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郭隆真人物传,郭隆真生平事迹,郭隆真评价

Posted 2022-05-07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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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封建樊笼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一八九四年四月，诞生在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户回民家庭里。郭家在金滩镇上是个颇有名望的乡绅之家，隆真的父亲郭荣桂是个较开明的读书人。他对科举考试十分冷淡，不追求功名，赞成康梁变法，崇尚维新，在金滩镇他第一个剪掉辫子，被镇上士绅讥为“异端”①。

父亲是郭隆真的启蒙教师。她七、八岁时，父亲就亲自教她读书、识字，开始只让她读些《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之类的书籍。郭隆真受父亲性格影响较深，她曾向父亲问道：《女儿经》上让我们女儿们“早早起，出闺门”，“烧菜汤，敬双亲”，尽要女儿干这干那，为什么没有一部男儿经，也写上要男儿干这干那呢?

父亲说：我国历代相传的规矩是以男为主，男儿要念四书五经，男治外，女治内，因为内外有别，学的东西也就不同，可惜淑善是个女儿，要是男儿就好了。

隆真争辩说：女儿又怎么样，男儿能干的事，女儿也能干，中国古代就有木兰替父从军、缇萦上书救父的事情①，她们都能和男儿一样，为什么现在不让我和哥哥一样去读书?

父亲喜欢女儿的聪颖和倔强，更赏识她有一种男儿般的气概，终于允许她和哥哥一起读书。

郭隆真的母亲是一位恪守封建道德的女性。她笃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经常用《女儿经》中“烧菜汤，敬双亲” ，“学针线，莫懒身”等条文教训和督促女儿们学习女工针黹和烹饪之事，并对女儿管教极严，要求她们深居简出，行动稳当，有大家闺秀的风范。隆真对这些旧礼教的束缚非常反感，经常跑出去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母亲按传统习惯让隆真裹小脚，她不肯。母亲说服无效，便强把她的脚裹起来。她大哭大闹，撕掉裹脚布，不吃不喝，以示反抗，最后迫使母亲妥协。

辛亥革命前夕，许多地方兴办新学。金滩镇是卫河沿岸上的一个热闹的集镇，水陆交通方便，外埠的各种消息很容易传到这里。郭隆真的父亲对各地兴办新学的消息很感兴趣。他感到光办新学还不够，还必须创办女学，让女孩子也有上学的机会。一九○九年，郭隆真十五岁时，在父亲的主持下，以郭淑善的名义在金滩镇破天荒地办起了一所女学，定名为元城县②第一女子小学堂。讲堂、自习室都设在郭家院里，一切设备和经费均由郭家自己负担。郭隆真自任义务教员，免费招收了二十多名女孩子来读书。学生除了学习新课本外，还学唱反对封建礼教的歌谣。

当时，办女学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其中有个社会舆论问题。许多人家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甚至对女学进行讥笑讽刺。但郭隆真对办好这所女学很认真，主动到一些人家去拜访，说服家长允许女孩上学。

有一次，她勇敢地跑到大街路口张贴广告，上面写道：“中华民国告成，强迫教育实行，男女一律平等，女子上学光荣，咱镇成立女学，专为女子启蒙，无论回汉学生，入学一律欢迎。”①由于郭隆真的不断努力，到校学生越来越多，人们看法也逐渐改变，这所女学日益得到人们的称赞。

一九一二年五月，一位较开明的直隶省学台到元城县视察教育，发现了金滩镇办起的这所女子新学堂。他嘉奖郭家父女，并在县里立案，不久又把这所小学搬到元城县城里，命名为红石桥女子高小。由于办女子学堂有成绩，一九一三年，郭隆真十九岁时被选送到天津直隶女师上学。

然而生活为她安排了坎坷的道路。原来在郭隆真十三岁的时候，父母便给她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婆家。婆家是一个田产房屋很多的地主，只有一个独生儿子，急于给儿子完婚，好让媳妇过门料理家务，因而一再催促结婚。郭隆真当时强烈反对中途辍学，更不同意结婚。为了躲婚，她长期住校，假期也不回家。这时她父亲已经去世，婆家一再扬言，如果不结婚，就要让郭家吃官司。一九一七年暑假，郭隆真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急信，匆匆回家，见母亲无病方知被骗。经母亲苦苦哀求，最后只好“同意”结婚了。

结婚那天，郭隆真没有梳妆打扮，仍然穿起那套月白色上衣和黑裙子的学生装。那时新娘坐花轿必须把轿帘放下，不能露面，她却不管那一套，自己硬把轿帘掀开，让新鲜空气透进来。

刚过门不久，她就提出仍去天津读书，如不同意就离婚。开始，婆家不同意，但郭隆真毫不让步，经过几次冲突，婆家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樊笼，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开拓了一条新路，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婆家。

战斗在“五四”运动的前列

郭隆真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先入简易师范班，再入预科，以后才考入师范本科第八级，于一九一九年暑期毕业。

在校期间，她衣着朴素，态度爽朗大方，对人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喜欢接近她。特别是她反抗封建礼教和黑暗社会的斗争精神，深受同学们的钦佩。

