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万涛人物传,万涛生平事迹,万涛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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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涛

万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湘鄂西苏区和革命武装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派往鄂西地区的巡视员，鄂西特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红四军第二路指挥部党代表，红三军政委，中共湘鄂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32年夏，在错误肃反中被害牺牲。

(一)

万涛又名万诗楷、万铁民，1904年1月20日出生在四川黔江县正谊乡一个富有的农民家庭里。父亲万远屿，曾毕业于成都师范学堂。万涛7岁时，被送到大伯父万远举门下读私塾，不久，转到其舅父张箓均等处读私塾。1920年，万涛考入黔江县立高等小学堂。该校是曾留学日本的陈宿航先生创办的。陈先生提倡新学，反对旧学，尊崇民主爱国，反对封建专制，给万涛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万涛发蒙读私塾那年，距他家乡仅百里的地方，发生了威震川鄂边的温朝钟领导的铁血英雄起义，数干义军三次兵伐黔江城，坚持斗争达数月之久，在遥远的西南边陲，率先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前奏曲。温朝钟等铁血英雄的形象，在年幼的万涛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他在以《爱国》为题的作文中，表达了对起义英雄温朝钟的崇敬之情，大得陈宿航先生赞赏，并将此文当作范文，在学生中讲评①。

1923年4月，万涛与黔江濯河坝三门滩人冉启秀结婚。同年7月，他离开家乡，考入设在重庆的川东师范学校。入学后，他参加了学校进步组织平民学社，在川东学生联合会主席张锡涛等人的引导下，不断追求进步，写信动员家人把“押金退掉，佃户交多少就收多少，不要多收”②。1924年，万涛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为便于革命工作，他将原名万诗楷更改为万涛。

1926年秋，万涛去上海。之后，便奔走革命，家里相继收到他从上海、武昌、汉口等地写来的几封信，总是用“国难当头，形势紧迫，机务倥偬”解释他不能回家探亲的缘由。信中从不落详细地址，并嘱家人不要回信。

(二)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9月，万涛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转往上海。1928年夏，万涛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到鄂西地区视察工作。当时，正是中共鄂西特委遭敌破坏，周逸群重组鄂西特委之时。周逸群见万涛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都很强，加之鄂西特委正缺乏干部，便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留万涛在鄂西特委工作，担任特委常委，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

此后，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万涛经常不辞劳苦地奔波于鄂西各县，指导革命斗争。1928年9月，万涛在湖南华容巡视工作时，不幸被捕。在敌人酷刑面前，他英勇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由于敌人未弄清他的真实身分，在中共组织的多方营救下终于获释出狱。

万涛出狱后，即与特委负责人周逸群商定，着重抓武装斗争。他们分头到各游击队中去实际指导游击战争，使鄂西地区的革命武装发展很快，到1928年底，建立了三支较大的游击队，并开辟了洪湖之畔的瞿家湾、柳家集，白露湖附近的沙岗和石首，华容交界的桃花山等几块游击根据地，为洪湖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8年12月4日，中共鄂西特委召开会议，讨论召开鄂西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特委问题，并提出以周逸群为书记，万涛、王玉山等为常委的新特委候选人名单。次日，万涛执笔将会议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如中央同意这个建议，即请批准，并请派一人任常委兼宣传。”中共中央很快批复同意鄂西特委的组成人员。

1929年3月6日，中共鄂西特委在江陵的沙岗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万涛在会上作了关于鄂西党组织的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发展党员，健全地方党部。这次扩大会议上，万涛当选为特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

中共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万涛、周逸群根据会议决定，集中各地武装合编为游击大队，趁蒋、桂军阀混战之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重点打击地方团防和反动常练队。游击队3月下旬在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等县同时打响，17天战斗21次，歼灭了大批敌人，打击了清乡团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发动了群众。在游击战争的同时，各地中共组织得到迅速发展，鄂西地区中共党员达2 600多名。

不久，中共湖北省委遭到破坏，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湖北省委的职权，将分往于各中心县委上，中心县委负责指导邻近县委的责任。对中心县委的指导由中央直接负责。中央对中心县委的指导以及中心县委对邻近各县的指导，都要用加重巡视的方法实现。”①对鄂西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取消特委而分为两个指导机关”，即中心县委; 周逸群和万涛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留鄂西巡视指导工作，其他特委成员则分别到游击大队和各县工作。

