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沙千里人物传,沙千里生平事迹,沙千里评价

Posted 2022-05-05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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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沙千里人物传,沙千里生平事迹,沙千里评价

沙千里

(一)

沙千里，曾用名仲渊、重远。原籍江苏苏州，1901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6月12日生于上海。祖辈和父亲沙余香都是经商。沙家的亲戚也有好几家从事工商业，有的在当时的工商界还有点名气。沙家由于经营不善，在竞争中失利，沙千里出生时已经破落。他7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经济更加困难，全家负担落在他母亲一人身上。因为家庭贫困，他小学还未读完，14岁时就被送到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店当学徒。学徒期间，由于他工作勤奋，办事认真，两年后升任职员。后因账房缺人，又被聘为代理账房，直到担任清账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沙千里18岁。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接受了 “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这正和他体验的生活相吻合，因而更进一层了解了社会不合理的根源。“在我不短的洋布庄的职业生活里，使我清楚地认识了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洋布在中国是占了怎样的势力，以及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厉害。” “深深地体验了资本家对伙计和学徒的剥削生活。我对旧社会的不满及对帝国主义者的痛恨，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实际生活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凭空设想或从书本上体会的。”①

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师生创办的《平民》周刊。《平民》周刊所介绍的合作主义，使他很受启迪。他认为“合作”，一股一权，公平合理，是改造经济制度很好的办法。在《平民》周刊的影响下，他撰写并翻译了不少宣传合作主义的文章。沙千里在自传中说，在上海《时事新报》 “合作”副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

1925年秋，沙千里以同等学历考取了上海法政大学，次年秋转学到上海法科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沙千里学习努力，作风正派，在学生中很有一些威信。

1926年，北伐战争迅速发展。沙千里积极参加了国民革命。虽然当时上海的军阀李宝章疯狂镇压国民革命运动，残害革命青年，但他毫不畏惧，积极从事国民党的秘密工作，成为国民党的党员②。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社会还是老样。因此，沙千里认为中国仍需要一次革命，希望新社会早日降临，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没有帝国主义侵略的独立国家; 相信没有人吃人、人剥削人的公平合理的社会一定会出现③。但是，如何实现这样的新社会，他的心里仍然是茫然的。

1929年秋，沙千里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毕业④。1931年从事律师业务，成为“一位能够主持正义的律师”⑤。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曾任上海大学职员兼附中教员的共产党员许德良与党失去了联系。他为了继续为党工作，便在家里办了一所英文补习班，开始学生不满十人，后来陆续增加到20余人。许德良鉴于当时社会上许多报刊内容不健康，毒害青年，便向学生提议集资办刊物，定名为《青年之友》，以“指导青年的修养，努力改造社会”为宗旨。1928年春节过后，由许德良、徐庚敖等发起成立青年之友社，沙千里出席了成立会，并被推选为该社的负责人之一。

青年之友社的社址设在现在南京路附近河南路口的一家水果店楼上，经常到社和办事的有一二十人，其中有沙千里、许德良、李伯龙、章乃器、杨修范、徐庚敖等。社务的主要工作是主编、印刷和发行《青年之友》，另外，还创办图书馆，举办读书会。沙千里在读书会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青年之友社成立后，《青年之友》定为社刊，决定革新内容，出版“革新号”，并一致推选沙千里任主编。由于沙千里的努力，革新的《青年之友》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调整和充实，深得读者的欢迎，发行量增加到5000多份。在上海几乎每一所中学的传达室都有分销处，外地发行数量也不少，最多的是汉口，南洋各地也有读者。从当时看，仅次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①。

沙千里在《青年之友》上，写了一些揭露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勖勉青年猛省，加强革命修养，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文章。他写的《新的修养》一文说： “时代的潮流滚滚而来，旧社会、旧制度的日趋崩倒，已经不容我们酣睡沉醉; 同时，新的使命，创造的责任，已经压向我们的肩头，需要我们时代青年挺着膀子去荷担。”过去灰色的旧式的修养，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青年必须加强新的革命修养。他提出：第一，要养成战斗的精神。“要为正义和真理而战斗”; “要和恶势力奋斗”; “和丑恶宣战，为全民族的生命而战斗，为大多数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为自由而战，为平等而战”。第二，要有反抗的精神。“我们不能逆来顺受。强暴是我们反抗的对象，自由是我们反抗的目的。……对于一切腐恶的制度和习惯，我们没有容忍，有的只是反抗。”第三，要养成勇敢的精神。“我们只有向前，反顾是我们的羞辱。障碍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困难更加坚定我们的决心。……头可断，志不可屈，方是勇士的本色! ”①

《青年之友》的读者越来越多，在青年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嫉视，于是就不断加以摧残：禁止分销处销售，追查《申报》本埠增刊上所发表的《青年之友》消息的来源，密令查办《青年之友》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沙千里与许德良、章乃器、李伯龙等商量对策，一致意见是继续斗争，决不后退，办法是将青年之友社社址退租，不再回社集中活动，以防不测。同时，组织稿件出版最后四期，用更鲜明的观点，揭露和批评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以示抗议。沙千里在一篇实际上是结束语的文章中指出： “因为青年的发旺，同时又是孤单的缘故，环绕着的敌人，便四面进攻; 外来的压迫，接续着不断，有时使青年的呼吸几至于窒塞。她嫩弱的小生命，常常濒于危险。尤其二卷以来的严正的态度和锋利的批评，更树了许多敌人。然而青年真不惧压迫和欺侮相循而至，我们正需要这许多艰难的环境，以求锻炼我们奋斗的能力，作我们将来肩负更巨大责任的初步训练。所以青友的态度，只有更加地严正! 青友的意志，只有更加地坚决! ”①

1930年10月初，《青年之友》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和特务的破坏之下，不得不宣布停刊，共出了62期。

