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鲁佛民人物传,鲁佛民生平事迹,鲁佛民评价

Posted 2022-05-05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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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鲁佛民人物传,鲁佛民生平事迹,鲁佛民评价

鲁佛民，名琛，字献卿，佛民为其别号，寓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以示自己为真理而奋斗，不怕牺牲。山东济南市人，出身于破落的书香门第。生于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清光绪七年九月初九)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三时，病逝于延安中央医院，终年六十四岁。

鲁佛民从一个旧民主主义的贫苦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历尽了坎坷曲折的道路。

佛民出生时，正是极端腐败的清帝国的末叶，那时已在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伺机瓜分中国，眼看山河破碎，国脉垂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日甚一日，弄得民生凋敝。他的家道也日渐衰落。佛民的幼年，家有祖母，双目失明，终年卧病不起; 父亲鲁颂平在外地作一名文牍，以微薄的收入糊口，母亲一人操持家务; 佛民的兄姐均幼年早死。

一八八六年，佛民六岁时，父亲在长清县被贪赃枉法的县官逼迫自杀。

父亲死后，亲朋欺他孤儿寡母，屡遭讹诈，不久祖母也去世。家庭屡遭不幸，景况相当凄凉。

佛民七岁入蒙馆，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接受封建教育; 八岁开始念《论语》，九岁读书于华林寺，念《大学》、《中庸》，十岁读《孟子》。一八九三年，佛民十三岁时，亲朋因其母多病，单丁独户，劝其早婚为宜。是年冬，与北园菜市农家女孙氏结婚。

十四岁时，佛民从学于张振堂先生，读完了《诗经》、《易经》、《尚书》、《礼记》。这时他内心有读书成名，光大门庭的念头。十五岁习作试帖诗，临摹书法颜真卿字体，有学习书法成名之意。是年九月，生长子广德，后名伯峻。

一八九六年，佛民十六岁，居城内生计不易维持，迁居于西关，租赁两间半草屋。家景贫苦，但他学习之志弥坚，随李章光先生学《礼记》、《左传》，兼学八股文、试帖七家诗。是年十二月，佛民母亲因病去世。一个十六岁的青年从此只有孤身自主，所以，他丧母之年，是他青年时代最感孤苦的一年。

一八九七年秋，佛民邀约学友二三人，在西关东流水一带，合租半间房子，摆脱家庭琐事，从秋到冬，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日夜苦读。第二年，又从秦兆骏先生学作八股文、试帖诗，试作八韵，常彻夜达旦，追求科举心很殷切，“邻人均以书呆目之”。就在这一年，发生了戊戌政变。佛民开始听说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字及变法内容，开始知道维新的道路，对科举、以八股文试帖诗为进身之阶，发生怀疑。

十九岁以后，佛民涉猎的书籍范围渐广，尤爱读清初方望溪、戴名世等人的文章。二十岁的时候，佛民已经认识到八股文是“愚民政策”。他说： “聪敏富有拾科第如草芥，迟纯穷寒者终身困于场屋。” 因此，立志不作八股文，还写了一篇《罢艺论》，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 “我当时慨然有反抗心，有薄古之思，这是我生命史上第一次思想转变。”

佛民二十一岁时，为了家庭生计，开始充当塾师，教蒙馆。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这几年间，佛民在授课之余，攻读和浏览了大量的书籍，开始读了《李二曲集》、《四书反省录》，为他的“读书明理，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的观念和思想”打下基础。以后又阅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回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巨著，获益非小。到后来，束脩稍丰，他更进一步购置和博览群书，如典制一类的《大清会典》，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理学著作，清初黄梨洲、戴名世的著作。同时又读康有为的全部文章和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章太炎的著作以及《孙逸仙传》等等时文。佛民在这期间，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新旧兼读。他的知识领域更为开阔，思想奔放，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但对革命的认识仍不甚清楚。

一九一一年，佛民三十一岁那年，爆发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这时山东也宣告独立。佛民被革命热潮所激，立志参加革命。同年十二月，他奋然而起，抱一腔热血，冒然自身离济南去上海。到上海住在一家小客店中，以万言书上章太炎。因久仰其名，对他非常钦佩，以上书结识的办法，一展素志。章太炎接书后，立派其门人王绍鳌接待。屡次与章太炎晤面，洽谈甚欢。但因章太炎周围的人有地方排外观念，佛民的志愿未能得酬。时值窃国大盗袁世凯玩弄南北议和，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乃成泡影。佛民颓然返回济南。

这时他深深体会到自己缺乏专门学识，力图向新学发展。

是年五月，生次子广益 (后名鲁方明即余修) 。

一九一二年，佛民回济南后，经同学介绍，到北园小学担任教师。同时，在课余积极准备投考山东法政专门学校。

那时，省立山东法政专门学校，也废除了官班必须是候辅县道一类，绅班必须是孝廉以上资格的规定。冬季，他报考该校，名列第一，被录取。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窃国擅权，先刺杀宋教仁于上海，相继解散国会，积极筹备复辟称帝。佛民闻讯之下，激于政治上的义愤，自发地联合同学，组织学生会。他在学校公开讲演，当众揭露袁世凯窃国罪恶，提出反对袁氏称帝，大讲民主政治。佛民这种活动，被充当军阀当局侦探的学生，报告了山东省督府。军阀当局立即传讯校长，追查此事。幸亏校长识大体，坚决否认学校有学生登台演说反对袁氏之事。一场风波，乃得平息。不过，济南许多报纸竟纷纷以“孙文黄兴余毒，传染省法政学校”等报道，进行攻击。

