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木庵人物传,李木庵生平事迹,李木庵评价

Posted 2022-05-06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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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木庵人物传,李木庵生平事迹,李木庵评价

“法律家，文学家，群推长者; 为革命，为人民，功在国家。”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李木庵追悼会上题的一幅挽联，对李木庵光辉战斗的一生，作出了总的评价。

李木庵，原名振堃，字典午，辈名宗潢，北伐时改名清泉，以后在从事地下活动期间曾换用靖康、蔓园、何燊木等名，三十年代到南京后改用木庵。他一八八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省桂阳县正和乡排楼下村的一个殷实农家，在七十多年的人生征途中，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一)

李木庵小时过继给叔父光城为子，幼年随嗣父读私塾，后又就学于乡、县名儒门下，攻读“四书”、“五经”。他聪慧过人，勤奋好学。一次，塾师考查门生智力，要大家在手掌上写一万个汉字。同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小木庵稍加思索，别出心裁地从《三字经》书中引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写于掌上，以少概多，从一进万。塾师频频点头，赞他智力超群。清末举行童子试，他考中秀才，在乡、县有“少年才子”之称。

李木庵不仅学业日进，而且因多年生活在农村，受劳动人民思想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热爱劳动、关心他人的良好品德。在乡、县求学阶段，他常在节假日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离家十多里的正和圩，有个长工胡才才，终年出卖劳力，不得温饱，有时连食盐也买不起，只得用清水煮野菜充饥。李木庵得知后，解囊相助，将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送给胡家，胡万分感激，称他是难得的好人。家乡有些豪门子弟仗势欺人，他即挺身而出，公正评理，表现出不畏强暴的斗争性格。

李木庵中秀才以后，又赴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探索研究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因此在古文学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尔后又赴京师国子监太学进修。十年寒窗，使他成为很有学问的人。

维新运动兴起，李木庵敏锐地接受了维新思潮的影响，决心弃经学，习新学，希望以一技之长为国效劳。起初，他投考陆军学堂，因眼近视，未被录取，遂考入京师法政学堂。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披阅各种法典，研究中西法治，取得了优异成绩。一九○五年法政学堂毕业后，他担任讲席多年，并不断撰写文章，宣传革新观点，传播变法思想。辛亥革命后，李木庵出任广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后因当地有些人排外思想严重，任职四年即被排挤出省。他怀着愤懑心情离粤赴北京、天津，另觅用武之地。途中在上海小住，一日去外滩公园游览，见公园前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辱华牌示，顿时火从心起，怒不可遏。他认为中国的土地，中国人不能涉足，还将中国人与狗一样对待，真是天下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他视洋人的吆喝声如耳边风，昂首挺胸，迈入园内，或行或憩，神情泰然。翌日，他又跨入园内，虽遭阻拦，但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与洋人进行了说理斗争。

李木庵到京、津后，担任律师，筹组两地律师公会，在北京举办司法储才所，培养了不少司法人才。

一九一四年，李木庵应友人之邀，去福建办学，并在省路局兼理路政; 后被该省授任为闽侯县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供职计六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义愤填膺，在登屴崱峰时，赋诗名志：

大好河山堪镇摄，

忽来海水荡长空。

中原咤叱鹿争逐，

四野昏腾鬼暗纵。

我欲拔剑凌风去，

马尘起处歼群龙。

更当破浪横沧海，

斩取长鲸奠极东。①

李木庵在闽从事检察工作期间，全国招考县知事 (即县长) 。他应试合格，一九二一年被派到闽侯县任职。以后又改任福建督军公署秘书。因当地派系斗争严重，李木庵于一九二二年卸职回到北京，在家赋闲。

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与民主，李大钊等热情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内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也使李木庵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明确了中国革命所应走的道路。

(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正式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随后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

