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侯绍裘人物传,侯绍裘生平事迹,侯绍裘评价

Posted 2022-05-07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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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侯绍裘人物传,侯绍裘生平事迹,侯绍裘评价

(一)

侯绍裘，字墨樵。一八九六年六月四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 (现属上海市) 一个地主的家庭。父亲经商，同别人合资开参药店。绍裘十岁时，家中参药店倒闭，父亲抑郁去世。

侯绍裘四岁读私塾，十三岁进华娄高小，十七岁考入松江的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其爱读历史，崇敬民族英雄，常在本子上描绘岳飞、文天祥等英雄形象。纯朴的心灵，从小就受了爱国思想的熏陶。

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使侯绍裘的爱国思想与日俱增。中学一年级到上海搞活动时，他亲眼见到帝国主义分子骄横跋扈，师生连过租界都没有自由，他愤愤不平，痛感民族耻辱。在博物馆参观时，他心潮起伏： “我中国物产之富，亦可见一斑矣，乃患贫若斯! 其故当别有在。”①他开始探求祖国贫穷落后的原因。

侯绍裘对读报有浓厚的兴趣，对国内外大事往往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同学中显得很突出。窃国大盗袁世凯上台后，民主、共和成了泡影，许多人悲观失望。但侯绍裘相信和坚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议论时激情洋溢，滔滔不绝，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愈来愈强烈。他同情贫苦农民，反对家庭对他们的苛刻剥削，曾愤懑地说： “人家背皮晒成酱鸭一样，何必再斤斤较量! ”①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省立第三中学，人人切齿痛恨，学生会自动召集大会，师生纷纷上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祸心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青年教师许栋材痛诉亡国危险，悲愤得声泪俱下。学生赵富基当场咬破手指，血书了“毋忘国耻”四个大字，全场极度激愤，一片哭泣声。一向关心国事的侯绍裘，更是痛心疾首。他认为反对卖国条约，不能仅停留在学校，还要发动各界人士共同反对日本的侵略。他起草了“抵制日货”的传单，与几个同学捐钱买纸，自己刻写油印，不料刚刚发出几张，侯绍裘等人就被校长叫去警告说： “镇守使要捉拿发起这件事的人了! ”于是传单统统被销毁。侯绍裘的第一次爱国行动被压了下去。

(二)

一九一八年八月，侯绍裘考进了上海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前身) ，攻读土木工程专业。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

在群众运动的激荡下，侯绍裘在学校组织“爱国十人团”，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成了全校有名的活动分子，被选为学生会本年级的评议员。五月十一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时，他担任上海学联教育科书记。五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侯绍裘又被聘为全国学联的文牍，负责起草宣言、口号、文电等。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学联响应北京学生实行总同盟罢课的号召，领导全上海五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约二万五千多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总罢课宣誓典礼。侯绍裘积极参加罢课斗争的组织工作，精心安排游行路线，起草传单，拟宣传口号; 游行时，他同校学生会骨干一起，带领本校队伍前进。

学生罢课后，侯绍裘尽管社会工作繁多，仍挤出时间上街头演讲。讲演团三五人或十多人一组，选择闹市地区，讲“抵制日货”、“青岛问题”、“二十一条”、“亡国痛苦”等。他爱国感情强烈，讲得通俗生动，特别吸引人。

六月五日，上海“三罢”开始。帝国主义工部局捕房和上海警察厅到处拘捕街头宣传的学生，这一天就抓去一百三十多人。侯绍裘积极组织救援活动。一天深夜两点，突然有人来敲门找侯绍裘。原来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在爱国宣传中被警察殴伤，要求南洋学生第二天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进行声援。但游行须做大量准备工作，这时全校同学正在酣睡中，时间紧迫。侯绍裘听来人讲罢情况，立刻唤醒同寝室四位“救国十人团”的成员，赶制全校大游行所必需的大量传单、标语、口号、旗帜等。他们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有的拟稿、书写，有的找材料、制小旗，有的刻写、油印，……五个人紧张工作到天明，终于一切齐备，保证了白天游行的顺利进行。南洋公学学生被捕后，侯绍裘又率领同学去淞沪护军使署向护军使何丰林交涉，救出了被捕同学。

这年暑假，正当侯绍裘迫切需要精神食粮，需要新思想指引的时候，他阅读了《新青年》。“岂知一看之后，如同 ‘拨云见日’ ，顿时爱不释手。”①、《新青年》对侯绍裘世界观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三年后，他回忆说： “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新青年》一书，于我思想上、人格上的影响最大，别部书没有一部能够及它的。而且至今还信仰它，每逢没有看过它的朋友，便要介绍给他看。”②

在《新青年》影响下，侯绍裘同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决裂，首先向南洋公学的旧传统发起猛烈进攻。

南洋公学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封建旧传统较深。校长是清末翰林，一贯主张尊孔读经。袁世凯强令恢复“祀孔”和“读经”制度后，南洋公学更是恪守奉行，严格规定阴历每月初一、月半，全校学生到大礼堂向孔子牌位行礼; 每年孔子生日，校长亲自主持隆重非凡的“祀孔大典”; 同时举行以“阐明圣道”、“保存国粹”为目的的“国文大会”，进行文言文比赛。学校还禁用白话文，考试用白话文者则扣分。

为了改变封建腐朽制度，侯绍裘率领土木专业的同学，到大礼堂砸掉了孔子牌位。接着，他又在学生会中提议，要求校方废除祀孔大典和国文大会。侯绍裘这些行动虽有许多同学支持，但也遭到一些人的讥讽。他敏锐地感觉到： “生理上的青年，未必便是精神上的新青年。”①

从这以后，侯绍裘便积极从事新文化的传播工作。一九一九年秋季开学后，为了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想，他以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发起成立“九人书报推销处”。他们自筹资金，自贴车费，利用课余时间奔走全市各书店，购进各种进步的书报杂志，按原价销售。为了方便同学，侯绍裘又倡议设立“无人售报处”。他不怕可能会有人白拿，认为“只要有人看，损失一点没关系。”他们在上、中院之间同学必经之处挂一只开小口的木箱，下面放有《星期评论》、《星期日》等各种报刊，让同学自动投钱买报; 并预约买书，课后送书上门。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始终不懈，为传播新文化作出了贡献。《南洋公学年刊》记者感慨地说，虽“极欲表其钦佩之私，顾不能得适当之辞”②。

“五四”运动中，侯绍裘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认识到要救国非依靠工人不可; 也发现工人没有文化，影响斗争，认为要依靠工人，非使工人增进知识，提高觉悟不可。

“五四”这年暑假，侯绍裘继续留校搞爱国活动。他倡议并带头和同学赵景沄等三人创办了上海学联工界第一义务学校，办学目的是“宣传爱国思想和灌输国民常识”。他任校务主任。义务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成年工人，也有少数附近的农家子弟，共四五十人;设识字、国文、常识课。侯绍裘他们注重爱国教育和宣传“劳工神圣”，而且身体力行，一切杂务都自己动手，不用校役。以后这所学校正式命名为南洋义务学校。当时，上海学联在全市共办八所义务学校，都归学联教育科管，由侯绍裘直接领导。

