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华岗人物传,华岗生平事迹,华岗评价

Posted 2022-05-07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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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华岗人物传,华岗生平事迹,华岗评价

华岗，又名华少峰、华西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著名学者。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团省委宣传部长、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华北巡视员，《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五年受到错误的审查和处理，长期关押，一九七二年在狱中含冤病逝。一九八○年经党中央批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华岗不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也是一位勤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一生在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上都有很大的成绩，为革命和学术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一九○三年六月九日，华岗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现衢县)庙下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幼名华延年。他的父亲华三铭毕生务农，耕种着祖上遗留下来的十八亩薄田，养活全家七口人。父亲性格耿直，思想比较开明，上过几年私塾，爱阅读报刊，关心时事，对子女影响较大。他的母亲是个勤劳俭朴的妇女，终日为家务操劳。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由于受家庭影响，华岗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年令稍大，就到田地里帮助大人干农活。

辛亥革命后，村里有几个外出求学的青年人回到家乡，宣传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办实业和教育。在他们的倡议下，庙下村集资办起了一所初级小学。于是，十一岁的华岗才有了入学读书的机会。

初小的先生思想比较进步，学校颇有点“新式”味道，课程有国文、算术、手工和美术等。先生在课堂上还给学生们讲述帝国主义列强怎样侵略中国，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怎样腐败，中国四万万同胞应该自强以御外侮。这些民族民主的启蒙教育，使华岗幼小的心灵渐渐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他决心要按照先生的教导，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华岗学习很用功，每门功课都是优等，经常受到先生的夸奖。两年后，他考入了离家五里路的溪口镇高等小学。

这所高等小学，设在溪口镇内的一座祠堂里，设备虽然并不十分齐全，但华岗已感到非常满意。他每天总是带着课本和午饭，早早来到学校，无论刮风下雨，从不迟到或缺课。他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完成作业，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务求弄懂弄通，从不轻易放过。十三、四岁的华岗，就懂得爱惜时间，每天从家里到学校的来回路上，他也利用时间背诵课文。课余到图书室去阅读书报，并把对时事的看法写成日记和作文。老师很称赞他的日记和作文，常常在他的本子上批写“清顺无癖，识解俱超”之类的评语。

那时浙江西部山区的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山村里书籍十分稀少。华岗每得到一本书，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农历正月村子里有灯会，镇上还请戏班子来演戏，华岗很少出去玩耍。父亲看他这样好学，尽管家境不甚宽裕，还是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筹措学费，让他继续上学。

高小毕业后，华岗要求继续上学。可是当时浙江省西部山区中学很少，每个县只有一所中学，而且学费很贵，一般人家是读不起的。贫家子弟要升学，不能不首先报考半官费的师范学校。但师范学校几个县才有一所，每年招收四五十名学生，只有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考取。华岗终于以优异成绩考进了衢州师范学校。

衢州是浙西重镇，北临衢江，江岸是一片葱笼的桔子林。衢州师范学校就在城中的烂柯山下、钟鼓楼前; 校舍是一排灰白色的半旧楼房。生长在小山村的华岗，初到城里，一切都感到新鲜，视野也开阔了许多。可是，他最感兴趣的仍然是读书。

师范学校的课业负担比较重，一般学生往往感到学习吃力。华岗学业基础扎实，又很用功，所以能够应付自如。他在同班同学中，不仅功课好，而且也谦虚，乐于助人，所以很快得到同学们的摧崇，被选为级长。华岗平日生活俭朴，能吃苦耐劳，从家里到衢州城内有六十多里山路，每次寒暑假，他总是挑着铺盖步行来回，有时还要从家里背些山芋粉之类东西以备充饥。冬天寒风凛冽，虽有时无棉衣御寒，却从不松懈学习。生活再苦，他也要尽量积攒下一点零钱用，到旧书摊上买些有价值的书籍认真阅读。他自己每读一本书，总要作笔记，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去请教师长，或者与同学进行讨论。华岗在星期天也很少休息，决心趁年轻精力旺盛的时期，抓紧一切时间尽量地多吸收些古今中外的科学文化知识。后来，索性连假期也不回家，留在学校里看书学习。他读书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广，吸收知识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大量的知识装进他的脑海里，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和进行理论宣传及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

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也震动了衢州这个古老的山城。衢州师范沸腾起来了。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的一些论著在学校内流传开来。北京、上海等地的新报刊，在学生中竞相传阅。华岗和同学们一起分析各种观点，力求辨别正误，还写出文章投寄报刊，阐述自己的见解。从此，华岗对新兴科学和新文化运动悉心探求，热心于学生运动。学校当局蛮横地干涉学生运动。华岗因领导同学反对学校当局的蛮横干涉而被开除，迫使他中断了在师范学校的学习。

