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毛泽东人物传,毛泽东生平事迹

Posted 2022-05-05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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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毛泽东人物传,毛泽东生平事迹

19世纪90年代，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已有半个世纪。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正在酝酿和蔓延，一场大变革即将来临。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 (字润之)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他就是在20世纪中国大变革的年代改变国家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

在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韶山冲，有一座湖南常见的“凹”字形住宅，门前两口水塘明净如镜，屋后苍松翠竹覆盖山坡。这就是毛泽东的故居。毛泽东的祖辈世代务农。父亲毛顺生，读过两年私塾，原是贫苦农民，年轻时曾因负债被迫当兵多年。他为人精明，克勤克俭，善于经营家务，积攒钱把先父典卖出去的土地赎了回来。这时他拥有15亩地，成了中农。后来他在种地之外兼做贩运谷米等生意，又买进7亩地，生活富裕起来，成了富农。他性情暴躁，教子苛严，常打骂孩子，给他们吃最次的饭菜，并且看不得他们闲着。这种过严的家教，使毛泽东幼小的心田里，滋长了抵制父亲专制的反抗性。他对父亲只顾自己发财，不顾他人死活，在荒年都不愿平粜谷米的行为，极为不满。母亲文七妹，没有读过书，是一位勤劳节俭、聪明贤惠、心地善良、待人慷慨、乐于助人的农村妇女。每逢灾荒岁月，她常把家里节余的粮食悄悄周济挨饿受饥的乡亲，深受邻里的称道。毛泽东非常敬爱母亲，母亲的优良品德，对他影响很大。毛泽东有两个弟弟，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都在毛泽东的熏陶和教育下投身革命，后来大弟在敌人的监狱里惨遭杀害，小弟在作战中英勇牺牲。

毛泽东幼年大部分时间，在湘乡唐家圫以务农为业的外祖父家渡过。他从6岁开始就参加田间零星劳动;上学后常利用早晚和假期，从事一些农业辅助劳动。13岁至15岁，他辍学在家务农，白天要在地里做一个成年人所做的工作，晚上还要帮父亲记帐。经过劳动锻炼，毛泽东掌握了多种劳动技能，犁田、插秧、踩田、割稻等田间农活件件都会，养牛、喂猪、种菜等副业生产也样样在行。少年毛泽东由于是农家子弟，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同情农民的疾苦，支持贫苦农民的反抗斗争。一年秋收时节，暴雨欲来，毛泽东丢下自己家的谷子不收，而去帮助邻居佃农抢收晒在坪里的谷子。父亲责怪时，他解释说：人家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 我们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些。当韶山有个农民反抗地主豪绅，封建族长同地主相勾结，以“破坏族规”的罪名，将这个农民押进祠堂准备毒打、沉潭时，毛泽东挺身而出，和贫苦农民一起冲进祠堂，同族长进行说理斗争，迫使族长释放了这个“造反者”。毛泽东在私塾读书时，得知长沙饥民暴动被清朝政府残酷镇压的消息，和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对惨遭屠杀的饥民寄予无限的同情，对他们受到冤屈愤愤不平。后来他回忆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影响了我的一生”①。毛泽东少年时代的这些活动，使他参加革命后，深知中国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最早懂得了中国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学生时代

