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黄学增人物传,黄学增生平事迹,黄学增评价

Posted 2022-05-06 物

篇首语：引诱肉体的是金钱和奢望，吸引灵魂的是知识和理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黄学增人物传,黄学增生平事迹,黄学增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黄学增人物传,黄学增生平事迹,黄学增评价

黄学增是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齐名的广东四大农民领袖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广东西江和海南岛武装起义的一位领导者、海南岛红军和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九年七月，在海口市英勇就义。

成长

黄学增，小名阿贵，学名学曾，后改名学增，公元一九○○年九月十四日出生于广东省雷州半岛上的遂溪县乐民区敦文村。

那时候的雷州半岛，以干旱贫瘠著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佃农所耕，“大半数是旱田，一年两造，早造种禾，晚造种薯。其收获之谷，完全交与田主，收获之薯，则归佃农”①。地主阶级除了通过重租剥削农民，又通过高利贷对农民敲骨吸髓。黄学增故乡乐民区的地主黄海舟，放债年息百分之一百，农民借债半年后，就要交纳年息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垫利”，无钱纳息的，“垫利”即转为“母本”计息。以借款一百元、借期一年为例，年终还本纳息总额的计算方法是： 100(母本)+50(垫利)+75(母本和垫利在后半年里的利息)=225，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五①! 地主的盘剥，使不少农民被迫卖儿卖女，逃亡他乡，有的自卖为“猪仔”，出洋做苦工，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黄学增的家庭，是雷州半岛上无数贫苦农家之一。他小的时候，家里七口人，只有四亩瘠薄水田。父亲黄英如在家务农，母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一家勤劳耕种，所收不足糊口。大哥学颜有力气，兼替别人长途肩挑，挣点血汗钱养家。四弟学孟，少年天折。黄学增七、八岁起，就割草打柴，或到海边捉鱼虾，地里拣甘薯，还替人看牛养鸭，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他很会养鸭，一个人看鸭三百多只，鸭子都听他口哨指挥，从不丢失。父母亲见他小小年纪就勤劳敏捷，知道为家庭分忧，心里感到高兴。辛酸的家史，苦难的童年，乡亲们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情景，在黄学增幼小的心灵里烙上了深深的印痕，也培养了他刻苦耐劳、刚强不屈的个性②。

十三岁时，黄学增才开始进入本村私塾读书。私塾里读的是《三字经》和《四书》，唯求识字，不求甚解。十六岁以后，他转入乐民小学和雷州中学，读的是《国文》、《算术》等新课本，学习一些当时称为“西学”的近代科学基础知识，并陆续从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强租广州湾的英勇斗争故事里，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

一九一九年，黄学增结了婚，妻子苏莲也是穷人家的孩子。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父亲又得了病，一九二○年春，黄学增被迫辍学回家耕田。一些亲友觉得可惜，表示愿意资助他去广州求学，父亲也决定全家节衣缩食，极力支持。于是，黄学增在这年夏天，考上了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他告别了父母和乡亲，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一千华里到了广州市。

此时的广州，马克思主义在广泛传播，各种新书刊象雨后春笋，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尝试着同工人群众相结合，青年运动也在蓬勃开展。黄学增在这种热烈向上的环境中，除了认真学好功课之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并很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还参加了中共广东支部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杨匏安、张善铭等人一起，成为这个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通过投身各种进步活动和斗争，黄学增的思想出现了飞跃，从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知识青年，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一九二二年，黄学增由团转党，成为中共党组织的早期成员之一①。

一九二三年初，黄学增同雷州青年韩盈等人发起组织了雷州留穗同学会，团结雷州三县在广州读书的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还邀请高州、琼崖在穗学生，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他俭朴好学，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有时家里寄来一点钱，自己舍不得花掉，但为了帮助同学解决困难，却一点也不吝惜。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信赖他。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起，黄学增开始从事农民运动。这年秋天，他接受党的派遣，到广州附近的花县农村，秘密建立党组织; 又同在那里工作的阮啸仙、周其鉴等一起，深入农村宣传发动农民，筹备成立农会。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有力地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时，黄学增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花县的工作，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也有了显著的进展。四月，中共花县支部正式成立，并陆续在九湖、元田、宝珠岗、象山、东坎㘵等地组织起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反封建斗争。

一九二四年七月，黄学增被选送到彭湃主办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并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农讲所毕业后，他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 十月中旬，他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候补委员，分工担任工农部助理; 以后又到中共广东区委会担任农委委员。黄学增活跃在广东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为广东农运的兴起而奋斗

