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梁华人物传,梁华生平事迹,梁华评价

Posted 2022-05-06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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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梁华人物传,梁华生平事迹,梁华评价

(一)

梁华又名梁国龄，生于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四川省广汉县人。父亲是一个成衣工人，母亲是位家庭妇女。梁华姐弟四人，他排行居三。

梁华十岁时，父亲送他到一个私塾读书。一九二○年春，他十四岁时，因家庭生活太困难，只好辍学，被父亲送到成都一家丝织作坊当学徒。他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还要给老板挑水、劈柴、做饭、带小孩，甚至给老板娘烧洗脚水; 从清晨劳累到夜晚，却只能吃两餐稀饭，连肚子也填不饱。苦难的生活，使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改变这种不平的社会现状。

一九二一年下半年，成都丝织业工人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要求增加工资的大罢工。梁华当时是学徒工，不准参加社会活动，所以没有直接参加这一斗争。但他非常同情和支持这次罢工，希望它能够取能胜利。当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达到高潮时，发动罢工的“中华工党四川支部”却放弃对斗争的领导。资本家利用这个机会，贿赂反动军警对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实行残酷镇压，数十个工人被逮捕入狱。梁华从这次斗争中得到启发，认识到要保障工人的利益，必须依靠工人的团结和斗争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到工人中去开展劳工运动，创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梁华积极参加工人夜校学习，通过学习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光明前途。不久，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一九二三年秋转为中共党员。在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梁华参加了成都劳工联合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各项革命活动。由于他的活动触犯了资本家的利益，他被列入“不准雇佣”的名单。但他仍然与工人群众一起坚持进行各种斗争。

当时，成都的工人受着严重的封建行会的压迫。如长机邦的资本家、老板、作坊主和把头、工贼控制的 “三皇会” ，掌管着比普通尺子大十分之二的“朱尺” ，对丝织业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 并对党领导的革命工会的活动进行破坏。梁华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封建行会的罢工斗争，占据了 “三皇会”办事处，夺回了 “朱尺”权，取得了斗争胜利。

一九二四年初，长机邦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工资。梁华等发动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斗争取得了胜利②。不久，党组织工人、学生数百人在少成公园集会，华西大学的帝国主义分子支持少数不明真象的人到会场挑衅，扬言要找在《甲子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廖划平 (当时是中共党员，后叛变) 算帐。梁华等挺身而出同他们进行斗争，并保护廖划平到督理所，使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未能得逞①。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梁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参加了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成都市南区区党部执行委员，积极领导成都工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大游行，还组织宣传队、募捐队等，支援上海工人。一九二六年成立成都市工会时，梁华被选为市工会丝织业第二分会委员长。这时，在国民党右派支持下，成都成立了所谓 “四川省工会” ，妄图破坏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梁华参与了反对黄色工会的宣传活动，明确指出省工会是“伪工会”，是“黄色工会”，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②。一九二七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在成都举行了就职典礼，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几千人和国民党控制下的“省工会”几百人都参加了大会。但“省工会”竟然在会上寻衅，出动流氓打手将成都市工会的领导人钟善甫挟持而去。梁华组织工人群众奋力争夺，使钟善甫安全脱险。

一九二七年，四川军阀在重庆制造了 “三三一”惨案，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成都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成立了重庆“三三一”惨案成都后援会。梁华积极参加该会的各种活动，支持重庆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时，成都的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也蠢蠢欲动，炮制了一个“成都市职工会” ，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都市总工会(一九二七年三月全国总工会指令，成都市工会改为成都市总工会) 相对抗。在党的领导下，梁华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同“省工会”、“市职工会”和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并捣毁了 “省工会”办事处和工贼头子马云衢的住所。不久，反动军阀派出大批军警到处捉人，逮捕和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孟本斋，查封了成都市总工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决定“在组织方面应当采取不同形式 (如工人俱乐部、工人读书会、夜课学校等) ，尽量争取合法公开;在工作方法上不能停止斗争，要在斗争中来团结巩固工人力量”①。根据党的指示，梁华等组织了成都市工人俱乐部，他被选为工人俱乐部的副委员长，领导广大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步力量较强，梁华等就将工人俱乐部的办事处设在该校，并在那里开办工人夜校，宣传革命思想。他们通过工人俱乐部这个合法的组织，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劳动时间等口号，团结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积极的斗争，使一度消沉的工会工作又活跃起来。

(二)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调梁华担任成都特支和川西特委的秘密交通。

一九二八年初，反动派妄图逮捕梁华。党组织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他离开成都，到彭县邝继勋旅政治部学习石印技术。同年夏，梁华又回到成都，党组织指示他在玉带桥处开办一个石印社，作为党的秘密机关。石印社办起后，对外公开营业，同时为党印刷秘密文件和材料，又是党的秘密通讯联络点。梁华即是石印社的老板，又是技术员和小工，各项工作搞得井井有条。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的一天，四川临时省委书记穆青、组织部部长刘披云和负责宣传、秘书工作的张春帆、许仁智等，在省委机关驻地被敌人当作土匪捕去。经多方设法营救，军警团联合督察处同意取铺保释放。梁华就以石印社“老板” 的身分出面作保，营救了临时省委的几位负责同志①。