一九二四年暑假，华岗改名华少峰转入宁波第四中学学习。宁波第四中学，全称是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是由原来的宁波中学和宁波师范合并起来的。校长经亨颐 (字子渊) ，是一位国民党左派、开明人士、进步的教育家。他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校长时，因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而被军阀卢永祥撤职。来到宁波后，他继续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活动，撤换了那些思想顽固的教员，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具有真才实学和救国抱负的教师。当时，宁波是浙江革命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在宁波已成立了特委。经亨颐校长在中共宁波特委的影响和推动下，在校内进步师生的合作下，大胆发动师生宣传革命，积极鼓励学生进行爱国活动。他不但允许学生星期天可以上街宣传，还允许在每星期三下午作为进行爱国活动的时间。华岗在这里，通过努力学习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中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封建势力，宣传革命的骨干分子①。就在这一年，他由张秋人、潘念之(潘枫涂)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担任了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这年下半年，恽代英来到宁波，作了多次讲演，在宁波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全国性的“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中，宁波党团组织不仅发行了特刊，还在“圣诞节”组织全市教会学校的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化教育。华岗作为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积极协助党组织领导了这些活动，并且从中受到很大的锻炼和考验。

在参加和领导政治运动的同时，华岗逐渐显露出他在理论宣传方面的才能。他开始给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写文章，批判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对青年的影响，驳斥“学生只应该读书，不要参加政治活动”的谬论②。他还参加了《四中周刊》和《火曜》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四中周刊》是宁波第四中学出版的一份油印刊物，在学生中宣传激进的革命思想，只出版了二期就被禁止了。《火曜》是中共宁波特委领导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它的公开发行人是中共宁波工委书记卓兰芳。华岗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之一。该刊物曾登载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共产主义是什么? 》、《五一节与中国被压迫民众》、《农村运动的参考资料》、《我们要亲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很好的文章，在青年中影响很大。而反动派却把它看作“洪水猛兽”，出版了二十多期，也被查封了①。

“五卅”运动中，宁波的革命群众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五卅”惨案发生后，宁波各界立即组织 “外交后援会”，由各公团、学校四十多个团体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十项决议②。六月五日，宁波全市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有二万多人参加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分子杀害中国人民，提出“经济绝交“、“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打倒英帝国主义分子”等革命口号。华岗以宁波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一运动的领导。在运动中，他同以李绾卿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党对运动的统一领导。

一九二五年夏天，中共江浙区委为了发展革命运动，有计划地从宁波抽调一批党团员到各地工作。华岗根据组织的决定，毅然离开学校到南京担任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在那里，他由吴芳和曹壮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活动家的生涯。

大革命时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需要，华岗不断地变换工作岗位，但一直从事青年团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在南京工作将近半年 (一九二五年六月至十一月) ，就被调到上海担任团沪西区委书记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三月) ，不久又担任团江浙区委宣传部长 (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团江浙区委时，他除了负责宣传工作外，还主管上海以外地区的团的领导工作，不断地奔波于南京、杭州、宁波等地，指导各地青年团的工作，配合党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斗争，迎接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华岗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革命岗位。共青团江浙区委改组后，分设浙江和江苏两个团省委，华岗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按照党的指示，负责恢复和重建浙江团的组织 (一九二七年四月至八月) 。不久，江苏团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华岗又调任团江苏省委书记，并兼管团上海市委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 。随后，他又调任共青团顺直(河北)省委书记，为恢复和建设北方的团组织而紧张地工作(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五月) 。

一九二八年五月，华岗接受党的委派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他见到了中国共产党许多著名的领导人，还见到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些著名领导人。回国后，他在上海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 (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 。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华岗始终没有离开过青年团的领导岗位。他很善于在青年和学生中做细致的组织宣传工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专门从事青年工作的一位重要干部①。

一九二九年三月，华岗离开团中央，专门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一九二九年四月至十二月) 、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二年三月) 和华北巡视员 (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九月) ，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进行着出生入死的战斗。

在这期间，华岗还从事紧张的著述活动。他从当时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撰写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他最初起意写这部书，是在广州暴动后不久的时候。那时革命开始走向低潮，在革命营垒中，有的人背叛了，有的人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华岗作为这次大革命的参加者和幸存者，他“觉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可以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了，它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②于是，他广泛搜集材料，并且很快编写了一个大纲。后来，因出国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的会议，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暂时搁置下来，把材料和大纲存放在上海一位同志家里。一九二八年秋，华岗从国外回来，发现那位同志已经被捕，而他过去苦心搜集的材料也完全丢失了。他并没有因此灰心，又重新搜集材料。特别是一九二九年秋天，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结合成托陈取消派，一起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华岗认为“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这就更促使他加快了大革命史的编撰工作。他根据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材料和自己参加实际运动的回忆，力图按照党的“六大”精神，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总结这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其中，他大量录用了瞿秋白在党的“六大”时所写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从一九二九年秋天开始动笔，到一九三○年春天完成了初稿，同年冬天又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一九三一年七月，在鲁迅的帮助下，由上海春耕书店首次出版。此书的第六章《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还连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

这部书共分七章，三十万字。华岗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敬以至诚，将此书纪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英勇战士。”尽管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书中有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免受当时流行的“左”倾观点的影响而不尽恰当，但他确是怀着很深的革命激情，热烈地歌颂了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新民主主义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痛斥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国内外人民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种种诬蔑;为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流血牺牲的几十万革命烈士，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我国的史学史上，这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现代史著作。有的人评价说： “从那时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华岗同志的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 “读来使人感奋，使人神往，使人充满民族的自豪心。”①当时一些地下党组织，把《中国大革命史》作为党员和革命群众学习的教材之一，许多革命同志都从此书中受到教益。