侯绍裘满腔热情，对义务学校倾注了大量心血。秋季开学，南洋公学校长借口交通部有令，不准借用南洋校舍，使义务学校几乎夭折。侯绍裘不怕困难，四处奔走，在距南洋公学较远的虹桥路，借到了清华第二国民学校的教室，作为义务学校的校址。由于工人下班迟，课程都安排在晚上七时半至九时，学校又地处偏僻的郊区，但侯绍裘他们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每天都坚持摸黑步行几里路去上课。没有教材，他们自己编写讲义。侯绍裘编写了《博物常识》，又和高尔松等搜集了“五四”以来的新刊物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合订本，从中选了一百多篇思想进步，有利于激发工人觉悟的文章，编成《国语文选》。此外，还有其他讲义，都交民智书局出版。“五四”以来，工人义务学校能有自己编的教材，这里是首创。

一九二二年后，侯绍裘进一步把办义务学校和工人运动相联系，他明确主张南洋义务学校“所宣传的主义，应当是社会主义; 所灌输的常识，应当是科学常识”; 应把学生培养“成为劳动运动中之中坚人物”，就是说，“造就学生一人，并不当一人看待，却要当数十数百人看待; 希望其出校之后，将自己所得于该校者，辗转传布于劳动界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人，譬如也去开设义务学校，组织工会及工人俱乐部等; 务使该校学生一人，能造就劳动界数十百人，为社会主义效力，以谋阶级地位之提高。”①

据一九二二年统计，南洋义务学校在校学生一百十三人，其中产业工人四十九人，手工业工人十二人，店员、学徒十六人，校役二十四人，农民五人，小学生六人，失业工人一人。学生绝大部分是“在血汗里换生活的劳动者”。经过学习，收获很大。工人学员吴醒狮(家林)还写了一首《劳工神圣》的诗，揭露资产阶级“只知道吸别人的脂膏，作自己的享用”;号召工人阶级要把“他们淘汰无存，除非是奋勇前进! ”①反映了学生经过学习后，阶级觉悟的提高。

侯绍裘在创办工人义务学校的同时，一九一九年暑假，还和赵景沄等一起编辑出版了一份名叫《劳动界》的通俗报纸，向群众宣传爱国和劳工神圣等思想，后来逐步转向宣传社会主义。《劳动界》两天出一期，每期一千份，不但送寄给工厂、工团及订阅者，还直接在西门到小东门一条大街上分送。这份报纸整整办了两个月，共出三十期，直至秋季开学才结束。

“五四”运动促进了侯绍裘同工人群众的接触，增进了他对工人的了解。后来他回忆说： “以前，我的环境，完全是中等阶级的社会，与第四阶级完全没有接触。但在演讲的时候，却大大地和他们接触了。虽不能说于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但到底也明白了些，不象从前的睡在鼓里一般了。”②他还说，“惟有劳工阶级在我那时的心目中，是恳挚笃实，可与共事的。于是便想投入工厂，藉以实行宣传社会主义的素愿。”③他托工会帮助介绍，并亲自去杨树浦工厂区打听，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进工厂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他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方向，从此确定了。

在“五四”运动中，侯绍裘的思想由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然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他曾经历过曲折的道路。当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他胸中激荡时，他“饥不择食”，“竟会同时相信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①他崇拜过巴枯宁，主张专以暴力破坏一切。一次，他偶尔从旧书摊上发现李石曾、吴稚晖从波兰作品中翻译来的话剧《夜未央》，读后相当欣赏，并推荐给同学，认为“不可不读”。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他竟想同剧中主人公一样，搞个人恐怖，弄一个炸弹去兵劫军界要人，暗杀资本家，以自己肉体的牺牲，来解除工人的痛苦。但现实教育了他，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尽管气愤填胸，却终是束手无策。”②于是，他开始努力探求马克思主义。同时注意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在“救国十人团”中和同学们一起热烈探讨改变社会制度的必经步骤。

一九二○年暑假，侯绍裘与赵祖康、赵景沄等八位青年回到松江，联合编辑出版了一份《问题周刊》，大力宣传社会革新，反对因循守旧; 宣传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当时松江瘟疫流行，封建迷信的迎神赛会嚣张一时，城内隔几天就有一次泥菩萨游行。侯绍裘在刊物上大力宣传反对封建迷信，又挥笔写了“不要迎神赛会”等大幅标语，张贴于闹市处和松江知府衙门正对面的大照壁上，轰动了松江城。

可是，侯绍裘的革命活动遭到了打击。就在这年暑假，南洋公学校方指责他“举动激烈，志不在学”，把他开除出校。侯绍裘一贯以救国为动力，学习从不松懈，成绩优良，何谓“志不在学”?同学们都很气愤，要侯绍裘上学校去交涉。他却平静地说： “我的意志，又岂是他们所能改变的! ”①侯绍裘的被开除倒唤醒了其他同学，南洋公学出现了“开除不完的激烈分子”。当时《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载文评论说：“试想，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是开除吓得退的吗?”②侯绍裘被开除后不到两个月，他原来所激烈反对的南洋公学的 “祀孔”和“国文大会”两项旧制度，被全校班长会议一致通过废除了。不久，那位极力维护旧文化、反对新思想的老校长，也辞职而去。

(三)

一九二○年秋，侯绍裘到江苏宜兴的彭城中学任教。第二年夏天，他回到松江。这时，松江城里一所私立景贤女子中学，因经济告竭被迫停办。侯绍裘四处奔走，和同乡朱叔建、钱江春等恢复景贤女中;侯绍裘过去的老师朱季恂刚从南洋回来，也被邀请任教。侯绍裘兼校务主任。他和朱季恂等三人全尽义务，其他教师也只领一半薪水。秋季开学时，女学生们为能够复学而喜笑颜开。

侯绍裘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满腔热情，团结教师，对学校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在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上，他既重视文化教育，更致力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他要求学生能“就以往而推来者”，“养成观察力及判断力”; 能“以科学的态度应付各种问题”①。

侯绍裘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思想教育。他提倡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批判“三从四德”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旧道德，提倡养成自觉的革命道德观。他说： “我国女子做了四千余年的良妻贤母，……女子自身的幸福完全 (被) 剥夺” ，“女子不可以希望做自由人吗?” “女子也是人，……要造成她完全的人格”②。侯绍裘还亲自支持他正在景贤女中学习的妹妹佩莹，解除了封建婚约。

松江地方封建势力对此十分恼火，污蔑景贤女中鼓励学生“放荡不羁”，“有伤风化”。一班有流氓习气的青年，乘机对学生进行挑衅。一些不明真相的家长也忧心忡忡。侯绍裘组织学生向家长和社会公演《李超群的终身大事》和《女性之敌》等新剧，反击各种歧视、侮辱和压迫妇女的旧势力，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打击了歪风邪气。