五四前夕，直隶女师实行封建统治，不让学生与外界来往。几次爱国浪潮几乎都没有冲进女师的围墙，这里的女学生仍然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郭隆真对此厌恶而且忿忿不平。她曾对妹妹郭淑文说： “现在我才懂得，从家到天津，如同从一个深渊到另一个深渊。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我们无聊地生活着干什么?不是当亡国奴，就是舍身取义; 我宁愿舍身取义，也不当亡国奴。”①郭隆真喜欢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从中寻求救国真理。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她同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邓颖超等一起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天津学生的五四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著名闯将。五月五日晚上，经郭隆真和邓颖超等研究后，于六日下午由郭隆真主持召开了直隶女师各班代表会议。会上，她慷慨激昂地陈述巴黎和会上中国所受的耻辱，揭露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并大声疾呼： “国难当头，妇女应当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 ”①她的话激励着每个同学，使历来平静的女师校园沸腾起来了。

五月十四日，天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进行。但这个学生联合会最初不包括各女校学生。为了把天津各女校学生组织起来，参加爱国运动，郭隆真和刘清扬、邓颖超等，积极到各女校联络，筹备建立妇女组织。经过她们紧张的活动，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天津义仓街江苏会馆举行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大会，参加的有天津中西女中、高等女校、普育女中等女校学生六百多人。会议公推女师毕业生刘清扬和女师附小教员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邓颖超、郭隆真、张若名为评议委员，并组成爱国宣传讲演队，以邓颖超、郭隆真为演讲队队长②。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后，郭隆真率领讲演队日夜奔波在天津的大街小巷，讲演的内容除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罪行外，还宣传争取妇女解放、男女自由平等、反对包办婚姻、保护妇女儿童等。

在爱国学生和全国各界人民的斗争下，北京政府于六月上旬罢免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六月中旬全国学联成立后，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运动。各地学联纷纷通电响应，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推选了马骏、刘清扬、郭隆真等十人为代表，与北京学联等一起到总统府请愿。这是郭隆真第一次进京参加请愿活动。在全国人民和在巴黎的中国工人、学生的坚决斗争下，终于迫使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一九一九年八月，山东军阀济南镇守使马良枪杀山东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和其他两位领导人，宣布山东戒严，野蛮镇压爱国运动。马良的暴行引起了全国公愤。这时天津反动当局正在回民中散布“天下教友是一家” 的谬论，企图挑拨离间回汉青年的团结。郭隆真和刘清扬等召集天津一部分回族群众开会，向大家指出：既然教友是一家，为什么身披“教友”外衣的马良下毒手杀害了回民马云亭? 这分明是骗人的迷魂药，是挑拨回汉团结的阴谋。大家认识提高了，由郭隆真与刘清扬等带领，走到清真寺，砸掉了由马良题字的匾额。

接着，郭隆真又一次参加了进京请愿活动。天津学联推出她和刘清扬、张若名以及男学生代表共十人，于八月二十三日进京。到北京后，他 (她) 们联合北京学生代表瞿秋白等十五人，组织了二十五人的请愿团到总统府前请愿，要求惩办刽子手马良，要求爱国自由。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郭隆真在总统府门前对过路的各界群众讲演，痛斥卖国贼枪杀爱国领袖的罪行，带领群众高呼“打倒卖国贼” 、“还我山东”等口号。经过一天一夜的斗争，反动政府如临大敌，惊恐万状，急忙派军警逮捕了学生代表，将代表们拘押在北京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一方面声言要把全体代表枪毙，以威胁爱国群众; 另方面又极力拉拢软化学生代表。北京警察厅长常朗斋是回族人，他知道郭隆真也是回族，企图利用所谓民族感情拉拢她。常朗斋命令从他的小厨房里给郭隆真开饭，但郭隆真不买他的帐，坚持和几位被捕的女代表在一起开饭。在被拘押期间，郭隆真斗志坚强，她面对面地斥责敌人说： “爱国无罪，能有人卖国就不能有人救国吗?你今天放我出去，明天我照样进行爱国活动。”

请愿代表被捕后，全国各地强烈抗议。在强大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八月末释放了郭隆真等请愿代表。

九月初，在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和郭隆真等男女学生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次请愿的情况和经验教训。由于并肩战斗的友谊和高昂的爱国热情，使她们打破了传统的男女之间的界限。郭隆真首先提议：为了今后斗争的需要，男女同学要更好地联合起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有的女生还提议，天津各女校学生可以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这些主张立即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与大家的赞同。周恩来还主张由这两个团体各推举若干人，办一个刊物，以推动天津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两个组织各派十个人参加。其中男代表有周恩来、马骏、谌志笃等，女代表中有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会上决定出版的刊物叫《觉悟》，主办刊物的团体就叫觉悟社。觉悟社成立时，社员们不用本名，特制定五十个号码，以抓阄方法决定每个人的代号，再按号码谐音取一化名。如邓颖超是一号，化名逸豪; 周恩来是五号，化名伍豪; 郭隆真是十三号，化名石衫或石珊。觉悟社一诞生，就请李大钊来指导。李大钊特别称赞他们男女同学合组团体，勇敢打破封建隔阂的精神，鼓励他们团结奋进，努力研究各种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郭隆真第三次进北京请愿。这是由于八月份请愿目的没有达到，九月间山东形势愈见紧张，应山东爱国团体的要求，天津、上海、南京、河南等省十八个爱国团体的三十一名代表陆续到京。天津各界联合会派出代表八人，其中有郭隆真、王同华、武绍芬三名女生。九月三十日，郭隆真等全体代表在北京武绍芬家里开会研究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全体代表齐集新华门前，要求徐世昌总统接见。在请愿书中，除要求惩办马良、解除山东戒严外，还要求不得补签对德和约，不得与日本直接交涉，取消二十一条，解散安福俱乐部等。徐世昌仍然避而不见，郭隆真义愤填膺，一口气爬到总统府门前石狮子上，面向新华门，大骂总统徐世昌。至当晚九时，京师警察厅派出五、六百军警，将郭隆真等三十一名代表和一个新闻记者强行押到警察厅。当警厅派人审讯她们时，郭隆真鄙夷地回答说：我到警察厅来，是你们吴总监把我请来的，别人不能问我! 当时京师警察厅上报的公函中记载： “女生郭隆真并向承审员声言，汝非吴姓，无权问我，其势汹汹，出言蛮横，似此当场侮辱，殊属目无法纪。”①由于郭隆真等全体代表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北京反动政府于十一月十日被迫释放了全体代表。

