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郭影秋人物传,郭影秋生平事迹,郭影秋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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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郭影秋人物传,郭影秋生平事迹,郭影秋评价

郭影秋

(一)

郭影秋，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省铜山县棠张乡马兰村人。1909年 (清宣统元年) 9月10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如同他在自传中所说： “曾祖以来，累世为佃户”①。家中一无房，二无地，不得不住地主家的房，种地主家的地，除缴纳苛重的租税外，还要无偿为地主家服各种劳役。他后来曾在一首小诗中说： “我家本是田舍郎，祖孙三代住人房”。他十三四岁时，父亲把地主家的几间草房买下来，又多租种了些土地，生活才逐渐有所好转。

他7岁进私塾念书，学习十分用功，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昼夜攻读。几年私塾期间，便熟读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书》、《易》、《礼》、《春秋》等经书，又练习写古体诗，打下坚实的文史功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将历史推向新的阶段。此时的郭影秋已不满足于整天关在私塾里读四书五经，便跑到距家往返近百里的大彭 (今徐州市) ，先读了几个月法文补习学校，后又转读于大彭市立一小。他住宿在学校，却交不起伙食费，只好每周往返一次，从家中背些干粮。郭影秋曾写诗回忆当时的生活情景说： “忆昔远读书，干粮百里送。饼霉难入唇，饭稀如照镜。”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围攻徐州城时，郭影秋曾与同学少年商议，如何开城迎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郭影秋目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其中有些还是他平素尊敬的老师，深深引起了对共产党人的同情。1929年初，郭影秋就读于江苏铜山师范，并任膳食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为安插党羽掌握学校领导权，策划了驱逐原铜师校长的学潮，并竭力拉拢郭影秋支持他们的活动。他义正辞严的予以拒绝，为此被国民党排挤出铜师。这年秋天，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无锡国专。但由于经济困窘，学费无着，在无锡国专学习不到一个学期，又被迫中途辍学。

1930年秋，郭影秋又转学考取了公费的江苏教育学院。这时，他开始考虑社会实际问题，探索人生应走的道路，阅读了许多新兴社会科学书籍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还秘密阅读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开始有所了解。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京、津、沪、杭等地的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日，江苏教育学院的学生，也有二三百人到南京参加请愿活动，郭影秋是这支请愿队伍的领队。蒋介石曾接见了包括郭影秋在内的各地学生代表，并拍着胸脯说：“我蒋中正，我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日的，明天就出师北上，矢志抗日”。但第二天一早，各地学生齐集南京中央体育场，准备为蒋介石的出征队伍送行时，却始终不见队伍出来，直等到夜间，大批手持刀枪的军警突然从四面八方将请愿学生层层包围起来，强行把各地学生遣押车站。江苏教育学院为此事召开了全院大会，胁迫郭影秋当众悔过，否则就要开除学籍。郭影秋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表示绝不屈服。后来，在进步爱国教授声援保护下，他才免受处分。

这次爱国请愿活动，使郭影秋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有了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斗争实践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走爱国革命的道路。

(二)

1932年秋，郭影秋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徐州民众教育馆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薛暮桥、陈向平、李可染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交谈思想，还经常为《徐报》的副刊《新生》写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新诗和短文。1933年，他经薛暮桥介绍，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参加了由钱俊瑞、姜君辰等组织的“新知书店股东会”。由于陈向平与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有联系，他们经常收到从上海寄来的进步书刊，甚至有《红旗》等共产党党内刊物。郭影秋在《纪念向平诞辰七十一周年》的诗中提到“日日盼红旗”，便反映了他们当时盼望读到党刊的心情。这时，郭影秋在行动上也迫切地在寻找共产党组织。但由于徐州地区共产党组织于1929、1932年两度遭到敌人的破坏，陷于瘫痪状态，所以他当时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

1934年夏，郭影秋到江苏沛县中学任教导主任。他对沛中大力进行改造和整顿，使学校面目焕然一新。在教学方面，他把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公民》课，改教时事政治; 国文课主要选讲进步诗文，如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女神》等，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①。课外开展体育活动，还成立了话剧团、京剧社等文艺组织。郭影秋常自编、自导、自演。一次，他们在沛县县政府礼堂演出左联的剧本《牺牲》，宣传抗日，郭既是导演，又饰演剧中主要人物。他饰演的东北义勇军排长遭日寇枪杀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当时，在台下看剧的国民党县政府官员，竟气急败坏地叫嚷：“这是共产党宣传! ”还唆使一些特务跑到后台，强令停止演出，郭影秋据理力争说： “为什么宣传抗日就是共产党宣传，难道全东北的人民群众都是共产党吗? !”

郭影秋在沛县中学的活动，一方面遭到国民党某些顽固派的嫉恨，另方面却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这时，苏鲁豫特委负责人郭子化、张光中到沛县恢复建立党组织，并指定苗宗藩、王义在沛县开展党的活动。苗宗藩与郭影秋经过多次接触后，于1935年10月的一个深夜，庄重地对郭影秋说： “经过党组织的认真考察，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的事情要保密，除你我二人外，不许和任何人发生组织联系。”他多年来到处寻找党，渴望加入党，终于夙愿以偿。后来，在1940年整党时，由于苗宗藩的历史问题，对郭影秋的入党问题曾经有过议论，经过严肃审查和研究，结论仍然是1935年10月为预备党员，1936年2月转为正式党员①。

