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刘型人物传,刘型生平事迹,刘型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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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刘型人物传,刘型生平事迹,刘型评价

刘型于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二七年五月讨伐夏斗寅叛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参加领导了萍乡西区秋收起义，率领萍醴游击营上井冈山;是黄洋界保卫战主要作战连队的党代表。土地革命战争中，担任过支队、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团后勤部政委、方面军敌工部长、组织部长等职。抗日战争中，任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任纵队副政委。建国后，他对国家地质、农垦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九八一年八月逝世。

(一)

刘型，原名硎，幼名绍新，祖籍湖南醴陵，一九○六年三月十九日出生于江西萍乡。父亲刘应璋，是位忠厚老实的佃农，除佃耕外，还兼“挑脚”，搬运煤炭和铁砂，往来于上株岭铁矿和萍乡县城之间。由于生活困难，曾被迫三迁其家。母亲李贞娘，农村妇女，勤劳善良，终年操持家务，抚养儿女。

刘型有兄弟姐妹十人，因生活困难只养活了八人。四个哥哥都是佃农，三个姐姐很小就出嫁了。他最小，童年时就帮助父兄干活，拔草、砍柴、放牛，什么都做。每逢过年过节，母亲还要他到地主富户家去讨年米吃。

刘应璋夫妇深感自己没有文化的苦楚，下决心让聪明伶俐的小儿子读书。一九一四年春，刘型在冷水坑附近的村小上学了，一年后村小停办，又转念私塾。

一九二○年，刘应璋在贫病交加中故去。临终前再三嘱咐家人： “一定要让绍新多念几年书! ”刘型读书非常用功，语文成绩尤好。他还喜欢游泳，坚持锻炼身体。一九二四年秋，他改名弘绪，插入明新高级小学二年级读书，专攻英文、算术，寒暑假时还组织同学一起补习功课。一九二五年秋，全县数百名高小毕业生报考萍乡县立初级中学，录取者共五十二名，刘型是其中之一。

刘型在中学读书时，学习成绩很好。受“五四”新思潮影响，他接触了一些进步书刊和文章，如李大钊的《今》和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思想进步更快。

当时萍乡中学校址与驻军兵营和警察局毗邻。反动军阀和警察局经常毒打、枪杀逃跑士兵，严刑拷打老百姓。见此，刘型总是愤愤不平： “这样的世道真要不得，非改不行! ”

刘型在明新高小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并组织纪念“五七”国耻反日示威。一九二五年安源资本家勾结军阀制造的九月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以及同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开枪杀害北京爱国群众等事件，都给刘型思想很大震动。于是他与邓贞谦、陈铁铮 (孔原) 、钟帮武等进步同学共同组织了互助社，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互助社的主要成员后来都是萍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随着形势的发展，互助社后改名为策群学会，作为一个公开的学生组织，它继续把一批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周围。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攻克醴陵。萍乡各界推举代表到萍醴边界老关、美田桥去迎接北伐军。刘型是代表之一。在北伐军中他得到许多宣传品和国共两党的报刊，除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进行宣传。九月，北伐军分兵三路攻占萍乡，推翻了北洋军阀在萍乡的统治，成立了革命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刘型和策群学会的多数成员担任了各团体的负责人。刘型被派往萍乡小西区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区乡农民协会。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十一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招生。刘型决意投笔从戎，便持当地革命团体的介绍信去武昌报考，被录取为第六期入伍生。

武汉军校设在武昌兰陵街的两湖书院。第六期新生入校后，编成两个大队和一个女生队，约一千一百人。

刘型先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二队，与罗瑞卿、陈伯钧同队，后转入第一大队第四队，与游雪程同队。徐彦刚、王良、徐林、程子华都是当时的同学。军校发给每个学生一套灰色军装和一支汉阳造的七九步枪，进行严格的军事操练，每天课后两腿肿胀，蹲不下来，但他坚持训练，从不叫苦。军校的政治课和每周一次实弹打靶演习，他也积极参加。

在这期间，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经常给学生讲课和演讲，毛泽东、沈雁冰、李达等也常到校讲课。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曾在这里讲过。刘型和同学们听后，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武汉是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中共中央创办的长江书店也设在汉口。刘型有机会买到或借到这里出版发行的大批革命书刊，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中共五年来的政治主张》、《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阶级斗争》、《俄国共产党党纲》、《苏联新经济政策》、《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传》、《新社会观》等。在军校内还经常看到公开发行的汉口《民国日报》和《向导》周报。通过对这些书刊的学习，刘型思想认识迅速提高，由信仰三民主义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武汉军校正式定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刘型和同学们积极参加了反帝反蒋斗争。五月中旬，原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收买下叛变，率部进犯武汉。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兵团、农讲所和廿五师的七十五团等单位组成独立师，配合从前方调回的一部分兵力，在武汉卫戍司令叶挺指挥下迎击叛军。刘型所在的一大队编为第一团，五月十七日开到贺胜桥，堵截叛军。刘型分在第一团侦察队。他和战友们英勇转战咸宁、蒲圻、嘉鱼、赤壁、新堤，打开沔阳城，将夏斗寅叛军和杨森的“老九师”击败。

刘型在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奋勇向前，表现突出，经共产党员游雪程介绍，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型随中央独立师回师武汉后，武汉形势日渐紧张。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与南京蒋介石呼应，公开“分共”和反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迫遣散，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团员也准备疏散。当时，刘型正患病住医院。他带病回到武昌黄土坡，找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游雪程 (在教导团第一营做党的工作) 商量办法。根据当时的形势，游雪程建议刘型回到家乡去搞农民运动。刘型同意游的意见，返回了萍乡。

这时，萍乡党组织遭到了反动势力的破坏。刘型回来后找不到党组织的负责人，只好暂时回到小西区老家隐蔽下来，以在位公祠小学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为了打开这一冷清局面，刘型在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的同时，深入群众，串联穷人，团结革命分子，很快恢复了附近农村的革命组织。不久，醴陵南三区共产党员潘疆爪等人，以补锅为掩护到小西区活动。刘型和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和脱险归来的农运特派员张汝全、小学教员贺鸣和、彭立宪、徐培勉等地下党员一起，以大岭上、勾龙头等偏僻山村为据点，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党的支部，秘密开展活动。在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刘型当年写的《委员责任》，其中有加强自我学习、考察客观环境、提高党性、一切依靠群众和注意发展富有革命性有坚强意志的同志等规定。

