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毛泽民人物传,毛泽民生平事迹,毛泽民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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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毛泽民人物传,毛泽民生平事迹,毛泽民评价

(一)

毛泽民，字润莲，毛泽东的大弟，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由于毛泽东很早离开家乡出外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毛泽民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参加农业劳动。十多岁时学会了干一般农活，也能写会算。一九一九年十月至一九二○年一月，父母亲相继去世后，他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学会了勤俭持家的本领。

一九二一年春，毛泽东回到家里，教育全家干革命。在哥哥的耐心帮助下，毛泽民懂得了“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从韶山到长沙投入革命洪流。

毛泽民到长沙后，首先在毛泽东任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他为改善师生生活，不畏艰难，经常到外地采购廉价的肉食、蔬菜，还发动大家种菜、养猪，以增加收入，减少开支。学生的膳杂费，学校原来规定每学期一次交清，许多穷学生往往因此而辍学。毛泽民和主事商量后，改为分期缴纳，减轻了学生负担，受到师生赞扬。

一九二一年秋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为党培训干部的湖南自修大学，第二年附设了补习学校。毛泽民转到自修大学任庶务，同时还兼任省学联的庶务。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是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每月四百元社务经费来办自修大学的。毛泽民处处精打细算，节省开支，力求把为数不多的经费使用得当。他还参加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学习。在一年多时间里，他通过课堂听讲和社会调查，自己研究和共同讨论，学到了许多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懂得了工人农民为什么穷、地主资本家为什么富，以及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才能改变现状等等革命道理; 对于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九二二年十月，长沙笔业工会成立，毛泽民担任该会秘书。他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笔业工人积极开展斗争。十月中旬的一天，三百多笔业工人在毛泽民等人的带领下，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前往省议会和长沙县署请愿，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遭到省、县当局和资方蛮横无理的拒绝。工会乃决定罢工。毛泽民根据中共湘区区委的指示，发动工人互济互助，妥善地解决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吃饭问题。这次罢工斗争，前后坚持了四十天，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毛泽民自己也受到了教育，经受了锻炼。就在这一年冬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同年年底，毛泽民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派，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他先在工人夜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员，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矿井、工棚，同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疾苦，宣传革命道理。他对工友们说： “我们只有团结，与反动军阀、资本家斗到底，才有生路。对资本家不能抱任何幻想，要时常提防他们耍花招。”①

为了方便工人的生活，减轻中间剥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毛泽民是该社的负责人之一。他常到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或亲自去长沙、汉口等地购货。合作社出售的物品价格，比私商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工人们从合作社买到廉价的米和油、盐、酱、醋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非常高兴。他们深感合作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纷纷要求加入，并主动向合作社捐款，踊跃到合作社购货。工人消费合作社“规模虽不甚大，而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却已深深地印在工友们的脑筋中了，成为最受群众拥护的事业。”②

七月，合作社大整顿。“毛泽民专任营业主任，实行平价廉价，增高消费额”，“并收来新街合作社 (分店)”③，发展为总社，毛泽民任总经理。合作社还代售一些革命书刊。它在出售《向导》周刊的广告上写道： “处在军阀和外力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谁能引导他们向解放的路上走呢?只有马克思派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报。”④此外，合作社还为我党筹集了一笔活动经费，积累了开展工运和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验。在安源工作中，毛泽民很注意发现和培养工人中的先进分子，青年矿工杨士杰就是经他培养和介绍入党的。杨士杰后来为革命牺牲了。

由于毛泽民等的努力，消费合作社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都说他们“大战了一场资本家，打破了一切工头制，建设了一个坚强的大营寨。”①

一九二四年深秋，毛泽民因患阑尾炎离安源到长沙住院。次年二月，毛泽东、杨开慧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他跟随兄嫂回韶山从事农运工作。四月，党组织派他赴广州，参加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②。

(二)

一九二五年，毛泽民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后，被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上海书店是党的总发行机关，印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书店规模很大，在广州、潮州、汉口、长沙、湘潭、南昌、宁波、青岛、重庆、太原、安庆、香港、海参崴和法国巴黎等地都设了分店或代售处。

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书刊的销售量猛增，印刷、发行任务更加繁重。党中央遂决定增开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由毛泽民负责。他于一九二六年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找了几间房子，化名周泰安、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派人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来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毛泽民和工人一起干活，经常对他们进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工人们都喜欢他。一九二六年，他与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结婚。

毛泽民的活动和上海书店的营业情况，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一次，毛泽民去店里时，四个暗探坐在对面茶馆里，书店营业员连忙向他作了个暗号，他才机智地从后门走脱了。