郭影秋入党后，按照党的指示，先后在校内组织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培养积极分子，动员和组织青年学生到社会上进行抗日宣传，逐步在沛中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微山湖武工队，在沛县湖东的夏镇处决了叛徒、特务姜友吉，为此，国民党徐州市党部策划了对共产党的大破坏、大搜捕。他们于6月11日夜，在徐州附近各县统一行动，凡认为是共产党员或嫌疑分子乃至有左倾思想的“危险分子”，统统被抓起来，郭影秋也未能幸免，被捕入狱。

郭影秋在狱中多次受审，不管审问者如何威胁、利诱，他就是“我不是”、“不知道! ”这两句话。敌人恼羞成怒，把他吊起来，用皮鞭狠命地抽打，再猛然松开绳子，将他从高处摔到地上，直至郭影秋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国民党特务还利用叛徒到狱里来劝诱。郭影秋坦然地说： “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如果要枪毙就不用说了，如不枪毙，我就准备把牢底坐穿! ” ②他在《狱中作》、《徐州狱中有寄》等诗中写道： “试把铁椎敲劲骨，铮铮犹自有金声”; “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 ”③真实地反映了他狱中斗争的思想和情操。

郭影秋被关押了三个多月，敌人没有抓到他是共产党的任何证据，也没有查出他和姜友吉案的任何联系。加上他的老师俞庆棠教授等在狱外积极营救，终于在1936年9月下旬被释出狱。

(三)

郭影秋出狱后，未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前，一度在徐州民众教育馆开办的农民生活学校任教。卢沟桥事变后，中共河南省委派刘文为特派员，来徐州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37年8月中旬，原苏鲁豫特委书记张光中陪同刘文到农民生活学校来找郭影秋，向他布置了党的重建工作，随即成立了铜山工委，并任命郭影秋为工委书记，万众一为组织委员，杨涵之为宣传委员，党的活动逐步得以恢复。1937年11月初，郭子化来到徐州，正式建立了苏鲁豫特委，郭子化任书记，张光中负责组织，冯彬如负责宣传，刘文以特派员身分参加特委领导，郭影秋任特委秘书①。特委在徐州附近各县都指定了联络员，郭影秋以特委秘书的名义，联系各县的联络员，传达特委指示，指导工作，发展党员，整顿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整顿，至1938年5月徐州沦陷前，各县的党组织都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党的工作已能正常开展。在此期间，郭影秋还根据特委的指示，组织开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该班第一期学员就有300多人，曾请了匡亚明等任教员。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又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这些学员毕业后，被安排在附近各县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方面的工作。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他们大多数成为苏鲁豫皖四省边界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1937年10月，李宗仁将军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名义上管辖江苏、安徽、山东地区，实际上其直接管辖范围，仅只是苏、鲁、豫、皖交界的20多个县，也正是中共徐州特委的活动范围。李宗仁到徐州后，提出要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中共徐州特委决定利用李宗仁的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总动员委员会是半官方、半群众性的组织，李宗仁亲任主任，下设组织、宣传、战勤三个部，各部部长分别由李宗仁的秘书或地方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担任，如组织部长便是李的机要秘书夏次叔，副部长是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郭影秋利用在民众教育馆工作的关系，特意找了赵光涛，表明愿意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协助他们工作。赵光涛随即向李宗仁推荐了郭影秋任组织部总干事。而总动员委员会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多是挂名的，实际工作主要由总干事去做。郭影秋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在组织部下面设立了青年干事和职工干事，均由共产党员担任。这样总动员委员会的组织部实际上便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不久，郭影秋又被选为总动员委员会的12名常委之一，这样和第五战区的上层人士如李宗仁、李明扬的接触就更为频繁。同时，中共徐州特委又任命郭影秋为总动员委员会的中共党团书记①。这段时间内，他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处理了不少重大问题。

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在徐州地区，并未建立起抗日武装。为了发展革命武装，郭影秋与郭子化等费尽心思，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取得国民党徐州专员兼任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总动员委员会战勤部部长李明扬的同意，给共产党一个公开活动的游击队番号——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委任了张光中为队长，还配发了枪支弹药。张光中利用这个番号，在沛县、滕县交界处创立了四个大队的革命武装，每队一二百人。这是中共在徐海地区公开建立的第一支武装部队，以后统称为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①。

这期间，国内许多知名人士如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梁漱溟等，都来过徐州。各地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艺术团体和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如金山、张瑞芳、王莹、冼星海等，也都到过徐州。他们到徐州后，一般都与总动员委员会联系，郭影秋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他们要求见李宗仁，请求抗日，多半都是通过郭影秋打通关系，或由他直接陪同会见。

郭影秋在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同时，又通过总动员委员会广泛宣传抗日政策，发动群众组织了一些全区性的抗日群众团体，如1937年12月成立的徐州职工抗日联合会，1938年2月召开的青年代表会及其建立的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以及先后成立的全战区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儿童团、姊妹团等。通过这些抗日群众团体，把各阶层群众普遍发动团结起来，为进行全面抗战而奋斗。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爆发，总动员委员会举办了 “保卫大徐州宣传周”，宣传提纲就是由郭影秋亲自起草修订的。他还通过总动员委员会，组织号召各县的民众动员工作团，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奔赴台儿庄前线，为取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做了重要贡献。

1938年3、4月间，总动员委员会组织了第五战区宣慰团，郭影秋任团长，到战区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和慰问工作。为庆祝台儿庄会战大捷，他还曾率团到台儿庄前线进行慰问和巡视。这时，他听到国民党要放弃徐州的消息，决定迅即返回徐州，但去徐州的铁路已不通。待他连夜步行赶回徐州后，中共徐州特委已经撤离。

