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邓发人物传,邓发生平事迹,邓发评价

Posted 2022-05-07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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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邓发人物传,邓发生平事迹,邓发评价

邓发，书名邓元钊，乳名八仔。省港大罢工时，改用邓发这个名字。

一九○六年三月七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城西榃石塘村，即今广东省云浮县附城公社榃石塘生产队(又叫邓发村)。父亲邓兴盛务农，又曾当过杂工、店员，母亲欧氏，是个农村妇女。兄弟姐妹共十人，邓发排行第八。

少年时代

邓发的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书，会写会算，对子女教育严厉。要求儿子知书识墨，规定他们每天劳动后晚间必读书二小时，不得违背。母亲出身于小商家庭，讲究礼节，性情善良，诱导子女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对儿子思想发展有良好的影响。

由于家境清贫及父母的严厉教育，邓发自幼就很懂事，喜爱读书。他的记忆力强，在哥哥的带动下，四岁就能背诵《三字经》等书。八、九岁时，他向父亲要求入学读书。可是，因家境困难，父亲无法满足其要求。他九岁那年，全家因生活所迫，迁到开平县水井墟古劳村务农，邓发经常跟随哥哥上山砍柴和从事力所能及的农活。后来，由于水土不服，他父母和哥哥几个主要劳动力都得病，年仅十岁的邓发就负起照顾病人，料理家务的担子。由于家计无着，举家又被迫迁回云浮。回老家后，邓发一面做炮竹手工，挣点工钱，帮助家里维持生活; 一面进村里的私塾读书。

一九一七年夏天。邓发入东明小学插班读完二、三年级，后又转入城西小学读四年级。他勤奋好学，学业成绩名列前茅，四年级结业时，获全级第一名，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许。他又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五四时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并在街头演活报剧。

在工人运动的暴风雨里成长

一九二一年，由于家里生活困苦，邓发被迫离开学校来到广州，在东区公安局当勤杂，两个月后转到西湖路公益祥旅店当茶房。他为人诚实、勤劳，服务态度好，甚得客人喜爱。在旅店的来往住客中，他认识了海员工人领袖苏兆征。

是年冬天，他又从广州到了香港，依靠其五哥的关系，在测鱼冲太古船坞一洋人家当杂工、厨工，后又到过大洋轮和英国驻港兵舰当厨工。挨骂、受累和担心被解雇的生活，使他对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和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现象，感到极为不满。但是，当时他还不能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后来，在苏兆征等的教育影响下，他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参加了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在工会里他不仅熟悉了近代工业的工人，还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受到了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一九二二年，香港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国海员大罢工。在罢工期间，他积极参加海员工会的工作，联络各个工会，加强工人团结，成为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活跃分子。白天他为工人利益到处奔走，晚上到英文夜校学习，还挤时间学习汉语文学，博览各种书籍。他特别喜爱阅读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等军事书籍，常常到深夜还手捧书卷，专心致意地看着划着。这种孜孜不倦地学习精神，为他后来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一九二五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在我党的领导下举行省港大罢工，支援上海工人和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

六月十九日，香港的中国工人发出“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英勇呼声，举行了总罢工。香港当局用紧急戒严和封锁来对付罢工，引起罢工工人的愤怒。罢工工人不顾帝国主义的破坏，纷纷离港回到广州。

六月二十三日，回到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十万人举行盛大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帝国主义水兵开枪扫射，造成了“沙基惨案”，更激起广州、香港人民的义愤。六月二十九日，在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等领导下，香港罢工工人达二十五万，并有十三万工人陆续撤回广州。邓发同罢工工人一道回到广州。

七月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加强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广州、香港两地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在会上选举了以海员工人领袖苏兆征为首的领导罢工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之上，是由工人中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邓发被罢工工人选为代表，并参加罢工委员会工作，先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后在罢工委员会下设的宣传学校学习，在宣传部属下的宣传队任小队长，经常根据罢工委员会发出的《宣传大纲》的要求，同宣传队员一起在街头演讲，演活报剧，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向民众宣传爱国主义，宣传省港大罢工的意义等。宣传队还到郊区农村向农民宣传，邓发曾带领宣传队回老家云浮宣传和演出，深受群众的欢迎。

这一年的九、十月，由苏兆征介绍，邓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支部组织干事。

十月，广东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此时，邓发任西业总工会常委兼支书，积极参加支援东征。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邓发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负责支援北伐战争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广东的反革命派也于四月十五日在广州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搜查革命的职工会等群众组织，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的领袖被杀害，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这时，邓发住在罢工委员会的宣传部，他迅即处理好党的文件，布置同志们转移，自己又机智地避开了敌人的搜捕，并留在广州，担任广东油业工会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统治的险恶环境下，他遵照党的指示，领导工人进行新的斗争。在革命转向低潮时，他坚定、沉着，学习写画，以掩护其工作。

党的“八七”会议后，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行动委员会，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总指挥。邓发同周文雍、杨殷、陈郁等积极参加起义的策划、发动和组织工作。行动委员会建立后，很快就把广州各业工人分散的秘密武装组织，改编为统一领导的工人赤卫队，邓发参加了工人赤卫队的组织领导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爆发了。邓发任五区副指挥，负责指挥油业工人在米市路五仙观一带地区作战。起义部队经过两小时的激烈奋战，占领了广州城。起义取得胜利后，邓发同部分赤卫队员怀着革命的激情，在维新路一带的马路上挂大幅红布横额和标语，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帮助和支持下，马上集结反革命力量进行反扑。在敌人围攻观音山时，邓发即到指挥部建议派赤卫队支援观音山的战斗。他带领一部分工人赤卫队员，在长堤一带阻击河南敌军李福林部。在数倍于我的敌军进攻面前，我方伤亡甚多，邓发指挥的队伍被迫退到大德路四牌楼一带，至十三日下午一时，他还同三个赤卫队员顽强抵抗，直到弹尽援绝，他们才撤退。邓在距敌四百米左右时，迅即转入陶街牌坊巷5号其四叔公家，化装为病人，避开敌人。

