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江浩人物传,江浩生平事迹,江浩评价

Posted 2022-05-06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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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江浩人物传,江浩生平事迹,江浩评价

在海参崴附近一座长满苍松翠柏的山上，长眠着一位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江浩。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位象松柏长青的革命元老”①。

江浩，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早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后，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从一个爱国民主主义革命家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长期的艰苦斗争岁月里，他不屈不挠，鞠躬尽瘁，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江浩原名江文浩，字注源，后改名为江浩，常用江著源、江著元、江竹源等名，一八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清光绪六年庚辰十月十一) 出生于直隶省玉田县北刘家桥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清末民初，江浩家中拥有土地三百余亩，瓦房三十五间。父江瀚曾与本村大地主邢瑾(拥有土地七百余亩)合资在本县雅鸿桥镇开设过“福顺成”粮行，后因亏本停业。以后，江瀚除独资在该镇开设过“福增盛”粮行外①，还与邢瑾合资在本村开设过酒厂，从事酿酒业②。

江浩兄弟三人，姐妹三人，他排行第二。兄江文浚，清朝秀才、绅士。弟江注溪，因文化低，在家务农。江浩自幼聪颖，深得家人的喜欢，八九岁时就读于长楼庄塾馆。塾馆先生王树勋是个不随流俗，学识较有成就，容易接受新思想的秀才，对少年江浩的思想影响较大。江浩勤奋好学，进取心很强，读书勤于思考。十四岁那年，他回到本村，又与几个人聘请本县黄家铺举人郑经宇为塾师，在本村东头的庙里——“西方庵”设专馆读书。一九○○年，江浩与本县株树坞镇老中医刘辅廷的长女刘玉莲结婚。后生三女一子：大女儿江韵清; 二女江挹清; 儿子江震寰; 小女儿江汰清。

青少年时代，江浩攻读经史，刻苦努力，善于思索，在清朝末年考中了末科“拨州秀才”③。

青年时代的江浩，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萌发了忧国忧民和民族民主的思想。尤其是他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立志救国救民，渴望得到新知识。一九○八年，他毅然摈弃仕途功名，考取自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寻求新的知识，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到达日本以后，开始攻读造纸专业，后来又转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①。

在东京期间，江浩结识了孙中山，接受三民主义，参加同盟会，积极从事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在东京的冀东二十名留学生中，只有江浩一人参加同盟会，而且又是第一个剪掉了辫子，因此冀东的留学生都讥讽他为“疯子”和“江秃子”②。

一九一○年江浩回国后，经清朝政府民政部复试，派赴奉天省昌图府任一个县的警察所长。不久，因丁忧返里守孝。在守孝期间，他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的疾苦，曾在玉田县南门向群众发表演说，宣传反对封建主义。尔后，应遵 (化) 、玉 (田) 、丰 (润)教育会聘请，任设在遵化的直隶省立第五中学学监职。在直隶五中期间，江浩积极向学生传播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思想。在江浩的鼓励和策划下，学生席景山、郝久亭等多人冒充旗人，到北京报考清室禁卫军，准备打入清朝政府内部，瓦解清室基本武装。但因考期已过，计划未能实现③。

一九一一年，全国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情绪日益高涨，清政府为镇压革命，决定在冀东举行秋操演习，由摄政王载沣为总检阅，贝勒载涛为总指挥。江浩闻摄政王载沣将亲往冀东阅操的消息，即派志士席景山等前去谋炸摄政王。时值武昌起义爆发，演习取消，谋炸未遂。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江浩辞去直隶第五中学学监职务，来到天津，与王法勤、王葆真、张继、李锡九 (字立三，又名永声) 等在法租界天增里二十九号，设立同盟会北方支部机关。江浩经常来往京津①，与革命党人共同策划推翻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

