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张曙时人物传,张曙时生平事迹,张曙时评价

Posted 2022-05-07 蒋介石

篇首语：不怕山高，就怕脚软。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张曙时人物传,张曙时生平事迹,张曙时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张曙时人物传,张曙时生平事迹,张曙时评价

张曙时，是我党队伍中一位久经锻炼的优秀战士。他从一九○九年参加革命起，到一九七一年因病逝世，在这漫长多艰的岁月中，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在充满坎坷的道路上永不停步，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献给了人民的壮丽事业，用自己的艰苦实践，写下了光辉的一生。

(一)

一八八四年的十一月，张曙时出生在江苏省睢宁县东乡张家圩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张俊哲是清朝的监生，叔父张敏麟是贡生。他系家中独子，八岁启蒙学习，家里专门为他聘请了一位塾师授课，整整读了七年。十五岁后，他参加童子试和八股试帖，随后又去应试科场。这些，都象“无形的牢笼” ，把他的整个身心都禁锢起来，使他“难以呼吸到自由、新鲜的空气。”①

但是，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使张曙时不甘心于过这种死寂的生活。就在外出应考的时候，他接触到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很快就被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吸引住了。他到处寻找这类书刊，带回家中阅读。尽管他的叔父对此十分不满，当面进行申斥，大骂“康梁的书是圣贤的叛逆”，严令他不准再看，但他仍偷偷地学习着、思考着，使他那久冻的心海里，掀起了层层波澜。他暗暗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生活了，应该走新的路! 为此，他不顾家庭的多方阻拦，在结婚后的第二天，就从家里偷跑出去，直奔县城，考上睢宁高等学堂，自此开始了新的生活①。

睢宁高等学堂的学习，比起无味的私塾生活来，自然要好得多，特别是新的科学知识不断地开拓着青年们的视野。但张曙时并不以此为满足。当他发现监学和县官相互勾结，共同贪污学堂的经费时，就大胆地站出来揭露，并联合许多同学联名控告。为此，他以“乱党嫌疑”的罪名被学堂开除，只好暂时回家，另谋新策②。

这时，康梁的变法虽早已失败，但其思想影响却仍在激励着张曙时，他的眼光由国内转向国外，开始注视着日本的动向。他想从这个邻国的迅速发展中寻求拯救祖国的方法。于是，在一些同学的邀约下，他于一九○六年的秋初，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他亲眼看见了明治维新给这个岛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更坚定了他改造中国的决心。

张曙时出国留学的行动，遭到封建家庭的坚决反对。他寒假归国刚一返家，就被祖父痛打一顿，关在家中，三天不给吃饭。这样，再去日本读书的打算也就化为泡影。但他没有被这种压力所屈服。不久，他从好友们那里知道了南京两江师范招生的消息，便又悄悄从家里偷跑出来，连随身的衣物和零用钱都没有带，连夜跑到南京，考入了两江师范学校。一学期后，他又被法律学所吸引，一九○八年九月，他考进了南京法政学馆 (又叫法政讲习所) ，翌年毕业后再考入两江法政学堂，攻读法律专科①。

一九○九年的中国，到处都在酝酿着革命运动，大家心向共和制度，重镇南京的青年中革命气氛尤为沸腾。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比比皆是，议论革命的言论处处可闻。学校的许多教师是留日学生，他们反对封建制度，抨击清朝统治的黑暗，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公开宣传革命和推翻清王朝。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大势所趋的革命潮流，推动着年仅二十五岁的张曙时走上革命道路。恰在这时，同盟会负责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赵北声到了南京。张曙时得知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即找到赵北声，激动地倾吐自己对革命运动的真挚感情，提出参加同盟会的强烈要求。他的要求被批准后，就在这一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革命生涯，积极投身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火热斗争中②。

(二)

张曙时加入同盟会后，负责南京学生界的宣传和联络工作。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紧接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他为这场革命废寝忘食，日夜奔走。他先是赶到江北，策动蒋雁行十三协率部宣告对清独立;接着，奔赴徐州力促张连光举起革命义旗; 后来又去浦口，组织学生军数百人，会同粤、沪、苏、浙等各路起义军围攻南京，打垮了敌人，推翻了旧政权，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在新政权的筹建过程中，他参加了有关工作，并担任司法筹备处的秘书①。

一九一二年夏，原来的两江法政学堂改为法政大学。张曙时为了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便回到政法大学继续读书。大学毕业后，他被江苏省高等法院委为邳县学习推事，第二年成为该县的正式推事。

一九一三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对革命力量实行镇压。一方面，他从山东调张勋部数万人进行“南征”，在打败革命军第三师冷遹部、占领徐州后，又沿着津浦路进兵，攻陷南京，一路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另一方面，又在各地搜捕革命党人。张曙时也受到通缉，但他并没有被袁世凯的这种反动气焰所吓倒，而是坚决地参加到“反袁护法”的斗争行列中去。在山东的潍县、沂州和江苏的徐州等地，他组织和发动了多次倒袁暴动。当孙中山到广州组织护法部队时，他立即赶到广州，参加了护法联军，在护法军总部李烈钧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同时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由于全国人民的齐声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其他反袁力量的共同斗争，终于粉碎了袁氏“黄袍加身”的美梦，推动了革命的发展②。

随着革命势力推向长江流域，张曙时又重返南京，任中华革命党南京支部长。一九一八年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他又参加了国民党。一九二一年底，在老友徐在兹的推荐和师生的要求下，他到南京建业大学任校长。在职的三年中，他克服了经济上的许多困难，关心师生生活，实行民主管理，用师生合议制代替校长的个人独断，受到大家的拥戴。后来，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党员大会，他出席这次会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南京支部长，负责南京的国民党党务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经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孙中山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赋予了三民主义以崭新的内容。张曙时参加了这次大会，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英勇斗争中，深深感到她才是人民事业的领导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推进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把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引向高潮。他也看到了孙中山经历多次失败之后，逐渐确定了正确的政策，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不仅使国民党得到了新的活力，而且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因此，他衷心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大会的有关决议，决心作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信徒” ，为贯彻革命政策，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而斗争。