郭影秋赴台儿庄慰师之前，中共徐州特委曾开会做过研究，议定一旦徐州沦陷，党的工作重点便转移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关于郭影秋本人的工作，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他留在敌后打游击，另一种主张他仍然留在李宗仁那里，继续争取合法的地位和工作环境。但当他返回徐州时，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和共产党的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已全部撤离。5月17日黎明，日军的炮弹已打到徐州车站。在这种形势下，郭影秋冒着从头顶呼啸而过的炮弹，孤身向徐州东南寻找党的组织。

(四)

郭影秋随着从徐州撤出的人流，向徐州东南跑了70多里，到了有党的联络点的殷阳庄，向这里的支部书记讲了当时的形势及开展游击战争的设想。当晚在殷阳庄召开了党支部会议，组织起有十余人参加的游击分队。但刚刚组织起来，日寇便打进村里。郭影秋带着这十几个人一边抵抗，一边向南退却。不久，这十几个人的队伍被打散。徐州沦陷后的第二、三天，郭影秋在肖县找到该县党的负责人李砥平 (解放后曾任吉林省委书记) ，他这里有20多名党员，十几枝步枪，经过研究，他们决定以这些人和枪为基础，拉起队伍打游击。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七八十人、五六十枝枪。参加队伍的有老党员，也有青年知识分子，还有贫苦的农民，甚至有当过土匪的游民。

1938年6月，郭影秋到陇海铁路以北，本想到山东向省委汇报工作，请求省委派些军事干部，以领导和发展刚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并请示省委确定他今后的工作。在陇海路以北，他遇到原中共徐州特委秘书王文彬。王向他介绍当地已有了正式的人民抗日武装，称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总队长李贞乾，政委王文彬。王希望郭影秋能留下来担任总部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由王文彬派交通员到山东向省委请示安排郭影秋的工作。不久，中共山东省委指示，郭影秋留湖西地方工作，不要再追随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从此，他便同王文彬等在丰县、沛县、铜山等湖西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直到1948年初，调离湖西去冀鲁豫区为止。他在这里整整工作战斗了10年。

1938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湖西地区的两个党组织徐西北区委与鲁南工委合并建立湖西特委，陇海路以南的肖、宿、永一带也归湖西特委领导。辖区包括金乡、鱼台、嘉祥、济宁、邹西、滕西、沛滕边、巨野、荷泽，东明、定陶、曹阳、成武、单县、丰县、沛县、肖北、铜北、砀北、郑城、鄄城、考城等苏鲁豫边界的20多个县，所以也叫苏鲁豫边区。党的组织也称苏鲁豫特委。辖区武装，由特委统一领导，统称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省委还指示，特委由五人组成，特委书记与部队政委两个职务“非王 (文彬) 即郭(影秋) ”，因而湖西特委最初的组成是王文彬任特委书记，郭影秋任部队政委兼特委委员，白子明任组织委员，张如任军事委员，孙衷文任宣传委员①。这样，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机构与武装组织的领导就正式确立了。

中共湖西特委的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抗日斗争。为此，特委对湖西地区所属各县义勇队的组织编排与领导干部进行了统一调整，使部队的建制尽快健全。尔后，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筹粮、筹款、筹集枪支弹药，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地区的抗日武装得到迅速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部队的衣食供给没有保障。当时，驻在丰县的汉奸武装——王献臣 (外号王歪鼻子) 的部队，还不断对我驻区进行侵扰，以致卡断我们的给养。因此，特委组织了一次攻打王献臣的战斗。但打得非常艰苦，打了20多天，仍僵持不下。1938年底，由彭明治和吴文玉 (即吴法宪) 领导的八路军正规部队——苏鲁豫支队 (简称苏支) ，开进湖西，一举全歼王献臣部。在正规部队强有力的配合下，湖西地区的抗日形势迅速好转，各个县先后建立起抗日政权，逐步形成了抗日根据地。不久，根据山东省委指示，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郭影秋仍任政委。但是，就在打王献臣战役的过程中，郭影秋得到特委已改组的通知，改组后的特委书记是白子明，原特委书记王文彬改任组织委员，郭影秋仍任特委委员与部队政委。作为特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郭影秋，在其未参与研究的情况下，特委组织班子竟突然改组，他对此很不理解。事实上，特委的这次改组，却为此后的湖西“肃托”事件埋下了祸根。

王献臣的汉奸武装被打垮后，还有一股反动势力就是盘踞在铜山北部的籍星科部队。籍部原是一股土匪武装，国民党要剿灭它，它便接受了日军的番号，叫做苏北反共救国军。籍星科是司令，他曾与王献臣配合，对湖西根据地进行两面夹击。王献臣被打垮后，如何解决籍星科这股反动武装呢?是武力歼灭还是争取改造?经过认真分析研究，特委决定对它进行争取改造，并决定由郭影秋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郭是铜山人，又长期在该地活动，既熟悉情况，又在该地有较大影响，还曾在总动员委员会工作过，有进行和平斗争的丰富经验，善于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郭影秋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决心身入虎穴，尽力争取籍星科反正。

