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杜重远人物传,杜重远生平事迹,杜重远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篇首语：见强不怕，遇弱不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杜重远人物传,杜重远生平事迹,杜重远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杜重远人物传,杜重远生平事迹,杜重远评价

杜重远

杜重远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1980年6月24日，邓颖超视察新疆时指出：“我党能取得革命胜利，与这些民主人士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杜重远同志为我党作了大量的工作，是我党的光荣，应该为他树碑立传，以志纪念”。

立志救国创办实业

杜重远，名乾学，号重远，1897年4月16日 (农历丁酉年三月十五日) 出生于辽宁省 (今吉林省) 怀德县凤凰岭一个农民家庭。

杜重远小时入本乡私熟读书，1911年考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因成绩优秀而取得官费待遇。

1916年，杜重远从该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员。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欧美无暇东顾之际，对我国大肆进行侵略活动，并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一震惊全国的事件，深深刺痛了年仅十几岁的杜重远的爱国之心，“寝食俱废者三四日，自恨没有百万雄兵，扫荡三岛以泄胸中的积愤。”①杜重远这时已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为中国之弱，主要在于实业不振，于是他决心要尽自己的能力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1917年，辽宁省要选送一批学生到日本去学习实业，杜重远报了名。经过多次考试合格，以洮昌道引公署官费留学生的身份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他除每天上午听课、下午复习外，还经常在课余和假日里到各大工厂去参观，成为窑业科的优等生。

杜重远在日本求学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中国的东北地区已成为它明火执仗的抢劫之地。国仇家恨，使他经常奔走于东北籍的留学生之间，呼吁大家读书不忘救国。1923年是旅顺，大连租借期满的一年②，然而北洋军阀政府不但没有收复旅大之意，反而默许日本企图展延租期为99年的要求。杜重远以“一定要收复旅大”为口号，组织在东京的东北籍留学生举行收复旅顺、大连的示威游行，带头高呼“反对日本续租旅大”、“还我旅大”等口号。这次示威游行虽因日本政府弹压而告失败，但却极大地激发了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

这一年春假期间，东北籍的留日学生又推选杜重远为首的二十几名代表，组成收复旅顺、大连宣传队回国宣传，以便唤起舆论，迫使政府收复旅大。他们怀着满腔热忱由日本回到奉天，可是未及入城，便被老牌亲日分子、奉天省省长王永江阻于城外，严禁他们进行反日活动。他们不得不转道南下，直奔北京，向以黎元洪为总统的北洋军阀政府请愿。到达北京后，杜重远等面见黎元洪，慷慨陈词，请其速下收复旅大的决心。然而黎元洪却无动于衷。将杜重远等逐出门外，杜重远率宣传队员们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联络北京各大学数千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春假结束，他们又回日本继续学习。

1923年夏，杜重远由日本毕业回国。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倾全力发展我国的瓷业。

杜重远深知办瓷业不仅需要有较长的准备时间和充裕的资金，更需要有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他雄心勃勃，决定第一步先办砖瓦业，因为砖瓦业资本可大可小，并且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效，取得投资者的信用;第二步再办瓷业，这样根基就会比较稳固。于是，他四处奔走宣传，呼吁各方协助，筹集到6000元。杜重远便在奉天城北小二台子购地60亩，建成五间草房和生产青砖的旧式马蹄窑一座，定名为肇新窑业公司。预计年产青砖7万余块，瓦5万余块。

可是，6000元的有限资本，在建了五间草屋和一座马蹄窑后，已经所剩无几了，资金不足成为“肇新”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杜重远一面竭力争取在现有的设备基础上多出些砖瓦，干出点成绩让人看看; 一面继续奔走募捐。经过一番努力和师友们的资助，又募集到10万多元。1924年兴建了一座烧红砖的新式轮窑，同时扩大了青砖和泥瓦的生产，当年生产青砖和泥瓦90余万块，并全部售出，红砖的产量当年也达到120余万块。此时恰值东北大学兴建新校舍(现辽宁省政府院内的部分建筑)，故红砖也全部售空。为了打开销路，“肇新”又自办建筑部和五金部，对外开展承建业务。这样，就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对砖瓦业的垄断局面。杜重远欣慰地说： “砖瓦虽小道，但我要替国家争回权利，自此略觉自慰”①。

1927年3月，杜重远开始按瓷器生产要求扩建厂房和购置设备，先后兴建了能够容纳千人工作的厂房和宿舍。购置和安装了从日本购回的整套机器设备，整个工程于1928年春大体竣工。但由于所借资金都被扩建和购置机器占用，待正式开工生产，“几至无法周转”。各界人士对“肇新”的前途很关心，纷纷向当局进言： “肇新”是中国首创机械制造瓷器第一家，规模宏大，计划周密，因缺乏资金不能生产，殊为可惜，政府应积极支援，以助其成。杜重远则面见张学良，详细陈述了“肇新”窑业公司创建发展的情况以及他发展机器制造瓷器的整个设想和前景，说明当前缺乏资金，大有停工之虞的困难。张学良听后，对早有耳闻的杜重远的印象更为深刻，感到杜重远在战争屡起、时局多变的情况下，把工厂搞到如此规模，真是一个才智横溢，颇为能干的实业家，是一个爱国救国的志士，当即表示予以资助。不久，张学良从效业银行拨给“肇新”12万元，作为个人股本，使“肇新”渡过了资金不足的难关。扩建后的“肇新”，于1928年8月16日正式投产，1929年出品300余万件。1930年出品600余万件。“取原有之日货而代之，每年所挽回的利款可达一百万元以上”②。杜重远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有了实际的效果，他的兴奋心情溢于言表：我们就是要“为国家贮蓄实事，以实力来御外”③。

自从“肇新”开工以后，日本人办的大华瓷厂工人纷纷辞职来肇新工作，不愿继续为日人雇用。对此，日本领事馆和奉天交涉署一同派人到“肇新”检查交涉，提出要把大华瓷厂的工人完全退回。杜重远断然拒绝。他义正严词地说： “我们所用工人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都是自己愿意来的，为什么要交回大华瓷厂” ?