一九二七年八月底，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到安源，在平、浏、萍、醴、安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军事形势和领导秋收暴动的计划。九月十日晚，安源秋收暴动勃起，王兴亚指挥暴动队伍捕杀反动军官，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次日即向萍乡、老关、醴陵进军。为配合“秋暴”，中共萍乡、醴陵县委号召四乡农民发动暴动。

此时，刘型和战友们正在萍乡东桥和醴陵南区一带响应秋收暴动。他们主要发动农民向反动地主进行斗争。在刘型的影响下，他的三个哥哥都参加了秋收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萍乡小西区成立了党的区委会，刘型担任区委军事委员。在这期间，刘型和张汝全等通过驻排上保安队里的两名地下党员颜云山、颜雨山，打死了敌保安队队长，夺得长枪四支，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他们还积极发展革命武装，在萍乡东桥、大岭上组织了一个游击营，有战士三十多人，刘型任营长。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农历除夕) ，刘型、张汝全等率领游击营和农会会员二百多人，袭击了排上石家坊张姓大地主，俘虏五名武装团丁，缴枪十多枝，没收了张家的谷米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一月二十七日，中共醴陵县委发动农军围攻县城，刘型率萍西区游击营配合醴陵南区游击营协同作战。这时，刘型看到了“八七会议”告党员书等文件，明确认识了行动方向。

一月二十九日，刘型率萍西区游击营回师排上。区委在上株岭小学开会，研究夺取豪绅地主的据点腊市。反动头目 “八胡子”保安队有枪四、五十枝，对革命群众威胁很大。区委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三十日，革命群众和游击营分三路进攻腊市，刘型和张汝全直接指挥中路。在敌人的疯狂围攻中，刘型沉着应战，派人通知侧翼两路快速进攻。由于三路配合密切，进攻勇猛，终于击败了敌人。

腊市被农民攻破后，伪县政府大为恐慌，随即派驻军一营，会同湘东保安队、地主家团共约千余人，疯狂进攻小西区。刘型和区委负责同志领导小西区农民把守各个要塞，用土枪土炮(长龙) 等武器和敌人激战了一日一夜。敌军在小西区不敢久留，大肆烧杀一阵就开走了。这次战斗农民虽受挫折，但斗争情绪仍很高涨。

在萍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湘东、下埠一带的地主武装蠢蠢欲动，企图联合起来向农民进攻。二月二十七日，醴陵县委调集各区委游击营分三路第二次围攻县城。刘型率小西区游击营参加此役，攻城未克。三月五日，刘型和区委负责人集合了十几个乡村农民约一万多人，在醴南四个区农民武装支援下，分两路夹击下埠。这次行动因萍乡敌军增援，农军损失较大，不得不撤退到醴陵境内。三月十二日，第三次围攻醴陵县城的战斗打响了，萍西游击营行至醴陵东富，与敌军一连相遇，刘型指挥农军居高临下，用长龙 (枪) 、土炮轰击敌军，追敌至城边。后为敌人机枪所阻，攻城仍未奏效。

这时，湖南军阀何健大举“清乡”，萍乡之敌也深入小西区烧杀，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按照党的指示，萍西区游击营与醴陵南区游击营合编为萍醴游击营，游龙任营长，刘型任党代表。他们集中了两百多人，跟敌人周旋了一段时间。由于醴陵县委执行了盲动主义政策，脱离群众，乡村暴动没有成功，游击营活动十分困难。刘型通过安源市委秘密交通邓贞谦，了解到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转战在井冈山的情况后，当即召开会议，决定把部队转移到莲花去。由于部队和醴陵县委、安源市委的联系已经中断，部队转移时，只有区委书记易锚前来送行。他把一支手枪赠给刘型，说： “希望你们找到毛委员的队伍，早一天打回来! ”刘型激动地说： “请同志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

刘型、游龙带领游击营利用夜间行军、白天打游击的办法，机智地摆脱了萍、醴敌人的“清剿”队伍，穿过萍醴边界。在白竺，他们同“青皮梨子”的地主武装打了一仗，在攸县，又同湘东保安司令罗定的队伍打了一仗，两仗皆胜，部队顺利地进入了莲花县境。

(二)

一九二八年四月，萍醴游击营在党代表刘型和营长游龙的带领下进入莲花后，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决定一部分老弱病伤者回乡，留下精干的八十多人、带着五十多枝枪上井冈山。会后，他们白天隐蔽，晚上赶路，甩掉屁股后面追赶的敌人，终于在永新西乡找到了日夜盼望的毛委员。

毛泽东在一座民房里会见了游击营全体同志，然后又和干部谈话，详细询问了游击营行军的情况。刘型和游龙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说，你们打得不错，人虽然少了一些，但不是弱了，而是强了。毛泽东还详细询问了游击营的生活和醴陵暴动的情况。当刘型谈到游击营平时分散在农民家吃“派饭”，敌人摸到底细，突然对游击营发动分割和包围时，毛泽东说：看来在农民家吃“派饭”不好，要自己办伙食，打土豪解决吃饭问题，本地土豪打光了，还可以打外地土豪，土豪全打光了，再由苏维埃政府供给吃饭，打了胜仗有了缴获，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军需。暴动队一般不集中好，游击队应有一定的集中训练，象你们现在这样能跑能走就好。当刘型汇报到萍醴边境农民成立共耕委员会，实行“共耕制”时，毛泽东沉思了一下，微笑着说：现在这样办不行，还是先把田分给农民，按人口平分，苏维埃政府收一点公粮，这样农民才会坚决干革命，也才能把田种好。将来是要实行共耕制的，但现在条件不成熟。最后，毛泽东肯定游击营向井冈山靠拢的行动是对的，并且向大家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勉励同志们坚持革命。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萍醴游击营随红四军主力，经潞江、小西江区，进抵宁冈茅坪驻扎。在这里进行了二十天左右的整训，内容是学习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这时，湘东特委派秘密交通邓贞谦上井冈山，要求调回萍醴游击营。为了帮助地方武装建设，毛泽东同意游龙率游击营带八十条枪返回萍醴边界，刘型因外出执行任务，未跟游击营走。刘型归队后，毛泽东找他谈话，告诉他四军需要一批连队政治干部，原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党代表黎育教已调回酃县工作，决定派他接任一连党代表。一连连长恰好是刘型在武汉军校的同学陈伯钧，老同学又战斗在一起，分外高兴。

