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邓洁人物传,邓洁生平事迹,邓洁评价

Posted 2022-05-07 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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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邓洁人物传,邓洁生平事迹,邓洁评价

(一)

邓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共党的第一任满洲省委书记。解放后历任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他原名邓鹤皋，别名邓和高。湖南省安乡县安华乡人，生于一九○二年。父亲邓伦源是前清秀才、廪生，家有土地二百多亩。

邓洁从小在他父亲办的私塾里读书，后到长沙兑泽中学上学。五四运动时期，邓洁参加了毛泽东组织和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是当时兑泽中学参加学联的四个代表之一。

一九二二年，因家中要他停学回家继承祖业，维系封建门庭，他毅然离家出走，到北京考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同年由何孟雄、黄日葵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与陈毅、乐天宇等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四年，邓洁任团北京地委组织委员和共产党北京西城支部书记。当时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只有东城和西城两个支部①，西城支部的党员有：李大钊、王荷波、袁子祯、于树德、邵式平等。邓洁主要是在学校中开展革命活动，有时也搞工人和农民运动。他曾经到长辛店工人中进行宣传，脚着胶鞋，身穿一件带补丁的蓝布大褂，完全同贫苦学生一样。那时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车，他很少乘坐，来来往往大多是靠步行。有时为了发展组织、传达通知、联系工作，一天得跑好几十里路。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等的领导下，邓洁等党员积极活动，在北京组织民众连续举行了三天的悼念活动，先后有三十万群众参加。出殡那天，又有十余万市民“恭送”，借此他们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宣传运动。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共产党组织立即行动，号召群众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赵世炎和邓洁等首先组织北京学生沪案雪耻会和北京工人雪耻会进行声援，接着于六月五日组织了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六月十日，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召开北京国民大会，通过了《北京国民大会宣言》，会场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这些影响很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有力地声援了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六年三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驻守京津一带，日本帝国主义军舰于十二日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十六日，日本竟联合美、英等国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当天，中共北京地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研究紧急措施。十七日，北京的二百多个团体召开联席会议，会后分为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执政府请愿。李大钊率邓洁等一百余人到执政府去见段祺瑞和贾耀德，要求执政府驳复最后通牒。守卫不许请愿代表进门，并用刺刀刺伤多人。十八日，在中共北京地委的组织和领导下，北京总工会等二百多个团体的五千余群众集合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邓洁参加了大会。会后，他和其他爱国青年组成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再次到执政府请愿。执政府军警用马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三一八惨案。邓洁机智地跳墙脱身①。他跑到沙滩，通过在红十字会做救济工作的夏秀峰找到了三、四部救护车，又立即带着救护车回到现场，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指挥将伤员抬上汽车，送往医院妥为安置，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十九日白天，他又忙着处理死者后事，并组织慰问队到医院慰问伤员。事后，邓洁同陈毅等还在北京大学三院组织师生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②。鲁迅给追悼会送来了一幅挽联，上面写道： “死了就算罢了，何须萦怀留恋，慈母依闾，幼儿在抱;活着将怎样着，无非多经几次，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③鼓舞活着的人要为牺牲者报仇，要继续与反动派战斗下去。

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卫戍司令部下令禁止群众集会游行，并通缉一批人，邓洁亦在通缉之列④。

邓洁在北京工作期间，李大钊曾赠给他一首诗，开头两句为： “邓生今杰士，英名天下闻。”⑤表彰他英勇斗争的精神。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大连日商满洲福岛株式会社 (简称“福纺”纱厂) 的工人，为改善待遇和争人权、反奴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大连一向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称为他们在关东洲的一块“无风地带”。这场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瞠目惊心，急忙实行镇压，逮捕了大部分工人领导骨干，使罢工陷入僵局。为了加强党对大连地区的领导和妥善处理罢工问题，中共北方区委派邓洁去大连工作。临行之前，李大钊、陈乔年向邓洁交待：一要圆满地解决“福纺”纱厂的罢工; 二要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李大钊说： “大连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有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但在帝国主义力量集中的地方，工人不宜长期罢工。只要在经济上争到某些胜利，就要及时复工，以保存力量，便于长期斗争。”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邓洁取道天津乘船于七月九日抵达大连。他以美专学生实习为名在大连报上临时户口，住在黑石礁海边一处瓦房中。