鉴于上海书店已经暴露，毛泽民向党中央建议，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长江书店。党中央批准后，长江书店于一九二七年三月正式营业，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毛泽民通过长江轮船的水手、茶房，将上海书店所剩书刊巧妙地运到了汉口，保存了大批“火种”。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民到了汉口，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该报实际上掌握在我党手里 (报社社长是董必武，总主笔是沈雁冰)，宣传了我党的革命方针。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当他九月中旬返回长沙，得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经发动时，便带领一批同志化装成商人，奔赴平江、浏阳。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乃返回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年年底，毛泽民接中央来信，要他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工作，于是他又来到上海。印刷厂虽已停工，但没有被敌人破坏，他便利用原厂继续开业。

这时的上海，反动军警密布，特务横行，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环境十分险恶。毛泽民不畏艰险，坚持苦斗，使秘密印刷厂的机器终于转动起来，马列主义书刊和各种革命宣传品，又源源不断地印刷出来，送到了革命群众手中。

一九二九年初，地下印刷厂被敌人发现。毛泽民根据中央指示，迅速妥善地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今唐山道) 四十七号办起了华新印刷厂，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毛泽民任该厂经理。华新印刷厂对外公开承印发票、请柬、表格之类，对内印刷党的内部刊物、文件、传单以及顺直省委主办的《北方红旗》、《铁路工人》等，有时还翻印些马列主义书籍。

当时的天津，也笼罩在白色恐怖里。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毛泽民在小白楼先农里租了一套住房，作为机关。凡是要印制的刊物、文件、传单等，先送到这里，然后再由钱希钧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制。外人到印刷厂联系印刷事宜，必须先在柜房接洽。如发现来人形迹可疑，就掀动办公桌下通往排印车间的暗铃。车间工人听到电铃响声，便迅速将党的文件收藏好，马上改印《马太福音》之类的东西。由于组织严密，一直未被敌特发觉，直到一九三一年毛泽民奉调离开天津，这个印刷厂的任务才胜利结束。

毛泽民在天津期间，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的“交通”，并兼管顺直省委的财务①。

一九三一年初，毛泽民奉党中央指示，再次返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发行工作。这时，他得知嫂嫂杨开慧于先一年十一月被国民党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十分悲愤。经请示党组织同意，他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烈士的亲属设法摆脱敌特监视，按他所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将大哥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护送到上海。三个侄儿在他们的外婆和舅母护送下到上海后，毛泽民悲喜交集。他和钱希钧给孩子们做了新衣服，并按照党的决定，将他们送往地下党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还时常去看望他们①。

四月，在党中央负责保卫、交通和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上海党的组织处境十分危险，部分机关遭到破坏。中央考虑到顾顺章不但认识毛泽民，且熟悉他的联络暗号和地点，所以，让毛泽民等人离开上海，到香港去开辟工作。毛泽民等人到香港不久，由于顾顺章也窜到了香港，党中央令他们立即离港，去中央根据地。毛泽民于是踏上了新的征途。

(三)

一九三一年七月，毛泽民到达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不久，他被调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委派，筹建国家银行。一九三二年三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担任第一任行长。新成立的国家银行全部人员只有五名，即行长、记账员、出纳员、总务和会计。

当时，中央苏区的财政十分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根据地不但不断地进行军事“围剿”，而且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红白两区贸易往来几乎完全断绝。苏区的钨砂、木材、樟脑、纸张、茶叶、粮食等运不出去，需要的食盐、布匹、医药等运不进来。食盐的价格贵得惊人，一斤盐竟可换五只鸡。苏区军民的生活十分艰苦，特别是红军战士，除粮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金。就是这五分钱的菜金，也还“难乎为继”，全靠打土豪供给。面对这一系列严重困难，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名义，向各级财政部门发出了“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为贯彻这一指示，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与吴黎平为部长的经济部，邓子恢、林伯渠为部长的财政部密切合作，向困难开战。

国家银行成立后，毛泽民就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要统一财政，就必须把银行与金库统一起来，把金库从财政部接收过来。为此，毛泽民决定把接收金库作为银行工作的开端，将国家银行分设总行、分行和支行; 国家金库也分设总金库、分金库和支金库，由国家银行分级接收和管理。为健全银行和金库管理制度，他经过几个月的摸索、研究，制定了金库条例和会计、预算、决算、审计等制度①; 还举办了多期银行、金库、财会人员训练班。

统一财政还必须统一货币。根据毛泽东关于“应该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①的指示，一九三二年七月七日，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开始印制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这种纸币的票面有一元、伍角、二角、一角、伍分五种; 九十九元纸币可换一百元银元。年底，又利用两年前红军打长沙时缴获的制币机建立造币厂，铸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和铜币，供根据地人民使用。也造了一些可到白区流通的银元，以利与白区进行贸易。

统一财政，还必须把战争中的战利品都由银行统管。毛泽民常以中央财政特派员身份，深入前方，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并规定：凡属各级政治部、各直属队和新区所成立之革命委员会等一切财政之收入，必须“报总政治部及中央财政特派员，以便汇集具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财政统一”②。他又领导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次打完仗，就把缴获的东西收上来，由银行开给收据。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至一九三二年底，苏区的财政货币得到了统一。“这是毛泽民的一大功劳”③。

