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钱亦石人物传,钱亦石生平事迹,钱亦石评价

Posted 2022-05-05 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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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钱亦石人物传,钱亦石生平事迹,钱亦石评价

钱亦石，一九二四年入党。是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忠诚的杰出的战士。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抗日斗争中因劳瘁过度而病逝。

勤奋读书追求真理

钱亦石是湖北省咸宁县人。他原名城，字介磐，笔名啸秋、史、谷荪、白沙、石颠、巨涛、浪沫、楚囚、曙生等。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生在离县城三十余里的山村钱家庄。

钱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祖父钱少白，有兄弟四人，都是前清秀才。父亲钱贻青，读经史，习孔孟，因体弱多病，未能赴考，但寄厚望于儿子。钱亦石刚懂事时，就教认字、背诗、读《三字经》，七岁即送读蒙馆。十一岁时，父亲因肺病去世，母亲郭氏，靠出租祖遗三十多亩田以维持家计。伯父钱双溪是个绅士，支持侄儿继续读书。钱亦石十五岁升入经馆，攻读经、史、子、集。三年后，他邀集五个青年友好，在离家十几里地的柏墩挂榜山九龙寺自学。那里有个洪崖学会，藏书颇丰。他广泛阅读，刻苦钻研，诗词书画，无不涉猎，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九○九年夏，钱亦石在伯父的资助下考入汉口商业学堂。这个从山村来的青年，看到这个被帝国主义炮舰轰开的“通商口岸”，租界洋楼鳞次栉比，洋人恣意横行，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常常想：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是怎样降落到这个地步的呢? 这期间，他好读章太炎、邹容等人鼓吹革命的文章和著作，尤其喜爱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天演论》一书他不仅自己朝夕诵读，而且还翻印了数百本，分赠同学友好，以广流传。他并不喜爱商业，没等毕业就回家从事乡村教育去了。

当辛亥武昌首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咸宁乡下时，钱亦石十分振奋，在该县第一个剪去辫子，一时“和尚” 之名，不胫而走，传遍乡里。次年夏，参加武昌首义的张难先，应邀在通山县城山学社主讲，钱亦石闻讯赶去听讲。张难先目睹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去，忧愤难巳，第一课讲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时，不禁声泪俱下，然后以《言志》为题，命学员作文。钱亦石的作文，直抒胸臆，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张难先极为赞赏，说：“钱城是我的老师”。

一九一五年下期，钱亦石再次来到武昌，寻求深造的机会。在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他认为“科学”和“教育”是救国之道，于是决心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现代科学。一九一六年秋，他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预科，一年后转入博物部学习。他年轻气盛，抱负甚高，取字介磐，别号强行室主，表示要决心奋力上进。“自然科学吸引了他绝大的兴趣，显微镜使他永远成了近视眼。在校时各科成绩均佳，名冠同侪。”①他还发奋学习英文和日文，能阅读英、日原版书籍。每逢课余假日，他就与同学登蛇山，游郊野，收集动物、植物、矿物标本，丰富学习内容，充实专业知识。他被选为博物部学生会主席，主编《崇实》杂志，组织同学切蹉科学知识。他还常和在中华大学学习的恽代英讨论教育之理想，在《光华学报》上发表文笔隽永、思想深刻的史论。

一九二○年夏，钱亦石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武昌高师，被湖北省教育厅录用为科员，不久即以精明强干、案无积牍而受到称赞。但是，他最热心的却是革新教育的实践。这期间，他在武昌几所学校担任课程。董必武等创办武汉中学时，邀他担任生理卫生课教员，他欣然应允。先期于武昌高师毕业的校友张朗轩(张栗原)、何定杰介绍他和陈潭秋到武昌高师附小教学，他也应聘前往。一九二一年，他还和校友一起，创办了共进中学，建立了共进书社。

为了促进教育改革，董必武、陈潭秋、钱亦石、张朗轩等一道组织了湖北新教育社，出版了《湖北新教育》刊物。由于刊物发表的言论激进，省教育会组织守旧顽固派进行围攻，并勾结官府施加压力，迫其停刊。钱亦石还经常在黄负生等人主办的《武汉星期评论》上撰文，分析湖北教育状况，揭露存在的问题，鼓吹普及和革新教育。他在《湖北教育经费调查》一文中指出，湖北教育不振，原因复杂，就经费而论，数目太少，支配不当，甚至有人“自便图私，从中侵蚀”。他列出教育经费收支的详细数字，以期引起各界的注意，呼吁给教育以“一线生机”。

一九二一年暑假，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相继来汉讲学，提倡“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不久，湖北职业教育社、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进步人士郭肇明为名誉董事长，董必武、张眉宣(张国恩)为正、副董事长，陈潭秋、钱亦石、张朗轩、刘子通、冼百言、陈荫林等为董事。钱亦石热心编印平民教育课本，指导启明工读学校印刷社、粉笔墨计社、牙粉鞋粉社的工作，希望职业教育、平民教育能得到迅速发展。

钱亦石很注意社会问题的研究。他看到一般踏入社会稍久的人，日渐与社会同趋腐朽，便将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他以极大的精力去做武昌高师附小教导主任的工作，想把该校建成一所完善的、合乎“教育理想”的模范学校。他致力于制订教学计划，改革课程内容，重视艺术教育，注意学生身心发展。他编印《少年新村》校报，发表改革教育的主张。每天早晨，太阳初升，他召集全校学生做操，开朝会，训导学生。每次朝会，学生们歌声嘹亮，唱着钱亦石编写的《校歌》：

朝阳东升，

象我们的生命，

活泼泼地是我们的心灵。

有师作我南针，

有友和我乐群，

大家努力，努力前进!

