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何挺颖人物传,何挺颖生平事迹,何挺颖评价

Posted 2022-05-07 学生

篇首语：鸟贵有翼，人贵有志。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何挺颖人物传,何挺颖生平事迹,何挺颖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何挺颖人物传,何挺颖生平事迹,何挺颖评价

何挺颖，陕西省南郑县人，一九○五年五月出生于该县城南干旱山坡脚下的何家湾。其祖父何濯在世时，家有旱地三十多亩，房子几间，依靠家里人的劳动，如不遇上荒年，家庭生活还是富裕的。何濯以耕为主，曾打算科举成名，因而半耕半读地念过十多年书。但多次应试落第，结果把庄稼也耽误了，气得他生了一场大病，发誓不让子子孙孙读书。一八九五年去世。这时挺颖的父亲何根山已经十七岁了，却还是目不识丁。由于家里缺乏劳动力，何根山于同年冬天结了婚。办了婚丧两件大事，家里负了些债，经济生活每况愈下。主持家务的祖母深感生活日益艰难，眼看不卖田地是无法维持生活了。这时本族中的一些富户轻蔑地讽刺说： “三老汉 (指挺颖的祖父) 这一伸腿，大家等着买便宜田吧! ”何根山受到莫大的刺激，决心冲破父亲的家规，立志弃农从学，企图考取秀才，以摆脱家庭的窘境和一扫富户们的轻蔑态度。

挺颖的父亲经过十年寒窗苦读，终于如愿以偿，于一九○五年考中了秀才，挺颖也在这一年诞生了，家里算是双喜临门。何根山考中秀才之后，即在本村的书院(即小学校)里教书，每月挣得一点钱补贴家用。不久，外地掀起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波及陕南一带，书院改为汉南学堂。何根山在兴学堂、学科学潮流的冲击下，离开了教学岗位，以入学考试第一名进入汉南学堂学习。毕业后任南郑小学的校长，并在汉南学堂兼课。自此以后，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更重要的还是，何根山在学堂中学习到一些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过“三不”的主张：其一、儿女不再读四书五经; 其二、家里不敬鬼神、不设立祖宗牌位;其三、不买田地。为了表示他的决心，竟烧掉了他以前所读的一切线装旧书，只留下杜诗、《三国志》、《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书，还时常给自己的孩子讲解。于是周围的人们开始议论挺颖的父亲是“离经叛道”。但他父亲的答复却是“道不同不与为谋焉”。何根山的这些言行，在当时算是“新”得可怕，因此被人视为“欺圣灭祖”的“新人物”。挺颖小的时候，也把父亲视为了不起的“新人物”，逐渐接受了父亲的一些新思想，为以后接受新事物打下了思想基础。

何挺颖的童年，在母亲身旁过着农村生活。那时他父亲在县城里教书，他和弟弟有时跟着母亲在田间做点力所能及的轻劳动，有时背着弟弟在田埂上等候着母亲。一九一三年挺颖开始上私塾。在塾师的眼里，他是一个“笨”孩子，常常由于背诵不了前一天的功课而挨板子。其父当时也认为他并不是天资聪明的人，所以给他起名挺颖，字策庸。意即需要启蒙开导，使之由平庸挺进到聪颖。他无过人的智力，但却有一股韧劲，每当晚上温习课本认不得字、文盲的母亲教不了他、而父亲又不在家时，常常急得直哭，不过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摸黑到后院里去请教那位抽鸦片烟的堂叔，有时一夜要跑十几趟，不读熟是不上床睡觉的。他每天晚上总是先帮助弟弟背熟了书，待到弟弟睡觉之后，自己才复习功课。为此，他经常深夜才入眠，第二天一早又去上学，因为迟到了是要挨板子的。在母亲生病卧床不起时，他又得提早起床，把熟睡如泥的弟弟从被窝里拉起来，给他穿衣穿鞋。当弟弟还在迷糊站立不稳以致穿不上衣服鞋子时，急得他哭过几次，但是他决不打搅病中的母亲，而是好说歹说地把弟弟的衣鞋穿好，带着弟弟到私塾里上学。私塾所在地是座古庙宇，在阳光未普照大地时，庙里显得阴森可怕。弟弟一进庙就感到害怕，他却学着大人的腔调给弟弟壮胆，其实那时他自己也觉得庙里可怕哩!