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上述指示撤销后，周逸群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联会”，万涛在鄂西坚持巡视指导工作。万涛以对党和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敌人严密“清乡”的情况下，不畏艰险，重要的县“均亲自到过，就是未到的各县也找过当地的负责人详细谈过话”，全面掌握鄂西地区20多个县党组织的斗争情况，针对斗争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指导。巴东、兴山、秭归等地“神兵” 比较活跃。万涛深入该地区考察，了解到“神兵”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利用帮会串连起来的反对国民党统治和土劣的组织，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染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针对这种情况，他和巴、兴、归党组织一起，研究了“神兵”斗争的情况，认为从“正面上反对迷信不会发生效力” ，而要“从侧面利用我们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优点去夺取群众”②。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从而将大部分“神兵”组织改造成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

通过一段时间的巡视，在掌握了各地情况后，万涛总结了鄂西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没有斗争便没有工作”。他指出，党的组织不起来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就是“有名无实的组织”，“也经不起一点波折，马上就会垮台”。第二，“革命武装是必要的组织”。他强调，各地党必须重视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不用武力，农村工作不易推动，“群众的斗争，要以武力扶助”。第三，“分散游击是目前唯一的战术”。他说，“集中目标过大，易被敌人发现” ，只能采取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方法与敌人进行斗争①。万涛在实际斗争中总结的这些经验，对鄂西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中共鄂西特委撤销后，对鄂西革命斗争影响较大，因为“实际上所谓中心县委的工作又没做起来，以致各县的工作失去了中心指导”②。万涛在巡视工作中认识到，鄂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将会由于蒋桂战争的爆发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并将这一看法迅速报告中共中央，指出鄂西的客观条件很好，“只要主观力量加强，不难把这个新的革命浪花向前推动。”③在实践中，他和周逸群一样，感到鄂西地区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党的指导机关来指导各县的革命斗争。他在1929年7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最近各县的斗争都发动了，并且有很多割据区域，没有特委，实在没办法指挥。近因我一人唱独脚戏，工作受的损失真不小，所以这个组织非要不可。”同年9月4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汇报鄂西地区最近的政治经济情况、各县工作状态等事后，再次向中央建议： “特委有恢复的必要： (1) 鄂西区域太大，需要一指挥机关; (2)江石监沔已成一部分割据形势，必须要统一的指挥; (3) 军事上的指挥必须统一; (4) 各处地方〔党组织〕都不健全，必须指导机关去帮助他; (5) 各县要与上级发生关系的，是要求调人、要钱等一切实际问题，并不是政治上工作上有好多问题提到上级，因此没有指导机关便应付不了; (6) 各县的地方主义尚未除净，没有指导机关，有时会拉分裂。”①

周逸群在上海期间，也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组织县委以上的指导机关” ，并说明事实及工作困难。中共中央根据万涛的报告和周逸群的请求，从鄂西地区革命工作的实际出发，决定恢复中共鄂西特委，仍以周逸群、万涛为正副书记。周逸群带着中央的决定回到鄂西，和万涛一起恢复了中共鄂西特委，迅速健全了特委机关。

中共鄂西特委恢复后，积极有力地领导了所属各县的斗争，鄂西地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革命武装迅速扩大。根据斗争需要，万涛、周逸群决定，将分散各地的游击武装集中整训，正式成立了鄂西游击总队。游击总队在周逸群、万涛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敌人的进攻，部队又得到较大发展。1929年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一师，下辖两个纵队。1930年2月5日，按照中央指示，独立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红六军的建立，标志着周逸群、万涛、段德昌等人领导的鄂西革命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洪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周逸群、万涛等创建洪湖苏区和红六军的同时，贺龙在湘鄂边创建的红四军打破了驻湘鄂西国民党军队的“堵剿”，也得到迅速发展，湘鄂边苏区进一步巩固。中共中央为使洪湖和湘鄂边联成一片，指示红四军东下洪湖与红六军会师。为贯彻中央这一指示，中共鄂西特委决定万涛到湘鄂边迎接红四军，传达中央指示，并带红四军东下洪湖。万涛化装后，只身前往湘鄂边，于1930年2月到达红四军驻地鹤峰，找到了贺龙。他在贺龙组织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红四军东下洪湖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会上，以贺龙为首的红四军前委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决定红四军主力立即东下，同时决定组建中共鹤峰中心县委，坚持湘鄂边苏区的斗争; 为加强红四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力量，决定留万涛在红四军，担任第二路指挥部党代表，随红四军主力行动。

