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田家英人物传,田家英生平事迹,田家英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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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田家英人物传,田家英生平事迹,田家英评价

田家英从二十六岁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党中央、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八个年头。他呕心沥血地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 夜以继日地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通过调查研究和信访工作，不断地沟通党中央、毛主席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坚持真理，敢于指出党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 他无私无畏，当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偏向时，不惜牺牲自己保护同志; 他刚直不阿、针锋相对地同危害党的事业的野心家、阴谋家作坚决地斗争。十年动乱初期，遭陈伯达、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致死。

(一)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 (农历十二月初七) 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国融，经营一家小中药店。母亲周氏在家操持家务。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排行最后。

曾家原是小康之家，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曾家的生意一直不景气。田家英三岁那年，父亲去世，大哥继承家业，由于不善经营，家境日益艰难。

家庭的衰落使母亲忧虑万分，她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在母亲的爱护下，田家英从六岁起开始读私塾，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背诵古文和诗词。

读了两年半私塾，田家英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就读。完成小学学业后，一九三三年考入成都南薰中学。在班上，他学习刻苦，聪明过人，善作文，成绩优秀。

就在田家英读完初中一年之后，母亲病故，家庭经济困难，田家英不得不中途辍学，告别了喜爱的学校，在家里的药铺里当了学徒。他并不屈从命运的安排，立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在自己的蚊帐上写下了“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 的对联，立志刻苦自学。

田家英四处借书读; 有了一点零花钱也几乎都用来买书。空闲时间，他成了西玉龙街、祠堂街书店里的常客。大哥大嫂心疼油钱，不准他晚上读书。他就背着家人，把油灯藏在铁桶内，盖上一块铁皮，借着桶内透出的光线偷偷读书。

学徒期间，田家英结识了许多小伙伴，其中一人的父亲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介绍鲁迅、郭沫若的文章给田家英看，使田家英对新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希望成为一名作家，并开始尝试着写一些短小的文艺作品向报刊投寄。

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给田家英以熏陶，五四以来优秀的新文学给他以影响，社会底层的艰苦生活更滋润了他的笔力。经过一段练笔之后，一九三五年，田家英的文章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他主要写散文，偶尔也写诗歌、小说和书评。他的笔名较多，但用得最多的是田家英。这个名字逐渐引起成都文坛的注意，但谁也没想到这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田家英这个笔名以后为大家所熟悉，而曾正昌的本名则鲜为人知了。

田家英勤奋写作，拿到了一点微薄的稿酬，这时他又萌发出重新上学的念头。家里没钱供他上学，田家英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重返学校。一九三六年秋，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成都教学水准最高的学校之一——成都县立中学。

回到向往巳久的学校，家庭切断了对他的经济支援，迫使田家英走上了卖稿维持学习和生活的道路。年少的田家英经常受到饥饿和贫困的威胁，但再苦也不向家里伸手。艰苦的生活把田家英磨练得更坚强。

(二)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的“华北事变”，触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在共产党员的推动下，成都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狂涛。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田家英逐渐觉醒。他阅读了很多反映东北人民悲惨命运、揭露日寇暴行的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常和一些爱国青年一起，抒发抗日救国的情怀。他们感叹祖国大好河山被人蚕食鲸吞，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一九三六年八月，成都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川饭店事件”①。田家英参加了这次反日斗争活动。十一月，日军串通蒙伪军进攻绥远东部，傅作义将军率部抵抗。消息传到成都，各界人士纷纷起来声援。田家英和同学们到街头茶馆宣讲、散发传单，声援绥东抗战将士。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田家英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其中尤以侯方岳①对他的帮助最大。在他们的影响下，田家英阅读了《大众哲学》、《斯大林传》等通俗读物，以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他的思想开始变化，行动更为果敢坚定。

一九三六年冬，田家英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一九三七年春，他参加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文化界救亡协会等团体。他在学校、农村、街头巷尾串连和动员群众，在《华西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九三七年五月，“海燕社”和“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简称成都“民先”) ，这两个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泛团结青年的抗日救亡团体实现联合，对外统称成都“民先”。田家英从此也成为“民先”队员。