郭影秋在赴籍部之前，认真调查研究了籍星科其人及其部队的情况，对面临的任务进行了冷静分析，认为客观上存在着争取籍反正的有利条件：一则是有声威大震的苏鲁豫支队和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作武力后盾;二则籍星科与国民党势力有矛盾，虽接受日军番号，并不想死心塌地的为日本效劳。特别是王献臣被歼灭后，他失去了同盟和依托，内心恐惧，深怕步王献臣的后尘，被八路军消灭; 三是籍星科队伍中的一些班、排长和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当地人，与八路军、义勇队中的干部、战士有各种联系，另外，共产党在此之前也曾在他的部队中做过一些策反工作，他的第三团团长何玉祥积极主张抗日，而该团又是籍部的主力。郭影秋分析上述有利条件后，胸有成竹地认为只要对籍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其反正完全有可能。

1939年春节之前，经与籍星科、何玉祥沟通后，郭影秋仅带了两名警卫，前往籍部所在地。他到籍部后，籍星科故作威风和镇静，当郭影秋进入该司令部院落时，从大门口沿院内夹道直到籍的司令办公室，站满荷枪实弹的卫队。当下面通报： “八路军郭政委到! ”籍仍躺在床上抽鸦片，连头都不抬，他旁边还坐着国民党沛县的参谋长 (籍的私交密友) ，及籍部团以上骨干。郭影秋见此情景，镇定自若的主动坐下，也一语不发，看他们如何举动。那位国民党沛县参谋长开口说：“郭先生你是来作说客的吧! ”郭影秋毫不示弱地回答： “我是应籍司令之约，来共商抗日大计，不知参谋长阁下到此有何公干?”这时，籍星科才开腔说： “话不能这么说，他也是我请来的客人。”郭影秋则不以为然地说： “籍司令你有言在先，只是你我商谈，并未说有第三者参加，若走漏风声，对司令未必有利! ”籍星科连忙解释说： “不妨，不妨事，他是我个人的老友也是自己人。”经过上述简短交锋后，籍星科才从床上坐起来，他先以怀疑的口气发问： “你们共产党有力量打日本吗?”郭影秋立即觉察籍星科的内心矛盾，他一怕共产党没有力量消灭日军; 二怕失去日军支持再受国民党夹击，自己被消灭。根据他这种心理状态，郭影秋有针对性的向他介绍了整个抗日形势的发展，以及湖西地区八路军的实力，着重向籍指出，在中国的土地上，日寇最终必然被消灭，中国共产党有抗日到底的决心，并说，凡是有民族心的中国人，都应置身抗日行列，投靠日本是没有出路的。籍星科的思想逐渐有所触动，才摆出想要谈判的架势，询问联合后八路军有何具体打算。郭影秋当即说： “大目标是一致抗日，只要共同抗日，一切具体问题都好商量。”就这样，翻来覆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最后终于说服了籍星科，以接受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为条件，保持其队伍的相对独立性，编为独立大队，仍由籍任队长，把他的武力纳入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籍星科部除少数人不愿反正外，计有2000余人，正式宣布起义。接着，组织上又委派郭影秋担任反正后的独立大队的政委。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将这支土匪武装，改造成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样，驻在湖西地区的大股敌对势力，或被歼灭，或争取反正，整个湖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939年5月，湖西特委升格为湖西区党委，山东省委也改为山东分局。湖西区党委的组成是书记白子明，组织部长郝中士，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政府工作部长陈筹，青年部长孙衷文，社会部长赵万庆，委员李毅。郭影秋因转入苏鲁豫支队，未参加区党委工作。

1939年上半年，郭影秋一直带着部队，与彭明治、吴文玉等，离开湖西区中心地带，在陇海路以南活动。不久，骇人听闻的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了!

(五)

1939年秋冬，正当湖西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时候，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湖西“肃托”事件，而且在这桩罕见的冤假错案中，郭影秋也被诬指为托派，险遭枪杀。正值千钧一发之际，罗荣桓星夜赶赴湖西，制止了事态发展，挽救了郭影秋等大批革命干部。

这次所谓的“肃托”事件，始发于1939年7、8月间。当时，中共湖西区党委所属的湖边地委干校，有些学员在议论毕业后的工作去向时，有不愿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情绪，并且在文艺节目中公开流露出来。湖边地委发现后，认为问题严重，甚至主观地认为背后有阶级敌人煽动，指定由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此事。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隐藏在党内的“暗害”分子①。他在处理此事时，采取诱供、逼供的方式，迫使主持干校工作的魏定远承认自己是“托派”，并编造出湖边地区有“托派组织”的供词。尔后，王须仁又将逼供所得材料向湖边地委及湖西区党委领导做了汇报。当时的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不仅未审核王须仁提供材料的来源，还赞赏其“能干”，正式指定他为湖边地委“肃托”的负责人。王须仁因此更加有恃无恐，胆大妄为。他依据魏定远的所谓交待材料，又逮捕了一些干部，采取更残酷的肉刑逼供，勒逼出的“托派”越来越多，一直牵扯到湖西区党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王须仁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要想放手大干，必须有军队方面力量的支持。恰逢当时苏鲁豫支队的主要领导彭明治等正在远离湖西地区的外线作战。在湖西区中心地带活动的只有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队长王宏鸣等人。王宏鸣是个极端的个人野心家，他与王须仁一拍即合，未经向苏鲁豫支队及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请示，便主观肯定湖边地委的“肃托”完全正确，还擅自决定“肃托”工作由他统一指挥，从而使事态进一步恶化。“二王”狼狈为奸，随意逮捕审讯，甚至以“托派”罪名，成批的杀害革命干部，不仅将湖边地委书记打成“托派”，使湖边地委陷于瓦解，还将矛头指向湖西区党委。区党委的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组织部长郝中士、军事部长张如，均被诬指为“托派”。整个湖西区党委领导，只剩下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一个“光杆司令”。“二王”一伙不顾马霄鹏、王文彬等人的忠言抗争，将这些开创湖西根据地并在当地有很高声望的老党员，相继迫害致死。在“二王”的操纵及白子明的参与下，“肃托”像瘟疫一样，迅即蔓延，继瓦解区党委之后，又逮捕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负责人李贞乾，及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梁兴初，接着又逮捕了当时任独立大队政委的郭影秋①。