反革命势力重占广州后，立刻对广州人民进行了极端野蛮的大屠杀，到处搜捕参加起义的群众。凡是从身上查出红布条、红襟章的或受别人举发的人，一律不询问就被枪杀，市内大街小巷到处尸体纵横，血肉模糊。这时，邓发非常镇静、机智，经过巧妙的化装，转到西关卢荻巷南海中学当临时厨工，避开敌人的搜查。半月后，他奉组织的命令，离开广州，回到云浮老家。

后来，邓发写了《纪念广州暴动学习广州暴动经验和教训》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歌颂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战斗精神，指出： “广州暴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白色恐怖屠杀压迫之下，遭到失败，但是这一暴动已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在世界及中国革命史上，占了光荣的一页”①。他又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广州暴动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地谈到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 “……在暴动艺术上，军事技术上，都非常幼稚，在群众发动上当时除了赤卫军红色维持队及有组织的工人外，市郊农民及广大的工人城市贫民尚未发动，暴动的力量自然减少，暴动成功后的第二天党的会议无法召集，有些同志则参加作战，有些同志则因‘胜利而头晕’随便乱跑，甚至支书活动分子会议召开两次都不成会。尤其在张太雷同志牺牲后，负责同志表现怆惶失措! ……军事训练的缺乏，夺取了敌人的武器不会使用……而敌人军事力量对比超过我几十倍，加之市内反革命力量，暴动两天尚未肃清……帝国主义……一致的围攻使广州暴动不得不遭受失败”②。

革命暂时失败了，但邓发并没有被革命失败的挫折所吓倒，他坚毅而激昂地对他的表弟说：“革命者是不怕失败的，孙中山先生能够经过十次失败才得到最后的一次成功，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他那样坚忍的性格呢?”③他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从云浮到了香港。

迎着白色恐怖的逆流而奋战

一九二八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创建了中央特委 (特科)，负责获取情报，惩办叛徒，营救同志，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这时，邓发在香港先任太古船坞支部书记，后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开展了香港特科的工作。

这一年秋，他被补选为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香港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冬天，又任香港市委书记。

一九二九年，邓发曾任广州市委书记。不久，又改任香港市委书记。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委委员，仍兼香港市委书记。

邓发在香港期间，正是我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大批职工会被解散，或转入地下，许多职工会仅存躯壳，奄奄一息。邓发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出生入死，深入工人群众中，教育和组织工人。他常到香港红坎船坞召集海员、洋务工人开会，提高工人的斗争觉悟，指明中国工人阶级团结的正确道路。他不顾个人安危，辗转香港、广州、上海、汕头等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划全国工人运动; 并积极援助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他积累了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的经验，成了有名的香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邓发作为我党的工作者，常冒着香港警探搜捕和叛徒特务跟踪的危险，负责领导香港、广州的党组织坚持革命斗争。他对敌斗争勇敢、机智，曾经公开与反动派鹰犬决斗过，曾经在数重侦探跟踪下，象侦探小说的英雄似的，逃脱好几次。曾经在帝国主义警察厅对面的房子中间，大摇大摆地开过会。为了保卫党的组织和党的机密，他指挥“打狗”，把叛徒处死。一次，一个叛徒 (密探) 在香港九龙油麻地跟上了他，他非常镇定、机智，设法与这叛徒周旋，把叛徒引到九龙塘铁桥下狠揍一顿，最后他从裤袋拿出一根甘蔗头，假装动枪，把叛徒吓得拔腿飞跑。就这样，他使自己逃脱了密探的追踪。又一次，我党一个地下秘密印刷厂，被叛徒告密遭到破坏，邓发巧妙地设下圈套，把英国的杂差头 (警察头) 引到茶楼，把杂差头打死，使香港政府大受震动。

邓发忘我地为党工作，常常忍饥挨饿，从不向党伸手要钱。他的未婚妻陈慧清患病半年，邓只去看望一次，给她五元钱，算是他们全部恋爱过程中唯一的一次经济关系。一九三○年，邓发和陈慧清在香港结婚。婚后不到半年，邓发受党委托要到海南岛去处理工作，因手头无钱，当去他爱人唯一的一件长袖上衣做路费，没给爱人留下分文，使爱人整整饿肚两天。有时，他把自己领得的有限工资，送给党内经济困难的同志。邓发就是这样无私无畏地忠于党的事业。

一九三○年春天，邓发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四月，受省委委托到海南岛同冯白驹一起主持召开全琼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加强军事行动，打击敌人的决定。并选举和建立了以冯白驹为书记的琼崖特委。这为琼崖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夏天，邓发出席了全国组织会议。

秋天，党在香港铜锣湾篱园的一个印刷机关被破坏。邓发去检查工作，不幸被香港警方逮捕，并遭毒打。邓发被警方拘留后，他凭着自己的斗争经验和敏捷的思维，沉着地对待敌人的审讯。他以攻为守，假装刚从乡下云浮到港探亲，故意用云浮土话质问警方，“为何逮捕我?”当警方质问他认得邓发吗?他镇静地反问，“邓发是谁?”在狱中，他又机智地把口供送出。因为没有暴露身份，经组织营救，由他五哥出面托老板保释出狱。

出狱后，组织上安排邓发养伤。但他却不顾自己身体的伤痛，稍微歇息两天就到组织部工作。他带着焦虑的神情，坚定而又意味深长地对爱人说：组织遭破坏，如果我们不抓紧工作，还要有更多的同志付出血的代价。我的身子硬，吐点血又算得了什么呢?要象顾正红那样，在刑场上毫无惧色，头可断，血可流，奋斗精神不可灭。就这样，邓发带着伤痛，继续领导地下党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同敌人坚持斗争。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引起敌人的恐惧，敌人把他列为重点通缉对象，悬赏五万元捉拿他。