革命真理的启迪，斗争实践的锻炼，使田家英的思想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在抗战前夕产生了一个飞跃。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叙了思想转变的过程和当时极度喜悦的心情： “我看到很多朋友，拿自己的生命维护他们宝贵的理想，来实现他们的希望。这些全使我十分感动……我爱着那些为我讲述真理故事的书本，它对我是一种诱惑，一种魅力，它指示给我一条坚决的道路，使我看清现实，它要我皈依真理，教我在应当交出生命的时候，就把一切全交出来。……我读着，我咀嚼，我流泪，我兴奋，接着我又感到坦荡的舒服。……我想伸开我的翅膀，扑向火焰，蜕化出自己新的生命来。”①田家英急切地寻找党的组织，盼望成为里面光荣的一员。但是，四川地下党自一九三五年遭到严重破坏后还没有恢复; 坚持在成都活动的只是些与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延安，这时成了田家英日夜向往的圣地，热望着有一天能去那里加入共产党的行列。

一九三七年秋，田家英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了。他便和“民先”队员赵石英、黄怀清 (即羊路由) 、刘纪元，向“民先”组织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侯方岳为他们办理了去延安的手续。老党员赵世兰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的同志写信，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十一月下旬，田家英一行四人告别了亲人和故土，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他们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于十二月到达延安。

(三)

来到延安，田家英进入陕北公学 (简称“陕公”) 学习。陕公是培养政治理论干部和抗日人才的学校。这里生活艰苦，条件简陋。田家英懂得，乐于吃苦正是共产党的伟大和力量所在。认定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错。入校不久，田家英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经过考察，党组织决定吸收田家英入党。当时陕公总支书记申力生这样回忆说：田家英虽然年纪很轻，但思想进步，不仅有民族觉悟要求抗日，而且还有阶级觉悟，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对社会的腐败，对封建军阀也很痛恨，对党非常热爱①。

一九三八年二月，陕北还是天寒地冻的季节，田家英却感到了春天的温暖：他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三月，田家英学习毕业，留校工作。他先后担任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职。

一九三九年夏，陕公开赴前方，田家英留在延安马列学院继续学习。在校期间，田家英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自学时间，他常一人跑到静僻的山上埋头苦读; 讨论时，他思想活跃，问题不弄清不肯罢休。周末，延安的青年喜爱聚在一起跳舞，田家英总是关在房子里读书。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史。

一年以后，田家英毕业留校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当时他年仅十八九岁，是最年轻的教员，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教员”。

一九四一年夏，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的各种报刊，研究国民党和日伪的情况，供中央参考和对外宣传使用。田家英先在经济组研究过一段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即工业合作社运动) ，以后又到政治组从事大后方文化教育情况的研究。这时期，国民党在大后方加紧了法西斯独裁统治，抗战的言论受禁锢，进步的文化遭摧残，青年学生受到监视和迫害。为了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奴才见解》、《从侯方域说起》、《沙漠化的愿望》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曾引起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注意。

在政治组里，田家英认识了董边。田家英喜欢这个处事稳重，性情温和而又富有才华的女青年; 他的聪明刻苦，热情诚恳也博得了董边的爱慕。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这对年轻人结成了终身伴侣。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田家英思想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和同志们一起学习讨论整风文件，写思想自传，进行自我解剖。在讨论他的思想自传时，同志们肯定了他的优点，也诚恳批评了他骄傲自满和自由主义的毛病。这些批评给田家英很大的触动。当晚他没有吃饭，躺在床上哭了。董边问他为何这样难过。田家英说： “思想改造需要自觉，不经过痛苦的思索，不想清楚缺点产生的根源，是改不了的。”对思想改造，田家英非常认真。他响应杨家岭党委的号召，到群众中和基层去接受教育和锻炼。业余时间，他到杨家岭理发室和工人交朋友，帮他们学文化，细心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此事他坚持了一两年从未间断。一九四三年，田家英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出席了杨家岭模范表彰大会。