建设理想的少年新村，

发扬伟大的平民精神!

这歌词反映了钱亦石的教育思想。钱亦石为革新教育倾注着全部心血。

在武昌高师附小教书的老师，多为武昌高师的毕业生。比钱亦石早一届毕业的陈潭秋是英语教员，住在校内。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对学校中一批有“教育救国”思想的老师，经常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开导工作。他常说：救国是政治问题，教育决不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都是没有希望的，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才是消除一切弊端的根本出路①。在陈潭秋的启发下，钱亦石开始冲破“教育救国”的樊笼，认真思考救国之道。他在处理校务之暇，广泛阅读各种政治书籍。他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河上肇的《通俗资本论》，陈独秀编辑的《社会主义讨论集》，也读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在广泛的阅读、认真的比较、深刻的思考中，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这时编写了一首《国耻纪念歌》，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

来! 来! 来!

唤起各阶级联合!

进! 进! 进!

废除不平等条约!

树起民族革命之旗，

扯破世界黑暗之幕!

长期存在于钱亦石思想中的“教育救国”论破灭了，他开始认识到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民族革命才能救国的真理。

湖北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省教育会为守旧的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派所把持。他们扼杀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点点改革，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一九二二年中共武汉区委成立后，董必武、陈潭秋在发动工人运动的同时，还发动和领导学生运动，反对封建军阀和守旧势力的统治。他们继领导湖北女师学潮之后，于一九二三年又领导了湖北一师学生运动。湖北一师校长刘凤章，是阳明派老学究，推行复古教育。该校几个进步学生，因反抗学校守旧势力被开除后，溺水身亡，董必武等发动学生掀起驱赶刘凤章的学潮。钱亦石这时在该校任伦理学教员，他发表演说，解囊捐款，极力支持这一斗争，并在督军肖耀南祝寿时派学生到都署衙门去撒传单。肖耀南极为恼火，说钱亦石“赤化了”，是“过激党”，撤去他的教育厅科员和一师教员职务。钱亦石不畏强暴，写了《受诬停职记》，揭露事实真相，印刷成册，广为散发。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又假惺惺地要给钱亦石复职，遭到他的毅然拒绝。此后，他主要担任武昌高师附小教导主任，兼任勺庭中学、共进中学和中华大学中学部博物教员。

在斗争实践中，钱亦石更加坚定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一九二四年二月，他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投身革命矢志笃诚

钱亦石入党后不久，即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国民党，协助董必武筹建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扩大党的统一战线。一九二四年春，临时党部成立，钱亦石负责宣传工作。

当时武汉处在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之下，临时党部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任务很繁重，工作也很艰苦。曾和钱亦石共同战斗过的邓初民回忆说： “亦石先生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其革命与工作的精神，就是 ‘沉着’ 、‘机警’ 、‘从容’ ……那怕是一件革命文书的收藏，都有他特别的条理与技术，那怕是一件普通事务的处理，都有他特别的英断与机密。”①临时党部成立后，为了试探军阀的反应，钱亦石组织武高附小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举行一次游行。他事先作了周密的布置，并决定只由他一人负责领队，以便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由他一人承担责任。游行队伍举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反对发行军用票”、“反对盐斤加价”等旗帜，高呼口号，经过汉阳门、长街等闹市区②。这次游行引起了市民的极大注意，为“二七”惨案后一度沉寂的武汉人民的斗争揭开新的一页。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武汉革命运动迅速高涨，从六月一日起，罢课、罢工、罢市浪潮席卷江城。六月十一日，英帝国主义为扑灭这场反帝烈火，悍然出动武装士兵对游行群众开枪，造成死八人、伤多人的汉口惨案。这就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武汉三镇人民分别在三处会场举行“六一一”惨案追悼会，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在武昌会场，钱亦石、李书城等二十人陪祭。从此，武汉人民开展了持续数月的反帝斗争。

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董必武、钱亦石、蔡以忱、吴德峰等当选为执行委员，钱亦石兼任宣传部长。

钱亦石很注重宣传阵地。还在五月间，他就创办了《武汉评论》周刊，在全国十多个省份发行。他以石颠为笔名，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时评，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他还编辑“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专号”，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论述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又编辑“总理逝世周年专号”，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一九二五年前后，国家主义派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他们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其头目李璜、余家菊在武昌大学(武昌高师改名)任教，收罗党徒，组织所谓“前锋社”，散布反动的国家主义。钱亦石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反对醒狮派国家主义》、《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本质，驳斥他们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攻击。

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钱亦石和陈潭秋等一起，发动了对湖北省内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成立后，参加西山会议派的武昌大学校长石瑛，伙同居正、郭聘帛等，反对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形成一股以石瑛为首的右派势力。五卅运动爆发后，石瑛秉承肖耀南的旨意，决定提前放暑假，企图以此来削弱学生的反帝力量，致使一部分学生离校没有期考，秋季开学后又令学生补考，武昌大学附中学生极力反对。在“学校当局强制执行结果，留级者竟达百名，全校哗然”①。陈潭秋、钱亦石等决定借此发动驱赶石瑛的学潮。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在武汉地区其他学校进步学生的声援下，在该校名教授李汉俊、黄季刚等的支持下，终于迫使石瑛“辞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职”②。这对湖北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直到北伐军到达武汉，他们都不敢随意蠢动。