“肇新”瓷器在东北市场上销路越来越广，日本瓷器的出售日显迟滞。日商为了与“肇新”争夺市场，采取了降价倾销的办法，企图将“肇新”挤垮。“肇新”为了保持在市场上已有的地位，也不得不以降价与其抗衡。由于杜重远的积极活动，加之各方面舆论的支持，“肇新”于1929年10月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获准免纳营业税5年。从此，“肇新”生产蒸蒸日上。它的产品由于吸收了当代先进技术又保持了中国陶瓷特色，因而深受瓷商和民众的热爱，被在上海举办的中华国货展销会评为优良产品。“肇新”作为一家近代新兴陶瓷工业，在短时期内能克服重重困难获得大发展，与杜重远善于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杜重远主持“肇新”窑业公司期间一方面注重生产，同时也注意解决工人的技术培养和福利设施等问题。他们开办工厂子弟学校，按规定凡职员、工人子弟都可免费上学，在用人方面，“肇新”也有自己的章程，管理人员必须经过考核才可录用，并从有实践经验的职员中选拔，这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民族工业中是颇有特色的。

由于杜重远年轻有为，富于爱国思想，而且在创办窑业方面又显示了过人的才力，所以颇受当时倍遭日本欺压的奉天工商界的推崇，1927年被推选为奉天总商会副会长。杜重远在任期间，为了保护商民的合法利益，反对摧残民族工商业的苛捐杂税，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商民反捐税斗争。

1928年11月下旬，奉天警察厅长白子敬公布了省长公署一个旨在增加警饷的捐税法，在商民中引起了强烈不满。杜重远代表总商会到省长公署和警察厅交涉，但没有结果。回到商会后，他立即召开商董和各业代表会议，讨论对付办法，并决定通知各商户一律停交12月份的铺捐;坚决要求省长公署收回成命，并表示，不得已时甘愿牺牲事业，采取罢市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场斗争，使奉天当局大为惊慌，省长翟文选亲自出面企图以折衷办法进行“调解”。但警方仍坚持按户传令纳捐，否则就以抗捐论处。这样，更激起了商民们的强烈反对。总商会于12月18日召开全市商民大会，杜重远在会上号召全体商民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坚决斗争，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会后举行游行请愿。游行队伍走到省长公署后，即由杜重远面见翟文选进行交涉。翟文选迫于形势，答应12月份的铺捐缓纳，而对杜重远提出的取消警饷捐税、惩办警察厅长两项要求，允待日后解决。游行队伍返回总商会，杜重远等又开会决定，如无适当的解决办法，便宣布罢市。经过斗争，翟文选不得不于12月9日同意了一个实际上是商会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解决办法。事后，警察厅长白子敬不得不提出辞呈。由于杜重远在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1929年奉天总商会实行改组(分别成立工会、商会、农会三大组织) 时，他被推选为工会会长。同时，通过商会反捐税的斗争，使张学良对杜重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此，杜重远又兼任了张学良的 “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协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

组织商民拒日设领

1927年4月，日本借口鸭绿江沿岸的贸易量增加，安东领事馆太远，工作不便，擅自决定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消息传出，立刻激起了临江和辽宁各界人民的愤懑，爆发了声势浩大拒日设领的反帝爱国斗争。当安东领事馆副领事田中作等人到达临江县城时，遭到数千群众的包围并将其赶出临江。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不死，在鸭绿江对岸朝鲜一侧集结500余名军警进行武装威胁。可是，临江人民毫不畏惧，决心“拼我十万头颅与扼谲贪野日人周旋于鸭绿江岸上”①，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气慨。

消息传到省城奉天，各界群众和爱国人士义愤填膺，强烈谴责日本强行设领的野蛮行径。奉天省总商会在杜重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日厂华工罢工，商界排斥日货，并于8月10日正式成立奉天全省商工拒日临江设领外交后援会，杜重远被推选为委员长。后援会成立后，首先联合各县商会和各省商会从经济合作入手，同时遍访各国领事，招待中外新闻界，进行广泛的活动。在一次新闻招待会上，杜重远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强行设领的侵略行径，有些日本记者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辩护，遭到杜重远的怒斥。

这时，日本全国的中小学校长代表团300多人来东北旅行参观。杜重远决定招待这些教育界人士，和他们作一次国民的外交谈判。杜重远在欢迎会上致词说：我在日本学习生活了7年，日本好似我的第二故乡。今天看见故乡的朋友来，我十分高兴。接着，他话锋一转，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扩张势力，豢养土匪，贩卖鸦片、白面、海洛因，欺侮、毒害老百姓的种种罪行。使这些客人个个目瞪口呆。最后杜重远说：我在日本时，日本的人民待我非常友好。但在中国，日本人却对中国人民如此狠毒，内外相差如此之甚，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据我后来研究的结果，因为对方近视眼的政治家派些穷凶极恶的浪人到东北来，专为巧取豪夺，干些不体面的勾当，所以种下了中日两个民族的仇恨，诸位都是教育家，应该如何设法铲除这种祸根，方为两国之幸①。杜重远讲话一结束，台下掌声如雷，不少客人争相和他交换名片，并登台发表演讲，说这是中国真正的呼声。他们表示，回国后要通报全国的中小学生，不要再受当局和报纸的麻醉和欺骗。会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得知此事，指责代表团不该接受商会的招待。代表团许多人和总领事发生冲突，总领事请他们吃饭，有一半人不出席，以表示对日本当局侵略政策的不满。

8月12日，外交后援会举行全体执行委员及各报驻奉天记者代表会议，发表了《奉天全省商工拒日临江设领外交后援会宣言》。同月14日，外交后援会又在总教育会举行驻奉中日记者招待会，进一步阐明外交后援会的宗旨，同时确定16日召开市民大会，声援临江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