(三)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也是革命高潮的新起点，全国人民拍手叫好，但遭到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竭力反对和破坏。还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他们就背着孙中山，私自在英芳银行举行会议，策划反共阴谋。有谢持、冯自由、张秋白、刘成禹、茅祖权、邓泽如等四十余人参加。张曙时因不了解会议的反共企图，得到通知后也去了。会议一开始，主持者邓泽如即宣布反共主张，要大家讨论。张曙时尽管毫无思想准备，但一听到反共，就激起极大的义愤，他义正词严地说： “国民党过去多少年总是不能团结，青年分子加入很少，这一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重建党的新生命，有些新分子加入党内来，是最好的现象，不问他什么党，共产党，既一致加入国民党，一致为中国革命而努力，皆是很好的，不可再有分歧的意见。”①他责问这些右派： “在这初次团结中国新的革命力量才开始，党内就闹分裂的意见，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过去多少年的失败，莫不是原因于党内意见分歧，各种私见，弄得步骤不一致，党内不团结所致吗! ”②当张秋白、徐清和等人一唱一和，大放厥词，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据理驳斥，说： “你们总说人家不好，何以俄国革命成功呢?你们主张反共，先破坏革命团结，怎能说人家来破坏你呢?人家如果来破坏你，首先就要你自己努力。总理这次主张改组，就是为了充实革命精神，创造我党的新生命。”③右派们被驳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指责他有“共党嫌疑” 、是个“共产党”④; 还别有用心地推他当 “代表” ，去向孙中山当面陈述他们的反共主张，当即被他严词拒绝。后来，这次反共活动因遭到孙中山的抵制，只好悄悄收场。

国民党一大以后，张曙时依然回南京建业大学。后来因为军阀孙传芳下令要逮捕他，他才去上海，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常务委员，专门从事党务工作。当时的江苏省党部内部，也有左、右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张曙时坚定地站在左派立场上，与右派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左派取得了完全胜利。到一九二五年冬江苏省党部正式成立时，左派已在其中占绝对优势，诸如张曙时、侯绍裘(中共党员)等左派都被选入领导核心。

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不断高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全国已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前夜，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更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也激化起来。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反革命的步伐。除原来的老右派—— “西山会议派” ，公开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反对共产党外。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鼓吹戴季陶主义，策划“中山舰事件” ，抛出“整理党务案” ，使革命遭到了严重困难。在新老右派掀起的逆流面前，张曙时站在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孙中山革命政策的立场上，与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不断促进江苏省党部内左派的团结，并把不反共、推动民众运动和支持北伐军的胜利进军等三大原则，作为大家信守的共同纲领。由于领导核心的统一，不仅打退了右派的进攻，而且还发展了整个江苏的革命形势。为了满足形势的迫切需要，张曙时于一九二七年的春天，专程赴汉口开办江苏省党务训练班，积极培养训练革命骨干。当这项工作走上正轨后，他又以秘书长身份赶回南京，着手筹备江苏省政府的成立①。

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工农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以为时机已到，急不可待地在从江西南昌经九江、安庆到南京的路上，沿途捣毁那些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省、市党部，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到达南京后，更大打出手，又是砸工会，又是包围省党部，张曙时也被拘押起来。一时间，整个南京充满白色恐怖的气氛。面对蒋介石对革命势力的疯狂进攻，张曙时义愤填膺，多次提出要当面质问蒋，揭露其背叛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背叛三民主义的丑恶面目。但蒋介石做贼心虚，不敢见他，只是指使何应钦、王柏龄等人出面应付。张曙时厉声责问：为什么捕我?为什么打省党部，打工会，捕许多人?为什么违反总理的政策而反共①?这一连串的责问，问得何应钦、王柏龄等无言以对，狼狈不堪。本来他还要去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恰在这时碰见了侯绍裘。为了掩护这个共产党的安全转移，他只好暂时放弃原来的打算，寻机一起脱险。在同车去公安局的途中，他俩借口上厕所，车停时，机智地甩开敌人，使侯得以脱险。不幸的是，侯于第二天又被敌人逮捕杀害，他也受到敌人的悬赏缉拿。眼看省党部的负责人一个个被捕，敌人越来越猖獗，在南京已无法久留。他在下车与侯绍裘分手后，就跑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召集省市两党部重要人员开“联系会议”，决定在第二天 (十一日) 再开一个市民大会。当天晚上，他又召集省市两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的代表筹备一切，但会还没有开，就被流氓侦知，捕去了许多人①。这样，他只好将省党部的工作人员一一遣散到上海去，细心布置好秘密工作的有关事宜后，才悄悄去到西门外，雇上一只小船离开，沿长江到芜湖，换上去武汉的轮船。在轮船上他遇到罗亦农和李立三等人，才得知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听到反动派的这些血腥罪行，他的心中燃起怒火，下定决心要与蒋介石斗争到底!