毛泽东8岁开始上学，在韶山先后进六所私塾读书六年。他勤勉好学，天资聪颖，熟读了《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四书五经。毛泽东不喜欢读经书，觉得这些书枯燥无味。他爱看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曾把小说放在经书底下，背着老师读过《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他后来回忆说：这些书的许多故事“几乎背得出”，还能给人们“讲述”。这些读物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私塾里，毛泽东开始接触时事，读了些时务策论文章和进步书籍。辍学在家务农时，还向亲友借阅了一些新书。有一本是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器械;批评顽固派泥古不化，甘心愚陋;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而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另有一本是改良主义者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该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腐败表示不满，并提出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毛泽东读了这些书，开始萌生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当时在韶山有一位从外地回来的维新派教师，反对佛教，宣传破除迷信、废庙兴学等维新主张。毛泽东钦佩他的学识，赞成他的主张，经常听他讲述维新救国的道理和爱国志士的事迹，并同他建立了亲密的师友关系。就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当他“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激起了毛泽东复学求知的强烈愿望。当时父亲想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他请亲友和老师来家相劝，终于说服父亲改变主意，同意他继续上学。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为了探求报国之门和人生道路，离开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入学考试时，他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救国的志向。校长阅卷后大加赞赏，对同事们说： “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 ”①这所学校实行“新法教育”，毛泽东学到很多中外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等新鲜知识。他读书涉猎较广，肯于思考，因此作文成绩优异。当时他写的《救国图存论》等文章，气势磅礴，被老师称赞为“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批给全班同学“传观”。学校里有一位从日本留学归国的老师，经常给学生讲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富兵强的情况和妄图侵略中国的野心。毛泽东听了，深为中国的内忧外患和前途命运而忧虑。他在这里特别爱读康有为谈维新变法的文章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受到了他们关于君主立宪主张的影响，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还能救国。出于救国救民的志向和热情，他产生了对康、梁的崇拜。他从同学萧三手中借阅过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对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物的历史功绩十分钦佩，认识到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救国，遂暗下决心，要做对国家、民族有作为的人物。他对同学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

1911年春，毛泽东来到向往已久的省城长沙，经东山小学一位教师的热心推荐，顺利地进了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很快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深深地被革命党人反清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所吸引。他认真研究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他敏锐地感到国家正处在革命的前夕，怀着战斗激情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初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推翻腐朽专制的清王朝，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建民国新政府。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虽然尚未十分明白孙中山的主张同康、梁的主张的根本分歧，但是他已由赞成君主立宪转变成为反对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了。当国内掀起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的运动时，毛泽东和同学一起卷进这一斗争潮流。他为了表示反抗清王朝的决心，倡议并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

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天有一位革命党人到湘乡驻省中学报告武昌起义情况，号召建立民国。毛泽东异常兴奋，决心为革命尽力，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起义的新军，当了一名列兵。不久，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当了半年兵，就脱离了军队。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 (后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他在这里以擅长作文闻名全校，国文老师对他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等，极为赏识，称赞他“自是伟大之器”，“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他读了半年后，感到中学课程肤浅，在校读书不如自学，就退了学。毛泽东寄宿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他每天早去晚归，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专心致志地看书，简直就不休息。只有中午出去买几个包子或饼子充饥，休憩片刻。这期间，他贪婪地阅读各种中外名著，尤其爱读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代表著作，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图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的世界地图。他每天经过这里，总要站立许久，以极大的兴趣细看一阵，常常沉浸于遐想之中。他从地图上看不到湘潭县，湖南省很小，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认识到世界真大，他的眼界也开阔了。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修半年，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使他更加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一步克服了所受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回顾这段经历说： “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①。

1913年春，毛泽东的父亲反对他自修，声称除非他进学校读书，否则拒绝供给生活费用。毛泽东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前途，觉得自己最适合教书。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引起他的注意，因为这所学校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他在父母的赞同和朋友的鼓励下前去报考，结果以最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翌年春，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该校本科第八班。第一师范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以“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 ”为教育方针，强调“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但也存在课程繁杂、校规烦琐等弊端。毛泽东根据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需要，专心攻读哲学、史地、文学等社会科学，对其他课程没有兴趣，不花过多的精力。他激励自己和同学，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为改造和建设未来国家而储才蓄能;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他说：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①。“奇杰”在哪里?就在那些满怀救国抱负、潜心学习的“有志之士”中。由于毛泽东有远大的抱负，明确的读书目的，所以他求知欲极强，学习异常刻苦，十分珍惜时间，有时通宵不眠。他不拘泥于几本教科书，而是注重自学，博览群书，但又有阅读重点。课余时间，他不是到图书馆阅读，就是向老师和同学借阅、借抄。他反对死记硬背，善于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和分析。他养成了整理课堂笔记和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常在阅读过的书上写批语。他读杨昌济讲授的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在书中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既对原书有赞同、质疑和批判，也表达了他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独特见解。