一九四三年夏，田家英调中央宣传部历史组工作。在中宣部期间，他写了《从九一八到七七》、《东北历史问题真相》、《 ‘堵河’》等文章，编写了《民国以来大事记》。

一九四七年初，田家英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到达晋西北的静乐县搞土改。在土改斗争中，他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了防止地主阶级的报复，村里一个贫农经常手拿大刀，暗中保护田家英。当地生活很苦，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房东大娘每晚总炒些豆子放在田家英的枕头旁。后来，他染上了“出水病” (即伤寒) ，房东一家轮流守候在炕前细心照料。他们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小米熬成米汤喂田家英，想尽办法为他治疗。在房东一家的照料下，田家英恢复了健康。边区人民的深情厚意，永远地留在了田家英心里。

在延安，在革命队伍的大熔炉里，田家英渡过了一生当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年。他迅速地成长，逐渐地成熟。

(四)

一九四八年八月，年仅二十六岁的田家英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解放以后，他又担任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毛泽东很赞赏田家英的工作，曾多次给予很好的评价。

编辑毛泽东著作，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是田家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田家英参加了毛选四卷编辑的具体工作。从文章的选定、整理和注释，到文字的校订和出版印刷，大量的工作都由他承担。他以满腔的热情和极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田家英对自己和他领导的同志要求极严，不允许出丝毫的差错。他经常引用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说明编辑出版工作中任何细微的疏忽，都可能损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田家英还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的编辑者。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田家英就注意收集毛泽东的诗词。有些诗词正是由于他的收集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一例。一九四九年春天，党中央、毛主席由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当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兴奋万分，当即吟咏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一首。此诗即由田家英抄录收集。在编辑毛主席诗词时，他把这首诗送给毛主席。毛泽东说，对了，还有这一首①。

建国后的十几年中，田家英在《学习》和《中国青年》等刊物上撰写了许多文章，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介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他又撰文向广大读者介绍选集的内容，还经常到中央党政机关作学习毛选的辅导报告。

负责信访工作，不断沟通党中央、毛泽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田家英担负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伊始，田家英就协助中央书记处处理人民的来信来访。随着人民来信来访的日益增多，党中央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室 (后改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即现在中办信访局的前身)承办信访工作，由田家英具体领导。他倾注了很多心血着手信访工作的建设。建国初期，他发现有些领导机关对信访工作不够重视。田家英和秘书室的同志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专门的报告，提出要高度重视人民的来信来访，建议各级领导机关指定专人或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这项工作。毛泽东看过报告写了这样的批语： “这是专门为我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写的报告，其观点和所提意见是正确的。必须重视人民的通讯，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①毛泽东的批语连同秘书室的报告很快转发全国，推动了全国各级信访机构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

处理群众来信，怎样做到既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又及时向中央反映带普遍性的问题，使二者兼顾而不偏废。田家英提出了“分别处理，综合反映”的原则，要求秘书室处理群众来信件件有落实，同时又把一段时间来信中有代表性的情况，随时写成综合情况报告党中央。这个原则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意，在秘书室贯彻执行。

通过信访，田家英向党中央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为中央从政策上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了依据。一九四九年夏，田家英看了上海反映群众失业和生活困难的来信，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对党中央作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重大决策起了重要作用②。一九五○年，北京大学有人反映学生负担过重，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田家英把这封信及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教育部门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及时改进了工作，从而改变了学生功课太重的状况①。

在信访工作中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田家英对此十分重视。一九六一年，许多群众反映，因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而遭到打击报复。田家英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刘少奇当即批示：凡是反映重要情况和揭发干部错误的来信，不转原件，将来信人姓名、地址和可能找到来信人的有关字句抹掉②。秘书室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处理人民来信，保护了写信群众不受伤害，维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

田家英是个有革命正义感的人，在信访工作中始终注意保护群众的正当权益，而对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则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他常给秘书室的同志讲古代义侠救人急难，解人困厄的故事，启发他们敢于维护真理，勇于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信访工作中凡遇涉及高级干部的问题，他要亲自过问，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批办。事后他还要了解处理结果，直到问题妥善解决才肯罢休。

在处理人民来信中，田家英忠实执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禁止对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群众中这类来信，秘书室在回信中总要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说服他们不要再这样做。对群众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送来的礼物一律退回; 不便退回的按市价付款。后来，田家英还代中央起草了禁止给领导人送礼的通知。秘书室严格执行了不收群众礼物的制度。

