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韩幽桐人物传,韩幽桐生平事迹,韩幽桐评价

Posted 2022-05-07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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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韩幽桐人物传,韩幽桐生平事迹,韩幽桐评价

我国著名的女法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韩幽桐①，一九○八年出生于吉林省宁古塔(解放后为黑龙江省宁安县)一户贫苦的回民家庭。

她的祖籍在山东省禹城县，祖辈于明末清初时逃荒到东北落户②。到了韩幽桐的父亲韩万钧 (号子衡)这一代，生活仍很窘困。

韩幽桐是韩万钧的第五个孩子，原名叫桂琴。她的哥哥、姐姐都没有上过什么正式的学校。桂琴是最小的孩子，得到全家疼爱。加上她聪颖好学，全家人省吃俭用，为她积攒学费。一九一四年，韩桂琴才得以进了宁古塔唯一的女子初级小学。桂琴虽然年幼，但她已深知自己能上学读书，是父母兄姐的汗水换来的;懂得自己应当勤奋用功。她在班上，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

一九一八年，桂琴初小毕业后，韩家的经济条件无力供她到省城去上学，她遂回家和姐姐们一块做手工活。一九二○年，宁古塔有了高等小学，桂琴才再度入学。她愤恨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但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当时天津的学生运动领袖马骏，在五四运动后回了一趟家乡——宁古塔。马骏是韩万钧家的亲戚。韩桂琴向他诉说社会的不平和自己的愤恨。马骏给她讲造成社会不平的原因，对她说： “你是受几层压迫的人!”给她指出妇女解放的道路，鼓励她向旧社会、恶势力作斗争，要她作一个“拓荒者”，“作急先锋的敢死队”，使她受到很大启发①。

从此，她这个高小学生，不仅用功读书，还开始注意观察社会，对不公的事敢于抱打不平。宁古塔县教育局要解聘学校里一个姓顾的女教师，而这个女教师并没有什么差错。韩桂琴和同学们群起反对，以罢课来抗议。学校宣布开除三个反抗最强烈的女孩其中一个就是韩桂琴②。这时，她才十二岁。

开除三个女孩的决定，引起师生不满。韩桂琴更是不服。经过斗争，学校才取消了开除的决定。一九二三年，韩桂琴高小毕业，考入吃饭、上学都不用交钱的吉林省立师范学校。

在吉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韩桂琴关心国家大事，注意时局发展，日渐对学校的沉腐空气不满。以后得到要好同学周叔琨父亲的帮助，转学到省立女子中学③。省立女中校长韩玉衡是天津女师的毕业生，思想进步，聘请了好几个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进步教员，把女中办得很有生气。师生思想活跃，追求真理的气氛很浓厚。韩桂琴在这里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开始了革命的启蒙期。一九二五年，她受校长韩玉衡及进步教师的影响，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和同班的林素玉、高年级的温淑桐等人，作为女中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全省各校学生代表组织的学联会④，领导全省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当局的压迫。在斗争中，韩桂琴受到了极大的锻炼。

一九二六年五月，韩桂琴在吉林省立女中毕业的时候，马骏从苏联写信给她，鼓励她到北京去，并把她介绍给北京的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郭隆真①。

到北京后，郭隆真热情接待了她，并帮助她提高思想觉悟。这年六月，经郭隆真介绍，韩桂琴加入了共青团②。

韩桂琴先考入女师大附中。因这所学校校规很严，不利于开展团的活动，她按照郭隆真的意见，又考入了招生条件很宽的私立民国大学。一九二六年八月，郭隆真向韩桂琴传达党组织的意见，接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

韩桂琴入党后，没有退团，还兼作团的工作，主要精力投入党组织创办的妇女之友社的工作。妇女之友社设在缦云女校里。缦云女校在北京西城报子街，是党创办的一所公开的中等职业学校。郭隆真的公开身分是这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韩桂琴考入民国大学后，就和郭隆真一起住在这所学校里。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妇女之友社的主任由国民党左派张挹兰担任，韩桂琴任副主任。她除积极办理《妇女之友》的事务外，还写过《打倒封建》等署名文章。这个刊物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欢迎，也引起了反动军阀政府的仇恨和不安。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张挹兰和郭隆真先后被捕④。韩桂琴由于郭隆真事先安排她转移，才未遭逮捕。妇女之友社被查封，办了十二期的《妇女之友》被迫停刊。以后，张挹兰和李大钊同天被杀害;郭隆真继续被关押。在白色恐怖下，韩桂琴学会了谨慎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做好了一旦被捕，宁可牺牲生命，不可使革命受损失的精神准备。