为了及早了解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以及读到宣传新思潮的各种文章，毛泽东养成了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经济并不宽裕，还是拿出全部费用的1/3订阅报纸杂志。他看报很认真细致，带着地图、字典、笔记本，常常边看报边对地图、边查字典、边做摘记。他常向同学们讲述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讲得头头是道，使同学们深为折服。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后，毛泽东特别爱读该刊所载的陈独秀、胡适等的文章，立即成了它的热心读者，深受其影响，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激进。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课堂笔记中写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倡导走出学校，力求做到“周知社会”。他曾多次利用寒暑假，深入农村和城镇进行游学、考察。1917年暑假，他邀同学结伴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行程近千里，历时达月余。他手拿雨伞，脚穿草鞋，给人家写字送对联，受到农民的款待，给吃给住。通过游学，对农村进行考察，使他了解农村的弊端、农民的疾苦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等。他把所见所闻写成“游学”笔记，师生传阅后，称赞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①。1918年春，第一师范驻扎了一个旅的兵力，学校被迫停课。毛泽东趁此机会，同蔡和森徒步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到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情况。毛泽东通过多次游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认为这是读“无字之书”。

为了锻炼身体、磨砺意志、保持旺盛的学习精力，毛泽东热心于进行多项体育锻炼。不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晨他坚持用冷水淋擦周身。春风吹来，他迎风叫唤，说是“风浴”。烈日当空，他赤身曝晒，说是“日光浴”。遇有大雨，他脱衣淋雨，说是“雨浴”。露宿野外，朔风凛冽，他或者徒步穿野越林，或者爬山绕城，或者击水畅游。此外，他还作体操，练拳术。他在给师友的信中说： “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①他当时还总结自己体育锻炼的经验，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论述体育运动的意义、作用和方法，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在第一师范，教师杨昌济给毛泽东印象最深、影响最大。杨昌济，号怀中，曾留学日本和英国，致力于研究教育学和哲学; 在第一师范教授教育学、伦理学等，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有道德和有益于社会的人。毛泽东特别钦佩这位老师的学问和为人，课余常常登门求教。杨昌济的言论和行为，对毛泽东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杨昌济对毛泽东十分钟爱，极为赞赏他的远大抱负和杰出才华，认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曾在日记中写道，其生“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教师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也有相当帮助。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的好学上进、进步言论、杰出才华、过人胆识、踏实作风等优良品行，受到同学们的钦佩和推崇。在学校内部举行“人物之选”活动时，选举范围包括德智体三方面，全校400余学生中有34人当选，毛泽东得票最多，是全校最优秀、最受爱戴的人。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毛奇”(原系德国一军事家的名) ，赞誉他是奇特的人。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国际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正处于动荡的年代。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加上军阀的残暴统治和战祸兵灾，不断激起湖南人民的斗争。第一师范学生常常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而毛泽东总是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活动。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逼迫袁世凯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师范学生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毛泽东怀着无比义愤在封面上题词明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还在悼念学友易昌陶病逝的诗中，抒发了同样的爱国反帝思想：“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是年从夏至冬，毛泽东参加组织了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和帝制派劝进复辟的丑恶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他以学友会名义将著名人士写的反袁称帝文章编印成册，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后，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起来。他认为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需要一大批有高深学问和健康体魄的人材，因此他通过学友会领导和组织师生开展过各种学术和体育活动。当时学友会开展的有意义的课余活动，有成绩展览会，自由讲演辩论会，各种专门问题学术研究会，全校运动会、集体游泳、各种球类活动等等。在南北军阀战事紧张时，学友会总务毛泽东组织全校师生，徒手智缴北撤的北洋军一个混成旅部分溃兵的枪，防止了这些溃兵进校行劫; 后来，毛泽东还领导全校同学组织由他任队长的警备队，日夜巡逻，严密警卫全校的安全，使学校仍能照常上课。毛泽东领导全校师生护校的胆识和组织才能，深受大家的称道。在主持第一师范学友会工作期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满怀热忱主办了工人夜学。他认为失学的工人和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应有受教育的机会;办夜学可作为师范高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并借以打破社会和学校隔离的局面。他担任工人夜学的“管理”职务，起草了通俗的招生广告，发动同学把广告散发到工厂和工人家里; 夜学开学时，他组织工作人员到门口热情迎接工友; 他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夜学教员一起研究改进教学方法。他讲授历史课，其教学方法是：“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①毛泽东通过主持工人夜学，开始结识了城市产业工人，了解到他们的疾苦，取得了联系工人群众的初步经验。