到武汉后，张曙时立即投入反蒋斗争。他着手组织十六省党部的驻汉代表联合办事处，成立左派国民党干部联合机关。在他的主持下，一致决定“反蒋、东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到底。”在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他就江苏情况作报告，具体地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残杀人民的罪行，提出“要请中央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老蒋”问题②，极力推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继续进行国民革命的明确态度，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

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加紧干涉和蒋介石军队的包围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动倾向迅速增长，汪精卫集团的公开叛变日益迫近。在这反共形势空前紧张的严重时刻，张曙时为了作出最后的努力，亲自去找汪精卫。他尖锐地指出： “总理所决定的联共政策，无论如何不能违背，宁汉不可合作。如果违背总理政策，宁汉合作反共，中国革命与国民党革命就完了! ”他针对汪关于“现在不分共有什么办法”的谬论，驳斥道：“蒋介石走反革命的路，与北洋军阀一样，你与之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合作就断送国民党革命的使命，不是你太对不起总理吗?”他告诫汪精卫要“慎重考虑，切不可违反总理的主张才好! ”①但所有这些忠言都遭到了汪的无理拒绝，随之而来的是召开“分共”会议，封闭群众革命团体，不久又在武汉地区进行疯狂大屠杀。武汉这个革命中心变成了反革命的基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先后叛变革命，使张曙时陷入深深的苦痛之中，同时也推动着他去寻找真正的革命舵手，探索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四)

正当张曙时眼看武汉局势日益恶化，因自己无能为力而苦恼的时刻，作为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的共产党负责人之一的谭平山约见了他。当谭问到他对形势的看法时，他明确地表示： “我不主张宁汉合作来反共，国共分家，两败俱伤，革命就受了很大损失。”谭告诉他说，我们党“要到江西去，从新再来一番”。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兴奋，当即回答说： “我赞成你们的办法，我愿意一同去干，不愿意与蒋介石合作! ”②这简短而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一个老革命战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拯民救国。

张曙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在抓紧结束武汉党训班工作后，于七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乘轮船到九江，参加共产党召开的有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定，他和其他人一起，于二十八日到达南昌，参加了八月一日举行的南昌起义，并在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兼任党务委员会的主席①。

南昌起义后，根据前委决定，张曙时随总部大队一起，于八月五日撤离南昌，起义军南下，于九月下旬到达潮汕地区。在行军转战的日子里，他同广大指战员一样，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经历着种种困难，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部队在广东的揭阳流沙、海陆丰失败后，他根据组织关于一部分人分散出去的决定，从一个海口雇民船到了香港。

党组织十分关心张曙时在流亡中的生活困难，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还通过韩麟符 (共产党员，后叛变) 送给他一百元用费，以解决暂时困难。党的亲切关怀，使张曙时深受感动。他很了解当时的处境，更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为了更好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当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后，就与徐以新一道赴上海作准备，等候党的出发通知。

出乎意料的是，当他到达上海后，由于国民党残酷镇压革命，白色恐怖空前严重，不仅乘船去苏联发生了问题，而且与党组织的联系也突然中断了。这对张曙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心情沉重，苦闷异常，不知如何是好。自此，他改名刘和斋，闭门不出，不与任何人来往通信，即使过去的老朋友到沪找他，除少数感情较好外，均不接见。有些“好心人”趁机多次劝他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说，这样做既能使国民党取消对自己的通缉，又可以到南京去做官，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对此，他不屑一顾地说： “国民党现在握党权的人，连自己的同志都弄不清楚：还成什么党呢?”①对于那帮踏着人民的尸骨爬上统治宝座的家伙，他尤其鄙夷和痛恨，指出他们连“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党的总理所确定的革命政策，什么是革命，一点皆不懂，皆是些吃党饭当党官的无赖分子，把革命的党弄成反革命，来冒充总理信徒，窃夺军政党权，连革命同志与革命的朋友皆不要了，而且用极野蛮无耻的手段来残害，我无论如何，不能与他们站一条线，更谈不到做他们的官的话!”这些话语大义凛然，铿锵有声，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他还郑重宣告： “我还要继续我的革命事业。他们如捕杀我就算了，不然，我坚持我的主张，革命到底，一定要打倒这些反革命的东西! ②”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挑战，也是对人民事业的钢铁誓言。有个别的人仍然企图劝他回心转意，说什么 “你在党内数十年来吃苦也不少了，现在算是革命成功”，“我们老同志如见有不对的地方，应当到党内谋改，不要任性” 。张曙时立即反驳说： “这不是任性不任性，是革命与反革命问题” ，“现在南京是反革命的政权，我哪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 “哪个肯到南京去，当反革命政府的走狗呢! ”③把这说客驳得面红耳赤，悻悻而去。

但是，情况是复杂的。不久，谭平山又去找张曙时，劝他出来活动，说： “国民党左派分子还是你出来领导，团结起来，做一做左派国民党的组织工作，这是目前需要的事。”①他感到这些话有道理，就鼓起精神，邀约邓初民、朱蕴山等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十余人，开过三次会，取得大体相同的意见，决定用国民党左派联合会的名义，开始组织执委会，负责联络国民党左派，在各地发展组织。这对孤立蒋介石反动派和汪系改组派，团结革命力量，曾起了积极的作用。经过了几个月时间，这个组织有所壮大，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这时候，又有人提出将组织另改其他的名称，组织新的政党，即第三党，并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张曙时则表示反对。他明确地指出： “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既背叛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担负中国革命任务才有前途。”至于小资产阶级，他说：“是有动摇性与不彻底性，不可能来担负这个任务。”②由于他不赞同再组织另外的党，便立即退出“国民党左派联合会”。此后，他就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读书，致力于革命基本理论的研究，结合总结自己过去的斗争经验，等待时机，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一九三一年，正当张曙时暂时闭门读书的时候，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妄图征服整个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紧接着，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在这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一方面是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 政策，“听其侵入” ，乞求“国际联盟”的调解，并命令数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让地千里; 一方面是共产党的坚决斗争，事变的第三天就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之后，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加紧领导和发动群众的反帝运动，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坚决打击的主张。事实再一次教育了张曙时：国民党政府是民族利益的出卖者，只有共产党才是国家的希望，才能救人民于水火，完成革命的任务。他觉得，作为一个立志终身献给革命事业的战士，就要加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后来他在延安整风中解剖自己的入党动机说： “我根据过去多少年的经验与教训，考虑好久时间，决定在日本的侵略下，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要致力于这种革命运动，一定要加入共产党，才不致走错了路线”;并“愿以牺牲一切的精神，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于是，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抗日反蒋的洪流，积极参加上海的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支援义勇军组织，发动请愿示威; 同时，更加急切地寻找共产党组织。