田家英还经常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工作。我国第一部宪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文件，田家英都参加了起草工作。

一九五六年，田家英参加了党的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他为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开幕词 (经过政治局讨论修改)，在会上受到代表们的称道。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赞扬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以极赞赏的口气对这些同志说： “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①

在毛泽东身边，田家英常被委以调查研究的重任。坚持实事求是，紧密联系群众，思维敏锐和方法灵活，是田家英在调查研究中最突出的特点。凡与他接触较多的同志和他去过的基层，人们都有深刻的感受。

一九五九年二月，田家英率工作组到四川省新繁县崇义大队(现为新都县大丰乡)调查。到后不久，社员和干部很快被田家英与众不同的风格所吸引。他衣著朴素，待人和气，见了人都热情打招呼。他特别喜欢孩子，有时前面抱一个，后面还背一个。到食堂吃饭，他问： “好不好吃?我尝一下。”说着拿过社员的筷子就要夹。社员忙说： “要不得，拿一双干净筷子来。”他说： “筷子颠倒过来就行了。”群众都说，田主任这人没架子，不象当官的。别看田家英热情和气，可批评起错误来又毫不留情。在整顿干部作风的会上，他狠狠批评了一些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的不正之风。有些社员害怕将来遭打击报复，不敢揭发批评干部的错误。田家英为他们撑腰说： “如果有谁今后要打击报复，你们就给我写信，或到北京来找我，来回车费都由我付。” 田家英很快赢得了干部群众对他的信任。

下来不久，田家英发现，这里的干部群众都说一九五八年水稻大丰收，平均亩产一千斤。可是公共食堂的情况却很糟：社员吃不饱，油荤也很少，白天大家在食堂吃饭，晚上躲在家里煮菜充饥。田家英对汇报的产量问题有了怀疑。一天，他与公社会计摆“龙门阵”①，会计无意透露了一九五八年有两笔帐：一是上报产量，一是实际产量，上报数字比实际数字多出四百二十斤。问题弄清之后，田家英对农村中的浮夸风有了深刻感受，多次批评教育干部以后再不能做这种损国家害群众的蠢事。共产党一定要实事求是。

三月，早稻开始插秧。省里要求各地推广高度密植的方法。深知其害的大丰干部群众不满这种瞎指挥的作法，但又不敢违抗。正在这时，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下达了。信中指出：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密植程度怎样为好要由群众商定，上级不要下死命令，各地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管上级的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但是省里要求从“积极”方面理解这封信，继续推行高度密植。

田家英召开了干部会议，亲自宣读了毛泽东的通信。事后又在全公社反复广播这封信，让每个社员都知道毛主席的意见。他又召集了一次有老农、中年和青年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插秧问题。大家都认为高度密植行不通，要想丰收，就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七八寸见方栽一窝秧，一定可以丰产。田家英和工作组否定了高度密植，决定照群众的意见办。

插完早稻，为保丰产，田家英建议组织人力去成都拉粪。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也参加了拉粪的行列。田家英身体不算壮实，但拉车争着拉中杠。大丰距成都二十多华里，白天粪车不准进城，社员只有晚上进城，粪车拉回大丰已是半夜。田家英有时还和社员连跑两趟，回到公社天已大亮。田家英等干部的行动鼓舞了社员群众，每天拉粪十几万斤，保证了水稻生长有充足的养料。

田家英和工作组抵制高度密植，带领社员进城拉粪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周围的公社，群众纷传：大丰来了个青天。他们跑来看大丰的庄稼。一片片喜人的秧苗，引起人们的称赞，他们打心眼里敬佩这样的好干部。

对田家英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常给予具体指导，使他学到了许多科学的方法，调查工作收到了明显效果。一九六一年的浙江农村调查，毛泽东就指示田家英要用对比的方法，“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①通过分析对比，从中发现问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田家英率调查组调查了浙江省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大队和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大队两个典型。和合大队过去是富饶的产粮队，由于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一九五八年以后粮食产量连年减产，造成群众生活非常困难。五星大队干部作风正派，敢于抵制上面的瞎指挥，所以粮食没有减产，群众生活也不很困难。通过对比，调查组得出结论：这里没有天灾，主要是“五风”造成了生产下降和人民生活困难。