经过探索真理和生活实践，毛泽东日益认识到，“亲师而外，取友为急”②。他到长沙求学后，曾结识了几位好友，但觉得自己身边的朋友还太少，决心突破第一师范的狭小圈子，到更大的范围去结交更多亲密的同伴。早在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③。启事张贴各校，开始虽然只有五六人应征，随后他同各地许多学生和青年建立通信联系，逐渐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余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①毛泽东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出没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岳麓山上，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畅谈国事。他在1925年作的《沁园春·长沙》词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段经历：“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后来，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便成了这批青年聚会的地方。他们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无数次的讨论，到1917年冬形成一种共同的认识：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②毛泽东根据讨论的结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于是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家里召开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参加起草的会章。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③。会议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赴法留学，会务由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成立时会员仅10余人，1920年底已发展到50余人。是年，学会的宗旨也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在毛泽东的谋划和领导下，由一个青年进步团体逐步发展为革命团体，由民主主义逐渐接近了马克思主义，为组织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许多会员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从而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第一师范。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又说：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思想开始形成，我也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活动的经验。

建党前后

新民学会成立后，毛泽东经常萦绕于脑际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发挥团体的作用，“创造新环境”，“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①。他从第一师范毕业后，立即同蔡和森、张昆弟等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设工读同志会，进行“新村生活”的试验。他们计划在农村从事半工半读，一面自修，一面工作，同时研讨社会改造问题，幻想过一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新社会生活”。他们在岳麓山下的村镇未找到合适的“新村”试验场所，只得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每天自学之外，过着脚穿草鞋，拾柴挑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新村”计划是难以实现的，很快就放弃了。

1918年6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的来信，得知吴玉章、蔡元培等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为了组织湖南大批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同蔡和森、萧子升等在长沙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会议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决定立即在湖南组织和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推举蔡和森去北京了解情况和进行联络，毛泽东和其他会员则继续留在长沙做发动和组织工作。蔡和森到京后将联络的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等，要求他们发动众多的青年来京，以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他急切希望毛泽东能尽快入京，指导和主持这一工作。他在信中强调： “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① “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②毛泽东接信后，偕同张昆弟、罗学瓒、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0多名准备赴法的青年于8月19日抵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当时，他们八人住一间小屋，“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连翻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到京之初，毛泽东同蔡和森等不知疲倦地日夜奔波，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如制定计划，筹措经费，请人介绍勤工俭学的情况，多方设法在北京、保定、蠡县开办留法预备班，迎接并安排第二批湖南青年30多人进保定留法预备班等等。蔡和森去河北蠡县进留法预备班后，毛泽东留在北京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统筹全局。罗学瓒在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当时，很多进步人士对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十分赞赏，湖南的报纸也称赞这次运动是“吾湘的生机”。

毛泽东在北京生活拮据，因无费用来源，急于谋个职业。经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的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八块大洋。在这里，他通过管理报刊之便，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汲取了许多新鲜知识;他从阅览人中结识了一些名流学者，特别是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当时，他除经常拜访杨昌济、黎锦熙之外，还拜访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同他们交谈学术、人生、时事、新思潮等各种问题。他同一些进步青年像邓中夏、罗章龙等，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他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除经常旁听他感兴趣的课以外，还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新闻研究会由《京报》总编辑邵飘萍主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得到了邵飘萍的许多教益，这对他后来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期间，他阅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赞同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向李大钊质疑和请教，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在李大钊的带动和帮助下，毛泽东孜孜钻研了当时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①。他后来回顾自己青少年时代探索真理的经历时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