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侯绍裘向景贤女中与松江第一高小学生作了《五九纪念和五月中其它各纪念节之关系》的演讲。他指出，英、美、法、日都是“国际侵略主义”; 中国的问题，“惟有打倒外国侵略主义，才是根本的解决”，军阀政府“已变成外国侵略主义的爪牙”，也必须一齐打倒; 而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根本办法，“惟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大联合”③。

同年七月，侯绍裘又发表了《评一般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一文。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批判了社会上流传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均贫富主义”，是提倡“共产公妻” ，“盗贼就是社会主义者”等谬论; 通俗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是要把“现在的经济组织全部推翻”，把种种生产要素“一概归之公众”，为“公众生产”，依赖人民共同努力来“战胜自然”; 目的在于“使大家能得到平等的幸福”。侯绍裘还深刻地指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是社会主义者应有的抱负。”①侯绍裘的这次演讲和这一时期他的其它文章表明，到一九二三年，他已经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自觉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了，他决心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切。

侯绍裘大力提倡学生了解各种社会新思潮，努力使学生走在时代的最前面。从一九二三年起，他连续几年邀请当时政治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来校作报告。先后应邀来演讲的有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施存统、邵力子、杨贤江、沈玄庐; 国民党人汪精卫、于右任、吴稚晖、叶楚伦; 还有柳亚子、陈望道、杨杏佛、周建人、叶圣陶、吴研因，等等。沈雁冰两个暑假都来作关于新文学的报告。恽代英、肖楚女的演讲生动有力，给景贤学生和松江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侯绍裘主持的这些革新，不仅为当时女子中学所罕见，整个教育界也是少有的。通过这些改革，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的《民国日报》上，不断登载盛赞景贤女中和侯绍裘等办学者的文章。沈泽民的文章说： “除了民国九、十年开男女同学运动所剩下的几个学校开女禁的遗产而外，女子有能获得教育权利没有?腐败到不堪的那些女子师范、教会女学有人有能力进得去，改革得来没有?谢谢松江几位的努力，总算有一个景贤女学了，这是极少的几项建设中之一啊! ”①当时的中共上海地委委员沈雁冰，称颂侯绍裘他们是“思想新而热心的人”。他热情地赞扬说： “我很佩服他们有勇气排斥一切冷淡的、固拒的、没有抵抗力的压迫的空气，而火刺刺的做自己的事。……维持景贤的那几位朋友的奋斗精神，实在令人可敬! ”②

一九二三年春，侯绍裘与朱季恂、沈联璧、钱江春等发起组织新松江社，参加者有松江进步青年四十余人。四月，侯绍裘又主持与朱季恂、高尔松、姜长林等创办了《松江评论》，它的宗旨为“批评地方时事，唤起革命精神，介绍新的思想，提高民众常识”③，并努力促进松江的社会改造。侯绍裘的《五九纪念和五月中其它各纪念节之关系》、《评一般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等演讲，都曾在《松江评论》上刊出。松江有个杨了公，在地方上颇有地位，他设了个“盛德坛”，专搞扶乩等迷信活动，美其名曰“文人游戏” ，弄得当地妖言四起，迷信盛行。侯绍裘连续写了《什么是迷信?》、《迷信的起源》等文章，有力地宣传了科学真理，打击了封建迷信活动。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不幸病逝。侯绍裘在松江联合各团体举行了列宁追悼会，请恽代英到会作了重要讲演。《松江评论》还发表了《列宁传略》，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巩固劳农专政的历史。文章热情地歌颂“列宁是古今中外空前的大伟人”，是终身为全世界包括中国的被压迫阶级奋斗到底卒于成功的“大英雄”，希望中国人民，尤其青年去研究和学习俄国，研究和学习列宁，去“比较参考”，以求“得到一个救中国的办法”，“得到一个立身的模范和指针”①。文章实际宣传了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当时在上海负责编辑《中国青年》的肖楚女对此曾高度评价说： “现在学习列宁精神的人很多，而了解他底方法的很少——这正是一句对症的话。”②

《松江评论》影响很大，肖楚女曾向进步青年推荐这一刊物，说它“以唯物的经济的背景说明革命之物理的因果性，很透彻。”③

侯绍裘还在松江做了一系列实际组织工作。一九二三年四、五月间，侯绍裘与朱季恂在邵力子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他开始以半公开身份在松江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松江地区只有他们两名国民党员。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侯绍裘同朱季恂等在松江醉白池公园内联合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成立了松江救国同志会，公开提出四项信条： “一、打倒军阀; 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三、铲除官僚政治; 四、提倡社会服务。”④通过这一组织，侯绍裘把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口号灌输到群众团体中去，成为群众的行动指南。

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共上海地委派地委书记邓中夏和王荷波负责松江地区党的发展工作。邓中夏几次来到景贤女中，与侯绍裘联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侯绍裘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同时，上海地委为了贯彻党的“三大”精神，设立了以沈雁冰为首的国民运动委员会，积极开展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工作。侯绍裘和朱季恂在松江教育界积极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至一九二三年九月党员已达三十四人。他们以景贤女中为据点，成立“三五社”(即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公开进行活动。当时，侯绍裘和朱季恂是松江县党部的负责人，“三五社”实为国民党县党部机关。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又在这里建立了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

在景贤校务工作的掩护下，侯绍裘更秘密从事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发展工作。一九二四年春，侯绍裘陪同中共中央局秘书罗章龙和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从上海到松江一带开展党团工作。景贤女中也是我党在松江地区的秘密工作据点。一天晚上，他们在景贤开积极分子会议，侯绍裘专门分析了江浙地区人口多、土地少、租税负担重的特点，并讲了明清以来江浙地区人民反清斗争的历史，号召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后来，侯绍裘亲自在松江和景贤女中师生中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并个别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

此外，侯绍裘还与杨贤江、赵祖康、赵景沄、高尔松、高尔柏等人组织了青年问题讨论会，在上海《学生杂志》上发表讨论文章，指导青年自学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侯绍裘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引起了军阀的注视。军阀孙传芳曾扬言以二千块钱的高价捉拿侯绍裘和朱季恂等人，拿他们的首级示众。风声紧急。一天，景贤女中的学生范志超焦急地问： “怎么办?”侯绍裘丝毫不把军阀的威吓放在眼里，他镇静地说： “不要怕! 尽量不被抓着。万一不幸，就为革命挺身就义! ”①他一如既往，仍然顽强地战斗着。

(四)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因江浙军阀连续混战，松江无法上课，侯绍裘率领景贤女中和他新办的松江中学一起迁到上海。松江中学学生暂时并入上海大学附中。战事停止后，景贤女中分为松沪两部。第二年春，侯绍裘又受聘为上海大学附中主任。

一九二五年五月，发生了内外棉厂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惨案。为了发动群众，反击帝国主义，把斗争推向高潮，党中央五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开会，决定于五月三十日发动大规模的宣传和示威游行。