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邓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邓发受中央的委派，到闽西革命根据地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他于十一月下旬到达闽西，主持召开闽西党代表会议，会议接受了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撤销了“闽西总行动委员会”，恢复了闽西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活动。根据“三中全会”的决议，闽西特委提出了“巩固闽西苏区与东江打成一片”的战略方针。

十二月根据中央的决定，邓发又来到粤东大南山——东江行动委员会所在地，主持召开闽粤赣边区党代表会，取消了行动委员会，成立了闽粤赣边区特委、闽粤赣边区军事委员会、红军闽粤赣军区司令部。邓发被任命为特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十一月作了补充决议，十二月发出了“九十六号通告”，进一步指出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不只是策略错误而是路线错误。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在邓发主持下，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九十六号通告”。闽西党组织在邓发领导下，取得了开展反立三路线错误的胜利。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分子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四月，中共闽粤赣特委在邓发主持下，在永定县虎岗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接受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从此，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在闽西根据地贯彻。

四月四日，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致信闽粤赣特委： “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最主要的必须在群众中揭穿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要看成最主要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要给予无情的打击，要坚决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斗争完全联系起来。”①五月十四日，闽粤赣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作出了《关于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 B团的决议》，从而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七月，邓发奉中央令调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会上，邓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同时，被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他在国家保卫局任职期间，建立和健全保卫局之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执行部、侦察部、秘书处等机构，并配备得力的干部，把保卫党中央以及公安工作开展起来。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所领导的保卫局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一些同志蒙冤受害，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邓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是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发任中央纵队政治委员，负责指挥中央纵队的行军工作。在整个长征行军途中，他有时走在队伍前头，有时走在队伍后头，有时又在队伍中间，关心大家的困难，鼓励大家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对病号特别关照，经常让出自己的马匹给病号骑，常把仅有的一点食品转送给体弱多病的同志，并派部队保卫病号。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常常同保卫大队的同志一起，严防敌人的追踪袭击。每天宿营，他完全忘记自己行军的疲劳，亲自清点人数，查问病号，到司令部工作，睡眠休息极少。他总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大家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带领纵队的同志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跨过了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穿过了栈道急流，坚持革命的胜利。

在长征途中，邓发还负责领导国家保卫局的工作，侦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保卫党中央和同志们的安全。十一月，中央红军进入广西苗族地区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红军驻地屡次起火，把苗族同胞的住房，甚至整个村子烧成灰烬。这不仅威胁着红军的安全，而且在政治上给红军造成了损失。一天，队伍在龙坪镇宿营，深夜十二时，在周恩来同志住房后面燃起了大火。邓发马上赶到现场，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迅即领导保卫局的同志进行侦破，当夜查出了三个坏家伙，经审讯证实，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收买，施用放火的毒计，破坏红军和群众的关系，有意污蔑“红军放火杀人”。翌日，国家保卫局即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性质和政策，揭穿阶级敌人放火的罪恶阴谋。老乡们听后，气愤极了，个个摩拳擦掌，齐声要求严惩放火者。从此，使敌人的放火毒计难以施展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邓发参加了会议，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会后，红军进行了整编。邓发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来到国家政治保卫团，传达了党中央把政治保卫团分别编入一、三军团等决定。他到部队了解情况后，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动员报告，阐明了党中央的决策对挽救中国革命的巨大意义。他说： “整编能够使机关精干，加强战斗部队，在有利的情况下歼敌致胜;在不利的时候轻装疾进，迅速摆脱敌人。这样才能达到保存红军; 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目的……”①。于是，政治保卫团除由吴烈领导一个连与中央内卫队合并外，其余部队都先后编入一、三军团，跟随党中央继续长征。邓发同中央纵队的同志们，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邓发曾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

发动各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邓发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九三六年六月，邓发受中央委托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在西安候车去兰州时，会见了即将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后来，斯诺在他的名著—— 《西行漫记》里，用了很长的篇幅生动地记述了这次他同邓发的会见。斯诺说：邓发问我认识他吗?我想我一生也没有碰过这么一个中国人。邓发见我发呆的神情，便得意地用指头指一指自己的胸口，说： “怎么，我就是邓发呀! ”哦，邓发就是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是国民党政府悬赏五万元要他的头的呀，这著名的“共匪”，现在是生活在敌人的营幕之中，拿他的鼻子碰着到处密布的侦探呢?而他看见了我，一个自愿跑进“匪区”去的美国人，乐得不可支，竟屡次将我搂抱着。我问他： “你不替你的脑袋担心吗?”他吃吃笑着说：

“不见得比张学良更担心”，“我是和他一起住的。”①邓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真是无时不在闪烁着光辉!

邓发化装为国民党官员乘坐火车从西安到达兰州，转赴新疆。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禁止内地与新疆联系，要进入新疆十分困难。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新疆，邓发有意识地结识了一个将要赴疆演出的戏班子。他凭着勤快的手脚，干各种杂活的熟练手艺，取得了戏班子老板的信任。邓发跟着戏班子的骆驼队踏上入疆的途程，在那天气变幻莫测的戈壁大沙漠中，邓发心里装着“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坚强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冒着飞沙走石，高温酷暑，干着最重的杂活，吃着硬得象石块一样的干粮，喝着少得可怜的一点溪水，一步步地向新疆前进。他就是这样地克服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困难，终于到达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在新疆，又几经周折，他才设法同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转赴苏联。

一九三七年，邓发在苏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在莫斯科他刻苦学习和研究马、恩、列、斯的革命理论，他曾到列宁大学讲授《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现代革命史》等课，还常到工人夜校一连作几个小时的讲演。他领得的讲演费，全部交党中央作为党费之用。他的刻苦学习精神，受到同志们的尊敬。