就在张曙时历尽艰苦，为找党而苦闷的时候，一九三二年初的一天，他在路上偶然碰见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好朋友邹铭三，随即邀请至家。在相互交谈中，感到很投机，深得他的信任，便对邹倾吐了自己多年来希望加入共产党的迫切心情，请邹设法转达这一强烈要求。不久，党就派人来找他谈话，并由邹铭三、王学文两人介绍，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张曙时虽已年过四十七岁，但仍象年轻人那样激动，心潮汹涌，久难平静。

(五)

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张曙时生活中的一个根本转折点。自此，他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信心十足，干劲倍增，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火热的战斗。

他根据党的指示，首先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利用自己原来的身份，活动于各抗日救国派别与团体之间，促进抗日义勇军的团结和发展。一九三三年春，北方各地的抗日武装先后发展起来，需要加以联络和组织。他便主动提出去那里工作的请求。经党的批准，他离开上海，先到北京接上关系，根据当地党的指示参加文协，通过这个组织的活动，为抗日救亡运动积极筹捐活动经费，然后与东北军有关系的万肇青、徐伯阳联络，并亲自到河北曲阳县，直接做驻该地的东北军的工作，发动他们起来抗日。在开展这一工作的过程中，他发现曲阳的农民和学生有抗日的要求，就抽出时间，深入到农民和青年学生中间，耐心宣传抗日形势，讲解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由于他的努力，曲阳县终于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这支武装，到七七事变时，发展到一个营的规模，推动了该县的抗日运动。张曙时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妥协投降派的注意，驻保定的宪兵第三团几次追捕他，终因他的机智才得以幸免①。

不久，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将领方振武所部，由山西开到河北定县，举起抗日救国军的旗帜。张曙时根据北方党组织关于做抗日军队统战工作的指示，立即赶到那里与方见面，热烈赞扬方在困难当头时所采取的爱国行动。同时他又劝方不可孤军奋斗，为了团结更多的爱国力量共同抗日，应当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合，协同行动。张曙时的这些真诚劝告终为方所接受，但方又担心冯玉祥不欢迎而下不了决心。为了疏通冯与方之间的关系，促进各种抗日力量的汇合，张曙时又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赶到张家口，做冯玉祥的工作。他对冯说： “你俩共同负担抗日同盟军的责任，大家一致为中国民族生存而斗争，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过去的个人意见现在不谈了，如果现在不能合作，就要失败，或者被蒋介石与日本勾结起来所消灭，抗日也抗不成，中国就亡了国，还讲什么呢?”①张曙时的这些分析，深为冯玉祥所信服，不仅打消了冯对方的疑虑，而且也取得冯对他的敬佩，认为他富有才学，为人直爽可信，便委他为冯军司令部的顾问。

一九三三年五月，方振武和吉鸿昌两支部队在河北定县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师大会。会后即开始行动，沿唐县、涞源、蔚县、灵丘方向进军，到达了张家口，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师。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于五月二十六日宣布组成，并通电全国 (当时称为 “五二六” 事变) 。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与吉鸿昌分任第一军、第二军军长，从而大大壮大了抗日的力量，振奋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到了这时，方振武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张曙时的了解，又聘请他为方军的高级顾问。张曙时利用自己身兼两军顾问的有利条件，为加强抗日军队的团结，宣传抗日、提高士气，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日同盟军组成前后，党组织动员平津、内蒙、陕西等地的共产党员及抗日青年云集张家口市，在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下，在党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察省 (后改为华北)民众抗日救亡御侮会，做发动和团结抗日群众的工作。“张曙时同志是这个团体的支持者之一，常在会议上发表演说，会下个别谈话，激发大家的抗日斗志，很受尊重”①。

但是，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蒋介石为了破坏、分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面勾结阎锡山，以少给弹药和物资施加压力，通过南京国民党政府用高官厚禄为诱饵，“收买了抗日同盟军中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从中分裂出去，并暗中挑拨冯玉祥与其旧部的关系”; 一面调集十六个师、约二十万兵力，对同盟军进行军事威胁，同时封锁白国至柴沟堡之铁路交通，断绝全国人民对同盟军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不得不于八月九日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离开张家口，解甲归田”②。紧接着，冯一春、庞炳勋等顽固派的部队开到张家口，大好的抗日形势因之骤变。“党的前敌委员会和吉鸿昌、方振武将军决定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将部队和抗日御侮救亡会人员集中起来，撤退到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县一带，改为抗日讨贼军，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将军分任正、副司令，张曙时随方部的第六师行动。这支抗日部队沿察、热两省的边界向河北方向前进，准备与冀东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沿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阻截，只得且战且走，几次突破敌人包围。当方部转战到北平北面潮白河一带时，在日本侵略军和何应钦中央军的夹击和空军的轰炸下，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至此，抗日同盟军宣告失败。”③

在抗日讨贼军被围攻的时刻，张曙时以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挺身而出，激动地对部队说： “我们是共产党的革命武装，绝不能任敌人来缴械，一定要把革命精神与勇气振作起来，冲破这个难关才有出路! ”在他的号召下，当即有一百多人起来响应，决定冲出一条血路。但在准备夜间突围的过程中，他因几日的饥饿和疲劳，在昏迷中走错了方向，误入敌人的防线而被俘，拘留了大半天。在解往师部途中，他通过对押送士兵做工作，给以钱物，才脱险返回北平①。