挺颖在私塾里的两年中，虽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但却练出刻苦学习、勤劳厚朴的性格。他承认自己头脑迟钝，不想以小聪明的办法去找学习上的捷径，而是以“策庸”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当别人认为他“笨”时，他却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一股劲地刻苦学习，决心做到“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已百之”。“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的勤学苦练终于有了显著的成果。两年以后，凡是他学过的字、念过的书，都能背诵和讲解，甚至一年前所学过的字和书都记忆忧新，而那些靠一时耍小聪明的学生，结果都落在他之后了。以前认为他是个“笨”学生的那位塾师，最后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对别人说： “挺颖这孩子笨是笨，却很踏实”。挺颖以后上高小和中学时，仍然坚持“我不及别人聪明，我必须比别人多下点苦功夫”的精神，所以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由于他勤学苦练，在中学时代就练出一手好书画来了，深得其父的好评。他还乐于帮助那些年纪比自己小或学习上不如自己的人，并做到诲人不倦。每当弟弟学习有困难时，他总是循循诱导，使弟弟们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乐得弟弟们喜笑颜开。亲友们都说：“这孩子真象个当哥哥的人”，学校里的同学也把他当作大哥哥看待。

一九一五年，何挺颖进入南郑县高等小学校上学，这时何根山已失去小学教员的职业而回到家里，因此挺颖受父亲的影响也就更大了。父亲回家后和叔父分了家，每人分得田地十多亩，房子三间。由于父亲在当教员时教过西方的历史、地理、数学，也接触过其它一些自然科学，接受了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所以回家后就企图当个实业家。他一方面用科学知识和振兴实业的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另方面在镇上办了个轧棉花的小作坊，生意颇兴隆。一年以后，轧花机扩充到三十台左右，最后扩充到八十台左右。何根山懂得一点机械原理，轧花机有毛病时就自己修理，挺颖也经常跟着学习，最后他不但会修理一些小毛病，还学到了一些物理知识。但是轧花的生意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中国，大批的棉花、布匹进入陕南市场，种植棉花纺线织布巳无利可图，轧花的人愈来愈少，结果他家的轧花作坊因赔本而倒闭。然而何根山并不甘心失败，继而又想发明一种用螺旋及杠杆原理制成的榨油机。挺颖当时在上中学，虽然只有一点点物理知识，却也成为父亲试作榨油机唯一的设计助手。父子两人 “闭门造车”，加之条件的限制，几次试制都失败了，只好终止这项工作。虽然他们未能实现计划，但却培养了挺颖对物理、数学的兴趣，使他产生了当科学家的思想。

一九二○年挺颖考入汉中联立中学。这所学校是当时汉中地区十二个县区联合举办的唯一的一个中学，虽然成立于 “五四”运动之后，但是教学内容及校规仍停留在清朝末年的水平。校长是不懂教育的退职官僚，教员多半是些前清的举人、秀才。由于汉中当时交通闭塞，“五四”运动的风暴尚未波及陕南，所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尚未形成。在此情况下，汉中联立中学只能因循守旧，学校里没有订一份报纸，图书馆里连粱启超的著作也被列为禁书。学生除了读那些经书外，有时凑些钱买个橡皮球踢踢，还被校长视为越轨而没收，并以“勤有功，戏无益”之类的陈词烂调加以训斥。那些不学无术的富豪子弟，整天衣冠楚楚，鼓腹而游，出入于酒市茶楼，寻花问柳于“浆水巷” (即学校附近暗娼集中地的祥瑞巷)。挺颖同这些“后补少爷”一向是泾渭分明，绝不与之同流合污。他一方面埋头读书，另方面对于学校的现状不满，急待学到一些新知识，了解一些新事物。一九二一年，他的表哥王钧石从北京给他寄来几份《努力周报》、一本《改造》杂志等进步刊物，他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地阅读着、琢磨着，并向别人讲解。他的视野扩大了，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了。不久，“五四” 运动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传播到汉中，挺颖和一些同学很快对此发生了兴趣，并在写作文时大胆地加以采用。虽然遭到国文教师的讥讽嘲笑和给以不及格的分数等打击，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却。由于汉中旅外的知识青年不断把“五四”运动时期及其后的一些进步刊物寄回家乡，学生们对“五四”运动逐渐有了一定的了解，联立中学校园里也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思潮，弄得那个顽固守旧的校长站不住脚而辞职了。进步的刊物、新鲜的事物深深地吸引了挺颖，在求知欲的驱使下，一九二二年暑假，他和同年级的几个同学发动一个暑假留校读书的运动，参加者约二十余人。他们把自己所能收集到、借到的新书都集中起来，办了一个阅览室，彼此交换阅读。尽管这个阅览室存放的新书不多，只有《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汪原放标点了的《红楼梦》及几本过时的《东方杂志》和《学生杂志》等，但他们还是如饥似渴的交换着阅读。当时他们听到过有《新青年》这本杂志，但托人买却不曾买到。除上述书刊外，阅览室里还有一些象《小说世界》、《红》、《家庭》这一类上海“礼拜六派”的杂志和林琴南译的小说。但是即便如此，也使他们大大地开阔了眼界。