当时山东政治极为黑暗，城内密布警探，爱国志士稍有议论时政者，即遭逮捕，被枪杀者时有所闻。佛民身处危境，遭此打击，心怀不平，但也无可奈何; 不得不埋头博览政治、法律书籍，努力充实自己的知识，待机而动。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学校曾举行过特别试验，全校千余名学生，以政治、法律、经济分科命题，并规定论文以五千字为限。佛民所作政治论文，在九十四名优等生中，名列前茅。他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主要是由于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

在校学习期间，他每日在家吃早餐，下午四时下课以后，才回家吃午餐，三年如一日。由此可见他学习生活是多么艰苦。

一九一四年，佛民从山东法政学校毕业，因成绩优异，获得奖状。这一年，北洋政府有文官考试，可是佛民对名利宦途，淡薄视之，不去应试。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出任总统，预料国家政治可能有好的转机。佛民在济南联合几个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发起组织报纸，想投身舆论界，发挥专长，以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报社命名《公言报》，一九一六年秋出版。

在办报的同时，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佛民经友人介绍，到山东高等检查厅任学习书记，一个月工资只有十元。一九一七年春，佛民取得律师证书，开始挂牌营律师业务。

这时，报社的一些编辑人员都以报社为进身之阶，庄某出任督署秘书长，童某出任某地交涉员，因而编辑无人。这时，佛民乃入报社充编辑，主持笔政。每日撰写社论，鼓吹民主政治。对时政得失，则痛切言之，间或指责笑骂。

佛民指责当政的言论，触怒了军阀当局。当时，警察厅检查新闻稿，经审查后报纸方准付印。对此，佛民联合报社同仁，一致抗议。盖以人权岂可轻犯，力争言论自由。报社此举更加激怒当局。因此，警察厅派警察把报社经理张思纬、编辑王金榜传去，进行审讯，并加以刑具。报社职工被捕多人，佛民因事不在，幸免于难。

至此，《公言报》乃被封闭。

这次事件，使佛民认识到在封建军阀统治下，无民主自由可言。他立志要进一步寻求革新政治之新途径。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新旧兼蓄为宗旨，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主办《新青年》杂志，与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这时，佛民在省立高小任教，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接触了新思潮。他认为“陈独秀著文新颖、立论精辟，较胡适胜一筹，颇受其影响，思想上为之一变。”那时，佛民时常在律师公会的机关报《山东法报》撰写社论，颇为社会人士所注目。他开始走向左翼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火烧赵家楼的火焰，如火炬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五四”风暴很快席卷全国，济南学生相继而起。罢课罢市风起云涌。佛民在新思潮的推动下，基于爱国热情，毅然参加了学生运动。

当时，山东学生联合会为山东“五四”运动之领导团体。运动初起，山东省议会曾有议员多人参加讨论交还山东半岛及青岛问题。后来，学潮渐次扩大与深入，形成真正的群众反帝反封建运动时，这部分代表豪绅官僚的省议员，相继退出或藏匿不见，惟有佛民仍一本爱国初衷，始终和爱国青年站在一起，参加并领导、筹划济南市的整个运动。当时学联重要宣言、标语口号，都由佛民草拟。他奔走呼号，亲临街头讲演，散发传单，每次游行，都是走在群众的前列。有时他还深夜潜赴各校讲演。有一天夜晚，在第一师范举行各校代表会议，请他前去讲演指导，那时校门已被军警封闭，他被学生从学校后墙接入。他在讲演中，历陈自辛丑以来，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国家面临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局面。言者声泪俱下，闻者泣不成声。会场上一阵阵口号声，震动了门外的军警，他们破门而入，声言捉拿佛民。佛民却在学生掩护下，越墙离校。军阀下令不准学生会开会。当学生们研究如何对待这一严重形势时，佛民又出现在学生的面前。他对学生们说： “学生爱国讲演，自有法律保障! 至于军警干涉学生宣传，强制商店开市，出自上级军官意旨，下级士兵多系山东老乡，未必尽听上级的话。只要我们坚持正义斗争，一定能得到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同情。”佛民的一席话，解除了学生思想上的很多顾虑。由于佛民和学生紧密团结，忘我地参加运动，深受青年学生的信任和拥护。但佛民也因此而被反动军阀和亲日分子视为眼中钉和危险人物。当时济南镇守使、亲日派安福系军阀马良，就曾多次密令缉拿。济南报界的亲日分子，也用尽挑拨离间的伎俩，说他利用青年学生，别有企图; 省商校校长叶春墀更是到处散布谣言，公然说佛民煽动学生暴动; 省教育厅厅长、安福系国会议员袁荣叟下令各校，说“有不逞之徒，籍端煽惑，查究法办” ; 军事机关也颁布告示，说： “间有过激党之徒，煽惑群众，破坏社会秩序，提倡无政府主义，破坏军队、监狱”等。佛民处此险境，意志愈坚，热心为国，不畏强暴，仍秘密与山东学生联合会发生密切的联系，指导该会工作，从不稍懈，到处受到学生的欢迎。

六月，由省议会、商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等团体，组织八十三人的山东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团，佛民被推为教职员联合会代表。关于在京请愿的情况，佛民曾记述如下：