郭隆真被释放后，回到天津又投入新的战斗。这时天津人民抵制日货的斗争，仍然如火如荼。直隶省长曹锐命令天津学校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回家，以瓦解学生的爱国运动。周恩来、郭隆真等觉悟社骨干成员，提出“反对提前放假” 的口号，并组织日货调查团，坚持抵制日货的斗争。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天津学生从东门里“魁发成”洋货庄查获了日货灯罩十七篓，“魁发成”奸商勾来日本浪人殴打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推举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和奸商，但省公署逮捕了请愿代表，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激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在觉悟社的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张若名等直接领导下，天津一千余学生于一月二十九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请愿活动。他们来到省公署，大门紧闭，省长不见。周恩来、郭隆真等奋不顾身，从省公署大门门槛空档挤了进去，要找省长算帐。警察逮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二十多名学生代表，镇压了请愿示威群众。

在警察厅拘押期间，司法科长高登甲曾传讯郭隆真，但郭隆真每次大义凛然地回答，都使他无法再问下去。而郭隆真却反过来质问高登甲拘捕的理由，更使他狼狈不堪。有一次高登甲路过郭隆真和张若名的牢房门前，郭隆真从窗户里大喊： “请司法科长站住! 我们有句话说。”高登甲表示不屑于与女学生讲话，郭隆真怒斥他蔑视女子人格。

警察厅对被捕的学生代表严加隔离，不准互相往来，又不准备公开审理。周恩来、郭隆真等秘密串联了全体被捕代表，进行绝食斗争，坚决反抗非法拘押，要求公开审判。在全市人民的声援下，他们的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四月七日全体被捕代表二十一人被移送到检查厅。他们在检查厅里得到了可以看书学习、互相往来和开展娱乐活动的权利。郭隆真这期间虽然曾经患病，但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和旺盛的斗志。她积极地学习，热情地联络和照顾大家，受到了大家的敬重。四月十一日是郭隆真的生日，周恩来代表大家特赠送镶有国旗的一面镜子，表示祝贺。郭隆真很受感动，给周恩来等写了一封饶有趣味的短信，信上说： “蒙你们诸位祝我的生日，我实在感激! 一鞠躬。劳你们诸位的精神，作个纪念品! 再鞠躬。叫我的精神愉快百倍! 三鞠躬。”①周恩来后来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篇历史文献中，详细记载了郭隆真等被捕代表的斗争情况。由于全体被捕代表和天津各阶层人民的坚决斗争，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于七月七日开庭审讯被押半年之久的周恩来、郭隆真等二十一名代表，并于七月十七日宣布所谓“期满释放” 。周恩来、郭隆真等在法庭门前被欢呼的人群包围起来，给他们每个人胸前戴上了镌有“为国捐躯” 四个金字的纪念章和大红绸花。

赴法勤工俭学

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知识界广泛兴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新浪潮。这时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一部分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中国，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寻求马列主义真理而积极倡导和发动的，它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郭隆真和当时许多先进青年一样，为这股巨大浪潮所吸引，决心赴法勤工俭学以开阔自己的眼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觉悟社和天津学联的同学们热情支持郭真隆，并为她筹措了出国的旅费，帮助她实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

一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十五届赴法学生团组成。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都是这届赴法学生团的成员。十一月七日，郭隆真等一百九十七人乘坐法轮保尔到斯号放洋赴法①，于一九二一年初到达法国。

当时法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出现不景气的时期，许多工厂资本家裁减工人，大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遇到了极大困难。华法教育会不仅不履行代找工作、安排就学的职责，反而把国内的一点捐款也贪污中饱，使许多勤工俭学生求学不能，做工不得，生活无着。为改变这种困难处境，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勤工俭学学生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读书权”的斗争口号; 二十八日组织了四百多勤工俭学生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郭隆真、张若名等参加了这次运动。

此后，郭隆真与张若名进入巴黎郊区一家云母厂当工人，工作非常艰苦，每天为云母片打眼，完工后周身酸痛。郭隆真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这时期她直接接触了法国工人和华工，与他们一起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也进一步了解了法国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她努力学习法语，如饥似渴地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她工资微薄，经常吃的只是炒洋白菜和粗面包，但她仍然节省一些工资用来帮助张若名入校学习。她的这种舍己为人精神，得到广大勤工俭学生的称赞。