通过办《妇女之友》刊物及作团的工作，韩桂琴感到自己还需要提高文化知识，而在私立民国大学里学不到什么东西。一九二七年秋，她考上了国立京师大学法学院。一九二八年，京师大学法学院改称北平大学法学院。她在大学里攻读政治学和法学。

一九二七年四月，由于李大钊的被捕牺牲，中共北京市委遭破坏。党组织派李渤海重建北京市委。不久，李渤海叛变，北京市委又遭破坏①。这年秋，马骏从苏联回国，到北平参加再次重建北平市委的工作，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谭哨云(也叫张哨云)任市委书记;张友渔任市委秘书长;胡鄂公(吴南湖)任宣传部部长②。这年的十二月二日，韩桂琴和另一同乡、女师大学生赵连芳到马骏的住处谈话。因为晚了，已过学校关门时间，韩桂琴和赵连芳没有回校。次日天快亮时，侦缉队突然闯进来抓住了马骏，并在另一间屋里发现了韩桂琴和赵连芳。马骏为韩桂琴和赵连芳解脱说： “她俩是我的同乡亲戚，昨天我们一道去看电影，晚了，她们回不去学校，在这里住下。什么事和她们没有关系。”侦缉队不由分说，把他们一起抓走了③。接着，市委书记谭哨云、秘书长张友渔也先后被捕，刚刚建立起的北平市委又遭破坏。在敌人的法庭上，马骏把一切都承担起来，说自己是市委书记。韩桂琴等其他人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①。以后，和韩桂琴同时被捕的赵连芳的母亲从吉林赶到北平，找到当时的教育总长兼京师大学校长刘哲，请他作保，放出了赵连芳和韩桂琴。

韩桂琴出狱后，继续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上学。法学院的学生、共产党员胡绍承和她联系，安排她在女生中了解情况，作些宣传。一九二八年，张友渔被保释出狱到了天津，在党的军委系统特科工作，由他联系韩桂琴②。在北平的和在天津的军委特科系统的党员共同办了一个定名为《人言周刊》的刊物，在北平编辑，在天津租界出版发行。韩桂琴和张友渔、胡熙庵(胡作楫)、李愚安(李予昂)、陈显文，都参加了这个工作③。韩桂琴负责提供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也给《人言周刊》写稿。

一九二八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韩桂琴和法学院的同学在北平的大街小巷里宣传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占济南、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还到商店里检查日货。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韩桂琴在革命的斗争中变得更加成熟，成为北平学联负责人之一④。在党的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领导下，北平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几天之内就组织起抗日救国会、日货调查组、抗日演讲所、抗日义勇军军事训练班等抗日救亡团体。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大会选举本校学生会成员，韩桂琴等当选。北平学生组织抗日联合会时，韩桂琴又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抗日联合会 (简称学联)的工作。不久，学联为组织学生到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主张“不要使国府为难”、不要采取示威游行方式，这些学生成立了新学联，实际上由国民党领导; 原来的学联叫旧学联，主要是由共产党人领导①。韩桂琴是旧学联的骨干之一。十二月四日下午、韩桂琴和北平大学法学院另外两个学生代表李时雨、吴子良及领队田应春，领着法学院的学生队伍，高呼着“去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等口号，浩浩荡荡地走出校门，直奔前门东火车站。

此时，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大专院校及一些中学的学生队伍也陆续到达。韩桂琴等和各校代表在车站召开会议，选出代表找站长要求用火车送学生去南京。站长答复说，奉张学良和铁道部的命令，不能开车。韩桂琴等各校代表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进行卧轨斗争，以示学生南下决心不可动摇;二，各校学生轮流休息和吃饭，派出纠察队，把住车站大门和警卫学生队伍，以免遭受破坏;三，派出学生占领车站办公室、会客室、候车室及其他重要部门②。几分钟后，车站各条铁轨上，黑压压地躺满了人; 整个车站各部门都被学生占领。北平铁路交通陷于瘫痪。十二月六日，大部分学生继续坚持卧轨斗争，韩桂琴和其他代表率领一千多名学生到顺承王府，冲进张学良官邸的大门，见到了张学良。韩桂琴质问： “我们到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你作为东北军的军事长官，为什么不予支持下令开车?你这样做，对得起东北父老和全国同胞吗?”①张学良说，他是奉中央政府的命令暂不出兵东北的，也不能开车送学生南下。在学生们的质问下，他答应立即发电向南京政府请示，劝大家先回去等候消息。韩桂琴等学生代表率领学生队伍又向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示威，见其大门紧闭，就捣毁了门口挂的党部牌子，返回车站。