在大连，邓洁担任中共大连地委书记。他首先抓组织整顿，健全大连地委机关。与此同时，他多次深入“福纺”纱厂，了解情况，稳定工人和家属情绪，鼓励工人斗志; 并和基层骨干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当时，工人中出现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有的罢工领导人认为既然已经罢工，就非得彻底胜利不可，否则决不复工; 有的则考虑，敌人进行大逮捕后，罢工的困难太大，又加上工人生活困难，许多人情绪不稳定，应早日复工。邓洁及时传达了北方区委的指示，并针对上述两种思想提出：斗争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 既不能草率收兵，又不必提出过高要求。他还鼓励大家，要树立必胜的信心，在坚持斗争的同时，要寻找有利机会复工①。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力声援下，日商被迫答应了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福纺”纱厂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既打击了敌人的凶焰，又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显示了大连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力量。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地委和邓洁决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同时，要从旅顺师范、西岗公学堂等单位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入党。经过努力工作，到十月底，党员数量从五月的二十二人增加到九十五人。从此，中共大连地委改属中央直接领导②。

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理论，教育党员和群众，中共大连地委决定出版一种定期刊物。但大连的日本当局控制很严，所办刊物很难发行，邓洁便用大连旅京同乡会的名义油印发行了《大连人民》。作为大连地委机关刊物，在党员和进步群众中秘密传阅③。

一九二七年初，南方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支援北伐战争。而大连农村的农民正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重税盘剥和残酷掠夺。为改变这种局面，邓洁在这年三月的一次地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派共产党员到旅顺的胡家村进行建党活动。两个月后，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基层支部，把革命的种子播向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农村。

中共大连地委为了地下工作的安全，先后在大连西岗子人和堂中药店和西岗大龙街益记笔店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站。邓洁经常在益记笔店中开展革命活动，后来益记笔店发展成为掩护党的活动的机关，在党的地下交通、联络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同年四月，邓洁代表大连地委赴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汇报了大连党团工作的发展和工人运动以及四二七大罢工的情况。会议期间，他担任五大职工委员会秘书长，起草职工运动报告。大会秘书长蔡和森曾对他说： “主席团准备提名把你列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要我征求你的意见。”邓洁当即表示自己还年轻，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和工作能力都还不够，还需要在斗争中锻炼和考验。蔡和森认为邓洁的意见是诚恳的，向主席团做了报告②。在这一点上，邓洁表现了一心为革命，不贪图个人名利的高贵品质。

五大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满洲省委，统一领导东北三省党的工作，并改中共大连地委为中共大连市委，任命邓洁为满洲省委书记兼大连市委书记③。

邓洁回大连后，召开党、团干部联席会，传达五大精神，结合大连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决议，指出大连党的任务是扩大党的组织，健全市委领导，号召党员要不怕牺牲，向敌人勇猛进攻。会后不久，大连党员发展到二百二十多人，建立基层支部二十三个，党的力量遍布到各大厂矿和学校以及贫民阶层中。与此同时，他积极从事中共满洲省委的组建。至六月中旬，筹建工作基本完成，他决定把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设在奉天(沈阳)，但在他动身去奉天之前，中共奉天支部遭到破坏，故未能成行①。

(二)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连的形势日趋严重，日本殖民当局派出大批汉奸、特务到学生会、青年会等进步团体中监视侦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活动，陆续搜捕了一些共产党员。七月二十五日，邓洁由于叛徒丁文礼的出卖而被捕。尽管敌人连续三天三夜对他施行吊打、拶指、灌凉水、抽皮鞭、坐老虎凳等残酷的刑罚，把他打得口吐鲜血，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他一直抗刑不供，除了因叛徒质证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外，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真情，为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为党保存了力量。

九月十九日，大连法院第一次开庭，公开审判邓洁等人。邓洁利用法庭宣传了共产主义。二十八日，法院对十七名共产党员进行判决时，邓洁承担全部责任，要求法院赦免其他党员。他说： “我们同志之间，有的目不识丁，只是随声附和而已，本人不仅同情他们，更认为对这些被告不必审判，应赦免他们。”十月十日，法院宣布对两名党员免于判刑，除邓洁外，其余均予减刑②。邓洁被判“禁锢十年”。他被关在一个单身监号，不准与外界有任何接触。狱室十分阴冷潮湿，不久，他就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四肢红肿，行动不便。由于监狱中的生活十分恶劣，连掺有很多砂粒的高粱米饭也不让犯人吃饱，还要从事繁重的劳动，邓洁的身体日益衰弱。他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几岁，竟已满头白发①。一九三四年九月底刑满(中经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和得子两次大赦，减刑两年十个月)出狱②时，他连话都不会说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邓洁经由上海到达杭州，找到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通过他找中共党组织。林风眠派该校秘书长李朴园夫妇陪同邓洁到上海，找到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总同盟的阳翰笙、孙师毅和王尧山，进而找到周扬。邓洁将自己向中共中央写的《出狱报告》交给了周扬，并要求组织上给他恢复党籍和分配工作③。

