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林枫人物传,林枫生平事迹,林枫评价

Posted 2022-05-06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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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林枫人物传,林枫生平事迹,林枫评价

林枫

(一)

林枫原名郑永孝，又名郑伯桥 (伯樵、伯乔) 、郑凌风、林硕石。1906年9月30(农历八月十三) 日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郑长江屯 (郑家围子) 一个人口众多颇为殷实的农家。

林枫的祖籍在山东省海阳县。世代务农。清朝末年，有一年夏天，林枫的曾祖父挑着自产的樱桃去赶庙会，突然有几个地痞窜上来，把樱桃全部抢走。曾祖父饱受官府和兵匪的剥削欺压’早蹩着一肚子闷气、怒火，如今又遭这班地痞欺侮，忍无可忍，抡起扁担把劫掠者打倒在地。他见出了人命，乘乱逃离现场，并在当天深夜，携儿带妻，离乡背井，举家“闯关东”，逃到南满。以后又辗转流徙，历尽艰辛，才来到北大荒，最后落脚在绥化县恭字头井 (当时望奎尚未设县，此处还归绥化县管辖，到1917年才设望奎县治)。适逢此时官厅招民垦荒。林枫的曾祖父带领全家老小，就地取材，在荒地上盖了个马架子，又揽了一片荒地，成为这个地方的开荒占草户，郑长江屯也因此得名。一家人长年在荒原上劳动，艰苦度日，白手起家，开垦了200多垧土地，逐渐创建起一份家业。当时匪盗蜂起，社会动乱。为了防备匪盗的骚扰，全家动手，在宅院四周筑起一圈五六尺高的围墙，这个屯子从此就被称作“郑家围子”。

郑家围子远距县城30余公里，附近七沟八梁，起伏不平，屯落稀疏，人烟稀少。村南不远是深达几十丈的崖子，崖上绿草成茵，树木繁茂; 背后则是一望无际的荒原;崖下自东而西流着清澈的呼兰河，展现一片辽阔的河沙漫滩。林枫就在这里度过了苦涩的童年。当然，这种环境也有助于养成一个人的刚强意志，开阔胸襟。林枫喜欢大自然的山川草原风貌胜于盆景渊源于此，他喜欢真实朴素的美胜于修饰装扮也与此有关。

从7岁起，林枫进私塾读书。启蒙老师是他的四叔。四叔名郑元臣，字品三，是一个为人正直、颇有旧学根底的士子。他痛恨贪官污吏，不愿参与政界混事，决心从事教育，愿把所学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他在众侄儿中，发现林枫待人忠厚，聪慧爱学，便加意培育。林枫11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的主要篇章，而且能够熟练地出口成诵，善写会讲，深受师长和同窗学友的赞赏夸奖。品三先生的严肃和善，诲人不倦，也给林枫以良好的影响。

1918年，郑家这个拥有108口人的大家庭，为了缩小目标，以图减轻官府的苛征暴敛，分成七股，各立门户。林枫的父亲郑元良决心弃农经商，便带着他的妻儿迁居望奎县城，买了几间房子，与人合股开设了“金大钱号”，维持一家生计。就在这年，12岁的林枫考入了望奎县第一高等小学校 (简称“南高等”) 高级班。这所学校共设初等、高等二部，六个年级。高级班的学生来自全县城乡，年龄较大，多是在念过几年私塾后考进来的。高级班二年毕业，开设六门课程：国文、算术、地理、历史、音乐、体育。当时国文课教的是文言文，对林枫说来并不生疏;其他课程都是先前没有接触过的。但他学习的兴致很高，刻苦钻研这些新学的课程，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在校中专长文史，喜读《左传》、《史记》，深受书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观点的感染，逐渐萌发了朴素的爱国思想。

1920年，林枫从“南高等”毕业的时候，父亲经营的钱庄岌岌可危，手头拮据，打断了他升学的希望。第二年，金大钱号就被“大鱼”吃掉。林枫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子，父亲托人在县邮政局给他找了个差事，盼望他能赚几个钱补贴家用。这“差事”名义上是学习电报生，实际是让他整天给邮政局局长扫地、倒水、沏茶、点烟……根本同邮政局的业务不沾边。他强烈的求知欲望无法实现，又得担负这份不顺心意的“差事” ，动辄还会受到局长的斥骂，内心十分痛苦。干了一段时间，他再也不愿继续给邮政局长当奴仆，为此常同父亲争执。他想继续求学的要求，没有得到父亲的应允。他很气愤地说： “宁可到市上摆个书摊，卖报纸笔墨，也不当这个差事!”不久，他便毅然辞退了这份差事，设法寻找到一些书籍，蹲在家里苦读。

这个时候，他父亲在商界的一些朋友常来家里作客。这些走南闯北的客人，在同父亲闲谈中，时常带来关内各大城市的各种消息，其中许多是林枫爱听的新鲜事儿。使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北京爆发的五四风暴，以及由此蔓延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这些消息使他兴奋，使他深思，在他心头点燃起希望的火焰。他下定决心要离开闭塞的家乡，前往关内继续读书。

1923年春天，父亲终于同意了林枫的请求，筹措了学费，让他同一位商人到了天津。他决心要进南开中学，但他的数学基础较差，英语从来没有学过，只是国文根底较厚，便先进南开中学新生考前补习班补习了一年。第二年夏天，终以较好的成绩考入南开中学。他在这时由郑永孝改名郑伯桥。