8月16日、9月2日，外交后援会相继两次召开市民大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严重交涉，维护国家主权，号召各界人民团结一心，拚力以抗，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与此同时，广大群众的抵制日货活动以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等抗议活动更加蓬勃展开。当辽宁人民爱国反日运动高涨的时候，吉、黑两省抗议日寇暴行和抵制日货活动亦随之进行。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地都先后召开了市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一致声援临江人民拒日设领斗争。这时，张作霖从日本获得借款300万元，当即下令取缔排日，声言“三省商民近有组织游行，并闻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日本现内阁……的标志，学生旷课游行……决不能任其自由动作”①。但是，辽宁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日斗争，相反，全省的反日爱国群众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9月3日，外交后援会召集各界代表数百人开会，决定第二天举行集会游行，掀起更大规模的拒日设领反帝爱国群众运动。4日凌晨，各商店住户挂上了五色旗，街道遍贴标语，各路群众向会场云集，会场设在奉天总商会礼堂门前。礼堂前面矗立着“众志成城”，“存亡在此一举”两个巨幅标语牌，参加者达10万人以上，每人手中持有小旗，上书“打倒田中内阁”、“取消二十一条”、“抗议日本临江设领”等口号。会上，“报告临江事件及个人演说，慷慨激昂”②，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杜重远指挥游行队伍向大南门进发，当队伍走到小西关的日本满洲银行门前时，杜重远大声高呼： “日本想要吞并东三省，这里就会变成第二个朝鲜，吾等快快猛醒! ”③，群众随着杜重远的口号声，也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游行队伍最后到达省长公署门前，向省长请愿。

日本驻奉领事岗村在无可奈可的情况下，对杜重远许以高官厚禄进行引诱。杜重远愤然拒绝： “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纯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 ”①

9月17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取消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之举，并撤去日兵。至此，辽宁人民拒日设领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投身救亡仰慕中共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的当夜，杜重远正住在天津旅馆。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特约杜重远和孙季贤旁听平、沈之间的重要通话。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正向东北军传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 “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②杜重远听到这里，心情非常沉重，始而顿足痛恨，继而绕室彷徨，思来想去，夜不成眠。9月20日，杜重远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沈阳，决心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

九一八事变后的沈阳，一片白色恐怖。敌人正下令搜捕他这个“抗日巨头”。许多朋友都劝他尽快脱离虎口。于是，他怀着满腔怒火又离开沈阳到天津，转道北平。到北平后，他很快结识了很多流亡的东北学生，并结识了同乡孙达生。两人常在一起交谈对时局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权，换上了青天白日旗，但仍旧是军阀统治，视帝国主义为太上皇，中国仍然黑暗落后，人民仍然痛苦不堪。蒋介石抱定不抵抗政策，使东北沦丧，3 000万同胞成为亡国奴，看来由国民党率众抗日是没指望了。他们决意去直接唤起民众，反对国民党卖国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约定同去南方作扩大的国难讲演。

9月27日，阎宝航、金哲忱、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在北平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救国会，杜重远虽已去沪，仍被选为执委会常委，后兼政治部副部长。他回顾这段活动时写道：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我疯狂似地东奔西走，呼号全国，”因为“自身经历了亡国的痛苦，所以有向全国民众呼号呐喊的权利与必要”①” 当东北军马占山率领部队血战嫩江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杜重远和他的挚友《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欣喜若狂，共同发起了《生活》周刊为援助马占山的抗敌筹款活动。杜重远在《生活》周刊上撰文高度赞扬马占山的抗日举动，积极宣传和倡仪国人募捐。仅半个月时间，就收到全国各地捐款12.98万元。后来，“1937年9月，马在绥远(内蒙)组织部队，重远亲自把徐寿轩、栗又文等同志送到马占山那里，帮助他进行抗战工作。”②

杜重远为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从1931年到1932年曾两次出游，行经八省，遍访十余城市，还到了香港、新加坡，作过近百次讲演。当他在从南昌到安庆的途中，听到19路军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决心“打倒最后一人和最后一弹”时，心情激动不已，遂提笔写了题为《民族异彩》的通讯报道，高度赞扬“一·二八”抗战精神。他用精湛的语言写道： “沪战已启，东北之血泪未干，黄浦之惨痛又至，仇贼险狠，狂暴已极，幸我十九路铁血男儿，牺牲头颅，以彰正义，连战皆捷，岛贼丧胆，为国家争光荣，为民族放异彩”①杜重远到达安庆，在民众教育馆讲演中，以不可争辩的事实揭露了日寇的残暴罪行。他在分析“一·二八”抗战失败原因时说： “人之谋我是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的。而我们应敌，却只是呼号叫嚣，徒恃虚声。十九路军虽忠勇奋发，但因中国无整个的有组织的反日运动，到底不免失败”②。他指出：“对日作战，须全国共同起来作积极的奋斗。”③只要我们“联合成一条战线，合力前进”，“暴力无论如何的凶猛，总不敌真理的坚强”④。杜重远的每次讲演，都以生动的事实和感人的语言，给民众以爱国主义教育，听众多达千人以上。在长沙，许多人听完了讲演，直接找到旅馆，要求和他面谈。他到达汉口后给邹韬奋写信，称赞这些爱国青年“实国家之元气，亦吾侪之良友”⑤。

此间，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杜重远被选为常务理事，他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国货公司，推动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使日本在华的经济利益遭到重大打击。

1933年1月14日，杜重远和朱庆澜、黄炎培、李组坤、章元善等到达北平。2月16日，北平、天津、上海的各界爱国人士和团体在外交大楼组成东北热河后援促进会，推选朱庆澜为主席，杜重远等为领导成员。会后商定共赴热河，推动东北军汤玉麟部抗战。当时，“热河连年兵燹，民不聊生，及汤蒞热，集兵燹之大成，金融破产，警教废弛，可谓漆黑一团! ”“热军积年无饷，专事扰民，平日恶感过深，民众敢怒而不敢言”①，战事一到，难以应敌。杜重远看到这一情况，便以救国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亲自率领学生宣传队30余人和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等人分乘汽车奔赴前线，开展军队工作，联合群众共同御敌。到前线后，杜重远积极在东北军上层人物中开展工作，同义勇军第2军团总指挥王化一分别找汤玉麟、孙殿英和李赞延等东北军将领谈话，向他们宣传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强调奋起抗战才是唯一出路的主张。2月22日，杜重远带领学生宣传队赴建平，途中道路崎岖难行，他同王化一、李纯华倡议每人背一箱炮弹，步行一程。途经平原县时，他们不顾途中疲劳，又立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晚间宿于附近村中，为乡人详述应有抗日之决心及国际之大势，乡民亦极为感动，款学生如上宾”②。战地宣传结束后，杜重远又返回上海。