具有一定革命思想的李木庵，面临新的革命形势，认识到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的时机已经到来。一九二五年春，他奔赴福建，联络不满北洋军阀统治的闽军第三师旅长曹万顺和杜起云，密谋革命。粤方总部编该部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委曹、杜为正副军长，李木庵为政治部主任。

李木庵返闽传达命令后，即着手组建全军政治工作机关。这时他工作感到茫然，迫切需要党的指引。原先李木庵和中共福州特委有过联系，遂请示特委如何工作。特委要他依靠共产党员，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在福州特委的支持下，李木庵从黄埔一期生中和其他方面，邀请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的领导和骨干; 同时对部队官兵进行革命目的和革命纪律的教育，使部队政治面貌迅速改观。

一九二五年夏，李木庵由政治部组长胡一帆、参谋胡秉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十七军编为东路军序列。十七军从福建出发，经浙江、江苏，配合程潜、林伯渠的第六军，和谭延闿、李富春的第二军，进攻南京。在战斗中，李木庵因马失前蹄，腿部受伤。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发生，李木庵因严词拒绝蒋介石的拉拢，蒋竟密电十七军军长曹万顺将李“就地处决”。由于曹系一名正直军人，与李交谊甚厚，且向来敬佩李的学识渊博和道德高尚，乃拒蒋电令，并馈赠两百银元，敦促他离开部队，脱离危险。

李木庵离开十七军以后，隐匿在上海、苏州一带，靠卖文卖字糊口。不久，他在上海找到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派沪中区委徐彬如代为接见。徐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称赞李木庵是年岁较大、党性很强、工作不错的好同志。

一九三一年，李木庵因母病回湖南省亲，同时准备组织农民武装。随即被湖南反动政府发觉，派兵围捕，幸得当地地下党员掩护脱险，转往南京。

在南京，他一面在李奇中 (黄埔一期生，曾任红四军三十六团团长，现为国务院参事) 家开设“李典午大律师事务所”，以律师作为社会职业，掩护革命;一面在南京八卦洲购买荒地五十亩，将家眷迁来从事农垦，以度生活难关，并筹措革命活动经费。李木庵本人也常来洲上参加劳动或召开有关会议。

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交往中，八卦洲上的贫苦农民，十分敬佩李木庵的学问和品德，希望他主持洲上的政务工作。一九三二年，乡长范某卸职，群众吁请李木庵接任。他征得党组织的同意。担任了八卦洲乡乡长。他深入农家，体察民情，农民把他当作知心的长辈对待，无话不说。任职年余，他坚持卸任，仍回南京作律师。

李木庵在革命斗争中，善于团结进步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一九三四年在福建莆田县担任国民党保安十三团中校军官的谢乃常 (又名谢晋生) ，不安于位，思想正处在十字路口。李木庵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以姻亲长辈和共产党员身分，劝他率队投奔红军，走革命道路。谢欣然应允，后在莆田暴动，夺取全团武装，急电李木庵，要求派人接应，以便进入苏区。但因路程过远，接应不及而丧失良机。谢失利后，一九三五年又经友人举荐赴江苏沛县任保安队长。李木庵考虑该地处四省交界，有重要军事价值，不仅力促谢去就任，而且自己也亲往任该保安队的上士文书。他还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胡一帆、儿子杰南、侄子耀椿、内弟田明德等带往保安队补为士兵，计划在此积蓄力量，待条件成熟时，把队伍拉出去，在鲁、豫、苏、皖四省交界的微山湖 (距沛县较近) 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

(三)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均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时局的变化，中央军委留沪地下党组织决定派一批党员骨干赶西北开辟工作。李木庵由徐彬如推荐，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奔赴西安。