失败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只能激起更旺盛、更坚定的斗志。刚回北平不几天的张曙时，又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前往河北南部做当地驻军冯玉祥旧属十六师的工作。到冀南后，他想在做好师长张涧石的工作的基础上，逐渐掌握这支部队，再通过这支部队的力量，去发展民众的抗日游击队。殊不知张涧石口是心非，表面上装做同情抗日的样子，把张曙时为抗日所辛苦筹借的四千元活动经费窃为己有后，就把他监禁起来，企图进一步谋害。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他经过赵醒汉的帮助才逃脱虎口，辗转返回北平。可是刚到北平，又被张涧石等告密，国民党宪兵包围了他的住所。幸亏他当时未在住处而脱险。北平无法立足，他只好去天津，但该地仍是敌人密布，也难以久留②。后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他同原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负责人柯庆施一道，于一九三四年重返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六)

一九三五年初，四川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红军已紧逼川南各县，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发展迅速; 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为名，派了自己的大批嫡系部队涌入四川，引起了四川各派军阀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为了在川东的云、万一带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配合长征红军在四川的活动，加深反动营垒的分裂，上海中央局特科又派张曙时前往四川。临行前，还将在上海的吕一峰 (共产党员) 、傅春吾两个人介绍给他。傅是老同盟会员，我党的同情者，在四川的军阀中颇有影响。党组织请傅随同张曙时前往，以配合他开展工作。

张曙时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从沪动身，溯江而上，越楚汉，过三峡，到达了四川万县。他按原来的计划下船，经过了解，得知当地的武装暴动已经举行。由于准备不充分，起义失败，队伍也随之散去①，再在万县组织武装暴动已不可能。这种意外的情况并没有使远道而至的张曙时灰心。他接着又乘船前往重庆，准备在那里住下来，利用傅春吾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做情报工作，并打通与红军的联系。

初到山城，人地两生，开展工作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地方党被严重破坏后，党员也纷纷疏散，无法接通关系。他虽曾想出一些办法，也难以实现原来的计划，但他还是尽力活动，在傅春吾老先生的帮助下，一边搜集有关的情报，一边去与那些从前方回渝的川军军官接触，给这些人陈说利害，指出他们去与红军打仗，不会捞到什么好处，与其损兵折将，徒拚消耗，倒不如休战后退，保存自己的实力。否则，蒋介石军事势力入川，就有地盘被其侵占，川军被其消灭的危险。他的这些工作，对瓦解军阀部队的斗志是起了作用的。

为了有系统地开展党的工作，打开新的局面，张曙时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认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大敌当前，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各阶级、阶层 (包括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在内) 正在起着变化，有转向抗日的可能; 随着中央军的涌入四川，蒋介石集团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必将产生和发展，这就可以利用矛盾，推动实力派转向抗日立场，支持群众的救亡运动，从而发展革命形势。基于这种对当时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张曙时决定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特别是做好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推动上层人士参加抗日，发展整个抗日的形势。

当时的四川，大小军阀很多，其中以刘湘的力量最强。刘湘投靠蒋介石后，依靠蒋的军力与政治上的帮助，取得了战败其他军阀的胜利，势力又进一步扩大，并被蒋委为四川省主席兼川康绥靖督办，掌握四川的军政大权。尽管刘湘实行反共投蒋政策，但蒋军的入川，蒋介石通过分化四川各军阀而各个消灭异己势力，以达到“四川中央化”的阴谋逐渐暴露，特别是“党化四川”的加紧进行和“省府迁成都”的正式提出，使刘湘对蒋感到恐惧。为了具体了解其中的真情和刘的态度，张曙时动员傅春吾去访问与刘经常接近的当地著名绅士卢子鹤，从卢那里得知“刘湘财产及商业皆在重庆，地理形势重庆也比成都好，不愿省府迁成都，可是蒋逼迫又非迁成都不可，正在烦闷的没有办法”①。张曙时认为这个情况十分重要。他判断借此就可以打动刘湘，替刘湘找到一条出路，进而展开我党的上层统战工作。于是，他借用与刘湘有交往的傅春吾的名义，给刘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严重危险，抗日势力的普遍发展和四川在将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劝告刘湘“应当确定因立新时代的需要与远大计划，才有光明前途。从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经济各方面来一个新的布置，以抗日为中心的号召，造成四川为中国抗日政治的中心”。为此，就应该“把省府迁到成都，脱离中央势力的压迫，与四川各军联络起来，共同保卫四川”，“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才可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与响应”②，张曙时的这种深刻的分析，引起了刘湘的重视，立即派其亲信甘绩镛找傅春吾，表示十分感谢，并要求傅以后“常常赐教”。这封信，促进了刘湘下决心脱离蒋介石的挟制，也使刘从中受到抗日宣传的影响。

恰在这时，张表方 (即张澜)来到重庆。张是刘湘的老师，深为刘所敬重。张曙时原与张相识，就又通过他去做刘湘的工作，当面劝刘站到抗日方面来，并向刘申说要抗日，就必须反蒋。因为蒋介石一面对日妥协投降，一面千方百计在四川扩充地盘、吃掉全川的地方力量，其用心险恶，不可不防。为此，只有高举抗日的旗帜，保护爱国抗日的群众，联合一切爱国抗日的派别，与蒋介石的控制野心作斗争，才有自己的光明前途。当时的成都，虽为七个军阀所割据，但在反蒋抗日的旗帜之下，是可以联合起来的。经过以上这些工作，触动了刘湘的思想，终于下定决心将省政府迁到成都，全川的政治中心也移向那里①。

