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李耘生人物传,李耘生生平事迹,李耘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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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李耘生人物传,李耘生生平事迹,李耘生评价

李耘生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南京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牺牲于雨花台。

(一)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字云生,一九○五年六月二日出生在山东省广绕县西李村的一户中农家庭。

李耘生自幼聪慧,品学兼优,一九一九年春,以优异的成绩,由本县振华高小考进益都省立第十中学。这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全国,李耘生满怀爱国激情,参加了益都各界人士的万人大会和示威游行。后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与同班同学及第四师范等校的同伴们一道在青州 (现益都县) 火车站附近盘查日货。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李耘生对一些封建陋俗非常反感。他在校得悉自己的小妹玉梅被母亲裹上了脚布,非常生气,便写信恳请母亲给妹妹放脚。暑假回乡后,他不顾母亲的阻拦,硬将妹妹的裹脚布撕开扔掉。

一九二二年九月,山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王翔千因传播新思想,引起军阀注意,由济南育英中学来到省立十中任国文教员。他发现李耘生、刘子久等同学的进步倾向,便因势利导,组织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问题讨论集》和其他革命报刊,以后又鼓励李耘生与王尽美通信,探讨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正在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李耘生,不知疲倦地阅读这些进步书刊,虚心向革命者请教,思想进步很快。一九二三年十月,经王翔千介绍,李耘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初冬,以省立十中的党员和团员为骨干,建立了青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耘生任委员长①。年底,应王尽美信邀,耘生赴济南从事革命工作,开始了他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

(二)

踏上革命征途后的李耘生,在党的关怀下迅速成长。一九二四年二月,经王尽美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召开全体团员大会,选举李耘生为济南团的地委秘书 (团的“三大”以前,负责人称秘书)②。一九二五年一月,李耘生作为山东团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团中央工作③。一九二五年“青岛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团中央指派,赴青岛接任团的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④。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李耘生到达青岛,当天就与中共青岛地委接上关系。在中共青岛地委的支持下,李耘生领导团组织发动了一场有七千余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血腥罪行。许多市民为之激奋,纷纷加入游行行列,使军阀派出的武装军警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六月十六日,青岛市各界三百多人继学生游行之后,举行了悲壮慷慨的雪耻大会,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推上了高峰。

李耘生在青岛的活动,引起了日本领事和军阀当局的注意。一九二五年深秋,党组织决定将李耘生调离青岛,到济南负责济南团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山东地委改组,地委书记张昆弟将李耘生由济南团地委调往中共山东地委负责组织工作①。任职不久,军阀张宗昌在山东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青年。李耘生采取果断措施,将受敌通缉和暴露身分的益都党的负责人王元盛、团员冀蔚怀等二十二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秘密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分别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党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各地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武汉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李耘生奉调由山东来到武汉,任硚口特区区委书记。区委的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是杜韫章 (即章蕴) ,宣传部长是王自强。同年三月,王自强调任汉川县委书记后,宣传工作由李耘生和杜韫章两人兼管。

硚口是汉口一个工业区,有申新纱厂、泰安纱厂、既济水电公司、英美烟厂、福星面粉厂、胜新面粉厂、成和昌缫丝厂、康成酒厂等一、二十家工厂,二、三万工人。泰安纱厂、英美烟厂等较大的几家工厂,多为日、英帝国主义开办,工人们在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重重压迫、剥削下,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特别是纱厂、缫丝厂的女工,所受的压迫更为惨重,有的身孕数月,即将分娩,还得站立操作,一天干下来,全身浮肿。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在十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多达十六个小时,而工资收入却十分微薄。为了争得做人的基本权利,在党的领导下,工人们曾先后进行过多次斗争。

李耘生来到硚口后,为尽快熟悉和掌握这里的情况,白天深入工厂顶班劳动,进行调查访问,晚上则利用特区区委开办的工人学校宣传革命道理,通俗地解释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工人当家作主的情况。在他的领导下,扩大了工人积极分子队伍,发展了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泰安纱厂、申新纱厂等原来就有党组织的工厂,党员的数量比以前增多了;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单位和地方,如既济水电公司和硚口附近农村的蔡甸、罗家墩、易家墩等地,也建立起党的支部。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共青团、劳动童子团、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的工作,都活跃起来。