钱亦石在从事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努力发展共产党的力量，介绍一批先进教师入党。他继续改革教学，给学生讲授《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释》，宣传马列主义，做革命的启蒙工作。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他选派胡彦彬(胡伊默)、伍修权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前往学习，为革命培养干部。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董必武、钱亦石、蔡以忱、袁溥之等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中共中央派往大会任党团负责人的张国焘，在讨论国民党中央委员人选时，没有安排湖北的名额。在党团会议上，“钱亦石据理力争，并对张国焘说：你是中央代表，要懂得各地区和各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和价值。湖北是辛亥首义之区，牺牲了很多人，作出了重要贡献。董必武同志跟随孙中山总理革命多年，做了不少工作，在湖北最有威信，完全符合中央委员人选。这不是一个委员名额的问题，这是关系到革命工作的大事! 经过几次力争，董必武终于在我党的推荐下，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③

这年二月，湖北督军肖耀南病死，吴佩孚用联军司令部名义，任命其死党陈嘉谟为湖北督办、杜锡钧为湖北省长，引起湖北各界人民的公愤。钱亦石认为这“正是吾鄂人直接收回政权之良好时机”，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对本省政治宣传大纲》，提出了斗争目标。大纲列举直系军阀在湖北历来的罪恶，吴佩孚再起后给湖北人民造成的痛苦，并针对当时各阶层不同的政治态度，提出“反对吴佩孚把持湖北政权”，“废除督办省长制，组织委员制之省政府”，“保障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等项政治主张①。这个大纲在湖北人民中激起了对北洋军阀的更大愤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日益高涨，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作了政治舆论准备。

反帝反封奔走江城

在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之际，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董必武、钱亦石等对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北伐军长驱直入，八月底取得汀泗桥、贺胜桥大捷，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九月七日北伐军攻下汉阳、汉口，武昌之敌闭城死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事先已由武昌迁到汉口办公，董必武、钱亦石为北伐军的到来，为攻克武昌城而忙碌。钱亦石常说： “要人去找事做，不是事来找人做。”他带着同志们去组织民众，慰劳将士，支援前线，瓦解敌军，夜以继日地操劳。他的母亲和全家困在武昌城中四十天，吃用无着，但他毫不分心，仍旧沉着、机警地布置着军事与党务。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北伐军总政治部，在汉口华商跑马场(现武汉医学院境)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大会由董必武主持，邓演达、郭沫若代表北伐军讲话，钱亦石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讲话。钱亦石在讲话中热烈祝贺北伐战争的胜利，高度赞扬铁军的战斗精神，表示要全力支持北伐军的继续进军。会上群情激昂，军民欢洽，一致表示要乘胜前进。十月十日，北伐军在人民支援下奋勇攻克了武昌城。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董必武、钱亦石、邓演达、徐谦、张国恩、郭树勋(郭述申) 、王延成等七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分析了革命形势，制定了新形势下的工作方针。十五日，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董必武、钱亦石、何翼人三人为常务委员。钱亦石根据大会的精神，起草了《大会宣言》、《关于党务之决议案》、《大会宣传大纲》。宣传大纲针对当时形势尖锐地指出： “革命势力的基础，是要建在党上面”，而现在“军事势力有了很快的发展，党反而落后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大纲提出必须将党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使党来领导政治。“为建筑党的基础起见，须拥护总理之农工政策”，必须“大多数农人工人之参加，基础才能以巩固”。对当时斗争非常激烈、决定革命进退的农民问题，大纲指出： “农民已形成一个中坚的革命力量，本党应该发展巩固并领导这种新的革命势力，以消灭旧封建势力的存在，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促进真正民主革命的成功。”①大会决定开办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为各县工运、农运、妇运培养干部，由钱亦石任校长。这期间，钱亦石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共产党党团书记。他在湖北省为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促进工农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革命的发展，革命势力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日趋尖锐。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企图未能实现，一九二七年一月九日又来到武汉观察形势。他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湖北省党部的集会上，当面恭维湖北党务运动的发展“比广东强”，而内心却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优势的湖北省党部以及武汉地区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极为仇视。他回到南昌加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勾结，制造了一连串的反革命屠杀事件。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吴玉章等领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开展了一个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推动武汉地区反蒋斗争的发展。三月二十九日，钱亦石在省党务干部学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致词，指出必须“打倒封建势力”，“建筑民治基础”，“绝对受党指挥”，“否则就会走入反革命的道路”①。由于董必武、钱亦石联合国民党左派开展反对右派斗争的结果，改组了蒋介石任命的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四月十日，正式成立湖北省政府，实行常务委员制。省政府成立那天，由钱亦石起草了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名义发布的对省政府的训令，把省政府置于省党部的领导之下。省政府成立后，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蒋介石反革命面目进一步暴露的时刻，四月十一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二十五次执委会，通过了“呈请中央速免蒋介石职务，以免假借名义，藉图反动”的议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又发出由钱亦石起草的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巳“罪恶昭彰，万难姑容”，敦促国民党中央“当机立断，明令免职，并派遣军队严加制裁”①。此后，湖北武汉地区讨蒋声势日益高涨起来。

