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鲁易人物传,鲁易生平事迹,鲁易评价

Posted 2022-05-05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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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易

鲁易，原名鲁其昌，湖南常德人，1900年出生在沅水之滨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他早年留学日本、法国、苏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932年10月在洪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被俘牺牲。

(一)

鲁易自幼受书香熏陶，秉性斯文，后家境衰败，读书更加发奋。1917年秋，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次年春即被选为公派留学生。他在家里度过18岁生日后，即横渡洞庭，浪下三吴，经上海入日本东京的明治大学。从此，他浪迹天涯，再没有回到过故乡。

明治大学虽以“明治维新”时代的老牌学府著称，但校舍陈旧，师资匮乏，中国留学生到后长达半年之久无法开课。鲁易求知欲旺，每天夹着“三明治”面包，沉浸在图书馆内，一面自修日语，一面广泛涉猎报刊书籍。他开始知道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也读到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思想敏锐，目睹日本帝国主义欺辱中华民族的罪行，激起满腔义愤。特别是1919年5月7日，日本政府为纪念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举行庆典，规定中国学生也要参加。鲁易等留日学生在王若飞(时在明治大学读书)的号召下，在宿舍里议定：当日足不出户，集体抗议。对此，学校要给他们处罚。其中大部分人不肯妥协，毅然退学归国，鲁易就是其中的一个。

鲁易学业未成，不想会见家人，归国后滞留北京。此时已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起先，他寄希望于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请公费赴法国，未获批准。行街头，他遇到了一群在北京法文专修馆补习法文的湖南籍学生，那里只管授课，不管食宿，生活由华法教育会津贴。就这样，他与高风、毛遇顺、罗喜闻等同住内府库8号，“租房自炊，徒步上学”。因其他人均已入学一年，唯鲁易是从头开始，他随时讨教，博闻强记，终于靠自学把前面的课程补上来了。

(二)

1920年12月15日，鲁易作为最后一批勤工俭学生，与高风等122人乘坐法国轮船“智利”号，由上海启锚①。航程中，他一直在四等仓内潜心补习法文，驶入地中海后，他“东望沉沉，用伤故国”，心中十分惆怅。1921年1月23日，轮船抵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陈延年、陈乔年等受华法教育会委托，在码头上迎接①。就这样，他们这群东来的穷学生，扛着行李卷进入了巴黎。

勤工俭学生没有官费补贴，要靠自己的双手解决生活费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工业元气大伤，工厂开工不足，本国尚有大批退役军人和失业人员等待安排，中国学生更难找到工作。鲁易等暂居留法学生接待站，靠糊纸花和揽零活挣一点收入，连黑面包也吃不饱。当时，在巴黎附近蒙达尼公学补习的蔡和森等，于2月28日发起“求学运动”，要求中国驻法公使馆给学生发津贴，以使学生摆脱终日做工无法学习的状况。在三侠孟纱厂做工的李立三则认为，军阀政府是不会解决学生读书津贴的，只有靠勤工俭学才能坚持学习，工作虽然难找，只要不择工种就有办法。鲁易从自己到教育部申请赴法经费碰壁的切身体验中，感到这种请愿会毫无结果，表示支持李立三的意见。于是，他与李立三、王若飞、赵世炎、陈公培、罗汉、任卓宣、熊自难等8人，发起成立劳动学会，宣传一面勤工一面俭学的道理②。

可是，有些学生急于求成，不赞成劳动学会的主张，还是举行了游行请愿活动，结果受到法国警察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鲁易等劳动学会成员立即发表了一个联名宣言，抗议中国公使陈箓勾结法国警察镇压学生，号召勤工俭学生团结一致，维护整体利益。这种无私的支援，使蔡和森等很受感动。由于劳动学会在留法学生中的影响扩大，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刘伯庄、郑超麟、熊雄、尹宽等一批活跃分子加入进来，李立三便与鲁易等商议，决定将劳动学会改名为勤工俭学会，作为团结全体赴法学生的团体，并在介绍职业及生活方面开展互帮互济活动。

3月，经华法教育会出面联系，李立三、鲁易等串联100余名勤工俭学生，到施乃德机械厂做工。这个工厂所在的克鲁梭地区，共有2000多名华工，受法国共产党的影响成立了工会组织。鲁易等尽管每天要搬运铸件，十分劳累，工余还热情为华工服务。这些勤工俭学生帮助华工建立起俱乐部，刻印了《华工周报》，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当时，法国有各种思想流派，成为勤工俭学生的热门话题，鲁易常和何长工、高风、蔡子华等一起研究探讨，遇到晚上“卧谈”时不能争论清楚的问题，第二天大家就去分头查找报刊。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亲身参加工人运动实践，他们摈弃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转而接受共产主义。