山东请愿团抵京时，驻足山东会馆。翌日，整队赴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卫兵阻止，代表则蜂拥呼号闯进。卫士坚拒，大门紧闭。彼时徐东海①当国，因惧山东民众，故不愿见。当时代表同人，以不远千里来京向总统请愿，竟被拒于门外，乃痛哭呼号。最后，北京军警督查马龙标 (曾任山东五师师长，于地方较有威望) ，乃由户开半门后出现，向大家拱揖慰问，并佯言总统不在。代表坚请进谒徐总统。马氏则称总统为一国元首，晋见是可以的，但必须商定时间地点。代表不听，坚请见。谓今日如不蒙允许，即露宿新华门外。马氏往返数次磋商，双方始约定时间地点。于是代表团始整队而返，时已夜半。此即所谓鲁省代表哭闹总统府事件也①。

六月二十一日，徐世昌在居仁堂接见山东代表团。接见时，从代表团中又选出十余人，事前推定发言者。代表们进入居仁堂后，陈词时激昂慷慨，继之以痛哭流涕，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速电巴黎和会拒绝签字，坚决收回青岛。徐世昌当面不得不口头表示允许。

佛民趁参加赴京请愿团之便，到北大访山东籍学生及李大钊等。经他们的晤谈指导，佛民对民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政治生活更感兴趣。他决心回山东传播新书报和新思想。

经过亲身参加这次运动，佛民深切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他说： “新思潮的接受，使我对政治的认识亦渐渐清楚，革命思想之萌芽即在此时。我由于参加了 ‘五四’ 运动的大浪潮，提高了我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也坚定了我奋斗的信心。”②

佛民回到济南以后，仍积极参加反日爱国斗争。“五四”运动在山东，到一九二○年初，由于军阀的镇压和帝国主义的干涉，陷入停顿状态。这时学生会和各界重新成立了评议会，佛民等二十三人又当选为理事，继续进行抵制日货的运动。

一九一九年，正当佛民废寝忘食参加爱国运动时，他的原配夫人孙氏病故。

一九二○年秋，佛民辞去小学教员职务，充任《大民主报》及《山东法报》编辑，并经营律师业务。这时佛民的长子伯峻已毕业于山东师范讲习所，任乡村教师。父子均有收入，家庭生活渐宽裕。

一九二○年夏，佛民续弦孙兰贞。

一九二一年春，日本新闻界举办东亚新闻记者大会。中国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济南等地各大报社均有记者出席。佛民以山东报界联合会理事，被邀赴日参加大会。

因五四运动后中国反日空气相当高涨，所以日本方面极力拉拢收买中国舆论界，对中国代表殷勤接待，由能操华语的社会名流如大畏、重信等任招待。每次宴会，还馈赠珍贵礼品。有些人辄争相贪取，而佛民则拒不受纳。

在日本时，每至一处参观，日本方面都要邀请中国记者讲演。佛民利用这些机会，大讲平民政治的宗旨，博得不少掌声。在东京时，北洋军阀驻日本大使胡惟德，曾在使馆设宴招待中国记者。佛民即席演说，促胡致电华盛顿会议，要求收回青岛。胡讷讷不敢应诺，状极狼狈。

佛民在日本旅游期间，细心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工农业、教育事业各方面突飞猛进的景象，“深感此邻邦为一欣欣向荣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也感到我国政治腐败，若不大加革新，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①

此次东游，在思想上给佛民一大刺激，更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之情，使他了解到“救中国的办法，只有改革中国的政治。”但对如何改革，他却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归国后，佛民曾写《东游略志》，发表于《大民主报》，以期唤醒国人图强之志。

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二年期间，佛民除营律师业务外，主要是过着繁忙的新闻编辑生活。佛民每天在编辑室内，遍阅国内外新闻，这对他了解情况，接触新事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北京有中俄通讯社稿，着重宣传欧战后各国澎湃兴起的工人运动情况，引起他极为浓厚的兴趣。他特别留心阅读，并经常在报纸上刊登此类消息。这时期，他也接触过马列主义早期翻译读物，读过一本关于阶级斗争的书，但只了解到贫苦者应起来斗争，还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阶级斗争。

一九二一年秋，佛民的同学尹克立邀他办报。他认为要宣传一种政治主张，必先制造舆论，非有报刊为喉舌不可。因此，他同意参加创办，并且担任报社的经理。报纸命名为《平民日报》，宣传平民政治。报纸冬季创刊，日出两大张。他联络一部分北大毕业生，充任编辑。报纸传播新文化、新思潮，颇有朝气，一时成为济南权威报纸。