这期间，杜重远在九一八事变后结识的同乡孙达生也在上海，并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交往中，杜重远发觉孙达生读了些他不知道的书，思想上有明确方向，因此对孙由非常爱护变为非常尊重了。以前，杜重远同国民党当权人物接触较多，对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则不甚了解。他曾相信过胡适等人的胡说，以为红军是农村饥民造反、杀官劫库的历史重演。一次，他看到孙达生送给他的《捷报》、《中国论坛》等报刊，才使他从正面了解了红军和苏区的真相。当他看到毛泽东在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以后，开始对马列主义发生了兴趣，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苏区是中国的未来。从此以后，他在经济上对孙达生的支持更加慷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杜重远闻之兴奋至极，高度赞扬红军长征是“惊天动地之壮举”。他说： “红军出江西走松潘而集中到陕北，这几万里的大迂回……越过一万五千尺的雪山……走过千百里渺无人烟的大草地，饥饿到不得了的时候，树根树皮都无处取得，竟至煮皮带而食，权以充饥，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用来抗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①

杜重远在上海时，还经常奔波于上海和江西之间，继续从事陶瓷业的兴建。他在九江创办光大瓷业公司，并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集资以助抗日救国事业。他主动接济东北家乡流亡关内的学生，热情帮助抗日难友渡过困境。他还在陶业管理局办了一个训练所，直接培养抗日爱国青年，后来，这批青年大多数参加了新四军，走上抗日最前线。为了宣传抗日，他把抗日救亡运动的大量见闻，写成战地通讯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邹韬奋高度称赞杜重远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为着抗日救国主张，四方奔走呼号……正因为他有实践的经验，不是为作文章而作文章，所以他的作品感人特别地深，使读者得到益处特别的厚”①。邹韬奋还称他是“嫉恶如仇，从善从流”，敌我分明的热烈的爱国者，“所以他对抗日运动能始终不懈地向前干去”。许多抗日救国团体表示： “我们都要跟杜先生一样的坚决，一样的主张……主张向民族的敌人进攻，丝毫不容忍地发起民族解放的战争”②。

由于杜重远在全国各个阶层都有一定的影响，蒋介石曾通过张嘉璈、卢作孚去拉他担任交通部人事司长，并允诺一月后委任为次长;又通过曾养甫让他出任成渝铁路局或公路局局长;还通过于右任给他监察院委员的职位并已明令发表，但杜重远都辞而不就。蒋介石仍不死心，亲自找杜重远、邹韬奋谈话，诱使他们加入国民党，均遭拒绝。杜重远在一次欢迎爱国志士的茶话会上说： “诸位，假使我要做大官的话，那是不难的事，我要发财么，更容易，再说我要当汉奸么，哈哈，老早就成了溥仪的股肱之臣，可是这些我都不愿意，我只愿意作人”③。

主办《新生》身陷囹圄

杜重远在上海和邹韬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把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作为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阵地。由于《生活》周刊的内容经常触犯日本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所以，国民党害怕它，企图扼杀它。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生活》周刊同情福建政府，“言论反动，思想过激，诽谤党国”的罪名下达了查封令。杜重远挺身而出，以个人的名义，于1934年2月10日，登记出版《新生》周刊。他继承《生活》周刊的宗旨，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 “本刊不顾艰困，不顾劳瘁，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努力，以求中国民族的新生”①。他亲任《新生》主编，保留了《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以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坚决的抗日态度，向读者申明，“现在必须以使大多数民意，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 对于民众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众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②。邹韬奋后来回忆说：《生活》周刊被封闭后，“挚友杜重远先生即接着创办《新生》周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这好象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③。确实是这样，杜重远接过邹韬奋手中抗日救国的火炬，以《新生》为阵地，继续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发起猛烈进攻! 邹韬奋说：“我在海外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从心坎里深深感谢杜先生”④。

杜重远在每期《新生》周刊的卷首，都亲自为“老实话”专栏撰稿。他“既不会歌颂圣世，又不愿粉饰太平，只有老老实实地把农村的现状，民众的疾苦，借着一支秃笔，赤裸裸地暴露出来”⑤，直接了当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他深切地指出： “老实说一句，不管政府诸公怎样巧妙地掩饰，我们的国土，是老早就在一块一块地零星出卖着。只是因为零卖还嫌不爽气，所以现在正打算批发出卖呢”①。杜重远在另外发表的《出路只有一条》、《怎样走进一条生路》等文章中说： “记者始终是乐观的，记者相信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胜利绝对在中国”②。他认为，中国人口超过日本9倍，中国人民有团结对敌的光荣传统，要发扬全民族的斗争精神，就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杜重远在看到胜利属于中国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看到了不利条件。他指出：中国能否和日本拚命，就在于能否将这些大于日本9倍的中国大众训练组织起来，而能否将大众组织起来的关键又在是否找出认识清楚彻底苦干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须有世界知识，明了中国的 ‘病情’ ，具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若能有成千成万的同志，在各方面不断努力工作，不断地训练青年，全国总有走入共同途径之一日。到那时候，我们便可以置日本侵略者于死地。他大声疾呼： “我们放下一切妄想吧。媚外既徒劳，信佛亦无用，唯有全国民众一致团结，与日本拚个你死我活，那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啊! ”③