一九二七年春节前夕,李耘生领导发动了一场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斗争先从泰安纱厂发起。这个厂的工人在党员侯步生、张金保的带领下,提出 “年关发双薪”的要求,罢工一开始,就包围了工厂洋人的写字楼 (即办公大楼),高呼“不答应条件,誓不复工”等口号。厂主日本人看见工人们组织严密,来势勇猛,吓得当天下午就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立即发了双薪。工人们高兴地欢呼: “我们胜利了! 胜利了! ”同年二月十日,既济水电公司也发起了“按本公司职员收入的比例,增加工人薪水”的斗争。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公司资本家不得不将工人的薪水给予不同程度的增加,达到了罢工的目的①。

李耘生和杜韫章在斗争中密切配合,彼此尊重,增进了了解。经组织同意,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结为终身伴侣。

五月,夏斗寅进攻武汉,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革命处于紧急关头。李耘生召开区委会议,向党员说明面临的形势,并布署转移暴露身分的党员。由于他的周密而细致的工作,所以当“七一五” 白色恐怖到来时,硚口地区党组织的损失较小。就在这斗争最严峻、最残酷的时候,李耘生奉命调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他毅然受命,即刻前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一九二七年十月,李耘生接到上级党的指示,要求在工厂中掀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为武汉暴动创造条件。他深感这时党的力量已很薄弱,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罢工势必益少害多,便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然而,得到的答复是: 要罢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保留意见,执行上级党的指示。他慎重地选择了党的力量比较强、工人基础比较好的武昌第一纱厂着手发动。二十日,市委一声令下,全厂九千多工人立即停机,宣布罢工。接着,震寰纱厂以反对开除四名剪毛女工为引子,也发起了声援一纱的罢工斗争。但罢工最终被武装的反动派镇压了,不少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被捕牺牲,造成了惨痛的武汉“震寰事件”。事后,第一纱厂停产,几千工人失业,没有生活来源。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并由妇女、老人、孩子组成工人家属请愿团,从武昌的三道街走到武胜门,然后到武汉大学集会,开展反停产斗争,李耘生当即赶到现场,劝说请愿的工人家属: “你们都回去,你们的困难,会有人帮助解决的,会有人组织你们斗争的。”①出于对李耘生的信任,工人家属的请愿队伍很快散了。中共武昌市委采取应急措施,组织第一纱厂工人进行抢米斗争,帮助失业工人度过了难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李耘生总结这次抢米斗争时说: “一纱工人除此是没有出路的。”②

李耘生在武汉一年多的工作,受到党的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一个“得力的干部”③。

(四)

一九二八年春,党决定调李耘生去南京市委工作。不久,李耘生化名李立章来到南京。这里的白色恐怖也很严重,他的组织关系一时没能接上,只好一面通过南京的一位亲戚在《时事新报》社谋得一名记者的职业,一面继续寻找党组织。四月三十日,李耘生被叛徒王某告密,不幸被捕。叛徒指控李耘生是中学时代的“赤色分子”。就因这个“罪名”,他被国民党江苏特种刑事庭判处十个月徒刑,监禁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①。

在狱中,李耘生贪婪地阅读妻子冒着生命危险送进狱中的一些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利用放风机会,与难友们交谈时事,还坚持每天写日记,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②。

在狱中,他遇到了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难友王井东(即王凯,王荷波之弟) ,通过王井东,他接上了组织关系。

一九二九年四月,李耘生按期出狱,住在上海新闸路胡康里B六二三号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的亭子间里。他自己很少开伙,总是上街买点大饼油条,用旧洋铁盒从老虎灶打点开水,对付着日常生活。尽管生活如此清贫,他仍不懈地坚持革命斗争。