一九二四年八月，黄学增在农讲所毕业后，再次被派到花县工作。花县是当时农运重点县份之一，中共广东区委对花县农运相当重视，曾陆续派过彭湃、周其鉴、阮啸仙、何友逖、高恬波 (女) 、韦启瑞等到那里去。黄学增在花县连续工作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他和上述先后到过花县的同志互相配合，协助当地农运骨干，发展农会组织，领导农民斗争。十月十九日，花县农民协会在九湖乡举行成立大会，六千多名会员和农民自卫军荷锄荷枪出席，还邀请了贫苦农民数千人到会，农民革命声势大振。县农协成立后，立即领导农民向地主土豪开展斗争，实行减租，取消“批头”剥削和送租、送礼等苛例，并决定把地主土豪控制的“猪屎会”的收入款项，收归农民协会管理。

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地主土豪的仇视。他们勾结县长江侠庵，发起组织了花县田土业权维持会(即地主会) ，成立民团，购买武器，准备反扑; 同时还搞所谓“不认亲”，禁止亲戚同农会会员来往，连出嫁的女儿也不准返回娘家，妄图以此孤立农会。十月底，地主武装五百余人进攻九湖乡。当时在九湖乡的农民自卫军只有六十人，无法抵抗。黄学增等率队撤离，把县农协办事机构迁到鱼苟庄，并决定用“猪屎会”所收款项购买枪枝，扩大自卫军，保卫农民协会。但这件事受到县农协管理财政的王锦昭阻挠，数议不决。后来查清王锦昭是地主会安插在县农协里面的代理人，黄学增遂与王福三等，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带领少数农军前往凤岭村把王锦昭抓了起来。归途中，他们被地主江锦堂带领的民团堵截，双方发生激战。农军人少，王福三壮烈牺牲。为了避免损失，黄学增指挥农军向元田村撤退; 在元田群众的掩护下，才安全回到了鱼苟庄。等民团向鱼苟庄进攻时，黄学增等已调集农军严阵以待，把敌人击退，保住了花县农民协会。

花县早期农民运动，锻炼了农民群众，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那里的地主豪绅势力十分强大，且同广州的反动商团互相勾结而成为商乡联团，疯狂向农民进攻。因此，正在发展的花县早期农民运动遭到了挫折。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黄学增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会上，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全省农民统一在省农协的指挥之下，开始有系统地组织和行动，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以实行减租和反抗民团压迫为主要内容的“广东农潮”。据十月份统计，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已从二十二县二十二万人，迅速发展到四十县四十六万五千人。

广东农民运动是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在革命实践中，黄学增深切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和农民必须结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势力的联合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他代表省农协向省港罢工工人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广宁农运受到地主土豪严重摧残的情况时指出：“在现在国民革命当中，工农两阶级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工农两阶级要有很亲密的结合”。他还宣布，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将特设工人讲习班，吸收工人参加学习后分配到农村去支援农民运动，“务使工农阶级实行结合以打倒帝国主义”①。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际活动中，黄学增注意动员农民支持工人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他以省农协代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协助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前往宝安县沙井，查办土豪劣绅偷运粮食、破坏禁运、殴打纠察队员、扰乱罢工的事件时，曾遭土豪民团的武装袭击，脱险而回②。后来他在南路工作时，也很注意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同时积极开展职工运动，组织各县农民协会支持省港罢工，站岗放哨，封锁港口，查缉仇货，打击土豪劣绅和不法官吏破坏罢工的活动。

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在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十分恐慌，加紧反共反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黄学增和宋庆龄、蔡如平、刘尔崧、韦启瑞等九人，代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出席了这次大会，黄学增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农民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查农民问题提案和《农民运动决议案》。

一月十八日，黄学增向大会详细介绍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的内客。这个决议案指出： “中国国民党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动亦须根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①。为了反击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保护农民利益，保卫农民运动的发展，黄学增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决议案里提出的取消各地民团局和民团武装、惩办反动防军和不法官吏、禁止高利贷和苛捐、规定最高租额、取消押租和上期租、取消田赋附加捐、制止预征钱粮等二十一项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措施。

会议期间，高要县地主土豪卢沂川、梁荣邦等，纠集广宁、德庆、高要三县民团五百人和黑社会组织“神打团”及土匪三千余人，于一月三日至五日包围领村、波河、料村等处，先后打死打伤农军和农会会员一百多人，史称“高要领村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农委指示黄学增、蔡如平，韦启瑞等人，根据各地接连发生的破坏农会、屠杀农民的事件，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山、南海、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案》，要求大会审议。接着，黄学增以农民问题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向大会报告了对该提案审查的经过，并提出了火速派得力军队前往救护农民、解散匪团、缉拿祸首、召集流亡、赔偿损失等五项措施①。大会经过讨论，认为“提议人所具理由非常充分” ，准予立案，通知国民政府，指派当时驻在肇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即叶挺领导的独立团) ，迅即出兵到领村，镇压地主民团的叛乱。叶挺奉命率队开抵领村，在广宁、高要两县农军和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击溃了三、四千民团和神打团反动武装。此举推动了高要县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乡农民协会从二十九个增加到七十二个，农民自卫军也从九百人发展到一千六百多人。