李木庵到西安后，在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宪兵营挂了个书记的空衔。四、五月间，党在西安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 (简称“西北特支”) ，谢华任书记，徐彬如、李木庵为委员。特支成立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从学生运动入手，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不久，西安各学校相继成立了教职员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后来各行各业的救国会都先后建立起来。“西北特支”为统一行动起见，于同年六月把西安各救国会组织起来，成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简称“西救”) ，下辖二十多个基层组织。“西救”设立总务部 (李木庵负责) 、宣传部 (徐彬如负责) 、组织部 (谢华负责) 。到西安事变时，又增设了联络部、妇女部、工人部、农民部、民众武装部等办事机构。虽为群众团体，人们却把它誉为“救国政权”。

李木庵充分发挥自己的法律知识专长，和敌人斗智斗法。八月二十九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无端抓走东北籍爱国青年马绍周等之后，又在一个旅社抓捕爱国学生领袖、东北军职员宋黎，结果被杨虎城宪兵营的巡街马队截获带入营部。李木庵参加审讯随意抓人的特务分子，指斥他们任意抓捕、蹂躏人权的行径。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得知马绍周等被抓入省党部，十分愤慨，当晚派兵抢回被抓人员，并捣毁了省党部。这一事件被称为“艳晚事件”(二十九日的代电韵目为“艳”) 。

“艳晚事件”发生后，西安各抗日团体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张、杨的举动。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此前，“西救”、“东救”等团体准备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活动。“西北特支”对活动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布置，召开筹备会议，并请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联络员张文彬作指示。会上李木庵等发言指出：西安军民不愿打内战，已积极投入救亡活动。当前要以更猛烈的行动，充分表现反内战的力量，以促进我党团结抗日主张的实现。

十二月九日，西安各界群众万余人参加“一二九” 学生运动周年游行请愿大会，李木庵等地下党员分头插入队伍进行暗地指挥。示威群众向 “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等单位请愿，提出立即撤销“剿共”计划、动员全民抗日等要求，但未见到张学良和杨虎城。这时蒋介石已率军政要员云集西安，连日召开“剿共”军事会议。蒋本人住在城东的临潼华清池。示威学生在请愿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决计到临潼请愿，要蒋介石当面答复抗日条件。因此，请愿队伍冲破重重阻力，往临潼进发，当队伍行至十里铺时，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担心学生会被蒋介石卫队残杀，急忙驱车赶来，恳切地说明在七天之内一定用满意的事实答复大家的要求。这时，请愿队伍才返回西安。

第四天，即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两位将领，激于爱国义愤，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终于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事变后的第二天，李木庵亲书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会标，贴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门口，接管省党部，开始在这里公开办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北特支”于十二月底撤销，成立中共临时陕西省委。原特支成员转移他地，李木庵仍留西安。他被顾祝同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委派的西北行营主任)“传讯”过两次，追查“西救”是些什么人组织的?有没有共产党参加?纲领是什么?有多少武装?……李木庵神情自若，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都是爱国者，不分党派，共产党可能有，只要他爱国，我们都欢迎; 我们的纲领就是抗日救国; 至于武装，还没有搞起来。顾祝同又追问：这次事变是谁发动的? 李木庵坦率地回答：是群众发动的，群众要抗日，不要打内战。顾祝同无可奈何，只好又把李木庵送回。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西救”被迫暂时停止活动。李木庵转往南京附近，组织巷民三百余人，协助我抗日军队构筑防御工事，并作锄奸工作。南京失守前夕，他把寄居在南京八卦洲的小孩送往延安，自己衔命第二次回湖南家乡开辟新的工作。

李木庵回到湖南时，湘南特委正准备训练一批抗日游击队骨干。他与湘南特委王涛、卢文取得了联系，主动分担了这一任务，在家乡桂阳县正和圩办了桂阳县东镇乡抗日自卫干部训练班，李木庵为班主任，湘南特委李耀平 (谷子元的化名)为副主任，招收农村进步知识青年和贫苦农民四十多人。训练班结束时，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学员回原地举办农民夜校，准备随时响应党的征召。