当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有一部分人安排到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进行半工半读。毛泽东为了解决这批青年去法国的路费问题，在1918年冬和1919年春，曾两次来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乘便深入这个有数千产业工人的大工业企业进行调查。当年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留法预备班的学员何长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深入了解长辛店工厂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在职工中寻东问西地，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他掌握长辛店工人的情况，特别是当时职工的生活情况都非常详细”①。这是毛泽东首次这样细致地调查大型的现代产业工厂，这样深入地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促进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是有重大意义的。

1919年3月，毛泽东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京抵沪。在上海的20多天中，他接连两次参加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随后又两次到码头送别。毛泽东积极组织一大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自己却留在国内。对此，他曾解释说：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②

同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当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在这种形势下，他“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③。经学友和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推荐，他到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除教书外，其余的时间都用于开展革命活动。他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到楚怡学校开会，在会上他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介绍了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说明了在新思潮激荡下中国人民新觉醒的事实，并对如何深入群众，组织力量，准备迎接革命风暴的到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领导了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的代表邓中夏到长沙后，毛泽东召开新民学会会员会议，请邓中夏在会上介绍北京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并提出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发动学生总罢课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会员们的一致赞同。随后，毛泽东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他亲拟传单，带领其他学生会员，到长沙各校进行串连发动。经过联络和协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在5月底成立，会长是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毛泽东是这个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省学联成立后，冲破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重重阻挠，立即发动了全省学生的总罢课。毛泽东和成群结队的学生一起，涌向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积极开展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夺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不久，全省普遍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长沙人民还举行了烧毁日货示威游行。当时，长沙还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湖南救国十一人团联合筹备会、教职工联合会等爱国组织，毛泽东同这些组织都有联系。

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毛泽东认为迫切需要办一个革命刊物。湖南省学联根据毛泽东建议，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并推举他为主编。《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出版。毛泽东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全力以赴，呕心沥血。由于当时投稿的人不多，因此大部分文章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湘江评论》共出五期，另有“临时增刊”第1号。据统计，毛泽东为这个刊物写了30多篇文章。此外，审稿、编辑、校样，差不多也都由他亲自干，甚至有时还要上街出售。《湘江评论》同当时全国众多的刊物相比，思想性和战斗性都属最强之列，并且文风新颖，通俗易懂，气势恢宏，它的问世，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争相传阅。毛泽东写的《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等许多文章，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宣传冲破迷信和传统的束缚，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尤其是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是当时思想界重大收获之一。《每周评论》认为：《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湘江评论》在全国影响很大，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报刊都介绍或转载了它的文章。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后认为，它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湘江评论》由于传播新思想，洋溢着斗争精神，8月中旬第5期刚出版，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同时省学联也被解散。9月间，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邀请，担任该会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自第7号起由他主编。当时北京《晨报》对刷新的《新湖南》，评价为“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 ‘化身’ ，所以魄力非常充足”。不久，《新湖南》又被张敬尧查封。此后，毛泽东又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迷信和腐败的社会制度，宣传革命思想。

自省学联被解散和《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和省学联骨干分子就开始秘密地组织驱逐张敬尧的活动。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4月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他蛮横残暴，作恶多端。湖南人民对张敬尧的累累罪行，愤恨至极，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919年11月间省学联重新恢复后，其主要活动是借检查日货，坚持反日爱国运动。12月初，毛泽东和省学联发动长沙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举行焚毁日货示威大会，被张敬尧以武力驱散。随即毛泽东召开多次会议，分别同新民学会会员、学联骨干和教育界进步人士研究驱张的具体办法，决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与张敬尧进行坚决斗争;同时，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请愿活动，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于是在毛泽东等的发动组织下，一个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开展起来了。就在长沙学生进行总罢课的时候，毛泽东亲自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驱张代表团抵京后，毛泽东等人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递送了《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的呈文，全面地揭露了张敬尧对湖南人民的黑暗而野蛮的统治，要求撤职惩办张敬尧。为了争取各界的援助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立即组织了平民通信社，亲自任社长，每天编写和发稿150多份，送京、津、沪、汉各报登载，向全国人民揭露张敬尧祸湘的罪恶。与此同时，他和代表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于1920年1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加广泛，他看了许多介绍社会主义苏俄情况的书刊，热心地搜寻和研读那时候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他同正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这时，毛泽东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比较正确的理解。