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工人领袖刘少奇在长沙养病，被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扣押，党和各界社团开展了声势很大的营救活动，到国民党“二大”开幕之后仍未获释。一月七日，黄学增在全体会议上带头斥责了赵恒惕的罪行，指出“湖南工人领袖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大会)应有表示”②，办理营救。大会讨论了黄学增的提议，认为赵恒惕此举，是军阀摧残工人运动的一个严重事件，决议通电要求赵恒惕立即放人。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强大舆论压力和多方营救之下，刘少奇终于在一月十六日获释。

国民党“二大”的选举结果，虽然未能形成左派的优势，但由于出席大会的林祖涵、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杨匏安、黄学增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坚持正确的斗争，加之当时的整个革命形势正处在高潮阶段，因此仍然使大会“作出了最进步的宣言决议，并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动分子，执行了党的严厉纪律，这才把孙中山死后动摇了的国民党基础稳定住”①。黄学增在会上旗帜鲜明，斗争坚决，在反击右派对工农运动的攻击污蔑、打击地主阶级对工农运动的破坏活动、制订决议和措施保护农民运动继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时候，广东省农民协会决定将全省划分为七个区域，设立六个派出机关——办事处，以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黄学增被委派为南路办事处主任，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底到南路开展工作，同时仍然对全省农民运动发挥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至十五日，黄学增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秘书长，主持大会会务。他日夜辛劳，为开好这次会议付出了许多精力。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案三十项，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修正章程》。会议的宣言、决议案和章程等文件，秘书处都参与起草、修改，然后提交大会讨论通过。这些文件对后来广东农民运动起着指导作用，也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各地农民运动高潮提供了借鉴。大会选举黄学增和罗绮园、阮啸仙、彭湃、周其鉴、韦启瑞、杨其珊、蔡如平、原基、郭竹朋、朱观喜、薛六、钟耀龙等十三人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分工协作，指导广东农民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据当年十月统计，全省已有七十三个县、七十万农民组织起来，到了第二年三月，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又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①。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战争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极端仇视日益深入发展的工农运动而纷纷站到反革命方面去。他们把广东各地农会说成是“今日之大患” ，要求“军事当局加以严厉处分”②，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以“维持后方治安”和“维持北伐军饷”为借口，限制农会活动，强行预征钱粮，甚至公然收缴农会枪枝、解散农会组织、杀害农运负责人。于是，广东出现了一股由不法官吏、驻防军反动军官和地主土豪勾结起来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逆流。为了严肃批评国民党的这种反动行径，黄学增深入到斗争激烈的电白县农村进行调查，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写了《为电白农民求救》一文，集中揭露了电白县地主土豪和民团武装两个月来在儒寮、那笈、博贺、蛋场、井头坡各乡，围攻、捣毁农民协会，捕捉农会负责人，吊打农会会员，夺回批耕田亩，重新成立“联团” ，向农民勒收谷捐等罪行。黄学增深深感到国民党内部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地主、民团的破坏活动，是同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和站在反动立场的地方官吏们怂恿、支持、互相勾结分不开的。他在文章里激愤地质问道： “国民党的政纲，不是扶助农民的吗?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一次第二次宣言与夫迭次通令，不是给予农民以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之自由，并保护农民之利益的吗? ……奈何二个月来电白的地方长官绝不惩戒或制止土豪劣绅地主们此种不法行为? 农民的哭声已震动了全电自县，也许冲到他们衙门去了，难道他们还听不着?或者是和土豪劣绅地主们一样的异口同声说 ‘农民该杀’ 罢了! ”①接着，黄学增出席了八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任会议秘书长，主持会务。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派代表瞿秋白、张国焘到会，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共广东区委致函会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革命”②。会议着重讨论了北伐开始以后广东农民运动的形势和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广东农民目前的最低要求，通过了十五项重要决议案以推动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发表了援助电白、东莞、花县等地农民斗争的通电。会后，举行千余人的游行示威，黄学增被推举为请愿代表，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摧残农民运动的地主豪绅、右派官吏和不法军队，保护农民运动的发展。

为了鼓舞全省农民继续战斗，黄学增在廖仲恺死难周年前夕发表纪念文章，指出仲恺先生是为工人农民的利益奋斗而被反革命派暗杀的。但是，“死的只是仲恺先生的躯体，仲恺先生的精神——奋斗精神还是永远存在”。文章号召农友们深刻认识仲恺先生死的意义，永志不忘，继续完成他为之奋斗而未完成的事业，“拼命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地主土匪、一切反革命派继续奋斗。我们是要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夫自己本身之完全解放”①。