因为在五月中旬的高陇战斗中营长员一民、三连连长张清泉等五十多人都壮烈地牺牲了，悲痛的情绪笼罩着部队。在团部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前进。

五月下旬，湘赣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刘型在茅坪谢氏慎公祠参加了三十一团党委召开的连党代表会议。他在会上听取了团党代表何挺颖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特点的讲话和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疑问的回答，深受教育。

这期间，湘敌第八军吴尚五个团，企图由茶陵向宁冈推进，赣敌九师杨池生和二十七师杨如轩部共五个团，则从吉安向永新推进。为了粉碎敌人的“会剿”，六月初，红四军集结于宁冈砻市开誓师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北面的铜鼓，南边的汝城，我们都走过了，这里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应该以宁冈为根据地，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发展红色区域，影响湘赣两省。他说，这次打酃县，我们就是要执行这个任务的。

誓师大会后，刘型随部队向酃县进发，在十都、沔渡、水口等地与地主武装打了几仗，敌人望风而逃。部队占领酃县后，分散做群众工作。刘型和陈伯钧带第一连担任警戒茶陵方向敌人的任务。十多天后，永新县城的敌人出动了。四军佯攻酃县诱敌的计划实现后，立即由酃县打回宁冈。

六月二十日，刘型和陈伯钧在古城参加了毛泽东和朱德主持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决定三十一团在新七溪岭方向阻击敌人，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老七溪岭阻击敌人。第二天，刘型随军开到新城。团部布置以连为单位开会，进行战前动员。刘型和陈伯钧向战士们详细传达了军委和军部的决定，检查了全连的备战工作。第三天即进入新七溪岭阵地。二十九团为前卫，三十一团为后卫。

六月二十三日，正是农历端午节。三十一团抢先占领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战斗从拂晓打响，敌人封锁了风车口，部队冲不下去，三连连长资本谦和二连党代表向方复均壮烈牺牲。刘型和陈伯钧带领战士增援二、三连阵地，集中力量扑灭敌人的机枪火力点。班长马奕富使尽全力，勇猛向敌人机枪扑去，堵住了枪口，战士们乘机冲杀过去，把敌人击溃。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得胜后也向新七溪岭下的龙源口包抄过来。当晚全军乘胜追击，第三次攻占了永新城。刘型和连长陈伯钧带领全连战士没有停脚，一直往天河方向追击敌人。这一仗击溃敌人两个团，歼灭一个团，缴枪七百多枝。

六月二十六日，刘型和陈伯钧在永新县城禾川中学礼堂参加了红四军班以上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赤卫武装负责人会议。毛泽东报告了形势和龙源口大捷的经验，宣布成立四个区的行动委员会，部署了各团分兵下乡做群众工作的计划。会后立即行动，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刘型和陈伯钧带第一连在天河煤矿一带农村活动。

刘型是连队党代表，注重群众工作。每到一地，首先抓宣传，要求战士都能宣讲红军宗旨，从群众的切身利益讲起，用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的事实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其次是抓调查研究，要求战士详细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武装斗争和文化教育状况，填好社会调查表和土劣调查表，逐级上报。刘型把宣传和调查结合起来，在宣传中作调查，在调查中充实宣传材料; 发动群众，组织暴动队，斗争土豪劣绅，建立党组织和区乡政权。按上级要求，他每七天总结一次群众工作，每天向营里汇报一次。刘型工作很深入，在永新石灰桥，他发现有个坏家伙钻进乡政府，便立即做了处理，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七月上旬，刘型收到一份油印文件，是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七月四日给湖南省委的复信。信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敌我形势，以六条充分的理由说明红军不能冒进湘南，应留边界各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他觉得这封信讲得很有道理，便和连长陈伯钧带领全连战士坚决执行特委和军委的决议，跟随毛泽东继续坚持在永新做群众工作。而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在攻克酃县后，由于省委代表杜修经附和二十九团农军想回家乡的情绪，开往湘南，进攻郴县，结果遭到很大损失。

因为红军大队被调往湘南，敌军乘机集中十一个团的兵力进攻永新。当时在永新的红军只有三十一团的两个营 (七个连)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这两营部队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在县城周围打游击，掩护群众生产，同时把群众组织起来，村村布岗，山山设哨，并派侦探深入敌军驻地，摸清敌人兵力、装备和行动方向。每到夜晚，组织红军和赤卫队员三三两两去骚扰敌人; 白天则在大路、小道和险要地方设埋伏，袭击敌人，使敌军摸不清虚实，提心吊胆，进退维谷。红军虽不足一个团，四乡赤卫队和群众却有二、三万人参战，从城北虚皇山、东乡江背岭、西乡洋湖村、南乡洲湖村，把十一个团的敌人围困在县城近郊八九个小村子里达二十五天之久，最后不得不撤走。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著名的永新困敌之战。是役，刘型和陈伯钧带领一连战士积极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参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胜利地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任务。陈伯钧身先士卒，顽强拚杀，右腿负重伤。

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刘型接到通知，到九陂村参加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党代表毛泽东主持，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传达了省委七月二十日的指示信，又要调红四军北去打萍乡、安源和湘东。毛泽东当即向省委代表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长沙工人运动怎么样?有罢工的吗?学生有罢课的吗?商人有罢市的吗?士兵有哗变的吗?湘东农民有暴动的吗?”袁德生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又问： “省委对群众斗争的客观形势怎么看?有什么根据要四军去打湘东?”袁德生仍然无言以对。会议开得十分紧张，深夜时，岗哨突然送来一位跑得满头大汗的农民，他是随红军大队去湘南的，报告了湘南失败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当即决定亲自带领队伍去湘南接应红军大队，留下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和第一营留守井冈山。