一九三五年六月，组织上恢复了邓洁的党籍，并分配他到文委领导下的左联和文总工作。一九三四年以前，上海地下党在王明“左”倾错误领导下，经常组织“飞行集会”等冒险活动，不仅严重脱离群众，而且使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文委曾决定由邓洁担任纪念广州暴动的“飞行集会”总指挥。邓洁几次在会上严肃指出： “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应该服从政治任务的需要，政治任务变了，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就应该随着改变。‘飞行集会’不适应现实斗争形势，它只能使我党受到不必要的损失”。由于邓洁的坚决抵制，这次计划召开的“飞行集会”被取消了④。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邓洁任临委书记，委员有胡乔木、钱俊瑞、王翰、吴敏(杨放之)等⑤。中共上海临委是在原左翼作家联盟、社联、剧联、影联、教联、音联、美联、世界语联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此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岁月里，邓洁和其他上海临委领导人一道，在领导抗日救国的运动中，竭力纠正“左”倾的斗争方式，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并根据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推动和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先后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各行各业的救国会，以促进和发展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

上海临委成立后，邓洁等即着手筹备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化名高雄写了一首《一二八纪念歌》，唱出了“中华民族要生存”、“中华民族不可灭”的爱国心声。歌词是：

一二八，一二八，

我们曾经流过多少血!

一二八，一二八，

我们曾经流过多少血!

敌人的炮火曾经淹灭了我们的上海，

战士的热血曾经淹死了凶恶的仇敌。

我们英勇的牺牲者啊!

你们为着民族生存，奋斗到底，牺牲一切!

用你们的热血唤醒民众，这是你们的功勋!

中华民族不可灭! 中华民族不可灭!

一二八，一二八，

我们经受过多少牺牲!

一二八，一二八，

我们曾经受过多少牺牲!

民众的力量曾经粉碎了敌人的野心，

停战协定曾经断送了民族的光荣。

我们英勇的牺牲者啊!

我们要替你们报仇，踏着血迹，勇猛前进!

用我们的热血完成革命，这是我们的责任!

中华民族要生存! 中华民族要生存①!

这首歌由吕骥谱曲，通过钱俊瑞在进步刊物上发表后，在地下党组织一部分党员和进步群众中流传、学唱。

一月二十八日那天，在苏州河北面的总商会召开了一·二八纪念大会，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沈兹九、沙千里等社会著名人士参加了大会。集会后，邓洁等地下党领导人组织游行队伍到江湾烈士公墓进行公祭，游行队伍一路高唱着《一二八纪念歌》等歌曲，并高呼“民众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情绪激昂、悲壮，爱国市民无不动容。

此后不久，中共上海临委的邓洁、胡乔木、钱俊瑞等又发动和组织数千名群众到南市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抗日和释放被捕的爱国青年。这次活动虽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声势和影响都是很大的②。

同年五月，在中共上海临委领导下，五卅纪念运动指挥部的沈钧儒等与上海市政府潘公展进行谈判，要求举行五卅运动纪念活动。潘答复说：你们要纪念可以，但不准游行、发传单、喊口号。沈钧儒等根据中共上海临委确定的灵活而有策略地进行斗争的方针，答应不用游行示威名义，而采取“出祭五卅死难烈士”的形式组织纪念活动，并答应不喊口号、不发传单。但在实际行动中群众的爱国热情勃发，仍然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这次公祭活动以后，邓洁写了一篇报道，题为《伟大的五卅在上海》，在进步刊物《大众生活》上发表。

从一九三五年六月到一九三六年上半年，邓洁在上海还参与组织领导了上海人民为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纪念会等革命活动。

邓洁在上海工作时，生活十分艰苦。他常以美术家身份做掩护，身穿一套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不太合体的白色西服，脚穿一双旧的白色皮鞋，没有钱买鞋油，便将白色油画颜料涂在鞋上，以此应付场面。因为他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所以连维持基本的生活也有困难。有时就在饭摊上买碗菜饭或买几个粽子、大饼充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尽力帮助别的同志。有一次，有两个女同志向邓洁汇报工作之后，说起她们现在生活困难，已经身无分文。邓洁就让她们稍等片刻，他到街上把自己穿的大衣当掉，回来送给她们五元钱。