郭影秋被捕的第二天，王须仁即对他进行审讯。他对王须仁的审问根本不屑理睬。王不得不把区委书记白子明搬出来。郭影秋万万没有料到，白子明竟亲自对他用刑，一边动刑，一边逼他交待“托派”问题。审讯持续了六七个小时，郭影秋始终实事求是，坚强不屈，曾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当郭影秋处于昏迷状态时，白子明又拿来一张电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说： “这里有真凭实据，是山东分局的电报。”接着又说： “电报讲了一直领导你工作的郭子化也是 ‘托派’ ，他在分局已主动交待，而且供出你也是托派，你还能抵赖吗? !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郭影秋有些惶惑，他对这些人的阴谋诡计毕竟估计不足，加之长时间审讯动刑，他的头脑早已昏沉麻木，便说： “我一直在郭子化领导下工作，他本人既然是 ‘托派’ ，又发展了我，我还能讲什么呢?”这样就算郭影秋承认了自己是“托派”。但郭影秋被押回牢房后，至夜深人静时，头脑逐渐清醒，他突然省悟到自己可能中了圈套。他彻夜不眠，写信向苏鲁豫支队队长彭明治申诉。声明昨晚自己的口供有错误，他过去在郭子化领导下做的是革命工作，郭子化从未向他讲过“托派”的事情，自己参加的是共产党，即令郭子化是“托派”，也与自己无关。而他于昏迷中根据白子明拿的“电报”，承认自己是“托派”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应予推翻。但这封信又落到白子明等人手中。随即，他们又将郭影秋提出来审讯，还在他面前把一个推翻“托派” 口供的干部活活打死，并含沙射影地说：“郭影秋你是不是想翻案，下午再审讯你，如再翻案，就是这样的下场! ”

就在那天下午，郭影秋果然又被拉了出来，他怀着悲怆的心情，准备最后被处决。当他被带到一座四合院时，看到坐在桌旁要审讯自己的并不是“二王”与白子明，他有些莫名其妙。坐在桌旁为首的那个人问了他前段“肃托”的有关情况后，突然针对所谓“山东分局来电”说： “这完全是造谣捏造! ”而后又说： “告诉你郭影秋同志，郭子化并没有自首，山东分局也根本没有拍来那样的电报。这件事是错了，你是被冤枉了! ”接着他又自我介绍说： “我是罗荣桓，这位是郭洪涛，他是张经武。我们不是来审讯你的，而是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湖西问题的。”还说“郭子化也来了，你一会儿会见到他”。这时，郭影秋才顿时舒了口长气，犹如看到久别的亲人，激动得泪如雨下，甚至放声大哭起来。罗荣桓又亲切地安慰他说： “郭影秋你是个好同志，八路军正规部队到来之前，你就在湖西打游击。我们是了解你的，你好好休息养伤，准备继续为党工作。”郭影秋和一大批正被关押审讯的同志得救了，湖西地区连续几个月来的腥风血雨终于被驱散了。

原来，湖西地区“肃托”的有关情况，已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一一五师和中共山东分局。当时，罗荣桓是一一五师师长，郭洪涛是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张经武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郭子化是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他们闻悉湖西“肃托”事态后，决定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日夜兼程，飞奔而至。罗荣桓等到湖西后，斥责了 “二王”一伙乱捕乱杀的非法行径，明确宣布释放一切被冤枉的同志，恢复他们的工作;改组苏鲁豫党委，鉴于各种原因，白子明仍暂任书记，郭影秋与郝中士任常委; 撤销王宏鸣现职，调回一一五师师部; 将王须仁押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审查。王须仁自知罪孽深重，在押解途中畏罪自杀。王宏鸣后来也原形毕露，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郝鹏举的团长①。

罗荣桓在湖西处于危机关头，采取果断措施，从根本上扭转了该区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当时公务繁重，不可能在湖西停留较长时间，曾指定专人负责处理“肃托”的善后问题，但有关人员却未能完成重托，致使湖西“肃托”事件中的遗留问题，长期未能妥善解决。

对于湖西“肃托”的善后处理问题，郭影秋曾以坚强的党性，多次向中共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反映自己的意见。直到解放后，还曾两次书面报告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此，中央下达文件重申：中央对湖西“肃托”这件事，已多次做过决定和指示，在政治上早已解决了。所有在这次“肃托”中被冤枉的同志，他们本身都没有错误，以后运动中不要再查这件事了。不料“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把湖西“肃托”的事端了出来，把问题搅得很复杂。这种情况迫使郭影秋再一次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他认为湖西“肃托”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了。因此，他于“文革”后期，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组织了一些同志，调查和研究了有关材料，然后写报告给中共山东省委并转中共中央。1983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山东省委的报告，明确指出：湖西“肃托”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扩大化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湖西“肃托”中定的“托派”，是毫无根据、完全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 对湖西“肃托”中被错杀，及错误处理和受到株连的人，凡未彻底平反者，一律予以彻底纠正，他们的档案中有关“肃托”的材料，统统由组织部门清理、销毁①。

