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彭璜人物传,彭璜生平事迹,彭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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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璜,字殷柏 (又作荫柏) ,湖南省湘乡县碧溪乡 (今大乐公社) 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十一月。父亲体弱多病,家庭经济拮据,因得房族的帮助,才完成了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的学业。

一九一九年彭璜在商专就读时,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五四运动。五月九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彭璜义愤填膺。他在商专等校学生中积极进行宣传,号召同学们奋起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赴湖南进行联络活动的代表邓中夏等两人到了长沙。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毛泽东等于二十五日上午召集湖南工专、法专、明德中学、雅礼学校、周南女校、楚怡工校、长沙师范、妙高峰中学等校二十多个代表举行会议,彭璜以商专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听取了邓中夏关于北京学生运动详细情况的报告。他对北京政府外媚强敌、内压人民的罪行甚为愤慨,极力支持毛泽东关于迅即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各校罢课的提议。会议就此作出了决议。会后,彭璜立即为此日夜奔走。经过他和毛泽东等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学生代表的宣传、酝酿,湖南学生联合会即于二十八日上午在省教育会正式宣告成立,彭璜被各校代表选为副会长,会长是法专代表夏正猷。

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动罢课,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但是,长沙学生对于罢课的态度存在分歧,学联几次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经过彭璜等人的艰苦工作,直至六月二日召开全市学生大会,才得以通过第二天举行总罢课的决议。“六月三日,大多数学校罢课了,只有明德、法专和几个女校没有罢课。法专代表黎宗烈、邱惟勤对罢课坚持甚力,带领部分同学手持木棒站岗,不许上课,终于达到了罢课的目的。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耐心说服,明德也随即罢课。法专代表夏正猷身为学联会长,而自己的学校不能带头实行学联的决议,引起了各校学生的不满,遭到攻击。他不久便辞职了,学联改选彭璜为会长。”①随后,以彭璜为会长的湖南学联,领导长沙各校组织讲演队、戏剧队和检查队,每天轮流到街头和沿江码头进行活动,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高潮,便在长沙这座古城汹涌澎湃起来,并波及三湘四水之间许多城镇和部分乡村。

当省垣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掀起高潮以后,彭璜又于六月十六日奔赴湖南的第二大城市衡阳②。在那里他会见了湘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同他们商讨了进一步在衡阳和湘南各县开展反日爱国运动的种种事宜。随后,衡阳的反日爱国运动在夏明翰等人的领导下,也进入了高潮。

为了把湖南学生联合会、救国十人团和国货维持会等小联合,汇成全省人民的大联合,以统一斗争目标,统一行动,毛泽东、彭璜等决定仿效上海的办法,成立各界联合会。七月九日,省学联邀请泥木、轮船、印刷出版、磁器、绸布、苏广、纱业等三十多个行业和基督教青年会、长沙县农会以及各学校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在商专开会,会议由学联会长彭璜主持。彭璜说,成立各界联合会的宗旨,“在联络各界感情,固结团体”。他指出: “现在我国前途危险已达极端,我们是处于极危险之地位,欲求从速挽回,诞登彼岸,非与各界联络一气共策进行不可。”他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地宣布: 学联发起组织各界联合会的政治目的,“专在除去障碍物,推翻武人政治,排斥官僚派及阴谋家,故拟组织各界联合会,造成真正平民团体”①。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后,通过成立各界联合会,并推举各界代表二十人,组成各界联合会代表团。

彭璜因在五四运动中斗争坚决,并显现出了他的卓越才能,很快被毛泽东等人吸收加入了新民学会,迅速成长为学会的骨干分子。

接着,彭璜又全力投入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张敬尧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南北军阀混战中进入湖南,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督军。张敬尧在湖南纵兵劫掠,搜刮民财,弄得湖南人民十室九空,真是罪恶累累。湖南人民称他为“张毒”(毒与督同音) ,并谓“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五四运动发生后,张敬尧极力压制湖南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并封闭了省学联的机关刊物《湘江评论》 。还在一九一八年底,一些被张敬尧逼走的湖南上层人士,曾在上海组织湖南善后协会,目的之一就是“去张”。搞了一年,无甚结果。一九一九年八月,彭璜等人被湖南学联派往上海,扩大驱张宣传。彭璜抵沪后,即同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 (彭是该会干事之一)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声援。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到达上海,彭璜等人与代表团一起,组成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一九二○年二月一日,出版了由驱张代表团创办、彭璜等人主编的 《天问》 周刊。