一九三六年九月，邓洁在去兆丰公园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冯雪峰会面之前被捕。冯雪峰派王学文通知掩护邓洁的房东孟心波、何慧君夫妇，把邓洁的书籍、文稿等都转移了。当敌人第二天押着邓洁到他的住处搜查时，什么都没有搜到。在狱中，敌人使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他，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国难教育社社员，只是一名普通的爱国抗日群众。因敌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和情况，便于十一月由孟心波和新桥小学校长黄克昆具保，释放出狱①。

邓洁出狱后在新桥小学教书。因受到敌人注意，无法开展革命活动，便于一九三七年二月由冯雪峰派的中央交通员徐汉光将他护送到西安，同路的有王学文、瞿宪文。到西安后，他们又设法搭车于三月五日到达延安。同年五月，中央派刘晓去接任上海临委书记，邓洁和王学文向刘晓详细地陈述了上海的形势及党组织和各方面的情况，为刘晓后来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②。

一九三七年春，刘少奇听取从上海到延安去的同志汇报上海临委的工作情况后说，上海红旗不倒③。

(三)

一九三七年五月，邓洁参加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六月，他任中央党校五班(即高级干部班)班主任。九月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十二月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在这期间，邓洁曾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陕北公学、中组部训练班讲课，讲授的内容有：中国革命运动、秘密斗争经验、政治经济学等。他常将浅显的实际事例和深刻的革命理论融会贯通，并结合形势和自己亲身的斗争经历进行讲述，深入浅出，具体生动，给听课的同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九四○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想用切断供应和贸易往来的办法扼杀边区的生机。边区的经济原来就很落后，几乎没有工业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绝大多数需要从外面输入。国民党停发经费和封锁经济后，一度使边区的财政和生活发生了很大困难。

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邓洁被任命为处长，负责中央直属机关、学校等一万余人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生活供应工作。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林伯渠的领导下，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提出了自给自足的计划，除粮食由边区政府供应外，自己组织生产蔬菜，养猪，烧木炭，解决运输问题。为了保证每个同志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他根据边区政府的规定，制定了中央直属机关的生活供应办法，除规定每人每日的粮、油、盐用量外，还规定每个窑洞配给一盏比拳头还小的灯壶，一灯壶油要用一个星期; 冬季每天每孔窑烤火用木炭三斤。邓洁对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使用的马和运输队使用的牲口配给多少草料，都计算得很仔细。在服装方面，他也做了各种规定，并且号召大家缝缝补补节约着穿，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公勤人员，衣服容易破损的，他还作出了更换补充的规定。

这年春季，邓洁和王首道、乐天宇到南泥湾进行考察。当时的南泥湾，遍地荆棘，满坡荒草，但土地肥沃，潜力很大。此地距国民党统治区不远。他们感到南泥湾既是一个边防重地，又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基地。于是他们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向中央建议开发南泥湾，并在那里驻扎军队。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

邓洁还倡议创办中央直属机关南泥湾农场。中央直属机关和边区政府各机关，这年都到南泥湾建立了农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年除夕，邓洁与自然科学院初中部指导员陈光宇结了婚。他们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认识的。

一九四一年春天，邓洁陪同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视察。当年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生产、战斗、学习三结合，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物产丰富的米粮川。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被推向一个高潮，南泥湾成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一九四一年，邓洁调任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同年十一月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主管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所属各部、委的生产、生活、供应等工作。他在中央财政经济部李富春直接领导下，团结所属各处、科干部，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有一次，李富春召集杨家岭中央机关干部大会时说： “在杨家岭中央机关的行政工作、生产、生活供应方面，我们的叫花子头是邓洁，大家以后都要听邓洁的指挥。”①因当时生活很艰苦，同志们经常笑称自己是“叫花子”。从此，很多同志都称呼邓洁为“叫花子头”②。

有一次，毛泽东找邓洁谈话，勉励邓洁做好杨家岭的行政工作。他说：杨家岭不仅是延安的杨家岭，而且是全国的杨家岭，因为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你们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向你们学习③。

一九四三年，为了适应大生产运动的需要，邓洁组织了生产合作社，从事纺线、纺毛、做鞋、编织毛衣等劳动。当时，杨家岭机关从首长到后勤人员，人人动手参加生产。为了解决物资供应困难，邓洁还组织了运输合作社，把合作社的人员、大车、牲口等都折合成了工分，按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运输合作社。由于人人参加生产，粮食多了，中央各机关的粮食供应便由原来全部向边区政府领取，发展到一半自给，达到了毛泽东指示的“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能做到耕三余一”的要求。猪养多了，肉食和油的供应也多了;小作坊生产的酱油、酱菜自己吃不完，还拿到新市场商店去卖。不但改善了生活，而且个人的收入也增加了，每人每月除领到一至二元的津贴费外，还获得了劳动报酬，人人都有零花钱。从一九四三年底开始，基本上做到了丰衣足食。