进南开中学后，林枫学习更加勤奋，课余时间大部分在图书馆里度过，星期日常常也不休息，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报。他读书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李大钊、鲁迅和郭沫若等人的著作，是林枫经常的读物; 《小说月报》、《语丝》、《剧选月刊》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等，也是他经常阅读的书刊;还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著作;也读过一些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书刊。通过读书，林枫打开了眼界，使他更加注意时局的发展，关心国家的前途，寻求民族的出路。他与同寝室的同学鲍永瑞、张文佑以及同乡同学綦书功等，自发地结成了学习小组，相互切磋琢磨，各抒己见，有时还进行热烈的争论，毫无拘束地抨击时政，大胆提出各种主张。经过学习和讨论，林枫逐渐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心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林枫的文章写得出色，又善于演说，深受大家称赞，在同学中颇有威望。初中二年级时，他就被选为校刊编辑，后又当选为校学生会会长。他待人谦虚诚恳，热心为大家服务，组织同学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引导一些同学趋向进步。他的活动得到学校中共党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在政治思想上也常得到共产党员的帮助教育，使他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

1924年冬天，孙中山为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结束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决定北上。于12月4日抵达天津。林枫积极组织、带领南开中学进步同学参加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会后又以学生会会长的身分，在南开中学组织宣传活动，讲解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意义，介绍孙中山《北上宣言》的内容。校方畏惧学生运动的发展，曾以“救国不忘读书”规劝学生，想抑制他们关心国事的热情。当时曾是南开中学校董之一的丁文江，应校方的邀请来校讲演，宣扬“读书救国”论，引起进步师生的反对。事后，学生会散发了反驳丁文江的传单;林枫还代表同学出面与校方辩论，据理驳斥了丁文江鼓吹的错误言论，鼓舞了进步同学的斗志。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赵世炎等到天津发动工人和学生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林枫在中共组织领导下，向同学们报告五卅惨案的经过，控诉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罪行。他还通过学生会组织许多同学参加演讲、募捐和示威游行活动，并带头冲破军警的阻拦，向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此后，林枫接受中共组织的指派，在南开中学创办平民夜校，既做校长，又兼教员。他不辞辛苦，无论严寒酷暑或狂风骤雨，都准时前往上课。他还常到工人和贫民住处进行访问，了解他们的困苦，鼓励他们起来斗争。

1926年9月，北伐军攻打到武汉后，南开中学教师、共产党员何雪，秘密发动同学参加国民革命军，积极筹备组织欢迎北伐军的各种活动。林枫早想投笔从戎，这时便毅然辞掉学生会会长职务，和几位进步同学秘密考取了黄埔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其后，他又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放弃了这个学习机会，继续留在天津工作。

林枫周围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经常密切来往的有十多名。他们以主持正义、追求真理相互勉励，其中的绝大多数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7年3月，林枫由中共南开中学支部书记范文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自己多年的夙愿。林枫入党后，担任中共南开中学支部和中共天津市委的联系人。他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以高度的热忱参加革命活动，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的火种。

(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天津市委决定将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党员隐蔽起来。林枫于5月初暂回望奎。他向亲友邻里讲述政治形势，宣传革命道理;还把自己收藏的进步书刊，送给少年时的同学传阅。他在家乡停留了20多天，回到天津的时候，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林枫十分着急，来往奔波平、津、沪、汉、江、浙等地，仍未接上组织关系。后经师友介绍，暂到江苏省东海县海州中学任庶务，同时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后，他冒着风险，带领一些教师、学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这年9月，他从海州中学回到天津，继续寻找党组织。1929年春，他转到北平，住在福兴公寓复习功课，准备升学。夏天，他改名郑凌风，考进北平大学工学院读书。1930年，林枫终于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担任了中共北平大学工学院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迅速侵占东三省，全国痛愤。林枫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于九一八的惨变格外伤痛。直到十几年后，他为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题词的时候，还以极度悲愤的心情写道：“烈士之血为反帝反封建而流，烈士之名以反帝反封建而寿。众志成城，世界应为人民所有，使 ‘九一八’ 之惨祸不再见于今后。其死也光荣，其精神不朽。白山雄峙，黑水浩流，丰功伟烈，永垂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革命烈士的崇敬缅怀，也倾诉了他对亡国惨祸的悲怆回忆，对故乡白山黑水壮丽河山的无限眷恋。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到处兴起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屈膝投降的斗争，各地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

11月底，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在北平发动反日斗争，组织“南下示威运动”。12月1日，北京大学等20余所学校学生1 600多人，组成北平各大学南下请愿团离平，3日到达南京。5日，请愿团在南京游行示威，行至成贤街时遭到警宪镇压，当场一人被打死、33人受重伤、185人被捕。这批学生离平后，北平各校爱国学生，继续组成了人数更多的“北平各校学生南下示威团”。林枫以北平工学院代表的公开身分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他是南下示威团的党团负责人之一，受党的委托，和其他党团成员共同指挥这场斗争。党团成员共有5人，一般都不公开出面活动，主要是在后面出谋划策，指导运动。

12月4日，北平大学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北平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参加南下示威团的学生2 000多人，先后汇合到北平东车站，准备乘车南下。但当示威团的总指挥部找车站站长商洽车辆时，遭到拒绝，说是奉令不能开车。学生交涉无效，强行登上所有进站的火车，继由各校学生代表开会决定进行卧轨斗争。各条铁轨上都躺满了人，车站所有要害场所亦尽被学生占领。卧轨斗争坚持了三昼夜，北平当局终于在7日凌晨下令开车送北平学生南下。8日车经济南车站，得到济南学生支援，冲破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阻拦;山东当局亦被迫同意济南学生参加南下示威。

北平各校南下示威团于12月10日到达南京，济南2 000多学生也在当天傍晚到达。这时得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示威学生也将到达，遂决定等各地学生到齐后联合举行示威活动，已到南京的各校学生先在街头宣传抗日。13日，沪、杭、穗等地学生陆续到京。14日举行了全国各校第一次联合大示威，目标是国民政府，并在各主要街道游行示威; 还决定由北平各学校代表中产生总指挥 (后选定北平法学院代表) 。示威学生来到国民政府，只见大门紧闭，卫兵林立，院里还架着机关枪。学生要面见蒋介石，蒋只派一个秘书长出来敷衍。学生愤然离去，在各主要街道进行示威讲演。16日上午，各地学生又来到外交部门前，高呼“砸烂外交部”、“撕毁卖国条约” 口号，并往院里冲。外交部人员逃避一空。学生队伍转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党部也是铁门禁闭，戒备森严。学生气愤地缴掉卫兵的枪械，砸毁大门上的国民党党徽，高呼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口号。正在里面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亦被迫停下，蒋介石让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出来应付，遭到学生的围困质问。军警悍然开枪镇压，学生一面与警察搏斗，一面抓住蔡、陈二人作“人质”，直到警察、特务住手，学生才撤出现场。