一九三七年九月，邓发奉组织之命，由莫斯科回国，到新疆迪化，化名方林，继陈云之后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第十八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管党在新疆的全面工作。

邓发到新疆后，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到达之前，我党在新疆同国民党政府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以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洁廉、和平、建设”等六项措施为条件，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我党在新疆的组织力量还很弱，党员人数少，总共不到一百人，有的县只有一个党员，不利于工作的开展。邓发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群众团体; 推动抗日工作。他通过反帝会这一统战组织，统一领导各群众团体。反帝会的第一任秘书是俞秀松，第二任秘书是王宝谦(兼《新疆日报》社社长)，第三任秘书是黄火青 (兼《新疆日报》社副社长)。邓发通过《新疆日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各界人士投入抗日斗争，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他对报社工作非常关心，经常给报社工作的同志们做报告，讲形势。他又领导和组织了民族联合会、各民族文化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人联合会、青年学生联合会，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发动各界人士、各族群众给八路军捐款，支援抗日斗争。

那时，新疆文化非常落后，教育经费极少，学校寥若晨星，除迪化外，伊犁也只有一所中学。在学校中，学生学的是经文，阿訇是学校校长或经文教员。汉民族的学校则是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因此，组织各民族青年学习文化，是当时工作中一个重要部分。在邓发的领导下，通过民族文化联合会，在各地建立学校，还派干部去加强学校的领导工作。此外，又通过民族文化联合会，开展新戏剧、新歌曲运动，团结教育各族青年，深受各族青年的欢迎。盛世才为同我党争夺青年，派他老婆带了一批人到新疆督办公署学歌，他要求邓发派我党干部当文化教官，教他们唱歌。邓发派李广去，李广并不懂乐理，也不会作曲，只会唱歌。邓发告诉李广，不讲乐理，不讲乐谱，只讲歌词的历史背景。李广按邓发的要求，穿着战士制服、草鞋，坐上盛世才派来的小汽车到督办公署去教唱歌。这件事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响，他们说： “老八”有人才，连战士都被督办公署请去当教官了。邓发就是这样通过各种途径扩大我党的影响。

经过邓发和我党同志的努力工作，从迪化到遥远的边塞，毛泽东、朱德的名字家喻户晓。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执行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造成民族隔阂，过去，新疆少数民族称汉人为“黑叶达”，现在，他们亲切称呼为“新汉人”。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邓发对统战对象——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有时，在处理一些问题时，盛世才不同意，邓发既耐心做说理工作，又坚持原则，从不让步。邓发对盛世才的本质认识较清楚，说他是“狼种猪”，又蠢又狠。当时，盛世才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邓发说他相差很远，拒不批准。盛世才为了限制我党的工作，缩小我党的影响，不同意我党派干部到一些单位工作，他就采用“先斩后奏”的办法，使盛世才无可奈何。在邓发的领导下，我党在新疆的工作非常活跃，使盛世才又怕又恨。

在新疆，邓发还领导了新兵营的工作。新兵营是由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干部和战士组成的。邓发给新兵营的同志们上党课，做时事报告，讲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增强他们的党性。同他们一起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把他们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他还组织新兵营的同志学习技术，进行技术训练。他把全体人员分编三个队，一队学炮兵，一队学无线电，一队学医疗，鼓励他们学好技术，为党做更多工作，为坚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多出力。在新兵营，他和战士吃穿一样，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邓发在新兵营的工作，为我党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干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在延安谱写职工运动新篇章

一九三九年秋。邓发接中央指示返回延安。不久，任中央党校校长。

在党校工作期间，不论是教学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还是后勤工作，事无巨细，邓发都事必亲躬。他到班上同学员研究学习计划，检查学习计划的执行情况。他给学员讲授《党的建设》课。由于深入浅出，材料丰富，实例生动，深受学员欢迎。

在整风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党校进行了改组，毛泽东亲任党校校长，邓发任副校长。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邓发在会上报告中央党校筹备经过。教育计划和学习方法，指出：理论与实践一致，克服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是党校教育的新方针。自此，党校的整风运动就开始了。邓发认真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常以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讲述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必要，他说： “我过去虽然作过一些工作，但对于理论的学习，如果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把马列主义书籍翻译过来，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了解程度。而革命的知识分子，仅有理论上的知识，却不吸收工农分子的经验，那么，他也将是一个教条主义者”①。

邓发在党校工作时，从不因为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处处以身作则，坚持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对学员生活关怀备至。亲自过问伙食，与有关同志研究搞好蔬菜生产，扩大猪圈，改善学员的生活。他平易近人，学员喜欢和他谈心，他也最能体贴别人的困难和要求。他经常勉励青年学员，向他们讲述革命伟人的史绩。他常在晚上找炊事员、勤杂员谈心，征求对工作的意见。过问他们的生活，工人都亲切称他为“邓大哥”。他还带领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党校修建大礼堂，他同学员一起搬运砖料。他日日夜夜忙着工作，从不感疲乏。一九四三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发同中央的同志一起研究对策，有一次，整整两天没睡觉。按教学计划由他上大课。怎么办呢?学员希望他好好休息，教务处同志同意把课程改动。可是，在将要上课前一刻，邓发回到党校，坚持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休息而影响了一千多人的学习，照常上课。