由于邓洁在机关行政工作、组织生产、保障供应等方面成绩显著，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奖励，荣获特等劳动模范奖状。

在延安，邓洁还兼任延安平剧院院长。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他组织平剧院经常到杨家岭演出，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邓洁十分重视后勤人员的文化、政治思想教育。一般在每天午后组织他们补习文化、学习政治。秋收以后，便对农业生产队、烧炭队的同志进行冬训。他还请周恩来、杨尚昆、李富春、王首道、赵毅敏、程子华等领导同志当教员，讲授革命理论和生产运动、勤俭节约的意义，以及各战场的战况和国际国内的形势等。通过这些学习，大大提高了同志们的文化程度和思想政治水平。

一九四五年四月，邓洁作为中央直属机关的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负责代表们的生活供应和安全保卫工作。他全力以赴，使会议的供应比较丰富，经常是肉、禽、蛋等四大陶盆菜和一个汤。机关生产队种的西红柿用汽车拉到大礼堂门口，请代表们随意吃。来自各个战区的代表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一九四七年春又重点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纵队，杨尚昆任司令员，邓洁任副司令员。在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他和纵队司令部的领导同志一起，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主席，使党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央撤离延安时，邓洁负责组织中直机关的撤离和安置工作。三月二十四日，他在瓦窑堡附近吴家寨子的中央纵队司令部，得悉青化砭作战急需炮弹，而西北野战军和当地支前部门运输力量一时不足，就主动派遣了一支刚从晋西北运物资来的运输队，替西北野战军向青化砭前沿阵地运送炮弹，运输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准时赶到指定地点，支援了著名的青化砭战役。三月底，邓洁担任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亚洲部”司令员，曾陪周恩来到吴堡县宋家川巡视渡河指挥部。周恩来到晋西北安排中央后委的工作，他留在河西。四月初，周恩来自河东西渡，因一位同志工作失误，使他与中央失掉了联系。为保证周恩来的安全，邓洁星夜冒险去找中央，将近黎明时分，终于在一个小山村找到了党中央。他又接受毛泽东的命令，立即火速赶回宋家川，并带了一支骑兵小分队护送周恩来到青阳岔同毛泽东会合。不久，邓洁奉命东渡黄河到晋西北临县，参加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后委工作。九、十月份，邓洁又奉命调回河西中央机关，为中央会议进行准备工作，并参加了在米脂县召开的十二月中央会议。宜川瓦子街战役之后，党中央决定离开陕北。一九四八年三月，邓洁护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渡过黄河，经由晋西北临县、兴县到达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

(四)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经济。这时，邓洁担任中央直属经济建设部部长兼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总经理。在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山东省为支援中直经济建设，提出划几个工厂给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邓洁根据毛泽东“不能吃现成饭，要靠自力更生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指示精神，谢绝接收山东的工厂，下决心自己从头做起，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大连等地办了不少工厂、供销社和农场。在北京办了新中国牛奶厂、新中国食品厂、新中国乐器厂、新中国大有制药厂、昌实电机厂、儿童玩具厂等;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还办了红星电影院。在石家庄办了新中国制糖厂、农机厂、卷烟厂、石墨厂等。这些企业，有的如烟厂、农场，是为中央机关服务的，有的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后来都成为地方工业的骨干力量，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五一年，邓洁写了《摸索》一书，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成立以来组织生产的经验。一天，他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便送给他一本。毛泽东一看书名就说：很好，我们进城以后，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不懂的事太多了，应该去摸索①。