万涛留红四军后，向贺龙等介绍了鄂西地区党的建设经验和红六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并和贺龙为首的前委一起，对红四军进行了整顿，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地提高了红四军的战斗力。部队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即离开鹤峰东下，向公安、松滋一带挺进，途中因遭敌重兵堵截，在攻克五峰县城、进至长阳后又折回鹤峰。

3月30日，红四军二次由鹤峰东下，再次攻克五峰县城，并建立了五峰县苏维埃政权; 接着，在万涛和贺龙率领下，转战于松滋、石门、澧县交界地区。在此期间，万涛多次通过松滋县党组织写信与鄂西特委联系，报告红四军的行动情况，要求迅速与红六军会师。但此时，红六军已奉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的指示自洪湖东进，去执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红四军遂留在松滋、澧县邻界地带休整。休整期间，红四军根据万涛的建议，再次进行了整顿，清理了部队中个别图谋叛逃的坏分子，提高了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和部队的政治素质;同时，在松滋、石门、澧县等地大量吸收贫苦工农补充红四军，仅月余时间就新增红军战士500余人。

6月下旬，中共鄂西特委鉴于武汉有国民党军重兵防守，市内工人不可能举行暴动，各路红军也不可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仅凭红六军是无法夺取武汉的。因此，指示红六军回师鄂西。红六军遵照特委指示，渡过长江后向西挺进，相继攻克华容、石首、南县、安乡诸县城，7月初又攻占公安县城南平。7月3日，红四军获悉红六军攻占公安城后，即从松滋西斋向公安进军，次日与红六军胜利会师。红四、红六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改为红二军，红二、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军团政治委员。

红二军团成立后，迅速打通了与湘鄂边苏区的联系，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同年9月，为适应斗争需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西特委改建为中共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周逸群、万涛均调地方工作，万涛任湘鄂西特委常委，负责抓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此后，他致力于苏区党的建设和土地革命，工作搞得很出色。贺龙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们对什么是中农，什么是富农也不大懂，夏曦也说不清。还是万涛他们一些人在洪湖时常常去摸，还懂得一些。”①

(三)

1930年冬，红二军团在邓中夏带领下远离洪湖苏区南征，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失利后，转战湘鄂边。国民党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徐源泉乘红军主力远离洪湖之机，集结五个师、七个旅的兵力，对洪湖苏区进行“围剿”。万涛和周逸群等中共湘鄂西特委负责人，领导洪湖苏区军民开展了艰苦的反“围剿”斗争。他们将300余人的红军武装编为独立团 (又称新六军) ，地方部队编成赤色警卫队江右军和江左军，由特委统一领导和指挥，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

1931年3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夏曦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来到洪湖苏区。同月下旬，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书记，万涛为中央分局委员。6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洪湖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为书记，万涛为常委。不久，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立，夏曦为主席，万涛、贺龙等三人为成员。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后，看到万涛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工作踏实肯干，非常器重他，希望他为其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效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万涛却站在党和革命事业的立场上，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推行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1年3月，根据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活动于湘鄂边苏区的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原红二、红六军改为红七、红八师; 活动于洪湖苏区的“新六军”则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同年夏，国民党军对洪湖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并施以惨无人道的水淹苏区战术，掘堤放水，使洪湖大部分地区遭受水灾。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规定“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在巩固与扩大苏区的原则之下，保存红军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因此，决定以二十五团巩固后方，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发展”①。具体任务是给国民党军徐德佐旅以严重打击，消灭其实力，击破敌人“围剿”红军之一方，发展天门、潜江的游击战争，使天门、潜江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成一片。决议中规定： “为了执行这个决议，除了师司令部赴前方作战外，并推军委主席〔团〕万涛同志到部队中去指挥一切工作，他对一切政治军事有最后决定权。”②正当万涛和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准备率九师出发时，中共湘鄂西省委和省革军委又在周老嘴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九师出发后，“在能与三军取联系时，则须与之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同志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红三军政治路线，充任红三军政委”③。省委和省革军委的这两项任务都规定得十分具体，都必须执行，且有主次之分。既然发展天门、潜江苏区是主要任务，那么九师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当得知红三军行动具体情况后，“与之联系”，完成“转变红三军政治路线”的任务是否应该? 围绕这一问题的责任与是非的争论，导致了湘鄂西苏区党内的一场大争论，并发展到用敌对手段来处理这一争论的地步。