(三)

一九三二年九月，党中央任命华岗为中共满州特委书记。他化名为刘少陵，在由上海出发到东北赴任途中，因护送的交通员被特务认识跟踪，他和交通员一起在青岛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华岗一口咬定自己是“皮货商人，非共产党员”。他坚决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身分，保守了党的机密。敌人使用种种威胁利诱的办法，企图迫使他就范。但他沉着应付，巧妙地编造口供，迷惑了敌人，使敌人始终弄不清他的真实姓名和政治身分。结果，他以“共产党嫌疑犯” 的罪名，被判了五年徒刑，先被关在济南法院看守分所，后来转到山东省第一“模范”监狱。

在狱中，他和任作民 (山东地下党省委负责人之一，狱中化名王敬功) 等同志一起，团结全体政治犯，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在狱中开办干部训练班，提出在狱政治犯的主要任务，一是“保健”，二是“学习” 。为此，规定了读书、休息、游戏的一定时间，禁止抽烟喝酒。他们秘密地购买和阅读报纸和理论书籍，定期讨论各种政治时事问题。华岗和任作民分别担负政治、党建、群众工作等课程的指导任务，提高青年同志的政治理论水平;还指定文化水平高的同志帮助文化水平低的同志读书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在此期间，他们多次组织狱中的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以抗议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的虐待和限制，提出了反对打骂犯人，开放脚镣手铐，自由看书看报，改良犯人伙食等要求。通过这些斗争，使狱中的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并且锻炼和考验了每个政治犯的意志，鼓舞了他们争取自由的胜利信心。

他们在狱中的这些活动，对山东后来的工作 (如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都有一定的影响，确实证明了“监狱是革命者的休养所和学校”这句名言。

一九三六年底，山东在监政治犯除少数判无期徒刑的人外，按国民党的法令已经服满三分之二刑期者，都应该进反省院了。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法院和监狱当局就奉国民党政府命令，将全部政治犯送往反省院。山东反省院仅能容纳九十多人，他们决定把大批政治犯分送南京、太原和武昌等地。一九三七年二月，华岗和任作民等十九人被送往湖北武昌反省院。

在武昌反省院，华岗和任作民等根据新的条件，继续进行斗争。他们早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时，就讨论过到反省院后应该坚持的立场： “不求出院 (有可能再送回监狱) ，不损害党的组织和政治影响。”①

在反省院中，被反省的人按文化程度编为研究组(大学生以上) 、甲组(高中生) 、乙组 (初中生) 、丙组 (稍识字) 、丁组 (不识字的) 共五个组。华岗和任作民一起被编在甲组。院内出版了一种“反省”月刊。月刊的编辑，名义上是由“反省”人中选出，实际是由院方的训育科负责编辑，所有稿子都由他们选择、修改。内容有什么随感录、政治论文、三民主义、院长主任们的讲演词，以及诗词、小说，有时还把那些“精彩”的自述登上一篇。他们屡次催华岗和任作民为月刊撰文，但都被拒绝了。于是又逼迫他们为院长主任们整理讲演记录，但他们每次整理的记录院方总不满意，有时还要叫教员们去大加修改。因为那些讲演，本来就不漂亮，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华岗和任作民从来不为他们修饰美化。

凡入反省院的人都要参加上课，课目有国民党的党义、国文、历史、地理、政治学、军事体操等。国文课每隔两三星期有一次作文，题目是什么“时事评论”、“历史论文”、“谈交友”、“我的家庭”等等，故意要把它联系到反共、党派、主义等方面来，是反省院对反省者的一种“考验”。此外，还规定每天要写日记，日记上可以表示悔过或告密等。训育科随时抽阅各人的日记，对那些符合他们要求的，就批上“颇有进步”之类的话。再有，每星期要开一次讨论会，形式上由反省人自己召开，但主任教员旁听，讨论题目是指定的，离不开“反省生活”、“入院感想”、“自我检查”等等。华岗和任作民对那些作文、日记之类，向来采取敷衍的态度，日记往往三、五天甚至一星期才写一次，内容只写天气晴雨变化，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抄录一些《中山全集》的语录之类，从不写任何卑躬屈膝和不利于党的言论。他们的日记可以随时向任何人公开。讨论会则经常请病假不去参加。相反，则利用反省院的图书室，广泛读书，研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至于自然科学等等，以丰富和加深自己的学识。

武昌反省院没有正式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华岗和任作民(王敬功) 、向明 (王仲和) 自动在一起商量一些问题，如研究“自述”如何写法、讨论会如何发言、对反动分子怎样给以精神制裁、对某些青年如何教育等。他们还曾发动全院反省人要求上前线杀敌、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抗议对某个人的处罚、邀集二十多个人自己组织伙食团等等斗争活动。