一九四○年初，邓发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职工运动委员会任职期间，他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抗战以来各地区职工运动的经验，密切结合抗战时期职工运动的实际，坚决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会工作方针，组织制定正确的劳动政策，纠正了某些狭隘的行会主义与经济主义的残余思想，加强了党对职工运动的领导。一九四二年开始，又发动、组织了边区工业建设的群众运动——赵占魁运动，为解放区职工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谱写了他战斗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邓发一到职，就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月刊。一九四○年一月，邓发和张浩 (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 在延安主持召开筹备出版《中国工人》的座谈会，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人》筹备委员会。邓发、张浩、赵平、陈希文被推举为编辑委员，着手进行编辑工作。会上确定《中国工人》的任务是：宣扬中国工人参加抗战救国工作的成绩，提供全国职工运动的意见，介绍职工运动理论与工作经验，报导各地工会活动与工人生活状况等。一月二十五日，邓发为《中国工人》创刊号题词： “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一致团结起来，才能完成其在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底先锋任务。”①这是对《中国工人》出版的宗旨和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总任务的高度概括。

在纪念“二·七”大罢工十七周年的那天，《中国工人》创刊号出版了。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同志写了《发刊词》，指出：《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并要求编辑人员和读者共同负起责任，一定把它办好。

工厂的工人群众把《中国工人》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喉舌，纷纷组织通讯网，读者会，主动捐款募集资金，支持它的出版。

为了把刊物办好，邓发亲自关心编辑出版工作，非常注意稿件的政治意义，反对夸夸其谈，现象罗列; 主张真实朴素，每一句话都要说明问题，每一期发稿，不论是干部还是工人的文章，他都逐字逐句批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还亲自为该刊写文章，总结职工运动的经验，指导工会工作，教育和发动工人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在邓发的领导下，边区工人的支持和编辑人员的努力下，《中国工人》成为党中央倾听工人呼声和指导职工运动的桥梁，成为团结教育工人和统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有力武器。它为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起着良好的作用。

在职工运动委员会任职期间，邓发十分注意发动工人群众为实现党的每个时期中心任务而斗争，把职工运动的进程纳入党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达到了高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通过了由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同年十一月，国民党的六中全会又宣布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借此大造舆论，而事实上却不承认很多抗日党派和团体为合法组织。为此，我党坚决揭露蒋介石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把宪政宣传夺取过来，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国民党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武器。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参政员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等发起组织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延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响应，先后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分会，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宪政运动。这时，延安边区的职工运动，在邓发的领导下，也紧紧围绕这一中心而进行活动。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吴玉章当选为会长，邓发当选为理事。陕甘宁边区工人推举邓发为工人宪政促进会筹备委员。

为了推动宪政运动的发展，邓发写了《中国工人与宪政》一文，分别在《中国工人》、《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上发表，号召一切从事职工运动的人士及工人群众，把有关国家前途和本身命运的宪政运动列入当时斗争的重要议事日程。指出，促进宪政运动，实际上就是为民主自由为斗争，亦即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争取工人切身利益而斗争，这是全国工人当前的一个重大任务。

抗日战争初期，解放区职工运动是我党工作的薄弱环节。不少工运干部由于没有充分认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工运的特点。没有足够估计到农村和战争环境的特殊情形。对发展生产和改善工人生活的辩证关系认识不清。一个时候曾出现过片面强调改善工人生活，不管工厂生产的经济主义倾向，没有把保证生产看作是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处理劳资纠纷时，只知单方面的保护工人，对雇主利益则照顾不够，致使工人发生就业困难。

为了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会工作方针，使解放区职工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邓发认真地研究了解放区职工运动的特点，于一九四○年夏至一九四一年春，先后发表了《论抗战中的民生问题》、《论抗日根据地职工会的基本任务》、《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等文，深刻地论述了抗战、生产、生活的辩证关系。他一再指出：职工会应广泛地动员工人武装参战，动员工人到军队、游击队中去，扩大和巩固抗日军队; 应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有利于抗战的生产，创造和表扬生产模范;应发扬工人的劳动热忱，领导提高劳动生产率运动，以走向自给自足的目的。

邓发又认为要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必须制定正确的劳动政策。他于一九四○年冬在边区产业工会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劳动政策及工会工作方向》的报告，并发表了《论抗日根据地的劳动政策》的文章，他批判了各抗日根据地在实行党的劳动政策中所产生的“左”与右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制定劳动政策的四项原则，即：第一，党的劳动政策，应当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关怀工人日常生活待遇，劳动条件的改善，使他们能积极参加解放区的政权、经济等各方面的建设，同时应照顾到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利益，以便团结各阶级阶层共同抗日，孤立日寇、汉奸。第二，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生活水准，根据需要与可能，去适当改善工人的生活。第三，工资的增加，工人待遇的改善和工时的规定，必须以发展根据地工农商业，增加生产，适合战时需要为出发点，应使劳动政策适合于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第四，必须建立并巩固工人和抗日民主政府及其军队的血肉联系。

经过邓发一系列的工作，以及其他同志的努力，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会工作方针逐步为广大工运干部和工人群众所明确，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召开了第四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已经明确认识到“领导工人努力生产，成为第一等重要的实际巩固边区的工作”①。

一九四一年，邓发对全国不同类型地区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职工运动的经验，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全国职工运动的开展，为统一全国的工人组织提供指导性的意见。他在延安中央党校职工班讲授的《抗战中的职工运动》课程，他的《战后敌后工业与工人的变动》的讲演稿，以及他同李颉伯合作写的《抗战三年来的华北职工运动》一文，对不同地区职工运动的基本方针、任务和具体策略作了明确的阐述。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解放区在经济上和财政上存在严重困难，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各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时，邓发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努力争取边区工业品的自给，领导和推动了工业建设上的群众运动。

