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俞作豫人物传,俞作豫生平事迹,俞作豫评价

Posted 2022-05-06 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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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俞作豫人物传,俞作豫生平事迹,俞作豫评价

俞作豫，广西人，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二月参加广西左、右江起义，任红军第八军军长，领导左江龙州地区的斗争。起义失败后，他在广州红花岗留下“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悲壮诗句，于一九三○年九月英勇就义。

(一)

俞作豫，一九○○年四月十日 (农历二月初十) 生于广西北流岭垌乡石梯口村。父亲俞庭铸，号壁楷，在家乡教私塾;前母陈氏生下俞作柏等四兄弟后，病故，生母刘氏，生了三男，作豫最小，在宗族兄弟排行十三，后来人们尊称他为“十三叔”。家庭生活担子虽然重，但俞庭铸为着儿子们能有出息，还是尽量设法供给他们读书。于是，俞作豫和他的十一哥，一起到姑父李云东执教的岭峒大路寨学校，与李明瑞等表兄弟同窗就学。俞作豫自小爱读《三国演义》、《岳飞》等历史小说，仰慕侠义英雄人物。后又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读过“国家之文野，观其道路可知也” 以及 “英国伦敦，异常之富，屋背地底，皆有铁路”之类的文字。随着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加上他家人口多，开支大，生活每况愈下，变得连喝米粥也维持不下去了。艰苦生活的环境，使他对现实社会日渐不满。他憧憬未来，希望祖国能繁荣富强。

俞作豫身材矮小，口音重讷，但志气高，敢作敢为。十四岁那年，他小学还未毕业，便跟兄长们跋涉到离家成百里路的县城，报考刚创办的陵城中学。放榜那天，他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便鼓起勇气，迳直去问校长。校长见他胆子不小，当面考了考他，又查阅了他的试卷，把他作为特号备取生予以录取。为了纪念这件轶事，他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备豫”。

一九一五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不平等条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年轻的俞作豫和学校的进步师生一起，不顾县政当局的阻挠，在县城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接着，他与同学又进一步联合手工业工人和市民群众，对贪污县官周国器和贩卖日货的奸商徐宝芝进行斗争，写出“贪污周国器，吾侪定逐之，奸商徐宝芝，捉住来剥皮”的标语，到处张贴，给反动官吏和奸商以沉重打击。

袁世凯倒台后，中国仍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治。俞作豫决定从军“护法”。一九一八年，他中学毕业后，经他的在护法军林虎部任连长的哥哥俞作柏介绍，前往广州，入西南护法军第二军的燕塘讲武堂学习军事。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受到了一次爱国运动的洗礼，激发了爱国热情。一九二○年他在讲武堂肄业，和表兄李明瑞同到护法军游击营俞作柏连当见习排长，开始了戎马生活。

这一年，祸害两广的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从广东败退回广西。从旧桂系分化出来的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乘机打着“定桂”、“讨贼” 的旗号，与受孙中山节制的粤军联系，几年间，翦除了旧桂系残部，击败了入桂的滇军唐继尧、龙云两部，统一了广西。俞作豫连年参加征战，先后充任连长、营长等职。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实现。次年秋，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下令讨伐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当时，俞作豫是定桂讨贼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俞作柏)第三团 (团长李明瑞)的第二营营长，率部担任先锋，在战合江、下高州的战斗中，以少胜多，连战皆捷，出色地完成了讨伐任务，从此显露头角。这期间，他开始读到俞作柏从广州带回的“宣达革命主义的书籍和文件”，受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教育，决心从事国民革命。

(二)

一九二六年春，俞作豫率部从南路调回南宁整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 (旅长李明瑞) 第三团团长，准备参加北伐战争。此时，俞作柏因受李(宗仁) 、黄 (绍竑) 、白(崇禧) 排挤，被剥去兵权，只担任广西省农工厅长、南宁黄埔军校第一分校校长，后来才担任省党部农民部长。俞作柏在广州、南宁与我党干部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多有接触，受到影响，成为广西国民党人士中的左派首领。俞作豫从哥哥那里阅读了苏联顾问赠送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向导》、《革命周刊》等书刊，思想大为开阔。在俞作柏家里，俞作豫结识了中共广西省委筹备小组的黄日葵、陈勉恕和谭寿林等，开始直接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这期间，他与广西农讲所教员、共产党员宁培英，南宁总工会的领导人吴鹏，南宁郊区农运领导人莫峻峰和省党部工人部长黄家植等也有来往，还到过郊区农村活动，思想认识有了进了一步提高。后来他深有感触地说： “要学澎湃、韦拔群，中国应该学苏联。”①