第二天，毛泽东率第三营去了湘南。朱云卿和一营营长陈毅安商议，决定一、二、三连暂留永新牵制敌人，团部和营部人员先回井冈山布置防务。

三天后，刘型接到营部通知，要一连和三连立即星夜兼程赶上井冈山，二连仍留永新活动。

刘型让每个战士把裤腿扎紧，装米六十斤，然后集合队伍从永新西乡出发，经砻市、茅坪，沿着崎岖山路，急行军二百多里，赶到小井。此时，陈伯钧和师长张子清均在小井治伤。刘型看过他们后，安排好住地，立即赶到中井，参加团部召开的干部会。团首长在会上讲了湘赣两省约四个团的敌人围攻井冈山、我军只有两连守山部队的紧急形势，提出了保卫井冈山的作战要求。第二天一早，陈毅安营长又对一、三连的作战任务作了具体布署。刘型马上回连召集支委会、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层层动员，组织各班讨论，明确保卫井冈山的意义和各自肩上的重担。接着，他按照团、营下达的任务，立即带一连出发，登上崎岖的高山，来到险峻的黄洋界哨口阵地。刚一落脚，他又带上班排长去察看地形，规划工事，随即指挥大家动手挖掩体，埋竹钉，搬石头，准备“滚石炮弹”。黄洋界地势险峻，云雾缭绕，山风劲吹，松涛阵阵。刘型在阵地上整整忙了一天。直到深夜陪营长陈毅安检查完全连各排备战情况后，才坐了下来。但他并未休息，又和战士们一起交谈，用历史上官渡、赤壁、肥水之战和大量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鼓励士气，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战斗。

次日清晨，刘型和战士们隐蔽在一连简易工事和单人掩体里，注意着山下敌军的动向。八点多钟，敌人开始沿着唯一的山道，一个跟着一个往上爬，等他们进入有效射程内时，刘型高声喊打，一发发子弹射向敌人。敌军官逼着士兵继续往上冲，一次又一次被我军击退。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打得非常激烈，连在小井养伤的张子清、陈伯钧，也赶到团部参加研究退敌之策。我军因弹药不足，便利用滚石助战，群众呐喊助威，同时还把二十八团留下的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从茨坪抬到黄洋界，射出了仅有的三发炮弹。这三发炮弹虽然只打响了一发，但却恰好打中了敌人的指挥所。敌军进攻黄洋界多次受挫，又听“黄洋界上炮声隆”，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便偃旗息鼓，偷偷撤回了酃县。黄洋界保卫战以不足一营的兵力打退了一师敌人的进犯，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一连和三连受到了上级表扬。九月下旬，毛泽东回师井冈山后听了团首长的汇报，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颂扬这次战斗的胜利。

十月初，赣敌两个营从新城进袭茅坪。在朱德的指挥下，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埋伏在垇头垅，三十二团负责截击逃敌，布置了一个口袋形的阵地。刘型和一连战士参加了作战。是役包围和击溃敌军一个营，俘虏敌营长以下官兵一百多人，缴枪一百多枝，余敌退回永新。我军收复了宁冈县全境。

十月中旬，红四军攻打遂川。刘型奉命带第一连深入农村打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他在遂川工作将近二十天，给这里的群众斗争情绪以很大鼓舞。

十一月中旬，红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在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强调，“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同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会后，全军集中在柏露、新城一带进行大规模的冬季整训。刘型抓连队的政治训练。着重健全士兵委员会，使其发挥作用，以加强连队的政治民主生活。

十二月中旬，刘型在新城参加了欢迎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六百人会师井冈山的大会。主席台前有幅对联，上写“赴红区，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建设红世界; 到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会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讲了话。全军士气高涨。决心粉碎三省敌军的第三次“会剿”。

一九二九年一月初，在三十一团干部会上，刘型听了团首长传达“白露会议”精神，知道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要转移到外线作战，三十二团和红五军留守井冈山。上级布置连队充分讨论行军方向，刘型和大多数同志认为，既不能向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的北部山区发展，也不能进攻敌人重兵把守的湘南，而应当向敌人比较薄弱、交通不便的赣南出兵。这些意见，受到了上级的重视。

红四军主力出发前，对干部作了必要调整，三十一团二营六连党代表李开寓调红五军工作，团部调刘型接替李开寓职务。

一月十四日，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下，刘型随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进军。

(三)

刘型和战友们从小行洲集中出发，告别井冈山，经黄垇，走上犹、崇义到大余。一路上江西敌军追堵不放。红军在大余和李文彬的二十一旅遭遇，激战竟日。此后，部队进入“三南” (龙南、全南、定南) ，每日行程八十里至上百里，沿途是冰雪未化的山岭，行军十分艰难。刘型积极做政治工作，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奋勇向前。

一九二九年二月初，刘型随军进入寻乌县的吉潭、项山、圳下一带，遭到尾追而来的赣敌刘士毅旅的包围和袭击。红军突围脱险后，到罗福嶂休整。为了迷惑敌人，前委通知变更团的番号，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军部直属队、独立营改为二纵队，三十一团改为三纵队。刘型调三纵队司令部机枪连任副党代表。

二月九日，红军以三纵队为前卫，经会昌、武阳，到达瑞金县境。上级命令三纵队派一个营袭击瑞金城，收集敌人报纸。刘型带机枪连参加了这次行动。他们以迅速动作进入县城，袭击了敌人的机关、邮局，收缴到报纸、文件后立即出城。敌人发觉时，全连已回到黄柏圩。未及歇缓，又接受了朱德军长下达的战斗任务，全连进入大柏地以南的麻子垇东面山上，待命伏击敌人。第二天拂晓战斗打响，与敌激战竟日，全歼追敌一个团，俘虏敌团长肖致平及其部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多枝。政治部主任陈毅称这次战役“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①

红四军在大柏地获胜后，挥师向宁都挺进。刘型随红四军继续前进，经黄陂、小布和龙岗，于二月十五日到达吉安县东固罗坑，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胜利会师。

前委考虑了福建敌军已进入江西寻找我军作战的新形势，改变了在武夷山下分兵做群众工作的计划，命令各部队从东固出发，经宁都、石城、瑞金东进闽西。三月十四日，刘型所在的三纵队为左路，二纵队居中，一纵队居右，三路并进，从四都向长汀出击。红军先在渔溪击溃敌人一个团，然后乘胜追击，直驱长岭寨，经过激战，全歼闽西土著军阀混成第二旅三千余人，在牛斗头击毙该旅旅长郭凤鸣。接着，一鼓作气，攻占了长汀县城。

在长汀，刘型调任三纵队政治部民运股股长，负责在西门外到古城之间的群众发动工作。他带领民运股的同志和一部分战士，深入农村，层层发动，在县城周围建立起二十个农民协会，五个工会，党的组织发展达两倍，并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受到前委的表扬。

十七天后，刘型接前委通知，随军回师赣南，继续做分兵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他又回三纵队七支队 (相当于营)十三大队(相当于连) 任党代表。十三大队奉命随毛泽东去兴国县古龙岗一带开辟工作。随后，又由刘型带队护送毛泽东去宁都青塘。