《天问》继承了毛泽东创办的 《湘江评论》反帝反封建的传统,并以“民众大联合”作为驱张运动的指导思想。《天问》的发刊词鲜明地提出了“民众自决”的口号,说: “政府既坐视而不之救,(南北) 和会又久经停顿,并一万恶之张敬尧而不能去,湘民何辜,至于此极”。“夫政府与和会既不可恃,则吾人之所恃者,惟在民众之自决。”该刊每期都有一、二篇甚至三篇“评论”,其基本思想是强调依靠人民,对南北政府和南北和会不抱幻想。评论说: “北京政府,吾人直可视为堕甑不顾,与言去张,犹与虎谋皮,无益于事。” 南方政府,“假护法之名,图分脏发财之实”,和会自经停顿,久已阒然,即使复开,但顾分脏,安问民瘼”。因此,评论认为“去张之手段,在一面鼓起群众,一面预备实力”。它公开宣告: “宗旨以排除张毒为初步,铲除军阀为究竟。” 《天问》共出版了二十四期 (最后一期是一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出版),除发行全国外,还发行到日本、南洋和法国等地,在驱张运动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彭璜为它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张敬尧于一九二○年六月被逐出湖南,继之而来统治湖南的,是湘系军阀谭延闿和赵恒惕。他们图谋用“湖南自治”的幌子达到其封建割据的目的。彭璜和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于一九二○年秋,发动湖南各界进行了一场人民宪政运动,与谭、赵进行了必要与可能的斗争,揭露了他们所谓自治的假面具。

同年八月,毛泽东为在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彭璜极力赞助。他和毛泽东、易礼容被推举为文化书社的筹备员,为书社的创办和开展工作积极贡献力量。与此同时,彭璜和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他们都被推选为该会的筹备员。当俄罗斯研究会正式成立时,毛泽东被推举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①。随后,彭璜等人发起了留俄勤工俭学运动,任弼时、肖劲光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得到毛泽东等的帮助去苏俄学习的。

当时,处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湖南,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称之为“过激主义”,苏俄被诬蔑为“饿死人的地方”,社会上一般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不了解。在此情况下,彭璜挺身而出,于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一文,热情洋溢地介绍苏俄的国内情况和对外政策,认定中国也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彭璜说: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如 (一) 废除土地私有制; (二) 各种大企业收归国有; (三)公布劳动义务。即此数端,已足见俄国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均匀。既无阶级产业上的区别,大有 ‘贵则皆贵’ 、‘富则皆富’ 的表征。”他针对反动分子诬蔑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友好声明是别有用心的谰言,严厉驳斥道: “劳农政府对外的方针: (一) 排斥秘密外交,力与各国人民谋亲善; (二)废弃殖民政策,民族有同等的待遇。”苏俄政府声明,“凡俄旧政府在满洲、蒙古及其他省内的一切权利,如森林、矿山、租借地、赔款以及中东铁路等,一并无代价、无条件的退还于中国。难道这也是对于中国有恶意吗?”至于说到“传播主义”,彭璜写道: “不错,我们在他的通牒中,的确看出他的主义是: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来收回最大多数人固有的幸福; 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就是他们通牒中传播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义,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彭璜认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要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他在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说: “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似,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但是,他认为外国的经验不能生搬硬套,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地运用。他在发言中指出:“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当上海、北京等地已经出现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正在酝酿建立共产党时,彭璜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组织劳动党有必要。”对于两个多月前刚创立的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热忱支持,说“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

彭璜很早就认识到,过渡时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劳农政府”。他说: “和平的世界,是俄人革命的目的;劳农的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经过的阶级(段)。”①我们从留传至今的文字记载来看,在一九二○年八月,就能如此明确地认定过渡时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劳农政府”,这在全国来说,是少有的难能可贵的灼见。

彭璜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泽东对他亦推诚相见,曾在信中称赞彭璜“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但同时又严肃地指出他存在着“自视过高,看事过易”,“感情及意气用事”等缺点,特别是指出他在处理某些私交问题时“未免过当”,并说: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毛泽东还对彭璜说: “弟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彭璜也听取规劝,注意克服缺点。

蔡和森也非常器重彭璜,曾在一九二○年八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深入工厂、机关,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①。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彭璜在长沙参加了共产党,是湖南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令人惋惜的是,此后不久,风华正茂的彭璜,因故精神失常,在长沙失踪,下落不明。

注释

①蒋竹如: 《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载《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145页。

②见1919年6月17日湖南《大公报》。

①《纪昨日学生联合会之茶话会》,见1919年7月10日湖南 《大公报》。

①《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载1920年9月23日上海 《民国日报》。

①《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载1920年8月29日湖南《大公报》。

①见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信,载《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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