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毛简青人物传,毛简青生平事迹,毛简青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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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简青，名纶，字东成，湖南平江人。一八九一年农历十月生。父亲毛丰山，以经营槽坊及履泰商店致富，广置田产，年收租五百余石，并在县城附近的金窝，营建一栋精致的别墅，成了当地有名的富绅之家。毛简青是独子，父母对他异常溺爱，尤望他长大成名，增光门楣。他六岁入学。一九○四年，他满十三岁，偕好友欧阳坦君同入碧潭小学，受业于朱鉴堂先生。碧潭小学原系碧潭书院，虽改名小学，仍因袭书院旧制，专重讲授经史国文，学生年龄均较大。一九○五年，父亲以重金礼聘茂才张淑纯先生来家为他课读，并允许欧阳坦君一人附读。一九○六年，又送他就读于拔贡廖泛青先生门下。他读书认真，天资又好，业绩常不后人，年少时就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一九○七年，他考取了平江县中学。同年冬，又转学到岳州中学，直读到一九一二年毕业。这时，他已二十一岁。

中学时代的毛简青，在同学中以性格倔强、思想进步见称，丝毫没有富家子弟的纨袴习气。他从小爱打抱不平，遇有大同学欺侮小同学，总是挺身而出，同其较量。稍长，更有胆有识，敢说敢干。凡反对道台、鼓动学潮等事，他总是“一马当先”，“少不了有他的份”，因此，同学们都叫他 “毛大炮”。他十分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经常大骂清廷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思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革。辛亥革命的胜利，给他带来了改造中国、改造社会、臻国民于富强的希望。他在岳州中学毕业后，婉拒了同学要他去考长沙岳麓高等师范的劝告，说“吾志不在此”; 而是想自费去日本留学。他的志愿，得到父亲的支持。一九一三年，毛简青带着妻子吴淑坤，随同几位同学来到了日本东京。

据当时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凌霞新、凌炳等老人的回忆：毛简青到东京后，先租居几间房子，与同学凌霞新、凌炳等住在一起，补习功课。大约在一九一五年，他考取了仙台第一高等学校，在第一部文科学习。这所学校，属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办的预备学校，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凡考取这所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每年还可享受本国政府的津贴。他在这所学校毕业后，又以好的成绩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

毛简青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刻苦，每晚总是读书到深夜或鸡叫; 天一亮，又将同学叫醒，一起早读。他成了被同学取笑的“书呆子”。当有人问他“读这么多书有何用处”时，他笑着回答说： “中国民众，再不能愚昧无知了。要解脱愚昧的思想绳索，就必须多读书。毕业后回国，以知识唤醒民众，共谋民族之利益，这才不枉为中华子孙! ”①他阅读了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当时在日本能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学会了日文、英文和俄文。他还留心留学生中各个派系的言论观点，有时也同同学一起讨论，阐述自己对社会改革各种问题的看法。在东京的九年间，由于他的辛勤学习，成了同学们所推崇的“学有根底”的人物。

毛简青在日本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活，既注重俭朴，讲究情操，又富有风趣。他有件冬夏两用的日本和服，冬天，填上棉花当棉袍;夏天，取出棉花当夹衣。同学们笑他： “你的经济学真是学到家了，连穿衣也这么讲经济! ”他笑着说： “生活上艰难点有好处，把节下来的钱买书，不是更有意义吗?”同他住在一起的同学，开始大家还轮流做饭，上街买菜，后来这些事，包括同学的衣服浆洗，全由他妻子吴淑坤给包了，让同学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他对吴淑坤很好。按照帝国大学的规矩，学生必须剃光头和穿制服。他虽一身东洋学生打扮，但总是和身着中国女装的吴淑坤走在一起，坦然自若，不怕一些日本男女的围观和嘲笑。有人说他“洋学生配小脚女人是奇闻”，而他却说“这有何奇怪?中国人配中国人，穿中国服装，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伴侣! ”有次，他和同学一起去游泳，吴淑坤也去了，但不敢下水，只在海滩边走走。他看淑坤这个样子，笑着说： “中国的小脚妇女，应到东洋的大海中锻炼一下。”话音未落，他一把将淑坤拉入水中，使得淑坤一声惊呼，淹没在海浪之中，还呛了几口海水。当他扶着淑坤走上沙滩时，大声笑着说： “这也是中国妇女的一次革命啊! ”