一九二九年七月，党调梁华去重庆任省委秘书处印刷科科长。于是，他在重庆开办了一个以公开营业为掩护的印刷局。半年后，由于形势恶化，印刷局改为党的秘密油印机关，梁华任省委交通科科长和直属机关支部书记，同时仍兼管印刷和发行工作。在特务、叛徒横行，省委机关接连遭到破坏的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梁华对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充满信心，坚守党交给他的战斗岗位，每天工作都在十五六小时②。

一九三○年冬，省委机关又一次被敌人破坏，省委许多领导人被捕。梁华于十一月十三日去省委招待所时亦被敌人捕去，关押在巴县监狱。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但他始终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分，保守了党的秘密。几个月后，由于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乃以“嫌疑重大，言语吱唔”为由，判梁华徒刑三年又四月，仍囚禁在巴县监狱。一九三一年四月，梁华被转移到重庆市反省院。在狱中，梁华建立了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组织难友们继续同敌人开展斗争。按照判决，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梁华的刑期已满。但是，敌人认为他没有任何反省的表现，又把他的刑期延长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监狱中的斗争，使梁华受到很大的锻炼，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敌人的法庭上与长期的监狱中，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和革命斗争，确实把自己的意志锻炼得更坚强了。”①

(三)

梁华被释放出狱后，没有找到党的组织，直到一九三八年二月才在成都接上党的关系，被党任命为成都市委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后又调任成都东区区委书记和川康特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他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发动成都的工人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当时，国民党省党部不准成立“工人抗日工作团” ，只准成立“工人抗敌宣传团” ，企图限制工人抗日救亡组织的活动。中共成都市委从有利于团结抗日和开展党领导下的工人救亡运动的原则出发，决定采纳国民党省党部的意见。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梁华等的具体筹划下，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正式成立。为加强党的领导，工人抗敌宣传团成立党团 (相当于党组) ，梁华兼任党团书记。由于梁华等的积极努力，“工抗宣团”组织工人开展了大量的抗日救亡群众活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成都各救亡团体在少城公园举行的欢呼台儿庄大捷的大规模集会; 四月参加在少城公园召开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七月参加“七七”抗战一周年的集会和游行等; 同年秋，“工抗宣团”发动工人群众开展为前方战士募寒衣和写慰问信活动; 十月又领导数千名工人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火炬游行; 十二月组织工人群众声讨汪精卫卖国投降的罪行，等等。所有这些活动对增强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都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决定在“五一”到“五七”期间为“精神总动员周”，进行“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的溶共反共活动，以抵消我党的影响。梁华根据党的指示，主持召开了 “工抗宣团”党团会议，决定在中山公园召开纪念五一劳动节活动，以对抗国民党举行所谓“精神总动员周”的阴谋。经过梁华等的积极筹备，这次庆祝五一节的大会盛况空前。参加大会的有“工抗宣团”二十二个分团和成都各抗日救亡团体三千多人。大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当晚又进行了火炬游行。这次活动对于提高群众的抗日情绪，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起了很大作用。

这个时期，梁华积极领导了排字工人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增加工资的斗争。过去，一般排字工人的月薪是十二元，后被国民党政府降为九元，在国统区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生活很难维持。梁华等采用先从新新印刷厂开头，再从《新中国日报》打开缺口，然后各厂沿例的斗争方法，很快取得胜利，使每人月薪增加三元。在此基础上，梁华等又及时领导排字工人重建工会组织，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打入地下的排字工会重新建立起来。

一九三九年四月，成都市物价猛涨，工人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中共成都市委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改善工人的生活，又发动和领导排字工人进行了第二次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这一次，梁华等通过排字工会，把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斗争与动员工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结果，既取得了要求增加工资斗争的胜利，又在斗争中锻炼了群众，提高了工人的觉悟。

一九三九年七日，梁华由成都调到乐山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乐山中心县委又决定梁华兼任五通桥区委书记。在中心县委领导下，梁华和职工运动委员会为筹建工会组织，发动工人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作了大量工作。

一九四○年，国民党在乐山公开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乐山中心县委决定把党的组织工作转入地下，以保存革命力量。梁华积极贯彻党的决定，首先隐蔽党的领导机构，对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及时进行了调整，对已经暴露的联络点及时撤销，并向党员进行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同年八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梁华由乐山调到川康特委工作。

一九四○年底，梁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期间，他写了《关于四川党组织情形的回忆》和《四川职工运动中的主观主义》两文，总结四川省党组织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他敢于责己，在批评工人运动的主观主义错误时，主动联系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自我批评。在写到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成都市工会有的同志看不到政治形势的逆转，不了解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不讲斗争策略，犯了盲动错误时，他坦率地承认： “我就是其中一个。”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正如他自己所说： “经过一九四二年整风学习后，盲目性大大减少了。”①