杜重远还在“老实话”专栏中发表《救国志士在哪里?》、《悼抗日志士邓铁梅君》等文章，热烈赞扬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雄主义气概。他认为：“民族精神是不死的，不过在高压下暂时潜伏罢了。会有一天，冲决樊篱，激成澎湃的怒潮，”④他呼吁全国人民不仅要学习邓铁梅志士为抗日救国大业献身的精神，而且还应该以继续抗日的实际行动来纪念死难的先烈们。

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大胆泼辣，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自创刊问世，销数随期数俱增。许多热心读者十分关注《新生》周刊的前途，尤其为杜重远担心，纷纷来信提醒：老实话不要说的太老实，当心得罪洋奴，触犯了权贵!杜重远在“老实话”专栏中写了《答爱护本刊的友人们》，诚恳地感谢读者的忠告和爱护。然而，读者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登了艾寒松用 “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从学术角度泛论各国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位生物学家，如果他不作傀儡皇帝，必能在生物学方面有很多成就。但是，仅仅这样一篇短文，日本帝国主义者却蓄意借机挑起事端。他们先策动上海的日本浪人举行所谓“抗议游行”，捣毁我国商店门窗玻璃，继而威迫当时上海市市长立即封闭《新生》周刊，“严惩”编者和作者。该文本是经国民党当局审查同意刊出的，可是这时，国民党政府竟听命于日寇，查封了《新生》周刊社。

杜重远时在江西，闻讯后立即赶回上海，一面劝说艾寒松离开上海暂避;一面挺身而出，准备在法庭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当局作斗争。审判席上，他利用法庭作为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讲坛，大声疾呼： “中国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 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 ” 虽经著名律师沈钧儒义正词严的辩护，国民党政府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以所谓触犯“敦睦邦交，侮辱友邦元首”的罪名，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宣判下达后，法庭内外群情激愤，高呼“判决不公”、“坚持正义”、“反对强权”、“维护法律尊严”等口号。

“新生事件”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新生》读者，深深为杜重远坚决抗日的英勇行为所感动。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新生读者会，积极参加反蒋抗日运动。时在美国的邹韬奋，得知“新生事件”的消息后，即从美国返回上海，决心再办一个刊物，用以发扬《新生》的爱国精神，于是《大众生活》周刊应时而生。由于它继承了《新生》的传统，得到了大多数爱国青年的爱护，每期销数达20万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最高纪录。

杜重远入狱前国民党当局就在他们的《社会新闻》上，公开宣布杜重远是“赤匪”的“应声虫”，还恫吓说： “当心步杨杏佛的后尘”。但是，“新生事件”在国内外产生的深刻影响，是国民党当局所预料不到的。杜重远入狱后，每天到监狱探望慰问他的工人、学生、职员、文化界人士、民族资本家、东北军中的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等，络绎不绝。门房专为他设立了一个登记簿。登记簿不到一周就填满了。关押杜重远的牢房成了杜重远同进步人士政治集会的场所。他同大家一起交换各种消息，讨论时局，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更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每十天半个月都到这里来探望杜重远并帮助他做些工作。胡愈之在回忆时说：只要是星期天或假日，我就一清早去漕河泾监狱，有时直到晚间才回家，是重远要我帮助他，向来访的人们做些政治工作。我和高崇民同志就是这样在监房里由重远介绍第一次见面的。杜重远还把看望他的人和各方面的来信，特别是关于东北军张学良政治态度的变化等情况告诉孙达生，由孙达生转达给了中共中央。

杜重远入狱后，国民党派人对杜重远说，只要他答应拥护“蒋委员长”，赞成“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就可以考虑提前出狱，并许以实业部的高官。杜重远不为蒋介石的利诱所动。直到1936年春，他因病转到虹桥疗养院就医，仍由监狱派门岗监视。

促进国共合作抗日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影响很大，许多爱国志士为宣传“八一宣言”的主张而奔走呼号。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更加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忱。不久，以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为起点的、一个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在国内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党组织派宋介农 (即孙达生)利用去监狱探视杜重远的机会，向杜重远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介绍了一些马列主义书刊供他阅读。杜重远深受启发和鼓舞。他在狱中同经常来看望他的朋友高崇民、阎宝航等认为，东北人民要想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必须坚决停止内战，一致御侮。他们还认为蒋介石利用东北军剿共，是想消灭共产党和削弱东北军实力的一箭双雕的毒辣手段。东北军官兵对此已十分反感，反蒋思想逐渐增长，矛盾日趋激化。基于这种共同认识，他们联名写信给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一致对外的主张。随后，杜重远请高崇民去西安，面见张学良、杨虎城进一步沟通张、杨之间的关系，促成张、杨合作，共同联合抗日。1936年初，高崇民带着杜重远的亲笔信到西安，分别会见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正在西安担任西北“剿共”副司令的张学良，受到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此时的思想也已开始转变，不愿继续“剿共”、替蒋介石卖命了。杜重远从返回上海的高崇民那里了解到张学良的思想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他再次鼓励高崇民和从欧洲考察回国的卢广绩，在东北军上层人士中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活动;并写信给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以促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他还直接写信给张学良，建议张、杨早日联合。

1936年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张、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张学良的思想矛盾重重，感到再这样下去没有前途，想另找出路。但出路何在?他想请杜重远出出主意。于是，张学良秘密化装亲自到上海找到杜重远，讲了自己的全部想法。

杜重远诚恳直率地向张学良指出，过去的一些做法是不对的，并向张学良提出实行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杜重远说：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人民，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也为了你个人的荣誉，必须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杜重远还说：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同所有的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红军现在又回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二，陕西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有见识的爱国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和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他说：如果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是一个最有前途的局面。

张学良对杜重远的这些建议都表示同意，但还有些顾虑，觉得同杨虎城、盛世才联合都好办，因为他同杨虎城虽有些隔阂，却知道杨是抗日的，而且与蒋也有矛盾;盛世才是东北人，联合抗日也不成问题。只是对共产党，他感到摸不着底，不知共产党愿不愿和他搞联合。