这时，侯绍裘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和教育委员。他和恽代英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以国民党名义参加学生示威宣传的组织领导工作。“五卅”这一天，三千多学生到南京路等上海主要马路演讲。各校接洽处在学联，指挥部设在望志路永吉里三十四号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实际指挥是恽代英和侯绍裘。他俩事先组织上大附中教师高尔柏、黄正厂起草两份传单：一份公布顾正红烈士惨案真相; 一份名为《打倒帝国主义》。侯绍裘与他们一起商量内容，由两人分头执笔，最后侯绍裘定稿。《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以提问开头： “列位：你们觉得生活困苦吗?你们知道为什么比从前要苦吗?”接着历数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侵略、压迫中国的罪行，号召广大同胞为救死而斗争： “我们起来同他们争生活呀! 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①五月三十日，学生们不顾巡捕镇压，拿着传单在南京路上分头散发，向群众宣读，作街头演讲，激起了广大工人、市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极大义愤。这天下午，帝国主义又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当天晚上，党中央决定动员全市各界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侯绍裘与恽代英在临时省党部主持召开江苏和上海国民党各方面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布置“三罢”斗争，并动员全省各县、市党部发动群众，开展反帝运动。他们组织力量，编印宣传材料，通宵达旦地紧张工作。

六月一日，全市“三罢”斗争展开时，在中共上海地委领导下，侯绍裘又与沈雁冰、杨贤江、董亦湘等上大附中、景贤女中的教员，发起建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团体，动员和组织全市教职员投入反帝爱国斗争。六月二日，复旦、交大、暨南大学、景贤女中等三十五所学校，在西门江苏省教育会召开各校教职员联合会，讨论“五卅”惨案。但是，联合会刚建立，领导权即为右派势力所把持，上大附中等进步力量被排斥在领导机构之外，并且改变了原定的反帝爱国宗旨，仅仅要求解决受害者的善后问题，并规定以学校为单位参加联合会，企图借以控制教职员的爱国活动。爱国教职员对此强烈不满。鉴于这一情况，我党决定另行组织教职员爱国团体。

六月四日下午，侯绍裘与韩觉民、沈联璧、沈雁冰、周越然、丁晓先、杨贤江、董亦湘、刘薰宇等三十余人发起成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参加筹备的许多是共产党员，也有其他爱国人士。新组织的特点是：以教职员个人名义参加，从事根本的救国运动。他们明确宣布： “我们今后要和学生及各界一同起来救国”①。救国同志会成立后，他们坚决反对所谓“在学言学”、“教育救国”等错误论调，旗帜鲜明地提出：救国应先于教育，教育本身应是救国的教育。他们主张： (一) 教育者应以国民资格为救国运动;(二)以教育者资格领导学生为救国运动; (三)反对北京政府取缔学生为政治运动之命令;(四)永远不得藉口在学言学，以遏止学生之救国运动②。

教职员救国同志会还发表了《告国人书》，主张与全世界主持正义公道之民众携起手来，共同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特别提出要“武装民众”，组织大规模的商团军、工人军、学生军、并建立“有宗旨有组织有系统之机关主持之”③。

教职员救国同志会成立后，侯绍裘他们组织宣讲团积极开展社会宣传活动。侯绍裘与沈雁冰、沈联璧、钱江春、杨贤江、叶圣陶、陈贵三等都出去宣讲。从五月十六日起，在陆家浜中华职业学校连续讲了八天。五月十八日，侯绍裘讲《外交与内政》。他还去同济大学、商务印书馆，为学生、工人们讲《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各种手法》。他说： “我们所受国际侵略在各方面——经济上、政治上、甚或文化上——都有，我们不可不一一认明，以谋对付。”①这年暑假，侯绍裘还和恽代英一起，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名义，沿沪宁线到丹阳等地去宣传。他们在丹阳公园演讲，同时秘密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先后吸收钱正表、夏霖、黄竞西等人加入共产党。通过这些活动，使爱国运动在江苏，尤其在沪宁沿线各城市蓬勃开展起来。

一九二五年暑假，侯绍裘应聘去苏州任私立乐益女子中学校务主任。乐益女中前任校务主任陈德征是一个国民党党棍，贪污腐化，全校师生都恨之入骨。校主张冀牖早闻侯绍裘思想先进，办景贤女中成绩卓著，为了重振乐益，乃聘请侯绍裘主持校务。同时张冀牖新办的一所平林中学，也请侯绍裘负责。

这年八月二十一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上海区委 (即江浙区委)。因苏州还未建立党组织，特委派侯绍裘去苏州，建立中共苏州地方组织。同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正式成立，侯绍裘与朱季恂、柳亚子三人当选为省党部常委。因此，侯绍裘秘密地以双重身份去领导和发展苏州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八月，侯绍裘邀请了共产党员张闻天、叶天底、王芝九和团员张世瑜、徐诚美(镜平)，以及侯绍裘的弟弟侯绍纶(砚圃)等，同赴乐益女中任教。一起去的还有景贤女中毕业生沈蔼春和她的妹妹沈联春，她俩都是团员。

九月初，侯绍裘在乐益女中秘密主持建立了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直属上海区委领导，支部书记叶天底。这是苏州第一个中共党的组织。

九月五日，侯绍裘在开学典礼上宣布了办现代女子中学的崭新主张，提出女子教育应以现代思潮作基础，使学生养成：(一)有精确的思想与理智;(二)能自谋正当的生活; (三) 能改造社会; (四) 能享受高尚的艺术生活①。他们大力改换旧教材，选用新教材，加强革命的思想教育。

九月七日乐益女中开学。这一天，正逢签订《辛丑条约》的国耻纪念日，学校决定停课一天，开演讲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王芝九讲《九七国耻之经过》，张闻天讲《帝国主义与辛丑条约》，徐诚美讲《反帝国主义运动》，叶天底讲《九七与五卅》。乐益和平林的学生都来听讲。开学第一课就别开生面，使师生的反帝爱国精神大为振奋。《苏州明报》特以引人注目的消息为他们作了报道。

侯绍裘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党的工作和群众革命活动上，党支部吸收了具有一定觉悟的优秀分子入党，并组织党员学习《资本论浅说》、《共产主义ABC》等书籍。

侯绍裘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他身着旧布长衫，脚穿黑布鞋子，非常俭朴; 为人正直、热情，和蔼可亲，同前任校务主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学生都愿意接近他。他关心学生，同她们亲切谈心，指出妇女社会地位低，受欺压，即使少数女青年能就业，也被人当“花瓶”。这种不合理现象是几千年封建制度造成的。他启发学生团结起来，同封建旧礼教旧制度作斗争，争取真正的自由解放。他说： “一只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扎在一起，就折不断了。”①