留法勤工俭学的男女学生，虽然多次斗争，但经济困难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有许多人无法维持生活，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冻饿交迫，困苦颠连，甚至有自杀者，而女生之苦尤甚。郭隆真于一九二一年秋考入法国省立女子高等学校，但她和许多女学生一样，生活异常悽苦。为此，她写了血书及泪书寄回国内，刊登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她在以《人道》为题的血书中呼喊：

“隆真饿! 隆真冻! 隆真的冻饿，只是全人类间一分子之冻饿，何足轻重，不过隆真推想世人不愿见不人道之悲惨发现在二十世纪新世界人道的声里! 请速维持人道! 施一粥半缕，以救隆真饿寒交迫，身葬异乡之惨”①。

在另一封泪书里，郭隆真揭露华法教育会办事人员脑筋腐败，排斥女生，挥霍巨款，动用留法俭学生之存款，“致使饥寒迫亡的女生告急无门” 。

郭隆真的血泪书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和同情。《时事新报》在发表血泪书同时，还加了编者前言： “留法勤工俭学生，因不能维持生活，已有被遣送回国者。而留法者仍属困苦颠连，莫可告语，其中举目无亲之女生，更有行将冻饿以死之慨。昨有郭隆真女士，寄来血书明片一张，系断指所书者; 另有乞援书一封，并饥寒状况之报告。字字沉痛，不忍卒读。想巴黎沦落人，必不至一郭女士，郭女士悲声，或即留法工学生之悲声也。”②前言中还呼吁北京政府当局在“政事百忙之中，亦应分出一、二分精力，注意及此”; 警告当局“倘不力筹救济方法，恐将陷许多青年于绝地”①。

一九二三年夏，山东临城匪徒劫车案②发生后，英、美、法、意、日、比、荷等帝国主义外交使团多次开会，以“中国土匪猖獗，政府无能”为由，议决在中国设国际警察，共管全中国铁路，并已讨论具体实施办法。在法华人闻此消息，愤慨万分，于七月八日集会巴黎，商量对策。郭隆真代表旅法女子勤工俭学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以反对列强共营中国铁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宗旨;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主的书记股，以何鲁之、徐特立为主的经济股，以郭隆真为主的交际股，以许德珩为主的新闻股，以袁子贞为主的庶务股，领导这一斗争。嗣于十五日召开了旅法华人救国大会，发表了《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事告旅欧华人》两份重要文件，表示： “我们便当一致起来，誓死力争，推翻扰乱中国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打倒这妨害中国和平统一的万恶军阀! ” “要内以民族自决，外以团结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共同起来反抗”。这两份重要文件还指出： “为要贯彻我们的主张，最后我们终要逼出一个国民革命行动来了。”③郭隆真参予领导的旅法华人的这场斗争，也鼓舞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斗志。各帝国主义慑于中国人民斗争的威力，也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共管中国铁路的阴谋未能得逞。

通过各种政治斗争，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一九二一年，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得到上海中共中央通知，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①。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许多进步的勤工俭学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郭隆真在斗争实践中受到了锻炼，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一九二三年加入团组织，同年转为中共党员②。

郭隆真入党后，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目标和方向，并且学会了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黑暗，从而发出了为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奴隶谋求解放的呼声。当时在法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叫王亚森的中国少女，被拐骗到法国给资本家当仆人，资本家不但不给工资，还常常施以残酷虐待，最后驱逐出门。郭隆真就此事发表了《法国资本家虐待中国女子》一文，尖锐地指出： “这就是资本制度的罪恶! 法国资本家不知奴隶了多少法国女子，现在且奴隶中国女子。王亚森这件事不过是法国资本家黑暗势力下的一个发现，我们应该为已发现的王亚森谋解放，同时亦应该为未发现的女奴隶谋解放! ”①

一九二四年秋，郭隆真结束了四年的勤工俭学生活，和李富春、蔡畅等一起离开法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进行短期学习。她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的情景，增强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一九二五年春，在国内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她满怀革命激情回到北京。

从事北京地下党的活动

郭隆真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负总责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工作。

这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郭隆真被李大钊派到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妇女部工作，化名林一 (林逸) 。妇女部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妇女之友》，分别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各派一位代表负责主办，郭隆真代表共产党方面负责，张挹兰②代表国民党方面负责。《妇女之友》创刊后很受群众欢迎，郭隆真为这个刊物付出了艰巨劳动。她经常亲自把稿件送到天津，印刷好以后，用一个大网篮装起来加以伪装，当作行李乘火车带回北京。为避免前门车站的检查，她在东便门小站下车，雇人力车转道入城。由于她工作沉着大胆，总是能来去自如，顺利完成任务。

郭隆真在参加妇女部工作期间，还有一个公开的身份是北京缦云女校的主持人。这个学校和《妇女之友》社都在西城报子街四十九号一处两层的四合院里，前院是女校，后院是《妇女之友》社。郭隆真利用这里作为我党的一个活动机关，党团组织经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工作。郭隆真还经常到香山慈幼院及北京女高师、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处活动，进行发展党团组织等工作。她在香山慈幼院发展了张百川、李玉枢等第一批团员，并建立了团的组织。她还亲自介绍了北京女高师的毕业生陈碧如和香山慈幼院的教师张秀岩等人入党。