反省院以六个月为一期。满六个月的，经个别审查，院方评判委员会通过后，公布出院人名单，出院人公开发表“宣言”，然后可以交保出院。华岗同任作民一样，在反省院住满六个月后并未被释放。理由是他们“表现不好”，没有按院方所要求的说出组织关系，不表示反对共产党的态度，日记写得不充分，不肯写文章等等。院方决定要他再住六个月。管理主任找华岗和任作民谈话，要他们重新填写一张入院调查表，再写一篇“自述”。他们表示拒绝，并且找院长提出抗议，质问说：“现在已经是全国抗战的局面，共产党已经实行改苏维埃为边区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国共两党重行合作，为何还不释放我们?我们出去了难道不是和国民党去一致抗日吗?”院长被问得无言可对，只得连连说道：“我也愿意你们出去，不过这是上边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于是，华岗和任作民就“请长假”休息，从此不再上课，不参加开会，不写日记，除吃饭、睡觉，看自己想看的书外，其它的活动一概不参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华岗买通狱卒，给当时在武汉地区做秘密工作的冯乃超送去一封信。冯乃超立即报告当时在武汉的董必武。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指名在湖北反省院要释放华岗和任作民两名政治犯。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被敌人折磨了五年之久的华岗和任作民，以共产党要员的身份，昂首阔步走出武昌反省院。敌人从华岗身上什么也没有捞到，反省院的“主任”、“教员”们，直到这时才知道自称皮货商人的刘少陵原来就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华岗。他们都惊愕而又无可奈何地望着他和任作民，出院时居然还在反省院内排列两行，夹道欢送。

华岗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立场坚定，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五年的监狱生活，丝毫没有动摇华岗的革命意志，却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不顾个人身体虚弱，又迅速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四)

华岗从武昌反省院出来后，担任了短期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接着党又派他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办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潘梓年担任社长，华岗担任总编辑。那时报社的人员不多，工作十分繁忙。华岗作为总编辑，掌握编辑部的全面工作，从新闻和文章的审阅修改、重要专论的撰写，一直到版面的编排以至校对工作，都亲自动手、过问，“他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①。他除了用华岗、华西园署名写重要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外，还常用林石父、华石峰、晓风等笔名写各种类型的文章，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他那忘我的工作精神，瘦小的个子，伶俐的口才，文章写得相当快而有力，这些特点，给同志们以深刻的印象①。一位当年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同志回忆说：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学问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而写作文章和社论，真是 ‘下笔千言，立等可待’ 。他对待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没有见过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但他对待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却十分认真，从不苟同，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这一切引起我对他的尊敬，把他当作自己的导师。”②

在《新华日报》社，华岗坚持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那时，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又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党内实行家长式统治，常常要《新华日报》登载“王明启事”、“陈绍禹启事”，宣传他那一套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纲领，并要求配发他的标准像，大肆宣传自己。华岗对此深恶痛绝，常常嗤之以鼻。他说： “这那里是什么启事，明明是为他自己做政治广告! ”他在私下对人说： “王明那一套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③正因为如此，王明对华岗十分忌恨，在长江局会议上对华岗进行打击报复，常常借故痛骂或旁敲侧击。到后来，作为总编辑的华岗，在工作上处处遭到王明的排斥和打击，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一九三八年春，他被派往东南战场作战地记者。他深入前线，写下了第一篇战地通讯——《活跃在东南战场的新四军》，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报纸上发表。他从东南战场回到武汉后，又奉命提前撤离武汉，带领一部分编辑、印刷、营业部门的同志，携带一部分物资，乘两条大木船溯江西上，到重庆去筹办《新华日报》。一九三九年秋，华岗因病不得不离开《新华日报》社。

长期监狱生活的摧残和出狱后的紧张工作，使华岗的健康恶化，离开《新华日报》社后，他在重庆郊区养病。养病期间，他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紧紧围绕当时革命的需要，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之间，他编写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籍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①。这本书虽然名为民族解放运动史，但对于中国内部的社会解放运动也加以记载。他强调： “我们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斗争历史，同时也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一部克服阶级矛盾并在克服这种矛盾的基础上来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的历史。”②此书长达四十万字，一九四○年由上海鸡鸣书店正式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数年之间，重印八版之多。当时的一些学校，将它作为学习中国近代史的课本或必读参考书。

在四十年代初期，华岗还写了《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和许多历史论文 (其中《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阻滞的基因》，后来汇编成《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华岗又将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关于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两章，加以修改和补充，写成《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两册单行本，由海燕书店出版。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南方局为了保存干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部分干部疏散到外地。华岗根据周恩来的直接指示，到西康雅安 (今四川西部)联系几个同志，做刘文辉、潘文华和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当时环境十分艰险，在雅安，特务到处横行，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华岗夫妇不得不将刚刚生下的第一个孩子送给一家贫农抚养。三个月后，孩子生病，无钱医治而死去。华岗没顾上去看一下自己的孩子，又马上赶回重庆，参加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和整顿三风的学习。