学生们卧轨三天三夜后，严重地影响了北平与外界的交通，北平当局受到各界舆论的谴责。张学良在十二月七日凌晨下令开车。火车开到济南车站，韩复榘又命令不准继续往前开，同时派“大刀队”到车站，企图威慑学生，逼学生返回北平。学生们演讲救国道理，斥责国民党政府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的错误行径，阐明南下示威的意义。这时，两千多济南的学生也赶到车站声援，并一道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在学生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影响下，“大刀队”的官兵也和学生们一起高呼“保护民众抗日运动”、“反对出卖东三省”等口号。济南的学生也登上了列车，随后开往南京。

南下示威团到达南京后，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使南京及全国人民群众了解北平学生南下示威的目的，韩桂琴和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另一代表吴子良，于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央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韩桂琴说明示威团南下的目的为：一，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二，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三，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四，退出国际联盟，对日绝交，出兵收复失地，惩办失地长官等②。十四日拂晓，北平及全国各地来的学生齐集中央大学操场，列队向国民政府进军，一路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国民政府大门紧闭，卫兵林立，蒋介石不敢出来见学生，他派出的代表被学生们质问得哑口无言。十五日，学生队伍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外交部示威，缴了卫兵的械，砸了国民党党徽。十六日，因《中央日报》颠倒黑白，诬蔑学生的进步行动，学生们冲进中央日报社，将它砸了个乱七八糟。

学生们的抗日爱国行动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几百人受伤，有的被抓捕。抓人的军警没认出韩桂琴是学生领袖之一，把她和大部分北平学生，于十二月十八日绑架推上开往北平的火车①。

韩桂琴等人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即遭逮捕，被关在北平军法处监狱②。牢房里，当时就她一个女犯。屋里黑洞洞的，没有窗户，没有床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扔着一点草。韩桂琴做好了狱中斗争的充分准备③。开庭审讯时，反动法官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她拒不承认。问她为什么到南京示威?为什么砸中央党部?为什么砸中央日报社?韩桂琴铿锵有力地回答：因为南京政府不出兵抗日。日本侵占东北，每个中国人都要反抗。我是东北人，我的家乡被日本兵侵占，我当然更要抗日救国保家乡。抗日救国保家乡的学生无罪。

韩桂琴在监狱里坚强斗争的时候，担任《世界日报》主笔、燕京大学教授的张友渔，在北平为营救她进行了有力的活动。他找到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白鹏飞，请白鹏飞出面保释。白鹏飞是无党派人士，对学生们的抗日活动是同情的。在自鹏飞的活动下，韩桂琴在狱中关押了十天，又被保释出狱①。

一九三二年，北平大学法学院改名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这年夏天，韩桂琴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毕业。此时，和她已有恋爱关系的张友渔，已不能再在世界日报社任主笔，因为北平当局怀疑他是共产党，向《世界日报》负责人成舍我提出警告。成舍我遂派张友渔去日本东京当特派记者。韩桂琴毕业后准备去日本留学，便和张友渔一道东渡日本。

韩桂琴在日本，一边进行学术研究，一边进行一些社会调查，从事革命活动。她先在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当研究生，研究国际法。每天还去上野图书馆的妇女阅览室看书。半年后(一九三三年) ，她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当研究生，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史，成为东京帝大第一个女学生②。韩桂琴的导师是日本有名的学者横田喜三郎。横田喜三郎在政治上反对战争，反对日本侵华，思想开朗，破例收了来自中国的这个女学生。韩桂琴学习刻苦，每天早上都去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或上野图书馆的阅览室借书看。中午就在图书馆的地下室吃饭，晚上回到住处再自己做晚饭。她唯一的休息和消遣，是晚饭后和张友渔一道去逛旧书摊。当时，很多日本人没有藏书的习惯。看完书就卖掉。书摊上的书，相当新，又便宜。日本的学生也有逛旧书摊的爱好。东京市的各个书摊及专卖进步书籍的三一书店、丛文阁、白杨社等，常常出现这对年轻中国人的身影。

韩桂琴在上野图书馆的妇女阅览室里，认识了日本进步女学生吉田福子①等，共同组织了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伸会(伸，即发展进步的意思)②，研究讨论马列主义和日本的社会情况及革命运动的形势等。

韩桂琴为了了解日本工人的情况，曾和吉田福子等几个进步的日本妇女，利用晚上时间去日本的小工厂参观。目睹工人们的悲惨生活，她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及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

一九三三年，韩桂琴和张友渔结婚。这一年，冯玉祥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北平的抗日气氛又趋浓厚，世界日报社请张友渔回北平任总主笔。党组织同意张友渔回北平，利用《世界日报》进行合法斗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进行民主抗战活动。张友渔回国后，韩桂琴继续留在日本读书。这期间，她翻译了她的导师横田喜三郎的著作《平时国际法》，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她在法学方面的第一部译著。