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继续做驱张工作。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同时恰逢军阀之间发生内讧，张敬尧终于在同年6月被赶出了湖南。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同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过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当时，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在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①

这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在整个下半年，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革命活动。他非常关注教育事业，倡导革新教育。7月下旬，他与驻省湘潭教育界人士开会商讨教育改进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推毛泽东为筹备委员之一，负责起草简章。不久，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文牍干事。由他起草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书，对湘潭教育的腐败情形加以针砭，强调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的工具，“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为了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8月，他创办了文化书社。他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指出： “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后来，文化书社曾大量销售《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科学社会主义》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和进步书报，深受读者欢迎。9月，他应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任一师附小主事 (校长)和语文教师。他在附小教学方面实行一些改革，设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要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还在初小部办平民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前夕，毛泽东等发起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任书记干事。该会成立后，组织进步青年宣传十月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早在这年春夏之间，在驱张运动形势趋好时，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湖南改造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民制宪，进行湖南人民自决自治的尝试，因此发起组织了湖南自治运动，从6月至10月陆续发表十多篇文章进行宣传，主张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制定宪法，进行民治。这个运动推进了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但是，他提倡的湖南人民自决自治，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遭到了窃据湖南军政大权的军阀谭延闿、赵恒惕的破坏。从此，毛泽东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①。

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争斗》、柯卡著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才知道“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这对他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冬，毛泽东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李达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曾收到这个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据李达回忆，发起组织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②。毛泽东同何叔衡等，经酝酿筹备后，约于11月、12月之间，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开始成员只有六名。小组成立后，就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开展工人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湖南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毛泽东收到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他从新民学会会员和在校学生中物色进步青年，寄送章程，进行谈话，为在湖南建团而奔走。由于他对建团工作非常重视，短短的三个月就在湖南发展了20来名团员，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当时，他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步学生张文亮交往密切，曾对张文亮说： “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本学期开一次会。”随后又叮嘱： “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任书记。

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意见分歧。蔡和森等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萧子升等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会后，两派都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会员。毛泽东在12月1日致蔡和森等的信中，对于新民学会旅法会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明确表示不同意萧子升等的主张，而对于蔡和森等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举行新年会议，大家讨论了旅法会员所争论的问题。毛泽东针对会上的不同意见作了发言，坚定地表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并强调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通报了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共产党，并说：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②。这表明，在1920年冬至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经历许多探索、追求和比较，完全抛弃了一度曾受到影响的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毛泽东两度赴京，同杨昌济之女杨开慧相恋。1920年冬，他们在长沙结婚。杨开慧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跟随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留在长沙地区坚持斗争，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壮烈牺牲。毛泽东得知噩耗后，给杨开慧的亲属写信说：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解放后又写《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抒发怀念之情。

1921年6月，根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通知，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离湘经武汉于7月上旬抵达上海。他们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于7月23日至31日 (一说8月1日闭幕)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任会议记录。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时，首先提出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一大”后，毛泽东和何叔衡回到长沙，立即进行筹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为书记。随后，他在长沙、安源、衡阳等地，领导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同年11月，中共中央局议决的《通知》，指示长沙等地要积极发展党员，最迟于次年7月前建立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5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区委机关设在长沙清水塘，并与杨开慧搬到这里居住。毛泽东在湘区委员会工作期间，还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后经团中央明确，长沙团执行委员会代行湘区团执行委员会职权，领导湘区各地团的工作。