一九三○年下半年,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南京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为了重建南京市委,一九三一年二月,李耘生受中共江苏省委指派,重返南京,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在南京,李耘生的公开身分是南京贫儿教养院的历史教员。他利用讲坛穿插着讲一些革命道理,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同时,主动接近院内一些有爱国思想的教师、学生,同他们议论时事,叙说人生观。虽然院内教职员工中有反动派的亲信,但李耘生仍通过不断的培养教育,发展了五名学生、两名教师入党,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为开辟党的工作,李耘生又机智巧妙地利用党员肖静庵(后脱党) 在南京下浮桥国民党政府中央试验所内工作的关系,建立起党的交通站。当时,上级党的文件多在公开刊物《光明之路》上密写,由上海寄到南京的中央试验所,再由肖静庵转交李耘生。交通站的建立,保证了南京市委与上级的经常联系。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南京地下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在和记工厂、京华印书馆、中央大学、街道、鸡鸣寺难民区、国民党无线电台、宪兵部队、陆军军官学校等处,恢复和建立起十多个党支部,发展了近两百名党员,还成立了共青团南京特别支部。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市委决定从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央大学开始,点起抗日烈火,推动全市抗日运动。市委派共青团市委负责同志到中大帮助恢复了团组织,不久又建立了党支部。李耘生多次秘密深入到中大的党员中作政治形势报告,同大家一起分析讨论抗日救亡问题。不久,中大恢复了反帝大同盟组织,吸收了在救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王枫、胡济邦、陈明达等青年入盟,并在其中发展了一些青年入党。这样,中大支部党员从开始恢复时的五、六人,很快发展到一二十人,成为领导中大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在救亡热潮中,中大党支部又发动群众先后改组了学生会和救国会,使新当选的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和救国会的常务委员中,半数以上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从而取得了对中大救亡运动的领导权。

中大的抗日救亡热潮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的抗日爱国运动。自九月二十二日起,以中大为骨干的全市各大、中学的学生陆续罢课,大家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并与全国云集到南京要求抗日的学生团结在一起,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怒打执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变更对内“剿共”、对外不抵抗的政策。一时间,抗日的标语、传单撒满了大街,雄壮的爱国呼声震动了全城。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专门管辖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宜兴等县党的工作,任命李耘生为特委书记。

为了配合苏区红军正在进行的反“围剿”斗争,新任特委书记李耘生在京杭国道 (即现在的宁杭公路) 沿线的句容、溧阳等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游击队。他经常揣着南京附近几县的简要地图,指挥着这支武装力量,神出鬼没地活动在京杭国道上。一次,游击队在金坛到丹阳之间抓住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老婆,以其为人质,换回一笔钱,补充了游击队的给养。他们的活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地打击。

一九三二年二月,李耘生在离溧阳城三里外的焦山上的一座破庙里,召开了一次溧阳党的特支紧急会议,传达党要求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在李耘生领导下,特委还对驻扎在宜兴的国民党政府江苏省保安四团作了策反工作,通过争取、教育,先后把保安四团营副谢绍辉、一连连长杲立民、排长黄炳章策反过来。一九三二年春,特委又领导国民党南京骑兵教导队警卫营内我党的一些同志发动兵变。虽因叛徒出卖,兵变部队在走向天目山途中失散,但这一事件给国民党政府以很大震动。

(五)

一九三二年初,中共南京京华印书馆支部书记李向荣被捕,供出了南京特委军委委员吴恕、军委负责人路大奎,吴、路被捕后叛变革命,致使南京党员大批被捕,市委遭到破坏。敌人根据路大奎的口供,秘密通缉特委书记李耘生。一九三二年三月的一个夜晚,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把李耘生的妹妹玉梅和儿子小宁从睡梦中惊醒。穷凶极恶的敌人用刀把门拨开,闯进室内,没有搜查到李耘生和章蕴,便把只有十四岁的玉梅和刚满两岁的小宁抓走。

此时,李耘生仍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留在南京处理党组织遭受破坏的善后工作。在敌人严密地搜查中,他经常更换住地,巧与敌人周旋。他到贫儿院派一个进步学生连夜赶到溧阳找特支,通知党员转移,使溧阳特支免遭损失。