郭隆真在北京时住在井儿胡同四号的一间小门房里，屋子很小，摆设简单，生活俭朴，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在警探密布的险恶环境中，她毫不退缩，克服各种困难去完成党交给的工作，受到了李大钊的信任和器重。

一九二六年六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占京津，年底称安国军总司令，加紧镇压革命。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环境异常险恶。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反动军阀袭击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了寓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的李大钊，张挹兰同时被捕。接着，郭隆真也被捕。事前郭隆真早有戒备，已把党内文件转移别处，敌人在郭隆真那里什么证据都没捞到。郭隆真被捕后被关押在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敌人审讯了几次，没有得到口供。她在狱中毫不屈服，还鼓舞同狱难友坚持斗争，并向监狱看守宣传爱国反帝的思想。一名女狱卒受到教育，后来为郭隆真往外传递消息。当韩幽桐去探监时，见隆真身穿囚衣，面容憔悴，不禁失声哭起来。郭隆真安慰她说：“别这样，这算得了什么，不要伤心”①。

由于没有证据，郭隆真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后经亲友和同学们多方营救，于一九二八年末被释放出狱。

由于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不少同志调离北京，有的同志被捕殉难。郭隆真出狱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住张秀岩家里将近一个月。一九二九年初，她离北京去上海。这时的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党处于非常秘密状态，郭隆真到上海两个月，没有和组织接上头。但是郭隆真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并不气馁，天天到街头四处留意观察，寻找接头机会。又经过一段时间，终于在上海静安寺路拐角处遇见了邓颖超，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暂住党中央直属机关，等待分配工作。

在中东路工人斗争中

一九二九年春，郭隆真被派到东北，在满洲省委搞职工运动。她谦虚朴实，待人热情，和蔼可亲，满洲省委的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姐。

为了加强东北党的工作，党中央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决定派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到达满洲省委的所在地沈阳，时值哈尔滨爆发了中东路事件，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工作中心在哈尔滨。刘少奇亲自到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并把郭隆真等一些满洲省委重要干部先后派到哈尔滨，加强中东路工人斗争的领导力量。

一九二九年七月，东北当局在国际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下，武装占领中东路，公然破坏了一九二四年中苏共管中东路的协定。八月，东北军与苏联远东军在边境地区发生战争。这就是当时震动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当七月份东北当局武装占领中东路之后，把苏联职工全部驱逐，并对中东路的中国工人开始有计划地迫害。中国工人在中苏共管期间所享有的一切待遇被取消，工资减少，工时延长，生活条件恶化。当局还派出大批稽查侦探监视工人，整个中东路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在中东路工人与中国反动当局矛盾激化的条件下，迫切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党把领导中东路斗争的重点放在中国工人最集中、工作又较有基础的中东路三十六棚总工厂，派郭隆真、李梅五、孙秀峰等到这里工作。

三十六棚铁路总厂当时有中国工人一千五六百人，没有女工，郭隆真在这里兼党支部书记①，这是很不容易的。她以李梅五家属的身份随同李梅五一起，住到三十六棚附近偏脸子八道街工人宿舍二十九号院里，不久与李梅五结婚。李梅五在机械分厂当旋盘工，便于领导三十六棚工人斗争。郭隆真性格豪爽，待人热情，工人们也都亲切地称她大姐，常到她家里去。有人头发长了，她就说：“小伙子，该剪了。”于是就给工人剪头; 有人衣服破了，她就说： “脱下来，补一补。”于是就给工人补衣服。有些独身工人有钱，不会安排生活，就把钱交给她保存，或托她买些可用的东西。她每次都办得很周到。她通过这些方法接触工人，向他们讲工人斗争的历史，讲革命道理，很快在她周围团结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上，她特别注意分寸，避免暴露目标。

郭隆真根据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有关指示，亲自编写和刻印传单，揭露东北当局在蒋介石政府和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谋，引导工人群众认识中东路事件的真象，不受国民党冒充“爱国主义”的欺骗。

当时中央指导中东路斗争有些“左”的东西，如一开始就要求组织以拥护苏联为中心的政治示威游行等。郭隆真和一些工人积极分子认为，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斗争方式应该有所转变，不宜马上搞政治示威游行，而是应该以怠工的形式进行反抗斗争。他们计划提出工人最关心的几项要求，广泛联络各厂工人，争取共同行动，在适当时机提出拥护苏联、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的政治口号。但这些意见遭到哈尔滨市委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单纯搞经济斗争。刘少奇到哈尔滨，了解这一情况之后，坚决支持了郭隆真的意见。哈尔滨市委经过讨论也改变了过去的主张，决定支持郭隆真的提议，努力扩大怠工斗争，除三十六棚外，还要发动地包 (机车修配厂所在地) 、上号 (香房) 等处铁路工人怠工斗争，同时也要发动其它行业工人斗争，以与中东路工人斗争相呼应。于是中东路特别是三十六棚总厂工人怠工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党团组织的工作也渐有起色。十一月初，以三十六棚工人为主的七百余名铁路工人包围了铁路管理处长，提出“反对减少工资”、“反对木棍改发土煤”①等要求，迫使管理处长不得不两次收回减少工人工资的成命，甚至工人的一些日常要求，也都得到了相当的满足。这期间党组织和郭隆真也引导工人把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东北军阀强占中东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进攻苏联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一九二九年八月到十月，由于中东路事件引起东北军和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年底东北军大败，中苏边境战争停止，签订《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中苏共管的原状，此后工人斗争的发展出现了更加有利的新形势。中东路工人的斗争与工会组织的建立均可公开进行，工人的文件与斗争消息均可在报上发表，并且有相当的印刷出版自由①。党的组织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在这种形势下，正如刘少奇所说： “在客观上，此时一点钟的工作，比环境恶劣时一年的工作所收获的成效还要大”②。