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先后任教务长、校长，并曾是学员。他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指出，自修大学“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学生可以到学校里研究，也可以在家里、店铺里、团体里、公事机关里研究;学习方法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之以教师指导。他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自修大学的宗旨是：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1922年9月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1923年11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自修大学和附设补习学校。自修大学和附设补习学校培养了200多名青年，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

中共“一大”后，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满怀热情和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首先做了湖南劳工会的工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肃清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经毛泽东的说服和帮助，申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曾多次到安源考察和指导工人运动，同工人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的苦难生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毛泽东派党的干部到产业工人、手工业和苦力工人中，或办夜学和补习学校，或成立俱乐部，或组织工会，对工人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1922年下半年，在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发动下，先后爆发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的大罢工。毛泽东不仅重视产业工人，而且重视手工业和苦力工人，曾发动长沙泥木、缝纫、理发、笔业、铅印、人力车等行业的工人进行罢工斗争。无论产业工人、手工业和苦力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多都获得了胜利。11月，在罢工胜利的基础上，湖南省成立了统一的工人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总干事。12月，毛泽东率领各工会代表，同省长赵恒惕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赵恒惕被迫允诺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非常重视在工人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组织的工人成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大革命洪流中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毛泽东同朱少连代表湘区中共组织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和取道湖南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提前到广州，参加“三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农民问题的报告，讲了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大会主要讨论国共合作，特别是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毛泽东积极赞成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与多数代表一起，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左”的错误意见，论证了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主张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他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主张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五个成员之一，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三大”后，毛泽东积极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他于7月1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阐明帝国主义与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奋斗，是最必要的;指出“唯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毛泽东为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决议，帮助国民党改组，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和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筹备员名义于9月16日回到长沙，开始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他在9月28日给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说，“关于本党在湘发展，惟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与夏曦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 (秘密的) ，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①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

根据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于12月底离长沙经上海赴广州，出席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讨论章程、提案时，作了多次发言，并由大会主席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经孙中山指名，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共中央局秘书工作。5月中旬，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决定他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担任中央局秘书期间，起草一系列文件，与陈独秀联名签发。这些文件有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有反对军阀战争的，有加强党务建设的，有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等等。是时，他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毛泽东对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了很多工作。他经常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会会议，多次负责会议记录。他在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对叶楚伧的分裂行为作了无情的揭露。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着十分繁重的工作任务，加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部斗争尖锐致使工作困难重重，积劳成疾，中共中央同意让他回湖南休养。同年12月，毛泽东离沪回湘，次年2月利用养病机会回韶山，领导开展了半年农民运动。他通过走亲串友、访贫问苦等形式，向韶山的乡亲作革命宣传。他以搞平民教育为由，利用祠堂、族校等先后开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通过学文化，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1925年春，他开始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和组织公开反帝的雪耻会。他在领导农运时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韶山地区第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与此同时，他在韶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他和中共韶山支部研究决定，发动农民开展了 “阻禁平粜” (阻止谷米起运，开仓平粜)斗争、夺取教育权的斗争。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运，引起地主豪绅的仇恨和反对，他们串通省长赵恒惕派兵拿办。毛泽东闻讯后，离湘赴粤。