一九四三年，华岗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接着，他又被派往云南工作。这年春天，他从重庆到了昆明。他当时的正式身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云南龙云处的代表，公开任务是清理和收容长征时散失在云南各地的红军指战员。实际上他到昆明还有更重要的使命：作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和共产党合作; 另外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昆明民主运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运动积极地进行指导和开展工作①。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化名林少侯，由楚图南及尚钺两位同志介绍，应聘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分，参加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等，开展地下工作。他同周新民、李文宜等团结政界、文化教育界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大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他主动结识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著名人士，参加他们主办的定期学术讨论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当时，云南的情况十分复杂。知识界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华岗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引导各方面的人士摒弃歧见，在抗日、民主、进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经常在各种场合下呼吁团结，呼吁大家协商切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气魄。他还经常在云南进步人士组织的各种集会上作报告，介绍形势，鼓舞大家共同进步。

起初，党内有的同志对争取团结象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偏见，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云南后又钻进了小楼，醉心于经史楚辞的研究，象他那样的人，能和我们走到一起来吗?就在这时，华岗带来了周恩来的指示，指出：象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华岗和其他同志，主动去接触和了解闻一多，多次同他开诚布公地促膝谈心，终于使他从长期徘徊苦闷之后，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走上了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行列。

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导下，经华岗等的辛勤工作，抗日后方各种不同经历、不同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团结，云南的民主同盟支部建立起来了，闻一多被推选为宣传部长，而且一直和共产党合作配合。甚至象龙云这样的人，也让他的儿子秘密参加民盟组织。云南民主运动的发展，教育和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为后来的“一二·一”运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积极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华岗还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对统一战线内部的一些错误倾向作了必要的斗争。例如，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对美国式的民主抱有幻想，企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结成“第三势力” ; 有些人主张把青年学生中的“民青”组织 (民主青年联盟) 作为民主同盟领导下的青年组织，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人同共产党争夺外围组织的企图。对此，华岗都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纠正了这些脱离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倾向，密切了“民青”与党的关系，并使更多的人认识了美国杜鲁门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反共反人民的本质。

在此期间，华岗对龙云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一九四四年，在川、滇、康等地曾酝酿过一场反对蒋介石迁都西昌的联合斗争，其中就包含着华岗等的工作成果。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由延安飞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问题。华岗应召由昆明到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了谈判工作。毛泽东在谈判之余与华岗亲切谈话，称赞他所撰写的《中国大革命史》说：“这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上海。华岗随周思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共代表团下面设立了一个上海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在民主党派、民族工商业家和外国驻沪记者中间展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华岗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上海工委的办事处设在上海马思南路一百零七号、对外称为“周公馆”的一座西班牙式的小洋房内。华岗在这里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六月二十三日，在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上海工委组织群众在上海车站召开五万人反内战的声讨大会，会后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推举马叙伦、阎宝航等十名代表前往南京政府请愿。代表到达南京后，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演成著名的“下关惨案”。

这年年底，北平发生了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各大学纷纷要求上街示威抗议。当时，中央指出要积蓄力量，准备长期斗争，周恩来又回延安去了，怎么办呢?华岗听取了学生方面负责人的详细汇报之后，与上海地下党同志一起进行了认真讨论，毅然决定支持学生们走上街头、声讨美蒋的滔天罪行。革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很快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约有五十万以上的学生相继举行了罢课和游行示威，形成一个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反美“抗暴”斗争的高潮。

华岗在这一时期，还努力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中的上层人物。他经常出入于国民党特务的包围之中，还要处理繁忙的机关工作。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工作。

全面内战爆发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代表团全部撤退，强制封闭了中共代表办事处。作为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华岗，坚持到三月初，才同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乘飞机撤回延安。他们到达延安时，受到毛泽东、朱德和先期回到延安的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慰问。

一九四八年春，华岗经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秘密从解放区到香港。他的任务是作为后备队伍，准备“香港工委”万一被破坏而无法工作时，由他继续进行工作。他在香港时，同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等著名的民主人士都有密切来往。这年五月，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筹备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华岗按照党的要求，协助香港工委积极争取民主人士回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当华岗准备陪同一批民主人士回内地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他却因患病不能启程，不得不继续留在香港治病。

(五)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华岗应党中央召唤从香港搭乘最后一班轮船返回内地。本来是计划先到上海，再到北京，但因吴淞口被敌机轰炸不能靠岸，轮船只得驶往青岛登陆。到了青岛，又由于健康原因，华岗不得不暂时留了下来。

在青岛，他受到当地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并且很快同文化教育界的同志发生了联系。当时，青岛刚解放不久，接管山东大学的军代表和一些著名教授经常到宾馆看望华岗，征求他如何办好山东大学的意见。华岗对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怀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他很想在青岛定居下来，长期从事教育和著述活动。有一次，他对前来探望的同志说： “如果不去北京，新学年开始后，我可以担任讲授《社会发展史》这门新课。”①这时，华岗还应青岛政协和中苏友协等单位的邀请，做了不少政治报告和学术报告，讲解“新民主主义文化”等问题，深为广大听众所欢迎。

当时的山东大学，急需一位既有革命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老干部来主持工作。于是，经山东省领导同志的建议，中央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工作。他开始以教授的身分给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讲授《社会发展史》这门政治大课。一九五○年春天，山东大学选举成立校务委员会，华岗当选为主任委员。一九五○年冬，原在济南的华东大学迁到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并于一九五一年三月成立新的山东大学，中央任命华岗为山东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以后，他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等职务。