这时期，党领导了东铁失业工人的复工运动。《伯力协定》规定，七月事变被驱逐的苏联员工全部回厂工作，七月事变以后招用的新员工全部裁减。对这个协定，中东路工人是拥护的，因为七月以后雇用的只有少数中国工人，多数是白俄分子，有些就是一九二四年中苏合办东铁后被开除的帝俄时期的工头或监工。但是东北当局阴谋在裁人问题上挑起工人的反苏情绪，他们不按《伯力协定》办，大裁中国工人，不裁白俄分子。如一九三○年一月九日，一次裁掉一百八十余人，全是中国工人，其中还有许多是七月事变前多年的老工人。当工人起来质问时，铁路督办公署把这种裁工的责任完全推到苏方局长与厂长身上 (其实苏方是反对他们这样裁人的) 。郭隆真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立即领导三十六棚工人掀起反裁工斗争。她首先编写了揭露中国官厅裁工阴谋的传单在工人中间散发，同时找积极分子开会，研究斗争方案。接着成立了群众斗争组织，一个是总工厂失业工人后援会，主要由郭隆真领导; 另一个是东铁工人失业团。当时李梅五也被裁，党派他为失业团总代表，又派全总特派员孙秀峰任失业团秘书长兼党团书记，派唐宏经指导在业工人斗争; 郭隆真等五、六名党团干部担任失业团的讲演队、体育队、外站巡视等工作。失业团与后援会的斗争迅速展开。刘少奇当时指出：失业团活动是目前北满发动群众斗争的中心，它不只限于争得失业工人复工，主要作用是利用失业团的公开机会去发动和组织全路以至各行各业的工人斗争。失业团发表《告全路工人书》和声明，提出：立即恢复一切被裁工人工作、开除一切白党、补上中国工人等七项要求。在业工人的后援会也发表声明，要求东铁督办公署收回成命，使被裁华工一律复工，将东铁白俄一律裁掉，以华工添补; 并宣布否认工业维持会代表资格，一切复工交涉委托东铁工人失业团办理。郭隆真深入扎实地作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工作，亲自到失业团和中东路沿线巡视与讲演，编写传单，甚至拿着粉笔把工人的要求写到火车上、大街上、工厂附近的墙壁上。她还经常和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的要求与想法。刘少奇曾说：派到失业团里的许多同志，只有大姐作了很多工作。在郭隆真等领导下，失业团的同志们斗志昂扬，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活动。如派代表到东铁督办公署请愿，找路局副局长郭崇熙谈判，多次冲进总厂与中方副厂长李祖藩评理，三次包围机务处副处长高端办公室。这些活动闹得官厅和路局不得安宁，同时极大地扩大了失业团的影响。三十六棚的在业工人，除组织后援会外，又有四五百人捐款援助，外站工人也纷纷捐款。中东路各站工人议论说：“失业团干得真漂亮。”失业团的斗争，使反动当局大为恐慌，为防止事态扩大，铁路当局被迫答应了失业工人的要求：先给七月以前在籍而被裁的百余工人复了工，经过一段周折又给部分新工人复了工。余下一部分失业小工，工会捐款救济。这一次在刘少奇指导下，由郭隆真参加领导的失业团的复工斗争，取得了基本胜利。

东铁失业团斗争的一个中心目标，是打倒工业维持会，建立工人的工厂委员会。当时的工业维持会是个黄色工会，一直由官厅包办，它的历任会长、副会长全是官厅指派的帐房先生、监工、工头和流氓无赖。他们只顾勾结官厅，多多“搂钱” ，不管工人死活。三十六棚“工维会”会长肖世平，外号“肖扒皮” ，是历任会长中“搂钱”最凶的。东铁工人对这个御用的“工维会”早就深恶痛绝。本来在失业团斗争过程中结合打倒“工维会” 是绝好时机，但失业团总代表李梅五等人不执行党的指示，反而与“工维会”暗中妥协与勾结，破坏党反对“工维会”的斗争。只是由于郭隆真带领三十六棚工人积极分子坚决斗争，才使“工维会”的罪行得以揭露。工人们强烈提出，“推翻工业维持会，打倒会长肖扒皮”①的要求。对于建立工人的工厂委员会，李梅五又百般阻挠，并强迫郭隆真跟他走。郭隆真非常气愤，批评了他的反党行为，并向刘少奇作了报告。根据刘少奇的指示，郭隆真亲自领导三十六棚工人筹建自己的工会。她紧紧依靠工人积极分子，向他们介绍国内各地成立工会的情况，派他们到各厂广泛宣传。一九三○年春节，到郭隆真家拜年的工人很多。她利用这个机会，和工人商量筹建工会的问题。接着她又召集各分厂筹建工会的代表十余人到失业团开会，不顾李梅五的破坏，同工人一起研究了工会的组织方法。她还亲自帮助工人把它写成布告，分别贴在各分厂大门口。布告一贴出，工人纷纷围上来看，这时发起人立即向工人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签字报名，参加工会。结果三日内报名的达八九百人。在郭隆真指导下，工人们立即召开全体大会，成立了三十六棚工厂委员会，九个分厂共选出十五名委员，机总分厂青年工人张明德当选为总工厂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后，郭隆真为工人起草了工厂委员会成立声明，声明说：“总工厂全体中国工人一致决议，否认工业维持会代表资格，并经全体工人一致选举委员十五人组成总工厂 (工人) 委员会，办理厂内一切日常有关工人事宜①。声明一式数份，分别贴于各分厂并送铁路局、督办公署、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等机关。郭隆真与张明德等工厂委员会的骨干分子继续发动工人斗争。他们曾召集千余工人大会，高呼打倒工贼的口号，会场群情激昂，把工贼与警察都吓跑了。有一次，工贼肖世平勾结警察管理处到三十六棚抓人，把有些反对肖世平的工人以“共产党”罪名逮捕。三十六棚工厂委员会和广大工人行动起来，包围了警察管理处，愤怒要求放人，打倒工贼。在群众斗争强大压力下，警察当局只得放了工人，撤掉了 “工维会”会长肖世平的职务。沿路各站工人听说三十六棚成立了工人工厂委员会，都欢欣鼓舞，翘首相望，等待加入。当时形势的发展，有可能召开全路工人代表大会，砸掉“工维会”牌子，成立中东路华工总会。但就在这时，李梅五、孙秀峰等反对派分子，背着郭隆真，违反党与刘少奇的指示，拉出一部分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跑到南岗“工维会”去参加选举，使工厂委员会功败垂成。