接着，中国反动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日本拒绝废除灭亡中国的条约和强占胶东半岛的消息也传入陕南，汉中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情绪越来越高涨，一次反日爱国的学生运动终于在汉中爆发了。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挺颖和几个同班及同年级(三年级) 的同学，由于事先曾从几篇叙述北京、上海学生运动的文章里，懂得些开会、宣传、游行的内容和形式，于是便仿效外地的方法，发动和组织了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入侵、抵制日货的运动。挺颖和同学们一起不但在街头宣传，而且还上街示威游行，汉中人民破天荒的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对市民及附近的农民震动很大。这是汉中学生最早的一次自发的政治活动。运动发生的当天，联立中学、县立农校、县立高小等三校学生在文庙集合召开大会，会上有许多学生激昂慷慨的发表了演说，声泪俱下的叙述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提出抵制日货，挽救危亡，打倒卖国贼等口号。有一个讲演的学生，由于激动过度，昏倒在讲台上，更加引起台上台下的学生同仇敌忾，义愤填膺，不少学生感动得流泪，愤怒的吼声，震憾了汉中县城，使大会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会后大批学生队伍有秩序的上街游行，沿路挥舞着纸旗，高喊着口号。人们纷纷拥上街头，并跟着学生队伍一起前进，更加扩大了游行的声势。游行结束时，还有许多市民不愿散去，学生们趁此机会，又临时组织了许多讲演队，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他们忘记了饥饿，一直讲演到天黑。挺颖平时不善于说话，有时说话急了还有点结巴，在稠人广众之中，更不想说话。这天大会他没有上主席台，但是在示威游行后，由于受到爱国热情的激发，便参加了街头讲演，结果几次结巴得说不下去，急得他眼泪直流。不过当时的听众都认为“这是叫日本人气得说不出话来”，甚至有些听众还暗自陪着流泪。

死水一潭，一石惊天。几个平时沉静、不爱出头露面的青年学生，仅仅经过四、五天的准备，就发动和组织了这样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这使那些腐败无能的官僚们，循规蹈矩的校长和教员们，感到莫名其妙。当各校学生秩序井然又准时迅速地走出校门时，他们被这突然的事变搞得又惊又呆，手足无措，不知是该阻止还是该参加。反动官僚们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想从中找出幕后策划者，查来寻去还是没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让学生的爱国运动再继续发展下去，以免危害他们的反动统治。于是便采取了挑拨离间的策略，以图分裂和瓦解学生运动。当时的中学有个传统习惯，低年级的学生要服从高年级学生的指挥，而这次爱国运动的组织者是三年级的学生，事前四年级的学生并不知道，但他们由于爱国热情的鼓舞，也参加了示威游行，而且彼此合作得很好。第二天，那些反对学生运动的人便在四年级的学生中散布说： “为什么昨天开会时台上没有你们年级的人?讲演的也没有你们的人?”后来又有人告诉四年级学生一个消息，说二年级有个姓陈的同学在讲演时把山东半岛说成辽东半岛，被一个劝学所的视察员听到了，此人逢人便说： “凭这两下子也敢上台讲演……还是中学生哩! 回去学好地理再出来吧!”四年级几个好欺侮人的同学听了之后，便去阻拦正要出发上街的讲演队，非难他们说： “上街演讲得先经过考试，够格的才准去”，并把那个劝学所视察员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说低年级的同学丢了学校的脸。讲演队的同学遭到这一突如其来的非难后，一时议论纷纷，动摇不定，随即有散伙的可能。在这紧急时刻，挺颖挺身而出，对着那几位气势汹汹的高年级同学说： “你们说陈××同学给咱们学校丢脸，我看倒不尽然。我们一个中学学生，当然比不得县视学老爷们的学问大，但我们却知道爱国。把山东半岛说成辽东半岛算不得什么大错，现在是谁爱国，谁不爱国的问题，不是比学问的时候。学问虽然大，不知爱国就是冷血动物。身为视察员，却在别人爱国热情上浇凉水、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还配当中国人吗?正因为这种冷血动物太多了，所以日本人才敢欺侮我们，丢人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说也奇怪，他今天说了这么多话，却一点也不结巴，也许是由于理直气壮的缘故吧!讲演队的同学和在旁围观的同学听了挺颖这一席话后，情绪又高昂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管那些冷血动物干什么!”“这样的人和卖国贼差不多! ”那几个寻衅者泄气地走了，讲演队又出发了。

汉中这一次学生运动，虽然冲破了汉中城的沉静，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对许多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毕竟还是学生们的自发运动，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因而不久便落潮了，挺颖后来在回忆这次运动时曾说，这是他从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迈向过问政治的第一次，是他接受爱国思想的开始。此后，他更积极地看报纸、关心时事。但是，不久当他听到学校里流传着“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的热度”、“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失掉民族自信心的悲观论调时，便陷入了迷惘、苦闷之中，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这表现在他当时所写的一首诗中：

散沙枉多四万万，

热度只有五分钟!

“中国不亡无天理?!”