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俞作豫和李明瑞受到共产党在军队中政治思想教育的影响。在夺取贺胜桥的战斗中，俞作豫团是李明瑞旅的主力。当叶挺独立团与敌主力激战时，第七军赶到，“即命先头部队俞作豫参加作战，增援第四军右翼。”②俞作豫率部从桥下涉过湖水，猛烈袭击吴佩孚部的后方。吴佩孚主力受到北伐军前后夹击，很快崩溃，北伐军乘胜挺进武昌城下。这一仗，俞团配合叶挺独立团夺取贺胜桥，首立大功。当时担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后来回忆说： “贺胜桥的胜利，虽然独立团起了决定作用，但如果没有友军的配合，吴佩孚主力是不能消灭的，贺胜桥是攻不破的。”③在挺进江西德安的战斗中，俞作豫团从左翼进攻，人力弹药都消耗很大，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李明瑞立即把全团的弹药集中起来，配备给两个加强连，趁敌人动摇之际，率部冲锋。激战至天将黄昏，终于与友军从左翼冲破敌阵。孙传芳部狼狈败退，北伐军遂占领德安。

俞作豫为夺取德安立了战功，按理应该论功行赏。可是，新桂系军阀对他倾向革命不满，非但未予嘉奖，反遭到打击。战后，白崇禧召集俞团官兵训话，对俞作豫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漫骂①。随后，白崇禧又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俞作豫提升为副师长，削去了他的实权，并令其移师武汉。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精神的俞作豫，不甘受军阀的排斥和打击，便借故“省亲”，离开部队。

(三)

一九二七年七月，俞作豫离开武汉，准备经上海返回家乡。经过“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的上海，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我党还继续进行地下斗争。正在苦闷、寻找“出路”的俞作豫，在这里遇上了共产党员谭寿林。他向谭寿林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得到谭寿林的同情和指点。他精神又振作起来，改变了准备回家的主意，直奔香港。到香港后，他见到了因受黄绍竑的追捕而被迫出走的俞作柏。兄弟相见，各诉苦衷。

这时，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也转移到香港，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左倾分子，都到香港活动或避难。俞作豫在这里见到了广西党组织的负责人陈勉恕、朱锡昂等，还认识了恽代英、李立三、杨殷、聂根等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人。在我党领导人的热情帮助下，俞作豫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打倒军阀，除列强”，才能把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他“决意不返武汉原职，就地进行革命活动”。②

为了讨伐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党组织在香港组织并领导了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俞作豫与俞作柏均是该会会员。党组织以该会名义派人往汕头市一带策动军民支援南昌起义南下大军。俞作豫、陈勉恕等受党组织的委派，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但当起义军开到汕头市时，反动军队纷纷集结，进行反扑。因敌众我寡，起义军失败，只一小部分向粤赣边境转移。俞作豫则经厦门转回香港。

一九二七年十月，俞作豫经陈勉恕、朱锡昂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受党的委托，与朱锡昂、陈勉恕、梁君怡等随同俞作柏到广州汪精卫、张发奎组织的，旨在对抗蒋介石的广东军事委员会工作。俞作柏在军部担任指挥员，俞作豫负责参谋处工作。他们利用合法地位，开展有利于党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俞作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一开始，他就同朱锡昂与武装工人赤卫队一起，配合起义主力部队教导团和新编的警卫团向市区敌人发起进攻。反革命军队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向市区内反扑时，他又同武装的工人赤卫队员在同兴街 (今广州文化公园处) 与敌人进行巷战，阻击敌人，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由广州前往香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悼念在起义中壮烈牺牲的同志。俞作豫为死难烈士写了悼词，表示决心沿着先烈的足迹继续战斗。悼词说： “反动的资产阶级，狠毒的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对我革命同志杀之不快，复施以活埋，禁之不足，更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在? 然而我们革命者，绝不为敌人所吓倒……。”①

(四)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分期分批派以广西籍为主的共产党员回广西工作，主要任务是“首先把党的基层组织恢复起来，到农村中发展革命力量，组织农民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①。根据这个决定，党的领导人找朱锡昂和俞作豫谈话，说： “我们已派了一些同志回广西，但敌人封锁得厉害，过不去，你们看如何?”朱锡昂、俞作豫异口同声地答道： “我们去! ”党的负责人说： “很危险呀! ”朱、俞坚决表示：“危险也不怕!”②党的负责人见他们态度坚决，就同意了。俞作豫和朱锡昂化装越过了敌特的封锁区，于一九二八年春节前回到了广西北流。