这年夏，华法教育会的上层人物李石曾、吴稚晖，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在国内募到一批经费，筹备开办里昂中法大学。但是，他们不让已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入校，另从国内招收官绅子弟。为争到入学权，李立三、鲁易等在克鲁梭的勤工俭学会成员，主动与蒙达尼另一批赴法学生组织的世界工学社成员 (以李维汉、李富春、罗学瓒为首) 联系，联合发动了 “争回里大”的斗争。9月20日，鲁易和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陈公培、颜昌颐、陈毅等97人分路会合，组成先遣队，喊着“进军里昂”的口号，于当晚占领中法大学校舍。接着，又有一些学生刚下火车就跑过来支援，人数增至125人。次日凌晨，法国警察出面镇压，除赵世炎等少数学生越墙逃走外，鲁易等104人被拘捕，关押在一座由旧军营改设的监狱里①。他们“百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进行斗争，并在“双十节”那天，全体绝食抗议。

10月13日，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商定，以“无钱无学革命党”的罪名，驱逐这批学生离境。武装警察将他们押上四辆卡车，运往火车站，从里昂送到马赛②。10月14日，鲁易等被押进“波尔加”号邮轮的五等仓，他的第二次留学生涯，就这样很快地结束了。

(三)

1921年11月，被遣返中国的勤工俭学生在香港登岸。对今后的行动，大家约定：由陈公培 (又名吴明，长沙人，是104人中唯一的中共党员) 领着李立三、蔡和森去上海寻找陈独秀，鲁易等在广州等候，一俟他们与国内的共产党机关接上关系，便回来召集大家一起投入革命斗争。

1922年初，陈公培接受中共中央派往海南岛开辟工作的任务，由沪返穗。安置了其他人后，他与鲁易、罗汉到了琼州(今海口市) ，在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以教书掩护地下工作，并参与编辑徐成章主持的《琼崖旬报》，宣传革命思想。这年秋，经陈公培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吸收鲁易、罗汉、王文明等10多人入党，建立了海南岛最初的共产党组织③。

鲁易等104人被驱赶回国后，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熊雄等，于1922年6月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改为中共旅欧支部) 。陈公培、鲁易与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互相介绍情况，勾通国内与海外信息。1923年春，陈公培、鲁易、罗汉联名致信熊雄，表示“要在国内搞军事运动”，希望能帮助介绍到广东的军队中去。熊雄接信后，写了一封推荐信，要他们去找“粤军中的旧识陈铭枢”。结果，三人都被录用①。不久，开始酝酿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鲁易等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积极推动粤军参加革命。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11月周恩来从法国回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从粤军调出鲁易，到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不久，周恩来兼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转战东江前线，委托鲁易留校主持部务和政治教育②。

军校从第二期起，设步、炮、工、辎重四科，政治教育为各科主要课程。鲁易与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孙炳文、安体诚等，以基本的革命理论为内容，对不同政党和不同学派的思想采取兼容并包态度，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他们在拟定《政治教育大纲草案》时，遵照校党代表廖仲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的指示，开设了《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各国政党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社会结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③。

鲁易为加强政治教育的效果，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如聘邀谭延闿、何香凝、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鲁迅等国共两党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来校演讲; 规定各学生队每周至少召开一次政治讨论会;设政治问题箱，由教官开箱收集学生所提问题，在课堂上或校刊上公开回答; 针对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组织政治教官编写《政治问答集》; 组织学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或广宁、海陆丰等地农民协会作社会调查。此外，政治部根据一些部队的需要，还开设了短期政治训练班，为连队培养见习党代表。

政治部虽人少事杂，但工作秩序井然。鲁易每天除了要处理繁忙的部务外，常挤出时间给学生授课。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深受学生爱戴。为办好受学生喜爱的校刊，他多方奔波，将油印的《黄埔潮》三日刊改为铅印周刊，并扩大了版面。他还鼓励周逸群等成立学生“血花”剧社，锻炼从事宣传工作的能力。

1925年8月，校党代表廖仲恺由于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遭国民党右派杀害。鲁易在动乱中勇挑重担，组织进步师生反击军校内否定三大政策的逆流。他执行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指示，负有党内的秘密使命，在军校大力发展中共组织，增强党的力量①。随着共产党员的增加，原中共广东区委直属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由鲁易、聂荣臻担负领导工作。由于他们不怕威胁，巩固了党在军校的阵地，被校内反动分子攻击为“周恩来的亲信”，“支部大权，尽在鲁易、聂荣臻之手。”①