一九二六年冬，国民党右派势力进一步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反动逆流所吓倒，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迁就让步。针对这种情况，党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撰写文章，批评右倾错误。十二月二十三日，黄学增也写了《读宫俊先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后》一文，以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态度，论述了同当时革命现实有密切关系的三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共产党的最高目标及其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五个步骤; 共产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文章说：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间一部分最觉悟、最忠实、最勇敢、最奋斗的组织”，它的最高目标，“是本着马克思科学的共产主义，依据共产主义实现的步骤，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 。黄学增在论述共产党的最高目标的时候，并没有把当时的国民党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要求加以推翻，相反，他承认国民党也是“为人民解放的先锋队” ，因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阶段应同国民党实行合作。接着，他明确地申述了这种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产党在这个合作中所采取的政策。他说，“这个合作，是要坚坚实实使中国各阶级民众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压迫底下解放出来”。共产党“根本的主张，虽然是社会革命，但是在目前的主张，却是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当中，它虽然是特别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也不忘记其他阶级的利益(各阶级共同的利益) 。所以，共产党不但是人民解放后盾的将领，而且是人民解放的急先锋”①。这篇文章阐述了共产党的政治观点，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攻击，有利于消除统一战线内部一些人的疑虑，有利于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

南路农运的领袖

一九二六年二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黄学增的主要革命活动，是在南路领导农民运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来，广东省委的文件在称彭湃为“海陆丰农民领袖”的同时，也称黄学增为“南路农民领袖”②。

当时的广东南路包括十五个县二个市 (现在属广东的有阳江县、阳春县、茂名县、信宜县、化县、廉江县、吴川县、电白县、遂溪县、海康县、徐闻县、梅菉市，现在属广西的有合浦县、钦县、灵山县、防城县、北海市) ，由于地区偏远，农运干部缺乏，农民运动沉寂。

一九二六年初，国民革命军南讨结束，广东统一，南路农民运动开始进入公开发展时期，黄学增从广州回到南路开展工作。三月七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在梅菉正式成立，黄学增是办事处主任，又是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和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 (该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潘兆銮于八月离开南路，工作由黄学增负责主持) ，全面地领导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广东南路革命斗争。

当时党的组织是不公开的，整个南路，党员只有几十人，他们多数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少数以国民党党部筹备员的身份，分散在各县工作。黄学增依靠这些同志，在一些重点县、市，挑选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农运积极分子吸收入党，秘密建立党的支部或小组。一九二六年春夏之间，阳江、吴川、梅菉、廉江、遂溪、海康等县市党支部先后成立。由于这批南路最早的党组织的建立，加速了重点县市的农运、工运、青运和妇运的发展步伐。

黄学增还利用当时革命统一战线采取“党内合作”形式这一有利条件，尽可能把党的干部安排到有关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去，负责重要的工作。党员薛文藻、陈克醒、杨枝水、钟竹筠等，同时在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省农协南路办事处里面，分别负责党务、农运、宣传、妇女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党员朱也赤被委为茂名县农协筹备处主任，兼国民党茂名县党部宣传干事。遂溪、海康、廉江、阳江、吴川、化县、电白、信宜、北海市郊等县市的农协筹备工作，是由党员黄广渊、黄杰、周永杰、谭作舟、陈信材、卢宝炫、邵贞昌、梁本荣、江刺横等分头负责。南路农运的最高领导机构——南路办事处的领导成员 (主任黄学增，书记韩盈，委员先是苏其礼，后是梁本荣)也都是共产党员①。与此同时，黄学增、潘兆銮等还对南路各级国民党组织进行了认真的改组，使之适应革命的需要。这些措施，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黄学增回南路不久，就仿照农讲所的经验，采取办学校、办讲习所和补习班的形式，在短期内培训了一批本地干部。四月间，他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发起举办了一个梅菉市宣传学校，招收学员五六十人，讲授社会进化史、工农运动史等课程，每周上课二次，学习时间三个月①。同月，在海康县城三圣宫举办雷州宣传讲习所，招收学员六十人，学习时间三个月，主要课程有社会进化史、国耻小史、中国革命史、演讲须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党组织法等。在雷州宣传讲习所开办的同时，还在雷城举办了一期工农补习班，吸收工运、农运积极分子进行短期学习后随即派出工作②。随着干部问题的逐步解决，以农运为中心的南路革命运动，也在一九二六年夏天进入了高潮。