午夜徘徊心如焚。

一九二四年，挺颖在联立中学毕业后，就到上海去考大学，由于汉中的教学质量较低，他们同去报考大学的同学都未被录取。于是他到浦东中学去补习数理化课，准备来年再度投考大学。当时他由于没有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感到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是灰茫茫的，因此写过不少颓废厌世的诗句。幸而这时他同共产党员刘平衡 (陕西城固县人) 交了朋友，才没有继续堕入歧途。一九二五年，他考入大同大学数学系，距离刘平衡更近，交往更为频繁，看了一些革命的小册子，并阅读了《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初步接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但当时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数学上面，星期天或假期也留在学校赶功课。由于他的数学基础薄弱，不少同乡认为他上数学系是不自量力，劝他转入他特长的文学系。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在诗中写道： “缪斯女神吾所爱，赛斯先生国所需，渊明若处荒年世，应不种秫而种粟”。这说明那时他还未超脱“科学救国”的思想，一心致力于攻克数学难关，想在科学上有所成就。由于他刻苦用功，半年以后，不仅能跟上基础较好的同学，而且还有独到之处，多次获得数学系主任的好评，自己也想向数学博士学位攀登。因此学习的劲头越来越大，但是思想上、政治上却进步得很慢，朋友们一度称他为“老夫子” 。一直到“五卅”惨案发生，他才如梦初醒。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三厂的资方无故开除工人，三、四厂的工人发动罢工，抗议资方的无理行为，第二天内外五、七厂的工人继起罢工，进行支援。日本资本家开枪镇压，七厂工人领袖顾正红惨遭杀害，受伤的工人达十六人。各大学的学生会立即召开会议，声援罢工工人，也遭到租界里帝国主义者的逮捕。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引起上海各界群情愤慨。埋头于书本中的挺颖得知这些消息后，思想极为震动，爱国激情奋起，加之刘平衡的及时教育，他便积极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五月三十日上午，挺颖参加了大同大学的队伍上街宣传、游行示威。他亲眼看到愤怒的市民越来越多地加入游行队伍，工人、学生、市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振臂高呼： “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 “释放被捕学生” 。他更看到了英国巡捕头子下令对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南京路上血肉横飞、伤亡无数的惨景。中国反动当局，对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不但给以容忍，而且还千方百计地破坏和瓦解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所有这些，都使挺颖无心再去研究数学，而是觉得中国这时最急需的是革命战士，而不是后补博士。

“五卅”运动是何挺颖的一生中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年六月就被吸收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下半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团的小组长，同其他党团员一道，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然而这种转折对他来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二五年暑假，系主任劝挺颖“不要辜负自己的数学天才”，并以不须到毕业时就可以留校当助教为许诺，劝他走学者的道路，家庭也以经济来要挟他这样做。在刘平衡的启发教育下，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不顾朋友的惋、老师的劝导和家庭的要挟，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走革命家的道路，下半年就转到了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以便学到他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他当时给一位朋友的诗中有过如下的句子： “对数表里查不出救国的良方，计算尺不能驱逐横行的虎狼……。”“南京路上圣血殷，百年侵略仇恨深，去休学者博士梦，愿作革命一新兵。”他在一九二七年给家里写信回忆在上海这段时说：我以前是想在大学毕业后回家教书，但是经过“五卅”运动的教育，我决心不学数理化，不当教师，而要做更有益的事业了。

上海大学创办于一九二三年，当时的校长是于右任，于曾请教李大钊如何办好这所大学，李大钊当时从中国革命出发，指出首先办好社会学系，并介绍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个系开设有社会进化史、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内容有社会科学史、第一、二、三国际史，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及其生平著作和学说、通俗资本论、社会发展史等著作。著名学者李汉俊、杨贤江、施存统、高语罕、萧朴都在这个系任教。学校内有《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以及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又经常有专题报告会、讲习会，学习的条件很好，革命气氛较浓。英帝国主义的报纸说该校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著名温床”，驻沪日商会主席说该校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机关。”挺颖深感自己缺乏革命理论，决心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进行“补课”，因而贪婪地阅读着校内有关革命理论的书籍和杂志。他还嫌校内的书刊不够，又自购一些书。据他的同学说，当时他把钱几乎全买了书，常常弄得没有车费，夜间学习时间太长了，房东要他多出五角钱的电灯费。从他留在上海的那一大箱信中可以看到，他每天都要读一百页以上的书，并在有的书上写有： “为什么我这么笨，越读越不懂，” “基础知识不够，不要好高务远。” “现在读懂了”等语，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学习是非常刻苦认真的。通过在上海大学的学习，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决心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为了向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他同刘平衡、谢左民等人创办了《汉钟》杂志，寄回汉中，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道理，颇受汉中青年的欢迎。为了联合更多的汉中学生，采取一致行动，扩大革命影响，他同张字六曾于一九二五年底到过北京。那时在北京的同乡，多半受到国家主义派樊尚志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较冷淡，而樊尚志又以同乡间的领袖自居，不愿与他称之为“上海派”的老乡合作，因此便在北京的汉中会馆发生了一场持续一个星期之久的辩论。有几次挺颖与樊尚志等人上床睡觉时还在辩论，辩到难分难解之际大家又开灯坐起来辩论。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斗争，终于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汉中旅外学生的统一团体新汉社。回到上海后他又改造了《汉钟》，出版了《新汉》，其内容与形式均仿照《中国青年》，对象仍然是汉中地区的青年。