一九一二年初，为了响应和配合武装起义，江浩随白雅雨等赴滦州策动驻军第二十镇起义，王金铭、施从云等率部响应。一月三日，起义军宣布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布告安民。“远近闻之，莫不鼓舞雀跃，咸庆重见天日。”②次日晚十时，起义部队向天津进军。临开拔时，三营管带张建功突然叛变，围攻军政府。起义军被迫退至火车站，乘火车出发，中途至雷庄与通永镇总兵王怀庆所部巡防营及曹锟所部第三镇猝遇，苦战一昼夜，死伤惨重。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被俘遇害，江浩幸免于难，潜回天津③。在天津，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新部署力量，成立北方革命军司令部，统一领导各地斗争，并决定一月二十九日在天津发动起义。江浩等旋又策动天津直隶总督卫队团第二营配合革命党人进攻直隶总督府。一月二十九日夜，因起义信号提前误发，各路起义军尚未到齐，仅有一部分革命党人进攻总督衙门和金钢桥等地，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因北方已无希望再次发动起义，江浩等革命党人遂南下转赴上海。当时正值山东烟台起义，宣布独立，请求援军。上海乃组织北伐军援鲁。江浩又随援鲁军转赴烟台。随后山东都督胡瑛邀请江浩出任山东交通司司长，江浩婉言谢辞。因清室已于二月十二日退位，江浩又重返天津①。

是年八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天津同盟会奉命与统一共和党等合并，成立国民党燕支部，江浩任燕支部交际科干事和评议部评议员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实行议会政体，江浩当选为直隶第一届省议会议员，一九一三年又当选为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

袁世凯为了实行独裁统治，派人暗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不久失败。这时，袁世凯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下令解散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下令解散国会，急于称帝复辟。一九一五年，江浩因为反对袁世凯被通缉，于是出走各地，继续奔走革命。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召集原国会复会，江浩复回北京。八月一日，国会复会，举行第二次常会。江浩由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晋升为议员，出席了这次国会。

江浩十分关心人民群众，注意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他每次回到玉田家乡，总是要用大部分时间去找乡亲们攀谈，了解他们的疾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介绍一些国家和世界的大事。乡亲们喜欢接近他，或在村头巷尾，或在田边路旁，经常围着一大群人听他谈话。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在“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在家乡先后创办了农余校、女子小学、读报社和息讼会①。

农余校 (亦称日工夜课学，又因夏用中午冬用晚上，也有叫夜校的) 于一九一六年 (一说一九一五年) 七月在北刘家桥村北庙——“后庵”开办。学员多数是北刘家桥村和附近村子里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一律实行免费入学。

一九一七年，江浩在北刘家桥村又办起了女子小学，这在当时的北方农村也是罕见的。女子小学设在村东头的庙里——“西方庵”，学生有二十名左右。刚开办时经费是村里摊派，后来报到县教育局，由县里拨一部分经费。江浩还把地球仪、中国和世界挂图等教具捐献给女子小学。江浩外出后，他和大女儿江韵清每年暑假回家乡时，就到女子小学讲课或作报告②。在讲学时，江浩大力提倡妇女解放的思想。他指出：妇女受痛苦最深，应该彻底解放;男女应该平等，婚姻应该自主，父母不应包办儿女的婚事;妇女不应缠足等等。

江浩在家乡所创办的农余校、阅报社、息讼会、女子小学和讲学活动，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他在农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经过他的启蒙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都有很大提高。这些工作为后来一九二七年玉田县的农民起义播下了革命火种。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废弃国会与《临时约法》。孙中山发表声明，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发动护法运动。江浩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和部分议员南下护法。一九一八年，护法运动失败。此后，江浩和其它护法议员发表通电，声讨军阀政权，表示“护法救国，矢志不渝”，号召“凡我国人，其速奋起图之”①。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广州后，江浩和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于五月九日召开两院联席会议，发表通电，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卖国贼。通电说： “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甘为外人鹰犬，密与日本勾结，……罪状昭著，天人共愤。京津学生急于国亡之惨，目击贼党横行，奋不顾身，义勇勃发，力毁曹宅，痛击章獠，有国以来，无此痛快。乃北庭不思卖国奸党尽可诛，反任意捕禁学生，并有将加惨害，及解散大学之说。国人闻之，不胜诧异。……特开两院联合会，群情愤激，一致议决，通电各省，要求北庭即释已捕学生，维持各校现状，严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以谢天下”②。

为了拥护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江浩奔波数载，坚持斗争，被环境逼得生活十分困难，连子女的教育费用也无法供给，最后只得求助于他的夫人。从他在一九二○年五月十三日自广州给他夫人的信中，可以看到他革命到底的精神和当时的困难处境：

玉莲贤妻如见，倾接手函，借悉一切。所嘱各项事情，均极合理。定当照办。至儿辈就学各项费用，其责任本应由予负担，以尽为父义务。只因时运未至，且不肯违心作事，以致数载奔波，不惟少过家门，即外边亦无正当休止处所。自己受苦，当不足惜，乃竟以教育花销累吾贤妻，问心何以能安。但望国家平定，予得就一事，……则得仰事父母，……此时只得偏累吾妻支持一切……。