(二)

《青年之友》被迫停刊，但组织并未解散，骨干核心分子仍定期开会。他们决定改变斗争的方式，把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斗争结合起来，以争取团结广大青年。沙千里与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徐庚敖、徐以礼、沈仲君、任先、马燮庆等20余人，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在青年之友社的基础上，组织“蚂蚁社” (简称“蚁社”) 。他们以蚂蚁自诩，认为蚂蚁虽小，但能团结，能为共同的利益战斗。一只蚂蚁力量小，但一群蚂蚁力量就大了。他们以蚂蚁精神互相勉励。

1930年11月，蚂蚁社正式成立，社址设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沙千里在成立蚁社的过程中，设法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被批准为全国性的文化团体②。

蚁社宗旨是： “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从事文化运动。”目标是：以文化运动为手段，使新社会早日实现。精神是：用团体的力量，严峻的纪律，艰苦奋斗向着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要改造社会，将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沙千里也是明确的。正因为蚁社是一般的文化团体，蚁社的骨干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在起作用，有较明确的政治目标，所以 “九一八”事变之后，蚁社马上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沙千里在社内演讲时，也常常以蚂蚁精神激励大家，号召大家“做活蚂蚁”;“要象蚂蚁一样团结一致，奋斗不息”①。

为了鼓舞斗志，蚁社还编有《蚁社社歌》和《蚁社之路》两首歌曲。《蚁社社歌》由沙千里作词，黄自作曲，歌词是：

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

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

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蠹虫。

在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

我们要前冲!

前冲，前冲，前冲，前冲!

我们都要前冲!

用蚂蚁的精神，来播植新文化的种，

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

起来，起来，蚂蚁们大家起来!

蚂蚁们! 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 ②

沙千里在蚁社有很高的威信，被历届社友大会推选为执行委员，并任社友部部长。社友部即组织部，负责管理与社员的有关事宜。除此而外，沙千里还曾负责过文化部的读书会与时事研究会。1934年春，沙千里与蚁社的主要核心成员许德良、李伯龙、章乃器、杨修范、葛师良等参加苏联之友社的活动，并在蚁社成立了“苏联之友”小组①。

在此期间，沙千里除了参加上述社团政治活动外，他的本职工作是律师，并且是上海律师公会的会员之一。他在受理的许多案件中，秉公办理，特别对一些受害的贫苦老百姓，尽力给予他们以法律援助，在律师中有较好的声誉。

(三)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沙千里在上海看到了“宣言”的全文后，心情十分激动，感到“宣言”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反映了他的愿望和要求。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并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10月，沙千里在蚁社苏联之友小组的决定和支持下，创办了《生活知识》半月刊。《生活知识》在《发刊词》中指出：“我们刊物的目标，为我们底刊物的名称所示，是生活知识。但不是生活于任何时间及任何地方的自然人所应有的知识，而是生活于国土丧失，农村破产，‘天灾’ 因人祸加剧的现代中国的社会所特应有的知识。” “我们希望我们的刊物能给读者以这样的知识，我们更希望能够藉这个刊物让读者摄取得这样的知识。”①它以不露痕迹的方式，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是文化战线反“围剿”的一个阵地。它的内容切合现实，又有新的启示，如艾思奇主办的《哲学讲话》 (即后来出版的《大众哲学》)等，深受读者欢迎，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其中不少青年从中受到启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他如生活话题专摘，由何封、柳湜主持，胡绳也常写文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对北平学生运动表示坚决支持。从此，上海救国运动开始勃兴。

1936年2月9日，沙千里和章乃器、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等部分蚁社社员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选出了由各行业爱国人士组成的理事会。据沙千里回忆，理事会由他和葛师良、杨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杨经才、陆诒、石志昂、王文清、丁观澜等组成，沙千里为常务理事，分工负责总务部工作②。“职救”理事会每周开会一次，地点多在葛师良的中国征信所、杨延修的保泰保险公司、海关华员俱乐部以及沙千里的律师事务所。理事会下设干事会，分组织、宣传、总务等几个部门。干事会和核心小组成员中，有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如林枫、雍文涛、王翰、顾准等。中共上海职工地下党组织曾派党员袁庶华、王纪华联系沙千里。沙千里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主动与他们结为朋友①。

1936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那天，上海各界救国会代表和爱国人士在上海天后宫桥原总商会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出席者800多人，讨论决定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选沙千里和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沈兹九等为执行委员。会后，全体整队游行至庙行镇，公祭无名英雄墓。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胡子婴等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上海抗日救亡活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和国民党政府的不安。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竟发表所谓《告国人书》，胡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是“反对中央”，“颠覆政府”②，极尽诬蔑恫吓之能事，为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制造舆论。沙千里对于国民党这种卑劣的恫吓行径，既感到气愤，又很鄙薄。他回忆当时的心情说： “我们那时敢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进行抗日救国运动，早就有入狱坐牢，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③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对国民党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郑重声明： “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我们倘使是中宣部一纸诬蔑文告所能恫吓倒的人，我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表现了爱国志士们抗日救国的坚定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沙千里曾著文大声疾呼：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民族的危机，实在太严重，太急迫了! 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不论他的身分地位，不论他们思想信仰，不论他们党派宗教，应该立刻起来发动神圣的民族战争。在民族战争的大目标下联合起来，结成强固的统一的民族阵线，向我们最大的共同死敌作战，争取我们的生存和独立! ”①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沙千里作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参加，并参与了大会的领导。会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选出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41人为执行委员; 沙千里和沈钧儒、章乃器等一同被推选为常务委员，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人物之一。