不久，张曙时因病在重庆住了三个月。恢复健康后，为了继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推动刘湘转向抗日方面，他又利用吕一峰和蔡羿公 (当时均为中共党员) 的关系，前往成都。到蓉后，由蔡接去，安排好住处。后经陈克勤 (后改名陈倦曦，中共党员，在上海时即与张认识) 通过杨子昆 (陈的同乡人，民本体专副校长) 的介绍，到民本体专担任语文、历史等课程的教学②。

自此以后，张曙时在公开身份的掩护下，积极而有计划地开展对刘湘的争取工作。首先，他通过黄子谷 (当时的岷江大学教授、中共党员，与刘湘有交往) 去找刘湘交谈，鼓动其抗日热情。为了收到更好效果，在张曙时的主持下，事前召开有黄 (子谷) 蔡 (羿公) 参加的会议，共同商量了谈话的内容和方式，确定谈话要针对刘感兴趣的问题，诸如：怎样治理四川，怎样联合好抗日的派别，如何对待蒋介石的控制等等，以引起刘的注意，其次，加强对刘湘的亲信人物的联络。他通过黄子谷、郭秉毅等渠道去接近黄秋侠这类刘湘手下的核心人物，分别做工作，提高他们的认识，再通过这些人去影响刘湘。第三，促进进步分子的团结。刘的下属中有一批进步人物。这些人极力帮助刘湘励精图治，想造成一个新的局面。他通过广泛的工作，促进这些人的相互合作，教育他们提高警惕，不要上右派投靠蒋介石集团的当①。一九三七年八月，为刘湘所倚重的郭秉毅被吸收参加我党后，他就直接领导郭去做刘湘及其下属的工作，不仅使刘逐步转向抗日方面，而且也与我党建立起了直接而密切的关系②。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的形势下，日本商人和间谍分子纷纷涌进成都，进行各种非法活动。为了庇护这些活动，日本政府除暗地在成都的大川饭店设立机关外，还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向南京政府要求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派岩井英一为总领事。对此，蒋介石集团已经允许。刘湘对此也脚踏两支船，与日本暗有来往。为了粉碎日本的企图，推动刘切断与日的联系，站到抗日立场上来，张曙时在动员群众公开反对日本要求的同时，又通过郭秉毅等给刘湘做工作，反复讲清日寇势力深入四川腹地的严重危害，促使刘坚定拒日的态度。八月二十七日，成都爱国群众发动了反对日本在蓉设领事馆的示威运动，连军警和群众共两千多人开到了大川饭店内，在群情激愤之下，打死、打伤日本人各二人，捣毁了专卖日货的商店。“大川事件”发生后，刘湘受到南京政府的责难，感到难以处理，就通过黄求助于张曙时。张曙时说：这件事是因日本侵略中国而引起的群众爱国行动，是“偶发事件”，主要责任要由日本人负。政府从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出发，当以地方事件来解决。同时，把打死的日本人埋葬，打伤的给以医疗费后送出川境③。刘湘听从了这一建议，当即以此电复南京当局，从而结束了这一事件。“大川事件”的胜利，挫败了日本政府的阴谋，使四川人民扬眉吐气，进一步激发了抗日热情; 刘湘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加强，从而鼓起刘联合四川各抗日派别，充当四川抗日领袖的雄心。刘在一次讲演中公开宣称： “蒋介石不抗日，我们要抗日! ”①表明了刘因此事的解决而在抗日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这一事件的处理，显示了张曙时卓越的政治才能。

西安事变发生后，刘主动提出要与成都地区的共产党负责人见面会谈。张曙时经过周密考虑，鉴于当时复杂的局势和尔后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没有同意。但是，他仍以积极的态度表示了对刘拥护抗日的赞扬和支持，使刘湘也感到满意。之后，刘又派出自己的代表，带上张曙时写的介绍信件，前往西安与我党代表接洽，直接会见了周恩来，表达了对我党的友好态度和对抗日事业的诚意②。

张曙时在极力打开上层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又以很大精力深入下层，着手发展群众运动。他利用在校教课的有利条件，经常向学生宣传全国各省学生救国运动的浪潮，说明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的民族危机，唤起大家的民族热情，受到师生的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一批思想进步、抗日热情高涨的骨干分子形成了。然后，他又通过这些骨干力量去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半月刊《力文社》。在这个刊物的影响和指导下，许多教师和青年又发起组织救亡会，创办了《建设晚报》、《妇女周刊》 (后改为《妇女呼声》)。自此，在各方面革命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四川抗日团体日渐增多，宣传抗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形成了一派空前活跃的抗日救亡的大好局面。

为了巩固和发展全川的抗日形势，张曙时一面积极支持与推动成都地区的抗日工作，另一方面又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再去重庆了解情况，指导当地党员积极建立类似“民先”的救国会组织，掌握合法团体，进行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救亡运动，并责成刘传茀加入救国会，与漆鲁鱼合作。自此，重庆救国会及其所属秘密学联、秘密职青救、秘密文救会、秘密工救会，都根据张曙时的指导精神，按“民先”的形式建立起来，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所开展的各种运动，如纪念鲁迅大会，声援救国会七君子的“入狱运动”，拍卖走私日货运动，四川大旱中的救灾运动，一直到七七事变后的抗日大宣传活动，都成为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张曙时返回成都后，时刻关心着重庆的工作，经常给刘传茀等人写信，及时将党的有关文件秘密送去，进行工作上的指导;张曙时对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也很重视，甚至让党组织的负责人亲自带上有关材料到成都，当面汇报情况，进行认真的审查①。