毛泽民在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功劳，是发展苏区生产。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苏区军民严重缺盐的问题，毛泽民让一些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去要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子里带回来; 又发动大家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白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 还有把棺材改做双层，下层放盐，上层放一些臭猪肠，让一些人装作送葬，从白区把盐运回来……。毛泽民还特别注意利用苏区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在中央苏区赣南的安远、宁都、会昌三县附近，蕴藏着丰富的钨砂。一九三二年春，中央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钨矿公司，由毛泽民兼任公司总经理，负责恢复和发展钨砂生产，有计划地收购和组织钨矿的出口。起初，公司下辖只有盘古山和铁山垅两个矿场。一九三三年四月，毛泽民从这两处调集二三百人，又开发了小垅矿场。三处矿场年产钨砂约一千八百吨，其中盘古山矿场从一九三一年秋至一九三四年秋，产值达二百多万银元。钨砂的大量出口，便苏区获得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换进了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①。

此外，毛泽民还领导国家银行开展了储蓄运动。他在给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负责人刘少奇的信中写道：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而银行“活泼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中各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②从当时的实际效果来看，这项措施也确实起到了作用。

在此期间，毛泽民还担任过闽赣省委常委、财政部长和省党团副书记。他一贯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有一回，他气管炎发作了，咳嗽不止，一个本地战士从家里给他送来几个鸡蛋，他婉言谢绝了。这个战士又悄悄地把鸡蛋塞到他的抽屉里，他便把鸡蛋拿到厨房做成鸡蛋汤，与同志们一起吃。闽赣省委开会时，经常开到深夜，同志们早已饥肠辘辘。每逢此时，邵式平总爱开玩笑地说： “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毛泽民也总是笑着答道：“不行啊，邵大哥! 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①

毛泽民在公事之余，常与同志们拉家常。他说，以前自己在家里是管家的，现在到了苏维埃政府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还是管家的。无论是持家，还是为国理财，都要勤俭办一切事业②。

(四)

长征开始时，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编入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政委。遵义会议后，十五大队整编合并到先遣工作团，毛泽民任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成立了总供给部，毛泽民任副部长。在整个长征中，他一直担任着管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给养的艰巨任务。

十五大队携带黄金、白银和苏区的钞票共一百六十多担，并负责接收沿途抄没的土豪财物，因而行军的负担很重。一路上，毛泽民坚持做政治思想工作，讲述革命道理和故事。部队宿营前，他总是先赶到前面去，与当地群众联系，了解当地情况，热情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纪律，为部队找好宿营地; 部队进入宿营地后，他又常向大家介绍当地的风俗习惯、政治情况和地理环境，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开拔时，他又亲自到各处检查，看住地是否打扫干净了，有无损坏群众的东西等等。有一次，部队在湖南打土豪时，错拿了群众一头猪。毛泽民知道后，立即亲自带钱去赔偿，并向老乡道歉。那位老乡感动地说： “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①

红军经过广西山区时，驻地经常发生火灾，有人以为是战士疏忽失火，而毛泽民却提醒大家，要警惕敌人纵火。一天深夜，部队驻地附近的房子又燃起了冲天大火，幸亏被毛泽民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场大损失。后经保卫部门侦察，确系敌人派来充当向导、挑夫的特务分子放的火。部队清除了这些奸细，就很少发生火灾了。

红军长征经过云南、贵州、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时，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他们的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民族之间的隔阂，使红军遇到严重缺粮的困难。毛泽民发动大家挖野菜、剥树皮以充饥肠，对少数民族的群众秋毫无犯。有时从土豪家弄来一些稻谷，但却找不到石臼无法脱壳。他发动大家用手搓谷，并且自己带头，每次除完成自己的任务外，还要多搓出一些米来，手磨破了仍然坚持干。在毛泽民模范行动的带动下，十五大队的后勤战士们都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同各种困难作斗争。

环境越是艰苦，毛泽民也越加爱护战士。四渡赤水后的一天，部队在一片松林里休息。由于做饭的烟火被敌机发现，顷刻遭到一场狂轰滥炸。毛泽民在指挥大家疏散的同时，发现熟睡在一棵大树下的三个战士，有两个已被敌机炸死，另一个被炸弹掀起的厚土掩埋。他不顾个人安危，冲到大树下，把那位战士从土中拉出来，救出了险区。过草地时，气候变化无常，经常遇到倾盆大雨。毛泽民和战士们手拉着手，拖着被泥水泡得紫黑肿胀的双脚，步履艰难地在泥沼烂草中相携前进。一次，有个战士突然陷进了泥沼里。毛泽民马上和警卫排的几个战士一起奔上前去，把这个战士拉了上来，还把自己的干衣服给他换上，又做了一副简易担架，抬着他继续行军。毛泽民有一匹马，他虽然身体不好，但却很少骑，经常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一路上，他还帮助运输员挑担子，同其他干部一样到炊事班轮流顶班做饭。同志们见他工作太忙，身体又不好，都劝他不要下炊事班顶班。他说： “你们能做，我怎么就不能做?难道我就不吃饭?”由于毛泽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他所在部队的炊事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全部胜利地到达了陕北①。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的一九三六年初，毛泽民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下辖农牧、工矿、财务等科和一个运输队，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

