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陈佑魁人物传,陈佑魁生平事迹,陈佑魁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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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佑魁，字斗垣，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南麻阳桐云乡槐树垅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陈恩容，母亲夏翠云。兄妹六人中，他排行第三。陈佑魁八岁入私塾，一九一三年入麻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一九一七年秋考入芷江第九联合中学。他在中学期间，受了一位姓龙的教师的影响，开始接触康、梁学说，思想逐渐开阔。又由于芷江第九联合中学与县衙门仅一墙之隔，反动官吏逼迫贫苦农民交租还债，官匪串通一气、冤杀农民的事情，时有所闻。陈佑魁作为一个饱受封建势力欺压的农民子弟，耳闻目睹这类事件，对被压迫的农民深表同情，对反动政府更加不满和愤恨。

一九二○年秋，陈佑魁中学毕业后，勉强凑了一点旅费，前往省会长沙，寻找升学或就业的机会。可是，若大的长沙城，竟容纳不下他这个穷学生。正当他无路可走的时候，恰好碰上湖南自修大学招生。陈佑魁便高兴地入了这所学校。一九二二年秋，自修大学增设补习班。陈佑魁一面在自修大学认真学习，一面在补习班兼任英语教员。

陈佑魁在自修大学期间，通过自己刻苦学习和接受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影响，开始认识中国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根源，逐渐懂得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道理，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殴打、枪杀湖南外交后援会检查人员和人民群众的惨案。惨案发生后，群众抬尸游行，要求赵恒惕政府向日交涉。赵恒惕政府竟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禁止群众游行，并下令解散湖南外交后援会，捉拿郭亮、夏曦、夏明翰等负责人。当时有的爱国志士，眼看帝国主义如此欺负中国，愤恨难忍，发生过“愤国事之不可为而自杀”的事情。陈佑魁积极参加长沙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要求收回大金码头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仇恨和认识。他充分肯定这些爱国者“舍身为国”的崇高气节，同时正确地指出： “自杀”是 “弱者行为”，“既能舍身为国，何不奋身以杀国贼?”②把一部分青年消极的报国思想，提到反帝反封建的高度，引导他们进行积极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湖南自修大学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了一个月刊——《新时代》。陈佑魁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宣传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他在《北京政府是什么东西?》一文中，指出反动政府搜刮民财，戕贼民命，动辄以数十百万计，他们才真正是“用武力以掠夺他人之财产” 的土匪，被北京政府称为土匪的人，实际只是“界于土匪与非土匪之间的弱者。③在《利用与同情》一文中，他指出过去一切统治者的成功，大都是靠了互相“利用” ，但革命事业的胜利，却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事业的“同情” 与支持，而不是靠互相利用。法国革命，美利坚独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辛亥革命，都是靠了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而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现在正表同情于孙中山，进一步要表同情于共产主义。察过去知未来，中国“将来的成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①。在《货币革命观》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关于货币的学说，解释了货币的本质及旧货币的掠夺作用，提出要进行货币革命。而“要想得到合理的货币制，要达到经济革命的目的，就非先行政治的革命不可”。并且满怀激情地说： “我很希望政治的，经济的各种社会生活的大规模革命立即实现! ”②启迪人们对共产主义这一美好制度的信仰和追求。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活动中心转移到清水塘。党派陈佑魁去领导学生运动。他随即考入长沙邮政总局当邮务员，以社会公职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为党筹措部分活动经费。他利用传递邮件的机会，同各校进步学生团体和学运活动分子广泛联络，积极推动长沙的学生运动。不久，邮政局把他升了一级，叫他在省邮政总局办公。他以因此失去了与学生直接联系的机会，便转到省教育会图书馆当管理员，复利用新的工作上的方便，广泛联系青年学生，向他们介绍、输送进步的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后来，陈佑魁又放弃了图书馆这个工资收入较好的工作，转到长沙兑泽中学第三分校担任补习班教员，直接负责组织兑泽的学生运动。