为了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和各地方势力团结抗日，“全救”对各党各派做了大量的工作。7月15日，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名义，发表了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重要文章。文章全面阐述了“全救”对于联合抗日的立场，以及对当局和民众的六点希望。要求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赶快起来促成全国救亡阵线的建立，赶快消除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主要是共产党，与共产党重新携手，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等①。沙千里对文章中所提出的主张，表示坚决支持，并在他主办的《生活知识》半月刊上全文予以登载。后来国民党制造“七君子”事件时，也把这件事作为逮捕沙千里的罪状之一。

8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表示：“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我们诚意的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②沙千里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那里听到毛泽东来信的传达，并看到了油印文本后，心情很激动。他回忆说： “救国会的同志读了这封信以后，心情十分激动，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国的斗争，只有来自中国共产党和民众的支持，感到前进的方向更加明确了。”③同时，也进一步增进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充满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7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二中全会。“全救”派沙千里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五人代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立即对日作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抗日运动，保证救国自由，实行各党派合作。在南京，他们除了向国民党请愿以外，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会见了在南京的各地方实力派，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说明救国会的纲领和来京请愿的要求，希望全国各党各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①。

11月12日，救国会在上海静安寺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草坪上举行大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沙千里和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在会上讲了话，“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他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批评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叛弃了中山先生的遗教。呼吁全国各界、各党派继承遗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努力。”②他们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使纪念大会变成为宣传抗日救国，批判不抵抗主义的大会。当时，正值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因不堪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压榨而举行反日大罢工。会后，沙千里积极领导职业界救国会开展了募捐活动，援助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虽然力争公开、合法、合理，避免与政府当局直接发生冲突，并一再声明拥护国民政府领导抗日。但是，由于政府当局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因此，认定救国会及其领导人的活动为 “危害民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四)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沙千里在睡梦中突然被叫醒。冲进他家里的是上海市公安局五六个穿黑衣服的彪形大汉和一个身材高大的西探，其势凶恶，形同虎狼，要将沙千里带走。沙千里母亲相当镇静，夫人黄国林要求跟着一起走。沙千里告诉母亲和夫人，自己没有犯罪，最大的原因是与救国会的关系。随后，沙千里被非法带到爱文义路公共租界捕房，关进不足三尺的六角铁“鸟笼”。同日上午9时，沙千里又被送到位于浙江路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高二分院”，他遇见了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他们也是半夜里被拘捕的。住在法租界的章乃器、邹韬奋和史良也同时被捕，他们三人被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高二法院第一庭对沙千里、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四人进行所谓审讯。上海公安局的代表一会儿说他们有反动嫌疑，一会儿又说是鼓动工潮。沈钧儒当庭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诬蔑，并对没有拘票、没有罪证的非法逮捕提出抗议。沙千里也指出，公安局代表的陈述全属虚罔，毫无根据。他们的辩护律师相继依据法律进行辩驳，并提出释放的要求①。结果，法院不得不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国民党迫害救国会领导人的阴谋暂时遭到挫折。

沙千里从法院回到家中，家里情形已经大变，母亲病倒在床上，夫人黄国林面色苍白，十分忧伤，亲友们面面相觑。沙千里感到愤懑：救国有罪，无法无天，这是什么世界! 他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把所承办的各种案子委托给同事代办，回到家里已是下午4点多钟。大约7点钟左右，接到一个友人②电话，告诉他说：法院已补了拘票，请他赶快离开。沙千里立刻将这一情况转告沈钧儒等图谋对策。10时左右，沙千里决定到朋友家里暂过一夜，不料刚出门，就被几个彪形大汉绑架，后又被送入租界捕房，关进那个铁“鸟笼”。

24日，高二分院开庭。李公朴是开庭前一刻钟自己到法院报到的。在法庭上，公安局给沙千里捏造了“鼓动工潮”、“参加九一八纪念”、“殴打警察”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沙千里坚决要求公安局提供具体事实，拿出证据来。公安局代表瞠目不知所措。随后，他们又捏造说沙千里与所谓《危害民国案》的“火花读书会”有关系。

第二天，法庭继续审理，仍按原定的意图裁定： “被告沙千里移送上海市公安局。” 11月27日，章乃器、邹韬奋也从地方法院移提到上海市公安局。

11月30日，进行了所谓夜审，沙千里是最后一个被“请去”的。对他除了审问救国会的问题外，还审问了职业界救国会的问题。

问： “职业界救国会”你在内吗?

答：我是发起的一分子，现在是理事之一。

问：还有谁是理事?

答：很多，但是在“救国有罪”的环境里，我不愿宣布。他们都是很有地位，很有学问，赤诚爱国的分子。如果今天宣布救国不是犯罪的，那么，我明天就可以宣布。

问：会员有多少?

答：一二千。同情而未加入的，多到不可计算，并且一天天在发展。

问：有没有共党分子?

答：不知道。救国会素来的主张是不问党派，不问职业、地位，不问信仰; 只要主张抗日救国的，都应该团结起来。所以职业界救国会里，在职业方面，有经理、老板、买办，也有伙计、学徒、老司务以及一切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新闻记者等。在信仰方面，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徒、也有反宗教者。在党派方面，除国民党党员外，其他人因为环境不允许他们宣布，他们也不肯宣布，教国会里无从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党派。所以有无共党分子，简直不知道。即使有了，也和国民党党员一样，大家一律以抗日救国为目的，不是实行某党某派的主义或政策，当然不必拒绝，况且他们也不告诉救国会说他自己是共党。脸上或外表上又无共党的标志，所以无从知道有无共党。

问： “火花读书会”你加入吗? 它是否职业界救国会的一个会员?