五月二十日，红四军渡过汀江，进行了首次攻打永定和三次攻打龙岩城的战斗，成立了永定、龙岩两县革命委员会。六月十九日，第三次攻打龙岩，歼灭土著军阀陈国辉部两千余人。六月下旬，刘型参加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

八月初，刘型随三纵队，和二纵队在上杭白砂集中后向闽中进军 (一纵队因汀江涨水未能过河集中，仍留在闽西) ，先后攻下宁洋、漳平县城。不久，二、三纵队在永定福鼎村遭到闽敌卢兴邦部的阻击，部队受了一些损失。朱德主持前委会议，决定回师闽西。回师途中，二、三纵队奉命突袭漳平溪南，歼灭张贞部一个团。九月六日返抵龙岩，宣告了三省敌人“会剿”的破产。

九月，刘型带十三大队在武平六甲区做群众工作，帮助建立地方政权。十月，刘型又随三纵队由武平进攻岩前土匪武装钟绍葵部获胜。此时前委接中央指示并应东江特委要求，命令红四军出击东江。刘型随三纵队为前锋，抵梅县附近，击溃敌警卫队，缴枪三十多枝。十一月初随部回师闽西，二十三日再次攻克汀州城。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刘型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会后，刘型积极参加了部队开展的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三官” (官腔、官装、官架，即官僚主义)作风的思想斗争。

一九三○年初，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做群众工作，刘型随三纵队到永丰。二月中旬，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向三纵队传达了“二七”会议精神，明确了总前委关于扩大苏区、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的任务。下旬，刘型随三纵队参加了在吉安的水南、施家边、值夏一带歼灭唐云山旅一千余人的战斗。战后，又经东固到兴国、于都、石城一带分兵发动群众。三月中旬，部队开赴赣县江口一带参加围攻赣州城的战斗。围城数日没有奏效，三纵队奉命护送伤兵由赣州返回于都，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建立了于都革命政权。五月中旬，刘型随三纵队又开往寻乌县城北部，与毛泽东率领的二纵队汇合。在这里，他看到了毛泽东写的寻乌社会调查材料，和关于《调查工作》 (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 的油印文件，提高了对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的认识。

六月中旬，红四军前委遵照中央指示，在长汀改编。三纵队和军部特务营以及闽西地方红军改编为红十二军。刘型担任十二军一纵队一支队政治委员。月底，他随军从汀州出发，经瑞金、广昌、石城、兴国、永丰、新干向樟树推进，然后渡赣江，过高安，七月三十日到达南昌北郊的万寿宫。八月一日，刘型奉上级命令，抽调一连武装袭击牛行车站，收缴敌伪报纸，并鸣枪向南昌城示威，纪念八一起义三周年。接着，再向安义、奉新、宜丰、万载进军，一路宣传和筹款。途中，军部成立干部教导队，刘型调任该队政委。

八月二十日，红一军团分三路进攻文家市之敌戴斗垣旅，刘型随十二军负责攻打孙家。是役获胜，全歼戴旅。文家市大捷后，一、三军团会合于浏阳永和市，经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

在一方面军第二次包围长沙的战斗中，刘型随十二军在易家湾至大托铺一带，迎击从长沙城出来的湘敌陶广师，一直追到湘江。九月十日，红军围长沙屡攻不克，总前委决定撤兵，移师江西。

刘型随十二军经株州、醴陵、攸县、茶陵、莲花、安福县境，进攻吉安。十月三日占领吉安后，刘型调十二军三十四师一○二团任政委。当时有不少干部受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影响，急于要“最火速、最勇猛地夺取南昌”，要继续攻打九江、武汉。为了纠正盲动主义错误，总前委沿途召开过吉安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和罗坊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说服了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在周以栗支持下，团结一、三军团干部，停止了攻打南昌、九江的计划; 根据蒋介石十万兵力“围剿”我军的客观实际，确定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一方针，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收拢部队，渡赣江而东，开向樟树、抚州、乐安、永丰地区，边工作，边筹款，边备战。刘型拥护总前委的战略方针和方面军总部的部署。转战途中，他热情帮助杨团长密切官兵关系，团结同志，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第一次反“围剿”前夕，部队在肃反中出现了简单草率，搞逼、供、信，大抓所谓“AB团”的情况，弄得人心惶惶。刘型敢于抵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保护了一批革命同志。如一○二团团部技术书记刘鹤孔，就是因为籍贯和文化程度，被人怀疑为“AB团”。刘型对此作了认真调查，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使刘鹤孔未遭迫害。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刘型接到通知，到小布圩“三官堂”参加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毛泽东和朱德关于歼敌主力的战斗部署报告。几天后，红军总部在小布河滩上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刘型兴趣盎然地向参加大会的干部战士边念边讲会场上悬挂的一副对联，这是毛泽东拟写的，内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此时，敌张辉瓒师已被诱入对我有利的龙岗山区。总部决定：第十二军和第三军为左路军，归朱、毛首长指挥，沿君埠攻击龙岗，总攻时间为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十时。

刘型和一○二团随本军提前于当天凌晨四时出发，经表湖向龙岗西南方攻击前进，占领了龙岗南端和水西南端之盲公山。次日拂晓，满山是雾，敌军欺我装备差、火力弱，不断向我方阵地冲击。双方激战到中午，刘型随十二军按计划向敌人侧面进攻，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则从龙岗北面高山上，往下冲杀。红军奋勇作战，敌军全线崩溃。不一会传来捷报： “前面捉到张辉瓒啦! ”这一消息，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第四天，十二军奉总部命令担任正面攻击东韶的谭道源师。刘型和一○二团参战，与兄弟部队一起迅速将该敌击溃。

从一九三一年五月中旬起，红军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刘型所部先参加了富田、白沙战斗，消灭敌公秉藩师全部、郭华宗师大部。几天后，刘型随十二军冒雨急行军两天三夜，到永丰中村参战，歼敌一个旅。接着，在向广昌进军时，一○二团奉命担任后卫。刘型带头泅水渡河，追歼逃敌。五月三十一日，刘型随军赶到建宁，全歼守敌刘和鼎师两个团。十五天内，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此后，刘型和一○二团暂留建宁地区工作。六、七月间，毛泽东三次写信给十二军政委谭震林等，布置该军在宁化、长汀、石城三县，开展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等工作。军部将任务下达后，刘型带领全团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刘型所部随主力行动。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他们神速地穿过两路敌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翻过高山到达莲塘、良村地区参战，打了两个大胜仗。接着，又奉命主攻敌毛炳文师，取得了黄陂大捷。当敌军集中所有部队妄图包围我军主力时，刘型随军悄悄越过敌军之间十公里间隙的争岭、尖岭脑，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回到兴国的枫边、白石等地隐蔽休整。此后，他和一○二团还参加了打乐安、下宁都、出瑞金的战略行动，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牵制敌人的任务。九月初，刘型随军回师，参加老营盘、方石岭战斗，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期间，刘型作战勇敢，政治工作做得比较深入，为革命战争作出了贡献。不久，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奉命编入红四军为第十二师，刘型调任该师政治部主任。