一九五二年，邓洁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主管手工业工作。中国是个体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对“占有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决议还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邓洁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手工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上。当时，手工业合作社还处于重点试办阶段。他积极宣传党的互助政策，宣传列宁的《论合作制》和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思想。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历史任务，邓洁更加坚定不移地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努力工作。针对有的同志只愿搞大工业，认为手工业可有可无的思想，他利用开会、作报告、写文章等种种形式，不失时机地大讲手工业同大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把手工业同大工业的关系，比喻为游击队和正规军，说明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派人到北京市和河北省高阳县等地帮助总结办社经验，采用典型示范、树立旗帜的方法，积极引导广大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他经常用“破铜脸盆熬糖”起家的北京第一食品合作社 (现北京第一食品厂) 和“三把鎯头”起家的上海铁床生产合作社 (现上海第三自行车厂) 的事迹，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这年冬天，他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朱德在会上作了《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程子华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组织形式——生产小组、供销生产社、生产合作社。邓洁则着重对三种组织形式的生产管理、产销结合和工资分配等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这次会议确定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对指导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五四年，邓洁任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副主任。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发展很快，到一九五四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 (组) ，由一九五二年的二千多个发展到四万一千多个。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 (组) ，多数底子薄、工具落后、资金短缺。国家为了扶持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决定将清包呆滞物资拨给手工业合作社利用。邓洁对国家的支援非常珍惜。他要求各级手工业部门必须“接好、管好、用好”这批物资，并指定专人起草《接收物资处理办法》，上报中央财委和发至各省、市执行，还组织力量同有关部门具体签订交接呆滞物资的协议。不到一年的时间，接收的呆滞物资价值一千多万元，解决了部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组) 的资金、设备和原材料的困难。有些合作社将废旧机器修复使用，由手工操作变为半机械化生产。

随着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对一些政策性的问题，需要明确回答。邓洁根据党的方针，经过调查研究，在一九五四年底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强调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要坚持“四服务”的方向，即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工业建设服务，为出口服务。“四服务”对以后发展手工业生产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邓洁还从我国实际出发，对雇佣十人以下的私人企业入社问题，手工业劳动者协会的性质和发展对象问题，农村手工业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工结合问题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在会议期间，有的地区提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应明确阶级路线。邓洁经过分析，说服同志们在手工业劳动者内部不提阶级路线。这对正确地贯彻党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鼓励手工业劳动者走合作化的道路，鼓励老师傅积极传授技艺和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邓洁在工作中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他从社会上招收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工作上重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一年，他筹建了中央手工业合作干校，为省、市培养师资和处长以上的干部。他要求各省、市建立手工业干部学校，培养统计、财会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人才，以适应工作需要。

一九五六年，在实现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了。由于运动来势迅猛，加上对手工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识不足，准备工作不够，发生了盲目集中，撤点过多的问题，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四月，邓洁根据陈云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农村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会议，着重研究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问题。他在会上强调： “手工业组织起来以后要保持原有的经营特点”，“要防止不顾具体条件，机械地搬用大工业的一套管理办法。”他指出：我国手工业有制造业，也有修理服务业，有固定的小作坊，也有游街串巷流动服务的，非常方便群众。合作化以后，组织形式要多种多样，不要千篇一律; 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可以配合，大社和小社，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应该并存; 手工业合作社要发扬个体手工业者精打细算，勤俭经营的优良传统，坚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反对“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的大少爷作风; 要发扬手工业者固有的关心自己产品质量和适应人民需要的特点，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努力创造名牌货;要发扬个体手工业机动灵活的经营特点，恢复原有的产销关系，前店后厂，摆摊设点，送货下乡，通过多种渠道销售产品，不要当“坐商” “等客上门”; 要发扬手工业就地取材的特点，采取自行收购，加工订货，带料加工，以产品换原料等办法，开辟原材料来源，充分利用大工厂的边角余料和社会上的废弃物资，变废为宝。邓洁要求各级手工业管理部门建立供销机构，做好组织业务工作，为基层生产服务，并亲自领导建立了手工业合作总社物资供应站和东北、华东、中南、西北供销办事处 (组)。

邓洁热爱工艺美术工作，对开拓新中国的工艺美术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经常说：我国的工艺美术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为了保存和发扬我国工艺美术的精湛技艺，邓洁在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保护、提高、发展”的方针，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发展工艺美术的措施，使一些旧中国由于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改行转业的老艺人归了队，使不少失传的著名工艺美术品恢复了生产。他提出要提高老艺人的政治地位，要给予老艺人较高的工资和技术津贴，使他们能安心创作，传授技艺。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工艺美术座谈会上，他要求各地保护老艺人，爱护老艺人; 学习和推广彭真对北京市著名工艺美术艺人杨士惠、刘德赢给以高薪待遇，并选为人大代表的经验。他还要各地认真组织艺徒向老艺人学习，大力培养新生力量; 允许老艺人带自己的子女进社学艺，帮助老艺人将装在脑子里、掌握在手上的技艺和经验世代相传下去。