毛简青留下的读书笔记不多。仅找到他用当时流行的日本文言文写的几页残存的笔记，现把它翻译摘录如下：在题为《读书之乐》一节里，他写道： “凡事无友不成，惟读书一事须无友而独乐。居一室之内，望天下四海，知天下万物之理;居数千年之后，望数千年之前，知社会变革之事。……以吾愚人，而得结交圣贤，皆读书之乐也。……然世人不好此道，其不幸甚矣。好此道者，可谓得天下之至乐也。”在题为《立志》一节里，他写道： “学问以先立志为本，志者心之所行也。……君子之心，常常不懈，念念不止，谓之立志。志不立，学必无成，故古人有云： ‘有志者事竟成’ 。又云，立志者，学之本也。譬如射弓者志于的，行路者志于宿。万事必先务本，立志者即学问之本也。立志须勇猛，不可柔弱怠惰，怠惰无效而不行。求道，譬如饥而求食，渴而求水。悠悠怠惰则废志，宜专注而不可为外物所夺。尚书有云，玩物丧志。耽欲于无益之杂艺，倾心玩物，则丧学道以成君子之心。好玩之物，皆害志也。程子曰，不专不能成事。专一，譬如猫之捕鼠，鸡之孵卵，无他念也。……文艺武艺，诚为士人必习之事，须勤习之。然则，艺者，末也;道义之学者，本也。只顾好艺，学之，志必被夺; 况任私欲所恣! 应有所诫……有职者从职，有产者治产，专一其心以修学，朝温夕勿冷，昨勤今勿怠，如斯日日不变，月累年积不止，……成学之效验必可见也。”在题为《修业之心得》一节中，他写道： “……就业不可怠，成功不可急……急于成功，则生无聊之念，事则难遂。于业不怠则有趣，有获致成功之望。学问之事，为事业之最，无心得则不可。然学生之常情，初时尚能充分努力，不久便生无聊之念，其甚者，终至废学。……如木匠、泥瓦匠之辈，尚且须下数年之功夫以修其事，否则不能称其职; 而况修为人之道，修士大夫为人师表之学问之道，非容易成就之事也。人之精力原本有限，非勤勉无以遂其志……。”这虽是些片鳞只爪，也可见他求学用功之一斑。特别是他强调把立志作为求学之本; 求学必须月累年积，日日不变; 怠惰必然导致废志废学;只有勤勉，才能志有所专，学有所成，等等，都是些十分中肯之言。

一九二一年夏，毛简青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与李六如在长沙任教; 一九二二年，又经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在长沙，在广州，在梧州，在平江，他都以学者的身份来掩护党的工作。这时，他的性格已不像以前那样“火炮”了，而是“为人举止从容，性情爽直，言谈诙谐，平易近人，各阶层人士都乐于接近他”。在长沙期间，他当过湖南审计院的审计员;又当过省财政厅经济股股长，并在法政学校讲授经济学。他与李六如、方维夏、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往来甚多。以致他住在荷花池的房东，误把他当毛泽东，曾劝他另迁住所，他笑着解释说： “我非毛泽东，乃润之之友耳。”这时欧阳坦君在坐，相与附掌而笑。他在长沙两年多的活动，现知道情况的人不多。据李六如老人的回忆，也只能说他入党后，“革命性很强，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在长沙文教界从事革命活动，十分积极”而已。