反动文人易家钺，在《民铎》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的丘九问题》的文章，大肆攻击湖南和安徽的学生运动，骂学生是“丘九”，说学生的天职，“第一是读书，第二是读书，第三还是读书”，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为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辩护。陈佑魁立即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发表了《丘九问题与易家钺》一文，对这种攻击学生运动的谬论进行回击。文章针对学生的唯一天职是读书的论调，指出凡有头脑的学生应该关心政治。因为恶劣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不但学生无法读书，一旦国家遭到灭亡，连自己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了，又怎能埋头读书呢?反动派要学生“永远供他们所奴役和驱使”。易家钺先生对反动统治者如此“忠勇”，要是袁世凯还在人世，一定会请他“到筹安会去”①。在《中国工人与三民主义》的文章中，他着重指出，工人阶级的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要想达到共产主义高的远的目的，非先努力于三民主义的革命不可，非三民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共产主义是不会实现的。三民主义是达到共产主义独一无二的康庄大道。打倒专制军阀，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之后，才有共产主义之可言。”②初步指明了中国达到共产主义的途径，以及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

陈佑魁还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上发表了《中俄交涉与法国》、《泰戈尔来华》、《誓雪国耻》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或者揭露法帝国主义者利用中俄交涉归还中东路的时机，干涉中国内政，扩大侵略中国的罪行;或者大声呼吁不能让泰戈尔把他的颓病传播到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中去; 或者猛刺那班宣扬封建老八股的复辟派，“欢迎野火烧长沙”①。或者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利用曾在北洋军阀政府当过教育总长的彭允彝关于“近来各学校都染有过激派学说”的话，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过激派在中国势力之可惊”。

一九二四年夏，陈佑魁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他化名文中生，除了继续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写稿之外，还为麻阳旅常德、旅省学友会主办的《锦江潮》写文章;还组织党的活动分子深入到群众中去，举办平民学校、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补习班，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与此同时，他还被推选为团湖南区委执行委员，主持秘书、教宣和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并兼管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经常往来于常德、衡阳、衡山、湘潭等地。他亲自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衡阳和常德两个地方委员会，为发展这两个地区的革命运动作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元月，陈佑魁与几年前在自修大学补习班认识的进步女青年龙淑结婚。婚后不久，他即患严重伤寒病，许多天不大便，小便红得象血水，但他还是躺在床上批阅投考黄埔军校的试卷。当这批被录取的青年去广州学习时，他强打精神从床上爬起来，坚持给他们送行，勉励他们要“经受革命的考验” 。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陈佑魁等领导下，长沙发生了向日本轮船公司收回大金码头的事件。十七日，各工会和各校学生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到达大金码头后，将占据码头的流氓势力赶走，把码头的全部用房交给码头工人管理，并迫令当局交涉司长答应，不再把大金码头租与日人，取得了这次反日斗争的重大胜利。同年十二月十七日，陈佑魁等领导长沙工人、学生、市民数千人举行了反“关税会议”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赵政府”等口号。示威群众涌到金家码头，举火烧了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的趸船及警厅派去保护日轮的警船，并到仓皇街启封了赵恒惕戒严司令部封闭的铅印活版工会，打毁了通俗报的招牌与公众阅报栏。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湖南的反帝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一九二五年，陈佑魁派孙家信等人回到家乡麻阳县开展工农运动。孙家信回县后，在陈佑魁的关心和指导下，很快地建立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农会，使麻阳县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同年十一月初，长郡、兑泽中学开除曾三、段湘等省学联活动分子和二十余名进步学生，陈佑魁等人领导长沙三十多个学校三千多学生包围教育司，要求撤换长郡、兑泽校长，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这次请愿虽遭到军阀政府的武力镇压，但提高了学生的觉悟和团结力。

一九二六年春。全国面临北伐革命战争前夕。湖南省长赵恒惕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成一气，全力进攻投向广东革命政府的唐生智，并企图乘胜进犯广东。广东革命政府一方面准备派兵入湘援唐，一方面发动湖南人民展开驱赵运动。陈佑魁根据省委决定，召集长沙工会领导人张汉藩、袁福清等人开会布置，组织工人连夜印制和散发革命传单，同时利用湖南军阀内部的矛盾，乘势组织群众逼赵恒惕下台。陈佑魁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同赵恒惕谈判下台条件。赵恒惕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于三月十三日从长沙出走。五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进入湖南。七月十二日，北伐军进入长沙城。同月，陈佑魁接替罗学瓒的职务，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并掌管工会、农会、学联等团体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陈佑魁奉命由长沙奔赴湘南重镇衡阳，接替郭亮临时任职，担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衡阳县委书记。陈佑魁抵衡后，即马罗芬、周鲁、彭平之、吴立广、刘子直、宾利用等人，分别在蒸湘、新民、成章、三中、三师等校教书，以教员身分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斗争。

