 2022-05-05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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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孙炳文人物传,孙炳文生平事迹,孙炳文评价

孙炳文，字濬明，一八八五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城中正街。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一九二二年与朱德留学德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应党的召唤回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兼黄埔军校主任教官①等职。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

(一)

孙炳文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孙步蟾以种菜为生。一八九三年孙炳文八岁时，见同伴纷纷上学，很为羡慕，央求父母让他读书，但因交不起四吊钱的学费未能如愿，后由亲戚资助，方得上学。小学毕业后，他依靠在外经商的八哥炳章的供给，离开南溪去邻县叙府 (今宜宾县) 读中学。在叙府，他目睹劳动人民的辛酸生活和富人仗势欺人的情景，常在作文中流露出对旧社会的愤慨与不满，被头脑顽固的国文教员认为大逆不道，竟至以退学相威胁。

一九○八年，孙炳文中学毕业，考入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前身) 文科预科班。因四川去的学生多数较贫穷，他得以免交伙食住宿费。孙炳文学习非常刻苦，寒暑假也不返乡，经常出入于图书馆，博览群书，成绩名列前茅。他的地理、历史、国文考卷常常被陈列在阅览室供同学们观摩; 加之，他处事谦虚谨慎，又乐于助人，团结同学，深受同学们的尊敬。

孙炳文时刻关心国家的政治形势。当时中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各种思潮比较活跃。他经常阅读同盟会办的《民报》，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一次，上伦理课，孙炳文针对封建伦理的虚伪性，当众向教师发问，问得教师无语答复，这下触犯了校规，被记了大过处分。孙炳文不服气，在年终考试的作文中又抨击校方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①。学校当局十分恐怒，就把他开除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长由严复担任。在校的四川学生和福建学生，向校长陈述了孙炳文和福建另一学生林某被无理开除的情况，要求校方收回成命。严复立即调卷审阅，对孙、林两学生大为赞扬，同意恢复他们的学籍。于是，孙炳文复返北大求学，直至毕业。

在此之前，孙炳文曾参加过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的、主张暗杀活动的“铁血团”，并经同学甄尔仁的介绍，认识了汪精卫。汪精卫、罗世勋、黄复生因在北京银锭桥谋刺清醇亲王载沣案被捕，孙炳文常于星期天约友前去探监。汪等三人保释出狱后，孙炳文仍赞同恐怖主张，与任锐②等人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出入北京车站参与运送武器等活动。

嗣后，“铁血团”、共和会加入同盟会，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简称京津同盟会，总部设天津。孙炳文也随之加入同盟会，被大家推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①(似秘书长) 。在同盟会里，孙炳文积极工作，出席各种大小会议，起草宣言和来往函电。当时京津同盟会在天津办了两个报纸，一个是《民意报》，由赵铁桥主编; 另一个是《民国日报》，由孙炳文任总编辑②。《民国日报》的发刊词，就是出于孙炳文之手，写得深刻犀利，有鼓动力，受到读者的欢迎。该报还辟半页为妇女版，由任锐等三位女同志负责组稿，宣传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九一二年，《民国日报》由天津搬到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孙炳文在报上对袁世凯篡权的罪行大张挞伐，并与当时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出于对“进步党”报纸造谣、污蔑的愤怒，“有一次，孙炳文一人跑去将该社捣毁，并用拳头把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返时两手血淋淋。”③表现了他与“进步党”势不两立的立场。

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联合其它政党改为国民党，设党部于北京。同盟会所办报纸也易人，孙炳文、任锐等遂纷纷退出。

一九一三年春，孙炳文与任锐在北京结成革命伴侣。不久，“铁血团”暗杀袁世凯事件败露，孙炳文是被捉拿对象之一。经同学好友刘云门的资助，他偕任锐乘火车离北京回四川老家。回川后以教书为业，先后担任成都省垣叙属联合中学教员、遂宁师范学校教员①。

(二)