一九四二年，为了使工业建设上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邓发和李颉伯等工运干部，深入工厂，同工厂的干部和工人群众一起研究工厂的情况，帮助他们开展劳动竞赛。他抓了农具厂和中央印刷厂两个典型。在农具厂调查处理坏人煽动工人罢工停产的事件时，他发现了赵占魁这个解放区先进工人的典型。赵占魁在边区农具厂翻砂股当看炉工人，爱厂如家，在两千度高温的熔炉旁边，忠心耿耿地劳动，数年如一日。赵占魁还担任工会委员、伙食委员，大公无私，舍己为群，埋头苦干，始终如一，深受工人群众的爱戴。邓发找赵占魁谈话，细心地研究了赵占魁的优良品质，加以总结，先在农具工厂和中央印刷厂，然后在全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加以推广。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到十四日，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人们在谈论着赵占魁》、《农具工厂号召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赵占魁同志》的报导和《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边区一些工厂工人积极响应，他们提出了“向赵占魁看齐”的口号。这样，赵占魁运动就发动起来了。十月，配合整风学习，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了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十二月，边区总工会提出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总目的，是推动生产，教育工人。要求各工厂工会以此作为中心任务，并根据赵占魁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七条模范工人的标准，作为开展赵占魁运动中每个职工的奋斗目标。十二月，毛泽东在西北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 “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①。对赵占魁运动予以肯定和提倡。

在邓发的组织和指导下，赵占魁运动发展成为工业战线上气势磅礴的群众运动。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时，全边区所有公营工厂都参加了这个运动，报名参加赵占魁运动的职工有一千零四人。个人与个人，组与组，股与股，厂与厂都开展了劳动竞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九四三年各厂的生产量平均超过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个别工厂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工厂，则比一九四○年增产百分之一百。职工会的工作也在运动中健全起来。边区工业建设和职工运动的面貌为之一新。在陕甘宁边区的带动下，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了甄荣典运动，晋绥解放区开展了张秋凤运动，使赵占魁运动普及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各解放区工业生产的水平，皆不断地向上提高，从而克服了战时处于重重封锁的各种困难，在经济上支持了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

邓发发动和组织的赵占魁运动，是我国职工运动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我党卓有成效地领导工业建设群众运动的开端，从一九四二年至解放战争胜利，这个运动持续了六、七年之久。在这个运动中，边区工人阶级以极其艰苦卓绝的忘我劳动，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工业建设的发展，在经济上支持了长期战争，为党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赵占魁运动还培养了工人阶级的一代新人，各个工业部门产生了一批象赵占魁那样的劳动英雄，不少人当时就当了厂长，他们成为当时和解放后工业建设中的骨干力量。就在这个时期，邓发不仅成了中国职工运动的一位领袖，而且是一个优秀的工业建设的领导者，国内外知名的工会活动家。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邓发又兼任中央民运委员会书记，代表党中央领导工、青、妇各部门的工作。他对妇女和青年工作非常关心，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一九四○年十一月一日，他发表了《中国妇女职工及其活动状况》一文，指出中国女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斗争中有不可轻视的力量，妇女运动工作者应注意致力于女工运动。一九四四年，邓发在延安市南北区机关妇女纪念“三八”节的集会上讲话，号召妇女干部要努力生产，人人学会管理国家的本领，并指出，这是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一九四三年九月，邓发写了《谁爱护青年、谁戕害青年》一文，揭露了国民党残害青年的罪行。解放区的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在邓发的指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于一九四五年，发起筹备建立各解放区统一的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

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

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美、英、法、苏等国在伦敦召开反抗法西斯职工联合会。会上，决定召开世界职工代表大会，把世界各国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工会组织都吸收入会，以扩大反法西斯的力量。

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筹备会决定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巴黎召开世界职工代表大会，要求各国派出统一的工会组织代表参加。那时，中国没有统一的全国性工会组织，解放区有工会，国民党统治区有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为了使中国能参加世界职工大会这个国际性会议，促进中国工人组织的统一，扩大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工人运动的影响，推动国统区由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的进步，我党同意解放区工会以团体名义加入“劳协”组织。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起组织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四月二十二日，各解放区工会派代表集会于延安，成立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推选邓发为筹备会主任。筹备会成立后的一件大事，就是争取派遣解放区的职工代表参加即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大会的活动。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一日，邓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六月二十二日，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主任名义致电世界职工大会筹备会。电文如下：

“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筹备会：

今年二月六日在伦敦召开之世界职工大会，曾蒙允许中国解放区八十万职工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大会，远道闻之，至为兴奋。但不幸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及社会部竟不理贵会之邀请，拒绝发给出国代表护照，致本会代表不能前往出席，实深遗憾。现中国解放区八十万职工正在筹备成立自己的职工联合会，以便加强统一中国各解放区抗日民主的职工运动。我们欣闻贵会将于今年九月在巴黎召开世界职工代表大会。我们衷心地拥护此种国际团结的大会，并决定派遣自己的代表董必武、陈郁、邓发、章汉夫四人前往参加。如蒙赞同，请直电复。董必武、章汉夫两人将由美国转往巴黎前来接洽，至请接待为盼。谨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于延安。”①

同一天，邓发又致电中国劳动协会，电文如下：

“中国劳动协会朱学范先生：

今年二月六日在伦敦召开之世界职工代表大会，赖先生之助，曾允许中国解放区职工会得派自己代表前往出席该会，远道闻之，无任欣慰。但不幸竟受当局阻挠，不发护照，致代表不能成行，解放区八十万职工闻之，同深愤慨。现世界职工大会又将于今年九月在巴黎集会，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决定派遣自己的代表董必武、陈郁、邓发、章汉夫四人出席参加，并愿意与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合作。本会除直电世界职工大会筹备会接洽外，特告先生，深望多加赞助为祷。谨致革命敬礼!