杜重远针对张学良的这种顾虑，向他说明：共产党是真心诚意，主张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的，只要你能决心走抗日这一条路，共产党一定能同你联合，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杜重远为了让张学良熟悉、接受些新的理论和新知识，还把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书籍介绍给他阅读。

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思想而又性格爽快的人。经过这一席谈话，他完全接受了杜的建议，还表示在西北要有所行动。张学良觉得光有军队不行，还要物色一些知名人士去西北协作，打开政治局面。他拟请陶行知去主管教育，希望杜重远出狱后去西北主持东北大学工作，并帮助他搞政治。这次谈话以后不久，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释放杜重远。杜重远出狱后，即于10月间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对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同蒋介石及其代表进行谈判。周恩来就宋子文提出组织过渡政府一事，代表中国共产党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这是对杜重远与中共密切合作、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作贡献的最好肯定。

四渡天山满怀豪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国内形势的发展，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杜重远抗日救国的热忱。1937年8、9月间，杜重远到太原等地宣传抗日。这时，他反复思考着两件事情，一件是“全国中心舆论问题”;一件是“西北交通问题”。他认为，必须使全民族抗战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才能动员全国军民投入抗日救国运动。而抗战的胜利还取决于中苏的联合，中苏联合，新疆是个交通的孔道。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他愿意为这两件事作最大的努力，并决心到新疆去考察。

杜重远离开太原返回上海之前，正在太原的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特地约见了他，交谈了对抗日战争前途的看法。在谈话中，“他们都喜形于色，抱着极大的乐观”，共同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在乎组织民众”。周恩来对杜重远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长期战争，“这种长期的斗争，要是不把民众组织起来，纵有优良的武器，都是无用的，何况我们的武器还不如人家呢”①。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之后，杜重远对抗日战争的性质、前途等问题的认识，同中共的主张完全一致，他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民众共同对敌，而组织群众就要有根据地，新疆正是需要建设的重要根据地，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奔赴新疆的决心。

1937年9月30日，杜重远同盛世才驻南京代表张元夫同行，离开上海前往新疆，开始了一渡天山。

10月10日，杜重远到西安，会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向他谈到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决心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的情况，杜重远听后极为兴奋。杜重远在西安稍作停留，即同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周小舟乘飞机到兰州，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谢觉哉的热情接待。10月13日，杜重远到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 ，去见新疆督办盛世才。盛世才是1933年通过“归化军”于4月12日发难，驱逐原新疆督办金树仁，而夺取了对新疆的统治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伪装进步，制定了“反帝、联苏、平民、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他是杜重远的东北同乡，二人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盛世才深知杜重远是个才华出众的学者，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因而曾多次发电邀请杜重远去新疆。杜重远的到来，受到了盛世才的接待。

为了把新疆建设成为抗日后方根据地，杜重远一到新疆，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一方面由新疆交涉署的人员陪同到各地参观考察;一方面埋头查阅了近一二年的《新疆日报》，把获得的大量材料加以整理写成通讯。同时，他还参加了当地组织的各种会议，发表演说，热情宣传抗日主张。呼吁建设西北铁路，巩固和发展新疆抗日根据地。在10月20日迪化市召开的一次群众性集会上，杜重远被邀请讲了话。他成为沟通内地和新疆各族人民的联系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使者。

盛世才看到杜重远深受新疆群众的欢迎，遂要留他在新疆工作，但被杜重远婉言谢绝了。因为杜重远在新疆听到内地今天丢了包头，明天失了太原，后天敌机又轰炸了南京。这些消息使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促使他急于返回内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11月初，他返回武汉，后到南京，把他在新疆的见闻写成长篇通讯19章，连载在《抗日》三日刊第30号至48号上。1938年4月，《生活》出版社将杜重远的这些通讯文章以《盛世才与新新疆》的书名出版发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抗日爱国志士，尤其是进步青年，都想去那“被人忘弃的地方”——新疆，把新疆建设成抗战的大后方。

杜重远二渡天山启程于1938年6月16日。这次他仍和新疆省代表张元夫同行，自汉口乘飞机经兰州到达迪化。临行前杜重远曾多次去见周恩来，表示对时局的看法。他说“日寇进攻，蒋介石无抗日决心，武汉也很可能不久失守，中国的抗日基地看来必在西北角”①。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联合抗日，已同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陈潭秋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毛泽民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同时，中共还动员和组织内地知名人士和优秀青年赴新疆开辟工作。经过党内外人士密切合作，新疆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的气象。

当时，杜重远已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所以，他这次到新疆只住了几天，便于7月1日赶回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杜重远同中共代表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站在国家、民族的正义立场上，为组织民众力量，提出了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实行全面抗战等提案。

1938年9月，杜重远应新疆当局的邀请，赴新疆参加第三次全疆各民族代表大会。他于10月6日到达迪化，10月10日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三全会与世界和平》的演说。他从国内形势谈起，用大量抗日救国的事实，说明全民抗战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把新疆建设成抗日的大后方，必对支援全国抗战起重要作用。他还同代表们直接交谈，热情鼓励代表们要把抗日救国的思想种子撒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

杜重远从新疆归来不久，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后，携妻子侯御之和内弟侯立达四渡天山，到新疆安家。1939年1月，盛世才委任杜重远为新疆学院院长。

新疆学院是全疆的最高学府，为了培养人才，充实抗日力量，中共曾派林基路等先后到这里工作。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期间，和进步人士一起努力，逐步将这所规模小、设备差、校风不正的旧式学校，初步改造成具有新精神、新面貌的新型高等学府。阴险狡诈的盛世才，看到共产党人在学院的威信日增，又恨又怕，于是便排斥和打击林基路，于1939年1月借口工作需要，将林基路调离学院，派往外县工作。

就在这时，杜重远出任新疆学院院长。他到学院后即宣布要继承共产党人给学校留下的好传统，继续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作为校训，按照抗大的教学方针办学。为了解决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杜重远向内地聘请了沈雁冰、萨空了、张仲实等来校任教;还请了文化人赵丹、于村、王为一等人为发展新疆的文化事业效力。他们带到新疆的三大卡车书籍，被杜重远高兴地称为“文化列车”。