一九一七年，孙炳文经八哥炳章的好友李贞白介绍，认识了朱德。初次见面，他即感朱德是“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②。同样，朱德对孙炳文德才双全很为敬佩。他们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后来，孙炳文到朱德旅部任咨谋 (即参谋) ，成为朱德个人顾问。两人朝夕相处，成为莫逆之交。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很快传入中国。朱德特地在泸州住家布置一间精致的书房。孙炳文是书房的常客。他们如饥似渴地从书报杂志中学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经常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苏俄主张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很赞同，对人人有劳动权利很佩服，并为俄国红军推翻沙皇统治和驱逐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入侵的英勇事迹所感动，也为中国护法战争再次失败、军队越战越少而担忧。革命不成功，壮士苦彷徨。孙炳文在《行路难》长诗中写道：“天阶月冷，明月出东方，涕彷徨。君看孤雁，已过横塘，我何为独此室处，与蜉蝣抢攘。” “嗟夫，此境之不可以终留兮，又不可匆遽。还犹豫。君看去来今豪杰，作烟丝何处。”“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端。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筝弹。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③反映了他当时矛盾的心情，也表明了他报国的决心。他与朱德反复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和如何寻求革命真理的问题，最后决定去德国考察。他曾对联襟黄志煊透露：“去德国主要学哲学，去找共产党，是为了救中国，把所有穷人都搞起来，大家有饭吃。”①后来，他对刘鼎也谈过： “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去德国的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考察德国社会，寻求拯救中国的真理。”②

一九二一年，孙炳文偕妻儿离开四川去北京。到北京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兼报馆工作。他与政治经济学教授陈启修合作，举办“现代政治”讲座。此时的北京大学政治空气浓厚，早期共产党组织亦有相当发展，不少学生利用暑假走出校门去工厂办学，宣传革命道理。孙炳文了解《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又是党的总书记，认为在国内就可以参加新的革命政党。于是他立即写信给在四川的朱德，催他速来北京。

一九二二年夏，朱德来到北京，住在孙炳文家。逗留期间，他们参观了鸡鸣山煤矿和大同云岗的石窟。这次旅游给他们的印象是深刻的：祖国虽然地域辽阔，却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革命的重任在肩，无可推卸。

孙炳文和朱德在北京没有找到陈独秀，准备再到上海去寻找。到上海后，他们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婉言谢绝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留下他们重整旗鼓讨伐陈炯明的要求。由于船票已订购，出洋日近，孙炳文回北京办理出国手续。朱德在暂留上海期向会见了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提出了入党申请，但却遭到了冷遇。

一九二二年九月，孙炳文和朱德从上海乘法国万吨客轮安吉尔斯号启程赴德。十月，客轮到达法国的马赛，孙炳文与朱德转乘火车先去巴黎。到巴黎后，他们得知是年六月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八月，党中央决定由德、比、法等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①，负责人有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维汉等人; 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筹建党团组织。于是，他们高兴地急切离开巴黎，赶往柏林。

孙炳文和朱德一到柏林，就直奔康德大街周恩来寓所，各自向周恩来叙述了过去的经历和寻求加入共产党的迫切要求，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组织的考验。比他们小十岁的周恩来细心倾听，反复思考，认为这两位中年人，毅然放弃优越生活地位，满腔热忱，为寻找革命真理远离祖国和亲人，党应当欢迎他们。当即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加入中共柏林党组织，并帮助办理申请入党手续。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党中央来信正式批准孙炳文、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孙炳文的政治生命有了新的起点。

初到德国，孙炳文首先遇到的是语言关。他虽有英、法文的基础，但对一个三十七岁的中年人来说，从头学习德文确实是困难的。然而，为了革命，他顽强地、刻苦地学习。他选用德文本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当政治教科书又当德文课本，边读边译，“终日抱着辞典背读”②。他读书很多，所读之书写满了蝇头小字的眉批、注释和心得。如德文版《比较心理学手册》一书，他在扉页上即写着： “行年四十，尚复有几春光，自今日起(一月二十八号)每日至少读此书十页，虽星期日不以废。炳文! 世人有星期，汝独无! 识之。”他决心“尝胆卧薪”，认为“不懋勉而强食人间菽粟，何以对良知，何以树社会，何以型后世! ”①。正由于他分秒必争地学习，半年便过了语言关。

