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傅烈人物传,傅烈生平事迹,傅烈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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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傅烈人物传,傅烈生平事迹,傅烈评价

傅烈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四月英勇牺牲于重庆。

(一)

傅烈，原名傅见贤，化名贺德、贺泽、吁伯凯。江西省临川县人，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生于上顿渡镇的一个小商家庭。其父傅善庆，在镇上开办“傅启顺米栈”，经营大米，兼营油盐杂货，并代办邮政，以维持他们小康之家的生活。

傅烈启蒙于“傅家书院”，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昔时贤文》、《幼学》之类的书。一九○四年入上顿渡龙津小学堂学习，一九○九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七中学。五年修业期满后，父亲送他到九江的“德茂米店”当学徒。傅烈不愿意学做生意，而自寻职业，在九江的高志模范小学任教一年多，一面教书，一面学习，一九一七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

南伟烈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教会学校，也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利用宗教麻醉中国青年的场所。入校后，傅烈认真学习各门功课，特别注重学习英语。同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触一些进步青年，思想认识有所变化。他在寄给家里的信中，就表达了对于黑暗腐败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 “我甚为讨厌学校里基督教的祷告仪式，大小 ‘礼拜’ ，也看不惯那些见到洋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憎恨那些在租界上横行霸道的洋人。”①

从信件和谈话中，父亲逐渐察觉到儿子“志在四方”。为了让儿子早日传宗接代，兴家创业，遂于一九一八年冬中断了傅烈的学习生活。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 (农历三月初五)，傅烈与陈彩蓉结婚。

陈彩蓉是一个新女性，毕业于临川县毓灵女子学校初中，与傅烈情投意合，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傅烈根据英语译音，将妻子的名字改为“陈才用”，并且告诉她，自己也改名为“傅烈”，就是将来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意思。从此，这对青年夫妻用新的名字，开始了新的生活。

傅烈的父亲为了让“米栈”经营后继有人，于一九一九年端午节后，又把傅烈送往上海吴长泰机米厂当学徒。

(二)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新的一页。傅烈来到上海，被这一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不愿意也无心在吴长泰机米厂学徒，而是和上海的一批有志青年，投身于刚刚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久，他参加了留法预备班的学习。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他拍电

报，请求父亲准备三百元旅费，并写信回家，表明自己去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决心。

父亲接到傅烈的电报和信以后，气得摇头叹息： “要飞了，我等于白生了这个孩子。”①表示决不同意儿子出国求学。傅烈十二月回家过年时，父子大吵一场，一分钱也未拿到。好在陈才用已经暗暗地卖掉陪嫁的五亩田和自己的金银首饰，凑齐了三百元。元宵佳节一过，傅烈立即动身返沪。

候船期间，傅烈每天都到华法教育会打听消息。动身前一个星期，他到上海华法教育会办事处报了到，交了四张相片和入会费、护照费，并作好了出国的一切准备。

一九二○年五月九日中午十二时，法船“高尔提来号”准点启航。他站在甲板上，向着码头送行的人们，含泪挥手，告别了祖国和亲人!

这是第十二批赴法学生，但人数之多(一百三十人) ，此为第三次。这次学生赴法航海的条件是很差的，“人既然多，地方又狭，舱内空气拙劣，再加以饮食的不好种种关系”，于是，学生们第二天开会，“选举赵世炎、傅见贤(傅烈) 等十余人组成 ‘航海自治团’ ”②。

赵世炎和傅烈等自治团成员，积极为大家办事，圆满解决了 “改良饮食，打扫卫生，照料病人，看守舱内，供应茶水”等许多问题。并且组织了 “学术谈话部、法语练习部、音乐部、新闻部”。由于他们的有效组织和合理安排，把“刚刚离开祖国一百多人，在波涛万状的大海中，作有秩序的生活”;“直把一团愁闷的空气变为十分兴趣了”，使大家“精神上得着许多愉快”①。

“高尔提来号”从上海启程，历时四十天，航程三万里，于六月十五日到达法国马赛港，十六日夜十一时到达巴黎。傅烈和“自治团”成员，又协助前来接待的巴黎华侨协社招待员，做好搬运行李，填写履历表，报告分布之学校及姓名，最后，他才乘车前往刚福朗司公学就读。后又转入蒙达尔男子公学电机科学习②。