答：不知道有 “火花读书会”这样一个团体。职业界救国会只有个人会员，没有团体会员①。

12月4日午饭后，沙千里等六人被押上团体客车，沿沪锡公路前往苏州，一路上他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到了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连夜开了所谓侦查庭。沈钧儒、沙千里等一一被叫进去，审讯内容与在上海公安局时大同小异，什么救国会有“反对政府”，甚至有“推翻政府”的企图; 主张停止内战，“有袒护共党嫌疑”; “鼓动工潮”，“提倡人民阵线”等等，沙千里等人统统加以驳斥。

侦讯后，沙千里等人被送到位于吴县横街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他们考虑到国民党对他们的迫害，案子不能很快结束，六个人推沈钧儒为负责人，称他为“家长”。沙千里在六人之中身体最差，肺病刚好，体质虚弱，同志们鼓励他，把身体锻炼好，将来出去好多做点工作。沙千里十分感谢大家的关怀。他坚持早上练拳锻炼身体，记日记，后来出版的《七人之狱》一书，就是狱中记实。

西安事变发生后，看守所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甬道里增加了三四个看守，荷枪实弹来回巡逻。沙千里等不知道发生了西安事变，以为国民党可能要下毒手，于是他们作了牺牲的准备。约定：如果押赴刑场，就共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①。事后了解，西安事变发生后，陈果夫、陈立夫等确曾提议枪毙他们，以警告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为冯玉祥所阻。

在苏州监狱，沙千里等经过五次侦讯。除第一次在法院进行外，其余四次均在看守所进行。五次侦讯共用了两个月，至1937年2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根据检察官申请裁定：自1937年2月4日起，延长侦查2个月，4月4日起诉。这是苏州审判的第一阶段。也是他们在上海被捕后，力争公开和循司法程序审理的第二个回合。

4月4日，国民党政府改变手法，让法院抛出对他们的所谓《起诉书》。《起诉书》按原先定的“爱国有罪”的调子，说什么“兹经侦查明晰，认本案各被告共犯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属实”①。接着罗列了吓人的十大罪状，什么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 作有利于共党之宣传; 要在现政府之外组织政府; 煽惑工潮，有不法企图; 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等等。它蓄意歪曲、诬蔑救国会的主张，不仅断章取义，罗织罪名，而且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妄图置七人于死地。在发表《起诉书》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通过叶楚伧、杜月笙、钱新之等人，对“七君子”进行迫降诱降活动。从此，苏州审判进入第二阶段。

“七君子”在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根据法律规定，他们每人可请三名辩护律师。当时由国内一些著名律师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辩护团。由张志让、胡愈之等起草，6月7日，“七君子”与他们的辩护律师联名发表了《答辩状》，对《起诉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驳斥，并断然指出：“被告等从事救国工作，无非欲求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与政府历来之政策，及现在之措置，均无不合。起诉书于救国会之目的及政府之国策，均有未明，所列犯罪证据十款，无一足以成立。”要求“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②。

与此同时，他们对国民党的劝降活动，也进行了抵制。他们在给杜月笙、钱新之的信中，义正词严地表示： “自问无罪，天下亦尽知其无罪。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其永留于史册。”③

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戒备森严，下午2时开庭审理，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先后被审。他们个个理直气壮，慷慨陈词：

审判长问沙千里：你对联合各党各派的意见如何?

沙千里回答说：在抗日的前提下，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智力去抗日。所以在抗日的前提之下，各党各派应该联合起来。

问：救国会反对宪法吗?

答：没有反对，只有批评。因为政府曾征求人民批评的。

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答：救国会从来没有讲过共产主义。现在失地千里，敌人深入，国家已不成为一个国家，救国来不及，有什么可能讲什么主义! ①

6月25日，举行第二次审讯。这次审讯着重追查救国会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国民党当局企图以沈钧儒、沙千里等七名被告与张学良“勾结”，“谋为轨外行动”，而以 “危害民国”对他们判罪。当审判长就这个问题讯问邹韬奋时，邹指着救国会给张学良的电报说：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而且同时打同样性质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 检查官竟强辞夺理地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给国民政府及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的电报并未引起事变。史良马上反驳道： “比方一爿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查官的意思，难道杀了人要刀店负责么?”沙千里说： “给张学良通电，因为张为东北人，应出来打日本人。‘西安事变’是否因此电而起，请问张学良。”①接着，律师张志让、刘崇佑等相继要求传张学良出庭作证。检查官狼狈不堪。两次审讯，都以审判者的失败、被审判者的胜利而告终。

“七君子”因爱国而入狱，全国各阶层人士和海外华侨以及一些国际知名人士，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巨大的声援，全国各地都开展了营救运动，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他们非法逮捕羁押和摧残救国运动的行径。

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 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②。

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联名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宣言，制定爱国入狱规约，声明“愿与沈钧儒等案各被告联带负责，并请求法院传押审讯。如沈等无罪，则同获自由，沈等有罪，愿同受处罚”③。随后，由宋庆龄率领，于7月5日前往苏州高等法院要求入狱。

7月7日，卢沟桥抗战爆发，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7月30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对七人案已难以继续审理，只好作出判决： “由于被告等家庭困难，裁定停止羁押，具保释放。” 31日下午2时，在雄壮的军乐声、热烈的欢呼声、爆竹声、口号声、救亡歌曲声中，沙千里与沈钧儒等七人胜利出狱。当晚，他们住在苏州花园饭店。同时电告南京政府，准备第二天北上与国民党和政府面谈抗日。8月1日，因南京无复电，即回上海。他们出狱时都书写题词以表示抗日救国决心。沙千里书写的题词是：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①“七君子”为了抗日救国，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社会的普遍尊敬。