一九二三年，孙炳文、朱德等人先后到哥庭根一所大学旁听，重点学习哲学、心理学，还自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唯物史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著作，经常阅读中共旅欧总支部办的《赤光》、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第三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等刊物②。经过学习，觉悟程度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孙炳文等感到：读了这些书，“如梦初觉”，得到了 “大雄无畏”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食粮”，觉得“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遥，胜券可操”③。虽然这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孙炳文在德国积极参加了社会政治斗争。他对德警非法扣押我侨商货物、德报侮辱我国尊严之事义愤填膺，联络留德同学，一面通电国内，唤起民众; 一面提出抗议，并组织中国留德学生外交后援会;到中国使馆进行交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公使向德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一九二三年底，孙炳文与张申府、刘清扬一道，以回国“探亲”为名，“受命向国外同志传达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①。他们从德国出发，乘火车路过莫斯科，往东方大学，拜访了第三国际东方部部长维经斯基。此时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刚结束，会议研究了中国的问题，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建立统一战线问题。维经斯基与他们谈了上述情况，使得孙炳文受到极大启发。加上亲临伟大的十月革命故乡，目睹久已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现实，孙炳文心中甚为兴奋，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离开苏联回国已是旧历年关，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孙炳文在北京停留不久，便去上海、杭州等地活动，了解情况，学习国共合作的有关文件，明确了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的任务。

一九二四年春，孙炳文偕刘鼎②由东北出境，得苏联使馆秘书护送，避过边境的检查，到了莫斯科。当时，李大钊正在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孙炳文到共产国际中国办事处汇报了工作，并与东方大学学生一块聆听斯大林作的《列宁主义基础》报告③。不久，孙炳文与刘鼎到达德国柏林。

到柏林后，孙炳文先向党内传达了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动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接着，中共旅德支部根据大家的提议，对已经涣散的国民党旅德支部进行改组。在改组会上，国民党右派大放厥词，企图破坏会议的正常进行。孙炳文等人即以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身分站出来，列举大量事实，义正辞严地对其痛加驳斥，从而鼓舞了左派，孤立了右派，争取和团结了中间派，使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柏林已达五六百人，成立了留德学生会，设在康德大街的一栋楼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以及来往路过柏林的同志经常在这里活动; 国民党右派和另立旗号的“青年党”学生，也常在这里进出。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争取团结更多的留德学生，孙炳文等人在学生中广泛宣传新三民主义，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使左派学生争得了学生会的领导权。孙炳文还特地邀请视察莫斯科的陈启修教授来柏林演讲，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九二五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入德国，中共旅德支部立即发出通知，号召中国留学生组织声援活动。德共也开展了 “中国的运动月”的宣传活动①，提出 “中国还给中国人”的口号。正在哥庭根的孙炳文，与留德中国学生谢唯进、房师亮等人和德国学生联合会成员一起散发传单，参加了当地德国共产党支部组织的群众集会，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骨干力量。党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工作，孙炳文等立即响应。离开柏林前，国民党旅德支部召开会议，孙炳文、朱德、邓演达(刚从苏联转入德国学习) 、夏秀峰、李季、章伯钧、廖焕星、房师亮等人出席。会议对大批同志回国后，国民党旅德支部的今后工作作了安排，并决定由邓演达负责支部工作(邓不久亦奉召回国)。

八月末，孙炳文与房师亮乘火车离德，经立陶宛抵莫斯科; 朱德与李大章取海路经列宁格勒到莫斯科; 武兆镐、邢西屏 (徐冰) 、刘鼎随后也陆续到达。他们在莫斯科郊区的莫洛霍夫卡村住下，学习政治，总结工作，以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选留三十人参加军事训练，其余同志安排回国①。九月，孙炳文由房师亮陪同离开住地，登上奔向祖国的列车。从此，他结束了在欧洲的学习和战斗生活，走向国内革命的前线。

(三)