此前一天，即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公开造谣诬蔑示威学生，为当局镇压学生制造借口，并对学生恫吓威胁。因此，16日那天，爱国学生代表还前往中央日报社质问并驳斥其造谣诬蔑，该报不肯正面回答又拒绝在报纸上更正。于是，17日上午，各地和南京各大中学生1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党部紧闭大门，学生愤尔将悬于大门口的党徽砸毁。下午，示威学生1 000多人冲到中央日报社，将报馆捣毁。这时，南京军警倾巢而出，在中央日报社所在地珍珠桥屠杀学生，有30多人遭惨杀、数百名受伤、大批被捕，造成一场规模空前的血案。

各地示威团连夜联合开会，决定第二天继续举行总示威，绝不在反动暴力面前屈服。当夜，所有各地来的示威团学生住处均被军警包围，18日一早，军警闯进学生宿舍，捆绑所有学生押上火车返校。北平示威团的学生也被绑架推上火车，押回北平。

这次北平南下示威团总指挥、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李时雨，过去曾得林枫的帮助，思想上不断进步，在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南下又不断得到林枫的鼓励帮助。李时雨在南京被推为总示威游行的总指挥时，感到担子重，林枫鼓励他： “这种冒险的担子，咱们不担谁来担?这是共青团员受考验时候啦! ”他还以切身经验告诉李时雨注意事项和应做的准备工作。游行队伍到国民政府门前，蒋介石避不见面，学生非常气愤。林枫和党团成员研究，认为斗争应当适可而止，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遂引导学生队伍转往中央党部去示威。总示威中砸了外交部、中央党部后，李时雨说：“我还是第一次经这样大风雨，见这样大的世面! ”林枫鼓励他：“指挥这样激烈的战斗，正是锻炼的好机会。革命的大智大勇就是在这种场合锻炼增长起来的。”李时雨在这次南下示威行动中得到锻炼，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同年12月下旬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南下示威团和各地学生在南京的爱国壮举，深得社会人士同情和进步舆论支持。全国销数最高的杂志《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以难以抑制的愤慨，接连撰写评论支持学生，抨击南京政府。第50期《生活》所刊评论的题目是《谁都没有责备请愿学生的资格》，第52期又发表《国难与学潮》等文。这些评论、文章指出，这次学潮“为全国人民在民族意识及救国热诚之一种激流怒涛”。作者“深痛于应负当前责任者之未能尽其职责，反使不该遽负当前责任者之不得不投袂奋起。此其过咎不在青年，乃在身居高位而麻木颟顸，致国事如累卵之危，使青年学子虽欲 ‘安心求学’ 而不可得。”

这次学生南下示威虽未取得促使南京政府出兵抗日的有效成果，但是爱国青年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却鼓舞起国人同仇敌忾、奋起抗日、反对蒋介石卖国政策的勇气。

南下示威团回北平不久就遇上过春节。北平和关内各省学生相继返家团聚，唯独东北籍学生无家可归。除夕那天，林枫将在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多人，邀到北平工学院过节。大家谈起国破家亡的痛苦，异常难过。当场有人讲，原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平日鱼肉乡民，国难当头却躲在北平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他的儿子万国斌，席卷黑龙江省官方银行所有库存，连同他们父子历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一齐带来平津挥霍。同学们听后无不义愤填膺，当即决定去找万福麟算帐。他们在林枫领导下来到煤渣胡同万的公馆门前，要求他吐出贪污的赃款，救济流亡关内、饥寒交迫的黑龙江省同胞。万福麟十分惶恐，慌忙勾结北平当局派兵镇压。林枫领导同学们进行斗争，事后又积极营救这次被捕人士，直到被捕人员全部获得释放。

1932年，中共河北省委为了加强对群众性反日斗争的领导，任命林枫为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反帝大同盟的领导机关设在北平，除了经常进行北平反帝运动的组织工作外，还出版了《反对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宣言》、《告日本驻华士兵书》、《告工人书》、《反帝新闻简报》、《工农周报》、《红军歌谣》等书刊。这年6月1日，由林枫主持，在北平举行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0多人，代表着河北省各主要城镇的700多名盟员;北平各革命社团以及抗日反帝的团体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交流各地斗争经验，研究斗争纲领、策略，建立了统一领导机关。7月，林枫代表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大同盟全国代表会议筹备会议，参与讨论了反帝反蒋斗争大计。

1932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委，林枫担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33年春，在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取消市委后，又任林枫担任河北省委巡视员。这年3月，日军逼近长城各口，直接威胁平津，有的部队奋起抗战。3月9日，蒋介石下令中央军监视长城各口部队，严禁将士请求抗战： “侈言抗日者东勿赦! ”激起华北人民的愤慨。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发出《告劳动群众书》，号召劳动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扩大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境，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统治，实行保卫热河，保卫平津以及华北。”这一号召得到北平人民热烈拥护，大家积极支援长城抗战，捐献大批物资送往前线，许多青年还直接参加了作战。