当时，北流和广西各地一样，革命处于低潮。俞作豫和朱锡昂到北流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选择城郊大埠窑头黎衍(健钧) 的家作为秘密活动地点。这里离县城约三、四里，单家独户，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黎衍是有钱人家，大革命时期到广州读书，受革命思想影响，曾加入过共青团。这次，他很乐意支持俞作豫与朱锡昂开展活动，并愿意为俞、朱外出打听“行情”，做联络工作。俞、朱便利用他家楼上的几间房子开会、印刷、住宿，并按照党的指示，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广西临时省委办事处，由朱锡昂担任书记。接着，又在北流街庞仁甫的医务所和华兴隆商号里建立了联络地点。为了解决经费困难，俞作豫把俞氏家族房屋后面的一间铺面辟为商店，亲自给铺子写了庄重有劲的“华丰”号招牌，把自己仅有的一些钱也拿出来作开办投资，还找了一位可靠的亲友担任经理，既做生意，又当联络员。商店办起后生意兴隆，经费困难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这期间，临时省委办事处在黎家庄开了党、团骨干会议，分析形势，布置恢复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并研究发动群众，建立劳农会、工会，开展学运、兵运等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建立劳农会，以区别被豪绅地主篡夺了领导权的农会;提出了 “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不替军阀当兵”和“打倒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 ”①等口号，用以发动群众。会议还要求凡有条件的地方先建立党小组或党支部，再建立县委; 条件未具备的，先建立劳农会;个人那里有社会关系庇护的，就先到那里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北流、玉林、博白、陆川等县委先后恢复。俞作豫担任北流县委委员，县委书记由朱锡昂兼。

随着形势的发展，俞作豫与朱锡昂又派人到南宁与雷经天(共产党员) 联系，先后恢复和发展了南宁、宾阳、芦圩、贵县、同正等地的党组织，还加强了对右江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从此，大革命失败后广西各地受破坏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为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同年六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贵县召开。党中央派恽代英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朱锡昂为广西省委书记，决定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斗争，开展土地革命。中共北流县委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决定组织党员深入农村，发展劳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斗争。县委还创办了《劳农周报》，宣传动员群众; 开办短期训练班，培训农运骨干。俞作豫除了负责县城附近地区的工作外，还化装成商人或风水先生，到九代坡、牛甘塘、牛骨垠、竹围、金城、塘岸、水头垌、牛涡田头、民乐、岭峒和白米等地活动。他作风正派，艰苦朴素，态度和蔼，坚定沉着，走到那里，都能和农民倾心交谈。“他爱护农民，农民也很关心他，每次与农民坐下来就谈反动派怎样迫害剥削农民，农民应该怎样的团结反抗，使农民听了都受很大的鼓舞，很快地有很多农民要求参加劳农会，团结在他的周围。”①在县委的领导下，北流全县许多地方都迅速建立了劳农会，会员达到五百多人，还秘密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在北流的影响下，附近的一些县里，也组织了好些劳农会。豪绅地主对劳农会的发展十分仇恨。他们以收回租佃为借口，企图进行破坏。俞作豫等趁机组织领导北流九代坡的农民进行“武装抢割”，几个村的农民与地主武装对打了一天，轰动全县。反动县长怕事情闹大，不得不释放了关押在牢里的农民，并要求豪绅地主赔偿农民在械斗中受到的损失。“武装抢割”斗争取得了胜利，劳农会也得到了发展。此后不久，俞作豫担任了北流县委书记。是年冬，在梧州的省委机关联络处由于叛徒昌景霖的出卖而受到破坏，南宁等地的党组织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北流、玉林等县的党组织没有受到破坏，一直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军人出身的俞作豫，经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深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搞农运的同时，也主动开展兵运工作。当时，北流县的反动武装有县警大队和桂系军阀刘志忠团的一个连。俞作豫除秘密地派一些同志到这两支反动武装里去做工作外，他自己也和一些班长士兵接触，教育他们不要做军阀的工具。他用北流方言对他们说： “你们‘甘垂’ (这样下贱) ?帮人家做看家狗，送死。跟我们来吧! 保证有你吃的、穿的。”①被启发而觉悟了的士兵说：“跟就跟，怕 ‘乜嘢’ (什么)?敢做敢当。 ”结果一些县警和士兵被争取过来，其中还有三个班长。在准备武装哗变时，由于事机不密，被连长发觉，那三个班长被抓起来严刑拷打，但他们均不招供，最后壮烈牺牲。敌人怕再生变故，便将这个连调往玉林。

俞作豫还注意做北流、玉林、六万大山等地的“绿林军”的工作。有人认为“绿林军惹不得。”俞作豫说： “惹当然不行，要去争取教育他们。”②六万大山的绿林军，多数是破产农民，跟国民党反动派矛盾很深。俞作豫带上黄家菊、邱桂馨等，首先去做他们的工作。起初他们拒不接见，经反复解释，才将俞作豫等迎上了山。俞作豫同他们的头领邱宏才、邱大伯亲切交谈，教育他们参加革命，共同对敌，并答应接济他们粮食和用品。这些“绿林好汉”见“俞团长”对他们客气，看得起他们，心里开始活动了。此后不久，一部分绿林军下山，碰到国民党军警，双方发生了激战。在绿林军将被国民党军警吃掉的关键时刻，俞作豫派出农民武装赶来解围，在危难中救了他们。这件事使绿林军非常感动，他们终于接受了我党的主张，同意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后来，俞作豫等又以北流、玉林等县的劳农会自卫军为基础，组成了玉林五属农民武装自卫队。