孙炳文回北京不久，邓演达、熊雄、高语罕联名电邀他去广州工作。一九二五年底，孙炳文偕次子孙济世和北京大学学生段雪笙、张斗南等十余人南下，经上海去广州。

孙炳文到广州后，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上校秘书②、黄埔军校与广东大学 (后改为中山大学) 教授③。当时广州情况复杂，政治部机构未定，各项准备也未就绪。孙炳文到任后，“参与确定了有关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原则，写出了确定政治部工作方针和文件”④使政治部的全部机构在很短时间里建立起来了。在广东大学，孙炳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还经常在黄埔军校讲政治课，与教员、学生打成一片。他十分爱护青年，关心青年进步，曾对干部说： “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办学校，又有各种工作机关，无非是培养人才，将来建设新中国。把军阀政府打倒就靠他们”①。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阴谋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制造了 “三二○”事件 (即中山舰事件) ，孙炳文等四十余人遭拘捕，关押在造币厂 (广州卫戍司令部) 内。周恩来在事件发生当日，赶到造币厂，当面责问蒋介石。中共广东区委与共产国际代表一道，经过斗争，迫使蒋介石全部释放了被捕者。同月，北京人民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下，举行请愿，抗议日舰炮击大沽，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任锐在请愿中遭军警殴打，孙炳文闻讯即去北京接妻女来广州。在北京他了解了这次惨案真相，认为“这是显示了中国民族运动又一次高潮”②。抵广州后，孙炳文一家住在万福路一九○号楼上。这里是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地，近邻还住有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他们彼此交往非常密切。

一九二六年六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邓演达从东江调回广州任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调任秘书长③。孙、邓早在德国留学时交谊颇深，这次工作互相配合得很好。当时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缺额，蒋介石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内又无人才，以后由孙炳文推荐郭沫若 (当时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担任。但考虑颇有名望的郭沫若仅任科长之职是否会有大材小用的想法，于是，他便主动找郭沫若交谈。郭沫若赤诚相见，当场表示： “职务高低无所谓，我要工作，不要当官”①。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总政治部分为前后方两部分。邓演达出师前线，后方留守主任由孙炳文担任。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孙炳文代表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在会上作了演讲，简述北伐意义、作用，预祝北伐成功，表示了留守处为巩固后方，支援前方打胜仗的决心。

北伐军出师前夕，孙炳文以后方留守处的名义为北伐将领和名人设宴饯行。被邀赴宴者有周恩来、郭沫若、陈莘农、朱代杰、欧阳继修 (即阳翰笙) 、李民治 (即李一氓) 、周逸群、房师亮等。大家欢聚一堂分外亲热。孙炳文以主人的身分发表演讲，对北伐的胜利充满信心。

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作为北伐军的后盾，工作十分繁杂、艰巨。孙炳文率领留守处的工作人员，日夜忙于筹集经费、器械、医药、训练骨干和补充人员上前线等，同时还要负责整顿地方秩序，调整各方面关系，巩固后方。

北伐军出师后，滇桂军阀企图抢占广州，地主豪绅、大商人乘机破坏社会秩序，出现了 “淡水商团军串通土匪扰乱，并且杀纠察队员”的事件②。在政府发行公债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又借机操纵金融，破坏筹款。面对以上复杂情况，孙炳文立即召开后方工作会议，拟订“剿清土匪的计划”和“取缔奸人操纵债票金库券条例”，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分子。同时通令政治工作人员恪守职责，对于“海陆丰农民横遭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久为厂主虐待”，“一再设法解救”①。这时，“总政治部收受诉案，日必数起”②。孙炳文从容处置，入情入理，有条不紊。

北伐军出师势如破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胆颤心惊，企图破坏。英帝国主义在九月四日派兵舰三艘，驶入广州珠江河面西堤附近，驱逐轮船，占领码头，袭击罢工工人。九月五日，英国兵舰炮轰四川万县，制造击毙民众数千的“万县惨案”。在党的指引和部署下，孙炳文领导的政治部留守处于九月十二日在广州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委会。随后召开各界大会，声讨英帝罪行。