随着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对抗日运动的仇视和压制也更厉害。为了击退这股逆流，张曙时通过郭秉毅等人给刘湘做工作，说明各群众团体都拥护刘的抗日主张，劝刘与之联系。由于此时刘对群众救亡运动采取欢迎态度，就指派郭经常与各群众团体接洽。这样，群众运动因有刘的支持，得以顺利地发展。各个救亡会成为各界救联会的扩大组织，由秘密走向公开的活动。由张曙时等创办的《建设晚报》，还得到刘湘每月四百元的津贴，群众救亡团体每月也有一百元的经费。四川国民党省党部见势不好，企图进行镇压，把群众的抗日行动诬蔑为“共党分子捣乱”，送出公函要省政府禁止或封闭各抗日刊物。张曙时得到这一消息后，为了抢在顽固派动手之前，立即派人给刘及其下属做工作，鼓励他们不要低头让步，使刘顶住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在省务会议讨论封闭抗日刊物一事时，刘湘大加反对，置省党部的公函于不理。与此同时，张曙时还派人去安慰那些民众救亡团体，劝他们注意方法，“不要做得太红了，使国民党害怕”。

鉴于四川地下党自一九三五年遭到大破坏之后，没有下层组织的基础，开展党的工作非常困难，张曙时除了大力开展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外，又致力于党的组织建设。他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去考察和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队伍。熊复回忆说：当时“张老 (曙时) 根据中央的指示，一面做上层统战工作，一面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由他一个一个地吸收，够了三个就编成一个小组” ; “张老对我进行了审查，并在他的亲自监誓下，吸收我入党。”①从一九三六年八月起，先后发展了周源江、吴均、林露、郭秉毅等入党，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一九三五年四川省委被破坏以来的第一个基层党小组②。之后，还在学生和教师中吸收了十余名党员③。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张曙时又要刘传茀在重庆积极发展党员，特别要注意在各抗日团体中吸收经过考验的骨干分子入党④。

对于新发展的党员，张曙时总是耐心进行教育，注意提高他们的觉悟，增强斗志。除了入党时的亲自谈话外，还经常给以勉励。周源江入党不久，他就写诗激励： “天将明的黑暗，不久就要过去了。在这朝雾尚弥漫天空的征途，不问男女老幼，携起手来前进前进，奔到我们光明世界。”在日寇步步进攻我国的危亡关头，他又向新党员赠言说： “黑暗的世界，已接近透明的曙光：无情的血腥的炮火，已惊了被压迫的人们，群起向敌人作最后的抵抗。这时候不必说老少无用，更不必留恋甜蜜之乡! 我们要铁一般的团结起来，消灭那吃人的魔王，争取我们的真正自由与解放，自由之花，才能发挥它万丈的光芒! ” “我们欢迎觉悟分子来团结在一条战线上携手前进，同时还欣庆先觉者握携后觉者，足以促成社会推动力的发展与扩大。”①他的这些热情的鼓励与鞭策，对刚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新战士来说，既感到非常温暖，又使其充满了前进的力量。

除了上述的紧张工作外，张曙时还致力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用革命理论武装党员和群众。据熊复回忆： “张曙时曾派他同《四川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杜桴生同志联系，从他那里取得由报社印刷的列宁的著作，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怎么办? 》等书，通过我认识的祠堂街几个书店的店员，暗中发售。”在回家之前，“张老又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把几万本列宁著作运到重庆，交给漆鲁鱼和刘传茀同志。”②

为了进一步确定地下党在抗日新形势下的任务，张曙时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离开成都，取道汉口回延安，直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经中央研究，决定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重返四川，继续开展秘密活动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而将上层的统战工作交由李一氓负责。

当张曙时从延安赶回四川时，已经是七七事变后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底了。在全面抗战形势的推动下，刘湘提出了“对外抗战，对内建设”的口号，并拟定出建设四川的三年计划，四川民众动员委员会也宣告成立。于是，张曙时根据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活动于各抗日组织之间，扩大抗日团体，培养和提高进步分子，发展党员。同年冬，邹风平、廖志高抵蓉，成立四川省工委，张曙时是委员之一。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决定分别建立川东和川康两个特委时，他除任川康特委委员外，还兼任统战部副部长职务。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活动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对抗日更加动摇，对在抗战中日益强大的我党力量更加仇恨，到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年春，发展为大规模武装进攻，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于一九四○年三月在成都制造了 “抢米事件” ，逮捕我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党员车耀先等和其他一些爱国人士。对此严重形势早有戒备的邹风平、程子健、张曙时等川康特委的负责人在处理好应变工作后，立即疏散到成都郊区，使猖狂的敌人多次搜捕扑空。随后，张曙时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于是年六月转移回延安，从而结束了近十年的艰苦地下工作。

(七)

张曙时回到延安后的一段时间里，“因当时的领导干部很多，暂时没有安排工作。他总是抓紧时间读书，连晚上也不休息”①。之后，他担任了西北中央局的统战部副部长。

从一九四一年底开始，张曙时根据党的需要，进入了法制战线，从事人民的法制事业，直到一九五五年，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法制室主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院长，西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为人民的法律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张曙时在学生时代就喜爱法政专业，具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加上党每年的教育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他深深懂得执行革命法律，维护人民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在法制岗位上总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从来不搞特殊。为了做到判案无误，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经常深入实际，注意调查研究，弄清各种复杂的情况，把案情搞准。在他主持西南分院工作期间，案件很多，桌子上的卷宗经常堆积如山。他每卷必看，“事必躬亲”，即使看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也不马虎半点。领导和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仍坚持搞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便于及时检查，他规定所属科室一律都要写出周记。他再忙也要一一阅查，指出不足，以利改进②。

人民的法律，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就要执法人员不徇私情，切实做到“执法如山”，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张曙时正是这样的英勇战士。还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他就对康生等人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提出过批评，指出：有问题就让人家自己讲，或者多做调查工作，硬逼硬压是搞不出什么真实东西来的①。尽管他曾因此受到责难，但后来党还是肯定了他的正确意见。