接着，周恩来请邵力子推荐，鲁易由政治部秘书升任政治部副主任②。据当时出版的《黄埔潮》记载： “本校政治部由(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汪精卫先生和邵力子先生为正副主任。9月，汪先生被任为本校党代表，不能兼任本部事，遂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邵力子先生和鲁易先生为本部正副主任。邵先生因事赴上海，部务全由鲁副主任担任。”③鲁易主持工作期间，将政治部下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改为宣传、组织两科，宣传科科长为杨其纲、秘书兼组织科长为聂荣臻，部内只留三名文书办理庶务，其余人员充实政治教官队伍。因而，政治部虽精简但人员更加精干，适应了全校政治教育的需要。

为使学生牢记军校宗旨，激励奋发向上的精神，政治部向师生征集《陆军学校校歌》，收到许多初稿。鲁易与宣传科成员对其进行综合整理，经校党代表批准刊出。歌词是：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励，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④。

9月6日，第二期学生毕业，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校长和校党代表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之后，鲁易领着全体即将分赴国民革命军各部任职的学生，向孙中山遗像宣誓：

谨遵校训，亲爱精诚。服从党纲，五权三民。

履行遗嘱，国民革命。继承先烈，奋斗牺牲。

发扬光大，赴义蹈仁。言出身随，誓底成功①。

军校政治工作产生的成效，引起了校长蒋介石的忧虑。他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指使亲信王柏龄、缪斌等组织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专与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鲁易旗帜鲜明地支持左派学生，允许他们通过《黄埔潮》、《青年军人》等刊物，揭露国民党右派打着孙文主义旗帜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他对制造摩擦、寻衅闹事者予以痛斥，保护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中共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由于王柏龄以军校教育长的身分公开支持孙文主义学会，鲁易便针锋相对，以政治部负责人的身分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②。为此，王柏龄上书蒋介石，要求将鲁易调开，否则他就辞职不干③。可见，鲁易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

(四)

1925年底，由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扩编，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推荐鲁易去做第二师的党代表。因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当时接近左派，黄埔军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坚决不同意鲁易去第二师。经周恩来力争，蒋介石采取“叫一个反左派控制一个左派”的策略①，将鲁易改派第三师任国民党党代表，并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 (第二师) 党代表，他 (指蒋介石) 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个右派，他就用了鲁易同志为党代表。”②

1926年1月，鲁易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移交给从东征前线归来的熊雄，到第三师就职。为了加强第三师的政治工作，他征得熊雄支持，又从军校政治部调来宣传科科长杨其纲、组织科科长王逸常协助他③。

第三师系粤军改编，各级军官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比第一、二师少。鲁易团结第三师中的共产党员，与所属第七、八、九团的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王逸常一起，形成共产党的核心力量。他们贯彻《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组织法》，健全各级党代表和政治指导员制度，发展军队中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使各连队设立了党团小组。他们努力开展政治教育，废除繁琐礼节，不准打骂士兵，把这支旧式军阀部队逐步改造成一支革命军队。

由于师长、副师长和各团团长都是国民党人，鲁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3月13日，副师长沈应时在广州病逝，鲁易邀师长谭曙卿联名送了一副挽联：

陈林叛变，杨刘返戈，频年东战西征，幸有殊勋留纪念;

军阀专横，帝国横行，此日内讧外侮，遥开续纩尚关心①。

鲁易撰写的挽联，寓意深刻，体现了共产党员维护国共合作的诚意。谭曙卿虽一度奉蒋介石的命令，派人暗中监视鲁易的行动，但鲁易老成持重，无懈可击，而且许多事情还争取到谭曙卿出面支持，从而推动了第三师左派力量的发展。

蒋介石不能容允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继续发展，3月20日，他借口“共产党叛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派兵解除了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武装。蒋介石当众宣布：第一军中的“跨党分子”，或是退出共产党，或是退出国民党，只能有一种选择。面对周围荷枪实弹的士兵，鲁易与蒋先云等站出来，坚定地表示： “头可断，共产党员的党籍不可丢! ” 并庄严宣布： “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 ” 当即，鲁易被拘禁于临时监狱。由于周恩来等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强烈反对，蒋介石被迫将他释放。

事后，蒋介石担心第一军“赤化”，无论如何不允许被释放的共产党员返回部队。周恩来、鲁易等大批政治工作干部被排挤出第一军后，在广州大佛寺创办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兼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鲁易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兼高级政治训练班秘书①。因周恩来党内工作很多，鲁易协助他主持政治教育，开设了 “反吴 (佩孚) 之意义与政策” 、“各省军事政治状况”、“党务工作”、“政治工作方法”等专题，还请鲍罗廷、邓演达等作报告。高级政治训练班是由共产党直接组织的，通过鲁易等人努力，为即将兴起的北伐战争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才。