为了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黄学增在南路办事处成立初期，主持了一次有组织的、深入的社会调查。这次调查不是单靠个人去做，而是依靠集体力量，即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和全部农运特派员一齐参加，划分范围，分工协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黄学增自己眼睛深度近视并患有严重胃病，也带头深入一些区、乡，找农民谈话，找国民党党部筹备员谈话，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并集中各调查人员在各地调查所取得的成果，写成了三万五千多字的调查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③。这份调查报告反映了高、雷地区九个县的社会情况，内容既广泛又具体，包括农民经济状况、农民政治状况、农民文化状况、农民运动状况等方面，而以农民运动状况作为调查的重点，分县记述。调查报告对遂溪、海康两县的记述尤其具体，每一个乡农民协会的名称、成立时间、会员人数、农民自卫军人数和武器类别、武器数量等，都有记载。由于有了第一手的调查材料作依据，因而黄学增能够从南路各县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具体的工作任务和采取可行的办法，领导农民运动向前发展。

南路办事处成立不久，领导了吴川县农民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吴川第五区农民，多以种蒜为业。军阀邓本殷统治时期，该县署曾拟向农民抽收蒜头捐和蒜串捐，但未及实行，邓本殷势力即被驱逐。土豪李咏益乘机勾结新任县长苏鹗元，以一千元承包了该项捐税，然后巧立名目，苛抽竟达一万元之多，农民饱受敲榨剥削，痛苦不堪言喻。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该区农运领导人、共产党员李士芬，联合四十八个乡的农民代表五百多人，到梅菉向南路办事处、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政治处请愿，要求取消蒜头捐和蒜串捐。苛捐杂税是压在南路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除 “正捐正税”之外，还有各种附加捐和苛例，如屠宰捐、筵席捐、过境捐、担头捐、榨糖捐、酿酒捐、捕鱼捐、牛头牛皮捐、麻蒜薯瓜捐、警察民团捐等等，名目繁多，苛细残酷。黄学增抓住这个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尖锐问题，以办事处的名义写信给苏鹗元，要求贯彻扶助农工政策，“顾念政府，体恤农民至意，克日将该蒜头捐取消”①。但是苏鹗元怯于土豪势力，托词推诿，不肯办理。黄学增很气愤，亲自到县署找苏鹗元，据理力争，指责他身为国民政府所委任的县长，却仍然维持军阀时期的苛捐杂税，对国民政府废除苛细杂捐、扶植农工的政策置若罔闻，并且严肃地申明，如果不立即宣布取消此项捐税，南路办事处将按照法律程序上诉。这时，各区农民代表亦齐集县署示威，终于迫使苏鹗元下令取消了蒜头捐，接着又取消了蒜串捐，并附带取消了壳灰 (肥料) 捐。吴川 “反三捐”斗争的胜利，在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农民从中看到了团结的力量，纷纷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反对苛捐杂税，并提出田租减百分之二十五、借贷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等要求。

农民运动刚刚兴起，地主土豪和反动民团就互相串通勾结，极力造谣破坏，说设立农会是为打仗的，为抽人头税的;有的豪绅还设立假农会，强迫农民参加; 有的则混入农民协会，企图控制操纵。针对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黄学增领导南路办事处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打击，保证农民运动的发展。三月底，办事处免去了大地主卓子藩窃据的海康县第四区农协候补委员兼肇榄乡农协委员长等本兼各职，逐出农会，不准列名会籍①，同时清除了卓子藩的亲信，改组了肇榄乡农会，使之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不久，黄学增又通过电白县署，把恐吓申请入会农民、派团丁持枪强迫农会会员退会的电白县第三区黌花乡民团团董李公録扣捕法办，乘势裁撤了第三区黌花、文山、儒寮、牛眠、福船岭等各乡民团，惩办不法团董，收缴团保局公款、枪枝，全部拨给第三区农民协会，在各乡建立农民自卫军②。

黄学增在领导南路农民运动时，比较注意对农民进行纪律教育和团结教育。平时，他常到各区、乡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去进行政治教育，批评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宗族主义、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要求各级农民协会注意团结，服从指挥。对于违反纪律、妨害团结的现象，坚决批评教育，及时制止。四月初，海康县第六区农民自卫军由于同第四区农民自卫军发生了村族方面的“无意识之争” ，擅自缴了第四区农民自卫军的枪械，造成双方不和。事情发生后，黄学增严肃指出第六区农民自卫军此举“显违纪律” ，要求第六区农民自卫军还枪、放人、撤防、道歉，双方“言归于好，俾巩固本阶级之势力”。他还派农运特派员陈钧达前往调查处理，“务使革命势力不致分裂为主，如双方不能体谅此意，惟有执行铁的纪律，极力淘汰”①。