“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沦陷区失学失业青年，纷纷流入湘南各地。李木庵对这些青年深表同情，打算办一所学校，收留、训练这批青年学生。经当地党组织同意，他动员本族中开明人士，从李族积谷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办学经费，又邀请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中的大学、高中毕业生为教员，于一九三九年春招收一百多个学员。同年下期，学生发展到千余人，并正式挂出桂阳县战时中学的牌子，公推李木庵为校长，李次晶为董事长。学校有党员八人，建立了党支部，朱文担任支部书记。战时中学对学生进行文化、政治、军事及抗日救国教育，为抗日战争培养、输送了一批有用的人才。同时，校党支部还组织学生和当地群众，同国民党县政府贪污不法行为作斗争。

一九三九年冬，广州、武汉失陷之后，食盐来源困难。当时桂阳县政府打着“统配口盐，分售群众”的幌子，组织“利民盐业公司”，借赴郴县调盐之机，中途将部分食盐高价私售，大发国难财。此事被战时中学发觉，李木庵即派教员前往调查。在掌握真凭实据后，由教员李醒园、李安治、骆明夫、李仲升等二十余人联合署名，多次向上控告，终于使有关不法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消息传出，人民扬眉吐气，齐夸 “战中”为民作主办了一件好事。

“盐案斗争”后，县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向国民党中央指控“战时中学”是赤化学校，李木庵等是“共党分子”。蒋介石即密令省、县密杀李木庵具报。幸得李亚明 (当时是桂阳县团管区司令部少校部员，进步军官，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孙怡仁处探悉这一消息，火速告知李木庵，李由地下党员李耀泗等护送，脱离了险境，辗转衡阳、桂林、重庆等地，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到达延安。

(四)

李木庵来到久已仰慕的革命圣地延安，精神格外振奋。从一九四一年起，他主要是从事政法工作，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检察长。

李木庵原系学法律出身，投身革命后特别是进入延安以后，积极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有关法治方面的著作，批判地吸取古代法治理论方面的积极部分，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法治观。他在一首《论刑》诗中写道：“……政权防反动，镇压势所需……无刑固难致，徙戮亦非图。首宜谋教养，去贫与云愚，化邪为良善，四野臻坦途。”①在日常法治工作中，他强调重证据和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依法量刑，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遇到疑难案件，则再三调查，反复研究，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轻易下结论。他重视法制教育和基层基础工作，在群众中培养骨干，建立耳目，群防群治，预防犯罪，以期从根本上减少犯罪根源和发案率，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李木庵在担任领导工作时，注重知识，大胆起用和培养人才。王怀安是个有法律专门知识的青年，李木庵通过组织把他从外单位调入边区高等法院担任审判员，并放手让他在办案第一线锻炼，给以耐心的指点，使他很快成长为司法战线的骨干。其他与李木庵一起在边区共事的青年同志，也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和教育。

一九四三年，李木庵担任边区政府参议员、法律顾问和中国解放区行动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他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加边区各项政策、法律、法令、条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李木庵在延安工作期间，已经年届花甲。他除自己加倍努力工作外，还对在身边的儿女们严加教育，鼓励他们赤心向党，锻炼成才，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九四五年冬，儿女离延北征，离别之际，他曾赠诗以壮其行：

辞家万里赋联翩，

塞上因依又六年，

客邸犹能存定省，

老身何用计周全?

铙歌响彻上元运，

俊步踏翻燕北天。

解放途中齐努力，

杖头伫听捷音传。①

一九四六年冬，国民党军队阴谋进犯延安，我党中央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开始转移。李木庵一行于十一月十七日离开延安，转移到绥德办公; 一九四七年初又搬回延安，住在杨家岭②。三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李木庵按照党中央安排，东渡黄河，于三月底到达山西临县的后甘泉村。一年以后，移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段期间，他担任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与谢觉哉等一起，为迎接解放全中国在法制工作方面作准备，曾参加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规和《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等法律条文的起草工作。为了制定这些文件，他和同行们一起，“审时审事运三脑”，以至“梦中删稿犹闻声”③。他们多么期待“国门他日悬新宪，四亿烝民笑口开”④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五)