一九二六年初，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党派挺颖在一个工人夜校担任部分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使他的世界观进一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里，他广泛地接触了产业工人，逐步了解到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况，真正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决心向工人阶级学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这在他“赠陆阿毛”的诗里可以得到证明，诗中写道：

我不过仅仅教你认识了几个字，

你却教我懂得了不少的事。

我照着书本给你讲 ‘阶级斗争’，

你的行动却讲得多么有色有声。

在过去无产阶级对于我只是一个概念，

今天啊! 我才认识了你们这一伙英雄好汉。

你们是天生的革命战士，

我多荣幸做了你们的同志。

在革命实践的火热斗争中，挺颖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时他在给朋友的一首诗中写道：

四万万人发吼声，

火山爆发世界惊。

中国有了共产党，

散沙结成水门汀。

这同他三年前那种悲观苦闷的情绪相比，是多么显明的对照啊! 不久，由于北伐战争的需要，他和许多同志一道被党派去学习军事工作。经过一个短期的训练后，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被派到北伐军中李品仙部一个师中担任团的指导员。这个师的“孙文主义学会”有个小头目叫马行空，是何挺颖的同班同学。此人看出挺颖的革命倾向，多次对他进行陷害和打击，只是由于挺颖在工作中能吃苦耐劳，踏实稳重，得到许多国民党进步军官的佩服，马行空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那些“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阴谋把这一部队拉去投靠蒋介石，挺颖为了革命利益，决心逮捕这批反动分子，后来这批人又被骑墙派放走了。同年“七·一五”汪精卫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挺颖被迫离开北伐军，我党立即又派他到原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干部连工作，先后任班长、排长、连党代表。这时国民党的特务曾企图逮捕他，由于他警惕性高，才没有遭到迫害。就在这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严重关头，他给家里去了一封信，说他在部队中搞政治工作，不久就要东下打蒋介石，希望家里人接受革命洗礼，并建议三弟和堂兄弟能到外地学习，他负责供给学费。不久，他在汉口接到我党分配给他的一个新任务，要他带领一批西北籍的同志回到陕西工作。当时他正准备同一位上海女子结婚，由于考虑到革命工作的环境不宜有家眷，就决定单身返回陕西。而他的未婚妻不体谅他，坚决要求他婚后到上海去。挺颖身负党的重任，坚决从革命利益出发，置个人利益于脑后，断然拒绝了未婚妻的要求。结果两人闹翻了，对方回到上海，他却毅然地离开汉口到郑州，以便同其他同志会合后回陕。七月下旬的一天，忽然又接到党中央的命令，要他马上到南昌去，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于是他当天就动身南下，匆匆赶到武汉警卫团所在地，在团长卢德铭的率领下，由武汉开赴江西，准备参加南昌起义。途中闻讯起义部队已经南下，随即又跟着警卫团折向赣西，在修水一带休整待命。

党中央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革命武装，准备在湘赣一带发动“秋收起义”。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何挺颖所在的警卫团被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挺颖在该团一个连任党代表，并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 “秋收起义”。一团由江西修水出发，向湖南的长寿街进军，在金坪遭到叛徒邱国轩的第四团的伏击，被迫向浏阳方向转移，并于九月十九日到达浏阳的文家市。在这里，挺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的分析和转向罗霄山脉中段游击的讲话，之后，起义部队随即由浏阳南下向井冈山进军。当时，由于起义部队中途作战失利，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击和生活条件的困难，因而部队思想波动很大，有些人中途逃跑了。但是，挺颖不但毫不动摇，而且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沿途不断地做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和教育革命战士继续前进，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和杰出才能。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编，把原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何挺颖被任命为第三营的党代表 (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从此以后，何挺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开创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斗争，为“工农武装割据”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十月上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带领二、三连往湘东酃县、安仁、茶陵一带活动。挺颖、张子清率三营同一营一连和特务连一起，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沿湘赣边界南下，途经宁冈的砻市、酃县的十都、水口等地，张贴革命标语、布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起来闹革命。行军途中，挺颖不断地找干部战士谈话，积极指导连队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十月二十三日，途经遂川县大汾镇时，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挺颖和张子清、伍中豪将部队带到桂东县鹅形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的余部取得了联络，得到一些物质帮助和弹药补充，十二月下旬转赴茶陵，归还建制。毛泽东带领团部和一营一连、特务连，收集了失散人员，转移到井冈山荆竹山下。十一月十八日，工农革命军一营攻下了湖南茶陵县城，十一月下旬，成立了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被选为政府主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旬，湘桂的反动军阀取得暂时的妥协，从混战的前线调回湘敌吴尚的第八军独立团，加上地主武装，共二十二个连的兵力，扑向茶陵，企图一举消灭驻在城里的工农革命军。当时这里的工农革命军只有四个连，在寡众悬殊的情况下，英勇反击，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眼看子弹快打完了，处境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何挺颖和张子清率领三营突然从城外赶来增援，和守城部队团结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围攻，挽救了守城部队的困境。原来工农革命军第三营在何挺颖、张子清的率领下，在桂东一带打完游击正要撤回井冈山，在路上听到茶陵县城的枪声，知道是敌我交战，就立即率部奔来援助。由于敌人不断增兵，敌我力量更加悬殊，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和何挺颖、张子清、宛希先等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撤出战斗，把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暂时搬到农村，部队撤回井冈山。但是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团长陈浩、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以出城打游击为名，企图把部队带到湘南去投靠蒋系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在危急时刻，毛泽东根据何挺颖、宛希先的报告，迅速从宁冈出发，赶到茶陵县的湖口，才把部队找到，并带回井冈山，从而粉碎了陈浩等人叛变投敌的阴谋，挽救了工农革命军。毛泽东把部队带回到宁冈的砻市后，对陈浩等叛徒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经前委决定当即予以处决，并任命张子清为团长，何挺颖为团党代表，朱云卿为团参谋长。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挺颖、子清等率领一营和三营的一个连，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了肖家壁的靖卫团，县城的敌人闻讯弃城逃跑。一月五日，工农革命军乘胜占领了遂川城以后，以班排为单位，打着“宣传队”红旗，开展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并领导群众打土豪，分配稻谷、衣服、家具等胜利果实。在县城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一月二十四日，成立了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