一九二四年五月，他被党组织选派到广州新成立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一九二五年，两广区委决定派他去广西梧州从事党的工作，到设置在梧州的“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宣传养成所”任教。这年五月，他带着妻室和两个孩子，一道来到了梧州，以养成所教员身份开展活动。不久，区委又派谭寿林来所任教。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党的工作很快顺利开展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当地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梧州地区党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首先是恢复了停刊已久的《民国日报》，作为指导群众运动的舆论阵地。梧州是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开为通商口岸”之一，在当地设有英领事馆、海关及教堂，控制着梧州的经济命脉，民族矛盾甚是尖锐。辛亥革命后，一些进步人士在这里办有《民国日报》，经常揭露英帝国主义分子在梧州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罪行，尤其是副刊“冲锋”，办得尖锐泼辣，使得反动当局非常害怕，不得不勒令停刊。这张为人们所喜爱的报纸复刊后，又以新的战斗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毛简青、谭寿林为办好这张报纸重新组织了班子，谭寿林还兼任报社的文化主任，成了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桥梁。例如，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民国日报》及时向梧州人民提出了七项呼吁：一、从速筹款汇沪，接济被难同胞; 二、设法使本市受雇于外人之工友，一律离职，并设法收容;三、请教会学校学生离校，由教育界收容;四、请各校学生每星期天离校和每晚出发演讲;五、请各商界停止购卖英、日货; 六、禁用英国纸币和银币;七、各机关成员抽薪一成，接济被难同胞。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发生沙基惨案，《民国日报》又以“十万火急! 万急! 万万急! ”的特号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惨案的经过，配合全国人民的反帝浪潮，进行了有力的战斗。

其次，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冬，广西最早的一个党的支部——梧州支部建立了。被吸收入党的都是一批优秀的共青团员，谭寿林任支部书记。一九二六年，又成立了梧州地委，谭寿林任地委书记，毛简青任宣传委员。地委机关就设在毛简青住房的楼上。二楼是地委办公室和谭寿林、马英的住房，三楼是地委会议室，室外有一小阳台。由于毛简青是学者，声望高，大家叫他毛先生，当时的反动分子还没有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因而有力地掩护了党的活动。在梧州地委的领导下，南宁、桂林、柳州、桂平、玉林、来兰、怀集等地的党组织，都先后建立和得到发展。

再次，改组了国民党梧州市党部，着力发展群众组织，支持群众进行各种斗争。由于党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在国民党梧州市党部的改组中，新选的七名委员，共产党员就占了五名，掌握了领导权。在市党部的领导下，一些工会、商会、学生及妇女等团体，都先后建立起来，它们组成了一个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整体，特别有力地支援了一九二六年二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这一期间，全市还开展了没收仇货和拍卖仇货的斗争，《民国日报》每天刊登拍卖仇货的消息。仅两个月时间，拍卖收入达五千五百余元，全部汇出作为支援省港罢工斗争的经费。

第四，毛简青和谭寿林利用养成所这块阵地，着力地为党选择和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干部。他们用自己办的《火线》半月刊及其他进步刊物，向养成所的进步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然后个别做工作，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要在广西招收四十名学员，仅梧州市养成所就选送了三十名。这是他们对发展农民运动所作的重要贡献。

第五，组织梧州市工人、市民、学生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被国民党右派把持的苍梧县党部，为了破坏当时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勾结军警枪杀了三名工人，制造了有名的“三工人惨案”。梧州地委立即组织罢工、罢市、罢课进行反击，提出“三条要求”：一、将肇事者第六旅旅部副官刘善鸣撤差，发赴前方效力; 二、对被枪杀的工人，其家属每人抚恤一千元; 三、再由军部调令各部，此后对于农工要切实保护。这一斗争得到香港、上海、北京、天津及其他地方的工团和总工会的一再声援，并取得胜利。

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我党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右派借口苍梧县党部经费无着，对群众强迫征收所谓“冥镪炮竹捐”。梧州地委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斗争，并于十一月十九日召开群众大会，提出打倒县长严海峰、县党部书记长廖家昌和县立中学校长黎植松的口号。严、廖等人则以“私运军械，图谋作乱，扰乱治安”的罪名，密令警察局长荪芾，带领军警包围了梧州市党部、《民国日报》社、工联、商民协会等机关，逮捕了谭寿林、钟山、胡奕卿、蔡美利、李锡彤等五人。这就是当时梧州的“一一·一九”事件。在群众的掩护下，毛简青转移到了南宁。经过我党的营救，虽然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得不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释放了谭寿林等同志，但毛简青和谭寿林已不能再在梧州工作了。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毛简青回到了湖南。