李木庵一生勤奋好学，特别对古文学很有研究，擅长诗文。在延安的八、九年中，写下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战斗诗篇，受到诗友们的推崇。谢觉哉曾赋诗赞誉：

钱如工部多忠愤，

李似昌黎更苦思。

中兴诗韵非余事，

珍重山沟笔两枝。①

诗中把钱来苏 (中共党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 和李木庵的诗词与杜甫、韩愈相比，称赞他们是陕甘宁边区的大手笔。

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宴请延安诸老。席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倡议成立怀安诗社，李木庵与谢觉哉、高自立、鲁佛民等与会者齐声赞同。林老即席赋五、七律各一首，开唱了这个诗社活动的第一声。两天后，《解放日报》以“延水雅集”为题，刊登了诗社成立的消息。

怀安诗社公推李木庵为社长，主持诗坛，荟集佳作。

诗社的宗旨，李木庵在他主编的《怀安诗刊》的序言里，写得很明白： “一国兴亡，视乎民气;民气升沉，系于士志，士志激越，发为心声。诗词歌曲，皆心声也。时至今日，四海横流，法西肇祸于西欧，倭寇逞暴于东亚。吾国积弱，首遭侵凌，大好河山，竟成破碎。国中志士，敌忾同仇，义愤所激，恒多泣血椎心，歌哭无地。西北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五载以还，相率艰苦奋斗之中，不无慷慨悲歌之士，披襟述怀，吮毫抒愤，情无间于儿女，而敷陈时艰，痛心国难，志不失为英雄。意切共鸣，言出自由，或创作，或译述，辞在雅俗之间，体无新旧之限。不以地囿，相应声同。积篇成帖，随期公布，俾草木天籁，合成巨响; 涔蹄浅沼，汇为洪流，既可扬民族之性，亦以振中国之魂。则心声所及，国运可回;军歌与战鼓齐鸣、吟坛共战场并捷。直可辅翼武功，岂徒目为文艺! ”①说明诗社是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擂鼓助威的业余文艺团体。

怀安诗社成立的九年中，李木庵收集革命长者的古风、近体、新诗、译诗两千五百余首。这些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烈，战斗性很强。“怀安一炬火，光辉照人寰。”诗社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怀安诗社成员有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钱来苏、续范亭、熊瑾玎等革命老人。李木庵作为诗社社长，曾对他们的诗作一一作过评论。他说： “朱总司令的诗，辞气慷慨，规模雄伟”。“凛凛乎抗日民族英雄革命元戎的风概、充满着无限的生命”。“林老的诗，恂恂恭勅，风致霭然……置诸少陵、剑南集中，殆无逊色。”“董老之诗，意新语工，字斟句酌，用事精辟，天衣无缝。”“徐老之诗……叙事如数家珍，遣词雅俗共赏，而有独特的风格，音韵铿锵，读之而余味不绝。” “谢老镕经铸典，以古利今，清词如海，健笔凌云，绮密瓌研，庄谐并用，沉雄处如魏武横槊，奇矫处如鹰鹫巡天，皆不朽之作。”……

李木庵自己也写了大量诗歌。怀安诗社成立的宴会上，他即以七古数十韵以志其盛。其中有：

号角声飞前进曲，

血溅沙场草不绿。

汉将杀敌旧家风，

战绩留与新史续。

酒罢主人意倍温，

海内雄文待细论。

独向吟坛张旗鼓，

好把诗魂壮国魂。

诗中提出“诗魂壮国魂”的见解十分精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中，李木庵几乎都留下了这种“壮国魂”的诗篇。

李木庵和诗友们一道，还在改革旧体诗格律、订正诗韵、提倡通俗化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他在《论诗韵改革》中，明确提出了改革旧体诗的主张：