留法学生大体分为官费生、自费生、俭学生、勤工俭学生四种，傅烈属于勤工俭学生。他一方面在哈费乐工厂作机械工，一方面在蒙达尔公学补习法文，学习电机专业知识。

一九二○年二月，李维汉、李富春等发起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次年八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傅烈是第一批社员。九、十月间，经蔡和森赞助，傅烈参加了李维汉在蒙达尔中学召开的全体社员大会③。会议期间，他仔细阅读了蔡和森用纸抄好的贴在会议室墙上的《共产党宣言》。在热烈的辩论中，傅烈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

一九二一年，进步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了争取学习、作工、生活等权利，发动了 “二二八请愿”、“反对中法借款”、“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三次重大斗争。每次斗争中，傅烈都和同学们一道，站在运动的前列，冲锋陷阵，同迫害和镇压勤工俭学学生的陈篆、吴雅晖、李石曾等人和法国反动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激烈斗争，锻炼和考验了他，促成了他的新的觉醒。在斗争中，傅烈又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李维汉等一批共产主义者，得到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使他逐步地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明确地认识到建立一个严密的战斗性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傅烈是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人之一。一九二三年二月，“少共”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进行改组。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选出了新的五人执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这时，傅烈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属巴黎支部的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的成员①。一九二四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旅欧党、团组织从一九二三年起，有计划地分批选送骨干成员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傅烈和聂荣臻、蔡畅、饶来杰等二十多人，去苏联学习。

(三)

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的革命熔炉里，傅烈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和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提高了理论水平，增长了斗争才干。一九二五年夏，傅烈奉命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

第三军是在军阀部队滇军基础上改编的军队。为了有效地改造这支军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刚从苏联回国)和傅烈共同商量，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把新来的一批共产党员，向全军各团、营委派为政治指导员，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 二，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 三，定期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他们处处以身作则，带来苏联红军的优良作风，很快促使该军出现了新的面貌。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乘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进犯西江，直至江门，危及广州。为了铲除革命之障碍，巩固革命根据地，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统一广东全省，进而北伐的宏图。第三军奉命出师南伐。朱克靖和傅烈一方面帮助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指挥进剿，一方面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向士兵和群众做宣传工作。在进军途中，傅烈总是带领政工队随同先头部队行动，他们每到一处，都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揭露邓本殷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革命军队不扰民，不拉夫，公买公卖的严明纪律。由于官兵英勇作战，又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援助，十二月二十日，一举攻克了琼州城(海南岛)，邓本殷驾舟而逃，其余残部均经收编缴械，取得了南伐的伟大胜利。

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两党联合阵线。中共两广区委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对策。会上，区委书记陈延年委派“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傅烈组织一个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①。

傅烈接受任务后，带领一个情报小组，奔跑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之间。他有时西装革履，出没于茶楼酒馆; 有时戎装佩戴，进出于军港要塞; 有时青衣小帽，往来于平民百姓之家，他充分发挥同志们的机智勇敢和集体智慧，搜集到了许多有关方面的情报，一一报告区委，为区委正确判断形势和确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熊式辉在广州包围了三军政治部，傅烈当即领导政工人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朱克靖和朱培德正在英德陪同苏联顾问视察部队，得到消息，及时赶到，制止了事态发生。事后，傅烈和朱克靖据理力争，迫使朱培德忍痛撤了熊式辉的职务，并对政工人员进行了慰问。

(四)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占领长沙、醴陵等地后，二、三军进驻攸县、醴陵地区。九月五日，二、三两军分路向萍乡守敌唐福山部攻击前进，唐部不战而退，二、三军跟踪追击，六日占领萍乡县城，七日占领安源，十二日占领宜春。第三军则向高安前进，于十八日攻克，旋即乘胜向南昌进逼。