愚夫注源

五月十三日①

江浩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历尽曲折和艰辛，然而都一一失败了。正当他在为寻找中国革命道路而苦闷时，传来了俄国十日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深受鼓舞，在思想上产生了希望，认为“中国革命也必须走这条道路”②，随即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渐渐信仰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年底，江浩回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不久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③，成为我党的早期党员。从此由一个爱国民主主义革命家逐步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江浩后来在回顾入党前的坎坷历程时深有感触地说： “摸索了十多年呵! 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我才懂得，只有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呵!”①

(二)

江浩入党后，仍利用国会议员的合法身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他把在国会议员月薪收入四百元银币的大部分交给了党，而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却很清苦②。

一九二一年，江浩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各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暑期，他通过社会关系到保定育德中学任学监。育德中学是北方著名的私立中学，“五四”时期曾受到爱国运动的影响，从学校领导到一般教职员和学生，大都倾向进步，民主和科学的空气很浓，马列主义和各种进步书刊在校内公开流行，各种进步社团非常活跃，有北方革命摇篮之名。

江浩在育德中学，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他在担任修身课的教学中、在大饭厅里向十二个班的几百名学生讲大课，以人生观为题，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③。

此外，江浩还积极赞助学生各种进步社团的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育德中学学生自治会、文学研究社、社会科学研究会、书报贩卖部等群众性的进步社团都十分活跃。文学研究会曾多次邀请江浩讲演。他在讲演中，启发同学们注意对人民群众开展宣传活动，指出要特别重视采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如象赶庙会时那种“耍骨头”①、“数来宝”的方法，容易产生效果，最受群众欢迎。在讲演中，江浩坦率地说，他是赞成陈独秀一派的社会主义的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等等) ②。

在此期间，江浩还多次应邀到保定第二师范讲演，宣传革命思想。

江浩在育德中学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他和育德中学的师生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二二年暑假，当他离开育德中学后，很多学生给他去信。他在回信中热情地鼓励同学说： “勉之，勉之，鄙望无涯”③。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军阀吴佩孚为收买人心，通电维护法统，恢复国会。同年署期，江浩从保定回到北京，以国会议员身分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江浩在国会内外大力宣传“劳工神圣”思想，因此，在国会内他被称为“劳工神圣者” 。当时中俄关系已中断，北洋军阀政府拒绝恢复中俄邦交。江浩在国会提出恢复中俄邦交的议案。然而他的发言却遭到议长的无理制止，提案也被拒绝。为此，他和议长发生激烈争执，而议长则利用职权，不准江浩发言。由于江浩经常发表进步言论，提出进步议案，他竟被国会贬为“反动”议员①。

这一年的十月，开滦煤矿五矿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唐山地委的领导下举行了同盟大罢工。十一月，直隶省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到唐山残酷镇压工人罢工。江浩等二十八名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要求弹劾刽子手杨以德，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②。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江浩与一些国会议员揭露军阀的罪行。二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参众两院议员一百余人，在众议院小议场开会。主席褚辅成报告说：工潮问题发生后，本院吴议长 (即吴景濂) 曾向政府提出三项调和办法，尚无正式答复。现范围愈形扩大，前途异常危险。为维持大局尊重大权起见，故特邀请同人商议办法。接着江浩、王葆真等议员发言，猛烈抨击军阀屠杀工人的罪行。讨论结果，决定一面由到会众议院议员提建议案;一面对政府要求办法如下：一、政府应根据约法承认工会;二、释放此次工潮被捕工人;三、抚恤此次工潮之伤亡者; 四、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③。

江浩对于曹锟的贿选阴谋，同样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斗争。不论曹锟一伙怎样采取重金收买，还是封官许愿，派他的好友拉拢劝说，他都坚决拒绝，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气质。曹锟曾指使江浩的盟兄弟武宜亭 (时任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主事，北京警察厅总监的秘书，京兆尹办公署参议职)，劝说江浩投曹锟一票，条件是：其他一般议员投一票五千元，江浩投一票可多几倍 (一说二万元) ，还让江浩挑一个县去当县长。武宜亭的拉拢劝说当即遭到江浩的严辞拒绝①。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旬，为了抵制曹锟的贿选阴谋，在江浩、李锡九等人积极带动下，一大批国会议员愤然离京南下，先到天津集中，再转赴上海。江浩与南下的一百八十五名议员于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离京《宣言书》，阐明了离京原因和返京的条件。六月二十八日，离京议员二百九十五人在津又发出致两院同人书，指出：为“保持议员人格计，亦即所以为保持国家人格计”，呼吁两院议员“猛醒”，反对曹锟贿选总统②。