人问改革何者先，

我意改良在格律。

平仄对仗未可拘，

五七定言也不必。

参以长短句何妨，

所贵意明而气适。

音韵亦须谋改良，

旧本诗韵太窄逼。

古人古韵本时音，

今日时音自可立。①

在李木庵的倡议下，怀安诗社的诗作突破了一些旧的清规戒律，出现了旧瓶装新酒、律绝通韵、不拘对仗等较灵活的形式，在通俗化、群众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李木庵利用公余收集、整编、保管的怀安诗社的诗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收入在《十老诗选》、《怀安诗社诗选》、《怀安诗选》的集子中。他个人的遗作，被收入《窑台诗话》一书中。

(六)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北平和平解放。李木庵随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继续参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工作。建国初期，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刑事法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我国国情出发，学习苏联经验，批判国民党的反动刑法，在起草刑法典过程中，克服了不少困难。那时资料很缺，能够找到的只有一本《苏俄刑法典》和《苏联刑法总论》的初译稿。他依靠老解放区法律界的行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草案》。《刑法草案》脱稿后，他又动员陈瑾昆、庞荩菁、蔡枢衡等把他们的“私稿”拿出来，一起刻印分发给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和有关同志研究，成为一九五○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司法部后，李木庵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还兼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工作。建国初期制定、颁布的一些单行刑事法规，如《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妨碍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婚姻法》等，他都曾参与起草和审定工作，为新中国的立法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司法行政方面，李木庵也是有建树的。司法部刚建立时，白手起家，百废待举，任务十分繁重。部里干部缺额大，党员骨干更少。就在这种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他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与其他部领导成员一起，依靠地方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支持，首先把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先后一一建立起来，并迅速开展工作，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分子、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反革命分子及间谍特务分子，打击了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从而维护了人民民主权利。

李木庵在主持司法部工作期间，对干部既重使用，又重培养，亲自培养法制专门人员，他曾在前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和在职司法干部轮训班讲授新中国刑法的指导原则和审判实务等课程，使司法工作骨干在政治上、业务上尽快适应工作的需要。

在司法部工作期间，李木庵已年届古稀，身罹疾患，但仍勉从公，坚持上班，亲自听取汇报，审阅文稿，处理大量日常工作。

他生活艰苦朴素，对自己要求很严。住的是司局一级的房子，陈设简陋，从各方面节省公务费的开支。他的日常生活费用掌握很严，有点节余就资助烈士和困难亲友的儿女求学。一九五六年家乡兴建水轮泵站，他把长期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钱，邮回九百元帮助家乡人民发展水利事业。战友们赞扬他“忠诚服党义，人民勤务员。”①

一九五五年，中央考虑李木庵年老多病，让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首席顾问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边休养边工作。他仍然力疾从公，对政法和统战工作出谋献策，发挥余热。一九五九年五月，周恩来邀请中央六十岁以上的老同志座谈，建议他们总结个人斗争经验，以传给后一代。李木庵对这项建议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打算立即动笔，用三年时间完成此事。不幸的是，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在京病逝，终年七十六岁。李木庵逝世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曾亲题挽联，痛悼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毕生精力的革命长者。挽联写道：

仰不愧天，俯不作人，革命俦侣中允推长者;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怀安诗社里顿失主盟。

注释

①《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①《怀安诗社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参见《谢觉哉日记》。

③④李木庵: 《制宪》,《怀安诗社诗选》第242—243页。“三脑”指政治头脑、法律头脑和科学头脑。

①谢觉哉: 《依韵奉酬李木老见示之作》,《怀安诗社诗选》第203页。

①《怀安诗社概述》,《怀安诗社诗选·附录》第292—293页。

①李木庵: 《论诗韵,给怀安诗社同志建议》,《怀安诗社诗选》第87页。

①钱来苏颂李木庵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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