在当时的陕北，红军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时值寒冬，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毛泽民提出派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白区去采购布匹和棉花，以解决战士们的冬衣问题。采购人员出发前，毛泽民召集他们开会，研究并教给他们做买卖的经验与方法; 采购员出发后，他又通过清涧县马花坪的红军部队，在阎锡山统治区设立了联络处，由联络处派人与敌营长打通关系。这样，采购员便在附近的中小城市里购得二万八千匹布和大量的棉花，陆续运回党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接着，毛泽民又通过根据地的妇女组织，发动根据地妇女为红军纺纱织布，赶做棉衣。不多久，在毛泽民和广大群众的关心、支持下，几万红军都穿上了新棉衣。

毛泽民注意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在他的倡导下，兴办了一些作坊和合作社、收购店; 发动男女老少纺纱、烧木炭、打铁、做木工; 开展植树造林，试种水稻，大力养猪、牛、羊等生产活动。他还亲自带领三十多人到长城脚下的三边①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大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批物资。

一九三六年秋，很多国家的人民筹集了一大笔款子，由法国汇到上海。中央决定派毛泽民负责把这笔钱取回来。次年四月，他与钱之光等四人化装去上海。通过上海地下党，将这笔外汇分批兑换成法币，藏在特制皮箱的夹层里，再由几个同志装扮成大商人，躲过反动派的严密搜查，辗转数千里，将款运到西安。然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和叶剑英、陈赓等的亲自接送、掩护下，终于使这笔巨款安全地运到延安。

毛泽民在长期艰苦斗争中，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重病之中，他仍坚持工作。针对经济部有些同事对实现经济计划缺乏信心的思想状况，他写信予以鼓励，信中说： “假使一个负责工作的干部对自己所 ‘定出’ 或上级有原则而依照‘定出的计划’ 失去 ‘自信力’，则这个计划等于虚设，并且于整个工作是有害的。”他强调： “我们是从困难中生长和壮大起来的，我们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是依靠我们的 ‘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并且自己坚决的依靠计划去执行。”①在他的坚毅意志和模范行动鼓舞下，经济部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五)

一九三七年冬，毛泽民的病情日益恶化。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休养。一九三八年初，毛泽民启程去苏联，行至新疆时，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便留在迪化 (今乌鲁木齐)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②。

当时，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打出“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我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以促进新疆革命运动的发展，保证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安全，因此，从一九三七年起，陆续派遣了一百来名干部到新疆工作。盛世才曾特别要求我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已抵迪化，遂决定将其留在新疆，与党代表邓发 (一九三九年七月以后为陈潭秋) 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职务，尔后又任民政厅长①。

那时的新疆，财政制度混乱，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市场上纸币充塞，物价一日数涨，“钞票一大把，只换烟一包”，买一个鸡蛋要五百两银票。加之货币不统一，除有省银票外，喀什地区又印发了喀票，市场上还有清朝铜板和洪宪银洋。盛世才不仅靠印发钞票来应付财政支出，而且还借了二千余万元的外债。毛泽民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毫不畏难，在我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代表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整顿财政金融，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进行建设。

毛泽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整顿财政机构，培训财政干部。过去，财政厅有二百人的编制，实际工作的只有几十个老弱病残。毛泽民到任后，将编制压缩为一百人，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专区)设立财政局，各县设立税务局，均受省财政厅的统一领导。此外，毛泽民还抓了省、地、县银行的整顿，建立了各级金库。这样，就从省到县建立起一整套财政金融机构。之后，毛泽民亲赴喀什，召开南疆各区、县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会议，研究和解决财政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等问题。

为了解决财政干部缺乏的问题，毛泽民在省城迪化创办了财经学校，招收了八十名青年学员，开设簿记、会计、公文程式、统计、财务管理等课程，并亲自给学员讲课。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他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新疆财经情况和我的工作情况与计划的报告》，请求中央“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党中央同意了他的工作计划，并满足了他提出的请求。