为了加强党对湘南一带工作的领导，陈佑魁以极大的精力，着实地抓了党组织的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衡阳建立起三十多个党团支部，发展党团员百余人，团结了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 还创办了《衡阳日报》，以罗芬任主编。陈佑魁白天教课，晚上则协助罗芬修改稿件、撰写社论; 间或还到工农运动有基础的水口山、衡山等地去宣传，发动群众。陈佑魁还通过湖南区党委将派到叶挺独立团去的衡阳工农运动领袖屈淼澄调回来，负责领导衡阳近郊农民运动。他与屈淼澄一起深入到郊区农村，指导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退押毁约和组织平粜的斗争。一天，陈佑魁和屈淼澄等农运骨干来到塑田余家祠堂，以代书问讯为名了解当地农民受苦受难的情况，发现当地许多贫苦农民都欠了土豪余纯伯的债，不敢起来和土豪作斗争。陈佑魁将代书问讯处搬到那土豪的家门口，以县党部名义发动周围的农民群众，到余纯伯家里开大会。在会上，陈佑魁用当地农民受剥削和压迫的具体事实，启发农民与余纯伯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迫使余纯伯当众承认减租退押，推动了该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陈佑魁、屈淼澄等还深入发动工人群众，并找衡阳正大公司总经理李向荣个别谈话，使他认清大革命形势，迫使李向荣把其控制下的衡阳城内的肥料码头行会交了出来，从而使得一千余码头工人从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紧接着陈佑魁等人立即把这些工农组成担架队和运输队，积极支援北伐战争。后来又以这支千余条扁担的农工队伍做骨干，在城郊办起了五十多个农民协会，发展会员数万人。广大农民在农会带领下，打土豪、斗地主，掀起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一九二七年春，在陈佑魁和湘南特委领导下，整个湘南地区有农协会员一百五十万余人，约占当时全省农协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衡阳一县竟达六十万，为全省之冠。

为适应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陈佑魁与农委商定，在城南惠文学校和城北广德中学开办了两所农村短期学校。一所是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中学学生中挑选了一百三十多学员，编成两个中队，进行有关农运理论和军事常识的教育，并进行一点初步的军事训练。学习时间两个月，结业后，从中挑选了三十名送到武昌叶挺师教导大队受训，其他分到各县区、乡农协会中做农运工作。另一所是农村师范教育讲习所。结业后，分发到各乡充任小学教师兼作革命工作。陈佑魁亲自为两所学员讲授政党和历史课程。与此同时，陈佑魁还商得省党部和农运特派员陈清河、戴述人等人的同意，在省立第三中学原址扩充蒸湘中学规模，开办了衡阳政治讲习所、衡阳工运讲习所、衡阳妇运讲习所，分别分期对进步分子和知识青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训练。学员毕业以后，派赴湘南各县广大农村和乡镇，担任各项民众运动的领导骨干。陈佑魁本人选定衡阳北乡集兵滩作为全县开展农民运动的重点，派了共产党员肖觉先、戴经吾、毛泽建等人去领导。使这里农民运动搞得很出色，受到省党部的特别表彰，授以“模范农协”的金字大匾和“党国之光”的锦旗。

一九二七年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陈佑魁等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他召集各种会议，举办各种训练班，并撰写文章，发表演说，积极学习和宣传这个报告，驳斥各种诬蔑农民运动的谬论，严惩敌人破坏农民运动的活动。正在这时，道县发生了惨杀省党部农运特派员陈清河的严重事件。陈佑魁对这件事特别关注和警惕。他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省党部，并和戴述人、张琼等，以省特派员身分，带领枪兵，星夜兼程，赶至道县，迅速将杨龙青等凶手捉拿归案，押到省城处斩。

为了反击土豪劣绅的猖狂进攻，陈佑魁按照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布置各县取消伪团防，迅速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在衡阳，陈佑魁商同县农协委员长罗子平，接收了县政府和县团防局三百多条枪枝，在蒸湘中学召开大会，成立了县农民自卫军，任陈卓一为自卫军大队长，设队部于彭氏祠堂。其后，陈佑魁又和特委其他成员，分别下到各县，帮助各区乡建立农民纠察组织，指导他们制造各种武器。仅衡阳一县，就造鸟铳一百三十枝，松树炮三十门、竹削刀十万余支，梭镖三十余万枝。陈佑魁还很重视在各县成立特别法庭，并常常亲自掌握严重案情的审判工作。特别法庭给革命群众掌腰，农民武装常常把罪大恶极，破坏农民运动的反动分子押解到县城，请求特别法庭处决。比如衡阳县特别法庭，在陈佑魁的支持下，在庭长、共产党员罗子平的主持下，就及时镇压了血债累累的衡阳金兰寺团防局长黄庆萱、“地主党” (又称白化党)头子刘笠僧等一批反革命分子，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