(四)

一九三二年一月，刘型接到调令，到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三十八师任政委，师长是在武汉军校的同学程子华。

红五军团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暴动”后组建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任命起义将领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并从红军中选调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去加强该军团的领导和建设，派肖劲光任军团政委，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何长工、黄火青、左权等分任各军政委。在瑞金叶坪召开的欢迎并庆祝红五军团成立大会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都亲往出席。他们在讲话中强调了宁都起义和改编部队、铲除军阀制度、加强无产阶级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这支部队在改编中，全军实行政治委员制，连队建立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并补充了大批从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工农战士。

刘型从井冈山起就担任过红军连队的党代表，后来又担任过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有一套政治工作经验。他调到三十八师后，依靠党员和积极分子，首先从阶级教育入手，提高起义官兵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本质。其次，实行官兵平等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不准打骂士兵，更不准克扣军饷，让士兵有说话和管理自己生活的权利。第三，组织士兵开诉苦会，揭发和纠正军阀部队内部存在的问题，并教育那些曾经压迫过士兵的军官改正错误。第四，随着士兵觉悟的提高和积极分子的涌现，在部队中开始建团、建党，向每个连队派遣党员，办训练班，吸收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参加学习; 然后在连队把党支部建立起来，配备好支部书记、委员，同时训练他们怎样做工作。第五，挑选了一些表现好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到红军学校去学习。第六，通过战斗锻炼，按照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战略战术原则，改造旧军队那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经过这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出现了新气象、新面貌。

一九三二年三月，红五军团奉命投入红一、三军团已经开始的围攻赣州的战斗。赣州守敌是国民党第十二师的三十四旅和赣南十七县的逃亡地主武装共一万余人。他们凭借赣州城西面临水，有坚固的城墙和壕堑、碉堡、电网等有利条件，仍在固守顽抗。刘型随军开赴赣州城郊时，正值城内敌人向攻城的一、三军团红军阵地发动偷袭，而援敌第十四师又沿章江开来，从南门大码头向红军阵地推进，使攻城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红五军团为掩护一、三军团撤兵，英勇参战，同敌人激战一天，完成了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

红军由赣州撤围后，军委决定五军团和一军团组成东路军进军福建，以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四月十四日，红五军团按照预定计划到达龙岩和一军团会合。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随军指挥，根据当时形势，决定立即攻取漳州。刘型随十三军和闽西红十二军位于龙岩、永定、上杭地区监视入闽粤敌的行动。四月十九日，红军占领漳州城。十三军进军南靖等地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刘型抓政治工作热情细心，军民关系处理得很好。

五月底，刘型随东路军回师赣南，经龙岩、上杭、武平，六月末到达广东南雄地区与彭德怀率领的西征军相会合。两军在水口一带与粤军陈济棠、余汉谋的精锐部队遭遇。粤敌十八个团向红军进攻，五军团英勇应战，十三军担任正面攻击，刘型、程子华率三十八师为全军先头部队，开抵弱角村，与数倍敌人接触。部队刚渡过一条河，又接到命令要撤回去参加另一路战斗。在紧急时刻，刘型与全师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冒险带领部队再次渡河，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进展。整个五军团发挥大刀队的威力，与敌肉搏，赢得了这场恶战的胜利。

水口战役后，刘型所部随红五军团参与夺韶关、袭大余、威胁南雄的行动，使粤敌不敢从南边向中央苏区进犯。接着，红五军团又参加了八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的乐安、宜黄战役和十一月一日至二日的南丰战役，以及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南城战役，配合兄弟部队东西转战，歼灭敌人。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刘型调任红五军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该军下辖四十三和四十四师。刘型协助军政委左权主持政治工作，进一步教育和改造部队。他以红军老同志为骨干，积极开展工作; 还热情指导和帮助参加宁都起义的地下党青年军官袁汉澄等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向他们介绍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他宽厚和气，平易近人，处处以身作则，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深得干部、战士的拥护和信任。他注意爱护、培养和使用干部，正确对待从旧军队过来的知识分子，增强他们的革命事业心。当年他培养和介绍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军官中，有的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

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红五军团参加金溪战役。当时，蒋介石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线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其中周至柔和吴奇伟的两部兵力，向长源庙进犯。红五军团以两个团的兵力牵制敌人九个团，赢得我一、三军团在黄狮渡决战的时间。二月至三月，刘型所在的十五军划归一军团指挥，参加了宜黄南部黄陂、东陂战役和草台冈战役。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军团用三个星期的时间，打了这两个大胜仗，全歼敌军，活捉敌师长陈时骥，击毙敌师长李明，击伤敌师长肖乾，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六月，红五军团缩编，取消军的编制，由军团直辖几个师。原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的人员缩编为十三师，赣南博生、胜利、石城等县的地方武装模范师团组成第十四师。缩编后，刘型到十三师三十七团任政治处主任。他毫不计较官职的大小，为了革命事业，能上能下，勤勤恳恳地工作，受到同志们的好评。七月，刘型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当部长，同时兼任高级军事裁判所所长。

从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以来的六年多时间里，刘型随军南征北伐，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风餐露宿，起早熬夜，胃病越来越厉害。一九三三年八月病倒，不得不离职送往瑞金中央红色医院住院治疗。

九月，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敌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二十八日占领黎川。当时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博古、李德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等，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使红军陷于被动的局面，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到一九三四年一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发展到顶点。刘型病在医院，心情上的痛苦比疾病的折磨更加难受。二月，他转到长汀河田医院治疗。四月，传来广昌失守的消息。博古、李德指挥红军“分兵六路”，全线防御，实行所谓“短促突击” ，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失去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刘型在医院心急如焚，坚决要求出院归队。不久，他回到红五军团，担任后方勤务部政治委员。