沙千里在苏州监狱里，为了不使光阴虚度，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七人之狱》，记述了 “七君子”事件的真实情况，对国民党法律的虚伪性和违法行为，作了揭露。另一本是《婚姻、子女、继承》。该书是沙千里在1933年广播电台讲演稿的基础上修改整理而成的。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正如他在该书序言中所说： “中国长久的在人治之下，一般民众，依然还迷信着 ‘青天老爷’ 、‘包龙图’ 之类类似神话的 ‘人治’ ，不知现代法律为何物。国家未臻完全 ‘法治’ 之境，枉法徇私的事情，层出不穷，……上下交相 ‘漠视’ ，以致人权失其保障;损害国家主权的治外法权，竟历数十年而不得收回。”这本书，是想把法律通俗化、大众化，以便促进法治的实现，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主权。他深深懂得，徇私枉法，实行个人独裁专断，会给国家人民带来多大的危害。沙千里虽然身系囹圄，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正直的法律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五)

“七君子”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上海各界代表为他们举行了盛大欢迎会。8月3日，他们应邀赴京，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代表陈立夫、邵力子、叶楚伧等进行了谈判。陈立夫等人提出解散救国会的无理要求，被他们断然拒绝。在京期间，他们拜会了冯玉祥、阎锡山、刘湘等人，希望团结一致抗日。随后，沈钧儒留在南京参加国防最高会议，沙千里等六人返回上海。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之后，救国运动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但各界群众参加，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参加的也不少。上海各界救国会鉴于形势变化，决定改名上海救亡协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也改名为职业界救亡协会 (简称“职协”) 。沙千里担任“职协”常务理事兼秘书处负责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战地服务，救护与慰问伤兵，救济难民，筹募慰劳物品与慰劳金，编印宣传刊物，培训抗日救亡干部等。11月9日，国民党军队西撤前夕，“职协” 曾参与发起“保卫大上海”运动，动员广大学生、各业职工、各界人士捐款缝制支援前方将士御寒的棉背心、手套及参加其他支前活动。

“职协”编印了《救亡周刊》，沙千里任主编，还担任《国民》周刊的编委，并在《国民》周刊上写了不少文章，《苏联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与我们的斗争》是其中的一篇。他在该文中明确表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希望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①。

10月，上海失守前夕，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救国会的一些人士也先后离开上海，转移到内地。李公朴等赴山西，在临汾参加民族革命大学的创办工作。何惧、袁庶华等去武汉。10月下旬，上海沦陷前二周，沙千里去汉口接收一家报纸，准备南京、上海失守后将此报作为救国会在汉口的一个阵地。他到汉口后，得知当地没有人出卖报纸，是把消息搞错了，于是在汉口住了一周，仍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已一片混乱。沙千里住在沈钧儒的住处——南京鼓楼聚槐村5号。同住的还有沈钧儒的子女沈叔羊和沈谱。孙晓村被释放后②，他们夫妇也住在这里。孙晓村说： “这时期，这个家就成了上海、南京救国会同志商量事情，交流情况，联系接洽的中心。”很多上海、南京的青年来找衡老(沈钧儒) ，衡老请沙千里同志和我接洽，然后他自己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叶剑英同志和博古同志，把这些有志抗日的青年送到延安去。”③南京沦陷前夕，形势十分危急，沙千里和沈钧儒等人是八路军办事处派汽车把他们送到浦口，乘冯玉祥将军的专车，离开南京去汉口的。

沙千里和沈钧儒等到武汉后，接待从北平、上海、南京等全国各地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一部分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大部分安排在武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初，救国会的另一部分骨干，徐步、杨修范等离开上海也先后到达武汉。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他们联络当地的爱国职业青年，汇集了从上海蚁社来的一部分领导力量，成立了以沈钧儒、沙千里等为首，何惧为总干事的武汉蚁社。在武汉的八个月中，武汉蚁社发展到四五百人，参加了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此外，沙千里、何惧等在武汉组织了一个进行抗战工作的基金委员会，沙千里曾通过基金委员会，借助徐雪寒的2000元办了新知书店，后来又用这笔钱办了《大众报》，请刘江陵负责编辑。沙千里在《大众报》上写过一些宣传抗战的通俗文章。

1938年7月，国民党声称实行民主，组织了一个咨询的机构——国民参政会，遴选聘请各界代表参政。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参加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都曾利用国民参政会的讲台和国民参政员的“三权” (听取报告权、询问权和建议权) ，同国民党展开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以推进抗战的合法斗争。沈钧儒在会上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群众运动，保障人民的出版、集会、结社、言论自由。这个提案，不仅有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救国会同人署名，而且还有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及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参与连署。沙千里曾参与提案的起草工作。他后来在重庆期间，一直协助沈钧儒在国民参政会内外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的工作①。

国民参政会虽然通过了沈钧儒的提案，而且国民政府还通令全国实行，但是，那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1938年8月20日，国民党当局明令规定：民众团体召开会员大会，要在三天前呈请核准，各民主团体不得召集联席会议等。与此同时，国民党汉口卫戍司令部，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解散了蚁社、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青年救国团三个群众抗日团体。

为了揭露国民党《武汉日报》对上述三个抗日团体的歪曲、诬蔑，《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严重抗议。指出：“这是非常令人惊奇、令人愤懑的一件事! ” “蚁社是一群职业的文化救亡团体，他们在上海、在武汉，都有过很好的工作。” “我们坚决抗议解散三团体。”②三个团体也先后发表宣言和敬告全国各界人士书，进行驳斥。蚁社还写信给《武汉日报》，要求改正对它的诬蔑。沙千里亲自起草了抗议书，要求政府恢复蚁社组织，并由杨修范将抗议书送至《大公报》馆，作广告登载，但遭该报拒绝③。蚁社被解散后，社友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有的参加抗敌宣传队、演剧队。蚁社整整活动了十年。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郭沫若曾赞扬说： “这些团体和三厅的工作是能够桴鼓相应的，三厅的几次扩大宣传，被称为在武汉 ‘轰轰烈烈’ 过来的，事实上一多半就靠着这些团体和青年们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在七七周年纪念时，单是临时下乡的宣传队，我们就靠着这些青年，曾经组织过七百几十队。”①