一九二六年秋，南路办事处从梅菉迁到高州。这时候，革命进一步深入，反动势力也在蠢蠢欲动。南路国民党组织里的旧官僚政客和地主土豪，同那些逐步趋向反动的县长和驻防军军官们勾结起来，疯狂摧残农民运动。九月十日，海康县英利民团保卫局长邓志圣，勾结县长苏民和驻防军营长陈公侠，派兵包围海康县农民协会所在地“宾兴馆”，逮捕了农运特派员程赓，并秘密加以杀害。苏民、陈公侠还联名发布了《维持治安通告》，不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集会和收缴民团枪枝，违者按“扰乱后方” 罪论处! 黄学增采取坚决的态度处理这件事。他公开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调集遂溪县第六区农军到遂溪、海康两县交界地段，防止事态扩大; 又通过海康县农民协会和青年同志社、妇女解放协会等团体向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撤办县长苏民、撤办营长陈公侠、缉办劣绅邓志圣、抚恤程赓家属等四项要求。不久，苏民终被撤职，陈公侠亦被调离海康。

从此以后到年底，黄学增同韩盈、梁本荣、朱也赤、钟竹筠等深入茂名、信宜、廉江各县农村，通过开会、演讲、演白话戏、印传单、出墙报、写标语等方式，发动农民起来组织农会。在茂名县，他们支持云炉、莲塘等五乡农民斗争了大地主梁竹铭，并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咨会茂名县署，将其扣押起来; 接着，他们又发动万余农民进入高州城，把地主恶霸杨老二设在城内垄断粪便收售以剥削农民的“大利”大粪公司捣毁，从而打开了茂名县农民运动的局面。十一月十四日，拥有四十多个乡农会的茂名县茂北区农民协会宣告成立，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和七千多人的示威游行。

在黄学增和南路办事处的领导下，南路农民运动在一九二六年夏到一九二七年春得到较快的发展。全路农会会员从原来的九千多人猛增到约十二万人，成立县一级农民协会或农协筹备会的，有遂溪、海康、电白、茂名、化县、阳江、廉江、吴川等八个县，其他县份和北海市郊也成立了一批区、乡农民协会。广大农民在各级农会的带领下，反对苛捐杂税，取消田主苛例，拒交“批头金” ，拒交“田信鸡 (鸭) ” ，拒绝送租(送租到田主家，要给回工钱) ，拒绝“夺佃” ，有的地方还提出了减租要求。各地农民积极参加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 、支持北伐战争、援助省港罢工、反对不法官吏等重大的政治斗争，连农村中拐卖妇女、违章偷拆邮件这类问题，也由农会出面处理，农民协会“事实上都是变成了农民第二个政府”①。与此同时，北海、梅菉、阳江、东兴等地的职工运动也开展起来，各行各业成立工会，共有会员一万多人; 各县还组织了青年同志社、新青年社、学生联合会和妇女解放协会。原来沉寂的南路，出现了革命高潮。

一九二七年初，中共广东南路地方委员会在高州成立，黄学增任书记，深入一些县检查工作。在化县，他召集了农运干部会议，指出要有重点地选择离县城较远的山区多做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尽快把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来，为应付困难局面做些准备。不久，黄学增到广州出席三月十日至十七日举行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讨论挽救广东农民运动危机问题。会后，黄学增奉命留省工作。

战斗在琼崖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广东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国民党广东省清党委员会和高雷区清党委员会连续发出通告，宣布开除黄学增“党籍”，进行缉捕。

这时，黄学增随同省委机关转移到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负责同内地来港找党的同志接触，传达省委指示，发动内地群众掀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黄学增任省委西江巡视员，按照省委的指示，先后两次化装成商人，秘密通过白区，返回西江，指导高要县领村暴动和广宁县螺岗暴动，声援和配合广州起义。由于力量不足，两次暴动都失败了。

一九二八年春，省委决定派黄学增为广宁县委书记，再次回广宁工作。当时领村和螺岗暴动后的农军，都撤退集中在广宁石涧，目标太大，粮食缺乏，补给困难，处境十分危险。黄学增针对这些情况，采取分散活动的方针，把队伍分成小队，活跃于绥江河中段两岸，改造土匪，扩大力量，专打小股反动派，伺机截击敌人船只，以解决经济给养困难。

四月初，黄学增离广宁到香港出席四月十三日召开的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继续全省总暴动”的部署。会上，黄学增当选为省委委员。这时候，广宁县委已经被敌人破坏，五月间，琼崖暴动也遭到严重的挫折。省委决定派黄学增为琼崖巡视员，到琼崖去恢复革命力量。在赴琼崖前夕，他再一次秘密返回广宁，召集干部会议，布置今后工作，然后乘船去海南岛。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黄学增从海口行抵琼崖特委所在地乐会县第四区。此前，琼崖特委组织的、以“割据东路，进迫府城，实行全岛总暴动，夺取全琼崖”为口号的行动已经完全失败，琼崖革命力量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各级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党的主要领导人杨善集、冯平、符节先后牺牲，红军被打散，不少同志失望情绪严重。六月五日，王文明等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第三次代表大会，改组特委，以王文明为书记，在艰苦的条件下逐步做恢复工作。但是，敌人仍在疯狂镇压。他们集中了正规军三个团一个营三千多兵马，主力正在向乐会第四区靠拢，企图彻底摧垮我琼崖党组织和红军。