进军中，傅烈和士兵同甘共苦，带领政治部的宣传员打前站，宣传北伐宗旨和军队纪律，明确申明不勒索给养，不拉夫派役，不强占民房，买东西照价付款; 到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标语; 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三军纪律严明，官兵政治目标明确，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群众夹道欢迎。攻占萍乡前后，“革命大军到处，民众相望于道。麻圩、桐田等地更鸣鞭炮欢迎，设备茶水之处尤多，馈送饭食者亦复不少”。“当麻岭之敌未退时，民众蹲在近山侧，愿为革命军引路”。“萍乡之敌未退走时，曾由民众截获其步枪若干支，子弹百余箱，均呈缴我军军部”。“旋又造出革命大军早晚必至之空气，而唐逆遂不战狼狈奔走矣”①。三军攻克宜春时，同样得到宜春人民的积极支持。“民众因欢迎我军太早，适逢该军(指敌军)败退，致被敌人枪杀数人”。“人民极力帮助我军，乡间则备土枪土炮助威，或准备截击;城市则公同捕获俘虏枪械，又各家设备茶水一缸，以饷我士兵”②。这种种气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

十月初，北伐军第二次围攻南昌，第三军向牛行车站出击。但车站上有军阀孙传芳的四个混成旅把守，第三军七、八两个师与敌激战三天三夜，双方伤亡很大。敌人为使我军在城外无处隐藏和切断群众的支援，赏洋两万元，命令工兵营四百余人，用水龙头注射煤油、硝磺等放火，将惠民、章江、广润、德胜门外等处商店、民房尽行烧毁 (古今闻名的滕王阁也被烧毁) ; 与此同时，敌军后续部队又利用铁路运输的便利条件源源开到，三军只得作战略上的暂时退让。撤退时，一些旧军官争先逃命，致使队伍纷乱不堪。傅烈和朱克靖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挺身而出，指挥部队，才稳住阵脚，使部队有计划撤退下来。事后，军长朱培德感叹地说： “我这班军官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现在看起来，还有点不如那班青年学生。”①

北伐军在广大群众积极支援下，十一月八日再次攻下南昌，取得了在江西战场上的胜利。第三军留守江西，傅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仍兼三军政治部秘书。十一月，中共江西地委升级为省委，刘九峰为书记，傅烈为组织部长并负责军事。在三军军内，傅烈是党的支部书记。因为当时共产党的活动是公开的，而组织是秘密的，所以，傅烈在党内的两个职务也没有公开②。

傅烈的爱人陈才用从广州来到南昌。李富春、蔡畅和傅烈夫妻同住建德观十四号，这为他们在一起商量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久，陈才用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傅锡荣。

傅烈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党内、军内、政府内的许多事情都要办理，还担任了三军军官教育团的教学任务。但是，他特别着重抓全省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工作。

省委成立后，即将吉安、九江两个特支改组为地委、派罗石冰任吉安地委书记，曾延生任九江地委书记; 各县原有的特支或支部，主要是沿南浔铁路线和赣江沿岸各县，大部分改为县委。此外，将修水、星子两个支部划归九江地委直接领导。赣江沿岸及其附近县如万安、遂川、永新、宁岗、莲花、安福、永丰等县的县委或支部，都划归吉安地委直接领导。

赣县特支改为县委，派陈赞贤任县委书记。还有南康、信丰、于都、兴国、上犹、崇义、大庾支部，直接同赣县县委联系，并接受其指导。

南昌市没有设市委，所有在南昌的支部和各项活动，都由省委直接领导进行。全市有党员近一百人，建立了学校、工人、农民、女工、铁路等党支部十多个。

全省各地党的基层组织的调整和发展，为开展党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一九二七年五月，傅烈调我党中央军委工作①。

(五)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根据四川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 (书记杨闇公、组织部长冉钧等) 被杀害，干部星散，机关瘫痪，工作陷于停顿的状态，决定派傅烈、钟梦侠、周贡植、刘大元和刘披云五人去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七月中旬的一天，傅烈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召集周贡植、刘披云、刘大元、钟梦侠四人开会，说明了党中央的决定，讨论了工作计划，商定了四人先走，刘披云留下等“八七”会议文件，到重庆在钟梦侠家里接头②。

一路上，傅烈动员散失在武汉、宜昌等地的川籍同志返回重庆。在宜昌，胡平治和陈翰屏等碰上傅烈，询问武汉的情况。傅烈说： “武汉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了。你们到武汉、回四川都可以。到武汉的可开介绍信，回四川的安排工作。” ①听了傅烈的亲切谈话，许多人都乐意返回家乡闹革命。