五月三十一日，钱亦石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总理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对蒋介石叛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并提出一系列应变措施。他说：“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以后，蒋介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叛，这不是蒋介石个人的问题，是反动的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既脱离了革命战线，我们现在更加要团结巩固，要使工农和工商业者切实联合起来。”为此，他提出在政治、党务、农运、宣传等方面的应变措施。在政治方面，“一、应在中央外交政策之下，加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二、集中革命力量，打倒蒋介石;三、巩固工商业者革命联盟，并请政府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在党务方面，“一、整顿组织，对组织松懈分子复杂的分别重新登记，县市执委会不健全的，派得力人员指导或改组; 二、扩大组织，一是要多吸收农工群众及中小商人入党，二是各级党执委会须有农工及中小商人之党员参加; 三、要特别宣传党员及革命群众到军队中去”。在农运方面，政治上，“一、建设乡村自治机关”。“二、巩固农村革命联盟”，“三、农民与士兵应有进一步之联合”，“四、农民武装自卫”; 经济上，“一、实行二五减租政纲”，“二、将一切官荒拨归农协，交贫农耕种”，“三、对于已没收土豪劣绅之土地，仍由原佃户耕种，已没收之动产，应完全作为合作社之基金”; 组织上，“一、各级农协与党部农民部，应发生密切关系”，“二、在乡村农协组织，应特别严密肃清混入土豪劣绅投机分子”; 在宣传上，“一、须将乡村真实状况，向城市中宣传，以破除非难农运的谣言”，“二、应宣传 ‘农民武装’ ，‘乡村合作社’ ，‘革命群众到军队中去’ 之重要”①。钱亦石的这些意见，反映和贯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对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倾向一再退让，助长了汪精卫的反动气焰，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攻读马列钻研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南京蒋记国民政府成立后，四月十九日发出“通缉共党和跨党分子名单”，钱亦石在通缉之列。在这种情况下，钱亦石根据党的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日本。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钱亦石在地下党的护送下，浮槎东渡，到达日本京都。他化名钱啸秋，和董必武一起，住在友人袁范宇的弟弟家中。他在这里阅读了大量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精读了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他还十分注意收集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资料，整理归纳，分门别类，装订成册。

三个多月后，钱亦石来到东京，和杨江接上了关系，共同负责东京留学生中党组织的工作。日本当局对他们的活动特别注意，多次派军警侦缉，均被他们机智地躲过去了。其时郭沫若也在东京，钱亦石常和他聚首交谈。郭沫若后来写道：“我们有一段短短的期间同住日本东京，他很关心我，认为日本危险，不宜久居，要我离开。”钱亦石离开日本后，“他始终关心着我在日本的安否”①。

八月，根据党的决定，董必武、钱亦石转往苏联。九月，钱亦石被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同在这个班学习的有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杨之华、方维夏等十多人。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大，是斗争经验较丰富、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因此，当时又戏称为“老头班”。他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党的建设等课程，学习和讨论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钱亦石刻苦钻研，努力攻读，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学得特别认真，受到好评。他在政治上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王明的错误进行过抵制和斗争。

在学习中，钱亦石特别注意弄通原著，联系实际。他研读了恩格斯的名著《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感到它“确是唯物史观的开山祖，用其自己创新的方法，解释历史的具体模范”①。当时，在国内，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因此，他认为“这本书对于中国到现在还未失掉时效”，“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刻的了解现代问题”②。于是，他决定将它全部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去，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一九三○年暑假，他怀着异常兴奋的情感，用了四十天工夫，参考了该书英文、俄文、日文三种版本，译完了这本书，并将译稿交给董必武审阅，征求修改意见。

一九三○年十二月，钱亦石离开莫斯科，途经满洲里，化装成铁路工人回到上海。

著书立说传道授业

钱亦石到上海以后，开始文化推进者的生涯，从事翻译著述工作。因社会环境的关系，他所翻译的著作以及撰写的政治、经济论文和专著，多用啸秋、史、亦石、楚囚、巨涛、曙生、白沙、谷荪等笔名发表。“九一八”事变前后，他撰写了《哲学常识》、《优生学大意》、《进化论浅释》、《地质学概论》等书，并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翻译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进行整理，均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发行。

一九三二年，经我党组织的联系，钱亦石被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敦聘为教授，主讲《中国外交史》、《现代教育原理》、《近代世界政治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政治史》等课程。他所编著的讲义，均由进步的书店出版发行。董必武曾称誉钱亦石是一个“最优秀的教育家”①。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月，钱亦石在暨南大学和法政学院讲授《中国外交史》，阐述了外交与内政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论证了帝国主义的产生、发展、没落以及侵略中华民族的原因与过程;谴责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推行不抵抗政策，因而断送了东三省的肥沃土地。钱亦石谆谆教导青年说： “我们研究中国外交史，不是来追求那些陈旧的丑史，即卖国殃民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压迫中国史; 而是要来创造一部簇新的光荣史，怎样才能从国际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②“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便是中华民族目前之命运! 我们是坐以待毙呢?还是与命运争夺呢? ……这倒要问问我们自己。”③这些忧国忧民，情深意切的话语，促使人们深思猛醒，激发青年的爱国热忱。他的学生成批走向抗日救亡的前线，是与他的教导分不开的。