4月，由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出面，联合北平各大学师生代表等与李大钊生前友好，发起举行了李大钊公葬仪式。林枫参与组织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4月23日清晨，由学生、工人、士兵组成的送葬队伍从浙寺出发。得到消息的市民，佩带着白花、黑纱，有的手执花圈、挽联，不断地从大街两旁的小胡同里涌出，汇入送葬的洪流。每到繁华地方，还有群众团体拦灵公祭。到西单时，送葬的人群填塞马路，汽车、电车都不能行驶。一路上，“大钊先烈精神不死”的口号响彻云霄，《国际歌》的歌声悲壮激昂。李大钊的灵柩最后安葬在万安公墓。这是人民群众对先烈发自内心的悼念，也是一次对反动派的示威，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从1933年五六月开始，成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有四五百人惨遭杀害，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林枫这时的处境异常艰难，随时都有被捕遇害的危险。但他态度沉着，不避艰险，排除种种困难，坚持工作，指挥幸存的党员隐蔽下来。这年冬天，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搜捕，林枫曾到江苏沛县郝寨他最好的朋友鲍永瑞家里暂住。转过年来，他又利用朋友——华北教育劳动者联盟张柏园的关系，到山西省城太原成成中学任教。

1934年4月，林枫回到北平，改名林硕石，假扮张文佑的表弟，以养病为名，暂在西山碧云寺附近找了一间民房隐蔽。林枫没有经济来源，生活费用全靠同学、朋友接济。1935年5月，因遭敌人破坏，中共顺直省委 (即河北省委) 陷于解体。为找组织关系，林枫先到济南，又到江苏沛县郝寨。在沛县居住了三四个月，并向当地进步青年郝中士、李剑波等人宣传革命的道理。后来，郝、李都曾经担任过沛县党的领导工作。这之后，林枫又经张柏园、张苏介绍，转到河北省宣化市第二中学教书。

1935年12月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林枫听到这一消息，马上从宣化赶回北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中共河北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委，派林枫继续担任市委书记。

林枫到职以后，集中主要精力领导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林枫等看到12月14日报载“冀察政务委员会”定于12月16日成立，于是决定在16日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林枫与学联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等仔细研究，作了严密的布置。16日上午11时许，参加游行的各路队伍，经过与军警的激烈搏斗，冲破层层封锁，到达预定的集合地点天桥，召开了有两万多名学生、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与会群众由南向北，沿正阳门大街举行示威游行。北平当局如临大敌，派出警察、大刀队、侦缉队砍杀学生。游行队伍勇敢地冲击拚搏，有许多学生受伤。这次示威震撼了北平全城。

为了阻止全市各校继续罢课，反动当局宣布提前放寒假，限学生在12月23日前一律离校，并利用提前放寒假的机会，引诱学生到南京“聆训”，向蒋介石“献剑致敬”。12月下旬，北京学联核心成员开会讨论此事。会议根据林枫与彭涛等事先商定的意见，决定不参加南京“聆训”，而由学联发出号召，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唤起民众”，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6年元旦刚过，北平、天津学生共组成四个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北平3个团，天津1个团) ，陆续冒寒南下。1月9日，四个团在固安城郊汇合举行会议后，即分赴各地，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团在各地农村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却遭到反动势力的忌恨、阻挠、破坏和镇压。20多天后，有的团被武装解散，有的被押送回北平。他们在与农民接触中，看到劳动人民的痛苦，地主阶级和反动势力的残暴，开始认识反封建、反帝任务的紧迫和重要，以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的必要性。第三团在高碑店被解散前，决定要成立持久性的抗日团体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第一、二团在保定汇合后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宣传团陆续回到北平后，林枫与姚依林、黄敬等于1月底在清华大学同学会举行会议，商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团同志们的意愿，决定将南下宣传活动中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2月1日，在北师大召开了“北平民先”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正式成立。“民先”很快发展成为全国革命青年的组织，实际上成了共产党领导全国爱国青年抗日的纽带。

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时，各大中学校将要开学。林枫从革命的长远利益着眼，适时地提出学生不应当无限期的罢课，而应有条件地复课，学生运动的骨干也要回校学习，参加考试。1月底，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决定，成立了扩大的北平学联党组织，加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党团书记是姚依林。不久，学联发表了复课宣言，结束了无限期罢课的局面，反映了同学的意愿，获得了社会的同情。

就在这个时候，反动当局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与迫害。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令》，接着就宣布解散北平学联，大批学生被逮捕。根据形势的变化，林枫向中共河北省委提出建议：把在一二九运动中已经引起反动当局注意的同志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以免遭受迫害。河北省委接受了这一建议，为保存干部和充实天津市及华北五省的抗日工作力量，从北平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天津等地工作。

林枫在一二九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以及诚恳谦虚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深得党内外同志的尊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林枫直接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的姚依林，几十年后回忆说：

从1935年12月中旬起，到1936年3月中下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的联系是密切的，每星期至少见一次面，有时见两次面。我把工作中了解的情况和遇见的问题详细地向他汇报，每一次他都充分地听取我的反映，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将他的意见提出来同我讨论，取得一致。在这几个月的接触中，我对林枫同志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林枫同志在政治态度上，对“一二·九”运动是积极支持的。当时，在市委内，对“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多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 有少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的一部分口号和做法，从“左”的观点出发，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有些同志则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林枫同志作为北平市委书记，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对运动的继续深入和向全国范围扩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林枫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处理，是实事求是的。在林枫同志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工作的期间，“一二·九”运动遇到过许多重大问题。其中有：国民党政府针对学生罢课而宣布放寒假; 国民党发起北平学生赴南京向蒋介石献剑致敬活动;平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与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平津学联会; 平津学生的南下宣传运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 1936年2月宣布复课后，国民党对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包围，逮捕进步同学，等等。在这些事件中，每一件都包括着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任何一着棋走得不好，都可能招致全局的损失。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发动了群众，灵活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打击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继续前进。我认为，这同林枫同志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林枫同志是一个沉着、冷静，说话不多，很少“放言高论”，虚心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他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林枫同志的作风是民主的，对青年干部是爱护的。当时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他是已经有十来年革命历史的老干部，我是才入党不久的青年。但是他认真听取意见，平心静气地讨论，耐心地说服教育，从来不勉强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的这种民主作风赢得了我对他由衷的信任和尊敬。特别是在1936年3月初，我因反动当局的追捕而隐蔽起来暂停工作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到我隐蔽的地方来看我，同我谈形势、谈工作、谈思想，每次几乎都要谈一两个小时，直到他调离北平。这不仅使我受到了深刻的党的教育，而且使我与林枫同志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同志的情谊①。