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沙千里和钱俊瑞、陈北鸿、冯乃超、盛威以及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人员等曾到鄂东宋埠、浠水、奠山、罗田抗日前线慰问，向抗战将士敬献锦旗，为伤病战士治病，作形势报告，鼓舞士气，还送去许多书报，开展文化活动等等，前后共十余天②。

1938年秋，沙千里由杨修范和袁清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③。据沙千里说：他于1934年或1935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后，就过着经常的小组生活，当时即有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动机。以后，在救亡运动中，和党员接触频繁，愈加密切，对党有了进一步认识，并且下了参加组织的决心。出狱之后，到了武汉，同在武汉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联系，许多工作和斗争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愈益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积极奋斗的④。据杨修范说，沙千里7月底写了入党报告，由他转交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何伟、王翰，再转给中共长江局董必武，然后批准其为中共正式党员⑤。当时为了便于在抗日党派中工作，他的党员身分暂不公开(1980年中共中央才决定予以公开)。加入中国共产党，表明沙千里巳实现了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如果说，他早年还是处于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了。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沙千里发表了《民众组织的前题》等八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沙千里指出：

第一，民众是抗战的主力。他说： “最最痛心的，自抗战一起就喊着组织民众，动员民众的呼声，直到前线壮士出生入死血肉横飞，经过100多天的今日，依然还是没有好好的展开，依然成为今日抗战最严重的问题。”军队“没有民众的帮助”，“民众仍是散沙一盘”。应该认识，“民众是抗战的主力，尤其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如果没有民众积极的参加，单靠军事的力量，是不会有胜利的前途”。

第二，民众是抗日的源泉。他说： “现代的全面战争，军事武器固然占着重要的地位，而经济力和人力，同是决定胜负的条件; 没有民众经济的支持，人力的补充，而欲求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三，民众没有组织动员起来的原因。他说：民众没有组织起来，是因为“几千年民众运动受了长期的压制”的结果;是因为“抗战与民众的生活问题，没有联系起来; 民众的生活，没有保障，使民众不能积极参加战斗”①。

接着，他系统地论述了组织民众的步骤、办法、任务、干部等问题，指出：在抗日民众运动中，缺乏干部，而常常看见“指导员”、“特派员”……之类冠冕堂皇的“干部”和保甲制度下官选的“区长”、“镇长”、“联保主任”，论性质也是干部。然而他们不但不能代表群众的意见和利益，反而是剥削、鱼肉、压迫民众的魔鬼。因此，必须积极地训练和提拔大批真正群众运动的干部。

最后，沙千里充满抗战必胜的信心说： “战争现在已经坚持了十几个月，由于国内的大团结，由于国际的同情，更由于敌人日益陷于困难，我们抗战的前途，是闪烁着灿烂的光彩，我们应把握着这有利于我们的因素，更积极地开展民众运动，使全国民众一个不漏的渗透到这伟大的战争中去，我们民族解放的大业，是一定可以完成的。”①

沙千里这些意见，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对于那些“抗战必亡”的悲观论者和民族失败主义者，无疑也是一当头棒喝。

(六)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沙千里与救国会的部分领导人，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初到重庆，他担任重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 的推进组组长，并主持过“工合”办的《工业合作》月刊。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斯诺创办，得到周恩来、宋庆龄的热烈支持，蒋介石、孔祥熙也是赞助的。“工合”成立时，主张用生产合作的方式来组织三万个工业合作社，以发展中国工业，建立经济的国防线，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由于艾黎的努力，“工合”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与日俱增。许多人积极参加“工合”工作。到1940年10月，“工合”已建立了2300多个小工厂，遍布16个省。从内地到敌人的后方，到处都有“工合”的小工厂。抗战开始后，许多工厂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损失很大。办了这些小工厂，对于解决物质匮乏，补充武器、弹药，起了一定的作用。“工合”除了办工厂以外，还兴办了一些文教事业，如学校、出版社、幼儿园、医务所、护士学校、工人子弟识字班等。到了1942年，延安的“工合”组织成为“工合”的最大组织。“工合”工厂的制成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游击区，对于打击日本侵略者，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沙千里在“工合”工作的时间不长，这期间，他考察了四川省铜梁县，并写了《铜梁掠影》、《铜梁社会杂景》和《从发展工业说到工业合作》、《论工业合作》、《抗战中庆祝国际合作节》等文章。铜梁县在重庆西北，是一个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县。沙千里考察铜梁县，是为了开发利用铜梁县的丰富物产资源，来为抗战服务。沙千里说：铜梁地处四川腹地，是抗战的后方。铜梁盛产煤、铁、桐油和纸，可是由于缺乏资金和人才，未能开发。对此，沙千里十分惋惜。他认为政府既然提倡工业合作，为什么铜梁不合作呢?他慨叹地指出：在铜梁也有信用合作社成立，我们向农民们调查它的情况，都以为合作社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借款利息依旧高至三分四分①。合作社蔑视农民，不相信农民能做到“有借有还”。沙千里同时还指出：铜梁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应该富，可是实际情形和想象的恰恰相反。不是说没有一个富裕的，“腰缠万贯”的大有人在，可是，大多数的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层层剥削，重重压迫，使农民生活透不过气来。“农民的负担，要七十倍于地主，其数实在惊人! 但地主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征粮现在已经征到民国第一百年以外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还有种种捐税摊派，所以地主有时候也难于其为地主。”不过，地主收多出少，还可以把负担转嫁于农民，最倒霉的是农民。因此，合作只是地主的合作，没有农民的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要利用铜梁的富源来为抗战服务，当然也是很困难的了①。