这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省政府主席唐生智的支持下，已在长沙教育坪办起了省党校，唐兼任校长。我党曾选派谢觉哉、李达、郭亮、夏曦等去该校任教，毛简青也被派往该校任政治教官。在当时，这所党校实际成了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场所之一。

“四·一二”事变后，湖南省委派毛简青回平江，任务是领导当地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扩充武装，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他接受任务后，带着妻室儿女，又回到了平江老家金窝。这时的平江，反革命当局正在策划一场对革命工农的大镇压。代理县长曹修礼，正式宣布关闭所有革命机关。这个县长还纠集还乡的土豪劣绅，组成所谓“拥蒋捧喝团”，公开宣布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并策划成立“救党委员会”，秘密制定了杀人计划，将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都列入屠杀名单。这个县长还与国民党在平江的驻军十六军第四师相勾结，制造了抢夺农民自卫军枪枝事件。有的反动分子蠢蠢欲动，捣毁区农会、工会，逮捕农会干部的事经常发生。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大搏斗即将爆发。

毛简青回到平江的首要任务是掌握武装。这时，早已秘密入党的县团防总局局长余贲民，掌握着团防总局的五百人枪，成了省、县当局的拉拢对象。他们想诱骗余贲民接受政府军的改编。党内有的同志也错误地认为接受这种改编是“好事”。毛简青及时做了余贲民的工作，向他传达了省委的工作部署，并商讨如何保存这支武装力量等重要问题。反动派见余贲民没有上当，于是将余的母亲及亲属抓起来游街示众，扬言余不接受改编，就要杀死他的母亲。但敌人的恶毒手段，没有动摇余贲民坚持武装斗争的决心。

不久，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一场血雨腥风的大屠杀，立刻在全省各地展开。平江也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为了应付这瞬息万变的险恶局面，湖南省委郭亮来到了平江，在县城的培元学校召开了县委紧急会议，改组县委，由毛简青任县委书记，并决定五条应变措施：一、必须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屠杀，以革命的武装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扩充现有武装，将县团防局、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平江工农义勇军”，由余贲民任总指挥，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剿” ，保卫平江;三、推翻国民党的现政府，建立联合各界进步人士的临时委员会，代替政府工作; 四、成立特别法庭，坚决打击那些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和反动资本家;五、动员城关地区所有群众参加大会，声讨反动军阀许克祥。会议还议定将县委机关设在毛简青的家里——浊水金窝，利用他父亲和他的社会地位掩护党的工作。

在县委的领导下，余贲民于六月十九日，带领团防局的武装，突然包围了平江县政府，逮捕了代理县长曹修礼，给曹戴上高帽子游街。第二天，宣布成立县临时政府委员会，由共产党、国民党、爱国知识分子及工农代表共五名委员组成;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特别法庭。七月一日，在县城月池塘召开“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有数千群众参加。大会喊出了“梭镖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并向全省寄发了《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敬告民众书》。特别法庭还公审了浯口大劣绅江望南及县警察所的反动头目，判处了他们的死刑。这一行动有力地说明，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不管敌人怎样疯狂镇压，也不管革命遭受多么大的挫折，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总是要曲折地向前发展的。

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于同年九月间，在湘赣边区领导了秋收起义。余贲民指挥的平江工农义勇军参加了秋收起义，并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从事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平江工农义勇军撤出平江后，国民党省政府对平江实行了残酷的清乡，将平江人民置于大屠杀的血海之中。清乡委员阎仲儒，县长王紫，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人们叫他们为“阎王清乡”。他们到处抓人杀人，抢物烧屋，罪行血债，擢发难数。在这种严酷的白色恐怖面前，毛简青无所畏惧，坚持斗争。关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谢觉哉有如下比较详细的回忆：