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毛泽民说服盛世才，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废除以两为单位的旧银票，改行以元为单位的新币，并确定旧省票四千两兑换新币一元，喀什票一百六十两兑换新币一元。新币正式发行前，毛泽民撰写文章，举办基金展览会，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那时，盛世才手里有一批金银，却不肯拿出来展览。经过毛泽民多方做工作，终于迫使盛世才把金银拿了出来。一九三八年秋，毛泽民利用在省城召开新疆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将银行储存的黄金、白银等基金拿出来进行展览，邀请代表们参观。大家看到银行储存金银甚多，更增强了对新币的信任。一九三九年初，新币正式发行，流通顺利，在短期内就统一了全省的币制。新纸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的统一币制的新纪元”①。

毛泽民对新币的发行量控制极严，以保证新币币值的稳定和信誉。当有些人主张多印些票子时，毛泽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 “滥发纸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也即等于饮鸩止渴。”②

为了增加银行的黄金储备，充实新币基金，保证新币的稳定和经济建设，毛泽民在迪化成立了金矿局，在伊犁、阿山成立了金矿分局。他号召与组织群众去阿山开采金矿，规定群众个人挖得的沙金，除缴纳课金外，余下的可卖给政府或换取货物。金矿局每年收到的黄金，要全部上交财政厅，作为财政收入。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毛泽民在财政厅主持修改了《新疆省限制现金银出境暂行办法》十二条①，改变了过去金银大量外流的情况。

毛泽民对财经制度极为重视，认为它是搞好财经工作的保证。他参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财经方面的规章制度，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银行、金库等方面切实可行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公务人员奖惩条例，从而堵塞了漏洞，一改过去混乱的局面，使新疆财经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防止以盛世才为首的新疆军阀、官僚、地主们继续横征暴敛，贪污浪费，争取尽快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毛泽民领导财政厅编制了收支总预算，制定了三年建设计划和财经制度条例。为了平衡预算，控制预算外的开支，还成立了财经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他经常教育干部：“财政纪律要胜过军事纪律，因为财政是一切的命脉。”他自己更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对盛世才也不例外，使其再不能象过去那样，想要钱就到银行去拿，想要多少就拿多少了。一次，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濬让盛世才将和田街空地丈给人民群众，以这地皮收入作为市政金，给他自己建筑小别墅“明园”。毛泽民得知后，立即向盛世才提出质问，并强调政府应坚持财政统收统支，市政建设也应编制计划，和田街地皮费应上缴财政厅统一调度。使得“邱老爷”的如意算盘当时未能实现。

毛泽民在新疆整顿财政的过程中，不但要和盛世才进行斗争，还要和蒋介石政府进行斗争。原设在伊犁的航空学校，很多学员是蒋介石政府从内地派来的，他们带来大量法币，在新疆套购物资，造成市场紧张，物价波动，影响新币流通。毛泽民针对这种情况，断然决定新疆境内不通行法币，致使内地运来的大量法币变为废纸。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来电质问新疆当局：法币乃国币，新疆乃中国之新疆，为何在新疆不用法币?并电令恢复法币在新疆的流通。毛泽民巧妙地回驳道：第一，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维族人不认识汉字，且法币式样多，票面金额不等，上面无维文，少数民族使用起来有困难;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法币运入新疆，如通行法币，少数民族人民不辨真伪，将导致严重后果; 第三，如必欲在新疆通行法币，应在法币上附加维文; 第四，通行新疆币并不影响交易，凡由内地运来的法币，均可如数在新疆境内兑换使用，新疆币作为新疆币流通，国币仍为国币，二者并不矛盾。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在哈密设立兑换处。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法币套购新疆物资的现象，保证了新币的流通，使物价渐趋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地得到改善①。

在整顿财政中，毛泽民还提出并实现了税制改革。在改革税制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特别表现在税收上。在农牧业税方面，毛泽民提出要按羊的多寡来计税，大牧主的羊越多，税收就应越多，改变过去按户计税的不合理状况。在商业税方面，毛泽民主张对行商和坐贾都要征税，而且按资金和利润多少分等征收。盛世才不肯这样做，在召集各族头人开会时，竭力煽动他们反对。经过艰苦的斗争和细致的工作，毛泽民的办法终于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比如，林基路担任库车县县长时，取消了包税制，把税收项目从原来的二十种削减到七种，受到各族贫苦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整理财政金融的同时，毛泽民还大力支持了新疆工、农、牧、文教、卫生、交通、市政等项事业的建设。他为了发展农牧业，规定省银行和各地分行每年都要给贫苦农牧民发放贷款、贷籽种、贷耕马等。例如，一九三八年，财政厅就给贫苦农民发放了农业贷款四十万元，贷给籽种三万石; 一九三九年，发放农业贷款四十七万五千元，贷籽种四万一千石。这两年中，财政厅还拨专款从苏联购买了各种农机具两万多件。

为了筹集建设资金，毛泽民将新疆省立银行改组成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以吸收商股和社会游资，扩大银行资本，使银行在扶助农牧工商业的发展、调剂金融、稳定物价、反对高利贷剥削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疆商业银行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毛泽民任该行理事会理事长。