1925年9月，毛泽东由长沙出发，10月初抵达广州。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同月中下旬，他出席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参与起草大会宣言，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他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演讲，对戴季陶等鼓吹的“中间派”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没有立足的余地。他若站在中间，反革命派就会向他拉扯，倒向反革命; 或者接受革命派的影响而倒向革命。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毛泽东的这种预见，后来被历史事实证明是正确的。11月27日，毛泽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得到中央会议通过。12月1日，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编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即无产阶级团结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的左翼，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这是由国民党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刊物，其目的是要“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 。《政治周报》共出14期，毛泽东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和反击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12月，他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经常到所讲演。学员毕业后一般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团、营党代表。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宣传报告》，在结束语中说：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 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①大会通过了毛泽东等起草的《中央宣传报告决议》。毛泽东再次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大会期间，毛泽东发言指出：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必须保持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2月5日，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荐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为会议通过。2月28日，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中心内容是讲“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政治讲习班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谭延闿为理事长，毛泽东为理事，谭不在由毛代理。这个讲习班培养从事军队和地方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毛泽东在讲习班讲授《农民问题》课程，每周一至二次，共讲了三四个月。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毛泽东坚决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力，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以武力给予迎头痛击，声讨蒋介石背叛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条文。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求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主张“坚决顶住”，在会上表决此案时，就没举手。由于陈独秀、张国焘采取退让方针，致使此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毛泽东随即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同月，毛泽东接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他受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聘请，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区，共320余人。教学内容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为中心。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并专题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引导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组织学员研究各省农民运动状况，并到广东省海丰、韶关等农村实习，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坚持以武装斗争的思想教育学员，重视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9月，毛泽东倾注全部心血培养的这批学员毕业，返回原籍，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各地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同年10月，毛泽东接中共中央通知，离开广州去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月，毛泽东到达上海后，立即起草《目前农运计划》。计划规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实现这一计划，他立即亲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湘鄂赣三省国民党省党部，准备在武昌合办农讲所。12月，毛泽东抵达武汉，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 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努力。陈独秀还在会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毛泽东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不同意陈独秀反对“耕地农有”的看法。他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带着农运是否过火的问题，打算实地考察湖南工农运动。

同月，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农民代表大会电邀毛泽东： “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毛泽东应邀赴会，并作报告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他还在闭幕会上讲话，严厉驳斥了“惰农运动”等谬论。大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得很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提出的种种责难，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亲自到全国农民运动发展最猛烈的湖南省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的农运高涨的情况。经过32天考察，2月16日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应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他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非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积极地致力于创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为主要负责人。农讲所有学员739人，来自17省，以湘鄂最多。中央农讲所注重军事训练，要培养学员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课，占全部课时的60%。农讲所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毛泽东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在毛泽东领导下，武昌农讲所开展了肃反，清除了混入农讲所的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还发动学员捕捉外省外县逃到武汉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当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乱时，毛泽东组织农讲所学员400余人枪，配合叶挺的部队，平定了夏斗寅部的叛乱。6月中旬，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等向全体学员颁发刻有“农民革命”的铜质五星证章，勉励学员回原籍开展农村革命斗争。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成为深入发展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同年3月中旬，毛泽东出席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身分，同国民党左派、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农民运动委员会会员陈克文等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提案，指出：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以后，毛泽东多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作了多次发言，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步骤、方法等。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就职视事”，互推邓演达为宣传部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部长、彭湃为秘书长。由于邓演达身兼几个要职，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由毛泽东主持。这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中国国民党内、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内，都肩负了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他为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解决土地等问题而日夜操劳。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指导下，全国农民运动有了深入的发展，各地农协会员迅速扩大，农民武装迅猛发展，在农运组织健全的县已开始分配土地。

正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而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时，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6日在汉口召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提出了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由于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操纵下，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大会的注意。毛泽东被大会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毛泽东感到形势危急，“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马日事变”后，湖南处在白色恐怖下。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征得中共中央批准回湖南任临时省委书记。毛泽东回湖南后，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着手恢复党、工会、农协组织，并将党、工会、农协的工作转入地下。毛泽东在对湖南工作进行全盘规划、并对工农武装作出安置后，于7月初去武汉参加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主张“上山”，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保存革命武力以应付反革命事变的紧迫性。他是最早认识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中共领导人之一。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至此，大革命陷于失败。

星火燎原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汉口，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就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最迫切的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批评了那种专做民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的做法，着重指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针对党的“五大”关于土地革命政策中某些不彻底的规定，毛泽东提出：土地革命要根本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仅要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而且还应解决小地主的土地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回到长沙，传达党中央指示，帮助改组湖南省委，组织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8月18日，他出席湖南省委会议。在研究军事问题时，毛泽东发挥了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重要思想，强调： “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②会议确定了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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