后来，报社规模较大，以致入不敷出，亏累到不能维持的程度。那时佛民的律师业务，收入尚可，他把律师的收入也补贴到报社。

随着生活的实践，佛民又逐渐感到当律师并不能真正保障人权，操此业的多以营利为目的; 而报社的记者生活，也多依仗于资本家和官僚们，受其支配，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因此，他内心对这两种职业，感到厌恶，而想另谋出路。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华盛顿举行有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九国参加的会议，内容表面上是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和解决远东、太平洋问题，实际上是美、日争霸远东，特别是争霸中国的斗争。华府会议上决定将青岛由日本交还中国，北洋政府派王正廷任鲁案督办，在北京和济南设督办公署，办理接收青岛事宜。一九二二年七月三日《民国日报》曾有这样的报导： “山东各界联合会，假商埠国货研究会开全体大会，共到十余团体，公推李郁庭君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兹将议决事项列下： (一) ……; (二)据上次议案选派代表，加入中日协定委员会，赴京监督，传达消息，当即票选鲁佛民、王际唐、王文瑞、李郁庭、李冠九、董星五、于养源、娄练五等八人，不日即行赴京，加入会议，兹录各界联合会为选代表加入委员会之电文如下：北京国务院转王正廷先生鉴，兹查中日协定委员会，讨论鲁案细目协定，开会在即，鲁省各界于本月二十六号开会，票选民意代表鲁佛民、王际唐、王文瑞、李郁庭、李冠九、董星五、于养源、娄练五等八人，即日赴京，加入会议，以资监视，而便参议! 山东各界联合会寝。”

山东各界联合会代表抵京后为中日协定细目，公推代表八人，参与会议，以资监视。当时斗争十分激烈。报载： “本月五号下午，八代表赴督办公署，与王正廷会面，首有王君文瑞报告来意，大致谓此次代表等来京，衔负本省各界两项要求，一为协定细目，必须有精确调查，方能获公平结果，鲁人对于督办署一切调查，毫无闻知，且袁良调查尤属荒谬，请即公开宣布，以明真象; 一为请求参与会议，相同办理，藉以洞澈原案，而资臂助。王谓宣布一层，恐事实理论均难办到，譬如各种调查，案卷累累，若皆行宣布，实不胜繁，且有诸多不便，而将来以何者为依据，现尚未定; 至袁良之调查，亦不过为参考之一，并非专注于此……。鲁君佛民谓宣布一说，督办在济南对于各界，曾经表示，候调查完竣，立即宣布，亦且谓随时调查，随时宣布，亦无不可，乃今日竟自食其言，何前后矛盾乃尔，先生办外交有年，言语岂可随便……。鲁君佛民又谓，若实必不能参加，则须将每次会议之记事录，交给查阅。王一并允许，各代表随即辞出。”①

鲁案会议，我方代表是王正廷，理事为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 日方代表为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佛民至七月间被公推为首席民意代表，列席会议，长时间与这些外交人物过从。会议从六月开始，直至一九二三年一月结束。历时半年多时间内，在鲁案交涉过程中，遇有损及国权之处，或有瑕疵可指者，佛民即代表民意“抗言责喝，忠实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王正廷非常惧怕佛民，有的委员也被佛民指责得不敢和他见面。孔祥熙那时是王属下的一个处长，表面上装作谦虚有礼，在一些事情上还要征求山东代表的意见。其实佛民对这般滑头官僚，买办官僚，极为厌恶。

佛民参予鲁案交涉工作时，曾和旅京的山东国会议员丁佛言、刘冠三、于沐尘，省议会议长王鸿一及山东旅京学生暗中联络，发动他们到鲁案督办公署向王正廷示威，施加压力。王正廷看他们来势汹汹，惶恐万状，害怕被打，调动了全署杂务人员来保卫他。在此以前，佛民曾在济南和他斗争过。有一次，王正廷回山东公干，佛民邀他去济南商会向各界报告鲁案接收情况。佛民事先布置了许多社会开明人士、省议会议员、学生代表等，在会上激昂陈词，对王正廷严词责问。王正廷回答了不到十五分钟，就词穷言尽。当时群情激愤，几乎动武，王正廷乘混乱鼠窜。从那以后，王正廷知山东群众力量不可侮。所以，后来在谈判归还青岛过程中，他对日本无理要求不敢让步。鲁案结束后，小幡公使在日本国内遭到一部分人的抨击。鲁案办理结束时，王正廷说： “真佩服山东代表(指鲁佛民)，真正是为国家民族着想，真正是为社会服务，非乘机谋利禄之徒。”

王正廷是一个洋奴式的买办政客。他暗中与日本人勾结，企图接收青岛后，与日本人专利经营商业，偷偷派其心腹袁良去青岛活动。这事被山东代表们发觉了，佛民就在《益世报》上写文章揭露了王正廷的阴谋活动。不久，袁良被驱逐，王正廷也慝迹。到了七、八月间，斗争更加尖锐，可以从以下报导中看出：

“二十八日鲁案第一部分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中国方面主席委员为杨荫抗氏，初次讨论凡协议重要事件时用何种语言，日人主张用日语，因决定用日语。次又讨论凡协定之内容，是否公布，日人方面多赞成不公布，亦即决定不公布，嗣又讨论是否用议事录，日人方面又多不赞成用议事录，因亦即决定不用。二十八日通体会议情形，不致夙如日人之愿以偿，当时鲁代表鲁佛民等，于会议散后，即质问杨氏对于本日讨论各项，事前已否加以考虑，分委员会于各种细目，关系至切，既无议事录又不能宣布会议内容，一有疏虞便无法挽救，是否尚可推翻此案，委员干事凡决定一种细目，必依照分委员会之一种书面，今无议事录，将依据分委员会各委员口头话而为决定某种细目之根据乎，杨氏对鲁代表此种质问，又无明瞭之解答……。”①