反动军阀对我党领导的农运武装极为仇视，采取查户口、五家联保、封锁交通等手段来对付我党组织和劳农会、自卫军，并派遣特务、收买叛徒来进行破坏。俞作豫曾几次受敌人的追捕。一天，他正在“华丰”召开县委会议，敌人突然包围了离“华丰”不远的联络站“华兴隆”号，情况十分危急。俞作豫得到情报，立即命令与会人员向九代坡撤退。在我党搞兵运的同志的主动掩护下，参加会议的人员安全撤离了，留在最后的俞作豫刚准备走，敌人已经把“华丰”包围了。俞作豫坚定沉着，很快化装成伙夫，机智地避开敌人的视线，走出了“华丰”，并迅速赶到九代坡，和聚集在那里等他的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坚持把会议开完。

一九二九年春，蒋桂军阀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双方调兵遣将，准备战争。蒋介石利用俞作柏与桂系的矛盾，对桂系内部进行分化瓦解。俞作柏打算“先倒桂后反蒋”，决定派人去联络李明瑞，从中反戈。在香港的中共组织为利用军阀混战发展革命力量，赞同俞作柏的做法，但提醒他对蒋介石的“欺骗利诱”要警惕，“不要为他所动摇”①。党组织还认为，俞作豫过去在武汉桂系集团中工作较久，关系甚深，便决定派他到武汉李明瑞部做兵运工作。俞作豫接到香港的电报后，毫无顾虑，决定前往。临走前，他又部署了工作，并满怀信心地对同志们说： “要坚持下去，我一定会回来的”。

(五)

一九二九年五月，蒋桂战争以桂系的第四集团军土崩瓦解而告终。俞作柏回广西担任省主席，李明瑞担任绥靖总司令(亦称第四编遣分区主任兼军事特派员)。俞作豫在李明瑞的十五师参谋处工作，亦随同回到南宁。

俞作柏、李明瑞过去跟我党有接触和联系，受过党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他们回广西执政后，蒋介石派人来监视，汪精卫派人来活动，加上新桂系势力在广西相当深厚，自己又没有“干部班底”，财政也比较困难。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他们愿意与我党合作，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其军队和政权机关中工作。我党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派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去，由邓小平(当时的名字叫邓斌)负责领导，积极开展工作，为实现党的“六大”提出的武装夺取政权、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斗争。

在俞作柏、李明瑞与我党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俞作豫利用他的身份，在为实现党的斗争任务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他是俞作柏的弟弟，又是李明瑞的表弟，我党可以通过他从俞作柏、李明瑞处得到重要情报，也可以通过他向俞、李提出一些建议，促使他们具体实施一些有利于我党和工农运动的政策措施。俞作豫一到梧州就对他的哥哥和表兄直率地说： “关在牢里的 ‘政治犯’ ，都是 ‘四·一二’ 事变中黄绍竑他们搞的，现在还关他们干什么?”①还说： “你们要得人心，不恢复群众运动哪行?”②俞、李知道他的话是代表共产党提出的，

便立即释放了关在梧州的“政治犯”，并宣布开放群众运动，实行“二·五”减租。他们到了南宁，又继续释放“政治犯”，并且一律加以任用。罗少彦 (中共南宁区委书记) 、何建南(南宁工运领导人) 、陈漫远、谢鹤筹、吴西、陈可禄等，就是当时获释出狱的。八月，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此时，俞作豫又提出建议： “韦拔群(右江农运领导人) 急需武器，拨给他们一点吧?这不比口头上讲讲支持农民运动好得多! ”①俞、李满口答应： “凡是韦拔群要的，都给。”②于是韦拔群从俞、李那里领得了三百多枝步枪、两万多发子弹，武装了一个营 (三个连)三百多农军。接着，俞作柏、李明瑞还拨了一部分枪弹，给南宁市郊和左江的农军。由此，左右江地区农民武装声威大震。反动派惊呼：“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致使左右江的赤焰滔天，原住东兰的共匪，也就死灰复燃。”③在党的推荐和俞作豫的建议、劝说下，俞、李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有的任南宁市公安局长、省府机要秘书，有的在军队中担任连、排长，还有的分别担任果德、恩隆、河池、奉议、左县、东兰、养利、崇善、龙州等县的县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党还掌握了三支武装力量：一是“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李明瑞“答应了”④。教导总队很快开办，有一千多人，由张云逸负责。二是抓住俞、李要整顿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时机，活动由张云逸担任了该大队的大队长。三是俞作豫担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五大队。党在这三支队伍中加紧开展工作，仅教导大队就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还建立了党的组织。

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执政不到三个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一定进展。但就当时总的形势看，应该说脚跟还没有完全站稳。但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不听我党的劝告，急于联合张发奎举兵反蒋，去进攻追随蒋介石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我党估计俞、李仓促反蒋必然失败，在多方劝阻无效的情况下，研究制定了应变措施，并决定以左、右江地区互为依托，组织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十月初，俞、李誓师出发的时候，我党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没有训练好和维持后方治安为由，提出将这三支部队留在南宁，得到俞、李同意，并决定让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接受后方的军械库和金库。俞、李率队出征后，按照党的指示，立即把所有的枪械弹药、军用物资、金银等物品，用船只装好，停在码头，以应付紧急事变。同时，又从第四、第五大队各派出一个营，前往左、右江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作武装起义准备。