一九五二年发生的“李民案件”，对张曙时来说是一次严重考验。李民原是我军的一个干部，已在抗日战争期间结了婚，并有两个小孩。李随军南下到贵州省一个县当县长时，又在该地结婚，犯了“重婚罪”，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新婚姻法。后来，李的原妻带上孩子到西南分院告状。张曙时接到这一案件后，亲自听取双方的陈述，了解情况，分析案情，对李进行批评教育。尽管李参军较早，曾有功于革命，但触犯了法律，他便根据新婚姻法的有关条文，判了李民二年徒刑。李犯不服，加上个别负责人从中支持，但张曙时仍坚持法制原则，毫不动摇，报经最高法院复议，仍然维持原判②，因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称赞。

自一九五五年起，张曙时从政法战线又转到统战工作方面，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这时，他的心脏病和气管炎相继复发，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但他以“老骥伏枥”的精神，继续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张曙时从多年的统战工作中深知，各爱国党派和爱国人士，在过去的年代都曾为人民做过好事，有过功劳，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就要把党的政策带到他们中间，温暖他们的心，动员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以普通一兵的态度与爱国人士交朋友。开会时，他同民主人士坐在一起，共商国家大事; 平时，他总要抽出时间登门拜访，和老先生们促膝谈心，交换各种意见。他那耿直豪爽的性格、平易近人的态度，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①。在生活上，张曙时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还在延安时期，他就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经常下地劳动，带头交公粮，还总以“应持粒黍辨，方免游瑕侵”②自勉。党中央在困难的情况下，对包括张曙时在内的“十老”及一些年高体弱的老同志曾作出给予特殊生活照顾的有关规定，他总是感到不安，时时自省。进入大城市以后，党对老干部的一些物质上的照顾，他总是多方推谢，连配给他的小轿车也不轻易使用，更不准家人借机享受。他的家里陈设简单，饭桌上只有清淡的菜肴。他常用过去斗争的艰苦事例来勉励自己和教育孩子们。当孩子在身边时，他总是提醒他们“要节约用钱”，要“谦虚谨慎，不骄傲，不自满，处处学习，时时进步”; 当远在别处时，又一再写信，指出：“世界上的事，统由吃过苦头才晓得是不容易来的，尤其是革命事业皆是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创造出来的胜利，这个真理时刻不要忘了。”③

张曙时很早就参加革命，对革命事业有贡献，但他从不居功自傲。直到临终前，还想到自己的缺点，努力保持晚节。一九七○年他在写给一位老战友的信中说： “我自一九三五年到北方，又到四川，前十几年里多半做地下工作，解放后由北京又到四川来，已二十多年，没有离开此地”。“青春不再来，现已白发苍苍”，虽 “私心可告无愧”，但“小毛病还是很多的，希望你老朋友给我指导，以便改正，好保持革命晚节”①。

张曙时从一九六五年起，病情不断加重，经常卧床不起。即使如此，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时时不忘党的事业。即便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虐的日子里，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也没有丝毫动摇。一九六七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马列主义决定成功，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要实现”②。这发自肺腑的心声，表达了张曙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必胜信念! 一九六八年，在林彪炮制的“一号命令”下，他被迫转移到南充，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于忧愤中逝世。

注释

①张曙时《自传》。

①②张曙时《自传》。

①②③④张曙时《自传》。

①张曙时《自传》。

①②张曙时: 《关于“四一二”期间去江苏情况的报告》(1927年4月27日),载《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第334—3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②张曙时《自传》。

①张曙时《自传》。

①②③张曙时《自传》。

①②张曙时《自传》。

①赵醒汉: 《回忆河北曲阳县的抗日斗争》 (1968年7月)。

①张曙时《自传》。

①②③安法孝: 《回忆张曙时同志在抗日同盟军的一些情况》 (1982年4月);参阅王杰之、梁一鸣的回忆材料(1982年5月)。

①张曙时《自传》。

②参见张曙时给赵醒汉的信(1967年10月30日)。

①张曙时《自传》。

①②张曙时《自传》。

①张曙时: 《我在四川进行统战工作的回忆》(1959年8月20日)。

②周源江、黄子谷的回忆。

①韩天石、林蒙、周源江的回忆。

②③张曙时《自传》。

①张曙时《自传》。

②张曙时、黄慕颜的回忆。

①刘传茀: 《关于张老在重庆的一点情况》(1980年8月11日)。

①②熊复在四川在京老同志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81年8月22日) 。

③周源江、吴均的回忆。

④刘传茀: 《关于张老在重庆的一点情况》 (1980年8月1日)。

①刘传茀: 《关于张老在重庆的一点情况》 (1980年8月11日)。

②熊复在四川在京老同志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81年8月22日)。

①王定国: 《我所知道的张老情况》 (1982年6月30日)。

②朱绪煌: 《我给张老当秘书时的一些回忆》 (1982年5月)。

①王定国: 《我所知道的张老情况》 (1982年6月13日)。

②吴均的回忆。

①朱绪煌: 《我给张老当秘书时的一些回忆》(1982年5月)。

②《怀安诗社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张曙时: 《给张蓉的信》 (1970年2月22日)。

①张曙时: 《给长林的信》(1970年1月7日)。

②张曙时: 《给赵醒汉的信》(1967年10月30日)。

中共人物传 张曙时人物传,张曙时生平事迹,张曙时评价

中共人物传 张曙时人物传,张曙时生平事迹,张曙时评价

中共人物传张曙时人物传,张曙时生平事迹,张曙时评价

中共人物传张曙时人物传,张曙时生平事迹,张曙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