“中日鲁案委员会联合会，因仓库码头等争执颇力，二十八日鲁省各界代表李郁庭、鲁佛民、董星五、王际唐、娄练五等赴督办公署，见王正廷氏，为相当之督促，向王氏提议，关于公产项内，日人提出保留之房产土地等数甚浮滥，已越出华会条约之规定范围，我国应严行审查拒绝，而码头仓库本为德国政府所建筑，自与私产性质不同，按华会条约第二节第六条之解释，应归第一部作为公产讨论，我国应坚持前议到底，无须变更。且青岛船坞，前为日人攫去，既说到码头，何以船坞一字不提，我国对此应有何种主张，亦当请求一适当之应付。再者盐田矿山，日人延宕不提，委员等不应任其迂延时日，致生滞缓外之嫌，应即从速催促日人提出，以供我国审查。以上各节，王氏当即口头容纳，闻对于督办公署制定青岛市自治暂行条例一项，各该代表以根本上即不承认其据有此种权限，日内即将另具意见书有所声述云。”②

“北京函云，山东外交代表朱紫垣、李冠九、王际唐、王文瑞等因鲁案交涉吃紧之际，特于五日假中央公园水榭，约集国民外交联合会代表，讨论善后办法。经众决定，本月九日上午九时在西城根山东中学开代表会议，届时提议下列事项：(一) 中日委员会提案，日本要求违反条约，决不承认案;(二)澳兵惨杀一华工案; (三) 废督裁兵案; (四) 筹款赎路案。及由山东代表李冠九等报告鲁案会议，日本种种无理要求，极堪令人愤慨，结果以王正廷，确无外交常识，恳请撤换以挽危机。”①

“鲁议员曹瀛及各界代表鲁佛民等，致吴佩孚电云：洛阳吴巡阅使钧鉴，王正廷督办鲁案将及三月，措施乖方，毫无效果，擅定市制条例，画青岛为特别区域，不惟越权乱法，抑亦断送主权，此其误国之罪一。对于日本所提铁路附属财产案，认我国土地为彼所有，而公然估价; 青岛市公私财产案，认日人所经营之农业为正当; 公产保留案，除日本领事署外，尚提出七十余处之多。王正廷不加驳拒，漫然接受，致令交涉前途，陷于危境，此其溺职之罪二。亲日素著之辈，如袁良、周宝山、崔士杰等，王正廷托为心腹，参与机要，苟非别具肺肠，暗藏黑幕，何至颠倒如是，此其用人失当之罪三。况国会议员，依法不得兼任官吏，王正廷以督办而兼任参议院副议长，宪法审议会议长，明系贪位苟禄，破坏国法，若不速令去职，必致贻误将来，迩来全国舆论，已一致攻击，众议院湖南议员郭人漳等，且已提出查办案，我鲁人桑梓攸关，尤不能不据实揭发，兹有山东来京代表暨鲁籍两院议员旅京同乡共同开会议决，电请我公急电政府，迅予撤换，以拯危局，而维桑梓，不胜屏营待命之至，山东参众两院议员曹瀛、丁佛言、赵正印、张鲁泉、史泽咸、于元芳、王广瑞、王宗元等二十余人; 山东各界代表鲁佛民、李郁庭、朱紫垣、朱心芳、王际唐、王文瑞等十余人; 旅京同乡代表王讷、邵宝亮、张筱轩、赵志缪、张致远等三十余人叩养。”②

王正廷旋被撤职以后，北洋政府改派山东省长熊炳琦兼胶澳商埠督办。前省议会议长王鸿一向熊介绍了一批代表，佛民也被推荐到青岛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佛民到青岛，在督办公署政务课任职。数年来，佛民由于律师和报社的业务，以及参加群众运动，处于极为忙碌的状态。在青岛期间，他的公务不很繁忙，而且经济收入也较宽裕，因此他有能力购买各种新书籍，也有时间可以阅读大量新书籍。这时他读书虽然仍是“新旧兼读”，但却较前更多地接触了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书籍，而且深受影响。从保存下来的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七日佛民的日记中，可以充分反映出来，如：

六月十九日……又晋城 (济南) 买《社会主义讨论集》。

六月二十三日，……看《向导》周报……。

六月二十四日，……午看《向导》周报……。

六月二十七日，……看《向导》周刊，颇令人鼓舞

八月二日，……看陈独秀《向导》，确有特别见地……。

八月九日，……七点一刻乘车回济，……沿途看《社会主义讨论集》……九点半看至七十四页……。

八月十四日，……十点赴车站 (回青) ，……尽日在车看《社会主义讨论集》，至一百五十六页……。

八月十六日，……十一点睡眠。《讨论集》看至二百一十二页。

八月十七日……今日看《讨论集》二百三十二页，晚十一点睡眠。

八月十八日，……看《向导》周报……。

八月二十九日，……看《社会主义讨论集》……。

九月一日，……上午看《向导》周刊，……下午……仍看《向导》周报。

从以上日记当中，有六天记载了他阅读《向导》周报的情况，有五天记载他阅读《社会主义讨论集》的情况。佛民非常喜欢阅读《向导》周报，读了之后，“颇令人鼓舞”; 他认为“陈独秀《向导》周刊，确有特别见地。”那时，佛民还购买了列宁小传、剩余价值、马列主义之浅说等等书籍，悉心阅读，“欲继续进步，不愿作一安分之公务人员。”