1936年3月，林枫被调往天津，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3月下旬，党组织派郭明秋赴津，和林枫以假夫妻关系组织机关，掩护林枫工作。郭明秋原是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年11月，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时，她当选为学联主席。她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也是反动当局要追捕的人物。她转移到天津后，在共同战斗中与林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人遂于这年夏天在天津结婚。郭明秋以后回忆在天津的战斗经历时说： “林枫任天津市委书记时，住在英租界松寿里一号的楼下，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个小书桌，一个小方桌，两把椅子和一张双人床。房子布置得朴素大方，墨绿色的窗帘，好象把我们和外边的黑暗世界划分开来。一间屋既是寝室，又是办公室、会议室。房檐下放着一个二号煤球炉子，林枫每天自己买菜烧饭。我在他身边协助工作时，林枫同志每次拿回来的秘密文件，都是精薄的纸张，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保存起来非常方便。如果需要多存几天，就用包香烟的锡纸把它卷起来，藏在厕所的板墙或屋棚的缝里。……”②

同年3月底，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指派来到天津，任驻北方代表，主持北方局的工作。5月，林枫调任刘少奇的秘书。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虽然受到广大群众和包括各地方实力派的热烈欢迎，但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损失严重，领导不力。针对这些情况，刘少奇提出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大力肃清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积极准备抗日战争。林枫全力协助刘少奇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端正了河北省委的指导思想。他还代表刘少奇积极联系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华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爱国组织; 联系新闻界爱国人士，通过报刊宣传党的主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此以前，从1935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北方局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派在北方局联络部工作的周小舟为代表，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为联络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1936年初到同年8月，周小舟曾四进南京 (吕振羽常驻南京) 。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王世英 (陈酉生) 与吕振羽直接联系。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林枫常代刘少奇接受王世英关于周小舟、吕振羽同南京政府谈判情况的汇报，转送有关谈判的文件、材料，传达刘少奇的指示。这一时期在南京的谈判是成功的，国民党奢望从谈判桌上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的打算全部落空。

1936年夏季，日军将天津驻屯军改为华北驻屯军。从4月13日起至6月22日止，日军增兵八次，由2 203人增至10043人(为美、英、法、意四国驻兵总数的两倍)，华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日本的武装力量实已构成对冀察当局的威胁。刘少奇提出：平津学生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5月中旬，中共天津市委在西郊陵园为此事召集会议。林枫前往参加，在会上分析了斗争的形势后指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政治口号，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甚至地方军警在群众抗日情绪的影响下也会表示同情与支持。他向市委传达了刘少奇的意见：在游行队伍中要呼“欢迎二十九军将士参加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战”的口号。会后，中共天津市委马上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学校党组织和各界救国会，做了深入的动员和周密的准备。

5月28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组成游行大军，高举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示威。游行队伍出发时只有几千人，沿途工人、市民和农民踊跃参加，迅速增至一万多人。这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是成功的，它进一步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震撼了日本侵略者。这次抗日示威游行不仅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而且也撼动了宋哲元。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要求宋哲元镇压学生运动，宋哲元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并公开发表谈话说： “津市学生游行事件，日方表示颇认为严重，实则学生尚无轨外行动，不便取缔”①。表明了宋哲元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日军增兵既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也构成了对二十九军的严重威胁。宋哲元公开表示： “若日本仍增兵占领华北，余将与二十九军实行抗日。”②

林枫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帮助中共天津市委及时地总结了这次政治行动的成功经验。林枫还前往北平，把这次示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做法和收到的良好效果，传达给中共北平市委。中共北平市委组织北平学生于6月1日举行总罢课，6月13日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还组织学生向二十九军官兵进行爱国宣传，争取他们抗日，使他们不阻挠、不破坏学生的抗日活动。这些宣传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示威者虽然受到军警驱逐，但有很多军警不再象过去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时那样毒打学生，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是和学生同样受到日本压迫的人。这次抗日大示威对宋哲元也是一个强大的压力。在6月至9月间，由于日本驻屯军挑衅，在丰台等地引起的几次冲突中，二十九军驻军表现极为英勇，他们对挑衅进攻的日军奋起反击，毫不畏怯。平津爱国学生运动与平津当局关系也大有改善。北平学联对宋哲元捐弃前嫌，在文告中说：“我们对于政府当局尤其是宋哲元先生最近对我们的宽大为怀的态度表示感谢。”①

这两次示威游行活动的影响迅速遍及全国。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学生和各界人士纷起响应，使学生运动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由低潮又转向一个新的高潮。两次游行示威所以获得成功，是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刘少奇当时曾经批评3月31日北平学生因郭清之死举行的“抬棺游行”。以后他把“抬棺游行” 同这两次游行所实行的策略加以比较说：“当时(指3月31日)群众中提出了 ‘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 的口号。我们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 ‘拥护宋委员长抗日’ 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 ‘拥护宋委员长抗日’ 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同一的救国歌声。”①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平津一带人心沸腾，议论纷纷。林枫及时地收集了党内外的反应，向刘少奇汇报说：现在靠近我们的教授们都说话了，他们认为西安事变已几天了，北方党一句话不说，不表态，这是不对的。我们一些老的共产党员，对这一点也有意见。大家认为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屠杀那么多共产党员，这次把蒋介石抓住了，如果不杀掉，实在不解恨。刘少奇冷静而耐心地听完汇报，郑重地说：我们个人受到批评甚至委屈，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还是什么也不能说，沉默比说要好。我们还是等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因为中央知道全局。如果我们说了，和中央意见不一致，必然造成思想、舆论上的混乱，到那时候，按中央的指示办，我们就要纠偏了。与其乱了再纠偏，莫如现在沉默。待中央指示来了，我们照中央的指示办，这样更稳当。