当时，不少国会议员，丑态百出，有些假装的硬汉，由津到沪，再由沪到津，最后又跑回北京。他们为了五千元的支票，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最后五百几十个猪仔，把自己的灵魂和骨头与五千元支票正式交换了，致使曹锟贿选总统的阴谋得逞。反对曹锟贿选的议员，斗争半载，毫无结果，其中许多人四散奔走，但江浩却矢志不渝，坚持斗争到底。在一些人携眷逃离上海的情况下，他不但将眷属接到上海，且于一九二四年元旦，同在沪眷属合照留念，并题词明志：

“客夏北京政变，两院同人，主持正谊，南走沪滨，数逾百余，亦其一半年奋斗，竟无好果，同人多数他往，亦难言矣! 余生性愚执，尚不以此自馁。时值岁暮，人人携眷分散，余决接眷南来，虽然余每冬多病，左右需人，老妻借此游历，子女均待教育，亦有种种原因也。本年元旦，天气异常和暖，遂携眷出游，拍照留一痕迹云。

十三年一月十三日”①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形成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江浩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后，根据党的指示，他返回天津，与于方舟、李锡九共同担负起创建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重任。二月底，在天津法租界普爱里十七号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江浩是主要负责人。五月，他又与于方舟、李锡九在原法租界二十四号路普爱里三十四号 (今和平区长春道普爱里二十一号) 召开了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成立会议。会上，选举于方舟为书记，江浩负责组织，李锡九负责宣传; 并决定中共天津地委机关就设在该处(六月迁至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 。天津地委的建立，使天津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确定了党在天津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开展群众运动特别是纱厂工人运动，派党团员深入工厂、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发展国民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天津人民迅速掀起了革命运动的高潮。

江浩和于方舟等天津地委负责人在加强党团组织建设的同时，还组织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组织了非基督教大同盟; 改组了天津学生联合会; 建立了妇女组织，出版了《妇女日报》。江浩还利用自己在天津、北京和直隶省的许多社会关系，广泛接触各界进步人士，吸收了许多人加入共产党，并把他们分别派往京奉、京汉、津浦沿线各县充实或发展革命阵地。

为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江浩把家眷安置在普爱里三十四号。江浩在工作中十分注意运用过去他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很少请客赴宴。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到戏园、电影院、公园、游艺场所去，而且告诫别的同志也不要去，教育大家要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江浩生活俭朴，衣食住行，处处力求节约。他不饮酒，不吸烟，对衣着更不讲究。他常教育子女说：衣以蔽体，只要整洁就可以了，不要做衣服的奴隶，穿衣更不要追求华丽，一个人的好坏被人看得起还是看不起，不是在衣服上衡量，品质好的人穿多破也是好人，品质恶劣的人，穿多好也是丑恶的①。

江浩的夫人是一位缠过足又未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江浩对她体贴、尊重，夫妇和睦相处。她原来不识字，江浩教她学习，从字母拼音开始，后来达到了能用以通信、记事的程度。江浩的家在天津地委机关居住时，她除了操持家务外，还为掩护党的机关操心尽力。在江浩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几个子女都先后参加了革命。一九二四年秋，大女儿江韵清经于方舟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妇运领导工作②。儿子江震寰也在这一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入党，于同年六月入黄埔军校，九月肄业，旋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后来，二女儿江挹清也参加了革命。人们称赞江浩一家是“光荣的革命之家”①。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十三日离开广州北上，路线是经上海转日本，再经天津赴北京。这时，江浩以国民党特派员身分，组织领导了天津人民迎送孙中山和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等各项工作。