二月，挺颖、子清和袁文才等率领工农革命军一、二两团，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由遂川到茅坪攻打宁冈新城，经过短时间的激战，将敌人全部消灭，打死敌营长王国政，靖卫团长李树滋，活捉伪县长张开阳，俘敌四百多人，缴枪四百多支，解放了新城，使宁冈全县成为红色区域。二月二十一日，在宁冈砻市召开了万人大会，处决了伪县长张开阳，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

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毛泽东任师长，何挺颖任师委书记，张子清任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并随即被调往湘南。四月，部队在湖南资兴县一带活动。四月二十日左右，肖克带领其独立营由湘南的宜章、郴州来到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洞地区，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何挺颖和毛泽东一起会见了肖克等同志。四月下旬，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又率领部队回到酃县，在城郊接龙桥一带阻击敌人，杀伤敌军数百人，掩护朱德，陈毅等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回到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宁冈县的砻市，并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何挺颖同毛泽东前往龙江书院亲切地会见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五月四日。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在砻市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八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党代表，陈毅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张子清任十一师师长 (因负伤未愈没到职，由毛泽东代理) ，何挺颖任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两军会师，和红四军的诞生，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对于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七月，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和何挺颖、宛希先等在永新一带活动，这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到井冈山，乘毛泽东远在永新之机，强令红军大队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开往湘南。七月中旬，赣敌王均、金汉鼎、胡文斗部共十一个团，乘红军大队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之际，进攻永新县。此时红军虽只有三十一团在永新，但毛泽东在何挺颖、宛希先等协助下，指挥红三十一团，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十一个团的兵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达二十五天之久。只是由于红军大队被强令调到湘南以后在郴县受挫，敌人才有机会再次发动猛攻，迫使红三十一团不得不退出水新。八月中旬，三十一团按照毛泽东的布署，在永新、莲花、茶陵的边界集结。八月下旬，红三十一团到达集结地永新县九坡村，当晚毛泽东便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总结永新的作战经验，并讨论今后的行动问题，说明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提高大家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的决心。何挺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指示，决心誓死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会后得知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毛泽东当即决定亲自率领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桂东去迎还大队，命令第一营坚守井冈山。次晨，毛泽东即率第三营开赴桂东，团党代表何挺颖和团长朱云卿布置了第一营的工作后，就带着团部和直属部队到井冈山部署防务去了。一营留在永新、莲花、茶陵边境打游击、作群众工作，保卫工农政权，牵制与迷惑敌人，密切注视着湘赣两省敌人的动向。