不久，中共中央来电指示，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林枫收集了各方面反应，又向刘少奇汇报：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同意的，也有的人不相信，有些教授和党员都有不满的情绪。刘少奇听了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各方面人士，不了解我们党中央的意图，要求杀蒋是很自然的。张学良实行兵谏，是要逼迫蒋介石抗日，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何应钦，倒是想借此把蒋介石置于死地。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我们要争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要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党和全国人民有利。按照这些意见，林枫和平津的同志去说服各方人士，使他们理解了中共的方针，拥护中共的主张，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的周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局急转直下，逐渐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1937年2月，刘少奇、彭真、林枫等根据形势的发展，认为北平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便于和全国各地取得联系，将白区党在北方的政治活动中心转移到北平，更有利于抗日工作的开展; 遂决定将中共中央北方局迁至北平。林枫为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十分慎重地选择了房前利于掩护、房后便于转移的鲍家街17号为刘少奇居住和办公地址。17号尚未安排妥帖以前(如具保、观察等)，刘少奇则暂住在砖塔胡同四眼井林枫家里。

这年3月，刘少奇和彭真等离开北平，前往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林枫留守北平主持工作。刘少奇等会后返回北平途经太原检查工作。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刘少奇等留住太原。7月28日北平沦陷后，林枫接到通知，说北方局已在太原办公，要他迅速前往太原，并动员平津的党员、抗日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前去，重新安排工作。8月7日，林枫带领有关同志离开北平，从天津乘太古洋行客船由塘沽到烟台，改乘火车，几经周折，于8月下旬抵达太原。

(三)

1937年8月底，林枫到达太原，被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为山西省工委副书记 (书记是张友清) 。林枫一面熟悉当地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制定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策略方针;一面积极部署工作，把着重点放在建立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的活动上。经过努力，山西各地陆续建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在太原成立了工人武装自卫队 (其后发展成为新军工卫旅) ，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领导权。通过牺盟会的合法形式，进行了大量的推动抗日的工作，使山西的群众斗争和中共组织在许多地方获得了发展。

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沿平绥、平汉铁路分头向山西扑来。八路军根据中共洛川会议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而相继开到山西抗日前线，打开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部署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由八路军各部相机挺进并占据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敌之侧翼及后方的战略要地，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决定将中共山西省工委改为山西省委员会，林枫任书记。在八路军各部队实施战略展开的同时，中共山西省委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作出决定：共产党员都不准过黄河，在山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及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迁往晋南临汾。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也都转移到临汾。临汾实际上成了北方抗日的中心。林枫经常骑自行车到各地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调整和加强各地党委的领导班子，解决一些地方党委存在的问题。开到山西战场连续作战的八路军急需补充兵源，周恩来亲自到临汾，要求山西省委在最短期间扩兵3 000人。林枫为此前往运城召开了河东特委扩大会议，作了扩兵的具体部署，结果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不久，林枫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仍兼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当时，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很好，但是情况又非常复杂。中国共产党除集中力量对付日军外，还要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以抗日掩护其反共本质;但他又是一个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还有区别。林枫认真分析、研究了阎锡山的特点，对他采取又有团结又有斗争的方针。这个时期，林枫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把建立抗日武装，进行战争动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为各级党组织的首要工作。在省委军事部领导和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帮助下，各县都组织了游击队，先后补充了八路军主力，省委军事部直辖的就有五个游击大队。各级党委还以各牺盟中心区和各县牺盟特派员办事处的名义进行活动，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发展新军方面，在晋南建立了二一二旅、二一三旅; 在晋西除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迅速发展壮大外，还建立了政治保卫队(政卫旅)、保安旅。1937年底，林枫曾到赵城检查决死二纵队的工作，听取党组织的汇报并给予指示。根据新军的要求，省委曾选派八路军军政干部前去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后来，经省委研究决定动员各县游击大队的青年补充新军，既壮大了新军中的抗日进步力量，又减轻了地方财政负担。这些部队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建制，由阎出枪出钱，实际上是由中共控制的抗日武装。后来的事实证明，林枫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方法在与阎锡山的合作共事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938年2月，日军沿同蒲路南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委撤到晋西的乡宁、吉县、石楼、永和一带打游击。同年5月，为适应战争形势，中央决定成立晋西南区党委，林枫任区党委书记。区党委下设洪赵、乡吉、中离三个地委和汾孝中心县委。刚成立的区党委和北方局 (刘少奇已于3月返回延安，仍继续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 一起，在靠近一一五师师部的汾阳、孝义、灵石、隰县一带活动，对外名义是八路军总政后梯队。面对阎锡山在晋西南的势力，区党委确定了隐蔽力量，埋头苦干的方针。

1938年11月，遵照中共中央命令，一一五师主力东进，中共中央北方局也迁往晋东南和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行前，罗荣桓、杨尚昆对晋西南的军事斗争作了部署，留下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补充团，和由各特委领导的四个游击大队合编的一个团，组成了一一五师晋西支队，以陈士榘任支队长、林枫兼任政治委员，黄骅任副支队长。这时，阎锡山趁蒋介石集团准备发动反共高潮之机，成立了专事反共的“精建会” (精神建设委员会) 、“敌工团” (敌区工作团) 、“突击队” (政治突击队) ，派遣到新军和八路军作战地区，进行暗害、破坏活动。林枫提议并经区党委同意，决定派区党委统战部部长张友清作为区党委代表，常驻阎锡山总部驻地秋林，领导那里的斗争。

1939年三四月间，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这是阎锡山布置投降反共的一次反动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表现了妥协投降的意图，并采取扶植旧派、抑制新派的方针，抛出了一个意在消灭新军的“统一方案”，取消新军番号，取消政委制，极力削弱、消灭新派力量，并叫嚷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