“平江在大革命时期，为革命工作先进地区。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何键匪部，派阎仲儒所部驻平江，对共产党及工农积极分子大肆屠杀，有阎王之称。简青同志有几次几被所擒，但他毫无馁色，与罗纳川等同志一面恢复组织，先后于长寿、加义、献冲、安定、思村、虹桥、长庆等地建立区委及支部，并设暴委于根据地的献冲罗家祠，简青任县委书记，罗纳川任县委组织部长;一面扩大工农游击队，以东乡的长寿、加义、献冲，南乡的思村、安定，北乡的虹桥、长庆等地为根据地，不断打击国民党匪军及地主恶霸组织的反动武装挨户团。不数月，平江党的组织大量发展，革命武装及工农群众组织空前壮大。国民党匪军及伪政权，偏促于县城弹丸之地，不敢出城一步。”①

能够促成上述大好形势的发展，主要是毛简青和罗纳川等同志着重抓了以下几件事：一、抓紧恢复党的组织，在“阎王清乡”期间，全县二十个区委及其所属支部，几乎全被破坏，七千多党员锐减为三千七百余人。经过他们的工作，不仅区委全部恢复，还加设了上东乡、下东乡、南乡、西乡、北乡五个特委。党员人数也增加很多。二、抓紧建立革命武装。在县委的领导下，罗纳川以收集到的三支半枪(有支打不响的算半支)起家，成立了一支游击队。不久，蒋(介石)唐 (生智) 战争爆发，平江成了主要战场。县委发动群众，以各种办法收缴散兵游勇的枪枝子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全县共收缴了两百多支枪和数千发子弹，武装了分驻各乡的几支游击队。三、利用军阀混战形势，及时组织暴动，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促进革命形势的好转。这时，省委派夏明翰、李六如来到平江，毛简青向他们请示和汇报后，立即在全县作了组织暴动的部署，这一斗争很快在全县各地展开。例如，罗纳川率农民自卫军缴了献冲警察所的七支枪，并将警察所长、杂税所经理、献冲段长等人处决。上东乡特委书记吴钦民，在长泰乡组织暴动，一举包围了长泰乡警察所，缴枪八支，并将所长处决。北乡特委书记李宗白，带领暴动群众，搬走了大土豪劣绅家里的财物; 南乡特委书记邱训民，用三支枪和两把马刀，深夜袭击思村挨户团，斩杀团丁十余名，缴枪八支。全县类似这样的暴动还有很多很多。与此同时，县委还重视做策反工作，如黄金洞的矿警队，就是经过做好策反工作之后，队长侯金武率队起义，投向革命队伍的。武装暴动的风起云涌，控制了平江广大农村，迫使县城的反动势力龟缩在城里，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全县的革命武装，已有枪三百多支，游击队员八百余人。为了统一指挥，县委决定成立平湘游击总队，由余本健任总队长，罗纳川任党代表，属县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总队下设五个大队：第一大队驻南乡，队长钟绍秋; 第二大队驻下东乡，队长俞赓; 第三大队驻北乡，队长徐子俊; 第四大队驻西乡，队长钟永彪; 第五大队驻上东乡，队长侯金武。这是平江继余贲民上了井冈山之后，重新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

平湘游击总队成立后，曾进行了两次大的战斗。一是消灭了盘踞长寿街的邱国轩团。秋收起义后，邱曾投靠革命。不久，他在长寿街的金坪叛变，使秋收起义部队受到损失。毛简青经过周密的部署，在长寿街将邱团一举击溃，并在加义杏树滩将邱捕获，然后召开万人大会将邱处决，为民除了大害。二是发动了著名的“二月扑城”战斗。这次声势浩大的扑城战斗，是以罗纳川为主任的平江县暴动委员会领导的。毛简青作为县委书记，虽然没有公开出面，但他实际上是执行暴动计划的总领导。他为组织这次暴动，夜以继日，四处奔走，做了许多工作。在政治思想上，他把这次暴动看成是对全县人民的一次大发动，是要给疯狂的敌人一次严重的教训;同时认为对我党我军及广大人民群众，也是一次实战的考验和锻炼。因此，他和罗纳川一起，对组织这次战斗，作了极严密的部署。例如动员群众的规模，指挥系统的设置，各种部队的配合，调整行动的信号，武器装备的筹措，扑城日期的选择，对县城消息的封锁，等等，都一一做到考虑慎密，部署周到，因而能很快把近十万的扑城队伍组织起来。