十月中旬，俞、李反蒋失败，陈济棠奉蒋介石令，派重兵进入广西。在此紧急关头，我党即按原定计划撤离南宁。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军械船和第四大队、教导队上右江，俞作豫率领第五大队上左江，并负责送俞作柏、李明瑞上龙州。从此拉开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序幕。

俞作豫在南宁这短短三个月时间里，深感到党交给自己的责任重大，不遗余力地为革命日夜操劳。这期间，他的父亲在家乡病故了，但他无暇奔丧，只写了一份悲切的悼词，由俞作柏带回去告慰老人。他们兄弟早已分家，他的妻子一人住在原籍，除了分得的两间房子外，什么产业也没有置，他把自己的薪俸都拿出来资助革命了。

(六)

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新桂系军阀卷土重来，蒋桂军阀为争夺广西地盘，又爆发了战争。我党趁机加紧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十月下旬邓小平到达百色后，立即召开了有张云逸、陈豪人、李谦等参加的党的委员会议(后改为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 ，作出了四项决定：第一，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我党的主张，广泛发动群众; 第二，整顿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反对军阀制度; 第三，通过地方党组织，把枪枝发给基本群众，以便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 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①。会议还决定利用旧有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俞作豫为左江督办。

俞作豫率领第五大队到达地处边防的龙州后，面临着复杂的情况：这里到处是打着各种旗号的军阀势力、地主民团、封建土司和土匪，其中不少股都与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有勾结，他们狼狈为奸，欺压百姓。大革命时期，这里虽然有过一些群众运动，但已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了。新近由何建南、麦锦汉 (均是共产党员) 刚恢复起来的下冻地区农民运动，基础不深。俞作豫担任大队长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也还没有改造好，内部成分仍很复杂。尤其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一共只有几名党员干部。俞作豫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担负起筹备龙州起义工作这副重担的。

俞作豫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到龙州后，他首先召开了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了党在龙州发动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指示，部署了各项工作，使大家心中有数，方向明确。其次，他按照党的决定，明确宣布自己担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公署督办，掌握了龙州地区军、政、财和外交大权。接着，他下令收缴了桂系吕焕炎师在龙州的教导队四百多人的武器及仓库里的枪弹，将这批人和督办处直辖的巡缉队以及新招来的农民子弟合编成三个营，使第五大队很快扩大到六个营、二千多人。对于大大小小股匪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把愿意接受改编的土匪队伍和地方武装改编为三路游击队，又抽调了南宁郊区部分农军充实了崇善、左县的游击大队。他和农运领导人何建南、麦锦汉等一起研究整顿和发展群众组织，把收缴的几百枝枪和一批弹药用船运到龙州附近的小连城，分发给下冻地区农民自卫军;恢复工会、妇女会、学生会，建立工人赤卫队。还处决了一些反动土司。这一系列的果断行动，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打掉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使长期以来混乱不堪的龙州城乡，局势趋于稳定，帝国主义再不敢为所欲为，豪绅地主、土匪再不敢横行霸道。

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俞作豫十分重视争取他的表兄李明瑞参加革命。李明瑞是能征善战的北伐将领，在军界中有较大影响，争取了李明瑞，就是争取了一大片。俞作豫和党组织分析了李明瑞的情况，认为他受过民主思想教育，有强烈的爱国心，过去同我党有过合作关系，此次讨蒋失败来到龙州，俞作柏经越南去了香港，他没有走，仍留下来，协助俞作豫收编队伍。尽管他还没有投身工农革命的决心，只是想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但争取他是完全可能的。而新老军阀则深怕李明瑞倒向工农革命一边，纷纷以高官厚禄和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欺骗和拉拢，蒋介右就派其心腹唐海安，带了六十万巨款支票和十五军军长、广西省主席的委任状，到龙州、香港等地游说，要他通电就职。这期间，俞作豫经常和李明瑞促膝谈心，帮助他认识要打倒蒋桂军阀，拯救灾难的祖国，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的道理。当蒋介石的心腹来龙州游说时，李明瑞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收买和拉拢，表示绝不为法西斯独裁统治效劳。对于李明瑞的思想变化和龙州起义的准备情况，俞作豫都及时地向党组织作了汇报。邓小平对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非常重视。十一月，趁李明瑞到右江想动员第四大队去攻打南宁之机，他和张云逸一起，耐心诚恳地向李明瑞指出，目前攻打南宁，实际上是参加军阀混战。我们反对参加军阀混战，只有参加革命举起义旗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希望他坚定地站到革命这边来。邓小平、张云逸还表示，待左、右江红军正式建立之后，请他当总指挥。几经挫折的李明瑞，在我党政策的感召鼓舞下，下决心投身革命。他说： “蒋介石要给我当军长，这是狐狸给鸡拜年，信得过吗?我尝‘老蒋’的苦头够了，他需要你就捧你，不要你就一脚踢开①”。许多从旧军队出来的人见李明瑞参加革命了，都纷纷说： “特派员革命了，我们也要革命。”②