为了加强对各革命群众团体的领导，侯绍裘通过教师中原苏州“五四”运动时的积极分子王芝九、沈晓云等联络各校，成立苏州学生联合会。通过妇联、学联推动苏州的爱国运动。他们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包括开晚会、演文明戏等，发动青年团结起来，向黑暗势力作斗争; 并反对各校尤其女师把学生当“女犯”一样，死死的管住，不让学生参加革命运动的不合理规章制度。

侯绍裘着重通过党支部大力领导苏州的工人运动，发动工人、学生继续援助上海“五卅”以来的罢工工人。苏州各厂工人先后捐款二千余元。乐益女中学生排演新戏为上海罢工工人募捐，侯绍裘争取各方人士出面支持。著名演员马连良亲自带人来，提供道具，帮助学生化妆，他本人也登台演了折子戏;戏剧工作者于伶与乐益学生同台演出。工人、学生的捐款全部寄给上海总工会。后来，上海工人罢工结束，又将余款退回苏州。工人、学生将这笔款子用作公益基金。他们把乐益女中左边的小路开拓为大马路，正式命名为“五卅”路; 并把校门前的原张自诚王府的旧址平整为广场。这里过去曾是革命先烈的就义处，“五卅”运动中，又在这里召开过群众反帝大会。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充分显示了苏州工人、学生在党支部领导下，革命热情的高涨，表达了他们继承先烈遗志，誓把反帝爱国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侯绍裘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扩大苏州国民党左派队伍，使其由原来的三人发展到二三十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成立了国民党苏州市党部。侯绍裘以市党部名义，从上海请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等和进步人士来苏州演讲。一次，肖楚女来讲《关税问题》。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关税不能自主的原因及后果，有效地进行了反帝爱国教育，引起了工学商各界的强烈反响，轰动了苏州城，更增强了群众的反帝决心。

通过这些活动，党支部发现和培养了积极分子。从一九二五年九月到年底，先后吸收了工人四人、教师五人、学生二人入党。党组织增添了新鲜血液，对革命的领导也加强了。与此同时，团的队伍也有了发展。

苏州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当地顽固势力的注意，他们指责乐益女中“赤化”，乐益女学生为“赤色分子”。一次，共产党人施存统来苏州公园东斋演讲，为地主豪绅发现，地方官绅都为之震惊。在反动势力压力下，乐益女中校主害怕起来。学期结束，他借口学校经济困难，解聘了侯绍裘。一九二六年一月，侯绍裘离开乐益女中。原先与侯绍裘一起去苏州的教师，也都离开了乐益。

侯绍裘虽然离开了苏州，但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已经在群众中扎根。他们的革命活动，在苏州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

侯绍裘离开乐益女中以后，他的精力完全转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成立，侯绍裘是省党部主要负责人之一。江苏省党部从成立起，就是全国左派力量较强的一个省党部，在二十名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有十四人是共产党员，其余都是国民党左派，右派分子一个也未当选。侯绍裘和国民党左派朱季恂、柳亚子三人任常务委员，主持省党部工作。

在复杂的局面中，侯绍裘始终注意团结国民党左派，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作不调和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更为猖獗。同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反动小册子，全面反对三大政策，成了右派反共反人民的理论基础。侯绍裘与柳亚子、朱季恂等国民党左派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戴季陶主义。他们以江苏省党部名义最早发电给广州国民党中央，控告和揭露戴季陶的反革命行径，要求立即取缔戴的反动小册子。一九二五年十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三次会议讨论了江苏省党部的控告，向全国各级党部发了第二○九号通告，指出这是戴季陶“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签定。”①同日，中执会又向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发出第二十九号训令，规定“各党员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议决，不能发表。”②江苏省党部更直接通知本省各地方党部，立即取缔戴的反动小册子; 并积极组织力量，从理论上进行驳斥。省党部还在《申报》上公开声明，凡环龙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的伪中央执行部的一切决定，概不承认。

一九二六年一月，侯绍裘与朱季恂、张应春等代表江苏省党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侯绍裘是九十八号代表，被选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同朱季恂在会上多次发言，揭露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伪中央执行部的种种逆迹，提案严惩右派分子，取消伪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出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动分子叶楚伧、邵元冲、周佛海、马超俊等十人，“正在上海积极宣传反革命，应予以严重处分”①。侯绍裘等还提案对参加反动的“同志俱乐部”、北京“善后会议”以及在北京伪政府任职的马君武、杨庶堪等，予以处分②。经过讨论，以上提案均为大会所接受。这次大会在打击国民党右派，坚持反帝反封建，维护三大政策等方面取得了胜利。

侯绍裘因坚持原则立场和敢于斗争，成了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他们不敢正面辩论，卑鄙地雇佣流氓打手对侯绍裘进行人身摧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一日，侯绍裘与柳亚子等率领江苏省党部的代表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举行的中山陵奠基礼。他们到达前，一批反动分子手执木棍、手杖，已经守候在南京下关车站。火车进站，时已天黑，代表们下车后，侯绍裘首先到报到处签名。流氓打手突然喊着： “打倒左派! ”接着一齐举棍来打。幸好站上人多，被群众及时制止。但侯绍裘和女共产党员陈君起已受轻伤。

三月十二日下午，在中山陵墓地茅山坡举行陵墓奠基礼。参加奠基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代表、中央监委邓泽如、吴玉章和各地方党部的代表。当时，右派分子先雇佣流氓二百多人，装成学生模样，混在纠察和服务人员中间。侯绍裘带着江苏代表抵达会场时，右派数百人巳守候在那里。会场上左右派各站一边。奠基礼开始，刚行过礼，突然右派喊起“打倒左派”的口号，左派也针锋相对地高呼： “打倒反动派!”一个为首的右派分子立刻吹起哨子，一群早已做好准备的流氓打手，拿着旗杆、棍棒、石子，向左派队伍冲来，狂呼乱叫，石子横飞。这时群众队伍已经大乱。在江苏省党部代表来南京之前，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就叮嘱要绝对保证柳亚子的安全。侯绍裘立刻镇静地按事先的布置，先派人保护柳亚子和女代表下山。他自己却奋不顾身，上去同右派进行说理斗争。凶狠的反动分子不容分说，立时把侯绍裘围住，棍棒和拳脚交加。侯绍裘当场被打昏，口吐白沫，跌倒在地。陈君起等不少人也受了重伤。

黄昏时分，侯绍裘才醒过来。这时不少代表焦虑地来探望他，他却一心想着同志们的安全，叮嘱他们不要和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同车返沪，以免到上海再发生意外。果然不出所料，右派分子已守候在上海北站，准备殴打。由于预防在先，代表们隔天回沪，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四月底，侯绍裘和朱季恂、柳亚子等重赴广州。他们分别以江苏省党部代表和国民党中执委、中监委等身份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柳亚子气愤之极，第二天即退出会议，以示抗议。