八月底，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以来，根据地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已全部为敌所占。八月底，湘敌吴尚的第八军又以一个师的兵力抢赣敌之先，从酃县直赶黄洋界，进犯茨坪，企图趁红军主力未回之际，一举攻占井冈山根据地。敌人企图大举进犯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井冈山。当时毛委员和朱军长都不在山上，红军大队没有回来，红三十一团一营远在永新、莲花一带打游击，红三十二团一营又驻守在山下的宁冈，守山的只有红三十二团的二营，敌人却有四个团，武器又好，敌我力量悬殊。所以，有人主张撤退，去遂川打游击，等毛委员、朱军长带领红军大队回来后再上山。但广大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暴动队员则主张坚决地打，表示“井冈山的一草一木都不能丢! ” “人在，根据地在，誓与井冈山共存亡! ”在此关键时刻，何挺颖、朱云卿身背斗笠，脚穿草鞋于八月二十九日率部赶到了小井。他回到团部后，立即主持召开了有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参加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对大家说：井冈山根据地在毛委员、朱军长领导下，早已在黄洋界修好了坚固的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建立了红军医院; 井冈山人民巳经觉悟起来了，发动起来了，成立了自己的红色政权，组织了赤卫队、暴动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给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这是什么妖魔鬼怪也冲不破的。更重要的是，毛委员、朱军长亲自给红军和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是我们的事业必胜的根本保证。总之，毛委员、朱军长已经为我们坚守井冈山创造了一切条件，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坚守井冈山呢?接着，他又传达了毛委员在永新县九坡村会议上关于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指示： “五百五十里井冈山的地势好，有红米南瓜吃，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党恢复了，群众起来了，这是很好的割据地区。我们在这里有了依托，可以进退自如地打仗，扩大割据地区，敌人对我们是无可奈何的。若失掉了井冈山，我们将会是 ‘虎落平原被犬欺’ 了。”对此，到会代表认真进行了讨论，并具体研究了对付白狗子窜犯的办法。最后，挺颖说：坚守井冈山，这是毛委员确定的方针，是一定不能动摇的。保卫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守住井冈山，是我们革命力量的表现，是我们革命发展的需要，是我们胜利的希望。我们要坚决反对逃跑主义，继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守井冈山是完全办得到的。挺颖的讲话很有说服力，使到会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异口同声地表示：保证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去办，坚守井冈山，让边界的红旗永远不倒!

会议结束后，根据地的军民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战斗动员。红三十一团团部命令上山的部队火速投入备战行动。远在永新的红三十一团一营发现敌人的企图后，在接到命令之前，已主动决定：留二连就地牵制敌人，营部和一、三两连连夜上山。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和防务委员会 (主任王佐) 发出号召：全山人民立即动员起来，削竹钉、运弹药、修固工事、送水送饭、抢救伤员，……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前线。整个井冈山都沸腾了。医院里的伤病员坚决要求上战场;妇女组织起支前队，送饭送水，看护伤员; 男的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 少先队，儿童团抢着站岗放哨。不到一夜工夫，各村就超额完成了每人削两百支竹钉的任务，并源源不断地向黄洋界哨口运去。黄洋界上，军民们在通往大陇方向的草丛里，插了三华里的竹钉;在通往茅坪方向的草丛里，插了四华里的竹钉。在哨口前沿，围了一道竹篱笆，作为第二道障碍; 第三道是堆好的擂木滚石; 第四道是宽四、五尺的壕沟，沟壁，沟底都安置了竹钉和草刺;最后一道是坚固的掩体，全用坚硬的大石块垒成。与此同时，各区乡赤卫队、暴动队也都接到紧急命令，火速上山助战。真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挺颖在召开紧急会议时，正好红三十一团一营营部和一、三两个连的官兵在营长陈毅安的率领下跑步赶回山上。挺颖高兴地握着他们的手，说道：来的正是时候! 他立即进行战斗动员，对大家说：目前是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只剩下井冈山这一小块红色政权，现在湘赣两省敌人全面向我进攻，企图趁我主力不在之际拿下井冈山。我们必须以生死与共的决心坚守井冈山。只要根据地能保存下来，红旗不倒，就向全国人民证明，反动统治阶级永远消灭不了革命! 接着团长朱云卿作了战斗布置：红三十一团一营一、三两个连和地方武装共同保卫黄洋界哨口，红三十二团两个营的兵力和宁冈地方武装在山下牵制敌人和驻守朱砂冲、桐木岭、双马石、八面山等哨口。会后，挺颖与朱团长等共同讨论了在战争中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并指示各连干部加强战斗鼓动工作。