一九二三年，山东党组织派邓恩铭去青岛开辟工作。邓恩铭经佛民的长子鲁伯峻介绍认识了佛民。那时青岛地下党的同志除邓恩铭外，还有延伯真、陈文其等人。他们积极在政治思想上帮助佛民，同时也在佛民合法身份的掩护下，进行党的工作。这时，佛民才真正和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而且和青岛地下党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一九二五年关向应去青岛工作时，他们也经常来往，他的次子余修即经关向应介绍参加了共青团。这时是鲁佛民政治生命的一个新的转折，是决定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时刻。从此，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竭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做出贡献。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制订三大政策，国民党实行改组，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一九二四年，邓恩铭等组织建立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介绍鲁佛民参加了国民党。后来佛民在市党部任领导工作，并建立了下层组织，主要是在店员职工、电话生、司机、报社排字工人、贫苦知识分子、小学教师中开展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由于青岛久处德、日帝国主义统治下，因此开辟工作比较顺利，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以及下级党部都逐渐建立起来。

佛民在进行工作时，还利用自己在督办公署的合法身份，和当时青岛最大的书店中华书局建立代销处关系。他集资从党主办的上海书店、民智书局等处购买了大批革命书刊，如《中国青年》、《向导》周报、《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初步》以及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公开陈列出售，播下了青岛最早的革命火种。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二十一日北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绕道日本到达北京。

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王尽美由孙中山委派为特派员到青岛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王到青岛后，连日召集各界进行讨论。一月十七日，在青岛五州大药房召开筹备会。佛民被推为主席，积极参加了青岛地方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佛民被推为青岛代表，赴京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北方共产党员江渚源 (江浩) 、于树德 (于永滋) ，以及赵世炎、安体诚等，他们朝夕相聚，政治见解颇为一致。

孙中山因舟车劳累，肝癌病发作。抵京后，戴季陶、吴稚晖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招待全体代表，由戴季陶报告中山病情，后推代表数人去东城铁狮子胡同行辕慰问中山先生病情，佛民也被推为代表。

三月十二日，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在开会，中山逝世噩耗传来，与会代表发起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追悼会。追悼会轰动全城，形成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推动国民革命的大会。国民会议由于段祺瑞的阻挠、反对，未能开成，各地代表离京。

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旅居青岛的沂属日照、莒县、沂南等人士，假青岛齐燕会馆为上海“五卅”烈士尹景伊举行追悼会，佛民致挽词云： “为打倒帝国主义，洒满腔热血，唤醒被压迫者，愤表同情，知君捐生，无复遗恨。作民族解放运动，凭双手空掌，抵抗强盗恶魔，挺身拚命，嗟我后死，能不伤怀。”从这挽词中可以窥见佛民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已十分成熟，投靠革命的意志弥坚。

与此同时，王尽美因奔走革命，积劳成疾，肺病复发，就医于青岛医院。病危中，佛民以深厚的革命感情，逐日到病院探视，并为其资助医药费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尽美病逝于青岛，佛民主持他的装殓，会同党组织派人把其棺木运回原籍安葬。

一九二五年夏，佛民担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在工作中，国民党右派进行各种干扰，佛民即与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佛民以自己在督办公署的合法身份，主动地积极地开展工作。后来，他在市内办了一处育英小学，在四方办了一处三义小学。他在这两处小学里面安插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党员。这两处小学也就是当时党的秘密活动地点。党内负责同志先后有关向应、邓恩铭、李芸生、赵玉璋、项玉敏、于佩贞、朱秀蓉等在那里住过。四方三义小学晚上还办工人夜校，暗中进行工会工作。一九二五年秋，省委派鲁伯峻到青岛，也是得佛民的协助，成立阎家山工人子弟小学，开展党的工作，得以建立党在沧口、四方一带的工人支部。

佛民为了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团结左倾分子，组织了三民主义学会，自己出任学会的总领导人。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晚九时，四方党员正在小学开会，突遭戒严司令部破坏，当场被捕六人。由此而牵连育英小学。三日早四时，警察局又去育英小学逮捕了校长王介山。同时，在那里抄去了三民主义学会的名册。佛民涉重大嫌疑，乃出走青岛，绕道大连，潜赴北京。

一九二六年春初，佛民抵京。这时政局已有新的变化，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后，改称国民军，与国民党人合作，表示倾向革命。那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北京处于半公开活动。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就设在翠花胡同，共产党的机关也设在附近。于树德、丁惟汾、王乐平那时都住在党部内，佛民住在附近公寓里，每天出入党的机关。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时，佛民即参予筹备工作。

“三·一八”惨案后，反动军阀段祺瑞以执政名义，对革命进行镇压，通缉大批名流学者。不久，冯玉祥率部退守南口，奉系军阀入城，革命同志相继离京。佛民也离京返济。

佛民回济后，稍事休息，即只身去江西秦文炳部做军事工作。

秦文炳系当时江西督军邓如琢的亲信师长，济南人，是佛民青年时期同学砚友，莫逆之交。秦文炳驻军九江，兼九江镇守使，扼长江咽喉，地位甚重要。

佛民抵九江后，和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商定行动计划。佛民即住进秦文炳师部，每日与秦晤谈。秦文炳早年毕业于陆军学堂，多年行伍，被恶势力包围已久，一脑子封建腐朽思想，跟革命思想相距甚远。佛民虽旁引曲喻，多方开导，但收效不大。佛民后经秦文炳向江西省长李定魁推荐为高级咨议，只领干薪。他羁留南昌月余，见计不得售，乃返九江。