五月十八日，柳亚子一气之下，离粤返沪，回到吴江故里。从此，他闭门养病，不再出问省党部的工作。

会议结束后，朱季恂留在广州中央党部工作，侯绍裘也有事留在中央党部没有回沪。一时间，江苏省党部群龙无首。“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上海右派头目叶楚伧、邵元冲等人攻击江苏省党部以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为“非法” ，企图让右派来接管省党部。六月下旬，上海区委分析了江苏省党部的情况，认为省党部里侯绍裘众望所归，“如流水之就下焉”(柳亚子语)，唯有他能主持全局。于是，急电中共两广区委，调侯绍裘回沪。六月底，侯绍裘回到上海，挑起了主持省党部全局的重担，后又担任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职务。

侯绍裘主持省党部工作后，打破了右派篡夺省党部大权的阴谋。他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左派，同右派争夺领导权。当时，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已成为右派反对三大政策的反革命喉舌。一九二六年四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提案上海办新的党报。会议决定任命张静江当经理，柳亚子任主笔，沈雁冰任副主笔，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等为编辑，出版《国民日报》，但右派张静江从中破坏，结果没有办成。

这年下半年，《中南晚报》的主办人蒋裕泉受我们党的影响，愿意在报上尽量刊载有利于革命的言论和新闻。侯绍裘以省党部名义同蒋谈妥，先后派两名共产党员去工作，并经常给予具体指导。该报每天社论和《新园地》专栏全由省党部供稿; 省党部提供的各种新闻稿，报上总是尽先刊载。报纸销路因而大增。蒋裕泉在侯绍裘团结教育下，对革命也更为热情。后来，《神州日报》主办人因经济困难，愿将该报连同房屋、机器等全部出让，侯绍裘又委托蒋裕泉出面全接下来。这样，终于打败了右派对报纸的垄断，对配合北伐战争，扩大革命影响，起了一定作用。

一九二七年春，侯绍裘不仅主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还兼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后又受武汉国民党中央之命，与吴稚晖、钮永建、张曙时等人任东南军政委员会(即政治委员会东南分会)委员。在新的战斗任务面前，他不辞艰险，更紧张地工作。他每天一早出去，深夜回来，有时半夜十二点以后还要出去。当时，他家住在瞿秋白夫妇楼下。瞿秋白为了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在起草《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 (即《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瞿秋白有时约侯绍裘和罗亦农一起叙谈，共同讨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征求他们对文章的意见。

自从党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之日起，侯绍裘每天参加上海区委召开的党团书记会议，同市总工会、学联、妇联、商联、市党部等群众组织的共产党负责人一起研究全市的斗争，接受区委布置的任务。他常在党团书记会上汇报国民党右派吴稚晖、钮永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上海特派员) 的动向及北伐军进军情况。这些情报有两个来源：一是他参加东南军政委员会会议时直接掌握到的; 再是他从省党部的秘密电台搜集来的。当时，江苏省党部有一架秘密电台，由高尔松全家掩护着。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侯绍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夜去听取电台同志的汇报。侯绍裘提供的情况，对区委确定战斗部署有很大帮助。

三月十八日，为了打击反动势力，保证起义胜利和北伐顺利进军，侯绍裘以省党部名义在报上发出公告，严正警告那些以地方公款支持军阀，与反动官吏狼狈为奸、挟嫌告密、诬害革命群众的土豪劣绅，要求省属各地方党部“即将此项绅董姓名、行踪，及其事迹调查明白，以便于我军到后一律逮捕，交人民裁判，如实属证据确凿，故意助逆，情无可原者，均当治罪，并查抄其家产。”①

起义临近时，在区委统一领导下，侯绍裘通过国民党系统，积极参加起义的重要组织活动。他按统一部署，派省党部秘书长毛啸岑到南京路、浙江路一带组织各马路商界罢市。他叮嘱毛啸岑要勇敢、沉着，遇到意外要机警，决不能临阵脱逃。他自己也亲自出去传达起义指挥部的命令。当时军阀戒严，到处捕人。侯绍裘的十岁孩子听到外面抓人，很害怕，叫着： “爸爸不要出去! ”①侯绍裘为了党的工作，顾不得安慰孩子，飞也似地出门去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了。这时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奉蒋介石密令，停止向上海进军。有一天，白崇禧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潘宜之有事到江苏省党部来，侯绍裘要他回去立刻转告白崇禧，迅速出兵闸北，以消灭残敌。潘却推托部队要通过英军“防区”，恐怕引起“国际纠纷”。侯绍裘立即指出这是右派的借口，严辞作了驳斥。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经过两天一夜的英勇战斗，解放了上海。这时省党部里，侯绍裘应接不暇，有来请示汇报的，有急等处理问题的，也有少数为土豪劣绅说情求援的。一天，松江有个熟人来请侯绍裘为松江土豪张敬恒说情，说：“张家为乱民打光了，这样乱下去怎么办?绍裘兄有何高见?”侯绍裘立即严肃地回答说： “获罪于民，无所祷也! ”②这人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当起义还在准备中，侯绍裘在区委统一部署下，参加了召开市民代表会议和民选市政府的筹备工作。他通过统战关系，与左派人士磋商，也同右派人物打交道。他热情诚恳，善于团结人; 又坚持原则，善于斗争，工作极有成效。当时在民选市政府，尤其政府的人选和如何产生等问题上，斗争很激烈。吴稚晖、钮永建公开反对民选政府。吴稚晖诬蔑共产党的主张是“破坏革命”，指责召开市民代表会议是“造反”，“民选政府是脱离国民政府”; 主张“以党治国”，市政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任命，反对共产党员的学联代表当市政府委员等等。侯绍裘寸步不让，同他们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坚持市政府必须民选，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对市政府选举的垄断和控制。经过激烈斗争，吴稚晖等只得同意由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临时市政府的方案。

三月十二日，市民代表会议选出了市临时政府委员候选人三十五人，经复选，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十九人。侯绍裘、罗亦农、汪寿华等都当选为市政府委员，共产党员占一半以上。三月二十二日工人武装起义胜利时，上海特别临时政府当即宣告成立。

上海市临时政府成立后，白崇禧部队就开入市区，随后蒋介石也到达上海。二十六日下午，侯绍裘代表省、市党部在公共体育场主持召开上海市补行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暨欢迎北伐军的市民大会，到会群众三十余万人。侯绍裘在报告中庄严宣告： “向为帝国主义者暨军阀压迫之上海，已由革命的民众与武装的工人之联合，将军阀势力消除，建立市民政府，上海已为民众所有。”他要求全市民众努力拥护市民政府，最后号召： “革命的民众与革命的军队应立即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①江苏省党部的代表紧接着发言，他指出： “革命之需要有二：一、武装军队; 二、武装民众。上海革命之工人已有武装之预备，应保存其原有势力。”①大会表达了上海人民的战斗决心，为捍卫人民政权和工人武装起了动员作用。

侯绍裘对当时尖锐、复杂的局势早有清醒的认识。为了教育人民，提醒人们在新形势下警惕敌人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侯绍裘发表了《沉痛纪念总理之遗言》一文。他指出，革命同志如果立志不坚，将会被敌人“一手威胁一手利诱”所屈服。他庄严宣告： “我们做定了过激派!”“即使失败了，还我亡命的本来面目亦所不惜! 我们反对军阀到底!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到底! ”②