一九二八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凌晨，暴动部队根据县委和暴动指挥委员会的命令，从四面八方向县城进发。走在最前面的，是五花八门的化装队伍，其中，有和尚，有道士，有抬轿迎亲的，有抬神还愿的，有做小买卖的，有玩江湖把戏的，一路吹吹打打，后面还跟着许多看热闹的人，一起混挤，涌进城去。不久，攻城信号的松树炮响了，各路人马，一齐动手。城外的敢死队，奋起冲锋;城内的化装队，高呼响应，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一片慌乱，并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下午，扑城部队快接近县政府所在地时，得知敌人增援的两个师，已到了离城只有十多里的沉石。毛简青、罗纳川当机立断，下令扑城队伍抢在下午五时前全部撤走，使敌人包围县城的计划扑了空。这次战斗，虽然没有达到占领县城的目的，但对敌人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显示了党领导的农民武装的巨大威力。

“二月扑城”的革命烽火，使得湖南省反动当局极其害怕。他们派出王东原、陈光中、李觉三个师的兵力，来平江“清剿”，叫嚷要“地翻边，人换种”，“血洗平江”。县长刘作柱上任后，更是纠集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成立清乡委员会，组织挨户团常备队和难民团，对农民进行疯狂的报复。王、陈等部在长寿、加义、献冲、思村、安定、龙门等所谓“赤色地区”驻有重兵，与挨户团配合，逐村逐屋，挨家挨户进行搜捕和屠杀。在龙门，他们一次就杀了一千三百余人。陈光中还给士兵分配杀人任务，以回交左耳记数。平江农村淹没在刀光血海之中。

屠杀吓不倒平江人民，也割不断平江人民同党的血肉联系。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特别对于被敌人到处挂像悬赏搜捕的毛简青、罗纳川等同志，许多农民都是冒着牺牲身家性命的危险来掩护的。有次，毛简青被敌人追捕，走进一户农民家里，当这户农民认清他是县委书记时，立即将他藏在地窖里。结果，这户农民母子俩都死在敌人屠刀之下。此后，由于形势的不断恶化，毛简青不得不离开平江。

在平江，虽然有很多从事革命斗争的干部和群众，只知道有罗纳川，不知道有毛简青，但经过这次“扑城”以后，凡知道他是县委书记的人，无不对他由衷爱戴。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无私地献给革命的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以前，他家虽是有名的富绅之家，但他和父亲从不以自己的财势去欺压群众，相反，还乐于资助别人，为人们排难解纷。有这样两件事：有个常来毛家做衣的钟姓师傅，家里很穷，几次想借钱又不敢开口，毛简青知道后，动员母亲派人送两石谷到钟家，至今钟师傅家里的人还铭记着这件事。又有一次，毛简青看到两个妇女在路上打架，上前把她们劝开，又请到家里，详细问明情况，原来是为着十块钱的争执。毛简青立即拿出十块钱为她们解了纠纷。因此，人们传说他生了一个富人的身，却长了一颗穷人的心。这次他回平江后，又把家里的资财，都作了革命的经费开支，只剩下一栋房子了。他这次离开平江时，连路费也没有，只好向一位好友筹借。为了感谢这位好友的资助，他把一颗图章留赠作为纪念。他走后，敌人将他的房子也拆了，将砖石用去修了碉堡。