这次会议造成山西政局的逆转，抗战进步势力与投降倒退分子在山西的斗争更加激烈，晋西南的环境起了急剧变化。5月13日及8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秋林会议及其后的山西形势，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对阎锡山的进攻给予有力与必要的反击;同时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巩固党的组织，使党成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9月中旬，林枫接到中央通知，专程前往延安汇报晋西南的形势和当前面临的急待解决的问题。林枫向毛泽东汇报晋西南地区斗争形势时请示：如果顽固派打我们怎么办?毛泽东说：他打你，你就打他! 10月10日，由林枫、王若飞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后，在延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目前危险倾向的宣言》①，公开提出“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战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政治主张。林枫从延安回来后，晋西南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采取了对阎顽不再让步，必要时不借武装保卫革命利益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区党委坚持新军不能任其瓦解，进步县长不能任其撤换，牺盟会及群众团体不能任其压迫解散; 不再送干部去秋林受训任其威迫利诱;要保护群众既得利益，要坚持革命既得的阵地;不能任凭阎锡山及其一切投降分子把晋西南作为妥协投降的根据地。

这年12月，阎锡山策划了晋西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晋西南区党委对阎的妥协投降和反共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晋西事变后，区党委在隰县召开了包括新军在内的反击阎顽军的誓师大会。在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对阎顽军果断地进行了反击。

1940年1月初，林枫等在静乐县娄烦镇附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会同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总结了战斗经验，调整了战斗部署。接着，在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统一指挥下，由晋西南、晋西北新军协同发动了围歼阎锡山第七集团军赵承绶部的岚县、临县战役，一举击溃其主力，将晋西北地区的全部旧军赶到晋西南。2月，中共中央派代表调停新、旧军冲突，和阎锡山达成了停火并以汾离公路为界划定各自活动区的协议，晋西事变宣告结束。事后，林枫在给中共中央《关于晋西事变及其经验教训》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胜利表现在粉碎了叛军消灭新军的阴谋，保存了革命力量，配合晋西北驱逐了赵承绶。我们的失败表现在不得不退出晋西南，未能完成中央所付给 ‘坚持有战略意义的阵地’ 的任务，使得进步政权被摧毁，革命群众被屠杀，党的工作被压迫。”报告指出，我们在晋西事变中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在于晋西南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自卫还击的方针，他还总结切身经验，阐明了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刻体会： “讲统一战线，首先要自己存在，同时还要有力量，这是个基本东西。没有力量人家就不理你。……这几年从路线上看，毛主席提出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三者中第一条是主要的，应当抓紧第一条方针。只做第二条就错了，没有自己力量的发展什么也谈不到，要从整个党的利益出发来检查这个问题。”

在晋西事变结束之前，194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将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林枫任区党委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地方工作和晋西南地下党的活动; 另由贺龙等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党、政、军领导。晋西事变结束后还成立了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贺龙任主任委员。从此，开始了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

晋西北是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要屏障。林枫根据毛泽东关于在我军活动地区，有些事可以“先斩后奏”的指示精神，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统一了全区工、农、青、妇群众团体的领导; 组成了新军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治委员。全区党政军民各方面完全摆脱了阎锡山的限制、压迫和控制，摧毁了阎锡山的残余势力，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进行根据地建设。晋西北人民经受阎锡山封建势力长期反动统治和日军侵略战争的破坏，生产凋敝，生活困苦。晋西事变后，几万军队和党政人员的衣食成为严重的问题。1940年上半年，根据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建议，经中共晋西区党委决定，由晋西北行署进行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动员工作。全区共献金18万元，参军者1.5万余人，交救国粮10万石，做军鞋12万双，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但是，由于干部缺乏经验，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和违反政策的现象。林枫发现后，即由区党委在5月中旬召开干部会议加以纠正。根据地建设初期，林枫要求各级党政机关把加强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有计划地进行财经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主要任务，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根据地度过了极端困难的时期。

1942年2月，林枫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历时将近半年。其间他曾向中共中央汇报晋绥地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各项工作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当时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正处在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了。毛泽东对林枫说，要在正面发动群众，搞敌后武装工作队。当前晋西北的任务，就是“把敌人挤出去”。五六月间，林枫曾被中央军委和中央先后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同年9月，中央军委免去林枫的联防军副政委职务，任命他为一二○师及晋西北军区副政委) 。5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晋绥分局的通知》：决定在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及晋西北区党委。该分局定名为晋绥分局，管理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南工委、绥蒙工委3个地区党的工作; 以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关向应在病假中由林枫代理书记。

8月下旬，林枫从延安回到兴县，按照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晋绥分局;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认真实行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等重要指示。并于11月4日召开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 ，实行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打击和围困敌人。会议决定把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作为1943年的三大任务。

10月24日至11月11日，晋西北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召开，林枫代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了《关于〈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的说明》，并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议长。11月5日，《抗战日报》在对林枫生平事迹介绍中谈道：“他具有组织天才，5年来在山西做的都是艰难的开辟工作，每一次工作都做出极好的成绩。他具有高度的原则精神，任何纠纷到他的跟前就会完全解除;他从没有和别人闹过意见，他永远不被卷入纠纷之中。他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问题，又在适当的时候去解决问题。”

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召回了在绥远大青山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白如冰、姚喆等，一起总结和部署了绥远地区的工作，决定成立绥蒙区党委 (以高克林为区党委书记) ，支持大青山根据地敌后游击战争。同时，分局还把敌占大城市和同蒲铁路沿线的地下党工作人员调回来，传达和学习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党工作方针。在林枫的正确领导下，敌占区地下党利用各种合法身分作掩护，使党领导的进步力量埋伏起来，执行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收集敌特情报，联络进步的民主的力量，迎送来往于延安和敌后的人员。敌后各根据地领导同志和后来参加中共七大的全部代表前往延安，都经过晋绥六、八分区，由地下党组织安排护送，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3年8月，吕正操带领冀中三纵队到晋西北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林枫兼任政治委员。林枫教育地方干部认识军队在巩固与扩大根据地中的作用，要求加强军政团结，军民配合，同心协力把敌人挤出去。