抵达重庆，傅烈在神仙口街一个大院中的小院子里，建立起临时省委机关。为了安全，他们装扮成一家人：傅烈是大哥、周贡植是二哥、朱挹清是老三，童文玉假称大嫂，贺学礼则住在小院最外边的一间小屋里，担任瞭望任务。

为了迅速打开四川工作的局面，傅烈立即采取以下几项坚强有力的措施：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建立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九月，召开临时省委第一次会议。傅烈主持会议，由刘披云传达“八七”会议文件。到会同志热烈拥护中央紧急会议的各项决议，决定了两件事：一是分工，傅烈任书记; 二是派人到各地清理和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和临时省委建立联系，开展党的工作。

十月十三日，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贯彻中央紧急会议决议以及中央对临时省委的指示与批评。二十二日，四川临时省委通告各地党部和全党同志，贯彻临时省委紧急会议的决议。二十五日，临时省委发出特别通信第一号，对过去党内的思想倾向和组织上的散漫现象提出批评，并作出了纪律规定。

第二，为了充实省委力量，任周贡植(留法学生)为组织部长兼管“农运”; 调川西特委书记刘愿庵为宣传部长; 任牛大鸣(武汉中央农讲所毕业)为秘书长; 郑鼎勋 (四川学联主席，出席全国学联会代表)负责“学运”并协助搞“工运”;把号称四川才子的张秀熟和青年知识分子任白戈调省委工作。

第三，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恢复和开展党的活动。建立了 “新旧党员详细填表，严格审查的制度。规定每周填写生活报告表，包括思想意识，革命活动及学习情况。向上级汇报，取得上级指示和适当批评”①。这种严格的教育制度，很快地消除了党内的悲观、动摇情绪，巩固和发展了全川党的组织。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川临时省委组织部向中央报告：省委有委员十一人，除组织、宣传两部外，下设宣教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委、军委、民委，学运、妇运; 全省有市委两个，成都、重庆(直属省委);县委五个; 特支十三个，通讯员四处; 资中、彭县、安县、中坝等处，以前为成都管辖，现在改由省委直接指挥。全川合计已清理登记的党员共计四百四十二人。

第四，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宣传、组织和发动武装暴动。傅烈强调： “组织暴动，实成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迫切的急待我们去领导，更要我们加紧工作，立即快马加鞭做去”，开展“各种斗争，爆发不论大小的群众武装斗争，进一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总暴动”②。

第五，开展革命的宣传与鼓动工作。傅烈认为：“宣传工作之重要，实不亚于军事，尤其是我们被压迫阶级之唯一武器。过去苏俄曾以此战胜一切帝国主义，我们亦善于利用此唯一的武器以战胜一切敌人。”③他要求大家从三个方面做好宣传工作：对内，应有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 对外，亦应有大规模的宣传队之组织; 对动摇游移的广大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亦完全靠宣传工作去吸引他们，使其热烈的来参加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临时省委党内刊物《四川通讯》在重庆创刊，每期分两部。第一部刊登中央和省委的决议、指示、通告，省委编写的政治通讯，宣传材料; 第二部刊登中央通告、决议、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

傅烈以无产阶级的气魄，雷厉风行的作风，把四川一时处于停顿状态的局面，迅速地扭转了过来。

(六)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至十五日，临时省委在铜罐驿周贡植的家里，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是临时省委指定的，来自成都、重庆、川南、江津各地，团省委负责人列席，总计二十来人。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由傅烈起草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①，并决定由大会颁发到各县县委。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以前称四川省地方委员会)，选举刘愿庵为四川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刘远翔、刘披云为候补代表(未出席六大) 。会议选出省委组成人员是：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傅烈，组织周贡植，宣传刘愿庵，秘书长牛大鸣，委员张秀熟、郑佑之、刘成辉、周敦婉(女) 。