调查当中，田家英的方法非常灵活。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调查可以开座谈会，也可通过摆龙门阵了解情况。调查不能只找干部和贫下中农，也可找地主、富农、二流子等典型人物。他们谈的情况是否真实，我们还可以核实嘛。到一地调查，田家英很注意阅读当地的县志。他说，这可以了解本地的风土民情，历史沿革，对调查很有帮助。

田家英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给党中央、毛泽东反映了很多有价值的情况，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一个时期，有些省市的领导同志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工作。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放，需要有人给我反映情况①。

要当好毛泽东的秘书，就要求有比较广博而扎实的知识。田家英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一生抓紧点滴时间博览群书，刻苦学习。就是外出调查，间隙时间也是读书或买书。他的工资除衣食之外，大部用来买书和买明清人的翰墨。他收藏的字幅已近千件，各种书籍近万册。他特别喜欢中国历史和近代作家的杂文，这类书收藏最多。他说自己是“爱书爱字不爱名”。这件事被一些人认为是件蠹事。可田家英认为，学习就得有这么股傻劲。勤奋刻苦，使田家英具备了丰富的知识，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做好本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没有什么文凭和学历，而学识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和社会的承认，很多人为他自学达到的水平吃惊。田家英也以自己的学识和专业水平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辑、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稿》的编委等职。

(五)

经常的农村调查实践和信访等工作，使田家英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实际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因而当五十年代后期以后，党的工作出现失误的时候，田家英能及时地察觉。这个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热心地提出不少改进工作的建议，积极参与了党中央一些纠正农村“左”倾错误的文件起草工作，为纠“左”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一九五八年十月，田家英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发现了小麦产量浮夸的情况; 还了解到社员劳动强度大、时间长，而公共食堂伙食差，社员体质下降，造成劳动效率很低等问题。在修武县的调查中，县委书记张洋芹向田家英反映了他不赞成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的意见。他说，现在实行全民所有制，如果碰到天灾，农业减产，国家能不能把农民包下来; 如果丰收了，国家要调农民的粮食，农民干不干? 田家英赞成这种看法，并向路过新乡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急于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多次赞扬修武县委书记有头脑、看得远。这次会议还针对新乡等地反映出的问题，规定了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田家英在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搞了将近半年的农村调查，使他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严重存在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错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调查刚结束，他参加了庐山会议。会议期间，田家英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并递交了工作组反映新繁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情况的材料。罗世发曾向工作组反映了上面强迫他搞浮夸和高度密植的问题，也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这份材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看过之后，批转给四川省委负责同志。

会议初期，田家英还多次和一些同志向毛泽东建议，让陈云重新出来主管经济工作①。

田家英对毛泽东是敬仰和尊重的，但不盲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他对毛泽东的缺点看得比一般人清楚，殷切希望毛泽东能吸取一九五八年的教训，摆脱一些日常事务，潜心于理论研究，著书立说，以指导党的工作。在庐山，他给李锐说了一幅对联： “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即是指这个意思②。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实事求是地陈述了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党内“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却遭到毛泽东和一些思想还不冷静的同志的反对和指责。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严厉批判彭德怀。会后，田家英与李锐、吴冷西等四人心情沉重，来到山腰一个石亭，远眺长江天际流去，近听松涛阵阵，四人相对无语，心绪万千。亭中有一巨石，上刻古人七绝一首，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幅对联。田家英感慨万端地写下了这样一首：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③

在庐山，田家英不顾个人安危，时刻关心和保护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会议气氛趋于紧张。而张闻天仍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陈述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的意见，促使会议能认真总结“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得知这一消息，田家英即打电话给张闻天，劝他别讲某个问题，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①。会议转到反“右倾” 以后，李锐受到批判。田家英非常同情他遭到的不幸。一天深夜，田家英冒着危险跑到李锐住处，对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表示了义愤，给了李锐安慰和鼓励，并转达了胡乔木对李锐的关心。