八月三十日早晨，湘敌吴尚的两个团先行到达源头村，使用机枪向黄洋界盲目扫射，进行火力侦察。半天不见山上动静，就沿着小路，壮着胆子往上爬。山高坡陡，好不容易才爬到半山腰，又遇到了竹篱笆障碍，用了很长时间，才勉强拔掉一部分，又跌跌撞撞往上爬。待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后，营长陈毅安一声令下，守卫在山上的军民弹无虚发，立时杀伤一大批白狗子。接着又砍断悬吊擂木的棕绳，只听得一片轰隆巨响，无数擂木滚石飞腾而下，早已吓得目瞪腿软的敌人，“挨着的伤，碰着的亡，跟在后面的敌人只恨两腿不够长，连滚带爬逃命忙，却想不到又纷纷踩在竹钉上”，山坡上死伤无数，哀号连天。但是敌军仗着人多武器好，并没有败退，他们经过一番喘息之后，又接连发起攻击，而且兵力一次比一次多，炮火也一次更比一次猛烈。战斗进行得更为激烈。红军战士虽然只有不足一个营，每人仅有很少的子弹;赤卫队员和暴动队员的武器更差，都是些大刀、梭标、长矛之类，但是他们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凭险抵抗，以少胜多，硬是击退了敌人的多次猛攻。当天下午，何挺颖、朱云卿等来到阵地上，向红军指战员、赤卫队员、暴动队员们亲切问候，表扬他们打得好，并指示要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摆出毛委员、朱军长率领红军大队回来了的架势，迷惑敌人。挺颖、云卿还命令把刚刚在茨坪修好的唯一的一门迫击炮架在哨口右侧的发射阵地上。这座炮仅有三发炮弹。下午四点多钟，白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又向黄洋界发起疯狂进攻，兵力比红军多十几倍。黄洋界上硝烟滚滚，遮天蔽日。黑压压一群敌人顺着山坡往上爬。红军指挥员命令迫击炮射击。但是，第一、二发炮弹因放置时间太久失效。炮手们拿起最后一发，擦了又擦，检查了又检查，听到“放” 的命令后，才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炮筒，只听 “轰隆” 一声，准确地落在源头村，在敌人的指挥所腰子坑爆炸了。这时，山上的枪声更加密集，杀声更响亮。隐蔽在哨口工事两侧的赤卫队、暴动队员们手执红旗、梭标飞奔而出。只见东西两边山山坳坳都是挥舞着兵器的战士，峰峰岭岭都有红旗招展，嘹亮的号声，“冲啊——”、“杀呀——”、“毛委员朱军长回来罗”的喊声，震撼山谷。吃够了苦头的白军官兵，吓得昏头胀脑，顿时乱了阵脚，扔掉枪连爬带滚地往回跑，趁着云雾弥漫一夜之间，就逃了个干净。吴尚军队惨败的消息传到赣敌王均耳朵里，他也赶快夹起尾巴溜走了。至此，湘赣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以一败涂地的结果而告终。对何挺颖、朱云卿等同志指挥的黄洋界保卫战，毛泽东同志得讯后非常高兴，回师井冈山，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一词，高度评价了黄洋界保卫战的光辉战绩。此后，毛泽东同志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 “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对于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和重要意义，再次做了精辟的总结和肯定。

一九二八年十月，毛泽东在宁冈步云山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何挺颖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第二届边界特委委员。一九二八年底，毛泽东为了加强红军主力二十八团的战斗力，调何挺颖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和团党委书记。他在陈毅的陪同下到二十八团后，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建军路线，积极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教育，亲自给全团的党支部委员(包括许多军事干部)和各连、营党代表及政工人员上课，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受听课党员的欢迎。由于他重视作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该团的政治气氛焕然一新。二十八团的指战员久闻挺颖在三十一团做政治工作的声誉，加以他到二十八团后能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政治思想工作搞得出色，所以在全团的指战员中享有很高威信。挺颖刚到二十八团时，团长林彪适在养病，由于他的军阀主义倾向，后来回到部队对挺颖冷眼相待，阴阳怪气，极力排斥。他事先不同挺颖商量，突然私自召开全团军官会议，并且不让挺颖同全团干部见面和讲话，妄图在全团干部面前扫落挺颖的威信。但是挺颖有很高的政治风度，能顾全大局，不与林彪作个人计较，同干部们一起坐在草地上，听林彪在会上的啧啧“训话”。挺颖的这一作为，更为干部们所钦佩，获得了更高的威望。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何挺颖跟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一月二十四日在大余同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战斗前，挺颖一面擦着枪，一面对团党委的同志们说：马上要打仗了，对今天的敌人要切实地揍它一下，团党委的同志可随军部行动。讲完后他立即奔赴前线英勇作战，不幸身负重伤。毛泽东得知挺颖负伤的消息后，极为关切，指示陈毅转告林彪，要好好照顾他，把他转移到安全地区。陈毅并对林彪说，何挺颖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否则会影响两团关系。林彪当时满口答应，事后根本不理睬，在大余战斗后，只顾自己仓促突围，置毛泽东、朱德和军部的安危于不顾，置身负重伤的何挺颖于不顾，在行军中让挺颖独自骑马走，无人看护。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由大余向东转移的一个夜行军中，在吉潭遭敌人袭击时，由马上掉下来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周岁。毛泽东得知挺颖牺牲的消息后，深表哀痛，对林彪极为不满。三十一团指战员得知挺颖同志牺牲的消息后，悲愤地说：何党代表要是在我们这里，就不致如此白白地牺牲了。

何挺颖同志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国工农红军、作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朱德同志后来在回忆挺颖烈士时，曾向王炳南同志说： “那是一个好同志，好同志，太可惜了! ”挺颖同志虽然过早的牺牲了，然而，他为党为人民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高尚的政治风度、宽阔的无产阶级胸怀和公而忘私的高贵品质，将永远教育和激励着我们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中共人物传 何挺颖人物传,何挺颖生平事迹,何挺颖评价

中共人物传 何挺颖人物传,何挺颖生平事迹,何挺颖评价

中共人物传何挺颖人物传,何挺颖生平事迹,何挺颖评价

中共人物传何挺颖人物传,何挺颖生平事迹,何挺颖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