一九三七年暑假前，韩桂琴完成了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的学习，回到北平，改名韩幽桐，致力于华北救国会的抗日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

华北救国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际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彭真曾代表北方局到会指导过工作。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德珩、张申府、杨秀峰、刘清扬、张友渔、徐冰，黄松龄、程希孟①。韩幽桐积极参加华北救国会的抗日运动，成为很活跃的一位政治活动家。她和张晓梅进行上层妇女界的统战工作，联络刘王立明等成立了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活动。这时期，张友渔是中共华北联络局的北平小组负责人，主要任务之一是做宋哲元的统战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宋哲元部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八师参谋长的张克侠，给张友渔打来紧急电话，说宋哲元决定同日本妥协，当晚撤出北平，以保存实力②。在这紧急情况下，张友渔、韩幽桐立即潜伏起来，并通知了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杨秀峰、许德珩、张申府、刘清扬等。

日本占领北平后，韩幽桐和张友渔化装离开北平到达天津。然后，奉组织命辗转到济南，去做韩复榘的统战工作。张友渔任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韩幽桐和聂元梓负责太原(当时北方局已到太原)和济南的交通联络工作。韩幽桐和张友渔的公开职业都是在韩复榘的十三路军政训处余心清所办的干部训练班教课。韩复榘和蒋介石有矛盾，表示赞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余心清是民主人士，一向反蒋，同我们党有联系。他劝韩复榘用我们共产党的办法训练干部，开办干部训练班，招收北平、天津一带的流亡学生和山东的大学、高中学生，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训练班教育长是黄松龄，助手是齐燕铭。讲课的人，是从北平出去的进步教授和其他左派人士，除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外，还有于毅夫、张郁光、刘及辰等。韩幽桐是讲课的唯一女性。她讲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形势。

韩复榘部由山东撤退前，张友渔到山西临汾北方局汇报工作，分析研究山东形势。北方局决定撤销山东联络局，成立豫鲁联络局。济南沦陷后，张友渔到河南开封任豫鲁联络局书记。韩幽桐奉命去西安，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西北联合大学的前身是北平大学，七七事变后迁到西安。在国内抗日统一战线正在发展的形势下，左派教授进入西北联大的可能性较大，何况韩幽桐又是回母校，更有利于加强学校的左派力量，影响学生。韩幽桐一九三八年初到达西北联大，讲授国际法和日本问题，以合法的手段，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观点。当时，西北联大法学院以院长许寿裳为首，形成很强的左派阵营。国民党右派教授及打手们，把这些左派教授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常拿着木棍到他们的宿舍门前及胡同口走来走去，企图找岔寻衅。韩幽桐无所畏惧，继续在课堂上讲授马列主义，课余和进步学生谈心，并争取中间学生。西北联大法学院中，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要求团结抗战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于一九三八年十月派了他的干将张北海来接替许寿裳，同时解聘了方雨洲、沈志远、章友江、曹靖华、韩幽桐、刘及辰、李绍鹏、方铭行等八名进步教授①。韩幽桐是当时最被注目的女教授。

韩幽桐等离开西北联大后，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安排到设在重庆的国立编译馆。韩幽桐拒绝了这一安排。一九三九年春，她到达重庆后，见到中共南方局负责人之一董必武。董必武让她参加全国救国会的工作。当时全国救国会的领袖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张申府、刘清扬、张友渔、王炳南，再加上钱俊瑞、于毅夫、曹孟君、韩幽桐等，组成十九人的核心机构①。韩幽桐在董必武、邓颖超领导下，还参加了重庆地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和妇女运动。一九三九年的三八妇女节，五千多名妇女参加纪念大会，韩幽桐到会讲话，发动妇女坚持抗战。在由陕甘宁边区妇联驻渝代表团、妇女指导委员会、难民妇女服务团、东北救亡总会、妇女慰劳分会等二十七个妇女团体发起的宪政与妇女座谈会上，韩幽桐多次发言，强调指出：人民有权讨论宪政;宪法、宪政应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为基本精神②。