十一月二十七日，江浩、于树德和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在《新民意报》馆共同研究在孙中山路经天津时如何欢迎的问题。二十九日，江浩等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名义，联络三十多个团体，召开了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筹备会，到会二百多人。会议主席江浩报告了孙中山到津日期及联络各方面准备欢迎的情况。他提请大会讨论准备的事项主要有：一、向孙中山提议八条;二、推举代表马千里、宋则久、邓颖超等十人与孙中山谈话; 三、赠孙中山锦旗一面，上书“代表全民众而奋斗”，等等。十二月一日，江浩同马千里到孙中山将下榻的张园联系。十二月三日，即孙中山到津前夕，江浩又同于方舟、马千里去南开中学联系借用大操场，以便在欢迎孙中山时让他同更多的群众见面。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由日本乘船到达天津，中共天津地委发动两万余群众到码头隆重欢迎。当天中午，江浩同于方舟、马千里来到孙中山住地会见有关人员，联系邀请孙中山讲演和会见群众的问题。八日和十八日下午，江浩和于方舟、马千里两次就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问题进行研究。十八日晚，江浩主持召开了天津各团体代表欢迎孙中山大会。他向大会报告了孙中山的病情，说明孙中山因病不能在群众欢迎会上讲演和赴宴。他接着说： “天津市民欢迎筹备会可以结束，本会代表于孙中山赴京之前可以接见，他对大家的欢迎，甚表感激，因不能讲演，故请开列各团体名单，以便分送宣言书册等物，以代讲演”。就在这次会议上，江浩等人发起成立了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到会各团体纷纷签名加入。

会后，中共天津地委领导各界组织讲演队，到街头宣传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政治主张。江浩、于方舟亲自参加讲演，他们在东马路讲演所、青年会礼堂及繁华地区的娱乐场所，每周一、三、五晚上或星期日举办讲演会，动员广大工人、学生、店员、社会人士及居民参加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革命运动。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江浩和于方舟的领导下，召开了天津国民会议筹备会，江浩当选为常委。在此之前，还成立了以邓颖超为首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

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抱病赴京，天津人民举行了欢送孙中山大会。江浩、于方舟等代表全市百万人民到车站欢送，并派人护送到京。欢送大会通过和发表了《致中山先生函》和《致全国通电》，指出： “军阀所主张之善后会议，愚民欺世”，“则国民会议能否实现，能否尽符吾人之所望，万不能付之孙公孤军独战，尤在乎民众群起响应，民众利益之获得，唯在民众自身之奋斗获得”①。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江浩被选为总务委员。此后，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部署和讨论有关国民会议的工作。这些会议大多由江浩担任主席。

三月一日，由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领导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浩、于方舟、邓颖超等十名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参加了大会，江浩被选为常务委员。这样，江浩不仅是天津国民会议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全国国民会议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江浩立即领导筹备在天津召开追悼大会的各项活动。四月十八日上午，天津市民隆重举行了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前往吊唁的约有十多万人，挽联数千幅，散发孙中山的像片万余张，传单十余种二十余万张。江浩出席了追悼会并担任主席。会上，有三十多人登台讲演，广泛宣传了孙中山一生的伟大功绩和新三民主义，使天津人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①。

四月二十六日，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开会，江浩、于方舟、安幸生、王南复、门乞中、吕职人等十余人出席会议。江浩主持了会议，报告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情况。他强调指出： “若望开成国民会议，非先国民革命不可”②。江浩还应邀到南开女中讲演，邓颖超主持了讲演会。江浩在讲演中揭露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罪行，指出： “非革命不可……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 “国乱日甚，四民流离失所，皆帝国主义之所赐也，欲根本解决，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①。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天津，激起了天津各界广泛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活动。中共天津地委领导各界人民团体发出宣言与通电，对帝国主义提出了严正抗议。为了使斗争扩大到各阶层去，江浩和邓颖超等联络各爱国团体，于六月十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并被推举为各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六月十三日，在江浩和邓颖超主持下，各界联合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各界人民开展宣传、募捐、与英日绝交等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会后，各界纷纷成立“沪案后援会”，参加各界联合会的爱国团体由三十多个发展到二百多个，反帝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

六月十四日拂晓，天津二百余团体十万余人在南开操场集会。江浩和邓颖超等出席会议。大会选出江浩、邓颖超、安幸生等七人为请愿代表，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为了响应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发起的举行全国反帝大示威倡议，六月三十日，江浩和邓颖超等各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领导全市各界人民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长达十华里，每人臂上戴着黑纱，表示对死难同胞的哀悼。江浩走在队伍前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上海死难烈士复仇”等口号，并在沿途讲演，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听者无不为之感动。