陈佑魁在一九二六年底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还以公开共产党员身分，参加国民党衡阳市、县党部的工作。他在湘南特委委员、分管统战工作的蒋啸青的协助下，大力分化瓦解“左社”和国家主义派，争取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大多数中小学教员，积极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他还积极改革教育、兴办学堂，繁荣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支援北伐革命战争，作了大量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佑魁深入衡阳东阳渡兵工厂和常宁水口山铝锌矿作调查，为成立工人武装纠察队作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陈佑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昌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与湖南代表一起，力赞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提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他还多次访问都府堤毛泽东的住所，同夏明翰、罗哲、杨开慧等叙谈湖南政治情况，讨论对时局的看法。

长沙“马日事变”后，陈佑魁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衡阳反动县长徐芳济，和自封为衡阳警备司令的反动团长俞业裕，一面对陈佑魁等妄图安抚拉拢，一面发表威胁性演说，压制革命运动。陈佑魁针对其阴谋，于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先后在雁峰寺坪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铲除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和县民大会。陈佑魁亲自主持这些大会并作政治报告，向各界代表阐明时局真相，揭露蒋介石、许克祥等反动派叛变革命的罪行，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团结，组织武装力量，坚决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随后，他布置城内革命同志，暂时放弃城镇，转向农村。五月二十七日凌晨，反动派在衡阳发动“沁日事变” ，宣布封闭衡阳总工会、衡阳县农民协会，解散了农民自卫军、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团体，公开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当他们将机关枪架到总工会、农讲所、农协会大门口时，各单位的革命同志早已按陈佑魁的部署撤走。当天晚上，陈佑魁等人在衡阳县北乡集兵滩庙溪山上，召开特委紧急会议。会议作出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暴动、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等五项决策;决定派罗子平等将工农武装分成四队，向东、南、西、北四乡，实行武装抵抗;派陈芬、夏明震等分赴衡山、耒阳、郴县、道县、 县等地，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工农，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特委和其他革命团体机关的部分同志，转移到南岳山，开展游击活动。陈佑魁将特委机关由濂溪祠转移到莲湖中学，旋又转到城郊接龙山;设置各种通讯联络渠道，指挥各地的游击活动和起义暴动。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分在湖南新省委会议上，毅然决定“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①，通过总暴动，夺取长沙，“建立革命委员会”②。陈佑魁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陈佑魁仍任湘南特委书记，并兼任湘南二十四县游击队总指挥。为了迅速开展工作，他和特委其他同志，日夜奔赴县区农村，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尽快将星散各地的同志秘密集中起来，分批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班的教材以新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湘南紧急会议决议案，游击战争计划及农村暴动政纲等文件为主”①。陈佑魁亲自为训练班作报告，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他还写了《建立武装参加秋收暴动》的诗歌，歌词大意是：工农团结起来向前进，拿着枪，扛着炮，纪律严明，精神百倍，冲向帝国主义大本营……②。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衡阳。陈佑魁在县城，处境十分险恶。为了坚持斗争，他常扮作大商人、小伙计，或教书先生，坚守秘密联络站，联络同志，聚集力量，筹措枪支弹药，发布指挥命令。特委机关多次转移，最后，以潇湘河街三顺祠庙和八十一号邓牧良家为交通联络站。陈佑魁化装隐身于三顺祠庙。白天，端坐在香案前，敲击木鱼，口念经文，俨然一个活道人; 夜晚，“接待各县来衡同志，把特委的指示传下去”③，指挥各路游击队，积极响应和配合全省的秋收暴动和起义。

一九二七年十月间，陈佑魁指导屈淼澄、黄常岗等在衡北组织暴动，屈带领农军二百多人“夺取了衡山石桥团防局步枪三十余枝”。罗子平、夏明震带领几十人来支援，并广泛发动受苦农民参战，全县各乡的群众，“相机而起，声势浩大，乡里的反动大豪绅，几乎全肃清，县团防局与我战斗月余，均节节失败”④。在衡北暴动影响下，相继建立了衡北游击师、第九支部等农民革命武装(后来又称工农革命军第八师、第九师) ，在衡阳西北乡等山区坚持武装斗争①。衡山、衡阳的反动军队和挨户团，龟缩县城，不敢出城门。