这年，邓洁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印染、装饰系的基础上，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工艺美术高等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兼任院长，主持制订办院计划，提出办院方针，确定教学计划。他多次强调学院的教学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学以致用。为此，他从手工业合作总社资金中拨出专款给学院建立实验工厂; 支持教学人员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为教授、专家创造条件编写教材，聘请老艺人到学院讲课。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该院培养的七百多名学生，大多已经成为工艺美术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一九五七年，手工业合作总社召开了全国工艺美术代表会议。邓洁在讲话中，根据“双百”方针，提出要在继承我国工艺美术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基础上，在世界独树一帜。他说，继承民族优良传统，既不是提倡复古，也不是号召排外，而是在中国工艺美术原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丰富我们的表现形式，用近代工艺美术的科学知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适应时代的要求，创造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工艺美术。他还提出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和工艺美术集中的省、市，要结合实际需要成立专业的或综合的工艺美术科研机构，开展工艺美术科研工作。为了配合工艺美术研究，各地要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小型陈列室、样品间; 举办展览会和技术交流表演会; 出版书刊，推广先进经验。后来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全国工艺美术研究所，一些省、市相继成立了工艺美术研究所，对推动工艺美术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邓洁还领导创办了《装饰》双月刊杂志，亲任主编，并为《装饰》写了发刊词。这是我国第一本工艺美术刊物。

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邓洁主持编印了一部《中国工艺美术》画册，集中反映了建国十年来我国艺人精心创作的美术成果。他还领导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向首都人民汇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朱德和董必武等中央负责同志参观了这次展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五)

一九五八年，邓洁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代理主任。他对手工业的技术改造提出 “循序渐进”的方针，即根据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将最新技术成就与手工业的传统技艺结合起来，由手工业生产逐步向半机械化、机械化发展。他明确提出，手工业技术改造，不能依赖国家调拨设备，供给资金，配备技术力量，而要自力更生，采用“培养母鸡、母鸡下蛋”的办法，自己武装自己。他号召人人动手动脑，在大搞技术革命的同时，从实际出发，搞好小改小革。他还亲自抓技术革新的典型，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先进经验。在他的倡导下，各省、市手工业管理部门都兴建了自己的机械厂，成为手工业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 (厂) 拥有各种机器设备十二万台，用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有了明显提高，手工业生产的落后面貌有了改变。那时建立的上海江湾机械厂、大连红旗机械厂、沈阳轻工机械厂，已经发展成为轻工业机械行业的骨干力量。

邓洁一贯重视手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他要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组)不但要生产各种旧式中小农具供应农业，而且要生产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为了方便农民，他提出要建立“三级修造网”，做到乡乡设点，社社有人，随叫随到，小修不出乡、大修不出县”①。当时，全国建立了两万多个固定的农具修配站和流动修配组，生产出了多种农业机械和中小农具，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铁木农具达二亿三千多万件，平均每一农户可得到两件。

邓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合作化工作的经验，写了《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一书，对我国手工业的历史、特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手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民主管理，生产管理等各方面做了系统的总结和论述。这是邓洁参与领导手工业合作社事业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做法的集中体现，是他的代表作。刘少奇看到此书时赞扬说： “想不到手工业十年还写出本书噢! ”②

“大跃进”开始以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许多轻工业产品和手工业品供应紧张，群众买不到铁锅和饭碗，妇女买不到发卡，中小学生的课本和作业用纸质量低劣，颜色黄黑，影响孩子们的视力，群众意见很大。面对这种情况，邓洁难过地说： “旧社会群众有锅没有米，现在我们不能让群众有米没有锅。” “我们搞轻工业的人怎么能让下一代用这样的纸学习呢?”①他就这一问题实事求是地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一九五九年，邓洁参加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研究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方针政策问题，参与了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指示》的起草工作。

一九六一年，邓洁任中央手工业管理总局局长。这时，全国正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一平二调” ，“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调整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比例失调现象，努力发展农业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根据毛泽东指示，手工业要象“农业六十条”那样搞个条条。邓洁带领工作组到天津、河北进行调查，尔后又参加李先念主持的《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规定 (试行草案) 》 (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 的起草工作，并担任起草小组的组长。“手工业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手工业要有三种所有制，要将转厂过渡不适当的手工业合作社恢复为集体所有制，成立专管机构，按行业分管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的手工业，纠正了手工业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同年底，他主持召开了全国手工业厅局长、联社主任会议，交流执行“手工业三十五条”的情况，研究进一步贯彻的意见。此后，邓洁为解决当时市场最短缺的产品，如铁锅和砂、瓦、陶、小五金等的生产问题，召开了专业生产会议，做了具体的生产安排。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他号召大家“上山下乡”，寻找原材料来源，“要利用山头、湖泊，黄河故道植树造林，建立原材料基地。”①他用“不蓄三年之艾，九年无成”的古语，引导大家把眼光放远些，因地制宜地开发资源，以补国家原材料供应的不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地建立了一批手工业原材料生产厂和楠竹、蓆草、棕草、小林场等原材料基地，部分地解决了生产的需要。