湖西“肃托”事件的彻底平反，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反映了郭影秋坚持真理的思想品德。

(六)

湖西“肃托”后，从1940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这时，日伪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冀鲁豫地区又连续几年发生旱灾。郭影秋不计较在“肃托”中遭受的冤枉，依然置身湖西地区，忘我地工作。1940年，他被选为湖西地区参议长。1942年，在反击日寇的“万人大扫荡”中，湖西地区专员李贞乾牺牲，郭影秋又被任命为湖西专员。在湖西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他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不搞任何特殊。当时，物质生活极为清苦，吃的是谷糠、树皮和野菜。战士每天只能供给四两带皮的谷子和三钱油、二钱盐。郭影秋在专署机关与一般干部一起吃食堂。在行军转移或到基层工作，都与军民同吃同住。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冬天发一件皮衣，他从来不领不穿。由于夜间办公，领导干部每晚可分给两斤干柴烤火，他从来不领不烧。行军时，他可以骑马，也从来不骑，都是把马让给病号，或驮载公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郭影秋深深体会到，作为共产党的一名领导干部，一定要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有这样才能密切联系群众。他认为，这不仅是思想作风、生活作风问题，而且是一个人世界观的反映。反之，如果一个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自视特殊，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甚至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被人民唾弃。在湖西三年困难时期，他一直这样鞭策自己，始终以身作则。他在与军民同甘共苦的同时，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上级组织的指示，坚持抗日战争，开展坑道战、地道战，进行生产自救，多次粉碎日伪的“扫荡”。为了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进行爱国抗日宣传，他还利用夜晚和业余时间，编写了历史剧《陈胜吴广》、《岳飞之死》、《黄天荡》等剧本，在湖西根据地广为演出。经过一系列工作，终于克服了连续几年的困难，使湖西根据地的形势好转。随着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从1944年开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了局部反攻，到1945年形势完全扭转过来了。不久，日本侵略者终于宣布投降。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迫切要求和平，坚决反对内战。国民党当局，却执意要发动内战，他们一方面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遭到解放军反击的情况下，又由美国出面进行所谓军事调停。除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停执行部外，各地都成立了军事调处小组。郭影秋作为冀鲁豫区的组长，参加了在徐州地区的军事调停谈判。所谓调停谈判，在美国与国民党方面，不过是以谈判为名，拖延时间。因此，双方坐在一起，常常是争吵一番了事。丝毫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郭影秋指派一名参谋接替谈判，他则回到湖西地区。这时，原中共湖西地委书记潘复生调冀鲁豫区，由郝中士接任地委书记，郭影秋任副书记，同时任军分区司令兼政委。1946年6月，郭影秋调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

不久，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并于1946年9月15日，遣派两个团的兵力，配合飞机大炮，向济宁进犯。郭影秋率全城军民进行了艰苦的济宁保卫战。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傍晚，因寡不敌众，撤出济宁城。

济宁失守前后，整个湖西地区也全部被国民党侵占。1946年12月初，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与政委张玺找郭影秋谈话，希望他带兵重返湖西。不久，郭影秋被任命为中共湖西区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当时，国民党在湖西驻扎了27个整编旅，所有城乡都驻有国民党部队，冀图通过几次大仗把国民党打出湖西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群众，取得立足点，然后采取游击战的形式，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解放区的地盘。郭影秋率领军队、地委机关和各县机关的干部和民兵，一边打，一边往敌占区插入，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逐步占领了一些阵地。为了在湖西站稳脚跟，他们又及时提出：县不离县，分区不离分区，千方百计克服困准，站住立足点。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他们又按照中央的指示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分得土地的农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军，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很快又收复了湖西，并站稳了脚跟。

1947年6、7月以后，全国的解放战争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6月底强渡黄河，随即又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时陈士榘、唐亮带着三四个纵队近10万人，来到湖西地区及鲁西南一带牵制敌人，配合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这十来万人在湖西地区活动，得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郭影秋领导的中共湖西地委，组织了庞大的后勤班子，筹粮筹饷，积极支援野战部队，与陈士榘、唐亮及其部队，相互配合，十分默契。

1948年初，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整风与土改工作会议后，中共冀鲁豫区党委重新进行了改组，郭影秋由湖西地委调区党委任敌工部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发展迅猛，至9月底冀鲁豫区全境已基本解放。1949年2月，晋冀鲁豫中央局来电：“郭影秋的工作由刘邓首长安排。”旋即又接到正式通知，郭影秋被调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十八军军长是张国华，政委是谭冠三，从此他又离开地方转入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

郭影秋到十八军后，随即南下。1949年3月至阜阳，4月初又抵桐城。当时二野政委邓小平与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等领导人都在桐城，在这里召开了二野团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报告了渡江的意义，部署了渡江作战命令。4月20日子夜，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进军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十八军也于4月22日，从中路的枞阳仅40分钟即突破了长江天险。

渡江之后，郭影秋随军转战于苏、浙、赣、湘、黔各地。1949年秋，二、四野战军会师于湘黔边界的藏江。在这里，十八军接到上级指示，要准备接管川南。1949年11月，国民党第四十兵团一部分约一个军的兵力在兵团副司令郭汝怀率领下起义。郭影秋奉命带人前往川南宜宾，研究了起义的具体安排，准备迎接我军大部队的到来。不久，李大章、彭涛、张国华等也带领川南行署和党委的大批干部和军队到了川南。

(七)