在“五卅”运动中，天津也同全国一样，迅速地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天津海员和纺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奉系军阀为了镇压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派出大批军警疯狂反扑，大肆逮捕各界代表和工人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江浩被迫转移，离开天津，先后到玉田和张家口等地开展革命工作。

一九二五年七、八月间，江浩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负责人的身分，组织和率领在京、津读书的进步学生到玉田县开展革命工作。他在玉田县的进步教师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创建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并从国民党左派分子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玉田县，江浩还发动正在县城会考的全县高小学生、教师和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商人、农民共约三千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援“五卅”运动。这次游行示威震动了全县，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八、九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派肖三、江浩、王仲一、卢绍亭等到张家口领导革命斗争。江浩、王仲一先在京绥路沿线领导了工人运动。这时张家口铁路车务、机务等大厂和京绥路沿线的南口、康庄、大同、包头各站，以及张家口市内电灯公司、造币厂、电话局以至大境门外的农村，已经普遍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迫切需要在张家口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关。在这种形势下，肖三与江浩、王仲一等一起，领导建立了中共张家口地方委员会，代号“张迪芳”，肖三任书记，王仲一任组织委员，江浩任宣传委员①。江浩在张家口工作重点是做国民党和国民军中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联系的人主要有在国民军中的国民党代表李烈钧、国民军将领鹿钟麟等。

十月十二日，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江浩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分出席了会议①，并代表中共北方区委发了言。出席大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瓦切尔劳夫、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丹巴道尔吉、中国国民党代表李烈钧等。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反对民族压迫，反对王公札萨克制度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对内蒙古人民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二月上旬，江浩奉命秘密返回天津，继续领导天津人民进行战斗，筹备欢迎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进入天津。江浩到达天津以后，在“公卖局”负责人身分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二六年初，他和于方舟、邓颖超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江浩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委②。会议结束之后，他又重返天津。

为了恢复被奉系军阀李景林解散的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二月二十五日，原该会主席团在天津县教育会召集全体委员会议。江浩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会议推举江浩为代表，与北京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系，以便恢复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③。

三月，江浩在大东旅社主持召开了直隶省国民党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近年来的政治形势。会议选举江浩、李锡九、于方舟、王积衡、吕职人、江韵清等九人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行委员。在江浩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天津及直隶各地革命运动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

革命运动的重新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极端恐惧，千方百计要破坏中国革命。三月十二日，两艘日本军舰闯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第二天，日本帝国主义援引所谓“辛丑条约”，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签订“辛丑条约”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国民军撤除大沽防备。各国军舰也云集大沽口，进行武力威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抗议大沽口事件的高潮。三月十八日，北京群众在我党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段祺瑞下令开枪镇压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三月二十一日，天津一百四十多个团体一万余人在南开操场召开“废约驱段大会”，愤怒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段祺瑞相勾结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江浩在会上做了“为大沽交涉案、为援助北京惨案”的报告，于方舟、安幸生在会上也讲了话。大会推举江浩、于方舟、安幸生、吕职人、郭隆真等十人为请愿代表，支持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当天下午五时，江浩、于方舟、陶卓然、安幸生、王卓吾等领导天津各界联合会召开会议，到会者有六十余团体三百余人。会议公推江浩和邓培、王卓吾、宋则久、安幸生等五人为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通过了“抵制英日货; 电广东国民政府，急速北伐，推翻段祺瑞政府，通电全国; 组织代表赴京调查并慰问被杀同胞家属”等决议①。

第二天，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夹击下，被迫撤出天津。奉系军阀占据天津以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江浩是敌人搜捕的主要目标。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指示江浩再次往张家口转移。江浩到达张家口后，首先帮助建立了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并在省党部担任常务委员。接着，他又参与重建了中共张家口地委，担任地委宣传委员①。五月初江浩奉调广州，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任职。

(三)

江浩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工作后，出席了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张国焘、彭述之推行陈独秀的让步方针，强迫中共党团接受了蒋介石的提案。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分子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和中央党部的各部部长。江浩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极为愤慨。张继原来是他的挚友，当他知道张继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后，断然与其绝交②。

在广州，毛泽东邀请江浩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作报告。“象松柏那样长青的革命元老”，就是毛泽东向学员介绍江浩时说的。江浩向学员报告了当时的革命形势③，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些学员常去找江浩请教问题，当一谈起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时，江浩总是非常气愤，痛恨不已。江浩在广州期间，勤恳学习，还经常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讲，按时到苏联顾问鲍罗庭处听政治报告。