沙千里在《从发展工业说到工业合作》一文中，大声疾呼：在对日本侵略者拼死抵抗的时候，必须发展农工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他指出：抗日战争是决定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还是永远论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一场空前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无疑要依靠几万万大军冲锋陷阵，摧毁敌人。但单靠军事，是不能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单是军事行动，而是包括其他方面的全面行动。“前线的冲锋陷阵，固然是争取胜利的最重要因素，而深处阵后的数千万以至数万万非战斗人员从事于工业农业的生产，都给前线作战以决定性的作用。” “单单数万万的弹药，和数百万大军的被服，就需要后方相等或数倍的人力来努力创造，然后才能使战线上的战斗，不致因为供给断绝，或者因为衣单被薄而斗志的动摇，作战不继，为敌人所乘! ”②

1939年下半年，救国会组织了一个“十七人座谈会”，定期研究时局和讨论工作。与会者有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张申府、刘清扬、王炳南、张友渔、钱俊瑞、曹孟君、沈兹九等，实际上是救国会的一个核心。当时的救国会与抗战前不一样，抗战前组织严密，力量集中，“七君子”事件以后，特别是南京、上海失守之后，救国会人员分散，原来的组织形式解体，于是就产生了“救国会究竟该怎么办”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应该重新考虑救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存在，实质上是要求把国统区的抗日民主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另一种意见是：救国会不应自成“政派”，而要去加入国民党，“把它的腐朽势力取而代之”，“让蒋先生放心，争得他的使用”。虽然持这种意见的人很少，但是因为有两种不同意见，而且分歧较大，在小范围内引起激烈争论。沙千里和邹韬奋坚决反对后一种意见，最后因为沈钧儒坚决支持邹韬奋和沙千里的观点，才结束了争论。沈钧儒在这一期间，为了团结原救国会的同志，并促进大后方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沈钧儒经常找沙千里等讨论工作，沙是沈的一大帮手①。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共产党、民主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地控制，实际上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在9月9日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提出《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个提案被通过。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借此大做文章，声称要实施宪政，还组织人讨论研究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即“五五宪草”) 。但后来这些许诺都成了泡影。

在这场宪政运动中，沙千里是积极参与者之一。当时，沙千里和沈钧儒、韩幽桐、张申府、钱俊瑞、柳湜等七人，对国民党的“宪法草案”提出了批判，并写了《我们对于“五五宪草”的意见》一文。沙千里还单独写了《中国宪政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对于“宪法草案”的意见》等论文。他强调指出：“为要求抗战的胜利，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使人民积极来管理自己的共同事务。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提高人民的权力，使行政的权从属于人民的 ‘政权’ ，而行政，仅仅行使它的 ‘治权’ 。这样，中山先生权能分立的主张，既得实现，而胜利的强大的三民主义的国家，也必然涌现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眼前! ”①

但是，实际上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救国会也因“亲共”而受到打击。宪政运动巳完全消沉。1940年5月初，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竟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诬指沙千里、沈钧儒和邹韬奋企图于“七七”抗战纪念日在重庆领导暴动; 如“七七”不成，在10月10日 “双十节”再暴动②。显然，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迫害。由于沙千里等及时揭露和斗争，何应钦之流才没有得逞。但是，一大群无辜青年因此而受到牵连，惨遭迫害。在四川綦江，有个政治部干训团，学生千余人，有的青年被诬指将参与沙千里和邹韬奋领导的暴动，而遭严刑拷问，株连达数百人，最后死伤数十人，造成了很大的冤案。随后，还对邹韬奋创办的各地生活书店，肆意摧残。邹韬奋无法忍受，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出走香港，以示抗议。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不仅实行反共，而且压制民主，排斥打击其它抗日党派。一些中间党派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开始联合起来，经过多次协商，于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但由于民主政团同盟其他发起人对于救国会参加同盟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直到1942年，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同人才加入同盟，民主政团同盟始形成为三党三派的政治联盟。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宪政运动，扩大社会基础，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大量吸收无党派人士以个人身分入盟，把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有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爱国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常常受到迫害。《新华日报》也常被撕毁，报童屡遭殴打和逮捕。因此《新华日报》要求法律保护，请沙千里和沈钧儒做法律顾问。他们欣然同意，并建议再增加林亨元、崔国翰两人。于是他们四人担任了新华日报社的法律顾问，并见诸于报。此后，国民党特务为非作歹，抓报童、撕报纸等，沙千里他们就以法律顾问的身分，代表《新华日报》，依据法律提出抗议或交涉，为争取《新华日报》的合法权利进行斗争。

1942年4月，沙千里和沈钧儒联合其他进步律师，成立了平正法律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积极主动地帮助进步文化事业机关、团体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进行正义的斗争。在这期间，沙千里汇编出版了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重要法令，以便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法律依据。

在重庆，沙千里曾与何惧创办工厂，并曾任建国机器厂经理、建成实业公司经理、和春麦粉厂经理等职①，与重庆的工商界有一定的联系。当时重庆的不少中、小资本家对四大家族的压迫和吞并十分不满，沙千里就团结他们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济制度。沙千里还组织基层公务员和企业职工讨论物价上涨、生活困难的原因，指明这是和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掠夺有密切关系。

1944年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重新勃起。沙千里参与发起的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简称“经协”)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组织起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45年秋，由沙千里、许涤新、罗叔章、胡子婴、杨修范和王寅生等组成核心小组。10月24日，“经协”筹备会召开座谈会，提出经济民主的九点主张，并于11月5日在《商务日报》上发表。这年冬，“经协” 筹备会举行欢迎中共代表团的小型集会。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等参加，周恩来讲了话。这次会议对“经协”筹备会的负责人鼓舞很大。12月23日，“经协”正式成立，推选阎宝航为理事长，沙千里、杨修范、林大琪、罗叔章、胡子婴、王寅生、耿一民为理事，通过了章程和《对于当前经济问题之意见》。“意见”批判了国民党腐败的经济制度，并指出：为要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必须政治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军事上保持全国各地之普遍和平，方克有济”②。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在1946年1月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前后起了不少作用。如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参加各民主党派组织的民主晚会，团结工商界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1946年“经协”总会迁到上海。