在毛泽民的领导和各族各界群众的支持下，商业银行发展得很快。在业务范围方面，有汇兑、存款、贷款、保管等; 在组织方面，除迪化总行外，在伊犁、塔城、阿山等区设了十五个分行，还在莎车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由于分行的设立，营业范围的扩大，营业额的增加，银行利润也大大增加。一九四○年，银行纯利润总数为七十三万四千二百九十六元。商股获利以后，在给股东大会的贺电中说： “我们在银行入股，不但得到了很优厚的股息红利，而且间接地参加了抗战建新的工作。”根据毛泽民的建议，商业银行还开展了“典当”业务，名为“公济当”，规定微利三分，当期一年，到期无力赎取，还可延期。从而抵制了旧当铺月息二十分的残酷剥削，深受劳苦大众的欢迎。

为了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一九四一年，毛泽民主持发行了建设公债。为了使人民了解购买公债的意义，他除了联系在《新疆日报》开辟专栏进行宣传外，还经常表扬购买公债中的先进人物，并让报社“刊出其照片，以广宣传，藉资表扬”①。同时规定：购买建设公债，完全取决于自愿，绝对不加丝毫强迫或摊派②。由于毛泽民领导有方和财政厅、银行的工作人员工作出色，原计划只发行公债五百万元，不到两个月，就实际发行了六百七十余万元③。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和阻力。盛世才见新疆财政有了起色，便借筹集军费为名，企图将财政厅收入攫为己有，遭到毛泽民的坚决拒绝。毛泽民严正指出：新疆的财政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有求必应，日夜开动印钞机，无限制的开支，无限制的供给，这是一条死路; 另一条是紧缩开支，节约使用，量入为出，重点使用，使财政力量得到恰当的发挥，这才是一条活路④。

毛泽民坚持财政制度的措施，严重地触犯了军阀盛世才等人的利益，被盛世才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把他“拔除”。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盛以周彬(即毛泽民)有病，不宜担任繁重工作为借口，把毛泽民调到民政厅任厅长。毛泽民的行动受到了更为严密的监视。

尽管环境恶劣，毛泽民仍始终如一地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为人民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他在《反帝战线》上发表文章，指责盛世才政府的黑暗腐朽，公开提出： “政府凡有施政，务必集思广益，绝不能独断专行”; 必须废除压迫人民的“农官乡约”等封建制度。他到民政厅后，制定了《新疆省区、乡制组织章程》和《区村选举法草案》，明文规定“在各村建立村代表制，每村由人民选举五至十一人任村代表，由区村代表会议来选举区村长”; 区村长的人选，必须是“素孚众望，办事公正”之人。他还指出： “这不仅是新政府的民主制在区村基层的具体实施，而且是根绝过去农官乡约等贪污枉法分子遗留恶习的最好方法”。为了推行这一新的民主制，毛泽民在新疆各地普遍开办区村训练班，派遣共产党员参加训练，又亲自编写了一本《区村训练班讲义》①。在市政组织上，他也领导拟定了《街长选举办法》、《街长办事组织章程》，拟由群众自己选举街长。

年底，全疆各地成立了县政务委员会。关于政务委员会的职权，毛泽民指出： “凡上级重要命令的执行方法，下级区村和民众建议，均须提交县政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使县政工作与民众要求相配合。”采取“这种有组织性的民主设施”的好处是，“一方面容易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积极参加，另一方面在整个工作中能够减少困难，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①这种民主措施，在有共产党人领导的县政府开始实行，并取得了成绩; 有些县政府，经常派员下乡视导; 有的县长亲自出巡，指导民众开发水利、培植农田、修筑道路。

毛泽民为了改善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主张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他在民政厅任职不到一年，就创办医药速成学校一所，为新疆的卫生保健事业造就了一批骨干。在莎车、焉耆等地设立了医院，在库车、奇台、鄯善、温泉等地开设了诊疗所，在喀什、阿勒泰等地设立了药房，又在喀什、迪化、伊犁、塔城等地医院内设立了专科门诊部，为迪化的主要医院购买了X光机等先进的医疗设备。他曾经专为医药工作题词，要求医药干部切实担负起“对全疆民众的保健使命，以期在胜利的基础上争取保健事业更高的发展。”②

毛泽民还整顿和扩大了全疆救济院。原来新疆有少数几个救济院，而且弊端很多。毛泽民领导民政厅拟订了《救济院整理大纲》，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公布施行。大纲规定，全疆共设救济院十六所，收容无家可归的鳏寡孤独，除政府发给他们每人每月三十斤面粉外，还组织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既改善入院者的生活，还有利于他们的健康③。根据这个大纲，新建和整顿的救济院办得都比较好，使三千多名鳏寡孤独得以免除沿街乞讨的痛苦，过上了有意义、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周厅长亚克西①。”