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于延安。”②

邓发的这两个电文，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破坏中国解放区广大职工运动的行径，促进了解放区职工同国统区职工、世界职工的团结。

一九四五年八月，当朱学范通过王若飞把世界职工大会给中国劳动协会请派代表出席大会的通知转告周恩来时，周恩来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给予指导，他立即同意解放区工会代表同“劳协”代表一起出席巴黎大会，并于九月九日给朱学范写了亲笔信，指出： “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颇愿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劳动协会，……同时，该筹备会及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亦愿以其所推定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之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使之成为中国统一的职工代表团……”①经我党的努力，中国劳动协会朱学范同国民党社会部、组织部的据理力争，国民党当局也迫于当时国内外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压力，最后只得同意邓发作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巴黎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邓发肩负党和解放区八十万职工的重托，告别了生活战斗过多年的延安，并与爱子——蛮子在机场留影后，乘飞机飞往重庆转赴巴黎。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上旬，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于巴黎开会。邓发是第一个出席世界性会议的中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各国代表都想听一听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工会代表的主张，都想了解解放区职工的斗争和生活情况。邓发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在大会作了发言，他说：中国人民还没有独立，中国的职工应该造成全国工人阶级团结。他代表中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八项主张： (一) 必须建立一个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 (二) 惩办汉奸卖国贼，解散一切伪军，并没收其财产，一切敌伪制造的职工会必须解散; (三) 立刻实行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应依照工人要求及其自由意志来组织工会; (四) 要限制过长工作时间，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应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 (五) 应改变陈腐的学徒制，应根据学徒掌握技术程度，提升为工人，并领取工人同等工资，对于女工应实行同工同酬; (六) 工人应有权过问和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以改变工人无权地位; (七) 实行工人免费教育，以消除工人文盲状态; (八) 中国战后急待发展工业及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但没有职工高度的劳动积极性是不能的，因此更有实行上述要求的必要。这八项要求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要求改变自己地位和争取职工权的意志。这八项要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工会工作的纲领，得到了各国代表的热烈支持。会上，邓发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巴黎世界职工大会，对发动战后各国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利，恢复战后的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巴黎期间，邓发广泛地宣传了我党“七大”制定的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和党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曾接见中外记者，在和记者约兰谈话中，讲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他对约兰说： “从此，我没有对任何事情有过畏难，一个等于死而复生的人，还怕什么?可是，这种苦你可受不了，我们希望今后永远不再有人受这种苦了。”①他对中国的新闻记者说：对于内战，“打不得，老百姓受不起了，我们总是委曲求全的希望内战停下来，自己人有什么不好商量呢?”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他认为“顾全国家的地位和人民生活是不容失败的”②。邓发坦率、爽直的谈话，赢得了记者们的赞赏。

在巴黎期间，邓发跑遍了每个博物馆，仔细参观、研究法国的革命历史，欣赏法国音乐、戏剧和名画等文化艺术。他高度赞扬法国工人为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精神。他所到之处无不谈及中国的、法国的和世界的工人为和平解放所进行的各种斗争，深受法国朋友们的欢迎。

会后，邓发访问了英国著名工业城市——利物浦。在那里，他见到了十几年前共同战斗过的海员工人，并向中国工人作了讲演。他还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向英国工人介绍了解放区工会组织的情况。他说：中国解放区的工人群众选举自己的领导，开展社会活动，解放区是“新的民主的中国”。他又说：“中国共产党要结束中国的封建时代，以及寄生在这种基础上的独裁、官僚政治。” “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进攻民主解放区的内战，停止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①，要求“一个民选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由“各党各派组成的政府”。接着，他又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中国第三大党——民主同盟支持这个主张。可是，“国民党少数反动派反对这些要求，这些人惧怕并憎恨一个民主的中国，以致他们宁愿把中国拖入内战也不让她诞生。……”②他的讲演，宣传了我党在战后的方针，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

他在归国途中，又访问了瑞士、意大利、埃及、印度、菲律宾等国。在路经马尼拉时，邓发曾到菲岛访问华侨工人，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

巴黎世界职工大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召开的一次国际性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由于战争的破坏，欧洲经济萧条，各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正如邓发目睹的那样，“战争给欧洲人民带来的是无数的灾难，……尤其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什么都被抢劫一空，那里的人民吃不到肉类，吃不到糖，把麦子炒过后当咖啡，白开水当红茶，我住英国，差不多天天吃南瓜、洋芋和两块香烟盒大的面包，在法国我们吃象纸一样的香肠，在南斯拉夫则没有一个城市不被破坏，每一个城市都常常停电，火柴简直不容易买到。”①尽管生活环境极其艰苦，邓发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和英勇斗争，促进中国职工运动的团结统一，把中国职工运动和国际职工运动联系起来，宣传我党的主张，他不怕苦不怕累，以极大的干劲积极开展工作，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邓发和朱学范由马尼拉飞抵上海。在那里，他停留了三天，积极地宣传巴黎职工代表大会的精神，努力促进中国工人阶级组织的统一。在短短的三天里，他把日程排得满满的，参观了上海邮政局，接见了记者，发表了谈话，还探望了战友廖梦醒。

邓发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公开到上海的解放区职工运动的领导人。当时上海工潮汹涌，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二十八日，共有七十三个企业单位或同业组合发生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人数在十万人以上。邓发的到来，给正在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上海工人以极大的鼓舞，受到上海工人的热烈欢迎。二十四日，他参观、访问了上海邮政局，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报导的： “邓发——这个响得聩耳的被崇敬的名字，吸引了邮局职工”。当有人说“邓发来了”的时候，他们一口气跑完了四座楼梯，把工会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当他们看到“中等的身材，挺坚实，穿着半截的皮领大衣，黑黝而英俊的脸上配着一双发亮的眼睛，完全是一个工人，一个出众的可亲的工人代表”的时候，“千百人争着看邓发，和他握手，行注目礼，觉得自傲。”邓发对邮工们的工作、生活表示热情的关注，使邮工们感到温暖。他们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是十八年来从未有过的好日子，给邮工带来了新的希望，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有的邮工说： “以后如有机会，一定找他谈谈，诉诉心头的苦痛。”①