韩幽桐还参加了董必武、张友渔、刘清扬、曹孟君等人组成的宪政促进筹备会;参加了张友渔、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钱俊瑞等对国民党《五五宪草》的揭露和批判，共同写了一本《我们对〈五五宪草〉的意见》的小册子(每人写一篇文章，张友渔写三篇，由邹韬奋主编) ，对《五五宪草》的每一章都提了批评意见③。沈钧儒、邹韬奋出席参政会时，以此作为正式意见提交给了会议。韩幽桐在她主持召开的重庆市各妇女团体代表参加的第七次宪政与妇女座谈会上，报告了对《五五宪草》的意见④。在邓颖超参加的重庆市各界妇女团体召开的第八次宪政与妇女座谈会上，韩幽桐又报告了重庆妇女界对宪政及参政会的意见与要求。她在重庆各界妇女代表举行的首次妇女职业问题座谈会上，就妇女职业的重要性、各国妇女职业运动对中国妇女职业运动之影响、三民主义的妇女职业政策、目前妇女职业问题发生的原因、妇女职业问题的解决办法等问题发言，阐明妇女职业问题不仅是经济斗争，也是妇女争取政治、法律上平等权利的斗争①。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组织决定疏散重庆、上海、桂林已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去香港，同时派一些党的干部去做左派人士的联络工作，照顾他们的生活。韩幽桐和张友渔一同被派往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工作。韩幽桐在香港除做统战工作和妇女工作外，还为党在香港办的《华商报》写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担任了党在香港办的《青年知识》刊物的编辑委员会委员。

韩幽桐虽在香港，只要条件许可，她还积极参加内地妇女界的抗日民主运动。一九四一年，苏联发表了《莫斯科妇女反法西斯大会告世界妇女书》。为响应《莫斯科妇女反法西斯大会告世界妇女书》，我国妇女界起草了《致苏联战友书》。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妇女界知名人士李德全、张蔼真、史良、杨清心、谭惕吾、邓颖超、张晓梅、丁玲、胡子婴、胡兰畦、刘清扬、韩幽桐、杜君慧、倪斐君、沈兹九、张启凡等，以及抗属、女工、店员、女厂长、医生、护士、邮务员、话务员等六十多人签名的我国妇女界《致苏联战友书》。

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韩幽桐在重庆、香港两地，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以充沛的精力，旺盛的热情，从事宪政问题、国际问题、妇女问题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比较集中地写下约十万字左右的理论性文章，如《欧美宪政运动的发展阶段》、《战争与宪政》、《宪法应该怎样规定人民意见自由的权利》、《领土应受宪法的保障》、《关于研究宪法》、《苏联对于国际法的基本态度及其运用》、《日寇对我东北经济榨取之强化》、《德攻荷后的荷属东印度问题》、《中英中美新约与中苏协定》、《美日谈判的前途》、《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战果》、《妇女与中国宪政》、《民主与妇女动员》、《辛亥革命与妇女解放运动》等等，分别登载于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曹孟君和胡耐秋办的《妇女生活》、于毅夫办的《反攻》，还有《中苏文化》、《反侵略》、《战时青年》等进步刊物上。这段时间，是韩幽桐理论研究与写作上的一个高潮。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韩幽桐和张友渔转入地下隐蔽起来。日本军队从九龙开炮，韩幽桐夫妇隐蔽在香港的住处被炸毁，幸亏两人都没在屋里。他们又隐蔽在一个商店的楼上。一天半夜时分，闯进来几个武装的日伪军，用刺刀顶住了张友渔的胸膛。张友渔用日语大声质问他们： “干什么! ”几名日伪军一听张友渔说的日语，以为这是一对日本人，反倒吓得转身跑走。韩幽桐、张友渔第二天赶紧搬了家。根据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张友渔找到已隐蔽起来的胡绳等，把他们一批一批撤离香港，还安排了于毅夫的生活。然后，韩幽桐和张友渔也撤离香港，乘坐地下党准备的小船，经九龙辗转到韶关，见到了廖承志，接受了任务即转赴桂林。

在桂林，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上半年，韩幽桐协助张友渔接待安置从香港回来的左翼文化人。他们把大部分左翼文化人输送到重庆;一小部分去重庆有被国民党杀害危险的，则送到新四军。同时，还同邵荃麟、狄超白等进行左翼文化运动和上层统战工作。在繁忙的转移奔波之中，韩幽桐仍挤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一九四二年，桂林新知书店以国光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她写的《怎样研究国际问题》一书。南方局妇委领导的《现代妇女》于一九四三年元旦在重庆创刊，韩幽桐又挤时间给这个刊物写了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①。