在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四川去延安学习的许多同志都被康生等诬陷为“红旗党”。梁华不仅是从四川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而且在国民党监狱里坐过多年牢，也被诬陷为“红旗党”，列为“抢救运动”的重点，在中小型会议上挨了二十多次斗争，并被开除党籍，隔离审查，投入监狱。但他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未向康生等人屈服。当审问他时，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是什么‘红旗党’，就是抽出我的每一滴血来化验，也找不出任何反革命的东西。”②后来，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了这一“左”倾错误，一九四四年底给梁华作出了“无任何政治问题”的结论，并恢复了他的党籍。

一九四五年初，梁华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一部审查委员会委员，参加审查当时尚未查清的一部分干部的问题。曾经担任过党的四川省工委副书记的邹风平，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托派”、“红旗党”，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被迫自杀。邹风平的案件究竟真实情况如何?梁华和程子健遵照党组织的决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复查。大量的材料证明，邹风平根本不是什么“托派”、“红旗党”，他的案件，完全是一个冤案。梁华等据实向中央写了报告，使邹风平的不白之冤得到了昭雪。

一九四五年四月，梁华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

抗战胜利后，党派梁华返回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任中共中央重庆局组织部秘书。一九四六年一月，又调他担任重庆《新华日报》党总支书记、人事课主任，四月任四川省省委委员，七月任省委常委。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面内战爆发后，省委决定对报馆工作人员加强阶级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梁华向同志们讲报馆的性质和当时所处的复杂斗争环境，要求大家作好挨打、坐监、杀头的思想准备。随着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和省委决定报馆的工作人员要作好疏散和撤退的准备，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梁华将党关于撤退或疏散的方案告诉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对于部分撤回延安的同志，他们的家属仍愿意留在四川的，梁华都作了妥善的安排。他的工作深受同志们赞扬，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在《在重庆工作概况》中，称赞他对工作“热心” 、“坚定”。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梁华调中共南京局任组织部秘书。次年春国共和谈完全破裂后，他随中共南京代表团撤回延安。不久，梁华等奉命率领被迫从重庆撤回延安的《新华日报》社五十多位工作人员，去晋绥解放区参加土改。到晋绥后，由于他身体不好，组织上未让他去农村，先派他到晋绥党校帮助工作，后又调他到《晋绥日报》社任党总支副书记。晋绥的土改工作由于康生的错误指导，出现了 “左”的错误倾向，严重扩大了打击面。梁华不顾个人的得失，积极主动地调查了解土改中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写出报告，送给党中央。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梁华调任南下四川干部队副队长，因他胃病复发未能成行。一九四八年，梁华病情稍好，被调到中央城市工作部任工业研究组副组长、中央统战部人事室主任等职，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期间，他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鼓舞下，总是带病坚持工作，从不懈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事局局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一九五一年调任西南军政委员兼人事部副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财经工作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一九五四年当选为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五年，梁华当选为中共四川省监委副书记。他坚持原则，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有一起控告某地区一位负责干部打击报复的案件，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得不到解决。梁华依靠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很快处理了这一积案。办案中，梁华强调要实事求是，对问题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某单位的个别领导，任意加重处理一个犯错误的同志。梁华得知后，严肃批评了这种不按党的政策办事的错误，使这一案件得到正确处理。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工作中出了什么问题，总是带头检查，并提出攻进措施，从不诿过于人。当省委对监委的有些工作提出批评时，他总是自己承担，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一九五六年，梁华身体不好，仍坚持去北京参加中央监察工作会议。会后回到成都，身体更加虚弱。省委领导同志劝他注意休养，但他仍继续坚持工作，积极为筹备召开全省监察会议操劳。由于他长期患严重胃病和高血压病，加上由北京往返长途跋涉和工作劳累，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终于患脑血栓病，经医生多方急救无效，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七日不幸逝世。

作者附记：

本文在写作中，还参阅了夏以溶的《大革命末期成都地区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纪略》、沈泉的《回忆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的救亡活动》、成都市总工会工运史组的《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概况》、刘云的《抗战初期成都市印刷工会的活动》，以及刘披云、祝康隆、骆是愚、章介、杨挺、郑泽如、陈泽、寇琼波、石础、王青生、张秀熟、洪沛然、张文澄、蒋月琴、荣高棠、徐坚、邓照明、王与文、王镜如、王敖同志的谈话记录等。

注释

①梁华: 《自传》。

②成都市总工会工运史组: 《成都工人运动史资料》。

①梁国龄: 《关于四川党组织情况的回忆》。

②梁华: 《四川职工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存四川省总工会工运史组。

①李宗林: 《回忆刘愿庵同志》。

①刘披云谈话记录。

②程子健: 《梁华同志生平事迹》 ,存四川省档案馆。

①梁华:《自传》。

①②梁华: 《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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