一九二七年年底，湖南省委又奉临时中央命令，布置年关暴动，攻取各个县城。陈佑魁即派屈淼澄去衡山，派夏明震、杜家俊、溥模等九人去耒阳、郴州一带开展斗争。随后又派团特委书记周鲁去这一地区协助指导军事行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衡山、耒阳、永兴、郴州、宜章、资兴、桂阳、蓝山、临武等县党的组织又迅速恢复或重建起来。在各地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各地农村不断发生暴动，武装斗争猛烈地开展。陈佑魁亲自到水口山矿区，依靠宋乔生等党团员骨干，组织上千工农群众，解除了矿警队和矿务局两处反动武装，得枪三百六十多枝。由此组成的工农武装，成为后来井冈山根据地红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斗争中，以陈佑魁为首的湘南特委的“左”倾情绪不断滋长。如在衡山召开的特委紧急会议就没有考虑革命处于低潮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决定在各地公开举行反新军阀宣传活动②，致使一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不少革命群众和革命同情者被关进牢房。当时，在汝城、郴州一带工作的部分同志主张利用敌人的矛盾，让我们一部分武装力量暂时接受范石生收编，以谋保存工农武装。可是，陈佑魁等特委成员却认为这个办法是投机行为，决定“凡我之武装，皆不能受范收编”③，拒不接受郴汝党组织的正确意见④。

一九二八年一月 (即阴历腊月)，陈佑魁派夏明震等参加了朱德在汝城召开的湘南和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随后，他以湘南二十四县游击总指挥的身分，派高静山、胡世俭等前往广东韶关犁头铺，沟通朱德、陈毅部队跟湘南特委及宜章县委的关系，共同研究在湘南举行年关暴动的问题。同年二月十六日，陈佑魁等率领衡阳各地农民武装开赴衡阳将军庙矮子岭整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由屈淼澄任师长。接着，七师战士出击南岳，转战衡阳，牵制国民党反动派李宜煊师，紧密配合朱德、陈毅在湘南的行动，成功地支援了宜章年关暴动①。嗣后，陈佑魁率特委及其指挥部移驻郴州，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连克郴县、永兴、资兴，直取耒阳。

湘南暴动后，在朱德、陈毅统率的工农革命军及地方农民武装的支持下，湘南特委和各县县委，迅速在湘南有关各县建立起人民政权——苏维埃政府。一九二八年三月，特委在永兴召开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大会选举陈佑魁为湘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制定和公布了湘南苏维埃政府政纲和宣言。革命群众欢欣鼓舞，庆祝苏维埃成立的活动持续了三天②。

一九二八年二月，特委在永兴县城召开了宜、郴、耒、安、资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即湘南党代会，陈佑魁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讨论和研究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重点研究了土地革命问题。会议决定，必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农民在暴动中得到利益。土地的分配以乡为单位，紧密结合肃反斗争进行。

正当湘南暴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蒋介石慌忙调集白崇禧、许克祥、范石生等部，联合当地反动地主恶霸武装挨户团，分别从曲江、乐昌向北，由衡阳向南，进行“会剿”，妄图一举扑灭湘南的革命烈火。以陈佑魁为首的湘南特委，没有冷静地分析形势，妥善筹划破敌之策，却错误地命令各县县委，动员群众“杀尽所有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 (衡阳、郴州一线) 五里宽民房，以打断和两广联络”①。并错误地认为只要这样做，敌人就会不打自垮，在湘南站不住脚。特委书记陈佑魁和省巡视员尹澍涛等人还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它，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之余地。”坚持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左”倾理论。他们说“烧杀不会吓跑群众——我们的群众只有工农无产阶级，其余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②这种“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遭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对，给地主豪绅造谣惑众、制造暴乱以口实，终于导致了郴州反革命暴乱事件 (又称“反白事件”) 的发生。

二月二十一日，郴县县委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始烧房子。一伙反革命暴徒蜂拥上台，把县委书记夏明震等县苏维埃的干部通通拖了下来，肆意毒打，用梭镖将他们全部杀死。接着，暴乱迅速扩大，仅郴州城内就有一千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会和农会干部以及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其他县亦有类似情况发生③。