四月初的一个夜晚,李耘生来到中央试验所,在交通站肖静庵处住了两天。第三天晚饭后,他对肖静庵说: “我不能长在你这儿躲反,我还要出去办理善后工作。”话毕,他换了衣服,化了装,到一个接头地点——游府西街探听消息。不料,那里已早有特务埋伏。李耘生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多次审讯拷打中,李耘生始终坚不吐实,以“李涤尘”的化名同敌人周旋。狡猾的敌人除带着叛徒路大奎当场指认外,又将李耘生年幼的儿子抱来隔窗相认。为了不暴露身分,李耘生硬着心肠正要转身背向儿子,可是只有两岁多的孩子哪能懂得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 一见到日夜想念的爸爸,他便大声哭喊,向铁窗扑来: “爸爸! 爸爸! ”看守班长见李耘生的身分已经证明,便恶狠狠地把小宁带走了。

敌人的监狱、刑讯庭,对每一个被捕的共产党员都是严峻的考验场。在一次审讯中,一个满脸横肉的法官说: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叛徒路大奎也在一旁帮腔说: “只要你愿意转变,我担保你有出路。”李耘生轻蔑地一笑,没有理睬。那个法官将桌子一拍,声嘶力竭地嚎叫着: “我只要你说 ‘愿意转变’ 四个字! ”李耘生晃了晃手臂,怒斥道: “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是你,以及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 ”①李耘生义正词严的回答,气得敌人暴跳如雷,对他施行了严刑拷打。但是,他们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狱中,李耘生不顾自己受刑后的伤痛,总是关心身旁的战友,经常鼓励他们要坚定斗争信念,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有一位政治犯判了五年徒刑,即将押解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李耘生亲切地鼓励他,要他制订五年的读书计划②。

看守所里阴暗又潮湿,一间小屋挤着十几个人,墙上只有一个碗口大的透气洞,闷得令人窒息。狱中的伙食很坏,一日两餐的霉米饭里还掺着泥沙石子,一碗少盐寡油的汤里仅仅飘着几片菜叶。难友们经常吃不饱,连开水也不够喝。有的看守稍不如意,就随便打骂犯人。为抗议敌人的虐待,李耘生发动了绝食斗争。他代表难友们与敌人谈判,提出了“三不许”条件: 一、不许烧霉米烂菜给大家吃; 二、不许克扣“囚粮”;三、不许打骂虐待“犯人”。两天过去了,敌人怕出问题,只得答应李耘生提出的条件,当即送来了白米稀饭和新鲜的小菜,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端阳节前夕,敌人又将李耘生提出牢房审讯,说是给他最后一次考虑的机会。李耘生怒视着敌人,坚毅地回答: “枪毙就枪毙,我没有什么考虑的。”说完,昂首转身回到牢房,弄得敌人瞠目结舌,无可奈何。

敌人对李耘生无计可施,终于对他下了毒手。

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凌晨,监狱的高墙外,突然传来汽车的刹车声,狱门“框啷啷”一声打开了。李耘生明白,敌人的大屠杀又来了! 当看守所长喊到 “李——涤——尘” 的名字时,他整了整衣服,然后转身将铺旁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叠齐,深情地对难友们说: “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这些东西留给你们作个纪念吧! ”难友们含着泪水,挤在牢门铁栅栏前,目送着李耘生离去。

在刑场上,李耘生大义凛然,同敌人进行了最后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执法官假惺惺地问: “有什么遗嘱?要不要写家信?”他厉声回答: “我的遗嘱就是盼亲人们与你们斗到底! ”执法官恼羞成怒,连声吼叫: “开枪! 开枪! ”

子弹射进了李耘生的胸膛。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共产党员,以坚定的步伐,走到了生命的光辉顶点。

注释

①《益都县志》第1册。

②③《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济南政治状况》。

④《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团青岛地委关于地委改组情况的通告》、《团青岛地委关于支部改编结果的通告》。

①《团济南地委关于半年来工作概况的报告》,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

①1927年2月12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武汉国棉三厂厂史,原件存国棉三厂。

②1927年11月27日《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记录》,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③《亦农同志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1928年5月1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①1928年5月1日南京《民生报》。

②《章蕴同志回忆》及杨光政著《入狱记》,原件均存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

①贺逸峰供词,原件存南京市档案馆。

②杨光政: 《入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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