(五)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夜，刘型随红五军团开始长征。长征开始的时候，五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后卫，担负掩护的任务。刘型负责的后方勤务部又是军团的后卫。由于部队后方机关庞大，携带大批辎重、担架和行李，参加搬运的民工也较多，使组织转移的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刘型团结干部、战士，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红五军团经过遵义董公寺，到达通往桐梓大道之高坪宿营。几天后，军团政委李卓然陪中央代表刘少奇向五军团干部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 精神。这次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刘型对此衷心拥护。会后，他接到调令，到五军团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四月，五军团成立随营学校，刘型又调任该校政治委员。

这时，红军已经结束了四渡赤水之战，调头向南，抢渡乌江，直下贵阳。接着，又向云南方向急进，逼近昆明，再转向西北直插金沙江。

刘型率领五军团随营学校的学员，在乌江、土城，积极协同主力部队作战。五月中旬，经过大凉山彝民区时，刘型教育学员执行民族团结政策，还向学员们讲述了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彝民首领小叶丹结盟的生动事例，使学员深受教育。

六月中旬，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继续向北挺进，进入四川宝兴县的夹金山。这座山海拔四千多公尺，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红军战士们在过金沙江时把仅有的冬衣都送给了当地群众，现在要身着单衣翻越大雪山，困难可想而知。刘型按照湘赣苏区人们吃辣椒、蒜头御寒的经验，叫学员们随身带一些辣椒、蒜头，以备过雪山时食用。

随营学校随红军大队攀登夹金山了。山上狂风呼啸，雪粒扑面，无路可寻。刘型招呼学员们拉住手，弯下腰，五六个人结成一个蘑菇形的人环，迎着风雪，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登上山巅之后，又要大家采用滑雪的办法，或垫斗笠，或垫草鞋，或垫背包，向下滑滚。因又冻又饿，行动十分艰难。

翻过雪山后，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不久，刘型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这时候，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各部队所在位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率领，在毛儿盖地区集结后，向巴西、班佑开进; 另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在马塘、卓克基集结后，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同右路军靠拢，向甘南前进。刘型随红五军团编在左路军内。经朱德总司令提议，他被调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任巡视员。左路军进入草地后，张国焘以噶曲河涨水无法前进为借口，反对红军北上，并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南下。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耐心的坚决的斗争。

刘型在四方面军政治部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六年三月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四月，又调任敌军工作部部长。当时部队主要活动在兄弟民族区域内，刘型很注意研究民族问题。他和刘瑞龙、刘志坚等同志一起，经过调查研究，编写了对藏民工作和对回民工作的小册子，为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为了沟通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了解，刘型经常向周围同志介绍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指挥红军粉碎敌人几次“围剿”等情况;介绍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从而增进了四方面军同志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了解，对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这些正确的做法，却遭到了张国焘的忌恨。只因为他说过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领导是正确的，就在甘孜被张国焘撤销了敌军工作部部长的职务，派赴二方面军当收容队长。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方面军到达甘南后，上级决定调刘型担任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十分重视思想工作，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过渭水河后，没有房屋宿营，就住在一大片梨树底下，梨子结的又大又多，有人想摘梨充饥，被刘型坚决制止。当时部队实在无法弄到粮食，经研究允许有计划地采摘一些梨子。刘型要求各单位写明数量，按价把应交的钱捆在树枝上，作为摘梨的付款。此事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并受到上级表扬。

刘型非常关心同志，爱护下级。过渭水河时，他看到组织部青年干事曾长久生了病，便把牲口让给小曾骑，自己徒步过河。过河后的第三天，部队快到河防镇时，刘型的马夫“打摆子”，马也受了伤。这时候，部队突然接到行动的命令。为了照顾马夫和牲口，他自己背着马鞍子跑了二十多里路。在陕西耀县洪头村时，刘型有次开会回来买了一串猪肺，做好后，自己不吃，全部送给组织部的三个病号。十二月初山城堡战斗刚结束，部队在洪德河连湾休整，统战部何辉的小通讯员及行李都失散了，刘型就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藏民毛毯送给何辉用。刘型对同志、对部下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在指战员中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长征结束后，刘型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奉调到红军大学 (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第二期学习。在红大，他既当学员又当教员，讲授过中国革命问题。

十二月，刘型出差到西安。一天，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冻得发抖的人求访。他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原红五军团十五军一三一团团长袁汉澄，一问才知道袁到上海搞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在杭州坐了几年监狱，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才被释放，历尽艰难到西安，要求去延安。可是“八办”的接待人员以“情况复杂不好接待”而未予受理。刘型挺身而出，找办事处领导陈明情况。这位老同志在刘型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

一九三八年一月，刘型调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三月，调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九月，又调任总政治部直属敌工科科长。在敌工科工作期间，刘型协助抗日军政大学开办了日文训练队(又称敌工训练队) ，主持教学计划和学员培训、分配等工作。他经常深入该队找学员谈心，培养了一批敌工工作干部。刘型非常注意调查研究，了解敌人方面的情况，写出了《日军的政治情况之检讨》、《争取伪军反正的几点意见》、《把敌军工作扩展成战区民众运动》和《八路军两年来敌军政治工作的总结》等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敌我形势，总结了经验，提出开展敌军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对当时的敌军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一九三九月三月，刘型和程宜萍结婚。程宜萍从小刻苦读书，后到日本留学，专攻蚕桑专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坚决要求回国，毅然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斗争，是一位有理想有志气的知识分子。

一九四一年一月，刘型调八路军军政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所学院是中央军委为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培养具有理论基础的、能充任师、旅级宣传教育指导人才而创办的，学员大多数是团级干部，校址设在延安大砭沟。刘型和兼院长谭政、副院长陈伯钧、教育长张如心等主持院务，刘型负责抓政治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全院政治空气浓厚，党的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很好。

一九四二年一月，刘型调中央党校学习，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他积极参加整风学习，认真阅读马列著作、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文章。六月，他写出《读<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及 <农村调查序言二> 以后》一文，系统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在红军中作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体会，决心加强调查研究，增强党性。九月，刘型留任中央党校一部秘书科科长。当时担任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总学委会副主任康生，利用反奸肃反，怀疑一切，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和刘型同在一个支部的袁德胜，是位老党员、老红军，因为搞过地下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和坏人打交道，在运动中被整了黑材料。有人向刘型调查，刘型仗义执言，说这些材料是莫须有的，没有这回事嘛，表现了他敢于担风险，坚持实事求是的崇高品德。