俞作豫领导准备龙州起义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正当他按照李明瑞去右江前的部署率先头部队到驮芦准备会同右江部队攻打南宁之机，反动军官第五大队副蒙志仁接受桂系特务肖光保的收买，带后续部队二、四营从凭祥进据龙州叛变革命，并自封为团长。情况十分危急。俞作豫得知消息，立即拨马回枪，星夜兼程返回龙州附近的水陇，准备平息叛乱。这时恰好李明瑞从右江回到水陇，他坚决支持平叛，说： “谁叛变革命就消灭谁。”俞作豫和李明瑞当即召开排以上的干部会议，对形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两营叛军中多数是胁从的，且军心未定，士气不振; 我军是正义之师，斗志旺盛，又有群众支持，只要发动军民封锁龙州，断绝粮草来源，组织主力部队进攻，是可以收复龙州的。会后，在李明瑞、俞作豫的直接指挥下，军民同心协力，连续进攻三昼夜，给叛军以重创，一个营长被击毙，另一个营长被打伤，蒙志仁不敢恋战，第四天拂晓便弃城南逃了。龙州遂失而复得。

平息蒙志仁叛变后，俞作豫和同志们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深感彻底改造旧军队的重要性。他和李明瑞一起，又把部队整编为一个旅，下辖两个团，自己担任旅长，继续打着国民党旗号，开展工作。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了关键时刻。邓小平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完成百色起义的部署工作以后，带了何世昌、严敏等到达龙州，向俞作豫、李明瑞等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同意在左、右江举行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红七军、红八军的指示，并介绍了第四大队改造部队的经验，检查了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情况。邓小平在和俞作豫、李明瑞、何世昌、严敏、何建南、宛旦平、袁世烈等党政军负责人一起研究部署龙州起义时，特别强调要抓好部队的改造工作和群众的发动工作。

邓小平的指示，给俞作豫以很大的鼓舞。邓小平离开龙州后，他和李明瑞、何世昌按照第四大队的经验，吸取蒙志仁叛乱的教训，把改造部队放在重要地位。俞作豫认为，要改造好部队，首先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解决好部队的各级领导权问题。第一团团长何凤川是俞作豫、李明瑞的北流同乡。他自恃平息叛乱有功，争权夺利，包揽龙州税收，贪污腐化，尅扣士兵粮饷，还经常打骂士兵。俞作豫和李明瑞决定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消除这个隐患。他们物色了进步军官何家荣，决定由何家荣和党员潘思文带该团士兵到靖西执行任务，而把何凤川等几个军官留在龙州。一团到靖西后，按照俞作豫、李明瑞的指示，用士兵委员会的章程教育士兵。士兵们觉悟提高后，纷纷揭发何凤川的罪行，一致要求撤掉何凤川的职，有的还气愤地提出： “毙了但 (他) 算了! ”何家荣见目的已达到，就打电话回龙州。俞、李接电话后，当众宣布了何凤川的罪行，解除他和他的亲信李承统的职务，发给旅费，由镇南关遣送去香港; 同时宣布一团团长由何家荣接任，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由共产党员袁世烈担任，其他连排级军官也都换成了党员或进步分子。这个团经过改造，面貌焕然一新，在龙州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龙州起义受挫后，他们仍转战滇、黔、桂边，历时七个月，到河池会合了红七军。对第二团也做了一些改造，但由于时间仓促，搞得不彻底，坏人没有除掉，以致龙州起义失利后，反动军官刘定西率队叛变，投靠了敌人。

为了鼓动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部队党组织加强了对官兵的思想教育工作，龙州对汛督办和中山公园就是经常开会和上课的地方。据老战士们回忆：“当时，在部队内部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工作。干部分批听有关共产主义的讲课。何世昌、俞作豫等同志都亲自给我们讲课。已参加革命的李明瑞同志戴着瓜皮红顶帽，也来给大家讲课。不仅革命的道理燃烧着大家的心，而且他们艰苦朴素的作风也深深地感动了广大官兵。”①俞作豫在给大家讲课时说： “同志们，弟兄们，我们要革命了，我们的革命就是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官僚军阀，要分田地，要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房住，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②他还指出： “革命是不容易的。反革命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他们要同我们拚个死活。我们要准备流血牺牲，不怕艰苦。”③党组织还决定办军事政治学校，由俞作豫兼任校长，培养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 又把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日报》，新创办了《左江红旗》三日刊，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宣传革命的形势、任务和前途。