(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日民族矛盾解决，国内阶级矛盾上升，救国会鉴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于1945年冬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救国会)。会议制定了新的组织规程和政治纲领。组织规程规定救国会宗旨为“团结国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新中国”①。政治纲领规定： “中国现阶段的历史所课予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外来的殖民帝国的民族压迫，反对国内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残余势力的压迫，因之，其革命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不是停留在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而是经由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为基础的联合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民主国家制度，即是建立一个独立平等的人民共和国; ……”②这些表明，救国会已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12月，沙千里从重庆回到上海后，根据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政治纲领，筹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上海组织。1946年初，救国会领导重心逐步移到上海。过去蚁社在上海沦陷时留下来参加益友社的成员，又重新聚集在救国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沙千里和沈钧儒、史良等成为新阶段民主斗争的领导核心。沙千里还与马叙伦、林汉达等发起成立有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他是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①。

6月1日，上海市政府实行所谓 “警员警管区制”。全市各界十分愤激，中外舆论更一致予以抨击，认为此举乃继保甲制度之后又一新的侵害人民基本自由的措施，将秘密非法的特务活动，转为公开合法，以达到监视人民、钳制人民的目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曾发表《反对警管区制宣言》。沙千里愤慨地指出： “这种事情，假如在东京的法西斯制度下，我们就不必惊奇了，可是我们国家是中华 ‘民’ 国呀! ”②

6月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发起、沙千里与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罗叔章、许广平、周建人、林汉达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呼停止内战。

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沈钧儒马上以救国会负责人的名义，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沙千里、王造时、沈志远、徐伯昕、胡子婴等人出席，议决委托潘大逵向云南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以谢国人③。11月，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公然一手包办召开“国民大会”。民盟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伪“国大”。沙千里和沈钧儒、史良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它所制定的宪法，也是非法的①。

1947年3月沙千里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等民主人士. 联名发表对莫斯科会议意见书。指出： “中国人民决不盲目地拒绝外国的善意公正的调解。但是倘若有人要假借调解之名而行其偏袒之实，帮助中国扩大并延长内战，以增加中国人民的痛苦，损害中国的独立和荣誉，那就必然要遭遇中国人民的极度憎恨和坚决反对。”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坚决要求美国政府重新改正现行的对华政策。” “我们要对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严正地声明;倘使你们能根据前年十二月三外长会议的基础，给予我们以善意公正的调解，使中国内战从早结束，中国人民自然不会加以反对。如其不能，那就请你们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②

5月，中国人民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并通过了宣言。宣言指出： “今后本会仍一本过去传统的精神，与国内各民主政团，共同努力，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实现。”根据这个方针，救国会对当时的时局提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内战，要求保障生存权等四项主张。沙千里在会上积极拥护这些主张，并充满信心地认为，在十年前我们能结成抗战统一阵线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在今后我们必然也能结成民主统一阵线而获得民主的成功!

在民主运动汹涌澎湃地冲击之下，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政府于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对民盟盟员进行迫害。沙千里和沈钧儒11月间秘密离开上海，抵达香港。救国会的活动中心也转移到香港。1948年1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沙千里代表史良参加了民盟三中全会，是全会新路线的坚决支持者。

9月，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离港，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第一批离港，沙千里是第二批离开的。他到哈尔滨后，以民盟和救国会成员的身分，和沈钧儒等一同参与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沙千里等于1949年2月25日到达北平。6月，他和其他救国会负责人参加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大会上发言。他回顾了救国会成立14年来的斗争历程，表示坚决拥护新政协的各项决议，决心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他满怀激情地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八)

解放后，沙千里随军南下，参加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任历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 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兼副秘书长;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并在政府和民主党派中担任许多重要职务。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辛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3年11月，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他被选为秘书长，在私营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中做了许多工作。此时，全国掀起了大张旗鼓地学习总路线、宣传总路线的热潮。这时，沙千里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为了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积极做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和六办主任许涤新、副主任孙启孟等带领200多人的调查组到上海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为党中央制订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政策，提供了宝贵意见。他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十分深刻。

上海调查结束不久，沙千里被任命为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他为这两个部所属各工厂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轻工业产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做了很大努力。正当沙千里以全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时候，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日益不佳，经检查，发现脑部长了一个良性肿瘤。由于当时国内医疗条件的限制，他被送往苏联住院切除。病愈回国后，曾在杭州等地疗养。

1958年，沙千里被任命为粮食部部长。当时正是 “大跃进”的年代，许多人的头脑发热，粮食部的工作也受到了一些影响。1962年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沙千里积极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当时“他的党员身分还没有公开，但他处处以党员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很忠诚”，“对党的方针政策认真贯彻执行”①。

1965年，沙千里要求参加“四清”，不久与许涤新等一起到汉口参加一个搪瓷厂的“四清”工作队。回京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据陈国栋回忆说：“ ‘文革’开始后，我去看过他，他对 ‘文革’ 也是很不理解的，看到我们都靠边了，他十分担忧”①。

1980年9月，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沙千里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沙千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国家高级领导干部，他不仅对待革命工作认真负责，在平时生活中，也堪称表率。他对母亲十分孝敬，母亲于1959年病故，享年90岁。他的夫人黄国林文化水平低，但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几十年如一日。他对子女既宠爱，又严格要求。大女儿沙人玉，二女儿沙人珏，1943年托人带到重庆读书，解放后都能服从组织分配，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他谆谆教育子女要认真读书，力求上进，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争取自己光荣。沙千里的亲友也都怀着十分尊敬的心情，称赞他“待人诚恳，和气可亲，生活俭朴，澹泊自甘”。

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81岁。沙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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