孙炳文特别注意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培养青年军人和干部。他亲自为第二届青年训育养成所讲授《政治工作课程》③。恽代英主任教官赴前方后，由孙炳文代职，因而黄埔军校有关教授内容、讲授方法、军纪校纪等，均由他负责研究和安排，并给学员上政治教育课。由于他处事公正，为人正直，坚持原则，任劳任怨，因而深得政治部内外人员和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在夜以继日的战斗中，孙炳文仍坚持写作。他的《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就是这时写成的④。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一九二六年的民族运动，“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划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市场的剥削因已大大的减少;资本主义的经济益向崩溃衰败的死路上去”，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变化。文章除了热情地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作用外，还指出革命军胜利发展的主客观原因，同时告诫人们，应当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障碍甚多，“帝国主义始终要扑灭中国民族运动”; “大地主、土匪、土豪劣绅”势力存在，还有“浪迹在政府机关的贪官污吏尚未铲尽，为反动派可乘之机”。因此，中国革命任务还是艰巨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深入发展，国内阶级斗争更为尖锐，蒋介石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此时正与蒋介石合作的李济深，见孙炳文才干出众，曾专门宴请孙炳文夫妇，企图拉拢。孙炳文洞察其奸，当面揭露其阴谋。此后李济深益加对孙炳文进行监视，曾布置广州电报局：凡前方邓演达打给孙炳文电报均先送他审阅。孙炳文因病住院二周期间，李济深即派侍从闯入病房，进行监视。尽管当时社会谣言四起，孙炳文处之泰然，出院后照常紧张工作。有人劝他：时局紧张，应当离开广州。他总是回答说： “不要紧的，广大工人纠察队是有力量的”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即黄埔军校)召开特别党员会议，响应与贯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大会通过七个决议案，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决定电慰北伐将士和配合北伐军取得上海的上海工人。孙炳文被邀出席大会，代表总政治部演讲。他从国民党的历史教育入门，提出“要纪念党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此次北伐战争死伤三万五千同志及历来为革命争斗而牺牲者，是他们底鲜血涤净我们遍体底污痕”。向大家指明当时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界限，具体指出反革命派是帝国主义、腐化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革命党人的道德与任务就是要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要求“大家高举左手纪念党魂”，要求党员 “遵守纪律” “打倒一切腐化分子”①。他的演讲鼓舞了广大群众，激励革命者与反革命派斗争到底。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向新右派斗争的动员会，孙炳文的演讲不指名地揭露了蒋介石新右派的篡权阴谋与独裁统治，使反动派大为震惊。尔后，蒋介石在反革命政变时，以孙炳文“宣传共产主义最为猖獗”为由，派宪兵对他进行搜捕②。

北伐战争正在胜利前进，革命派准备以武汉为根据地，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于四月六日再次发电“催孙炳文赴鄂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③。孙炳文将总政治部事移交给刘康候、黄日常，并由刘、黄等五人组成总政治部委员会。四月十日，孙炳文偕任锐和子女、秘书等离粤。他原想从粤汉路北上，因中途有二段路常梗阻，便改由香港乘船经上海顺长江去武汉。后听说汪精卫已回上海 (当时汪以左派面目出现) ，打算到上海就便向汪汇报广州情况，并准备再做些蒋介石手下人的工作。然而他哪里知道，早在四月二日蒋介石已指使反动分子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全体大会，会上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中就指出：要“将各地首要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①，而包括孙炳文在内的一百九十七名共产党员则是 “应先看管者”②。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全然不知。十三日他由香港搭法兰西邮船启碇，“行时虽然机密，但十二日的香港《大光报》已披露”③。为避免反动派的耳目，孙炳文和家属坐二等舱，同行的秘书及政治工作人员张斗南、刘敏功、段雪笙等人坐三等舱。不料，有一天孙炳文在甲板上，与反革命分子褚民谊 (后为汉奸) 相遇。褚当即在邮船上发电向蒋介石告密。