全国解放后，党的战略方针由武装夺取政权转入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郭影秋也由野战军转入地方党政部门工作。当时，四川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区。几个区的主要负责人分别是胡耀邦、李井泉、谢富治和李大章。李大章在川南地区任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彭涛是第二书记，郭影秋任行署副主任，主管行署的日常工作。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了川南、川东、川西、川北四个行署，成立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原来四个区党委和行署的干部进行了调整，郭影秋被调到了云南。

1952年秋，郭影秋到云南担任省政府副主席，半年之后，又被选为省长及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调离云南之前，一直担任此职①。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之一，全省有彝、白、傣、哈尼、壮、佤、回、纳西、景颇、瑶、藏、布朗、蒙古、独龙、崩龙、基诺等数十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几乎占全省人口的1/3。郭影秋在云南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建设方面。向西到过红河哈尼族、彝族聚集区，东南到过文山壮族、苗族聚居区，东北到过昭通高寒地带，往南到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南到过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他具体抓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建立工作，排解了这两个民族间的历史纠纷; 在西双版纳，郭影秋取得中央卫生部的支持，从北京请来医疗工作队，防治瘴气——恶性虐疾，效果很好。滇东北昭通一带是高寒地区，那里村落孤单，交通阻塞，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都很低。郭影秋到该地调查后，向省委建议：对高寒地区要少征粮食; 多给这些地区以补助; 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价格要合理，应提高虎皮、豹皮、穿山甲等山货的收购价格。省委基本上采纳了这些意见，大大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山区的开发和建设。另外，他在云南工作期间，领导修建了靖平公路和昆缅公路。他于1954年4月参加昆缅公路通车典礼时，曾写了如下诗句： “徼月喜看天下先，云南驿上走年年。晓风入鬓欺华发，宿雨漫山发杜鹃”①。

1956年8月，郭影秋到北京参加党的八大。会后到中央党校学习。由于郭影秋参加革命前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很有感情，在党校学习期间，他曾向中央请求到教育部门工作。1957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他谈话，转达了党中央的意见，决定调他到南京大学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57年8月，他告别了滇池和云南各族父老兄弟，转入了教育战线。

(八)

1957年秋季，郭影秋到南京大学任职。当时，周总理曾对云南籍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说： “你们贵省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告奋勇到大学去。”这诙谐的话语，反映了周总理对郭影秋主动到教育部门工作的赞许。郭影秋到南京大学后的工作实践证明，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党政领导干部，同时也是一位懂教育、会办学的教育家。

郭影秋初到南大时，反右派斗争正处于高潮，“大跃进”的浪潮即将来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得不花相当的精力去抓政治运动。但在可能范围内，他尽可能设法少影响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广泛接触教师，或登门拜访，或开座谈会，并深入课堂宿舍，向学生了解对教学工作的反映和要求。当“大跃进”进入高潮时，政治活动多，生产劳动多，上下左右各部门动辄都要叫学校停课。郭影秋认为学校总还得上课，为了保证教学，在他主持下，学校规定了教学、科研、生产劳动各占多少时间，不得互相侵占。这样，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1961年初，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郭影秋根据当时高校的实际，及时在南大提出“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逐步使南大师生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转向认真教学和读书的轨道，使教学和科研成为学校的中心工作。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对学校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每学期都要进行教学检查; 加强教学薄弱环节; 提倡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 抓好学生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三基”训练等等。这对稳定教师情绪，克服“左”的倾向，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郭影秋十分重视学校的科研工作。他把教学和科研作为办好学校的两个中心环节来抓，利用南大师资力量基础雄厚，学科齐全的特点，采取多学科合作，狠抓尖端，保证重点，大力攻关。郭影秋还拟定了南大贯彻“双百”方针的 “十二条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全校各学科科研方向，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发展和提高，使南大的科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他还把每年的校庆日——5月20日，规定为学校的学术活动节。作为一校之长，郭影秋不仅号召教师刻苦钻研业务，著书立说，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他虽身兼数职，仍孜孜读书，从事教学和研究，给全校师生讲政治理论课，为历史系学生指导论文，还广泛搜集资料，完成了史学专著——《李定国纪年》。这些做法都激励了广大教师更加努力地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

郭影秋在南大任职期间，学校的规模有较快、较大的发展，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他来校时全校学生有4000多人，离校时已达6000多人。学科建设也有相当发展，陆续建立了一批新的专业，至1961年全校已有33个专业。教师队伍不断扩大，人才迅速成长，逐步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综合大学。郭影秋也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中成为一位深孚重望的大学校长①。

1963年初，周恩来总理拟调郭影秋到国务院做副秘书长。恰在此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急请周总理给他派一位得力助手，以改变学校当时的工作局面。中央经慎重研究后，决定改派郭影秋到人民大学，协助吴玉章主持学校的金面工作。当年5月，郭影秋只身来到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老解放区革命大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直接创办的一所新型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建校后在培养政治理论师资和经济管理干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一段时期内，学校的领导工作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特别是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0年的“反修教学检查”，使学校的校系领导与教学骨干受批判的有近百人之多，一些同志还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干部教师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学校的工作处于停滞状态，郭影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人民大学的。

郭影秋坚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广泛地同教职员工交谈。在掌握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后，他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办好人民大学，首要的是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以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他主持召开的全校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调整了学校机构和领导班子，为人民大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郭影秋十分清楚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他在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 “学校的中心工作是继续贯彻党和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把一切工作都转移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他亲自兼任教务主任，制订了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措施，要求各系各专业都根据学校的发展方向，制订和修改教学计划。他尊重和爱护老、中、青知识分子，关怀学生的全面发展，重视政工、后勤工作，充分调动学校各部门的积极性。从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短短的三年内，便使人民大学改变了面貌，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全校师生员工交口称赞： “影秋同志是德才兼备的好校长”，“不愧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①。