郭隆真在对待李梅五的问题上，表现了十分宝贵的政治品质。李梅五是从法国回来的华工，一九二八年冬到满洲省委搞职工运动，一九二九年七月到哈尔滨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他是隐藏在党内的反对派分子，其真面目是逐步暴露的。开始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时，他还比较积极，后来主要在对待工维会的态度以及建立工厂委员会等问题上，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这期间郭隆真多次严肃批评他，但他一意孤行，与郭发生激烈冲突。政治观点的分歧，使李梅五露出了可憎的真面目。他对郭隆真说： “我是反对派，是反对派的工人部长。我爱你是要你来服从我这个反对派，你现在怎样? 即表示态度，要服从就服从，不服从立即滚出去。”①李梅五利用夫妻关系要挟郭隆真，足见其自私无耻。郭隆真青年时代饱尝包办婚姻的痛苦，经过多年斗争，才摆脱了封建礼教的羁绊。她为了革命工作，无暇过问自己的私生活，到东北和李梅五结婚已是三十多岁。她渴望有个理想的爱人，但她更珍惜党的利益，在维护党的事业面前，她态度明朗，立场坚定，丝毫不徇私情，拒绝了李梅五的要挟。李梅五又进一步威胁、恫吓说： “你是中央派来的侦探，你马上滚，将来反对派得势，我要枪毙你。”②在与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艰苦险恶的环境中，郭隆真不动摇，不气馁，始终和广大工人站在一起，执行省委的斗争策略，为维护党的利益英勇奋斗。一九三○年三月李梅五被清除出党，三十六棚工人称快。郭隆真得到党与三十六棚工人的极大尊敬和信赖。为了郭隆真的安全，党决定把她调走。临行那天，三十六棚工人积极分子为大姐送行，表现了难舍难离的阶级感情。郭隆真在领导中东路工人的英勇斗争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刘少奇在全面总结中东路工人斗争经验教训时，对郭隆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最正确的是大姐。”①

坚贞不屈

一九三○年三月，郭隆真由哈尔滨调回沈阳，任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郭隆真到沈阳后不久，刘少奇奉中央之命调离满洲省委。四月，中央派李子芬担任省委书记，郭隆真负责辽宁的工运工作。四月十九日，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省委机关党团同志三十余人被捕。四月末组织了以林仲丹、杨一辰为首的临时省委。林仲丹为了迅速恢复满洲省委党团工作，将王鹤寿从哈尔滨调回沈阳恢复团省委，郭隆真也参加党团省委的恢复工作。因为党团机关均被破坏，无法在城里活动，一九三○年五月二日，他们到沈阳大南边门外文家坟的野地里开会。会上，郭隆真讲了话。散会后，刚要往城里走，警察就来了。警察是看见空旷的坟地里有男有女引起了怀疑。因为这一带头天晚上发生了盗案，警察正在搜查可疑的行人。郭隆真等几个刚到城门口，警察就上前盘查，并将他们捆绑起来。郭隆真为了蒙混敌人，编了一套逃婚情节，说她不堪丈夫和大老婆的虐待，从家里跑出来，愿意嫁与某人。这几个人中有做媒的，有写婚书的，有的是送钱来给他们结婚的。警察本是无目的的拘捕，又没有其它证据，只好将其他几个人放了。对郭隆真则以“背夫窃逃，有伤风化”的罪名，拘留在看守所十多天。组织上通过一位党员的亲属花了几百元钱，贿赂警察署释放了郭隆真，使她又一次逃出了敌人的魔爪。郭隆真被释放后，组织上考虑到她已不便留在东北，中央即把她调离满洲省委，去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郭隆真在上海稍事休整，于一九三○年夏秋之交，被中央派到山东省委工作，化名郭林逸。