(五)

1926年夏，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共两党都向莫斯科中山大学输送了一批干部。鲁易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谭平山批准，到苏联顾问团报名，然后，搭苏联顾问返国的轮船至海参崴，又换乘火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留学生活。

半个月后，当鲁易赶到莫斯科时，中山大学第二期已经开学，他插入第七班学习。这个班专为国共两党培养重要负责干部，共产党方面有邓小平、左权、俞秀松、李卓然、朱瑞等，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康泽、郑介民等。学习讨论时，双方观点不尽一致，有时围绕着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及指导思想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鲁易多次介绍国内统一战线内部争论的情况，从批判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入手，驳斥国民党右派言论。在这座设在莫斯科沃尔淇卡大街第16号的四层楼房里，鲁易度过了两个春秋。他不仅掌握了俄语，还学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等课程。在这里，他自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著作，思想上有了更多的收获。

就在这两年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共产党掀起了土地革命战争。鲁易要求投入新的斗争，1928年夏，他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的代表，从苏联回国，由中共中央安排在上海担任中央军事部秘书①。他积极协助周恩来工作，曾参与制定《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党员军事化问题》、《中央军事部关于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等文件，指导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及上海、江苏等地军事负责干部张际春、颜昌颐、邢士贞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紧要关头，鲁易协助周恩来转移干部、处决叛徒，保护了党的机密。此后，中共中央机关屡遭特务军警破坏，鲁易由于国民党军队中认识他的黄埔旧人较多，不适宜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于1931年初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六)

1931年3月，鲁易抵达洪湖，协助中央代表夏曦筹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当时，贺龙、邓中夏率红二军团主力在外线作战，国民党军队3万人乘虚对苏区发动了两次军事“围剿”。根据地内，只有一支由地方部队编成的新六军。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立即命令鲁易、段德昌、万涛、彭之玉、陈培荫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负责一切事宜”①。鲁易对实际军事斗争是不熟悉的，由于大敌当前，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带领根据地军民投入了战争。

因为敌众我寡，形势仍然很严重，前委于5月间派鲁易秘密去宜昌，设法通过地下交通线告知贺龙，请红军主力部队回援。此时，红二军团因在南下途中遭受很大损失，巳改番号为红三军，因此，留在根据地内的新六军亦改为红三军第九师。接着，鲁易便与段德昌、万涛率第九师开赴襄北，打退国民党第四十二师肖之楚部两个团的阻拦，攻占潜江县城，以策应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

9月，红三军主力第七、八师由贺龙、邓中夏、柳克明(直荀) 领导，进抵潜江县刘侯集，与第九师会合。在此，鲁易、万涛等按照夏曦的布置，召开会议批评邓中夏等的“南进路线”，指责他们脱离根据地，“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②，并改组了红三军的领导机构。除贺龙仍任军长外，邓中夏的军政委职务交由万涛接替，鲁易接任柳克明的军政治部主任③。新成立的前敌委员会，由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各师师长组成，指挥全军行动。由于鲁易对红三军遭受损失的原因缺乏了解，机械贯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对邓中夏作了一些过火的批评。9月28日，在万涛、鲁易的主持下，前委又在荆门县刘猴场召开红三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

10月初，国民党军队趁红三军主力尚未返回洪湖，大举进攻洪湖以南的江南苏区。留在根据地的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①，致使江南苏区丧失。接着，国民党军队开始进犯洪湖，正好贺龙、万涛、鲁易率红三军赶回，立即投入战斗。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红三军消灭进犯之敌13个团，乘胜反击，将根据地扩大一倍。

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委在监利县周老咀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前段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夏曦用六个小时的发言为自己辩护，认为丢失江南苏区的责任，是红三军主力不应该转到外线作战，第九师更不应该去襄北。对此，包括鲁易在内的“到会代表几乎一致地批评夏曦”②，鲁易说：九师去襄北，既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定，又是你夏曦所派遣。贺龙说： “九师的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是接三军回洪湖，按照今天的眼光看，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③夏曦对大家的意见置若罔闻，后来干脆“闭目养神” 。两天后，中央代表关向应从上海赶到，把“整个会上反对夏曦的意见压下去了”④。关向应传达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的意见，分别找人谈话，鲁易因而放弃了对夏曦的批评，并承认自己“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不坚决”。会上，他还是被选为中共湘鄂西省委监委委员。不久，他被调出红三军，改任彭杨 (纪念彭湃、杨殷牺牲而命名) 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主任①。