1944年2月，晋绥边区召开第三次群英会，总结一年来的斗争经验。林枫在讲话中肯定了在敌后根据地要坚持生产斗争和对敌斗争相结合的方向，并树立了宁武县劳武结合的模范民兵张初元为全区学习的榜样。在整个根据地，形成了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高潮。这一年，边区的粮食、布匹自给有余，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根据地发展壮大了。

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冲破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到达延安。其中一部分盟邦记者，于8月底由延安抵达晋绥解放区访问。林枫亲自组织接待，向记者们介绍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政治民主情况，组织他们到分区战地视察，使他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浴血奋战、袭击汾阳城关及攻占敌强固据点仁岩的战斗情景。记者们深为人民群众和抗日军队间的团结挚情所感动，称颂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军队。他们根据亲身体验撰写的大量报道，雄辩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诬蔑。林枫的谈话给记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时任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林枫的访问 (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区代理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对前途的乐观信念。难以忘怀的，还有林枫同志本人。他那深沉的爱国心 (这是长期沦陷的东北儿女特有的强烈的爱国心) ，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他穿着极简朴，按那个严峻岁月的生活标准也是突出的。他体魄魁梧、强壮，略弓的背和脸上的皱纹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的见证。他声音低沉，谈话从容不迫，不使用戏剧性的或强调的语气。虽然外表看去显得疲惫，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①

林枫十分重视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在临汾和晋西南，由他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晋西南区委都创办过党员训练班。林枫亲自讲课，还先后请刘少奇、罗荣桓、杨尚昆等讲课。到晋西北后，他又把党员训练班办成正规的党校，自兼校长，并选派得力干部加强党校的工作。党校前后办了6期，培训了大批党员干部。1942年，根据地缩小，游击区和敌占区的许多干部无法隐蔽，林枫决定在根据地内举办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培养训练干部。他很重视办学校和开展冬学运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小学，还办起了晋西师范和四所中学，从青年中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林枫工作踏实、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的作风和他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晋绥工作的任弼时的赞扬。他胜不骄，败不馁，工作顺利的时候更加谦虚谨慎;在工作出现偏差的时候，总是认真分析，研究解决办法，并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别人和下级。1943年的整风抢救运动，在晋绥边区也伤害了一些同志。林枫从不讳疾忌医，而且勇于改正错误。抗战8年，无论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在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方面，还是在缔造和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方面，林枫都坚决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四)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林枫出席了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大会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中央召集从各解放区来的东北籍代表开了几次座谈会。毛泽东对林枫说：“你是东北人，你要准备到东北去工作。”

林枫在七大闭幕后暂留延安。8月10日，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林枫等人于11日离开延安返回晋绥边区。8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和晋绥抽调1 000多名干部，由林枫带领前往东北。9月22日，林枫带领这批干部由晋绥边区兴县出发，于10月23日抵达沈阳。

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已于9月14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林枫、程子华、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任书记; 并决定调2万干部、10万部队和100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出关。林枫到达后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分配干部。当时，中央从各根据地抽调的干部陆续到达东北，还有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地下党的一批干部，共约数万名，都要分配。这些干部虽有共同的革命目标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但因各自的经历、作风和专长不同，思想状况不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好如此众多干部的分配，是很不容易的。林枫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东北局的战略部署，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注意贯彻既要照顾“山头” ，又要消灭“山头”的原则，分配时尽量照顾个人的志趣和要求。加上他知人善任，工作细致，从而基本上做到了既有利于工作，又有利于发挥各人的专长和积极性，使他们各得其所。

1945年11月底，中共中央东北局由沈阳迁往本溪;1946年1月10日，又由本溪迁往抚顺;3月20日再迁梅河口。其间，林枫曾于1月21日前往海龙，召开了中共吉林省工委和省军区干部会议，宣布东北局的决定：将吉林省工委和省军区扩建成吉辽省委(又称东满分局)和东满军区，林枫兼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周保中兼军区司令员。3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按照中央指示，林枫于3月底在盘石召开省委和军区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攻打长春。4月6、7两日，林枫去长春东郊前线视察。4月14日，驻长春苏军全部撤离。下午2时，人民解放军即对长春市区的国民党军发起猛烈进攻，至18日晚7时结束战斗，全歼守敌2万余人。

4月下旬，西满、北满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齐齐哈尔和哈尔滨。攻占长春战役是在敌我力量基本相等的情况下取得的，也是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第一次获得攻坚战的重大胜利。它解除了四平阻击战的后顾之忧，使四平保卫战坚持了一个多月，抗击了蒋军10个师。占领长春第二天，中共中央来电祝贺： “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长春解放后，林枫在恢复市内秩序，支援四平战役，巩固和保卫长春的斗争中，都根据中央方针做了大量工作。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政机关于5月22日撤离长春。

5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北局迁往哈尔滨。林枫到哈尔滨后，又到东北的“粮仓”绥化布置筹粮，以支援前线。7月21日，林枫前往舒兰，向当时的中共吉北地区干部会议传达东北局会议精神。会上，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东北地区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指出现在的“敌强我弱” ，已经不是过去那样的“敌强我弱”：我们经过了八年抗战，有了很大发展。在东北我们有几十万军队，几万干部，我们先到东北，八九个月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在国民党那方面，我们不能看成它是一块“铁板”，对我们如“泰山压顶”，国民党本身有困难(即是美国在国际上也有困难) ，它内部有矛盾，兵力不足……。他的讲话增强了干部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信心。

1946年8月7日至15日，林枫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东北各省联席会议，通过了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并决定成立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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