杜重远对学院的教学内容也作了调整，增加了联共 (布)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并强调教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自己身体力行，在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时，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呼吁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

这年暑期，杜重远组织了新疆学院赴伊犁旅行团，并亲任团长。参加者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回族、满族、锡伯族等青年学生200余人。这次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锻炼了工作能力，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并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伊犁的行政长官姚雄郊迎十里，对杜重远十分热情。

杜重远在致力于办好新疆学院的同时，还以他那锋利的笔去揭露、抨击日寇，唤起民众共同抗日。1939年9月，他在《反帝战线》第二卷上刊登题为《八周年的 “九一八” 》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侵略战争和正义战争做了深刻的分析。文章一开头就说： “战争能使人民愚昧，也能使人民聪明，战争能使国家衰弱下去，也能使国家强大起来，因为前者是野蛮的、侵略的、退步的战争，后者是自卫的、正义的、进步的战争。假设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中国人民便因为这次的抗战而走上了光明之路，日寇便因为这次侵略而使人民陷入泥泊之中。”接着他又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日寇的侵略战争是害人害己的愚蠢行为。他说： “暴寇占我东北，已经时逾八年了，在最初的三二年中，日寇的军阀们，得意忘形，以为五百万平方公里、三千万民众，以及若干农产、矿产、林产和水陆交通，不数日间垂手可得，天地间还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么?于是得陇望蜀，步步逼进，殊不知因此增强了日本军阀的骄矜，殊不知因此招惹了太平洋上有关各国的嫉视，更不知因此激动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愤火，等到时机成熟，各项条件具备，中国的抗战便开始了。象火山样的爆发，象洪水样的奔流，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党派，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法西斯匪寇们一致进攻。在抗战的开头，日寇的军阀们还欺骗该国的民众，大吹大擂地说，这次战争比夺得东四省还要容易，不要三个月，便可占领全中国。而没料到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二十四个月……不但不能全部的占领中国，连已得的城市又复失去。中国的游击队象神话似的风起云涌，神出鬼没，闹得鬼子们无处安身，使日寇在军事上、政治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回头再看看八年来我们中国的情形如何呢? “我们因为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越打人数越多，越打力量越强，谁是野蛮的战争?谁是神圣的战争，谁的前途光明?谁的前途黑暗?这一幅幅清晰明朗的图画，不是看得很明白了吗?”在文章的最后，他笔锋一转，告诉人们，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加强团结，只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最后胜利指日可待。他说： “敌寇死亡的日子不远，也就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将会来到，九一八这一可悲可痛的纪念日，我们要叫它变为个可歌可泣的复兴节。”

杜重远在新疆学院办学期间，是新疆学院充满生机、兴旺发达的时期。他继承了共产党人林基路等留下的传统作风，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坚持了抗日斗争，培养出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各族爱国青年，因而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和各族青年的敬仰和爱戴，当时内地的人们称新疆学院为“第二个抗大”。

壮志未酬血洒新疆

从1939年起，新疆就连续发生排斥打击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事件。杜重远对于盛世才的两面派行为，常以老朋友的身份直言谏劝。可是他的一片热忱反使盛世才认定他别有用心。加之杜重远才能过人，盛世才左右嫉贤妒能之辈趁机推波助澜，因此，杜重远就任新疆学院院长才6个月，盛世才那里已经“谤书盈箧”了。

一次，赵丹等准备组织演出抗日话剧《战斗》，正为缺少配角演员而发愁。杜重远听说这个情况后，立即表示支援，说新疆学院的学生要多少有多少。这样，以赵丹等九人为基础，加上新疆学院的学生，经过三个星期的排练，话剧《战斗》于“九一八”纪念日在汉文会礼堂正式公演了。《新疆日报》专门出版了《战斗》公演特刊，茅盾写了一篇《关于〈战斗〉》的评论文章，指出“此次排演《战斗》，在话剧运动委员会方面的所有演员、舞台技术、灯光布景等等专门人材，不过十人，如果没有新疆学院许多学生的帮助，恐怕这次的演出便不可能。”① 《战斗》演出的成功，轰动了整个迪化，连续上演一个星期，场场满座。但是，盛世才的亲信、第一中学校长姜作舟看完演出却说：内地来了个剧团，并不归新疆学院领导，可是有人把这个剧团抓了过去，把学生派去演配角，好象别的学校的学生都是不中用的。杜重远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十分气愤。在新疆学院举行的有演员们参加的中秋茶话会上，他对那些嫉贤妒能之辈，进行了无情的嘲讽。盛世才得知此事后，十分不满。杜重远为此给他写了一封万言书，除表示自己为建设新疆反遭人嫉妒和暗算的义愤外，还对盛世才手下的那些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并表示自己正好有病，打算请长假休息，也好歇歇别人的口。这封信送出后，如石沉大海，杜重远感到事情不妙，便给盛世才打电话，可电话打了三次，得到的回答都是“督办没有空”。后来，杜重远在茅盾、张仲实等的帮助下，又给盛世才写信，要求去苏联或内地治病。不久，盛世才回电话，说去苏联不行，请长假可以，回内地他得考虑考虑。当时，回内地的交通工具，只有盛世才点了头才能解决，因此“考虑考虑”就意味着不让杜重远离新疆。杜重远只得辞掉新疆学院院长职务，闭门休养。这就是盛世才对杜重远软禁的开始。杜重远被软禁之初，陈潭秋、毛泽民、萨空了、张仲实、沈雁冰等还常去看望。后来，萨空了、张仲实、沈雁冰先后脱离虎口，离开新疆;陈潭秋、毛泽民则被禁止与杜重远见面。杜重远再次写信给盛世才要求去苏联、去陕北，他还给延安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这些信件全部落入盛世才之手，日后竟成为盛世才杀害杜重远的借口。