一九四三年，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张友渔、韩幽桐回重庆工作。张友渔党内职务是南方局文委秘书长和新华日报社的社论委员，公开职业是生活书店的总编辑。周恩来、邓颖超同韩幽桐谈了话，安排她继续开展民主运动和妇女运动，由邓颖超直接领导。组织给她安排的公开职业是重庆美国新闻处日文部的翻译(笔译)，由当时的南方局外事小组负责人王炳南介绍去任职。她除了给美国新闻处翻译东西，还翻译了日本平野义太郎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中的一章《走向民主》，由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当时重庆的形势是复杂、紧张的，要随时准备应变。一九四四年，曾出卖过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张文彬、廖承志的叛徒郭潜，来到重庆。郭潜在叛变前曾和张友渔有过联系，认识张友渔，这次来重庆，目的就是带人认捕张友渔。董必武知道消息后，连夜把张友渔从家里接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果然，郭潜带着人找到张友渔家。张友渔不在。郭潜不认识韩幽桐，假装查户口。韩幽桐机智应付，把他们打发出去。张友渔一直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做党内工作。到了一九四五年初，乘特务年关休假，党组织派张友渔作为党的秘密代表，离重庆去成都做刘文辉的工作。韩幽桐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且就在这紧张的时刻，她主编的一部法学著作《法与宪法》论文集，由重庆三联书店出版了。

这时期，她在妇女运动方面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国妇女联谊会在重庆成立。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对外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对内争取开展民主运动。在成立大会上，韩幽桐同李德全、史良、张晓梅、胡子婴、曹孟君、刘清扬等二十六人被选为理事①。

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重庆谈判，张友渔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帮助研究民主宪政方面的问题。这时，张友渔的党员身分已完全公开，韩幽桐遂因此无法再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下去。周恩来决定她去东北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②。当时，交通工具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韩幽桐只能以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的身分，乘美国新闻处租用的轮船去上海。离重庆前，得知高崇民也要经上海回东北，正苦于找不到交通工具。韩幽桐让高崇民冒充自己的家属，带他上了船。到上海后，韩幽桐乘飞机到北平。在北平，她会晤了中共方面在军调处执行部的负责人叶剑英，然后搭火车，于一九四六年春到达东北。长期在白区工作的韩幽桐，要开始在解放区工作了，她兴奋异常，迎着解放的炮声，徒步走了好几百里，到达松江省政府所在地——哈尔滨附近的宾县(当时哈尔滨是国民党松江省政府所在地) 。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韩幽桐刚到东北时，党员身分没有公开。一九四六年四月，松江省在宾县召开全省人民代表大会，韩幽桐被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①。四月二十八日，我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哈尔滨，松江省人民政府也迁入哈尔滨办公。这时，韩幽桐的党员身分公开了，担任了松江省教育厅厅长。她在指导全省的教育工作上，表现得有魄力、有水平。废除了伪满洲国各县的所谓国立高等学校(实际是高中) ，一律按解放区学制改为中学②。一九四七年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韩幽桐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③，主要工作仍是松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工作。她跑遍了全省每个县，星期天也照常办公。每到一地，就住进那里的学校，深入了解情况。在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下，她向各校分别派去一至二个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重点抓好学校的整顿和改造工作。她经常把教员和学生分别集中上大课，亲自作政治、形势报告，提高师生的政治觉悟，还亲自发展了松江省第一批青年团员，培养出一大批干部。

一九四七年冬，松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改为松江省省立行知师范学校，韩幽桐兼任校长。这所学校的办校方针是：为解放战争和土改工作培养、输送干部。韩幽桐带领学校的干部和教师，采取有力的措施，使学生的思想跟上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如组织学生参加松江哈尔滨大中学生暑假学习班，教育学生热爱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参加遣送日侨回国的工作，参加为支援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而举行的游行;到火车站照料从前线运回的伤病员……。由于伪满的反动教育，给转变学生思想带来比较大的困难。韩幽桐善于抓住典型教育一般。有个学生认为国民党好，坚持要到当时是国统区的长春去。韩幽桐见对他说话已挽留不住，便召开全校大会送他。在会上讲清国共两党的区别，指出他在国统区若呆不住，欢迎他再回到解放区来。这个学生以后果然回到了解放区。学生中有个地主的女儿，在学习中提高了觉悟，认识到地主剥削的罪恶，主动把自己的首饰、衣料等等拿到学校。韩幽桐领导学生搞了一个展览，以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说明土改的必要。这两件事对学生教育很大①。

平津解放后，韩幽桐于一九四九年夏来到华北，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党支部书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韩幽桐到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工农速成中学实施方案，准备成立一批三四年学制的中学，吸收工农干部及工农青年，把他们培养到能够入大学深造的程度。一九五○年上半年，韩幽桐被调到北京，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副司长，分工抓工农速成中学的工作。教育部先在北京办了一所工农速成中学，随后，各大行政区都设立了工农速成中学，共招收学生一万多人。一九五○年九月，韩幽桐主持，由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工农教育会议，修正通过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韩幽桐还参与起草了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经周恩来审定，于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以总理名义发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正式施行①。韩幽桐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为工农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随着我国政权建设的开展，政法部门需要大批有专业水平的干部，韩幽桐在一九五二年奉命离开教育战线到政法战线，担任最高法院华北分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她积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为改变封建包办的一夫多妻制度，为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五四年，各大行政区撤销，她调任最高法院民事庭副庭长，继续为贯彻我国的婚姻法作出了贡献。在其它民事审判工作中，她也同样模范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法令及群众路线②。