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的侵略奉行不抵抗政策，对内则加强法西斯专政。它不仅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攻而且对国民党统治区内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也进行围攻。他们鼓吹封建买办思想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政治，压制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御用文人樊仲云、刘炳藜等为首的所谓上海“十大教授”联名发表了《加强中国文化统治的声明》，说什么中国必须施行文化统治才有前途，为国民党禁扣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逮捕和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此，钱亦石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写的战斗檄文《斥〈加强中国文化统治的声明〉》①，秘密印刷，广为散发，揭露他们宣扬封建文化的实质是为蒋介石推行的法西斯政治服务。从此，“ ‘十大教授’ 噤若寒蝉，再不敢鸣叫了。”②

钱亦石在国立暨南大学任教时，还讲授了《现代教育原理》。他运用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创立了新的体系，具有“变动性”、“具体性”、“联系性”的特征。他分析中外教育史，指出： “教育的本质不是神圣的，不是清高的，不是中正的，不是独立的，它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③揭穿了反动统治者利用教育欺骗人民的伎俩，批驳了教育超阶级论。他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一类信条，指出： “我们在尚未完全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以前，应该集中力量与帝国主义争斗，与封建势力争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就是新教育原理的两大 ‘基石’”④。他认为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新教育原理的原理，应以辩证的宇宙观作为指导思想。他在这本书的最后写道： “谨以下面一句话赠给从事教育的朋友：教育界孤军奋斗是没有出路! ”这本《现代教育原理》，不仅于一九三四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而且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加以修订出版，供从事教育工作者学习参考。

钱亦石在暨南大学任教时编著的《近代世界政治史》讲义，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学说，评述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特征与殖民政策，以及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必然性; 特别是歌颂了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的社会主义革命，全书共十四章。这是一本通俗的近代政治史读物，对认识当时面临的新的世界大战形势很有帮助，深受读者欢迎，曾多次再版，均销售一空。

为了给广大青少年介绍良师益友，钱亦石编写了《世界思想家列传》 (上、下集) 、《世界发明家列传》 (上、下集)两书，以钱谷荪笔名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世界思想家列传》介绍了从德谟克里特到马克思、恩格斯等十二位名人的生平事迹。钱亦石在该书的序言中希望青少年读者“能从庞杂而又混乱的思想界中，导出一条正确的方向，以为自己做人的行动指南。”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发展的规律，阐明了他所介绍的思想家都是时代的产儿，各有各的特征，各有各的伟大，都不同程度的作了贡献。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前进，人们的思想也应合乎革命潮流的前进。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行，应为“自己做人的指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激励人们向这些思想家学习。《世界发明家列传》写了伽利略、富兰格林、瓦特等十七位发明家的卓著事迹。这两套姊妹篇于一九三六年问世，并被编入学生文库，成为青年们爱不释手的通俗读物，给他们以精神武器与知识力量，起到了良师益友的作用。

在这期间，钱亦石还著有《财政学纲要》一书。该书取材从新，说理从浅，对于财政学的基本原则与统计资料，都有扼要的解释与征引。书中虽然有“数学先生”回答了不少问题，但没有使读者象刘佬佬走进大观园一样，弄得头昏目眩，而是从“死”的数字中，导绎出“活” 的意义来，使读者一目了然，引人入胜。这本书写成后，他先给两个高中毕业的读者过目，发现二、三晦涩之处，立即删改，然后才交给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并被列为《中华百科丛书》之一。张仲实在推荐钱亦石著作时说： “他的国文程度，造诣很深。他的文笔流畅，生动有趣。不论怎样一个题目，在他的笔下，都由浅入深，写得津津有味。同时，他的观察，也十分深刻，他对于每个问题，都分析得很精致。所以，他的著作，很受广大青年的欢迎。”①钱亦石以他的著述丰富、见解精深而蜚声文化界，被称为“红色教授” 。

钱亦石在著书立说的同时，参与和领导了我党秘密组织的工作。他经常机警地迁徙居住地址，与敌特周旋，耐心细致地教育自己孩子传递信件，进行秘密交通工作，开会时让家里人站岗放哨，以防不幸事件发生。一九三二年三月，董必武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停留时，钱亦石派女儿钱韵玲与董老联系，商议工作。据帅孟奇回忆，她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时，曾奉陈潭秋的指示到钱处，要他出来做职员的工作，做文化人的工作。根据党的安排，钱亦石负责组织上海革命文化团体的工作。“一九三四年，钱亦石同志是 ‘文总’ (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引者) 的党团成员，参加了 ‘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简称 ‘社联’ ) ，并是负责人之一。亦组织过 ‘苏联之友社’ ，并担任过该社的党团书记。”①“从三六年至三七年，钱亦石任 ‘社联’ 党团书记，‘文委’ 成员——文委书记是周扬。”②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亦称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团体。它于一九三○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活动是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宣传马列主义，并在学生、职工中开展业余文化教育运动。钱亦石能团结党外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共同战斗。一九三五年，他应教育家陶行知的邀请，常到山海工学团讲授教育与实际结合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专题，从而推动乡村平民教育运动。钱亦石对党无限忠诚，在中共中央未迁入苏区之前，他在周恩来主持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办的干部训练班，讲授如何坚持白区工作，反对敌人对革命文化的“围剿”;怎样进行合法斗争，团结进步人士;只有斗争策略的正确，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报告对于纠正党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左”倾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钱亦石无微不至的关心党内同志，帮助解决困难。据李文宜(即李哲时) 回忆： “一九三二年，我被‘左’ 倾者开除党籍，和李培之住在上海新华艺专附近。钱亦石知道后，常来看望我们，尽力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学习问题，后来并与组织联系，想方设法妥善地安排了我的工作。”③钱亦石非常关心对进步青年的扶植，冼星海成为他家的座上客，并发展到成为爱婿，钱韵玲与冼星海结婚后，于一九三八年同赴延安，参加革命。