毛泽民在新疆，为党、为各族人民和抗战事业，呕心沥血，不畏艰险。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多次因过度疲劳而晕倒。有一次晕厥过去后，同志们送他回家休息。他一苏醒，又挣扎着坐起来，继续批阅文件。他曾深沉地对大家说： “我到新疆来，就是要为新疆人民多做一些工作，这是我最大的愉快。人民的事业，每一件都有时间性，不能因为个人的健康而受到延误。”②一九四二年夏天，恶性鼠疫、斑疹伤寒在新疆西部流行，许多人染病而死。毛泽民闻讯后，立即组织医疗队奔赴疫区。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亲自到疫区几个县来回奔波，指导和检查防治工作。由于操劳过度，引起血压上升，心脏病、支气管炎一齐复发。但他还在病榻上坚持起草了给全疆医务人员的指示信，提出当时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③。

毛泽民在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常说： “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前方将士浴血疆场，我们后方民众虽然过着安静的生活，但不能高枕无忧，应当节衣缩食，踊跃输将，全力支援抗日前线。”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九四一年秋，他因肠子刺痛复发，在水磨沟疗养了一个短时间。按照当时规定，专员级以上官员在疗养期间的一切生活费用，可以按交际费的名义报销，还允许带一两名工作人员帮助做杂务。毛泽民作为厅长，本可享受这种待遇。但他没有这样做，找了一个汽炉子，自己解决饮食问题。平时，他不抽烟，不喝酒，衣食住行十分节俭。他从内地来新疆时戴过的一顶旧皮帽，一直戴到入狱就义时。他每月的薪金，绝大部分交了党费。然而，他对身边同志却体贴入微，尽力帮助。财政厅秘书郑亦胜从迪化到南疆联系工作，来回走了几千里路，花销很大，按规定报销后，本人还亏空了一百三十多元。毛泽民知道后，便从自己薪金中拿出一百元钱，送给这位秘书①。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贯穿毛泽民一生。

(六)

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工作成绩，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却使盛世才坐立不安。他想方设法，要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德国法西斯又进攻苏联，国际国内形势逆转。这时候，盛世才以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不行了，于是逐渐撕下了他“亲苏拥共”的假面具。一九四二年八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来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这样，盛世才就公开投靠国民党，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潭秋、毛泽民等建议党中央从新疆撤退共产党员。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退党员的计划。由于当时新疆通往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封锁，他们准备暂时撤退到苏联。在与苏联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以前，毛泽民和陈潭秋一起，组织一百一十七名准备撤退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革命气节教育，要求他们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应付突然事变。

预料中的突然事变很快发生了。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下午一时，盛世才端出蓄谋已久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他派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住处包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逮捕软禁。面对敌人的阴谋，毛泽民满腔怒火，当众将盛世才手下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了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向盛世才请示，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盛世才： “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盛世才吱吱唔唔，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毛泽民知道这家伙已无可救药，愤怒地把电话机砸烂①。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盛世才把被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四月十日起，敌人开始对毛泽民进行连续审讯。从保存下来的“刑讯记录”可以看出，毛泽民是怎样把敌人的法庭当作战场，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反动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头一次审讯开始之后，毛泽民大义凛然，宣传了我们党的正义主张。

敌：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什么?

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敌：你们八路军的人到新疆，中共中央给的什么指示?

毛：我们的目标是搞统一战线，帮助新疆建设。

敌：共产党在新疆的组织活动怎样?

毛：我们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而斗争，没有个人利害。

在五月五日的审讯中，敌人恶毒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诬蔑共产党人在新疆搞“暴动”，毛泽民慷慨陈词，痛斥了敌人的无耻澜言。

敌：八路军由三个师偷偷摸摸扩充到五十七万人，这对吗?

毛：八路军扩充到五十七万人，对抗日有什么不好?八路军杂志上已经公布说有五十七万人，当然不是偷偷摸摸的，况且朱德是中央任命的。

敌：假定你们在新疆有阴谋暴动的事情怎么办?

毛：我们做的一切，对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没有违背过的，而且完全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工作。我认为你们所说有什么阴谋，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我们在新疆整理财政，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更没有违背民族利益。在新疆四、五年辛苦于抗战建新事业，事实俱在，哪有对新疆政府进行阴谋事件之理?我要求把事实拿出来!

当敌人理屈词穷无言答对时，就问毛泽民： “你是不是叫毛泽民?” “你是不是毛泽东的令弟?

毛泽民用嘲笑的口吻回答说： “请你们问督办去。”

敌人气急败坏，逼着毛泽民说： “要你表明立场! ”

毛泽民答：我是共产党员!

敌：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行不行?

毛：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敌：你究竟愿不愿意脱离共产党?

毛：我不脱离共产党!