(九)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郭影秋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6月13日，他代表华北局去上海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期间，康生竭力拉拢郭影秋，郭当面予以拒绝。从此，康生便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伺机进行打击陷害。7月27日深夜，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信口雌黄地诬称“郭影秋知道 ‘二月兵变’ ”。在康生的煽动下，第二天人民大学的部分师生，到北京市委要求揪斗郭影秋。郭影秋星夜被揪回学校，押上批斗台，戴上高帽子，低头弯腰四个多小时。

7月29日，郭影秋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职务被宣布撤销。

由于人民大学历史形成的原因，“文革”中郭影秋成为学校内部争论的焦点人物之一。邓小平、陶铸曾分别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 “保护性”的讲话。邓小平说： “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到人民大学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不很了解。但是，大家可以和他的前任领导比较一下，是否有进步有变化呢?”这些讲话不仅未能改变郭影秋的危难处境，反而加重了他的“罪行”而横遭迫害。吴玉章校长对郭影秋十分关怀和爱护，虽年事高迈，身体不好，仍拄着拐杖到校告诫师生： “影秋同志不是反革命，是党的好干部。”吴老还到医院慰问被批斗后患病住院治疗的郭影秋，当郭向吴老汇报了他到人民大学后几年来的工作情况时，老人家边听边落泪，最后语重心长地说： “你用心很苦呀! ”吴老这句肺腑之言，成了他同影秋的最后诀别之词。1966年末，敬爱的吴老不幸病逝，被打成“黑帮”的郭影秋竟被剥夺了向吴老遗体告别的资格。

郭影秋自从被揪回学校后，关押、批斗、毒打、审讯，受尽种种野蛮的残害，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特别是1967年3月3日，戚本禹到人民大学宣布郭影秋是人民大学的第二号“敌人”。从此郭影秋的处境更加悲惨。严密关押，轮番批斗，随意侮辱殴打，一日三餐不得温饱，有病不能及时治疗。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使他本来很健康的身躯垮了下来。终于小病酿成大灾，不得不截去左下肢，造成终生残疾。即便是在这样的处境中，郭影秋对党、对未来仍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坚信笼罩大地的乌云终归会被驱散，如同其诗句所说：“风狂天地暗，早晚见阳光”①。在整个十年动乱中，他是那样沉着坚定，不赶风头，不讲假话，严于律己，实事求是，再一次经受了特殊环境中严峻的考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郭影秋万分喜悦，他多次向中央请求恢复人民大学。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1978年4月，党中央责成成仿吾、郭影秋负责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筹备工作。7月7日中央批转下达了国务院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文件，从而使停办八年之久的人民大学正式恢复。在百废待举，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郭影秋为重建人民大学而日夜操劳，协助成仿吾，以残病之躯，架扶双拐，处理复校后的各种工作。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应在有限的时间内，再拚命为党多做点工作。1978年7月26日，在复校大会上，他勉励全校师生员工： “时间是宝贵的，我们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时间大约是七亿秒，七亿秒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天文数字。如果我们能一秒一秒地思考问题，一秒一秒地处理工作，一秒一秒地培养青年，一秒一秒地锻炼身体，就是说争分夺秒地大干快上，我们会在一年、三年、八年、十二年之内，飞跃前进，大出成果，大出人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顾体弱多病，主持各种会议，架着双拐到课堂听课，到伙房调查，即使在病情加重、卧病在床时，依然关怀和指导学校的工作。直到他病情危重，脱离学校的领导工作后，当人们探视他的病情时，他依然仔细地询问和倾听学校各单位的情况，鼓励大家在新校长领导下，群策群力，努力工作，把中国人民大学办得更好。

1985年10月29日，郭影秋与世长辞。他生前曾两次嘱咐：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交医院作科学研究用，《郭影秋诗选》的稿费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上交。

郭影秋的一位学生和战友，在献给他的一幅挽联中写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马列灵前应无憾; 三寸丹心，百磨筋骨，众人眼底自成碑。”这幅挽联的确是郭影秋一生革命业绩和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

①郭影秋: 《我的自传》 (1955年)。

①《郭影秋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①张世珠: 《我们的母校——沛县中学》,《徐州史料》第2辑。

①郭影秋:《往事漫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42页。

②郭影秋: 《往事漫忆》第56页。

③《郭影秋诗选》第5页。

①郭影秋: 《苏鲁豫特委和湖西地区党的斗争历史回顾》,载《济宁地区党史资料》第2辑

①郭影秋: 《抗战初期党在徐州地区的统战工作》,《社会科学战线》 1982年第1期。

①郭影秋: 《抗战初期党在徐州地区的统战工作》。

①郭影秋: 《苏鲁豫特委和湖西地区党的斗争历史的回顾》。

①《中共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 (1941年2月) 。

①孔令闻: 《湖西“肃托”事件初探》,《济宁史料》第2辑。

①《中共湖西地委关于锄奸事件善后再次的检讨和处理》 (1945年12月)。

①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①郭影秋: 《我的自传》。

①《郭影秋诗选》第35页。

①参见潘忠哲、鲍仁娟: 《郭影秋校长在南京大学》,《往事漫忆第195—208页。

①参见张增连、黄达强等《郭影秋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往事漫忆》第209—223页。

①《郭影秋诗选》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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