毛简青离开平江时，穿起在日本制的那套西装，打扮成一位阔少，坐着轿子，带着随从，说是从省府来的巡视员，还有清乡委员会的特别通行证，加上他那副高傲的神气，把一些关卡的团丁都吓退了。就这样，他平安地来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平江的情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湖南省委选举毛简青为省委委员和出席“六大”的代表。这次去莫斯科的全国代表共八十四人，同去的湖南同志有何叔衡、徐特立(由上海选派)、夏曦 (浙江代表) 等。而湖南的正式代表只有他一人。他还被选进了有周恩来、项英等二十一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后，他回到上海，被安排在全国互济会工作，并从事日、英、俄等国文字的翻译。这时，他的妻子吴淑坤和孩子也来到了上海。

一九三一年，党调他去湘鄂西工作。这以后的情况，只能从他的亲属和战友的回忆中，简略的知道一些。

毛简青的堂弟毛玉，曾在一九四五年见到毛简青的夫人吴淑坤，吴转告毛简青在离开上海时对她说的一段话。当时，吴淑坤问毛简青： “你出去工作，其它都没有什么，只是孩子太小，这个家怎么办，还要不要?”毛简青一面亲着孩子，把一块银元塞在孩子手里;一面亲切地对吴淑坤说： “家，我当然要。作为每个人的一生来说，当然希望骨肉团聚，过着美好的生活。但我们干革命，正是为着家，特别是为了四万万人的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的道理，是大家所知道的。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亡国灭种之祸，使得我们随处寄迹，劳碌奔波，去日本，回长沙，赴黄埔，往梧州，回平江，来上海，经受了多少惊涛骇浪，忍受了多少困苦艰辛! 特别是您同我顶风冒雨，同舟共济，为我做了许多掩护工作，真是茹苦含辛，始终不渝，这不正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为了爱护四亿人民的家吗?我这次去湘鄂西，是组织的决定，革命的需要。我们这次暂时的分手，也是为了你母子的安全。你们不要离开上海，有困难，党会照顾你们的! ”当吴淑坤谈到他们夫妇这次分手，竟成了最后的永别时，忍不住悲痛地掉下泪来。

谢觉哉也有关于毛简青在湘鄂西工作及牺牲经过的一些回忆： “我和毛简青同志一同工作了一个时期。一九三一年，我去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不久，简青也来了。我编省苏维埃的《工农日报》，他编省委的《红旗日报》，都是一人兼编辑、采访、校对诸工作。洪湖地区低温，不适于简青同志的文弱身体，然而简青同志总是带病工作，未曾停止。我和简青同志同工作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爽朗、诚恳、耐艰苦，对革命坚定，这样一直到他的死。”①

谢觉哉在另一份材料里，扼要地叙述毛简青的被捕情况：“……简青同志是一个颇有学问和道德的人，我和他在上海同居年多。虽因他出身大地主家庭，有些小资产阶级意识，但对于革命大道理，是完全了解，并愿意实干的。一九三一年，我和他先后来到湘鄂西苏区，我编《工农日报》 (政府的) ，他编《红旗日报》 (省委的) ，时常往来。直到他被捕那天翌晨，我跑到他房里，灯未熄，铺盖依然而人不见，旋知因肃反案入狱，但我想不出他之可疑之点。简青同志病死狱中，其案也未经宣布……。”②

现在比较清楚地知道，毛简青是在当时“左”倾错误的迫害下被冤屈致死的。同志们为他这位有才华而对革命忠贞的人，竟至被害牺牲而感到十分痛惜。他牺牲在洪湖边的瞿家湾，时年四十岁。一九四五年，谢觉哉曾为毛简青写过传略，列入当时延安编的《中国共产党烈士英名录》。全国解放后，谢老又一次为毛简青写了传略，收集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的《不朽的战士》一书里。一九五一年，经内务部批准，毛简青的家属，按省一级烈士待遇进行优抚。特别在粉碎“四人帮”，彻底清除“左”倾错误对党的危害之后，平江人民更加怀念毛简青，永远纪念着这位为革命献出一生的好同志。

注释

①1979年12月访问凌霞新谈话纪录。

①谢觉哉: 《毛简青同志传》,载《湖南烈士传》。

①见谢觉哉1953年2月16日给毛荫生寄的《毛简青同志传》的打印稿。

②抄件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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