四月十六日，孙炳文所乘轮船刚抵上海汇山码头，一批法国巡捕立即蜂涌至孙炳文客舱，褚民谊当时对孙说： “总司令要拿你查办! ”④孙炳文理直气壮地说： “走就走! ” 他的秘书张斗南、长子孙宁世 (即孙泱) 也一并被捕。逮捕后，他们即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这时，此处已关押革命者二百余人。翌日，任锐查悉了孙炳文的下落，即带着子女冒着大雨前去探望。他们 “站在铁栅子门前，听到镣铐由远而近的叮当声，只见带着手铐，衣衫撕破”⑤的孙炳文站到门口，孩子们不禁大声哭喊着“爸爸! 爸爸! ”任锐悲痛交织，泣不成声。孙炳文沉着镇静，安慰妻子儿女切勿悲伤，嘱任锐电告国民政府营救。

在审讯室，敌人奉主子之命，千方百计劝孙炳文投降，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孙炳文义正词严，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卑鄙伎俩。他刚强无畏地说： “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①敌人企图从孙炳文口中得到张斗南的“罪证”，孙炳文为保护同志，坚不吐实，他说：张斗南不是共产党员，应当释放他。敌人恼羞成怒，决定对他下毒手。四月十九日深夜，一群刽子手将他拉出军法处。孙炳文昂首挺胸步行至刑场。二十日凌晨，在龙华密荫深处，孙炳文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等口号，壮烈地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时年四十二岁。

孙炳文的牺牲，使革命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曾与孙炳文患难与共的朱德，惊闻噩耗，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失声痛哭; 郭沫若作了《怀亡友》一诗以志悼念。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朱德撰文纪念孙炳文烈士： “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有成果，并影响一批进步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振作。对敌人是疾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慨; 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②。孙炳文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业绩将不断地激励后人前进。

注释

①《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第2节。

①访问黄志煊谈话记录。

②任锐又名任纬绅,河南新蔡县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参加过“铁血团”,后加入同盟会。1913年与孙炳文结婚,孙炳文牺牲后,她坚持革命,1936年参加共产党,在延安时人们称她为“妈妈同志”。1949年4月病逝于天津。

①任锐: 《孙炳文同志的简史》,转引自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②访问张申府、梁漱溟记录,梁为该报通讯员,张与郭人林关系密切,亦为该报写文章。

③任锐: 《孙炳文同志的简史》。

①赵子祥: 《对孙炳文烈士的片断回忆》。

②《朱母潘老太夫人荣哀录》,《革命文物》1979年第1期。

③《心声》杂志1919年第1卷第1期。

①1981年访问黄志煊记录。

②刘鼎: 《追求真理的足迹》 ,载《红旗飘飘》第25集。

①《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②房师亮: 《回忆孙炳文烈士》。

①孙炳文读过的《比较心理学手册》,现存孙新世处。

②房师亮: 《回忆孙炳文烈士》。

③1923年5月26日孙炳文等人给《向导》周报的信,载《向导》第25期。

①刘鼎: 《追求真理的足迹》。

②刘鼎原名阚尊民,与孙炳文同乡、亲戚,当时为共青团员。

③访问刘鼎谈话记录。

①房师亮: 《回忆孙炳文烈士》。

②李民治《悼濬明同志》,1927年4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副刊。

③访问徐彬如记录。徐当时为广东大学党总支书记。

④《苏联顾问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①罗髫渔的回忆。罗与孙同在黄埔军校工作。

②孙炳文: 《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黄埔潮》 1927年1月版。

③郭沫若: 《纪念邓泽生先生》 (1946年11月24日)。

①郭沫若秘书王建芳在《郭沫若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及访问记录。又见郭沫若《天地玄黄》第476页。

②见《工人之路》特辑,1926年7月9日。

①②刘敏功: 《孙炳文被杀的前因后果》转摘罗歌《朱德同志挚友——孙炳文》 ,载《革命文物》 1980年第5期。

③《广东省执行委员会青年部工作报告》。

④《黄埔潮》 1927年1月版。

①黄志煊: 《回忆孙炳文烈士》访问记录。

①《黄埔日刊》 1927年4月6日。

②《新闻报》 1927年4月24日。

③《申报》 1927年4月9日。

①②《革命文献》第17辑。

③④刘敏功: 《孙炳文被杀的前因后果》。

⑤访问孙济世谈话记录。

①任锐: 《孙炳文同志简史》。

②摘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朱德同志生平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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