新的山东大学具有五院十八系的规模，是一所文、理、工、农、医齐全的大学。华岗为办好这所大学，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首先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为了改变师生员工的思想面貌，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思想毒素，急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当时政治理论课教师又十分缺乏，华岗便亲自抓政治理论课教育。他给全校师生员工讲授《社会发展史》、《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政治大课，还结合形势和任务定期给大家作时事政治报告，引导大家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学习革命理论，明确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思想觉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山大师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担任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曾多次对人说： “我解放初期在山东大学，本是埋头搞科学研究的。华岗同志曾多次登门来看我，与我促膝谈心，之后我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了。”他还说： “后来我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在生物研究中有了新的突破，是由于华岗校长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我懂得了辩证法，所以在科学研究中作出了成绩。”

在学校领导工作中，华岗强调学校要“以教学科研为中心” ，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抓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上。他认为总务后勤工作必须为教学服务，政治思想工作更应环绕这个中心。那时，山大校园内的中心建筑是“六二”楼①，校部办公室就设在里边。华岗提出： “六二”楼大部分应归教学使用，办公室用房只能占很少部分，凡与教学无关的用房，应尽量缩减。一九五二年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时，华岗主张：校内进行“三反” ，首先是要把那些教学上的浪费反掉，各院系应首先检查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形式主义、脱离实际、教条主义等。他带领校部干部，深入院系检查教学设备、教材上的浪费情况，发动师生员工起来揭露旧教育的危害，清扫旧教育思想，洗涤旧山大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为进行教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华岗十分重视系科的调整及专业课的设置和改革，加强重点课程的建设。解放初，山大的文学院内中文和历史合在一起叫做文史系，华岗支持文、史分开，单独成立中文系和历史系。为了加强师资力量，特地聘请了几位著名教授来校任教。鉴于以往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施，中国史以古代史为主，而世界史又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情况，在华岗的倡导下，山大新成立的历史系，一开始就着手扭转这种偏向，突破过去的老框框，一方面加强中国近现代史，一方面加强对亚洲及周围国家的研究。同时，决定开设《苏联史》和《美国史》。在中文系，华岗支持开设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相当于后来的《现代文学史》) 。他还聘请了几位校外作家和学者来兼课，以提高教学质量。华岗带头研究鲁迅，并在中文系组织成立“鲁迅研究”小组，开设鲁迅研究课。

对于理、工、农、医，他同样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强调这些院系的教学工作应同国家建设需要相结合，首先和青岛及山东的建设事业密切联系起来。他在校刊《新山大》创刊号上提出：“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法，培养热爱祖国及具有高级文化水准，能够掌握现代科学与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这就是目前我们新山大的方向和任务。”①

为了把学校办好，把教学与科学研究搞上去，华岗并不满足于自己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造诣，还挤出时间，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中去，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和钻研物理学和生物学。他曾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辩证唯物论与物理学》，对哲学与物理学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以回答当时理科某些教师提出的质疑。

在教学工作上，华岗坚持亲临第一线，深入院系，与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课程改革。他不仅亲自为全校师生员工讲授政治理论课，而且还带头为历史系和中文系开设 “中国近代史专题”和“鲁迅研究”等业务课程，培养训练学生科学研究的能力，并且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教师，成为这些课程的骨干力量。

华岗在山东大学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主持创办了山大的学报《文史哲》杂志。《文史哲》刚创刊时，经费很困难。他为了不增加国家负担，自己带头捐款，支付印刷费。他还兼任《文史哲》杂志社的社长，亲自审稿，并带头写稿。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一九五四年，文科两名学生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许多报刊不予发表。在华岗的支持下，《文史哲》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的重视，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文史哲》在华岗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大家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国内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刊物。陈毅曾称赞说： “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和研究，为国家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材，而学报正是检验这种成就的标尺。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群起仿效。”①

从华岗担任校长时起，山大每年校庆都要开科学讨论会。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五年初，山大连续举行《红楼梦》研究的大型讨论会五次，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两次。一些大型的讨论会，华岗都亲自参加。他善于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自己发言，既不强加于人，更不以势压人。在学术上提倡发表不同意见，开展自由讨论，在当时的山大已初步形成了一种风气。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当时在山大就同时存在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以及魏晋南北朝封建说等几种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推动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不断发展。

华岗十分关心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他除了通过政治报告和大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外，还具体地指导和帮助学生如何学习。他经常接待学生来访，有时还参加学生的班级活动。他在一次接待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来访时，鼓励他们“要始终保持饱满的革命情绪，不要因为安定的日子而松弛”，要有目标，有计划地学习，要持之以恒，讲究方法。华岗对学生的体育文娱活动也十分关心，曾把自己的一部分稿费捐赠给学校，为学生们购置文体用品。