杜重远在被软禁的日子里，反复吟唱：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和“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我好比虎落平阳，被犬欺”等词曲，以表达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投机政客盛世才的无比仇恨，抒发他身处逆境的郁闷心情。他平素不抽烟，更不喝酒。这期间，每当吃饭以后，他常常将酒杯顶在头上，又将酒杯碎于地下，表明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1941年前后，国际国内形势急剧逆转。这时，盛世才认为苏联快亡国了，共产党快完蛋了，便投靠蒋介石，由所谓“亲苏亲共”的英雄好汉，变成了反苏反共的急先锋。

1941年5月18日，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公安管理处”一辆黑色捕人汽车停在杜重远家门前，几个彪形大汉闯进杜重远的住宅，先是将杜家里里外外翻了个遍，然后对杜重远说： “盛督办请你去谈谈”。这是盛世才捕人的惯用手法。杜重远早已做好准备，他对妻子侯御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之后，便昂首阔步踏上囚车。

盛世才捏造罪名，诬陷杜重远是“汉奸”、“托派” ，“图谋暴动”并别有用心地要毛泽民审理这个案子。其险恶用意一是使杜重远对共产党产生误会，以挑拨杜重远与共产党的关系;二是从中摸清杜重远与共产党关系的底细。然而盛世才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审讯室内，杜重远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揭露盛世才的阴谋。审讯结束后，毛泽民据理说明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所谓杜重远是汉奸、托派等等纯属捏造。不久，毛泽民、陈潭秋等也被阴险毒辣的盛世才逮捕入狱。

杜重远被关在新疆特别监狱第五个监号。在狱中盛世才一直对其施以严酷的刑讯，逼杜重远承认给他横加的种种罪名。最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杜重远是“秘密共产党员”、“阴谋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将其判处死刑，并电请蒋介石派员到新疆复审，以示投蒋的忠诚。

杜重远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狱中，他虽然倍受酷刑，遍体鳞伤，但始终坚贞不屈，精神矍烁。吟诗读书，声音朗朗而铿锵。他还给看守们讲说《三国演义》，用 “三国”的故事启发看守们的觉悟。

杜重远在狱期间，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和宋庆龄曾联名致电盛世才呼吁释放杜重远。高崇民也多次致电盛世才，指出他所走的道路的危害性，要求释放杜重远。由于电函无效，高崇民决定亲自赴新疆进行营救。但当他特地赶到重庆作去新疆的准备时，却被戴笠软禁了五年。

盛世才慑于各方面的压力，不敢把杜重远公开处死，便采取秘密杀害的办法，他先是派人在杜重远的食物中投毒，使杜重远肠胃烂穿，“便血于厕，鲜血成河”，①，以致床不能起，头不能抬。这时盛世才又命令军医处长侯汝弼以诊病为名又注射了两支毒针，杜重远就这样被活活毒死。1943年9月的一天傍晚，杜重远的尸体被拉至东花园，趁黑夜从东花园院墙吊了出去，再拖至“一炮成功”②处，埋在炮台北麓。后又将土堆推平，毁尸灭迹。杜重远被害以后，一些知情者大都被盛世才处死，连抬尸埋葬的卫士也不能幸免。新疆解放后，中共党组织虽组织各界人士多次寻找，但至今杜重远的尸骨仍然没有下落。

杜重远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和重庆，他的挚友和进步人士沉痛哀悼。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指出：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杜重远先生等，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遭受牺牲。他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牺牲，为人民尽忠的永久典范。他们和一切为救国运动献身的人民英雄将永垂不朽。

①杜重远: 《八年努力中的愿望》,载《生活》周刊第6卷,第32期第679页。

②1892年3月27日,清政府将旅顺、大连租给帝俄。1905年9月,日俄在英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决定沙俄将从中国租去的旅顺、大连转让给日本,1923年3月满25周年。

①杜重远: 《八年努力中的愿望》,载《生活》周刊第6卷第33期第703页。

②③杜重远:《八年努力中的愿望》,载《生活》周刊第6卷第33期第704页。

①《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档案》,存辽宁省档案馆。

①杜重远: 《狱中杂感》,第14—17页。

①《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档案》,存辽宁省档案馆。

②③1927年9月6日《盛京时报》。

①王庆丰: 《杜重远在沈阳领导的一次爱国运动》,载1984年5月12日《沈城周末》。

②于毅夫、关孟觉: 《杜重远烈士事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集第248页。

①《新生》周刊发刊词,创刊号第1页。

②于毅夫、关孟觉: 《杜重远烈士事略》。

①③《生活》周刊第7卷第10期第126页。

②《新生》周刊第1卷第21期第405页。

④《新生》周刊第1卷第18期第345页。

⑤《生活》周刊第7卷第7期第104页。

①②《生活》周刊第8卷第10期202、203页。

①《抗战》三日刊第32号第3页。

①邹韬奋为杜重远《狱中杂感》所作的序。

②③1936年10月14日《西京民报》。

①《新生》周刊创刊号第1页。

②③④邹韬奋: 《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29页。

⑤《新生》周刊第1卷第14期第265页。

①《新生》周刊第1卷第14期第265页。

②《新生》周刊第1卷第17期第325页。

③《新生》周刊第1卷第23期第445页。

④《新生》周刊第1卷第13期第241页。

①《抗战》三日刊,第14号第8页。

①萨空了: 《杜重远之死及其遗骨》,载1983年4月29日《人民政协报》。

①《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辑第5—6页。

①侯御之:《忆亲人杜重远同志》,1983年6月5日《人民日报》。

②在乌鲁木齐市原北门外约二、三里处。相传清末刘锦堂攻打迪化城时,于此曾发一炮,继而攻克城池,以后便称此地为“一炮成功”。

中共人物传 杜重远人物传,杜重远生平事迹,杜重远评价

中共人物传 杜重远人物传,杜重远生平事迹,杜重远评价

中共人物传杜重远人物传,杜重远生平事迹,杜重远评价

中共人物传杜重远人物传,杜重远生平事迹,杜重远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