敌人无计可施，便对毛泽民用刑，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敌人继续用严刑逼供，审问内容还是老一套：逼他招认在新疆搞“暴动”，逼他脱离共产党。

敌：你脱离共产党好不好?

毛：脱离共产党是不可以的。

敌人重复问： “脱离共产党可不可以?”

毛泽民坚定不移地回答： “不能脱离!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

敌人边用刑边逼问： “假定你们有阴谋暴动呢?”

毛泽民斩钉截铁地回答： “绝对没有这回事! ”

在酷刑加身的情况下，毛泽民依然镇定自若。他那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他那字字千钧的有力答辩，使得敌人张口结舌，无所措手足。

五月七日，敌人演出了“隔幕对质”的滑稽戏。他们让怕见阳光的叛徒潘柏南、刘西屏等人躲在刑讯室一角的幕布后面，作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见证人”，捏造所谓“暴动”计划和部署等谎言，并劝诱毛泽民投降。毛泽民怒不可遏，喝道： “潘柏南、刘西屏，给我滚出来! 别躲在后面学人话。告诉你，盛世才可以出钱买你的灵魂，可买不了铁的事实! ”①敌人见绝技也不能奏效，便对毛泽民进行十数日昼夜不停的审讯，动用了“抽皮鞭”、“坐飞机”、“站岚炭”、“坐老虎凳”等等惨无人道的酷刑。酷刑摧毁了毛泽民的身体，但摧毁不了毛泽民的钢铁意志。他如天山苍松，巍然挺立!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深夜，敌警务处处长李英奇与敌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三字名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二监狱。他们指挥九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子勒死，装进麻袋，用汽车拉到六道弯，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

作者附记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韶山陈列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和资料。

2. 邓子恢、曹菊如、毛特夫、沈玉山、杨逢春、杨天培、刘德贺、赖毅、杨荣勤、钱希钧、朱旦华、郑亦胜、毛远志等写的回忆材料。

3. 访问钱希钧、朱旦华、黄火青、方志纯、张子意、徐彬如、周铁忠、罗章龙、吴亮平、吉合诺夫、于村、王韵雪、陈茵素、蒋连穆、郑亦胜、冯铉、高登榜、钱平、马殊、江泽民、刘进中、杨锡光、刘琦、宋侃夫、汪小川、陈清源、谢江庭、张东月、马肇嵩、张仲实、秦化龙、韩福音、李云扬、陈祖元、徐明乐等的谈话记录。

4. 报刊发表的有关回忆文章。

注释

*编写组成员有万志方、关继廉、陈秀玉、张宝裕、郎涛、郭雨邨、唐振南、高菊村。

①见《辞海》《毛泽民》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30页。

①1969年访问肖劲光谈话记录。

②③毛泽民: 《消费合作社报告》,见《安源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正太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祝词》,见《湖南现代史资料汇编》第1册。

①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见“广州第五届农讲所学员名单”,载《中国农民》,人民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

①《华新印刷厂——党中央过去在天津的秘密印刷厂》,见1962年9月30日《天津晚报》。

①《毛主席一家六烈士》,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李静峰:《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①《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①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②访问邓子恢记录。

③《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①②《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①方志纯:《回忆毛泽民同志》,载《党的生活丛刊》1980年第3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郑亦胜的回忆材料,存韶山陈列馆。

①王群:《长征途中的毛泽民同志》,载《红旗飘飘》第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①王群:《长征途中的毛泽民同志》。

①三边,即陕北的定边、安边、靖边地区。

①毛泽民致蔡子伟、余建新的信(1938年1月7日),载《革命烈士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②钱希君的回忆材料,存韶山陈列馆。

①《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委任状》(1940年7月),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①1939年1月20日《新疆日报》。

②刘德贺: 《大力整顿财政,积极为各族人民服务》,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展览馆《资料汇编》。

①1939年11月16日《新疆日报》。

①刘德贺: 《对革命先烈毛泽民同志有关整顿财政和在新疆工作时的回忆》,载1961年6月12日《新疆日报》。

①毛泽民为《新疆日报》发行公债专用栏写的发刊词(1941年)。

②毛泽民在工商晚会上的讲话,载1941年《新疆日报·发行建设公债特刊》。

③1941年《新疆日报·发行建设公债特刊》。

④王嵘: 《忆革命先烈毛泽民》,存韶山陈列馆。

①《第一次全疆妇女代表大会纪念册》 (1942年),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①《反帝战线》第7卷第4期。

②毛泽民为全疆医药工作题词,存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

③1941年10月31日《新疆日报》。

①亚克西,维吾尔语“好”的意思。

②③赛福鼎: 《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载1962年3月17日《新疆日报》。

④《毛泽民烈士遗语择录》,见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简介材料。

①郑亦胜的回忆材料,存韶山陈列馆。

①郑亦胜的回忆材料。

①毛泽民在历次审讯中与敌审判官的对话,均引自当时的“审讯记录”,原件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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