华岗十分注意在校内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前后，山大有一批国外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华岗没有因“海外关系”而歧视他们，而把他们视为办好学校、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安排他们到适当的岗位上，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例如生物系陈机教授，曾获里昂中法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解放后担任了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工会主席、生物系主任。他回忆说： “每次同华岗校长谈话，都受到不少启发，他从不板起面孔，用一套理论往你脑子硬灌，而是循循善诱，潜移默化。他同知识分子谈话，总是鼓励多于批评，从他家里出来，心里总觉得有一股向上的力量。”华岗很善于团结知识分子。那时，山大的两位副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都是非党人士、著名学者，华岗很尊重他们的职权，也很重视他们的学识。凡是学校的重大兴革事项，都同他们共同商量，一起作出决定，由各方分工去办。他的民主作风，深得广大师生员工的称赞。一些曾在山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说： “那时教师们对华岗同志毫无隔阂，思想上随便聊，学术上谈得拢。他常到教师中去谈心，很多学生也常成为他家的座上客。在他带动下，山大的党政干部深入基层，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极大地推动了工作。和华岗同志相处过的人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和颜悦色，即使你提的问题或作的事情错了，他也总是心平气和讲明道理，从不训人，使你觉得可亲可敬。他真是党的一位老干部，好同志，我们的良师益友。”①

华岗在山东大学期间，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努力搞好教学科学研究。在他的主持下，全校上下一致，生气勃勃，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师生们赞誉华岗是“懂政策、有能力、会办学”的好校长。

(六)

正当华岗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可以运用他丰富的学识和经验，为党和人民做更多工作的时候，却突然意外地遭受诬陷，竟以冤案而身陷囹圄。

一九五五年秋天，在全国“反胡风反革命集团”②及肃反运动高潮中，华岗被认为与胡风有关系。同时，山东党内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因过去和向明一起坐过牢，解放后又在青岛工作与向明有过接触而受到牵连。因为他不肯昧心揭发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问题，而竟无端地也成了这个“集团”的成员，突然失去了自由。

那年八月，事情发生之前，华岗还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刚结束，山东省委负责人找华岗谈话说： “青岛市委正在揭发向明问题，你们关系密切，可是至今没有看到你一份揭发材料，回去后须认真揭发交代。”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华岗冷静地回答： “我一定实事求是，有就揭发。”回青岛后，他明知道“不揭发”的严重后果，但仍表示： “我不能凭空捏造事实去陷害自己的同志。”结果，不久他就以“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一九五七年送往北京。到一九六五年，整整审查了十年，始终未查清他的“罪证” (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罪证) 。但是，最后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公民权七年。随后，他被押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

华岗在被审查和关押期间，刚直不阿，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坚贞不屈的品质。在隔离审查期间，专案组三天两头审问他，并且动员家属子女来劝说，他始终只是一句话： “我没有罪可服” ，“那些罪状都是他们强加于我的，不是事实! ”被判刑后，监狱领导每天找他谈话，说只要他好好“服罪” ，就可以争取“提前释放”或“从轻处理。”华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只相信真理，我无罪可服! ”正因为这样，他被认为“态度严重恶劣”，“顽固不化”。因此，非但不能从轻，反而一再地加重处理。一九六二年，山东的所谓“向明反党集团”问题已经弄清，这个所谓“反党集团” 的成员一一得到了甄别平反，而华岗却连甄别的资格也没有。一九六五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从一九五五年被捕之日算起，到一九六八年本应刑满释放，而又值“文化大革命”，刑满仍留在监狱，遭受更加残酷的迫害。

对于这一切，华岗始终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他坚信党迟早总会有一天搞清楚他的问题，坚信我们党一定会恢复自己的老传统，实事求是对待一切问题。他虽然被剥夺了自由，但始终没有停止为党工作。他曾对人说： “只要有一口气尚存，我就要为党为人民工作。”他在狱中仍用马列主义对各种问题进行探讨，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进行研究和写作。狱中不准许写有关政治的文章，他就写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著作; 不准许用钢笔写，他就用毛笔写。他本来眼睛高度近视，在狱中关押多年，近视又有加深，读书和写作非常吃力。然而他却整天眼不离书，手不离笔，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写着，日积月累，写下了许多著作。《规律论》是他在狱中完成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哲学著作，可以说是他晚年的一部力作。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曾对人说过： “现在学术界某些题目还没有人注意研究，如客观规律问题，而这是对党的事业有重要意义的，我一定要努力写作来完成它。”

作为党的思想战士，紧扣着时代的步伐来著书立说，这是华岗一贯的优点。他虽然身处含冤莫伸的幽禁之中，思想上仍然没有离开党的事业，没有落后于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为党取得的每一个成功而高兴，为党遭受每一个挫折而忧心。他把这些思虑凝结在自己的哲学探索中。在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生曲折的时期，他抓住了研究客观规律性问题这样一个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哲学课题，是很有见地的。他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 “规律和法则都是科学用语和哲学用语，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要使用它，可以说在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场合，都离不开规律或法则这个概念和范畴;但社会上对于规律或法则这个概念和范畴的涵义却常有不同的了解和分歧，误用和滥用的现象甚为普遍……为了澄清这些分歧和克服这些不合理现象，有必要对规律问题进行一番较有系统的科学研究。”