(六)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蒋介石一伙磨刀霍霍，形势已经十分紧张。侯绍裘在参加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三月二十九日的就职典礼之后，又受党的指示，奔赴新的战场——南京。

还在三月十日，北伐军接近南京时，罗亦农就在党团书记会议上提出，省党部要准备搬到南京。侯绍裘当即讲了省党部的计划：北伐军到了苏州时即迁往苏州，到南京时即迁往南京。为了加强区委对江苏省和南京市的领导，后来，陈独秀在区委特务委员会上进一步提出：南京要组织省党部党团，派一得力书记兼区委特派员，领导江苏和南京的工作。

三月三十日晚，侯绍裘率领省党部工作人员先期出发，四月一日抵达南京，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同在中正街安徽公学办公。

侯绍裘抵南京的第二天，上海英帝国主义工部局的《警务日报》就作了记载： “据报，侯绍裘此行预备在南京宣传反蒋。”①

省党部迁宁后，立即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江右军的支持。侯绍裘通过江右军的以林祖涵(伯渠) 为主任的第六军政治部，首先封闭了蒋介石一手支持的南京伪市党部、伪劳工总会。原来，这些伪组织仓促挂起牌子，搜罗了数百名打手，由南京市公安局长温建刚发给枪枝弹药，还单独设有“军警部”。政治部限令他们交出所有文件、印信，违者严办。几天后，伪市党部、伪劳工总会一起被查封。另外，政治部还出面查封了宣传国家主义的五卅公学。

侯绍裘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为了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省党部迁宁后，他立即同省党部代理宣传部长高尔柏研究如何加强宣传工作。他说，在这紧迫的形势下，宣传工作特别重要，必须抓紧。我们的敌人是不少的，外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政客的中伤，内有各种反动派的阴谋破坏，特别是蒋介石已有异心。侯绍裘指出，我们必须根据总理的三大政策，对广大民众作有效的宣传，打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他要求除日常宣传工作外，专门办一个日报，作为省党部的宣传机构②。

他注意加强对国民党员的教育工作。为了团结左派，有效地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四月五日，省、市党部在金陵大学礼堂联合召开了南京市国民党员大会。何应钦报告军事后，侯绍裘即报告了政治党务，张曙时报告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经过。三中全会强调防上和反对国民党内的独裁统治，矛头是针对蒋介石的。全会免除了蒋介石的常委主席、军委主席、组织部长等职。根据全会精神，南京市党员大会最后通过了拥护武汉国民党中央、拥护总理三大政策等二十一案，并通过了赞助上海市政府等电报五件。这些决议和电报的通过，表明反蒋独裁的鲜明立场。

四月六日，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举行筹备会议，出席的有李富春、李隆建、侯绍裘、高尔柏、张曙时、戴盆天等。会上，通过了李富春的提议，建立省政府筹备委员会，推选李富春、李隆建、张曙时与侯绍裘四人为筹备委员，张曙时为秘书主任。

经过筹备委员多次协商，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就江苏省政府的成立问题作出决定：四月十一日开成立大会; 省政府及所属各厅人选：省政府主席为程潜，省政府委员为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和侯绍裘 (兼建设厅厅长) 、张曙时 (兼民政厅厅长) 、柳亚子 (兼教育厅厅长) 、戴盆天(兼农业厅厅长) 、高尔柏 (兼省政府秘书长) 。

省政府的成立已指日可望。然而，统一战线内部蒋介石一伙反革命的步子也大大加快。四月六日，蒋介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以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驻南京的第二军、第六军立即开赴徐州。

四月八日，侯绍裘代表省、市党部，致电在武汉的江右军总指挥程潜，明确指出，江右军如果调走，革命“将失去保障”，“给反动派以可乘之机”，要求“暂缓开拔，免滋事变”①。这时，二、六军也不肯离开南京。然而，蒋介石却一再催促，并派人来逼二、六军开拔。

傍晚，夕阳西下，侯绍裘和高尔柏两人走在街头，看着一行行，一排排的队伍往城北开走，心如刀绞。侯绍裘敏锐地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高尔柏说： “形势将变得更不妙了。”②夜晚，侯绍裘心情沉重地在省党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考着日趋恶化的局势和党中央最近的政策，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中央再迟疑不决，大好形势就要变成一片乌云”; “主持中央的人，对革命前途关系多大啊! ”③他焦灼地希望中央能赶快挽救危局。经再三考虑，他决定派刘重民去武汉与中央联系。可是，江防已封，刘重民未能成行。

形势愈加险恶。侯绍裘依然沉着地工作着，并且不断鼓舞身边的同志。这天，代理妇女部长范志超要去夫子庙出席群众大会，代表省党部讲话。临走时，侯绍裘关切地叮嘱道： “今天难保没有反动派去会场捣乱，你怕不怕，小心些!”范志超说：“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大众了。”④侯绍裘立刻赞扬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深夜，侯绍裘召集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开紧急会议。他指出，蒋介石巳公开反动，江西、安徽等省党部已被他们捣毁。我们要作好准备，防止蒋介石的突然袭击。这时第六军尚未撤完。由于张曙时和革命军队负责人较熟悉，决定派张与军方联系，争取革命军队的支持。为了预防万一，省党部通知所属各部将重要文件、密电迅速整理，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保存。省党部一般工作人员和女同志都到外面旅馆住宿，以免发生意外。有些同志出于好意，要绍裘先租个旅馆安置家属及行李。侯绍裘置自身利益于度外，他说： “我是负责人，不能随便行动，损失些行李算什么，生命也准备着呢! ”①

四月九日下午，侯绍裘、刘重民出席南京市欢迎汪蒋大会。这时，蒋介石的心腹杨虎、温建刚指派反动头子陈葆元等率领流氓一二百人，打着“劳工会”的旗号，手持铁棒、木棍和手枪，闯入省、市党部，声称“奉总司令命令，打倒你们!”他们见人就殴，见物就砸，文件、财物抢劫一空。当时正在办公室的省、市党部负责人黄竞西、戴盆天、高尔柏、范志超、陶恒棻以及工作人员三十余人，均被用绳索捆绑起来，押解至南京市公安局。张曙时在后面闻声躲藏起来，暴徒走后，立即执笔写控告，又被返回的暴徒扭走。

形势急转直下，反动派到处捉拿共产党员，侯绍裘有随时被捕的危险。省党部被捣毁前，侯绍裘与张曙时曾去过第六军政治部商谈安定南京形势问题，政治部的李世璋已知他们处境危险，劝其留在政治部不要再走。但侯绍裘认为斗争尖锐，不能离开岗位，坚持要回省党部②。侯绍裘下巴左边长着一颗豌豆大的黑痣，极易为别人识别。省党部被捣毁的当天晚上，工作人员担心他的安全，见他又要出去，急忙劝阻说： “外面局势很紧，不要出去开会吧! ”侯绍裘说：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我们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啊! ”①他的爱人也劝他不要多露面，他情急地说： “张曙时同志被捕还没有出来，要想方设法营救他。他年纪大了，受不起苦的。”②话毕，侯绍裘告别战友和亲人，坚毅、沉着地投入了营救被捕同志，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反革命派的战斗。