二十五日，邓发接见了来访的工人刊物《生活知识》周刊的记者，并发表了谈话。他充分评价了巴黎职工大会的国际意义和中国工人阶级团结的意义。他说： “这次大会各国参加劳工总数达六千万人，与过去国际工会联合会不同的是苏联二千七百万劳工也加入了。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就，是全世界职工联合起来，参加世界的和平机构，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维持国际和平。在大会中与朱学范保持密切的合作，提案与会场发言，事前都经过双方商讨和同意，希望中国职工以为契机实行民主统一化的大团结。”②他又就战后形势、国内政治前途的发展、职工运动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对记者说：“欧洲国家在战争中损失也很严重，战后社会情景很是萧条，因此一般人民对战争都很厌恶，大家希望和平，尽力避免今后再发生战争，这也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的大势。”③在谈到国内问题时，邓发说： “我们所需要的是 ‘和平’ 、‘民主’ ，‘非和平不能建国’ ，‘非民主不能团结’ 。……目前虽还有逆流阻碍，不肯进步，但历史的方向不是少数人把持得了的，中国一定会走上民主团结的道路。”④邓发向记者询问了最近上海劳工生活及工运的情况，对工人运动深表关心，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工人应有组织工会的自由，罢工的自由，工会是工人自己的，工会职员应由工人用民主方法选举，工人内部应不分党派、宗教、信仰，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全国性的总工会。”①在谈话时，有一位记者告诉他，国民党想把一切工潮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说： “所有大小工潮都是共产党一手制造的。”记者的话还没说完，邓发就抢着说： “这是国民党反动分子一贯的政策，把一切功劳都挂在嘴边，把一切坏事推给共产党! ”②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国民党的无端侮蔑。他中肯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对上海工潮的看法，说： “工人罢工是不得已的事，资本家不过分剥削，职工生活能够维持过去，又何必罢工呢?”③邓发这番谈话，给记者以深刻的印象。后来记者是这样描述的，“饱经风霜的坚实的形貌，两眼发出炯炯的目光，在他身上，你可以感到农民的朴实，工人的直爽，政治家的锐敏老练三者溶合一起的气质，他的话简短而有力，对于问题的答复和解释，非常确切和明快，毫没有犹豫含糊或客套的词令。”④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邓发同朱学范离开上海，同机飞回重庆。

鞠躬尽瘁，名垂青史

邓发回到重庆后，旺盛的革命斗志一如既往，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他住在红岩村，书写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汇报。他热情地向同志们介绍巴黎大会和访问各地的见闻，往往谈至深夜，同志们还不肯离去。

为了进一步统一中国的工人组织和推动中国工运的发展，邓发积极协助朱学范，进行了大量工作。一月三十日，由中国劳动协会通过，并于二月一日发表了中国劳动协会《对当前政治要求和主张》二十三条。

在这期间，邓发还书写家信，畅述革命情怀。一月下旬，他给堂弟邓碧群写信，说： “抗战八年，我虽未死于战场，但头发巳斑白了，但我比起遭难的同胞，战场牺牲的英雄，不但算不得什么，而且感到惭愧! 国家所受破坏是惨重的，人民的牺牲，房舍的被蹂躏，这一切固然付了巨大的代价，然中华民族不但在东方而且在全世界站立起来了。倘若国内和平建设十年八年，中国就会成为头等强国，人民生活将大大提高。”二月九日，他又给爱人陈慧清写信说： “我回国后一切都很好，只是在欧洲因无东西吃，稍比以前瘦了些。……到欧洲去洋相倒没出，只是吃了一点苦而巳，但我们的收获却很大，所以吃了一点苦头，我还是很愉快。”在这些家信中，表露了邓发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的利益，不怕吃苦，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二月十日，重庆市各界召开政协闭幕的庆祝会，国民党特务制造了“较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及“劳协”的爱国民主人士等被打伤。当天下午，邓发赴医院慰问受伤人士。

邓发的兴趣很广泛，他不仅是个革命战士，又是世界艺术名著的收藏者。四月七日，在离开重庆的前一天，邓发同王炳南等相聚一起，他兴致勃勃地请大家欣赏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名画和纪念品。他还风趣地说： “要开一次展览会”。最后，他怀着激情对同志们说： “将返延安去”。然而，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同志们、朋友们的永诀!

四月八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及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乘美机飞往延安，向党中央和解放区职工汇报。当日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黑茶山遇雾，飞机撞山焚毁，邓发等不幸全部遇难。

十一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以极大的悲痛宣布了烈士遇难的消息。

将星殒落，人民齐悲。中共中原局、中共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察冀中央局、华中分局、晋绥分局、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四军等，党政军民纷纷唁电哀悼。陈毅得知噩耗后，对灯痴坐，彻夜未眠。在短短的十天中。《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唁电、悼文、回忆邓发烈士的纪念文章不下百余篇。

十三日，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成立治丧委员会。同时，《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痛悼死者》的社论，悼念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战士。

十八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烈士遗体，由晋绥边区空运到延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及延安各界代表与群众万余人接灵，并由朱德、刘少奇亲视入殓。

十九日，延安召开追悼大会，三万人隆重悼祭被难烈士。

中共中央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代表了全党对“四八”烈士悲痛哀悼的心情。

注释

①②《红色中华》,1932年12月11日。

③《中国工人周刊》,新一期(总号第六十九期)第1页。1946年7月7日版。

①《闽西革命根据地简史》。

①张南生: 《遵义会议的光芒》。《回顾长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8页。

①(美)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1938年上海复社版。

①荒苇: 《片断的回忆》。《解放日报》,1946年5月2日。

①《中国工人》创刊号,第25页。

①《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4集,第182页,工人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①转引自张承民: 《从组织、教育、斗争到教育、生产、生活》。《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2期,第13页。

①②《解放日报》,1945年6月24日。

①转引自朱学范: 《邓发同志和我从巴黎到上海》。

①②约兰: 《是战士,是诗人》,载《“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

①②《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

①觉: 《忆邓发先生的演讲》,载《“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

①《朱学范和邓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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