后来，田家英也受到批评指责和围攻。他在会议初期反映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被人抓住大做文章。他说的准备提三条意见的事被揪住不放。田家英曾对一个朋友说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想给毛泽东提三条意见。其中一条是主席听不得批评意见; 还有一条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这三条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是一个党员对领袖的关怀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②。有人甚至怀疑田家英同彭德怀有联系。事后调查的结果说明他们之间并无联系。三条意见的事也被同志们遮掩过去。毛泽东后来在一个发言材料上批道：这是挑拨! 秀才还是我们的。这个批示暂时保护了田家英。

田家英始终认为，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所提意见也是正确的，对他们的批判是不公正的。庐山上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没有使田家英屈服。他说过： “庐山会议可以把我压碎，但不可以把我压扁。”

庐山会议上，田家英虽然受到了错误批评，但他没有消沉。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强烈责任感，驱使他继续为纠正“左” 的错误而努力。

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田家英负责浙江组的工作。经过调查，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大队的情况。这个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过去是个产粮大队，由于“五风”的影响，一九六○年粮食单产每亩只有二百九十斤。这使毛泽东对当时农村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了深刻印象。在一些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引用和合大队的例子说明农村的严重问题。田家英还反映了农民对公共食堂的强烈不满。这个情况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解散公共食堂起了积极作用。

这次在浙江农村调查，田家英发现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无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社员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以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他向毛泽东建议，制定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非常赞成。一九六一年二月下旬，毛泽东召集各调查组负责人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人一起，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田家英是起草人之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 (即“六十条”) 的制定，是继“十二条”①之后，党中央解决农业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又一重要文件。毛泽东赞赏田家英在制定“六十条”上起的作用。他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六十条”草案在试行过程中，各地反映，由于基本核算单位太大，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还没有彻底解决，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仍受压抑。毛泽东首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建议。党中央也通知各地对此问题进行调查。奉毛泽东指示，田家英组织调查组到山西省潞城县农村进行调查。调查表明，下放基本核算单位有利于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广大农民和干部是拥护的; 生产队的规模以二三十户一队为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田家英在山西代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随即送毛泽东、邓小平审定，于翌年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下发全国。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指示田家英带调查组去湖南他们的家乡，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农村贯彻“六十条”的情况，看看农村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来到两位主席的家乡韶山和花明楼，调查组碰到一个新问题——当地群众纷纷要求包产到户。田家英带调查组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解，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迅速战胜经济困难。不久，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反映了湖南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毛泽东不赞成搞包产到户。对新生事物的探索田家英是不肯轻易放过的。当他得知安徽省很多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田，回到湖南立刻派出三个同志去安徽调查责任田的情况。在安徽无为县，前去调查的同志看到与湖南迥然不同的兴旺景象。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到一年的时间，严重困难的局面得到扭转，人们的衣食比较充裕。事实令人信服地承认，包产到户确实是恢复生产、战胜经济困难的好办法。从湖南回到北京，田家英与杨尚昆商定，再派一些人到各地做些调查，进一步核实包产到户的问题。各地调查的结果都说明实行包产到户有较多优越性。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调查情况。刘少奇指出，如果农民实在要求，可以试行包产到户。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指示下，田家英开始起草《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经营方式都可以搞，不要“一刀切”，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

不久，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田家英也因向毛泽东提出过这类建议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党内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都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田家英受到了不点名的批判。后来，他被迫对包产到户的问题作了检查，但没有为保全自己而推诿责任。他始终没有说出刘少奇委托他向毛泽东提建议一事，也没有把责任推给下面调查的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坦荡无私的宽阔胸怀。

(六)

田家英是个有强烈革命正义感的党员，是个坚持和捍卫真理的勇猛斗士。对党和人民他无比热爱，对危害党的肌体的蛀虫，则毫无惧色，坚决斗争。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骤风暴雨袭来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表示抗争。

陈伯达、江青、康生之流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野心家、阴谋家。田家英在长期的接触中对他们的恶劣本质早有所觉察，并同他们进行过不妥协的斗争。

江青是田家英极端厌恶的一个人。她三十年代的丑史，田家英早有所闻。江青平时生活讲究，作风霸道，对待身边工作人员凶狠。对此，田家英常常嗤之以鼻。除工作关系不得不与江青打交道外，对她尽量回避。对田家英这种冷淡而蔑视的态度，江青极为恼火，总是寻找机会加以报复。北戴河会议上，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受到错误批评。江青趁机大骂田家英是“资产阶级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伙同陈伯达等对田家英进行诬陷和迫害。