黄学增到乐会以后，马上深入各地调查情况。他由乐会至万宁，又从万宁到乐会，艰苦跋涉了整整一个月，亲眼看到这里不仅党组织和红军主力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存在着供应补给的极大困难。各地粮食和药品奇缺，连特委所在地也是“困难到万分，医院有百余人无药医亦无饭食，各地逃难同志常百余二百人不能分配到各地工作，亦无饭食，军械局工人不得饱食亦不肯做工，其余红军伙食，各机关伙食，真是无法可想”①。但是，黄学增并未被困难吓倒，他根据省委指示，结合琼崖情况，从各方面开展了恢复工作。

黄学增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特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特委，黄学增任书记，当即派冯白驹等得力同志到一些重点县去恢复工作。接着，正式成立了琼崖苏维埃，以王文明为主席。各县亦逐步健全或建立苏维埃，原来“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一律取消。这以后，各县苏维埃深入发动群众，支持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开展工作;乐会、万宁、陵水、澄迈等县还陆续开展了土地革命。与此同时，黄学增等抓紧对红军余部的整顿，把红军司令部改为军事委员会，置于琼崖特委直接领导之下，以特委委员梁秉枢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取消西路、中路、东路红军名称，改按营连序列命名，每县建制为一个营，下辖几个连，全岛红军，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加强军械局的工作，制造七九、六八等枪弹，供给战斗需要。一九二九年，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梁秉枢任师长，黄学增任政治委员。

鉴于前段暴动期间各级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都已公开，处境危险，继续留在原地工作有困难，黄学增决定对全岛各路、各县的主要干部实行交错对调，使之离开原地，避过敌人耳目，转到新的环境下继续工作。还有一些干部，则自动采取各种办法，在原地或暂离琼崖隐蔽起来。苏维埃所属机关(包括交通处、医院、军械处、印刷处等) 和滞留在乐会第四区的红军三百多人，由王文明、梁秉枢、罗文淹等率领，避开敌人包围，退入母瑞山区，休息整顿，开荒生产，克服困难，积极发展地方赤卫队;把红军干部和战士派到赤卫队里面去，一面帮助赤卫队提高作战能力，一面做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①。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琼崖党的力量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建立了区委六十七个，特别支部十个，支部七百一十二个，党员发展到二万六千九百一十三人，约占当时全省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红军也扩大到三千多人。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香港召开。黄学增出席了会议，当选为省委候补常委。这次会议虽然接受了党的“六大”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正确观点，认识到前段强令全省夏收总暴动的做法是“打吗啡针式” 的盲动急燥错误的表现，但是，由于省委机关受“城市中心论” 的影响很深，会议仍然坚持“以城市为工作中心”的口号，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城市工作摆在第一位。根据这个精神，省委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决定将南路、琼崖两个特委合并，改称南区特委，机关设在海口市，领导琼崖、南路各县工作①。

但是，南路特委不久就在广州湾被彻底破坏了，两个特委合并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此时，原来在琼崖长期工作的一些同志，包括领导过琼崖“夏暴”的一些同志，从自己经历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提出不要把特委机关迁到海口市的意见。黄学增坚持要贯彻省委指示，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的意见，仍决定特委机关向城市搬迁，留下王文明、罗文淹、冯白驹等一批干部在母瑞山区和各县坚持斗争。由于这些同志的努力，琼崖革命力量在特委迁到海口市以后的一段时间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特委机关在迁入城市后，严重脱离了在强敌分割下的各县、区、乡基层党组织和红军，给恢复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困难，特委机关自身也处于容易暴露的危险环境之下。一九二九年三月，南区特委的常委处和工委处等主要机关陆续被敌人破坏，琼崖革命力量再次遭到挫折。

南区特委机关被破坏后，黄学增仍旧隐蔽在海口坚持工作。由于联系中断，省委对黄学增的安全非常关心，多次向从琼崖转移出来的同志了解他的情况。一九二九年五月，黄学增秘密潜返香港，向省委汇报了琼崖的严重情况。省委(包括黄学增) 对琼崖的形势和今后工作进行了讨论，仍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坚持琼崖“工作的中心在城市”的主张。五月二十六日，省委决定重建琼崖特委，以官天民为书记; 并决定黄学增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重返琼崖，隐蔽在海口市，继续指导琼崖斗争②。六月初，黄学增回到琼崖，在干部中贯彻党的 “六大”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农村工作决议案的精神，为在琼崖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作准备。