根据省委、省革军委的决定，8月中旬，万涛率九师直属队和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方向挺进。8月27日，荆门重镇沙洋为九师出击部队攻克，全歼徐德佐守敌一个团，复策应留守苏区的二十五团全歼潜江守敌，缴获甚多。万涛、段德昌等用缴获的弹械新组建了九师二十七团。“在缴获敌人文件中，得着远安县长告急电报，说三军已到南漳，有进窥远安的形势。又据荆门县委和当地群众报告，说荆门现正在逃迫红军。”①万涛和段德昌等根据上述情报分析，认为可能是贺龙率红三军已到南漳，如果九师攻占荆门城，便有与红三军取得联系的可能。同时，他们考虑到上次红三军到了荆门，由于未及时和洪湖苏区取得联系，又重新回到鄂西北苏区; 这次如果不及时与之取得联系，红三军又可能退回鄂北，这就会增加完成省委交给的与红三军取得联系的困难; 再说，接红三军回洪湖也是九师出击的任务之一，且“对我们到天门的任务，也无大的妨碍”②。因此，万涛和段德昌、陈培荫商定，率九师向西挺进，攻下荆门城，与红三军取联系，接其回洪湖苏区。

8月21日，万涛和段德昌指挥部队攻下荆门城。据中共荆门县委汇报，荆门北乡仙居的党组织与中共南漳县委有联系，找到南漳县委，即可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万涛即率九师北上仙居，但到仙居后仍未得到红三军消息，便率部北渡襄河，进入襄 (阳) 、枣 (阳) 、宜 (城) 苏区，与中共鄂豫边特委和红九军取得了联系。万涛“将湘鄂西苏区的一切情形和工作方式”向他们作了介绍，并向中共湘鄂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建议，将中共鄂豫边特委划归湘鄂西省委领导，得到中央的认可。鉴于襄枣宜苏区和红九军均缺乏政治工作干部，万涛决定从九师中抽出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到红九军和鄂豫边特委及其所辖组织工作，加强了襄枣宜苏区党和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红九师还帮助襄枣宜苏区人民武装消灭了苏区边缘的几股反动武装，有力地促进了襄枣宜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这时，贺龙、邓中夏率红三军得知万涛和九师在襄枣宜地区的消息，即挺进到荆门仙居、刘猴集一带，并派人与万涛取得了联系。9月28日，万涛率九师赶到刘猴集与红三军会师。万涛与红三军领导会晤后，主持召开了红三军前委扩大会议。会上，万涛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决定改组红三军前委，由万涛接替邓中夏任前委书记和红三军政治委员; 确定红三军立即返回洪湖苏区。10月1日，贺龙主持召开全军大会，万涛在会上讲话，向三军干部战士宣传全国和洪湖苏区的革命形势，批评了邓中夏在红三军中推行李立三的“左” 倾错误，“全军战士政治情绪大为增高”。10月2日，万涛、贺龙率红三军进攻钟祥县城后，即向天门进发，于3日到达京山永隆河。万涛在永隆河给中共湘鄂西省委写信，报告了“九师行动经过” ，“关于三军政治路线问题”以及“目前三军的政治军事工作概况”和行动等问题; 请求省委派大批工作人员到新开辟的苏区工作，“多派政治工作人员来加强三军的政治工作，……派潘家辰去做军政治部宣传”; 最后要求省委将红军编制及各种文件寄到三军。军部通讯员将信送出后，万涛、贺龙即率红三军回师洪湖。10月8日，全军到达潜江境内，军部设于潜江县城。