夏曦继续推行“左”倾错误，在整个湘鄂西根据地开展了“肃反”运动。由于夏曦根本不信任原来根据地的干部，又将鲁易从红军学校调出来，担任省委肃反委员会负责人。这段时期，鲁易协助夏曦工作，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②。

(七)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豫皖鄂三省剿共司令部，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为司令官，纠集10万重兵，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并首先占领襄北苏区。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不顾形势险峻，仍“在军事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 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 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③红军东奔西突，伤亡严重。这时，鲁易被湘鄂西军分会任命为红三军第七师政委④，重上前线。

7月，鲁易与师长王一鸣奉命率第七师去襄南打击川军，在京山攻城受挫，损失较重。第七师撤出战斗后，准备向第八、九师靠拢，行至天门县瓦集庙，又与强敌遭遇。鲁易等坚持战斗了七昼夜，待援军赶到，三个师发起猛攻，毙敌2000多人，击落飞机1架。红三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死伤1400多人，退守洪湖苏区。

敌军步步逼近，于8月开始进攻苏区中心地带——洪湖县瞿家湾。在军事会议上，夏曦主张分兵，用“两个拳头打击敌人”，并用最后决定权否定了贺龙转移出去开辟新区的意见。按照部署，第七师和警卫师的一个团留下保卫苏区，以阵地战阻击敌人; 第八、九师和警卫师的另一个团跳出包围圈，打算夺回襄北苏区。

第七师被留下后，分兵堵口，仍然挡不住如潮的敌军，节节后退，连续丢失了周老咀和瞿家湾。在这种情况下，夏曦仍命令王一鸣、鲁易“不能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在狭小的范围内作激烈抵抗。

9月7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朱河，第七师败走江陵。途中，在新沟咀又遭敌重兵围困，一场激战，第七师的三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先后阵亡。鲁易在掩护夏曦、王一鸣率余部突围后，弹尽被俘①。

敌军士兵见鲁易戴着眼镜，一副斯文相，知道是个重要干部，押至设在仙桃镇 (今沔阳县城) 的前敌指挥部请功。与鲁易同时被捕的马武叛变投敌，供出了鲁易的身分。何成浚闻听抓到了前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曾经在日法苏留过洋的红军将领，喜出望外，连忙差人前去劝降。鲁易大义凛然，不肯屈服。敌人软硬兼施均告无效，称他是“受共党麻醉最深分子”。何成浚无奈，于10月4日电令“就地处决”①。鲁易在仙桃镇就义时，时年32岁。他在中国人民追求解放的道路上，勇敢地走完了自己的路程。

①《赴法俭学生今日放洋》,1920年12月15日上海《申报》。

①陈公培: 《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一大前后》 (一)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页。

②陈公培: 《关于留法勤工俭学的杂记和素材》,未刊稿,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①②周恩来: 《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1922年1月5～7日天津《益世报》; 李维汉: 《回忆新民学会》,1979年第3期《历史研究》。

③陈公培: 《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一大前后》 (一)第567页。

①陈公培: 《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杂记和素材》。

②③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7、6页。

①王永均等: 《中国现代史人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2页。

①刘天: 《中共黄埔支部的起源与发展》,《黄埔军校史料》第120页。

②《周恩来选集》 (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5页; 《黄埔军校史料》第510页。

③《一年来政治部之概况》,1925年第24期《黄埔潮》。

④《陆军学校校歌》,1925年第2期《青年军人》。

①《第二期毕业生誓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第4篇),1936年版。

②朱适等: 《星汉灿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③王永均等: 《中国现代史人物传》第782页。

①②《周恩来选集》 (上卷)第116页。

③王逸常: 《答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提问》,未刊稿,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①转引自《黄埔军校名人传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挽联中的陈林指陈炯明、林虎,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

①王永均等: 《中国现代史人物传》第782页。

①《红军英烈录》,1987年第2期《湖南党史通讯》。

①朱适等: 《星汉灿烂》第161页。

②③《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 1931年11月9日,存洪湖纪念馆。

①②③④贺龙: 《回忆红二方面军》,1981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

①《黄埔军校名人传略》第154页。

②王永均等: 《中国现代史人物传》第783页。

③贺龙: 《湘鄂西初期的斗争》,《星火燎原》第1卷第616页。

④王健英: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①《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①据1935年出版的《社会新闻》第10卷第7期称: “鲁为湖南常德人,留法勤工俭学生出身,其后曾任洪湖伪苏维埃政府主席,(民国)廿一年被捕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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