从一九五四年开始，韩幽桐连续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九五六年，韩幽桐有感于婚姻法的贯彻中还有封建势力的阻碍，从法学理论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上，写了《关于离婚问题》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批判封建婚姻制度，主张妇女有离婚自由的权利。她这篇文章，曾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得到董必武的支持，对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及指导人民的正常家庭生活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一九五七年，她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八年冬，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韩幽桐到刚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监委委员、高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她遵照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和法院组织法的原则，建立了适合回族自治区情况的审判制度。在审判工作中，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反对“左”的、逼供信方法。她对宁夏由于所谓“平叛”而出现的冤案、假案、错案，极为不安，曾积极参予甄别的领导工作，为落实党的政策，维护民族团结，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的切身利益，起了良好的作用。

从五十年代开始，韩幽桐多次以我国妇女界、法学界知名人士的身分，参加我国的对外友好活动。一九六○年四月，应英中友协邀请，韩幽桐作为妇女代表团团长，率五人赴英访问。她在英中友协年会上演讲，赞扬了英中友协在促进中英两国人民和妇女的友好关系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宣传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宣传了新中国为妇女解放开辟了越来越宽阔的道路。一九六○年十一月，韩幽桐作为代表团团员出席了国际民主妇联在波兰华沙召开的理事会。一九六二年十月，应阿尔及利亚妇联邀请，韩幽桐偕翻译赴阿尔及利亚参加十一月一日国庆日活动。她在阿尔及利亚群众集会上讲话，热情赞扬阿尔及利亚妇女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行动。一九六三年六月，韩幽桐作为代表团团员，出席国际妇联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以后，她在北京从事专门的法学研究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总支副书记、副所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书记处书记。她积极支持及组织法学研究工作，热情培养年轻的研究人才。她自己的治学特点是，反教条，重实际。她在法学理论方面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在文章及讲话中论证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极端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揭示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特征;三是明确了婚姻自由的含义①。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韩幽桐以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的身分，率三十人的代表团到达布达佩斯，出席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八届大会，并在三月二十一日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回国后，周恩来接见了她，赞扬她是善于斗争的一员女将，幽默地称她为“穆桂英”①。

在中日没有恢复邦交以前，她四次参加法律代表团访问日本，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韩幽桐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冬，她被“隔离审查”。“造反派”到禁闭她的屋里贴大字报，她把大字报全撕下来扔到地上，以示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蔑视。

一九七○年冬到一九七二年夏，韩幽桐被迫到河南息县的所谓“干校”劳动。一九七二年夏到一九七五年初，她作为“没解放”的人，去法学研究所“学习”。她对去看望她的老同志，大胆地谈论她对林彪、江青倒行逆施的看法，说： “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不改变，国家要完。”②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韩幽桐重新担任了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粉碎“四人帮”以后，她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对外宣传我国法制的工作中。在法学研究所，她主持研究，并领导清理帮派体系的工作。一九七八年以后，她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法制组组长，全国妇联执委、常委，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③。一九七八年二月，她针对“大赦国际”诬蔑我国在清查“四人帮”斗争中“大批杀人”的谬论，回答记者提问，阐述我国的政策及法律，说明“对‘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改悔的死党，要坚决打击，该捕的必须捕”，但“我们对这样的人并不在肉体上加以消灭”。新华社于二月二十一日向外播发了她的答记者问，外电特别注意转述她的这段讲话。她的讲话粉碎了“大赦国际”对我国的诬蔑，向全世界澄清了我国的政策和法律①。我国新宪法颁布后，她应各界邀请，多次作关于新宪法的报告，积极热情普及宪法教育，为健全我国的法制生活尽了极大努力。她十分关心我国法学研究的开展，关心各地对法律的贯彻执行情况，积极主张提高司法干部的素质。一九七八年，她在首都率先召开了民主与法制讨论会，对法学界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②。一九七九年，她参与主持召开全国法学研究规划会议，制定了法学长期发展的规划，为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法学研究，繁荣马克思主义法学园地创造了条件③。为了增强我国和其他国家法学界的交往及学术交流，她也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一九八○年，她率中国法学家代表团访问奥地利，奥地利总统亲切接见了她。一九八一年，她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考察团团长第五次访问日本，并在东京法学界的欢迎会上讲了话。她说，中国古代法律曾经流传到日本，日本近代法律也对中国的法律产生过影响。她介绍了我国的法制建设情况，表示随着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日益发展，中日两国法学界的友好关系和学术交流必将更加密切①。