警策宏论反帝号角

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钱亦石十分关注形势的发展，潜心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在《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近百篇论文。这些论文后来编成《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等书。在这些论文中他从国内到国际，从太平洋到欧洲，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解剖刀”，精辟的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深刻地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阴谋。这三本书，一九三六年前后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后，董必武曾指出： “前列三书，都是极精湛警策的文章，他写这些文章都在我国抗战以前，那时不仅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意志都是我政府所视为亲密的朋友，即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当作我国公开的敌人。亦石先生排除一切障碍，公然指责日、德、意为侵略者，并结成三位一体的侵略阵线——三角同盟，这是何等大胆的露骨的指责啊! ……‘七七’ 日寇开始了对我国新的武装进攻，亦石先生的预见完全被这些事实证实了。” “对于现代国际资本主义系统与社会主义系统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内阶级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资本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矛盾，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内部之间的矛盾等，在前列三书中都有很透辟的论究。”而在“论及中国问题时，总是主张以战争对抗战争，而确定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生路。”董必武高度评价这些论著“不仅是国内第一流的论文，即置于国际第一流的论文中，也毫无逊色。”①钱亦石以他的卓著成就而成为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

钱亦石在大学任教期间，还先后参与编辑或主编《新中华》、《世界知识》、《中华公论》杂志以及《中国的一日》丛书，并是《辞海》编纂人之一。

一九三四年九月《世界知识》半月刊创办后，钱亦石为该刊“瞭望台”专栏写了大批短文，回答了读者关心的一系列国际问题，并以史等笔名写了不少专题论文，如英意在东非的斗争，意国侵阿战争与欧洲的形势，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中日关系的前途，英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等。钱亦石文字精警透辟，分析时事客观缜密，无论怎样复杂的国际问题，都能提纲挈领，左右逢源，使读者明瞭国内外的形势及自己的使命。当时受到他影响的读者说道：“他是我敬慕的国际论文作者之一，湛深流利的文章，常引起我们惊服。”①

《中国的一日》主编是茅盾，编辑有金仲华、张仲实、邹韬奋、陶行知、钱亦石等人。全书八十余万字，内容有富有者的荒淫与享乐，饥饿者的呐喊与呻吟，女性的被压迫与摧残;落后阶层的麻木，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人员的腐化，土豪劣绅的暴横; 革命先烈的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的事迹。从这部书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成一个总面目，使大众能认识现实，引起改造现实的动机，勇敢的负起时代的使命。”②钱亦石同一批爱国志士一起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着艰巨的斗争。

身教胜于言教。钱亦石不仅在理论战线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在实践上参与其一系列活动。据张铁生(国际问题专家)讲： “有一次在我家里开筹备反帝、反战工作的小集会，钱兄略略迟到一点，微笑着道了歉，便加入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作了有条不紊的布置。会后大家还没有走散，他立起来说：‘对不起得很，让我先走一步，家里一个孩子刚断气，要等着去收殓’ ”①为了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钱亦石宁把死了的爱子丢开一边，和战友们商议反帝反内战的工作。这一种对革命忠笃精神，只有在长期斗争中才能养成。

一九三六年，当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向华北扩展的“风云危急之日”，钱亦石奋笔疾书，写了《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一书。他声言： “我们要预测未来，就得明白过去。我们想使中国跳出半殖民地，就得明白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②该书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封建官僚的卖国，被压迫者的反抗，人民爱国运动的昂扬，让读者知道了帝国主义抢去了些什么，中国丢掉了一些什么。它用历史的逻辑，论证了旧中国必然灭亡，新中国一定诞生，发人深思，给人激励。他在写作时，尽量避免单调空洞的说教，而注重了趣味化、生动化、多样化。写作形式也是别具一格的，有个人的读者札记，工作报告，有两个人的问答对话，有公开的讨论，集体的研究，也有“会议记录”等。这些内容深刻、形式生动活泼的专著，说得你不由自主的感觉得兴味盎然，看了忘倦。该书被刊为《青年自学丛书》第一辑，由于书中揭露了“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为“禁书”。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爱国的热情是禁锢不了的。“怒吼吧中国! 我们为中国的生存而抗战! ”①钱亦石的呐喊，激励着热血青年奔向抗日救国的第一线。可以说“他的每一滴热血，每一汗珠，都浇在民族革命这株鲜花上，肥土上，使它发芽滋长。”②