在抓部队教育的同时，确定由严敏、何建南、麦锦汉等主持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筹建地方革命政权，进一步整顿和发展群众组织。但由于龙州地区原来群众基础较差，加上时间的仓促，群众发动得不够充分，有些地方的群众是一轰而起。因此，左江、龙州起义没有右江百色起义的群众基础深厚。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工作，龙州起义基本准备就绪。尽管当时条件还不十分成熟，但由于粤桂战争继起，造成了有利的空隙，加上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的鼓舞，俞作豫、何世昌 (李明瑞已前往右江，与张云逸一起工作) 即按照党的指示，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宣布了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邓小平任红七、八军总政委兼红八军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八军总指挥，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何世昌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俞作豫、何世昌还宣布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明确提出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彻底推翻豪绅地主统治;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取消苛捐杂税，取消一切债务;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 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和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等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①红八军下辖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和军部各直属部队共三千人左右;收编的四个游击大队未列入红军建制，作为地方武装。在庆祝大会上，俞作豫第一个撕下军帽上的国民党党徽，带领全体官兵举行了庄严的宣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革命到底。”②

起义胜利后，俞作豫加紧进行红色政权的巩固和部队的建设工作。二月五日，他在军部召开的士兵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红军与军阀军队不同，红军是为革命而作战的，它不是个人谋私利的工具，红军的全体官兵要共同担负起这个光荣任务，要为革命遵守纪律，英勇奋斗。随后，他派第一、二纵队分赴各地协助各县成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展打土豪和剿匪斗争。他还亲自率领一个营前往下冻，镇压了土匪头子黄飞虎的叛乱。当地群众打鱼杀猪热情接待红军。俞作豫拉着农友们的手，亲切地说：不必破费了，这些东西，大家辛辛苦苦得来不易。只要我们团结好，就什么都不怕，会有好日子过的。不久，他又派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前往下冻，帮助恢复被黄飞虎破坏了的革命政权，准备开展土地革命。后来由于敌人袭击龙州，土地革命未能实现。

龙州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帝斗争特点。起义后在龙州城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俞作豫等发动群众控诉法国帝国主义以越南为跳板侵略我国的罪行，并且没收了法国领事馆和教堂掠夺来的财产，收缴了帝国主义用以对付革命的发报机、手榴弹、枪枝，以及豪绅地主窝藏在教堂里的金银财宝，仅光洋一项，就达十五万元。愤怒的群众火烧了帝国主义垄断的海关楼，驱逐了作恶多端的法领事夫妇和传教士数人出境，镇压了与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大土豪兼资本家谢秋和国民党“清党”委员欧文俊、闭钰达等。法帝国主义对此恨之入骨。他们发出“照会”，叫嚷“现今龙州地方全陷股匪握中，专事种种出轨行为，加以实行公产，公然于城市散布激烈传单，鼓动民众作过激行为”; 并扬言要派安南 (越南)雇佣军来“保护敝领事职权及领署安全。”接着，法帝国主义又派飞机侵犯我凭祥领空，进行侦察，蓄意武装干涉。俞作豫、何世昌等领导左江人民对法帝国主义的无理干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红八军发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军阀扼杀中国革命的阴谋，提出了捍卫中国人民利益的四点严正声明，庄严宣称：“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一切被压迫的人们” ，“赶快团结起来，解除我们的痛苦和争中国的权利，必须准备同一切反动派奋斗，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①与此同时，红八军对侵犯我凭祥领空的法国空中强盗给予迎头痛击，击落法国飞机一架，使法帝国主义企图用军事镇压我龙州起义的阴谋彻底破产。

(七)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凶恶的敌人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桂系军阀从粤桂战争前线调回了几个团的兵力，绕道进攻右江苏区。我红七军在隆安、亭泗给敌人以狠狠打击后，为打乱敌人部署，扩大政治影响，主力转移到黔桂边进行游击战争。敌人在我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后，把矛头集中指向红八军和左江根据地，并策动假意接受我收编、又不接受改造的土匪头子黄飞虎叛变，杀害了左江赤卫大队长、龙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何建南。一时谣言四起，形势越来越严重。