省委颁发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对暴动的意义、条件、目的、性质、形式、时机、区域及暴动的旗帜、口号、宣传与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军事计划、政权问题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阐明和明确的规定，并明确提出，“省委扩大会议决定于最近二三月春荒期内加紧各种斗争，爆发游击式战斗，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 ‘春暴’ 局面。春暴的旗帜是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的斧头镰刀大红旗; 春暴的军事组织系统为：四川工农革命总司令部——县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战术单位为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

川东特委根据临时省委的指示，决定在万源、宣汉、达县一带建立赤区。这里有个名叫李家俊的青年，曾在“上海肄业同济医院，旋赴北平，由沪返川，时已蓄须”①。李家俊在五四运动后，积极宣传新文化，并在北京创办进步刊物《萼山钟》。他既有进步的一面，又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披着长发，声称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他父亲拥有一批枪支弹药，只要他一出面，枪就可以拿到手。因此，争取李家俊加入革命队伍，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底，傅烈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把李家俊从家里动员出来。当傅烈和他谈到革命手段时，李家俊激动地挥着手说： “对地主豪绅，就是要采取最后的手段! ” “把他们烧光! 杀光! ”②傅烈语重心长地说： “革命不能单凭个人的意气，斗争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我们应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斗争”。接着对他讲述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斗争方法，并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个人的幻想和空谈，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①。

李家俊愿意接受党的教育。后来，他十分感慨地说： “现在找到了党，为了革命，我李某不怕抛头颅，洒热血! ”他立即奔赴家乡，以“神团”为名组织农民自卫军。

一九二八年春，在万县城南固军坝，一支革命的武装建立起来了。一天夜晚，来自宣汉、厂溪、官渡、铁矿坝的农民;来自开江、梁平、万县的农会会员; 来自城口、炸开坝、白平庙的赤卫队员，举行集会。指挥员李家俊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成立了! ”不久，军阀刘存厚部驻七里峡的一个连，携带八十多枝枪，起义投奔游击军。几个月时间，李家俊率领的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巴山之下，到处是红军游击队的战斗歌声!

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四川各地的武装暴动，象雨后春笋一样爆发出来。“蒲江县农民武装暴动”、“成都市省立各校教职员工和大中学生实行总罢教、总罢课”、“反劣币斗争”、“自贡盐工举行第二次大罢工”、“南溪农民暴动”、“万县兵变”、“绵竹农民暴动”……傅烈艰苦深入，踏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他播下的武装斗争的革命种子，在各地生根，开花!

(七)

根据工作需要，傅烈的爱人陈才用也从江西来到重庆，住在香水桥二十一号楼上。陈才用初次来渝，很想夫妻俩一同看看山城风光。可是，对傅烈来说，一分一秒的空闲也是难得的。一九二七年农历大年三十夜，外面爆竹声声，灯火通明，家家都在过年了。陈才用一个人坐在屋里感到非常烦闷，等到好晚，傅烈才回来。陈才用深情地说： “要是在家里多好，锡荣孩子也会笑了，会叫爸爸妈妈了。”话音刚落，傅烈低声说： “墙上大衣袋里有一封信，你看看。”陈才用一看信，顿时悲痛欲绝，原来锡荣儿已在江西老家病死了。傅烈安慰陈才用说： “我还有事要出去一会儿。你不要太伤心，要看远点，将来革命成功了，大家都幸福。再说，我们还年轻，以后再生一个就是。”①傅烈就是这样把全部心血倾注在革命事业上。

傅烈不但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而且善于抓社会舆论工具。他对当时所有各报社曾作过调查，对各报经费、销数，对各报社长及主笔人言论、态度，均有详细记载： “《新四川社》时持反动论调; 《新川报》 ××反动; 《九五报社》完全假左派; 《民办报社》别有作用，非同党共党，亦非国民党”②。

傅烈非常关心干部，也更加注意在实际斗争中考察干部。

团省委书记彭兴道从苏联学习回来，听别人说，他的爱人汪海若在重庆搞妇联工作时，和当时负责团省委工作的任白戈关系密切 (其实是工作上的联系) ，就把任当作仇敌，一方面要求省委将任留在团内工作，一方面又降低任的职务，把任隔在成都，搞团川西特委的组织工作。不久，彭兴道自作主张，在团的组织机构内成立工农商部。任白戈等许多同志不同意将有关部合并工农商部，以共青团川西特委的名义向团省委写报告。彭说任组织几个县团委书记反对团省委，撤销了任的职务①。任不服，向省委报告。傅烈经过调查弄清情况后，把任白戈调省委任秘书，肯定任的意见是对的，严厉批评彭兴道打击陷害同志的错误行为。