十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江浩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召开的联席会议。十月二十六日，联席会议主席团指定江浩、毛泽东等七人为全国联席会议纲领起草委员。同日，主席团又指定江浩等七人为党务审查委员。

一九二七年一月，江浩随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在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下，紧紧地依靠党的组织，同各种各样的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三月十日至十七日，他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原定三月一日至七日召开，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使由广东北来的中央委员滞留南昌，致使会期拖延。在三月七日的会议上，由南昌来鄂的谭延闿等五人还为蒋介石阻挠会议作辩护，要求再延期等候蒋介石、朱培德来鄂，甚至胡说有人从中挑拨等等。江浩等人立即反驳了谭延闿的谎言。江浩指出，“本会定期三月一日，如有一再延期，恐生误会，谭同志所争亦会期，究竟是内容问题? 抑为会期问题?因迁就事实而纠纷，如再迁就，则所谓提高党权者何在?关于会期问题，亦望南昌同志，稍事容纳。”①

三月九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提案审查会上，会议主席团成员徐谦报告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这一提案限制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三月十三日，全会又通过组织廖仲凯被刺案审查委员会，由吴玉章、林祖涵、江浩等七人组成。总之，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江浩同我党的大多数代表一起，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十八日，江浩的儿子江震寰等十五位革命志士在天津惨遭奉系军阀杀害。十九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通辑令”，通辑包括江浩在内的一百九十七名所谓“共党及跨党分子”。二十一日，江浩和谭平山、吴玉章、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等四十人联名发出通电，声讨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自立政府的罪行①。

五月六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次扩大会议决议组织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成员有江浩、于方舟、李希逸、徐谦、王法勤等八人。五月九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江浩为革命军事裁判所长。命令规定： “关于镇压反革命之审判权，由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裁判所统一行使。”②

江浩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坚决、认真，秉公执法。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生俘了军阀吴佩孚的师长刘玉春。刘玉春系河北玉田人，不仅与江浩是同乡，而且续起来是江浩的小舅子。在审判刘玉春之前，江浩对裁判所裁判员赵雪村、郑铁山等人说： “今天我要演出一场 ‘赤桑镇’ (京剧名，剧情是包拯铡堂侄包免的故事)，审一审我那个小舅子 (指刘玉春) ，看他脑壳有多硬?”③最后，江浩按照法令，严肃地处置了刘玉春。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背叛革命。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动了有名的南昌起义，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江浩与周恩来、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徐特立等二十五人，当选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①。

同日，江浩与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于树德、董必武、夏曦、邓颖超、韩麟符、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和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二十二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中央委员宣言》，指出： “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是“国民革命之罪人”②。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之罪行。八月三日，江浩与其他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 “武汉中央最近行动，三大政策既被根本破坏，三民主义亦被曲解，党之纪律与权威既扫地无余，党之名义早成为一二私人之工具” ，“武汉中央既已表现反革命行动之事实，而与南京政府无异，本会决不能姑息盲从，亦必将以对待南京政府之手段对待之。”③

十月十五日，江浩随中国工农代表团一百七十余人，乘苏联安迪吉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前往苏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江浩在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庆祝活动结束后，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莫斯科，前往南高加索的黑海海滨休养。江浩和向忠发、李震瀛则按照共产国际指令前往比利时出席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他们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斗争和反帝运动的报告①。会后，返回莫斯科。

一九二八年，江浩与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徐特立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校为这些年龄较大、实践经验较多的同志，专门设立了特别班。江浩在特别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为有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感到非常高兴，虽然记忆力已不如青年，但学习很努力，各门课程成绩都很好。

一九三○年十月，江浩在特别班毕业，回国参加革命斗争。途中，他患了严重心门漏血症，只得留居海参崴疗养。疗养期间，他与吴玉章、林伯渠等一起，在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对华工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 还给国内同志写信，指出要学习革命理论，做好国内工作②。

一九三一年，江浩因心门漏血症复发，病逝于海参崴，终年五十一岁。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海参崴市郊的一座山上。