在龙州刚宣布起义的一九三○年二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党中央回来，经龙州去百色。他看到龙州根据地基础较弱，红八军人数又少，曾指示俞作豫、何世昌采取措施，向右江红七军靠拢。俞作豫即命令第一纵队向靖西进发，以打通通往右江的道路，并负责护送邓小平去右江。同时，为了在必要时向右江靠拢，决定收缩在宁明、崇善等地的兵力。但由于对当时敌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够坚决有力，未及时向右江转移，以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三月十八日，正当龙州军民在龙州城内新填地广场参加何建南烈士的追悼大会时，敌军以四个团的兵力突然从三面包围了龙州。开始，俞作豫等以为是土匪袭击，没有组织全力应战。当确知是敌人的正规军时，俞作豫立即调整了战斗部署。当时，第一纵队西出靖西，留在龙州的部队只有三个营和赤卫队千余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部队伤亡较大。但红军战士奋不顾身，反复冲杀，接连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战斗非常激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下午五时左右，俞作豫命令部队向凭祥撤退。夜间十时许，撤出的队伍陆续到达凭祥。俞作豫连夜召集了干部会议。他在会上首先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检查了战前警惕性不高、麻痹轻敌和战斗打响后又与强敌硬拚的错误。接着，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我军从龙州退出和原在凭祥的队伍汇合后，尚有成千人，加上在靖西的第一纵队一千人，仍可以与敌周旋;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现在又急于反蒋，形势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他教育大家不要因挫折而气馁，应该树立胜利的信心，坚持战斗。会后，俞作豫派了两个人，连夜去右江向邓小平汇报情况。第二天一早，军部又召集指战员开会，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由刘定西担任团长。俞作豫和何世昌都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还没有开完，狡猾的敌人打着农民赤卫队的旗号混进了红军的警戒线，向会场方向开枪射击。俞作豫等派出一个连担任阻击，掩护主力经宁明、明江撤往邕宁苏圩。第二纵队长、共产党员宛旦平在掩护撤退时壮烈牺牲。俞作豫原打算把队伍拉到他家乡附近的六万大山立足，但这时候得知敌人已封锁了去路，计划无法实现，乃率队进到钦州大寺。此时，部队尚有六、七百人。这天晚上，俞作豫召开干部会议，说明了形势和自己对下一步行动的想法：他和何世昌暂时离开队伍，到六万大山组织农民武装; 同时派人与红七军联系。团长刘定西却乘机说，政工人员是“包袱”，要他们和妇女一律离开队伍。俞作豫为避免冲突，只好同意了这个意见。

第二天，俞作豫和何世昌临时改变了主意：另派人去六万大山活动，他俩带了三十多个便衣卫士重回邕宁，准备亲自到右江去找红七军。不料他们行至邕宁的马村，被民团包围打散，何世昌不幸被俘(后在南宁牺牲) ;俞作豫带领其余人员冲出包围继续前进，抵达苏圩时，又遭到民团的追击。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在从左江退回来的邕宁农民武装(负责人莫峻峰) 的援救下才得以脱险。

俞作豫脱险后，从当地农民武装那里了解到，敌人在南宁的驻军很少。他便和莫峻峰等商议决定，调回刘定西带领的红军队伍攻打南宁，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并营救何世昌。恰在这时，农民武装与邕宁反动县警在南宁附近打了一场遭遇战，南宁守敌有了准备; 加上红军和农军没有渡江船只，攻打南宁的计划只好作罢，红军遂又撤回六万大山。俞作豫暂时隐蔽在苏圩附近的农会负责人家里，暗中活动。

为了取得党的指示，俞作豫派莫峻峰到香港联系，但没有回音。八月间，俞作豫亲自赴港找党，他走后，刘定西接受敌人收编，叛变了革命。俞作豫到香港后，派与他同行的王敬轩、廖光华到广州活动。王、廖二人因缺乏经验，被叛徒矮仔黄欺骗。这家伙伪装“上级”说，请俞作豫来参加重要会议。俞作豫得到王、廖的报告，因急于找党，“不疑有他”，便随矮仔黄到九龙兴嘴码头上船，下船后转乘特务早已备好的汽车，被劫持由深圳转回广州系狱。

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在各地领导的武装斗争非常惧怕。为急于得到我党情况，特务们连夜提审了俞作豫，同时在报纸上公布这个消息。我党组织和俞作豫的亲属得知俞作豫被捕的消息，多方设法营救，但没有成功。

俞作豫面对敌人的威逼，毫无畏惧。他坦然地说：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红八军军长，共产党员。”①敌人见硬来不行，又变换手法，摆了酒席“款待”，妄图软化利诱。俞作豫傲然挺立，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敌人无计可施，便匆匆下了毒手。一九三○年九月六日，俞作豫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悲壮诗句，与廖光华、王敬轩一起，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

注释

①李静生: 《关于俞作豫的一些情况》。

②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③《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②吕鉴周: 《俞作柏、李明瑞倒戈反蒋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4辑。

①潘兆昌: 《何世昌、俞作豫两烈士参加红八军斗争的一些情况》。

①钟优武: 《功高八桂》。

②访问梁君怡记录。(1976年)。

①见《北流革命斗争史采访资料》。

①梁君怡: 《有关俞作豫烈士史料》。

①见《北流革命斗争史采访资料》。

②黎晓仓1983年1月的回忆。

①梁君怡: 《有关俞作豫烈士史料》。

①②访问黄家植记录(1976年3月)。

①访问黄家植记录(1976年3月10日)。

②黄松坚: 《关于韦拔群的革命斗争活动》。

③见国民党广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宣传部《党声周报》第1期。

④张云逸: 《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见《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张云逸: 《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建立》。

①岑建英: 《李明瑞的一些情况》。

②钟夫翔:《红八军成立前后》。

①②③钟夫翔: 《红八军成立前后》。

①见《纪念百色起义五十周年论文资料选编》,《学术论坛》文集(1) 。

②吴西:《回忆龙州起义和红八军建立前后》,《红旗飘飘》第19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①见1930年2月12日《工农兵报》。

①梁君怡:《有关俞作豫烈士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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