田家英与陈伯达共事二十余年，深知陈伯达残暴虚伪的政治品质。陈伯达有极强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为达目的惯于见风使舵和察言观色。他当时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仍不满足，经常向田家英探听“气候”。如： “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等等。田家英对此很反感，骂陈伯达是小人。一九五八年，陈伯达鼓吹不要商品生产和取消货币，以表示自己的“革命”，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他没有吸取教训。庐山会议前期，他也曾主张纠“左”，但后来立刻转向，大写批判彭德怀的文章，好象他一贯正确。鉴于这些，田家英认为陈伯达是一个奸臣，和他长期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陈伯达也把田家英视为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文化大革命”一到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对田家英下了手。

阴险狠毒的康生，惯在党内兴风作浪整人害人，田家英认为康生是个危险人物，对他必须有所提防。

田家英手下有个小人物，叫戚本禹。此人利欲熏心，行为卑鄙无耻，喜爱投机钻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秘书室开会批评过他的个人主义。田家英当时说过：你个人主义不改，早晚会垮台。戚本禹劣迹太多，田家英后来将他调离秘书室。戚本禹对此怀恨在心，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迫害田家英的凶恶打手。

一九六五年，在京剧《海瑞罢官》的问题上，田家英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把此剧说成是为彭德怀翻案，不同意对作者吴晗进行批判。

一九六四年前后，江青、康生就多次在毛泽东面前诬蔑说《海瑞罢官》有重大阴谋，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曾叫田家英阅读《海瑞罢官》的剧本，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之后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阴谋，如果硬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展开批判，以后没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但是江青、康生继续在毛泽东面前挑拨。毛泽东最后同意了他们的看法，决定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海瑞罢官》打成大毒草。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话时说：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 ‘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②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整理讲话的事被关锋得知，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田家英意识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而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他气愤地说： “这是一场文字狱，是整知识分子的运动。”一九六六年初，田家英对国内日益升级的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忧心忡忡，对江青等人借机兴风作浪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他对来京的侯方岳说：“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①，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最后，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②表达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斗争到底的决心。

一九六六年五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场内乱由此开始。二十二日下午三时，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中南海田家英住地，声称宣布中央决定：田家英一贯“右倾”，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决定立即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当晚，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办公厅一个负责人又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 的“罪名”。

二十三日上午，田家英怀着满腔悲愤离开了人世。临终留下了对党至死不变心的遗言：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十年浩劫终于过去。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一九八○年初，田家英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推翻了，开除的党籍恢复了。三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邓力群在悼词中，对田家英在参加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参加中央有关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和处理信访工作中，对党和人民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田家英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刚直不阿，牺牲自己，保护同志，坚持真理，勇于斗争以及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奋好学的优良品质进行了赞扬。

注释

①1936年8月24日,成都人民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抗议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吞并华北的爱国反日事件。事件发生在“大川饭店”,故称。

①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抗战初期成都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后长期在云南工作,现已离休。

①《畸零篇(续)》,载1937年7月4日《华西日报》。

②共产党员,赵世炎的姐姐,抗战初期四川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①访问申力生谈话记录。

①参见杨述: 《悼田家英》,载1980年4月1日《人民日报》。

①②引自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部分同志文章: 《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未刊稿。

①②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部分同志文章: 《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未刊稿。

①访问逄先知谈话记录。

①四川俗语,即说家常话。

①引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4页。

①访问逄先知谈话记录。

①②③李锐: 《怀念田家英》,载1980年第1期《战地》。

①肖扬: 《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张闻天同志》,载1985年第16期《新观察》。

②李锐: 《怀念田家英》。

①即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它是党中央重新纠正农村中“左”倾错误的开始,对重新制止“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①侯方岳: 《回忆田家英同志》,未刊稿。

②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65页。

①这是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七律中的两句,意即: 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怎能因为个人的祸福就躲避或追求呢。这两句诗是田家英的座右铭。

②侯方岳: 《回忆田家英同志》,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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