(六)

一九六三年，邓洁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他十一月一日上午去石油部报到，下午就乘火车去大庆，参加部里召开的现场会议。他说： “我是石油战线上的一名新兵，是来学习的。”现场会结束后，他在寒风刺骨、冰雪交加的祖国北疆，每天不停地参观油井勘探、油井管理、“地宫”、龙凤炼油厂、被服厂、职工宿舍、家属宿舍，还参加工人们的评功摆好会，晚上整理笔记，请工程师讲解石油的形成和开采，炼油工艺，“常减压”、“热裂化”等科学知识。在大庆近两个月的参观学习中，邓洁写了一册《大庆战歌》即《萨尔图颂》诗集。他在诗集中满腔热情地歌颂大庆人的英雄业绩，石油部党委把它铅印并发至各油田，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鼓舞着石油战线的广大职工学大庆人，做大庆人。他在石油部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有七、八个月在基层，大庆、兰州炼油厂、玉门油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一九六五年，在手工业管理总局的基础上成立第二轻工业部，邓洁调任副部长。他上任后见到同志们时，高兴地说：我去石油部学习一年回来了，现在不能说是毕业，还要和大家一道学习石油部，共同把二轻部的工作做好。他对自己主管的工作抓得很紧，对支农工作极为重视，主持召开了全国支农会议和山西支农现场会，举办了农业机械展览会，交流和推广手工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机械化的经验。为了尽快发展新兴塑料工业，他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调查，创建了二轻部塑料研究所。

邓洁工作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那种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反对违反科学、不负责任的浮夸、虚报等不正之风，是一位实事求是，勇于直言、敢于负责、有自己主张的实干家。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从反对中央“手工业三十五条”文件着手，诬陷邓洁是“叛徒”、“日本特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邓洁从天津刚回到家，就被“造反派”劫走，非法关押，七月中旬转入北京卫戍区。从一月到七月，邓洁共被揪斗十一次，小型批斗会百余次。他们采用法西斯手段，对邓洁施以几十种刑罚，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牙齿大部被打落，头发被大把揪下，耳朵被打聋，外耳萎缩变形。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蔑中共上海临委整个组织是“叛徒、内奸、特务组织”，还妄图通过所谓邓洁的“叛徒” 问题，陷害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用各种残酷手段，逼迫邓洁进行“交待”和“揭发”，但邓洁有如“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他们的罪恶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五年，邓洁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流放到陕西省汉阴县，直到一九七八年一月病重住进医院、五月病危回到北京医治。在长达十一年的逆境里，他始终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邓洁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被推倒。七月二十六日，邓洁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注释

①邓洁: 《历史简历》,现存轻工业部。

①②④乐天宇1982年谈话记录,现存陈光宇处。

③邓洁1976年4月在陕西汉阴口述,长女邓华笔录。

⑤邓洁1962年对陈光宇的口述记录。

①《大连工人的反帝怒潮——关于大连“福纺”纱厂百日大罢工的综合报告》,载《大连党史资料通讯》增刊,1983年10月。

①《大连工人的反帝怒潮——关于大连“福纺”纱厂百日大罢工的综合报告》。

②③《邓洁传略》,《大连党史通讯》1985年第7期。

①《邓洁传略》。

②③邓洁: 《历史简历》。

①②《邓洁传略》。

①黄佩兰、孟心波、何慧君的回忆。

②④邓洁: 《我的申诉》。

③王尧山1984年11月初口述。

⑤钱俊瑞1983年的回忆。

①吕骥: 《一二八纪念歌》,《永生》1936年1月,后来编入《大众歌声》第1集。

②钱俊瑞1983年的回忆。

①孟心波、何慧君1983年的回忆。

②王学文口述,记录存陈光宇处。

③方铭的回忆。

①②韩增胜、夏耘的回忆。

③谢邦选1985年6月口述记录。

①陈永清1985年的回忆。

①邓洁: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②邓洁1976年4月在陕西汉阴向长女邓华口述记录。

①李靓丽口述记录。

①邓洁1961年在全国手工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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