远在耒阳的朱德接到郴州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消息后，立即派陈毅率部回师郴城。以陈佑魁为首的特委也从永新调来两个连增援。在两支部队的合力攻击下，很快平息了叛乱。陈毅在郴州召开了紧急会议，判处了煽动叛乱的地主豪绅，并公开向群众承认烧房的错误。在陈毅的帮助下，陈佑魁等湘南特委成员，积极处理善后，重建了郴县县委，陈毅任县委书记。特委书记陈佑魁被撤职调省，由杨福涛接任特委书记①。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陈佑魁怀着沉痛的心情，躺在一只装满了荸荠的小木船上，装成病人，由衡阳赴省检讨汇报工作中的错误。不料，他的行踪被叛徒胡光煊发现后向敌告密，接着，陈佑魁在长沙中南旅社被捕。

陈佑魁被捕后，敌党校教务处指导员李章送茶送水，假献殷勤，妄图策动陈佑魁自首。陈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能，不能，万不能! ”李又叫叛徒罗璋和胡光煊轮流向陈“劝降”。陈顿足拍案，将两个叛徒骂得狗血淋头。几天后，敌人又请出陈的熟人、同学、同事、老师，甚至将他的同宗陈嘉任、陈嘉勋两兄弟也请了来，反复进行“劝说”。陈佑魁最后将计就计，要求给他一些时间，写篇自传在报纸上发表。敌人以为劝降成功，欣然应允。

陈佑魁利用有限的时间，愤笔疾书，写下了自己全生的斗争经历，洋洋万言。写到最后他以“甘愿砍头，流血，牺牲，此志坚决不渝，希望再不要向我作任何妄想”②等豪言壮语结尾，表示了自己坚贞不屈的决心。敌人看后，这才知道中了计。他们凶狠地质问陈佑魁： “你这最后几句话是什么意思?”陈佑魁义正词严地说： “这就是我的成功，我不徒今日成功，明日还要成仁。即成功，又成仁，这是人生最痛快的事。这个痛快事，又只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才能做得出来。现在我的任务已告结束，什么顾虑也没有了。应做的事，应说的话，都已在我的自传中交代清楚。我这个陈佑魁没有了，我后面还有几千百个陈佑魁，都会照我这样去做，我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前次要求你们给我几天时间写自传，现在要求你们尽快缩短时间，把我提前处决。言尽于斯，请你们快点商量执行! ”①

四月十九日清晨，陈佑魁被五花大绑推出囚牢。一路上，他气宇轩昂地高呼口号。刽子手用刺刀刺他的嘴，他仍呼不绝口，并以鲜血喷敌人。最后在浏阳门外壮烈就义。

陈佑魁对革命的耿耿忠心和勇敢的献身精神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谢觉哉曾写诗怀念他和罗学瓒烈士：

浑身是劲陈佑魁，

鞭劈入里罗学瓒。

远瞩高瞻天下小，

出生入死一边站。

忠义之血不白流，

阶级之仇彻底算。

三十年前恶战场，

巍然两个英雄汉②。

注释

①据龙淑回忆陈佑魁在1921年秋入党。但这个时间还有待进一步查实。

②湖南革命史资料选辑《新时代》第270页。

③《新时代》第268—269页。

①《新时代》第268页。

②《新时代》第219页。

①《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卷上册第385页。

②《湘报》增刊《五一节纪念号》 (1924年) 。

①《湘报》副刊《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5期,中华民国13年5月7日。

①②唐振南:《秋收起义原定湘南发动的原因》,载《湖南党史通讯》总第27期。

①陈佑魁: 《关于湘南最近情况的报告》 (1927年11月30日) 。

②龙淑: 《回忆陈佑魁同志》,载《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③周子丙等: 《马日事变前后的衡阳》,载《衡阳文史资料》1983年第1期。

④屈淼澄: 《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在湘南的战斗》,原文存衡阳市湘南学联纪念馆。

①衡南县、衡阳县农运调查办:《工农革命军第八师的战斗历程》、《衡北游击队的成立和斗争》,载《衡阳文史资料》 1983年第1期。

②陈佑魁: 《关于湘南最近情况的报告》 (1927年11月30日)。

③④陈佑魁: 《湘南特委给省委的报告》 (1927年12月)。

①屈淼澄:《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在湘南的战斗》。

②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6月) ,载《回忆湘南暴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①②③徐林: 《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 (1928年6月)。

①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 (1928年6月)。

②许茹春:《目击陈佑魁烈士被捕及被杀害的经过》,载《衡阳文史资料》1983年第1期。

①许茹春: 《目击陈佑魁烈士被捕及被杀害的经过》。

②原件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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