当时，山东正在反动军阀韩复榘的统治之下。从一九二九年十月到一九三○年二月间，山东省委连续遭到两次大破坏，警察和便衣侦探在青岛、济南等城市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一九三○年三月十二日，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在青岛恢复了山东临时省委。同年六月临时省委改组，成立了山东省委，加强了山东党的工作。郭隆真到山东后，任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①，和陈少敏、董汝勤等一起，主要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三○年八月间，青岛市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和集会，遭到敌人的镇压，党组织也暴露了，一部分同志被捕。这时敌人更加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地下党的活动十分困难。但是，郭隆真仍然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深入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年十月中旬，青岛内外纱厂工人朱光清被厂方日本人折磨致死，但厂方却伪称朱在打包车间被棉纱压死，不许工人声张。郭隆真得知消息，就在工人中活动，找一些工人谈话，指出朱光清是被厂方日本人害死，要工人团结起来同厂方进行斗争，要为朱光清开追悼会，要抬着棺材向厂方提出要求。她还乘机教育工人要组织自己的工会，保护工人的利益，同时还散发揭露厂方压迫、虐待工人罪恶的小报。由于郭隆真经常在工人中活动，引起敌探的注意。一次，工人林福昌的妻子林杨氏在河边洗衣，郭隆真与她谈话，不慎被青岛市公安局第五分局局员陈寄尘侦知，对郭隆真进行跟踪监视。一九三○年十一月二日，郭隆真到嘉禾路四方村一百号林福昌家里活动，陈寄尘尾随其后，她刚进林家即遭逮捕。

被捕后，青岛市公安局对郭隆真进行审讯。郭隆真开始自称张马氏，继而又说张李氏，说她从天津来，后又改口说从济南来，在青岛并无固定住址，是一个无业游民。敌人本来没有抓到确实证据，一时难辨真假，弄不清郭隆真的真正身份。但青岛市公安局在上报案件时说：自从张李氏被捕后，“青岛红旗”亦随之绝迹，由此认定她是一个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工潮的“共党重要分子” ，乃于十一月十七日将郭隆真解送济南高等法院。

郭隆真被关押在济南监狱。敌人对她施行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她始终坚不吐实，表现出毫不动摇的硬骨头精神，连狱中的狱吏也说这样的人实在少见。一直到牺牲前，敌人也没有弄清她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山东的反动军阀韩复榘，把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春先后被捕的二十二名共产党员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杀害。他们沿途高呼口号，宁死不屈，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进行战斗，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浩然正气。其中有前山东省委负责人邓恩铭、刘谦初、吴丽石等人，郭隆真亦同时遇难。郭隆真等遇难后，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他们不仅慷慨就义，而且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进行斗争，这种光荣的牺牲，是值得我们纪念的。”①

郭隆真一生为革命战斗，无私无畏，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对党、对同志犹如一团烈火，忠于组织、团结同志。她一生曾经六次被捕入狱，面对野蛮、凶恶的敌人，大义凛然，在敌人的酷刑面前，毫不畏惧。革命锻造了她铮铮铁骨。她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妇女界的一面光辉旗帜。

注释

①据郭隆真的叔伯兄弟郭全三和郭荣桂的学生马宇民的回忆。

①缇萦,西汉著名医学家淳于意的女儿。淳于意在汉文帝时被人控告下狱,缇萦自己上书请作官婢以赎父罪。

②当时金滩镇属元城县治,1914年后并于大名县。

①大名县金滩镇公社金北大队罗洪章的回忆。

①《红旗飘飘》第23集第133页。

①《不屈的共产党人》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②参见刘清扬: 《觉醒了的天津人民》,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9页。

①中华民国8年10月京师警察厅公函,存北京档案馆。

①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五四爱国运动》 (上)第52页。

①见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第146页。

①②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第688页。

①③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第688、799页。

②山东临城匪案,是指以孙美瑶(张敬尧旧部)为首的大股土匪于1923年5月5日深夜,掘毁了山东临城境内一段铁路,使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火车出轨,然后抢劫火车上的行李财物,并劫走中外旅客二百多人,以勒赎金的事件。

①胡华: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载《周恩来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郭隆真自传中说: “在1923年春遇少年杂志社记者于里昂,遂对共产主义讨论两次,说我具备革命者的条件,对于主义有相当的认识,结果周恩来、尹宽等遂介绍我加入S(C) Y。”另据蔡畅1939年4月15日回忆她在法国勤工俭学中的活动时说: “1923年头,党刚成立不久,我即刻加入了共产党”;“我是负责党的组织部的工作的,当时除我之外只有四个女党员;有两个是湖南来的,其余三人就是郭隆真、张若名、熊季光”(见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第406页)。

①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第58页。

②张挹兰系国民党左派,1927年4月与李大钊一起被捕牺牲。

①《红旗飘飘》第23集第144页。

①刘少奇: 《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

①东北当局强占中东路之后,为了减少支出,把原发给工人取暖的木拌劈柴改发价格低的土煤。

①②刘少奇: 《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 (1930年3月13日)。

①《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辽宁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

①据黑龙江省档案局有关档案。

①②刘少奇: 《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 (1930年3月13日),存中央档案馆。

①刘少奇: 《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 (1930年3月13日)。

①1961年9月董汝勤回忆青岛市党的活动情况时说: 1930年青岛市委书记是杨汝贤,韩良慧是组织部长,郭隆真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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