四月十日上午九时，江苏省党部召开了“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参加群众多达四五万人。会议由刘重民主持，侯绍裘代表省党部愤怒谴责蒋介石唆使流氓打手捣毁省、市党部，拘捕党部负责人的反革命罪行，强烈要求惩办肇事者，保护集会自由，保护工人运动，恢复省、市党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南京市党部和总工会代表也发了言。最后，会议一致决定，到总司令部向蒋介石请愿，要求： (一)恢复省、市党部和总工会; (二)将反动分子交人民审判委员会审判; (三) 惩办温建刚主持的公安局; (四)武装工人纠察队; (五) 省、市党部组织自卫队; (六) 释放张曙时等同志，并保障其生命安全; (七)封闭伪劳工总会。

请愿群众齐集到总司令部门前，派刘重民等六人作代表，同蒋介石进行交涉。整个下午，连续派出四批代表，蒋介石均无明确答复。下午五时许，在反动军官指挥下，伪劳工总会组织的二百余名流氓手持凶器，突然向请愿群众袭来。由于工人纠察队寡不敌众，在反动武装的冲击下，群众的请愿队伍溃散了。

晚上八、九点钟，侯绍裘与刘重民、林剑城等得知张曙时白天在押解途中已机智脱险，便先后来到张曙时的临时住处。这时其他被捕人员也已全部释放或逃出。侯绍裘提出，现在形势十分危险，我们的工作必须由公开转入秘密。张曙时决定第二天与第六军政治部的人员一起去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控告。最后，大家决定省党部工作人员暂回上海，坚持斗争; 派林剑城去沪宁线与各县党部联络，要他们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因为侯绍裘与刘重民还要去参加重要会议，四人分手时，张曙时提醒侯绍裘要多设警卫，注意安全，谨防反动派下毒手。侯绍裘则嘱张曙时： “你不要出去了，认识你的人多。我们明天一早再来商议。”①

夜十一时，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市总工会等革命团体的共产党主要负责干部，在纱帽巷十号我党地下交通处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应变措施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具体对策，决定用“民众力量解决反动局面”。不幸，会议为反动派的公安局侦缉队获悉。深夜，会议正在进行中，突遭五十余名反动武装包围，除个别人越墙脱险外，侯绍裘、刘重民、谢文锦、邰一谷、文化震、钟天樾等均被秘密逮捕。

侯绍裘被捕后，英勇不屈，坚持斗争。他在狱中，不怕威胁利诱，不顾高压恫吓，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蒋介石曾妄想以江苏省政府主席的位置来收买侯绍裘，他当即严辞拒绝。匪徒们一无所得，最后下了毒手，用刀子把侯绍裘活活戳死。敌人怕罪行败露，竟毁尸灭迹，将烈士遗体装入麻袋，黑夜偷偷用汽车运到南京通济门外九龙桥畔，抛进了秦淮河。与侯绍裘烈士一起遇难的，还有共产党员刘重民、谢文锦、许金元、梁永、文化震、张应春、陈君起等。

侯绍裘无私无畏地实践了他三年前的庄严誓言：“我们只有沉毅地进行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只须遇到烈士他们的境遇时，能和他们一样的死就好。”①他为党和人民英勇献身，终年三十一岁。

作者附记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1925 —1927年中共江浙区委会议记录。

2. 1927年1—4月江浙区委党团书记会议记录、江浙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和江浙区委特务会议记录。

3. 1924 —1927年4月《申报》。

4. 1927年1—4月《时事新报》、《新闻报》、《商报》。

5. 1925 —1927年《民国日报》。

6. 1925年9—12月《苏州明报》。

7. 1919 —1924年《南洋周刊》、《南洋公学年刊》。

8. 1927年《布尔什维克》。

9. 《红旗飘飘》第16集。

10. 《周恩来文选》 (上卷) 。

11. 柳亚子书信、诗选。

12.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南京市档案馆搜集保存的有关侯绍裘的材料。

13. 侯绍裘的儿子侯焕昭撰写的《烈士简传》、《烈士年谱》和侯焕昭访问叶圣陶、茅以新、徐梅坤、熊天荆、李世璋、刘披云、黄逸峰、于伶、马荫良等的材料。

14. 林剑城(丰年) 、戴盆天、黄正厂、毛啸岑等人的交代材料。

15. 笔者访罗章龙、张超、沈蔼春、孙岗、张企留、苏幼农、高尔松、唐鸣时、徐诚美、赵祖康、陈企荫、孙诗圃、韦均一、陈贵三、金学成等的谈话记录。

注释

①侯绍裘: 《旅行上海记》,1913年《第三中学校杂志》第1期。

①侯砚圃: 《先兄事略》,载1950年4月9日《解放日报》。

①②侯绍裘:《我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回顾》,载1923年1月5日《学生杂志》第10卷第1号。

①侯绍裘: 《我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回顾》。

②《南洋公学九人书报推销处》,载1920年《南洋公学年刊》。

①1922年2月《南洋义务学校特刊》。

①吴醒狮: 《劳工神圣》,载1924年1月18日《南洋周刊》。

②③侯绍裘: 《我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回顾》。

①②侯绍裘: 《我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回顾》。

①侯绍裘:《我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回顾》。

②家蕃: 《效果如何》,载1920年7月14日《觉悟》。

①②侯绍裘: 《在景贤女中维持会时的谈话》 (1922年9月11日) 。

③侯绍裘: 《五九纪念和五月中其它各纪念节之关系》,载1923年5月15日《松江评论<五九特刊>》。

①侯绍裘: 《评一般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载1923年7月14日《松江评论》第10期。

①1923年1月10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②1922年8月16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③《松江评论复活了》,见1925年10月7日《觉悟》。

①1924年4月11日《松江评论》。

②③肖楚女: 《新刊批评》,载1924年《中国青年》第32期。

④1923年6月30日《松江评论·救国运动号》。

①范志超的回忆。

①《打倒帝国主义》,载1925年5月31日《申报》。

①《教职员救国同志会》,载1925年6月4日《民国日报》。

②《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成立》,载1925年6月14日《民国日报》。

③《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告国人书》,载1925年7月5日《时事新报》。

①《教职员救国会之讲题》,载1925年6月10日《热血日报》第7期。

①《苏州乐益女中学已开学,今日正式上课》,见1925年9月8日《苏州明报》。

①王伊珠的回忆。

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5年10月17日《通告第209号》。

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5年10月17日《训令第29号》。

①②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①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通告,载1927年3月20日《申报》。

①杨之华: 《纪念侯绍裘同志》,载1950年4月9日《解放日报》。

②张仁春: 《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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