作者附记：

1.本传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有关单位的图书资料，得到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谨致谢意。这些单位是：天津市图书馆、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北省档案馆、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河北省政府民政局革命史料研究室、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唐山冀东烈士陵园、张家口地区档案馆、中共张家口地委党校、张家口市总工会、中共玉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武汉市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山图书馆、广东社会科学院、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

2.本传还得到江浩的亲属江汰清、江亚勋、侯乃赓、刘敬之、江宏烈(新光)、张世俊、王积衡和生前友好张明远、武纡生、吕职人以及李琦、王斐然、乐天宇、张申府、谌小岑、李国路、邢文泽、黄真、张钟、杨树升、董宝玉、李婉霞、袁继成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深表感谢。

注释

①转引自张明远: 《冀东早期革命家江浩同志》,载《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

①1982年6月访间邢文泽记录。邢文泽系邢瑾之孙。

②1983年9月4日访问江亚勋记录,江亚勋系江浩的侄子。

③应试成绩已达到录取秀才的条件,但本州县(因遵化、玉田、丰润三县属省辖,与一个州相等) 内秀才名额已满,就拨到附近州县录取为秀才,故称为“拨州秀才”。

①郝久亭1958年9月给冀东烈士陵园的信: 《关于写传的意见》。郝久亭,曾系我党早期党员,1924年任过中共天津地委秘书。

②1982年4月访问王积衡记录。王积衡,玉田县人,系江浩的门婿。

③见《郝久亭自传》 (1954年2月27日) 。又见《江浩同志革命传略》,天津历史博物馆存稿。

①王葆真: 《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5) 中华书局版第398—424页。

②凌钺: 《辛亥滦州起义记》。

③江韵清:《回忆父亲革命事略片段》 (1959年5月6日),未刊稿。

①见《郝久亭自传》 (1954年2月27日)。

②《革命文献》第41辑《民国初年之国民党史料》,原载《民国月刊》第1卷第2号。

①张凤岐整理: 《北刘家桥村张安民、张士瑞口述记录》 (1959年5月5日) ;韩成印整理: 《江浩初年的革命活动》 (1959年7月28日)。

②1982年6月访问邢文泽记录。

①《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227页。

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公署档案》,载《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232—233页。

①江浩给妻子刘玉莲的信。

②江韵清:《回忆父亲革命事略片段》(1959年5月6日),未刊稿。

③朱务善: 《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另见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

①张明远: 《冀东早期革命家江浩同志》,载《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 (三) 》。

②《天津革命烈士生活片断》 ,载1964年6月29日《天津日报》。

③1982年4月访问武纡生记录; 又见武振华 (即武纡生) : 《关于江竹源的一些回忆》。

①“耍骨头”,是指旧社会的下层艺人的一种说唱形式,因为他们所用的乐器是两片带小铃铛的牛扇骨,反复撞击就能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②③见王斐然1982年5月7日来信。王斐然,我党早期党员,来信时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又参阅武振华: 《关于江竹源的一些回忆》。

①李世璋: 《回忆江浩在国会的斗争》。当时李世璋系北大学生,兼任《京报》记者,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江西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6月在上海病逝。

②河北工运史料之一: 《唐山市早期工人运动简况》。

③罗章龙: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73—180页。

①见刘敬之: 《江浩简历》(1982年12月12日)。参阅天津《支部生活》1981年第12期《前赴后继三代人》。

②见1923年6月23日、29日《晨报》。

①见刘敬之保存江浩在沪全家照及亲笔题词。

①江韵清:《父亲江著元的革命生活片段》,1961年7月4日《天津日报》。

②江韵清《自传》,未刊稿。

①乐天宇: 《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载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

①见1925年1月1日天津《益世报》。

①有关孙中山北上的史实参见1924年11月至1925年4月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及未刊稿《马千里日记》。

②见1925年4月27日天津《益世报》。

①见1925年1月12日、14日天津《益民报》。

①肖三:《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82页。

①吉雅泰: 《内蒙古革命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

②见《国民党“二大”日刊》第18号。

③见1926年2月27日天津《益世报》。

①见1926年3月22日天津《益世报》。

①1982年3月27日访问乐天宇记录。

②张明远: 《冀东早期革命家江浩同志》。《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三)》。

③1983年6月访问张明远记录。

①参阅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有关记录。

①《记国民党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

②见1927年5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王积衡1983年1月的回忆。

①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 《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②1927年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

①向青、石志夫、孙岩: 《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三)》,《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4辑。

②1982年6月访问江汰清、武纡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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