一九二七年冬，省委接到邻水县委要求举行农民暴动的报告。傅烈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派任白戈和黄埔军校毕业生任纯如前往指导。临行前，傅烈对任白戈交代了任务和工作方法，并送给他一本《暴动的艺术》的小册子②。任白戈等人经过调查，发现邻水县组织比较涣散，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也不高，根本没有暴动的武装力量和思想准备。邻水县委书记陈俊山要求暴动，完全是出于对敌人的切齿仇恨，凭个人血气之勇，因此，任白戈如实地向省委作了报告。

这份报告，震动很大，遭到了一些同志的非议，有的甚至指责任白戈思想右倾，胆小怕死。傅烈认为：任白戈是否右倾，不能因他写了“停止邻水暴动”的报告，而要看他提出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为了既不丧失良机，又不盲动蛮干，傅烈又派危直士和刘愿庵去邻水。经过他们再次深入调查，得出了与任白戈同样的结论。傅烈当机立断，指示邻水县委： “暴动暂不举行”。事后，表扬了任白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

从各方面情况得知，涪陵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八年初，傅烈派彭兴道以特派员的身分，去涪陵巡视工作。当时，涪陵有党员三百人以上，团员二百余人; 有组织在土地会、十人团之中的青年武装农民五六百人，并且组织了一个特务委员会，下设三个行动委员会，分设在涪陵下游的清溪镇、上游的四镇乡和鹤游坪三处。由此可见，涪陵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成熟，时机已到，只等待县委一声命令。可是，彭兴道不但不协助涪陵县委组织暴动，反而公开地进行阻扰，说： “我是特派员，涪陵县委接受我的指挥，我在内部反对武装暴动。”①致使暴动无法举行。傅烈得到情况报告和涪陵县委对彭兴道的揭发，立即带领省委调查组前往涪陵，一方面帮助涪陵县委迅速举行武装暴动，另一方面调查彭兴道的严重错误事实上报中央。后来，将彭兴道“撤职查办”，“取消” 他的“共青团总书记之职权”②。不久，彭兴道即叛变投敌了，还写了一本反动透顶的书：《我退出共产党底悲痛的回忆》。

傅烈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公无私、艰苦朴素、无所畏惧、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受到四川省广大干部的尊重和敬佩，消除了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干部之间的一些隔阂，使大家都紧密地团结在省委的周围。

(八)

重庆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设好重庆市一级的党委，对于开展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对于减轻省委压力，让省委抽出力量抓好全省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傅烈为此而日夜操劳。他准备先召集重庆、巴县、江北的部分党员干部 (特别有刚从武汉中央农讲所学习回来的陈仲瑜、袁兴信等同志)，到磁器口高店子于克猷家开会，先商量研究。会前，傅烈写了信给于克猷。经过紧张的筹备，建立巴县县委(即重庆市委)的条件成熟了。傅烈以“渝一组织”向每个参加会的同志发出通知：“经省委决定：组织县委，并指定你为县委×××，定于三月九日在话语楼八号开成立大会，希按时出席。”①

话语楼八号即兴隆巷八号，是刘湘部师长部汝栋的妹夫傅秉勋(当时是党员)的房子。他俩常住涪陵，楼房空着，只留下一个保姆看守，于是就把它作为党组织的一个临时招待所，有时还在那里开会。三月九日，傅烈、周贡植前往主持会议。下午二点，人尚未到齐，傅烈说还有牛大鸣没有来，等一下。不一会儿，就有一伙警察闯入屋内。原来是重庆市公安局龙王庙所员冉子泳带着二名警察到该处收工巡捐时，“见有八人入内，即至呼喊，旋有庸妇答无人在家。巡察疑其有异，入内忽见一屋紧闭，乃呼开门，无人答应。见有人从窗内跃逃，当即鸣哨召来许多警察包围了这座院子，撞门而入，拿获青年八人。”②当天下午又逮捕了周玉书、郑昌华 (实错捕郑昌仕)、汪荣三人。事情发生后，成都收到电报： “三哥病故，信款停寄” (三哥即施三省，是四川省之谐音)③。