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给规律的客观性下一个判断，而是引用了大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包括科学史、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多方面的材料，进行论证。为此，他付出了十分艰巨的劳动。他读了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写了大量笔记。对于一个原来并非专攻自然科学的学者，要贯通和处理如此众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实在是很困难的，更何况华岗要克服的远远不只是知识上的困难。但他还是顽强地坚持下来了，年复一年，勤奋学习，长年累月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事艰辛的脑力劳动，终于完成了《规律论》这一丰硕的成果。

除了《规律论》外，他还完成了《美学论要》、《自然科学发展史纲要》、《科学的分类》、《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五、六部著作，总共近百万字。这些都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党和人民作出的新贡献，也是他为革命后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九六七年以后，华岗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更加严重的迫害。他在狱中原来稍受照顾的待遇，也被完全取消了。他和一般犯人一样，住到大牢房，白天要到田地里劳动，晚上躺在拥挤不堪的铺位上，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他的健康状况也随之日趋恶化，不得不停止了写作。但他仍然深深地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关心他工作过的地方和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停课、停产、武斗等混乱局面表示很大的担忧。他说： “国家怎么能搞成这种样子?这样子一旦打起仗来，怎么能抵抗外来的侵略?”他也很关心国际局势。作为一个有几十年斗争经验的老共产党员，他对苏联及国际上一些重大问题，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分析。

在狱中，华岗对周围的人，态度始终是热情和蔼的，从不发什么怨言。人们有事求他时，他总是尽力相助。他生活得十分艰苦，自己的一点点生活费，除了帮助有困难的人外，大部分用来买书本和笔墨纸张，却舍不得添一件象样的衣服。他身边留下的，只是一本本认真书写的整齐的文稿和一叠叠精心制作的卡片和标鉴，几只装满了书报的柳条包，还有他亲自用粗针密线缝补过的衣衫、鞋袜……。狱中的一位政委对华岗的为人品德非常钦佩。他回忆说： “华岗同志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尽管对某几个人有意见，但对党从无一点牢骚和不满，时时处处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努力学习，注意锻炼，主动劳动。他一心向往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为党的事业贡献毕生的力量。”

由于多年狱中生活的折磨，华岗多种疾病并发，一九七一年初由监狱送回家治病。经过大约一年的治疗，华岗病情稍有好转。这时已快临近春节，他考虑到自己“重罪在身”，不忍心拖累家人，同时，也考虑到全家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多有不便，便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在春节前夕又回到了监狱。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七日，华岗病情加重，在狱中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九岁。

粉碎“四人帮”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认为过去判处华岗的“罪证”失实，应予纠正。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四月十日，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五月二十二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同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七月五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为华岗举行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悼词对华岗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指出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人民无限热爱，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华岗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的。

作者附记：

此文写作，得到华岗同志亲属和战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淡滨若和华景杭同志提供了有关资料，王启新同志曾帮助对初稿进行校阅和打印。特此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注释

①周闪耀: 《北伐前夕宁波学生“拥经亨颐”的斗争》,载《浙江革命史料》198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特辑。

②1983年12月3日访史永记录。

①潘念之1983年接待谈滨若访问时的谈话记录。

②一,组织外交后援团; 二,致电外交部为“五卅”惨案提出抗议交涉; 三,致沪各公团继续斗争; 四,警告上海领事馆及本埠英领事馆和外侨; 五,电慰死伤学生和工人家属; 六,组织募捐团,给上海工人以经济援助; 七,通电各报馆及各公团一致声援; 八,定期举行大规模示威并分组出发演讲; 九,通函宁波所属各县举行游行示威; 十,出版刊物。

③李绾卿是宁波《四明日报》的主笔。以他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分子假借“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国民党统一”,“一致对外” ,叫嚷“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①陆定一1983年4日15日在一次征集党史资料的座谈会上,讲到华岗的这一段革命活动时说: “从1925年我就同他一起在青年团里工作,他当时是上海青年团干部中的 ‘四大金刚’之一,他很有学问。”

②华岗: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自序。

①廖盖隆: 《华岗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

①任作民: 《两次被捕情形》,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省志资料》1959年第3期。

①石西民: 《忆第一任总编辑华岗同志》,《新华日报的回忆 (续集) 》。

①许涤新:《忆华岗同志》,载1980年7月10日《光明日报》。

②熊复: 《时代哲学思索》,载1982年6月4日《人民日报》。

③石西民: 《忆第一任总编辑华岗同志》,《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

①②华岗: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增订本自序。

①楚图南: 《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载1980年6月21日山东大学校刊。

①罗竹风: 《悼念华岗同志》,载《柳泉》1980年第2期。

①“六二”楼是山大校园内最高最大的建筑, 因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而命名。

①见《新山大》创刊号题词,1951年3月。

①1951年暑假,陈毅在上海一次招待华岗的便宴上的讲话,见罗竹风: 《悼念华岗同志》,《柳泉》1980年第2期。

①张惠等: 《怀念我们的良师益友》 ,载1980年7月6日,山东大学校刊。

②“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某些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实事求是的复查,已于1980年9月宣布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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