韩幽桐十分关心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一九八○年，她带领和组织全国政协法制组人员到北京市的监狱、少年犯管教所、工读学校等调查了解少年犯罪情况。在少管所，她把犯罪的青少年召集到院中，冒着严冬的寒风对他们讲话，鼓励他们“只要能改正错误，就可以变成很好的人才”。她组织政协法制组专人去华东和广州调查青少年犯罪情况。她率领法制组研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预防办法、教育途径，向中央提出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综合治理的建议②。一九八一年，她又亲自去北京团河劳动教养农场，召集以失足青年为主的五百多人的大会，并发表讲话，鼓励他们“要有勇气，丢掉错误，立志成才! ”她还召开了座谈会，和失足青少年谈心。以后，有的失足青少年向她写信，表示要“爬起来，重新走”③。

在立法实践方面，韩幽桐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作为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济合同法的审议和制定工作。她还组织法学研究所、全国政协法制组直接参与了二十多个法规的起草工作，给六十多个法规草案提了修改意见④。

一九八二年，韩幽桐患了肺癌。但她对提高司法干部素质问题、对失足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及少数地区妇女权利得不到保障的问题，还十分关心，抱病到全国政协法制组参加会议，甚至还想到各地去作深入调查，可惜已经力不从心了。

她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与世长辞。

作者附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除参阅了韩幽桐的著作、言论、自传、档案、报刊发表的有关报道和回忆文章外，还访问了张友渔、刘及辰、李时雨、郭健、张秀山、谢邦治、丁毅民、张懋、师唯三、徐丕凯、林安娣、黄明川、王家福、张仲林、马玉槐等。

注释

①关于韩幽桐的悼词。

②韩幽桐自传。

①韩幽桐: 《悼念马骏同志》,1958年2月15日《北京日报》。

②③④韩幽桐自传。

①韩幽桐: 《悼念马骏同志》。

②③韩幽桐档案。

④李沧明:《绞刑下的勇士——记张挹兰烈士》,刊于北京市妇联编辑的《北京女杰》; 何婉言: 《疾风知劲草——记郭隆真烈士》,刊于《北京女杰》。

①②张友渔的回忆。

③韩幽桐档案。

①③张友渔回忆。

②关于韩幽桐党龄问题的报告,由法学研究所党组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报国家机关党委,转中央组织部,现存中央组织部。

④关于韩幽桐的悼词。

①韩幽桐自传及张友渔回忆。

②李时雨: 《“九一八” 事变后北平学生卧轨斗争及南下示威运动的回忆》,刊于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的《研究·资料与译文》1983年第2期。

①韩幽桐自传及李时雨回忆。

②李时雨: 《“九一八” 事变后北平学生卧轨斗争及南下示威运动的回忆》。

①李时雨回忆。

②韩幽桐自传及档案。

③韩幽桐自传。

①《关于韩幽桐同志的党龄问题的报告》。

②关于韩幽桐的悼词;《为的是对理想的追求——访我国著名的女法学家韩幽桐》,载《妇女之友》1982年第8期;《东京帝大第一个女学生的回忆》,载《人民中国》1981年第6期。

①吉田福子后来和日本共产党员佐藤重雄结婚,改叫佐藤福子。佐藤福子后来是日本婚姻家庭裁判所的审判员。佐藤重雄是日本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日中友好人士。近年来他们几次到中国友好访问,韩桂琴都会见了他们。

②韩幽桐自传及关于韩幽桐的悼词。

①②张友渔: 《我解放前的斗争生活》,载《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刘及辰的回忆。

①张友渔: 《我解放前的斗争生活》;韩幽桐自传。

②④重庆市妇联妇运史研究组编印: 《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国统区妇运大事记》,1984年12月。

③张友渔回忆。

①《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国统区妇运大事记》。

①蔡开文: 《中国妇女联谊会与重庆妇女联谊会》,载《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

②张友渔回忆:周恩来给刘澜涛的电报;此电报是周恩来命张友渔拟稿拍出的。

①张秀山的回忆(张秀山当时是中共松江省委书记)。

②谢邦治的回忆(谢邦治当时是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③关于韩幽桐的悼词。

①徐丕凯的回忆。

①师唯三提供。

②张懋提供。

①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提供。

①关于韩幽桐的悼词;韩幽桐自传及张友渔的回忆。

②郭健提供。

③关于韩幽桐的悼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学位委员任命的通知等。

①新华社《对外宣传参考资料》1978年第5期(总83期)。

②关于韩幽桐的悼词。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提供。

①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提供。

②③全国政协法制组林安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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