“三月十日晨，警察困倦了。傅烈细声说： ‘要统一口径，称作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 下午移送卫戍部，当晚由王陵基亲自审讯，先审的是傅烈和吴永初。”①傅烈当即化名贺德、贺泽、喻伯凯，坚称广东人，并以粤语答话。

狡猾的敌人，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毒刑。“傅烈受刑最多、最重、最久。” “先用煤油灌进他的嘴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拇指吊起来”;“拇指关节都扯脱了，绳子断了几次”;“上顿板刑，又吊打，几次脱气。”②傅烈受尽严刑拷打，折磨得昏死过去又醒过来。但当敌人逼他的口供时，他却斩钉截铁地说： “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 ”

在狱中，傅烈惦记着党和同志们，曾两次通过地下党员士兵送信给组织，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同时，他也写了两封家信。一封信给父亲： “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还可以再讨一个或继承一个(傅烈是独子)。你就当做没有生我这样一个孩子，只有这样想法。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③另一封信给爱人陈才用：“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④

党组织不仅利用重庆的力量，而且正在通过武汉、南京、上海的力量，进行多方面的营救。但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宁错杀一千，不放走一个”的极端反动政策，经办此案的又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戴弁，悍然将傅烈等九人判处极刑。傅烈视死如归，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这连当时国民党的《国民公报》也不得不报道： “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傅烈)者上，贺年二十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应点(刑前点名)时到字特别声高”。“押贺泽(傅烈)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连花街、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该共党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①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十二时四十分，傅烈在朝天门外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不久，党中央派到四川任军委书记的李鸣珂和他的助手李觉民，怀着要为傅烈报仇的强烈感情，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潜伏在斌升街衙门口，等到十二时，戴弁坐着四人抬的青纱大轿经过时，两人各持手枪，突然同时从轿背向轿内开枪，恰恰打中这个大特务头子的心脏，戴弁顿时呜呼哀哉! 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为了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中共四川省委慰问团，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专程来到南昌，亲切地慰问了傅烈的家属。临别时，慰问团负责人张秀熟在陈才用笔记本上写道：“四川人民无限怀念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同志! ”

注释

①1978年11月25日访问陈才用记录。

②《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资料》 (上),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资料》 (上),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②《江西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简况》,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藏。

③李维汉: 《回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资料》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饶来杰回忆(1983年4月27日),江西临川县党史编写办公室藏。

①包惠僧: 《回忆陈延年烈士》,《新观察》 1957年第2期。

①1926年9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1926年9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

①转引自《朱克靖传》,载《星汉灿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②蔡畅回忆(1957年4月8日),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资料室藏。

①蔡畅回忆 (1957年),中共临川县委党史编写办公室资料室藏。

②刘披云: 《回忆四川地下党工作情况》,《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①胡平治的回忆,四川省《江津县党史资料》第25期。

①刘披云回忆(1960年10月23日),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藏。

②③《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四川省邛崃县档案馆藏。

①张秀熟回忆,载四川省《温江地区党史资料》1982年第3期。

①四川省《万县县志》。

②《红四方面军烈士资料》,四川省重庆市博物馆藏。

①王维舟: 《川东游击军的斗争》,《星火燎原》 (下),1958年版。

①访问陈才用记录(1979年4月)。

②1928年3月16日《国民公报》。

①②《任白戈谈大革命时期四川地下党的一些历史情况》,《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①②彭兴道: 《我退出共产党底悲痛的回忆》,重庆市公安局档案科藏。

①张渭: 《被捕经过情况》。

②1928年3月16日《国民公报》。

③蔡天亲的交代材料(1958年12月3日),存重庆市公安局档案科。

①张渭: 《被捕经过情况》。

②张渭回忆(1950年5月),四川省国防工办档案室藏。

③访问傅汉贤记录(1979年3月)。

④《傅烈传》,《不朽的革命战士》第1集,江西省民政厅编印。

①《重庆共党临刑记》,1928年4月17日《国民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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