黄学增同周恩来、叶挺、朱德、苏兆征、邓中夏、阮啸仙、澎湃、周其鉴等，是广东省委宣传委员会的特约撰稿人，负责为理论刊物《红旗》 “按期供给文字，以给与全省工农兵士的切实指导”①。黄学增在琼崖工作后期，先后应约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和《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这两篇文章，主要是回顾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说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乃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继续和深入②。《盲动呢? 不动呢? 公开呢? 秘密呢? 》这篇文章，对琼崖党组织内部在思想路线和斗争方式问题上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表示完全接受和拥护党的“六大”的决议，正确地认识到当前的形势是“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还是没有到来”，党应该反对“左” 的盲动倾向，注意秘密工作;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把反对所谓右的不动倾向作为当前琼崖党内斗争的主要任务，提出 “在琼崖方面，我以为要百分之八十五力量反对不动倾向，以百分之十五力量反对盲动倾向”③。这表明，黄学增当时受到“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对这种思想的危害性缺乏认识，从而导致他在行动上比较坚决地执行一些错误的决定和政策，造成他在琼崖后期工作上的失败。

一九二九年七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黄学增在海口市的隐蔽地——福音医院，被敌人逮捕。当时任琼崖实业专员、负责监督琼崖十三县及海口市行政事务的军阀黄强，是黄学增在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的校长。他首先派秘书找黄学增谈话，要黄学增供出琼崖党组织的情况，但遭到黄学增的严厉斥责。接着，黄强亲自出面“劝降”，利用师生之谊、同姓同宗来诱骗，又以死亡相威胁，说黄学增“走错了路”，“死亡在即”，应该“回头是岸”。黄学增毫不畏惧，坚定的回答说，走错路的是你黄校长，而不是我黄学增。你过去在雷州杀害了无数百姓，现在又在琼崖屠杀革命群众，你已经成了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杀害劳动大众的凶手。现在我已经不是你的学生，更不是你的同宗兄弟。我是共产党员，相信共产主义能够胜利，感到能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是无尚光荣的事。今日被捕，要杀便杀，学增生不能再为革命多做点事，死也要死得清白坚贞①!黄强被斥责得无地自容，只好放弃“劝降”的念头。七月底，黄学增被敌人杀害于海口市和府城之间的红坎坡，年仅二十九岁。

注释

①《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 (上),《中国农民》第4期。

①遂溪县档案馆馆藏资料。

②黄学增胞弟黄学思的回忆。

①黄学增在广州的活动和由团转党的时间,据《薛文藻自传》; 谭天度: 《回忆往事话当年》;高军:《广东党组织的建立》等文。

①《工人之路》第39期。

②《工人之路》第142、144、150、154期。

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日第23号。

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6号。

②《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日第6号。

①《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①黄学增: 《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

②转引自1926年7月8日《人权报》时评: 《今日之大患安在乎?》。

①②《人民周刊》第21期。

①黄学增: 《仲恺先生死了吗?》,《犁头周刊》第13期。

①民国15年12月24日高州《民国日报》副刊《高潮》第33期。

②中共广东省委: 《二·七纪念宣传大纲》 (1930年1月17日)。

①苏其礼在当时是否是中共党员,尚未查明。

①《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南路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一九二六年七月号)。

②《雷枝给曾延兄信——五月份总结》 (1926年5月31日)。

③《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一文,连载于《中国农民》第4期、第5期。

①《吴川农民举行废除苛捐大运动》,《犁头周刊》第8期。

①②《南路办事处文件存稿》令4、11、49、50、57、58、59、60、63、78号。

①《南路办事处文件存稿》令第71、72号。

①黄学增: 《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载广东省委《红旗周刊》第15期。

①《琼崖王[黄]学增报告》 (1928年7月16日)。

①以上各项措施,据《琼崖王[黄]学增报告》和罗文淹: 《海南岛初期人民革命史料》等辑述。

①《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总结报告》 (1928年11月)、《省委给琼崖指示第一号》 (1928年11月29日) 。

②《广东省委致琼崖特委转各级党部信》 (1929年5月16日)。

①广东省委《红旗半周刊》第21期编者的话。

②广东省委《红旗周刊》第15、16期。

③《学习半月刊》第4期。

①《黄学增同志简史(稿)》,存遂溪县档案馆。

中共人物传 黄学增人物传,黄学增生平事迹,黄学增评价

中共人物传 黄学增人物传,黄学增生平事迹,黄学增评价

中共人物传黄学增人物传,黄学增生平事迹,黄学增评价

中共人物传黄学增人物传,黄学增生平事迹,黄学增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