钱亦石确认“唯物的辩证法，乃最新最准最灵巧的摄影器，只有他能把历史的真象全盘托出”③。他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说明中国实际问题，撰写专著、论文，参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都能立论正确，精警透辟，足传不朽。由于钱亦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确认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而他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革命前途等问题认识比较清楚，能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钱亦石和邹韬奋等人来往频繁，竭力支持和推动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参与和领导了“救国会”的工作。当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内战政策，逮捕了沈钧儒等“七君子”后，钱亦石四处奔走，进行营救，直到他们被释放出狱为止。

一九三七年二月，钱亦石化名钱谷荪，以中华书局编辑的身分，再次到达日本东京，一方面写作《产业革命讲话》一书，另方面给留日进步学生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和经过，以及上海救亡工作开展情况，分析了建立抗日民族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说： “我们应该把一切文化团体的内部健全起来，然后站在统一战线上去联络那些和我的思想不同的团体，只有这样，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 “最后他说： ‘在国内的救亡运动，虽然多次的被压迫和摧残，但一般做救亡工作者，还是不怕危难地苦心地干着，只有用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干下去，将来一定可以争取最后胜利。’ 这次的谈话总共谈了三个多钟头，我们那久被幽禁着的心，好象得到新水的鱼一样，格外的欢喜。”①他的渊博学问，精深见解，救国精神，引起到会者的无限敬仰。这次钱亦石赴日，多次和郭沫若深谈，并对郭沫若回国的事做了一些部署后，才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回到祖国。

慷慨从戎鞠躬尽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钱亦石全力以赴参加抗日救亡的斗争。他不仅和各种不正确的言论作理论上的斗争; 而且他以国难教育社理事身分，常作时事报告，并和夏衍等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宣传民众，奋起抗日。

“八一三” 沪滨的烽火烧起后，钱亦石鼓励和支持他的爱子钱远镜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临行前夕，他亲自题词：

胆要大

心要小

思想要坚定

耳目要聪明

态度要谦和

行动要机警

只有具备这些条件

才可参加民族战争①

钱远镜离开上海路经武汉时，得到董必武的支持和介绍，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达延安，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钱远镜“抗大”毕业后，战斗在鄂南抗日的第一线，任游击中队指导员，中共咸宁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等职。后来，钱远镜在湖北鄂城樊口镇惨遭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壮烈牺牲，遗体被敌人抛入长江。

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推行片面抵抗政策。钱亦石认为光靠政府抗战，还不能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战胜敌人。因此，当周恩来决定以钱亦石为队长，在上海组成大型的文化政治工作机构——战地服务队，并由郭沫若介绍他到第八集团军服务时，钱亦石欣然受命。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全体队员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报到，钱亦石表示：“我们这一群誓死努力工作，直到抗战得到最后胜利。”②并要求队员“生活简单化，行动纪律化，工作集体化。”③

由钱亦石率领的三十多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美术家组成的战地服务队，有杜国庠、何家槐、石凌鹤、麦新、林默涵、王亚平、左洪涛、柳倩、萧崑、方兮等。他们首先在浙江嘉兴受军事训练，队员们一起上课出操，演习射击打靶，学习唱歌和敬礼。钱亦石魁伟的身体，箍着一套做得太小的黄色军服，较大的头颅顶着做得太小的军帽，衬托得很不协调。他学起敬礼来，又那么不自然，常常引起队员们的发笑。但作为少将队长的钱亦石总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学，达到军训目的要求为止。钱亦石还率领队员，每日徒步奔走数十里，往返于嘉兴县农村，在那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支援上海抗战。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的主要任务，是动员沪杭线地区人民，实行军民联合抗战，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各发挥其专长，做各式各样的宣传：标语、壁报、画报、传单、诗刊、小册子、报纸副刊、演剧、歌咏，以及各种形式的民众集会，军民联欢大会。第八集团军总部办了训练班，一些干部和战地服务队队员参加学习，钱亦石除了经常做时事报告外，还讲授了《近代世界政治史》，借以提高指挥员的政治认识，为正义战争而英勇奋斗。

为了激励队员们的战斗精神，钱亦石为战地服务队写了队歌：

脱掉长衫，

同赴战地。

一面唤起民众，

一面教育自己。

我们愿在枪林弹雨中，

把身体炼成铁，

把意志练成钢，

把大家练成分不开的集体。

以热忱励士气，

以鲜血染征衣。

努力! 努力!

动员全国同胞，

争取抗战到底!

努力! 努力!

动员全国同胞，

争取抗战到底! ①

这是他们的誓言和行动准则。十月十六日，队员们奔赴浦东前线，出入枪林弹雨之间，进行慰问和宣传，激发抗日的士气。“他的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精神，当时给上海文化界的影响很大。此后有好多人，都受他的感动，不怕辛苦，不怕困难，成立或加入宣传队、工作队之类的组织到内地服务了。”②