返九江后，佛民继续做秦文炳的工作，秦表示对中山先生有信仰，但对国共合作不了解。佛民未能争取秦文炳参加北伐，乃于七月间返济。

一九二六年的山东大地，被反动军阀张宗昌所盘据。张自称绿林大学毕业，公开贪脏枉法，祸害人民。他反对“赤化”，革命者时遭杀害、政治上暗无天日。当时正处北伐战争前夕，久处军阀高压之下的广大的工农群众，对革命的要求十分迫切，群众运动日趋高潮，山东党的工作发展很快，工人集中的城镇如济南、青岛、淄博等地，农村如潍县、益都、寿光和鲁西诸地，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党中央相继派吴芳和关向应来担任领导，以加强山东的工作。

这时，鲁佛民回到济南，经过和两个早已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儿子商议，毅然决定在济南定居，即在济南西关制锦市街租赁了一所宽绰的院落，挂起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律师身份掩护党的工作。

事务所的周围环境十分恶劣，后邻为军阀褚玉璞的官邸，对门即为军署谍报科科长住宅，四邻多为军警工作人员的住宅，但他的事务所每日都有党的负责同志和各地来省委接头的同志出入，省委也时常在此通宵达旦地开会，党的文件、书籍、宣传品都存在事务所内，印刷机关也在这里。那时关向应也常骑脚踏车来往，事务所俨然成了共产党省委机关。关向应、延伯真、吴芳等也经常宿于事务所内，对佛民讲述政治形势。这使佛民有机会多和党内同志接触，对他的思想觉悟提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时佛民的思想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他已经从一个旧民主主义的信仰者，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完成民主革命这一历史任务。他那种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他把一切都贡献给党的事业。凡是对党对革命有利的事，他都坚决地执行，从不犹疑。

过去受佛民影响的两个儿子，现在反过来又对佛民的思想进步起了作用。

一九二六年十月，佛民四十六岁时，由省委书记吴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坎坷的政治道路上探索了几十年的鲁佛民，在近半百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归宿，成了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汉。这时，党组织派佛民去武汉工作。

一九二七年春节后，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佛民由济南出发经上海去武汉，他的两个儿子都到车站送行。在车站临别之际，佛民谆谆嘱咐告诫大儿子鲁伯峻：身处危境，一切行动要机敏，要有敌情观念; 如果一旦不幸，落入敌手，应当忠诚于革命，誓死保卫党的利益，不负于党的信任。

佛民到上海后，见到党中央的秘书长、军委负责人王若飞。若飞很器重佛民的学识才能，介绍他去武汉，指示让他去河南做军事工作。佛民到武汉时，正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武汉不久，各部亟待充实干练的干部，而河南军事工作组织已结束。因此，组织决定介绍佛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任秘书工作。佛民在商民部时，因部长不过问部政，佛民承担了全部工作。后来，佛民还在军事委员会经理处任秘书，协助筹建组织，颇多贡献。佛民这时正当壮年，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工作。

就在这时，传来了他的长子鲁伯峻在山东济南被军阀张宗昌杀害的噩耗。他虽如失一臂，但强忍悲痛，坚持工作，奋进如前。不久，佛民的妻子和次子余修在山东也不能立足，随山东省委负责同志来到武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日《汉口民国日报》有这样的报导：六月二十六日中央商民部在中央党部举行第七次部务会议，讨论店员工会问题，出席者经亨颐、鲁佛民等。鲁佛民提出“中央近连二函，命调查武汉商业凋敝真相及染织厂仃顿原因”。佛民正积极工作之际，不料汪精卫进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党的干部一部分撤赴苏联，一部分转到江西。组织上因佛民年龄较老，已经留有胡须，当时家眷在汉口，不被人所注意，决定他继续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探听消息。佛民忠诚执行党的决定，虽身在虎穴，仍佯作镇静，每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上班，每晚到党的机关汇报国民党政治动态。

不料山东籍国民党右翼分子，嫉恨佛民过去打击右派国民党的行动，乃唆使山东国民党员韩方正，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控告佛民私吞巨款。在此情况下，组织上决定佛民离开武汉。佛民当即搭英国太古轮船公司长江轮离开武汉，经上海，又回到青岛。

一九二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开除鲁佛民的党籍。

那时，佛民潜居青岛，但仍担任转递中央和省委秘密信件工作。

佛民过去长期在青岛工作，敌人对他的政治情况极为了解，因此难以长期隐蔽。后经组织安排他去平津，谋求公开职业，作长期隐蔽，以待时机。

一九二八年春，佛民去北京。到京后，一直未能和组织接上关系，后来因党组织遭破坏，致使佛民与党失去了联系。他在北京“无职业，无旅费，困顿不堪”。但他说： “我心归皈共产主义，并不动摇，国难家仇(长子被封建军阀所杀) 益坚定我卓绝不拔之政治节操”; “誓不入反动宦途”。那时，佛民只得改名鲁贤廷，以教家馆维持生活。一九二九年，他的次子余修也因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在山东无法立足，与其继母一同逃来北平。他们一家三口，过着亡命生活，时常得靠借贷度日，倍尝忧患艰苦，如此共三年。

一九三二年，佛民早年的学生张郁光因在曲阜二师任校长有“袒共嫌疑”而被国民党通缉，也来北平。那时，他看到佛民清贫赋闲，就介绍他去私立志成中学任国文教员。至此，佛民始有一正式职业。