(六)

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发展到战略反攻阶段。党中央在杨家岭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等出席。会议决定派遣三五九旅九个步兵连和由组织部抽调的若干个干部连挺进华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确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任命王震(司令员) 、王首道(书记兼政委) 、王恩茂(副政委) 、刘型 (政治部主任)等八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部队正式定各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 (简称“南下支队”) ，下设六个大队，全军约五千人。

中央书记处讨论和批准南征计划后，刘型和副主任李立积极组建政治部，做好来队干部、战士的工作，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和家属的困难，使之轻装上阵; 并组织学习有关文件，让大家了解南征的目的和意义。

十一月一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上，举行了誓师阅兵式。刘型和他的战友们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并集体宣誓。五日，刘型到杨家岭参加第一次军政委员会议，任弼时代表中央宣布南征任务。十日，南下支队在延安各界群众欢送下踏上征途。

十一月中旬，南下支队到达绥德时，刘型主持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下旬，部队到达日军控制的汾阳、平遥地区，夜晚急行军，跨越同蒲铁路，刘型随军一夜赶了一百八十里。

十二月中旬，南下支队进军晋东南中条小区。由于日寇的“三光”政策，把沁水马邑、富店一带搞得一片凄凉。刘型要求各级政工干部注意农村调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沿途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势力。他深入基层，参加群众大会，宣讲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政策。下旬，部队进抵黄河岸边。刘型召开政工会议，做好渡河的思想动员工作。在大石村，他向宣传队讲话说，现在是宣传队发挥战斗力的时候，任务是鼓舞部队越过黄河天险，挺进中原，我们先到河对岸山坡上当啦啦队去。然后，他柱着木棍子，带着宣传队在鼓动棚里做宣传工作。全军以疾行军的速度，绕过敌人的邵源据点，在一个回水湾里找到了临时“冰桥”，顺利抢渡黄河，消灭石曲、石井两村的伪军据点。渡河的当天，南下支队向党中央发电汇报，很快收到毛泽东赞扬“五十天行军，安全过黄河”的回电。

南下支队在宜阳县西南的东、西赵堡，度过了一九四五年元旦。这里的群众受敌伪劫掠，经济萧条，部队买不到粮食，只能吃两餐小米粥和红薯当年饭。艰苦的生活难不倒指战员的革命意志，大家仍如往常一样祝贺新年。刘型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收录稿，指战员对完成南征任务充满信心。部队通过叶县境内时，因群众不明真相，全部跑光，无法买粮。为了部队的生存，政治部统一印发一封公开信。信的内容是：

诸位父老兄弟姐妹们：

本军作战敌后，瞬达八年。军威所至，日伪丧胆。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战绩卓著，中外共闻。军纪严明，买卖公平。借物必还，损坏必偿。军中信誉，遐迩皆闻。迩者奉命南征，途经贵地，军粮缺乏，不得不就地购粮，以供军食。刻临贵府，适值外出，无法洽购。为保证军食无虞，不得不设法向贵府取去红薯_斤，豆面_斤，每斤以市价____元算，共合法币____元。谨如数留置于柜中，尚望查收并乞见宥。

南下支队留钱购粮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远近乡镇。群众纷纷赞扬八路军遵纪爱民的好作风。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下支队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在礼山县陈家湾胜利会师。二月下旬，南下支队到达湖北蕲春县田家镇，准备渡过长江天险。刘型和政治部的同志迅速开展群众工作，得到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大力帮助。半夜里，群众开来了几百条帆船，集合在新桥和亚口两个渡口。船工们机智沉着地应付敌人的飞机和巡逻艇，在拂晓前，将全军五千多人安全渡过长江。接着，继续向鄂南推进。

由于战斗频繁，流动性大，部队纪律有些松驰。支队决定在大源休整，发布了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命令。刘型和李立等深入到各大队去检查部队执行纪律情况，并利用油印《战斗》小报进行纪律宣传，教育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绝违犯纪律的不良现象发生。这次休整，为南下支队夺取新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三月二十六日，南下支队夺取了平江县城。进城后为不惊扰市民，全军大部分在街头露营，并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号召农民参军参战。刘型亲自写标语，发传单，广泛宣传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即南下支队)司令部布告》。

一天，南下支队第三大队在平江城天主堂门口招兵，有个孩子从大人的胳膊下钻进来报名，因为个子矮，年纪小，没有录取。但那孩子就是不走。刘型看在眼里，建议招兵同志到孩子家去了解情况。当得知孩子的爸爸是农会会员，被反动派害死，哥哥因不肯给日军带路又被抢杀，病危的妈妈决心要送他当红军为父兄报仇的情况后，刘型马上派医生去给孩子的母亲治病，不幸医治无效，老妈妈病故了。刘型遂批准吸收这个孩子到三大队当司号员，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颜鹏程。

四月十三日，刘型参加了在汪坪召开的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党政军领导机关，以便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二十二日，在张谷英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多次来电要部队“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无犯，团结一切好人”的指示。会议还听取了二、三支队和地方工作的汇报，决定扩大新兵，注意纪律教育，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攻势。

五月上旬，刘型参加了在通山县山口铺召开的湘鄂赣边区党委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五月四日毛泽东的来电，决定分兵一部向湘北挺进，一部坚持鄂南斗争，为建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六月中旬，刘型在鄂南利用部队休整时间，组织全军认真学习党的“七大”文件，总结前段工作。在支队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上，他作了长篇报告，要求大家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战胜炎夏酷暑、狂风暴雨、蚊叮蝇扰以及南方夏季流行的各种疾病，胜利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八月十二日，部队到达湖南衡山附近的南湾时，刘型接到王首道政委通知，立即到司令部开会，得悉中央电示： “苏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会后，部队在夜色朦胧中出发。刘型是近视眼，晚上行军看不清，有时眼镜摔掉了，要在地下摸一阵才能找到。看到前面马撒的尿水反光，他问别人：谁掉了毛巾呀! 碰到前面的牲口，他以为是人，忙叫： “同志，快走吧! ”的确，夜晚行军对刘型来说是个苦差事。但他以苦为乐，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志们在行军途中讲到这些生活趣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由于时局变化，蒋介石已电令国民党七、九两战区组成联军，妄图三面包抄夹击，将我军消灭在湘粤边境。南下支队必须迅速南进，与东江纵队会合。部队八月中旬到达安仁车桥，遇顽敌布防，遂改道永兴石枧，以平均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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