以钱亦石为首的战地服务队，建立了秘密的共产党特别支部。在特支领导下，共产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起模范作用。钱亦石“从全队的工作计划，到队员的个人生活，从文字宣传，到调查资料的整理，他都一一参加和注意，往往直到午夜。队员都休息了，他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工作构思。催促他就寝，得到的回答是： ‘还不晚，做完了它，明天还有别的事’ 。大家都佩服他精神好，哪知两个多月的工夫，早就因过劳而伏下了病根。”①钱亦石一天不得一饱，一夜不曾睡足五个小时。他原来丰满的脸庞逐渐消瘦苍白、憔悴，眼睛亦黯淡的凹下去了。虚弱的身体，怎能抵挡严重流行病传染，钱亦石在浦东先患疟疾，队员劝队长休息，他回答： “我不愿离开同志们! ”还竭力支撑着工作。随之病情加重，转为伤寒，有时一天不进食，司令部批准钱亦石到上海治疗，而他为了工作宁愿在南桥乡村治疗。当同志们到医院看望他时，钱亦石关心的仍是队里的工作。他说： “我要早点出院，和同志们分劳才好! ”②他在病重时还布置再举行一次军民抗敌联欢大会。在江苏省奉贤县南桥沦陷前的一个小时，钱亦石才由组织历尽艰辛转沪就医，终因积劳过甚，病情严重，加之上海沦陷，治疗困难，不幸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在沪病逝。钱亦石不顾劳疾，以身殉职，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实践了他生前提出的“誓死努力工作”的箴言。

噩耗惊传。《东南日报》发表了钱亦石逝世的消息，《新华日报》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和七日刊载了钱亦石小传，“追悼钱亦石专号”，发起筹备钱亦石追悼会的有各界代表、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计二百零四人。

二月二十七日，武汉各界在汉口商会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钱亦石大会。会场上陈列了他的四十四种著作，排满了挽联、挽幛、花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送的挽幛上写着“哲人其萎”四个大字，表达了党对他的深刻怀念。董必武、沈钧儒、郭沫若等参加了追悼会。

三月一日，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浙江金华召开了追悼钱亦石大会，新任战地服务队队长杜国庠泪流满面嘶哑地说：“钱先生的死，不但是敝队的损失，而且是整个中国的损失。我们要努力促进军民合作，来纪念我们已故的队长。”①与会者唱起《钱亦石挽歌》：

你是黑夜的明灯，

你怒吼着号召奴隶们斗争!

你用自己的心血，

写着为民族解放自由而战!

从书房到前线，

从理论到实践;

你生在斗争中，

你死在抗战的前线，

你虽没有看见光明的实现，

可是，请安息吧!

奴隶们在努力翻身，

誓争取胜利的明天②!

钱亦石在祖国的患难中，始终不倦不怠，不屈不挠地站在反帝、反封斗争的前线，坚贞不渝，冲破万难，致力于宣传马列主义，为共产主义运动奋斗了一生，奠新中国于磐石。董必武称赞他“入党后始终地相信共产主义。即使在极受摧残压迫的时候，他总是抱定原来的宗旨，向前迈进! 他毕竟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斗士。”①

解放后修建的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第一排第二座墓碑上，镌刻着他的英名： “钱亦石烈士”，以表永远的纪念。

注释

①钱亦石治丧委员会: 《钱亦石先生行述》,原件存钱远铎家中。

①何定杰: 《四首往事话友情》,载《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5月版。

①邓初民: 《钱亦石先生逝世四周年》,载1942年1月29日《新华日报》。

②访问伍修权记录。

①1925年12月16日《晨报》。

②《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2年编印。

③1981年5月11日访问袁溥之记录。

①原件存湖北省博物馆。

①1927年3月31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4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6月—7月《汉口民国日报》。

①郭沫若: 《亦石真正死了吗?》,见《沸羹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①②钱亦石: 《〈德国农民战争〉译者例言》,生活书店1938年9月再版。

①董必武: 《我所认识的钱亦石先生》 ,载1938年2月27日《新华日报》。

②③钱亦石: 《中国外交史》第22、24页。

①②钱远铎1983年4月10日回忆。

③④钱亦石: 《现代教育原理》第16、115页。

①张仲实为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写的《序言》。

①阳翰笙1982年6月2日给作者的来信。

②夏衍1982年8月1日给作者的来信。

③李文宜1981年6月3日回忆。

①董必武: 《反侵略声中纪念钱亦石先生》,载1942年1月29日《新华日报》。

①思慕: 《忆亦石》,载1938年2月27日《新华日报》。

②《世界知识》第4卷第11号,1936年8月出版。

①张铁生: 《悼钱亦石先生》 ,载1938年2月27日《新华日报》。

②钱亦石: 《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第1页。

①钱亦石: 《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第207页。

②潘梓年: 《追悼我们的战士》 ,载1938年2月27日《新华日报》。

③钱亦石: 《中国政治史讲话》第34页。

①张明之: 《我们在日本警察的追逐下会面》,载《追悼钱队长纪念册》第28页。

①原件存放湖北省博物馆。

②麦新: 《悼念亦石先生》,载《追悼钱队长纪念册》第5页。

③何家槐: 《纪念钱队长》,载《追悼钱队长纪念册》第4页。

①凌青: 《悼我们队长》,载1938年2月27日《新华日报》。

②张仲实为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写的《序言》。

①杜守素(即杜国庠): 《忆钱队长亦石兄》,载1943年1月29日《新华日报》。

②何家槐: 《纪念钱队长》 ,载《追悼钱队长纪念册》第4页。

①何家槐: 《悲壮的追悼》,载《追悼钱队长纪念册》第47页。

②凌鹤作词,孙慎作曲: 《钱亦石挽歌》,载《追悼钱队长纪念册》首页。

①董必武: 《我所认识的钱亦石先生》,载1938年2月27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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