一九三三年，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于永滋 (于树德) 、李锡九都回到北平，佛民和他们时有来往，相谈很投机。是年秋，经于永滋介绍，佛民又去艺文中学任课。艺文中学校长查良剑对学生组织反帝大同盟、“左联”等活动防范甚严，佛民则竭力卫护，因而在一九三四年秋又被解聘。那时，李大钊的女儿也在艺文中学读书，佛民经常接近她，希望找到党的关系，但未能如愿。以后，他又回到志成中学继续任教。他在教书时，对进步学生暗中予以指导，披沙澄金很费苦心。他的学生日后很多都走上抗日战场，参加了共产党，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一九三五年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佛民也参加了北平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团体。此时，他与吴承仕、齐燕铭、黄松龄、孙席珍、张郁光等进步人士时有来往。蕴藏多年的革命激情又开始爆发。一九三六年春，北平国民党反动当局，曾大肆逮捕进步学生，镇压学生运动，他的次子余修也遭逮捕。他联络社会名流，奔走营救爱国青年。

佛民由于接近左翼教授，从他们那里不断阅到北方局出版的党刊《长城》、《人民之友》，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刊物。三月间又读到北平翻印的斯诺著的《西北印象记》 (即后来出版的《西行漫记》) 。因此，去西北苏区的决心，日渐迫切。

“七七”事变发生后，佛民决意到西北，投奔他半生依靠的中国共产党。七月中旬由北平动身，作西北之行。经张苏介绍，先到西安办事处晤叶剑英。与叶详谈后，乃乘八路军汽车于八月十一日到达延安。

八月十五日，佛民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晨起颇早，饭后遇吴[伍]同志① (外交部秘书) ，吴[伍]告以今日下午毛主席约谈话。……十一点勤务约赴毛主席处(城西北隅龙王巷六号) 。中等民房，大门内养鸡一群。办公室[在]北房，卫士一，托刀佩手枪。先禀告，然后入。……进入北房之西间，毛同志靠南窗设一书桌，西向坐，余东向坐。泽东同志较武汉时代稍稍苍老，而沈毅锐敏之精神，溢于眉宇。拣一纸，令余书名。书名后，余遂申述过去经历。毛同志颇谛听，评我十年不变，尚有政治节操，并随笔记大略。即作一介绍便信，令赴土地部与王观澜同志接洽。对于北京左倾教授、抗日学生极关心。约谈一小时，辞出。送至办公门内。”①

以后，他到徐特立主持的教育厅任秘书工作。此时，他“寄身革命工作，心愿大偿，精神至为快活。”

一九三八年春，佛民调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担任对外文件及法院重要案件之处理，并领导直属县的保管文卷等工作。后因他年事已高，组织上照顾他的健康情况，减轻他的工作，分配他专管法院及对外文件处理。

一九三八年十月，鲁佛民经组织批准重新入党。他的革命精神更为振奋。窑洞中生活虽然艰苦，但他工作和学习均甚积极，并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自勉。

由于佛民年高体弱，终于积劳成疾，自一九三九年春抱病，咳血失眠，神经衰弱。经医生精心治疗，时愈时病。但他集中力量，每周仍到大礼堂听课一次，坚持学习党建党史不辍。组织生活参加小组会等，从未缺席。他自己常说： “个人须充满朝气，于工作中，力求提高自己，帮助他人。”

一九四○年，佛民病体渐康复，仍分管教育厅和法院工作。除工作外，延安干部学习风气甚盛，佛民深知理论之重要，对学习马列主义、联共党史，虽于烈日朔风中，未有间断。

佛民对工作认真负责，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虽年已六旬，从不以老迈自居，仍积极工作，以期永葆革命青春。

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的负责人林伯渠、谢觉哉等，倡议成立怀安诗社，佛民以诗翁积极参加，运用旧体诗披襟述怀。他不仅是革命者，还是具有时代感、历史感和艺术感的诗人。延安时代的生活，激荡着佛民的心灵，他经常用旧体诗热情地予以讴歌。

一九四二年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党中央开展整风学习。他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学习整风文件，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他从一九四二年患心脏病，仍竭尽精力一丝不苟地从事工作。一九四三年出任边区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兼边区银行法律顾问。对于边区教育、立法等项工作，均有建树。

一九四四年五月，佛民患病不起。病危时，边区政府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等领导人亲往探视。他仍表示： “只要我一息尚存，当矢志以衰老之年，努力为革命奋斗到最后一分钟。”①垂危时，问他有什么遗嘱，佛民说： “我一生言行，是对后人最好的遗嘱。”临终时勉其次子余修继其遗志为革命奋斗到底。弥留之际，仍不断念诵“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诗句，惋惜未能亲见日寇投降。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三时，佛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佛民逝世后，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鲁佛民革命的一生。佛民遗体安葬于延安烈士陵园。

注释

①徐东海即徐世昌。

①②见佛民自传。

①见佛民自传。

①1922年7月9日《民国日报》第3版。

①1922年7月31日《民国日报》第6版。

②1922年8月1日《民国日报》第6版。

①1922年8月9日《国民日报》第3版。

②1922年8月29日《民国日报》第6版。

①吴误,应为伍。伍同志,即伍修权。

①引自鲁佛民1944年8月15日日记。

①引自吴玉章在鲁佛民追悼会上的讲话,见1944年5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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