万涛和段德昌、陈培荫率九师自8月中旬出发，首克荆门重镇沙洋，复克荆门城，从西面打破了国民党军对洪湖苏区的“围剿” ，使监利、沔阳、江陵、汉川苏区得以巩固，潜江苏区得到恢复，并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游击区，支援了襄枣宜苏区和红九军的革命斗争，转变了邓中夏在红三军推行立三“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完成了将红三军主力接回洪湖苏区的任务，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贡献。

(四)

万涛率红九师接红三军返回洪湖后，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准备召开一个盛大的军民联欢会，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团结。10月8日上午，当省委、省苏维埃负责人就召开联欢会问题向夏曦请示时，夏曦不但反对，而且还大发雷霆，认为万涛率九师接红三军回洪湖违背了中央分局的旨意; 万涛在永隆河给省委写的信中，没有把分局领导放在眼里，把中央分局、省革军委主席团、省委都当作了后勤部。省委、省苏维埃负责人再三向夏曦解释，说接红三军回洪湖是周老嘴联席会议决定的，万涛在永隆河的来信是请示汇报工作。但夏曦仍充耳不闻，致使联欢会未开成，以团结为目的解决党内矛盾的尝试未能实现。当天下午1时，夏曦以省革军委的名义发布了对红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率九师接红三军回洪湖是“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地脱离苏区” ，致使江南华容、东山苏区失守;万涛自永隆河给省委的信“表现了第三军在行动上和实际工作中的几个严重的实际错误”，“没有站在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整个军事行动计划上来决定第三军自己的行动” ; “是完全把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后方办事处的作用，而忽视其领导—— ‘为红军的军事指挥系统’ 所绝不允许的”①。训令还确定由唐赤英、彭之玉、贺龙三人组成红三军前敌委员会，而把身为红三军政委的万涛排斥在外。

这个训令发到红三军后，万涛、贺龙等红三军的一些领导干部均表示反对。因此，在10月11日召开的省委会议听取万涛关于九师行动情况的汇报后，即发生了以万涛为代表的大多数干部和夏曦的激烈争论。万涛等人认为：九师的行动是执行8月2日省革军委《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和以后省委和省革军委联席会议的决定的; 江南苏区的失守是由于当时敌强我弱，加之严重的水灾情况下难于避免的，责任不在九师行动上。万涛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严格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主要是“执行了联系红三军的任务，延缓了到天门的任务”②。但是，夏曦拒不接受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会后仍坚持“九师打下沙洋以后即违反省委决议，实际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的冒险轻进的行动，万涛、德昌、培英同志应负责任”的观点，于10月17日决定“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③。

对于夏曦的无理指责和批评，万涛于10月18日向省委和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在叙述了九师行动的全部过程后，针对夏曦指责的“不要苏区，不要群众”，“违反军委整个计划”，“冒险轻进”，“擅自处理军务，忽视军委领导作用”等问题驳斥道： “三军全部在潜江附近，完全与后方取得联系，进攻岳口，目的就是要把天潜苏区打成一片，并可以解决苏区内给养和日用品的困难，怎样说是不要苏区，不要群众呢?岳口敌人只一团一营，川军在荆门相距很远，而且隔襄河，同时军委第一次训令要我们攻岳口，威胁仙桃，怎样说得是轻敌呢?为什么又说违反了军委的整个计划呢?房县组织一个独立团，鄂北第九师改编为一个独立团，都是九师未出发前决定的，怎么又说是擅自处理，忽视军委的领导作用呢?如若把向军委请示补充新战士和加派政治工作人员解释成为把军委当成后方办事处，那就更成问题了。”①由于夏曦决定撤销万涛职务，采取了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不通知万涛本人，也不在会议上宣布，因而万涛在夏曦决定后第二天写报告时仍不知道自己已被撤职，他在报告中还说： “前敌军委的组织——军委决定以赤英、之玉、云卿三人组成前敌军委，我认为是不妥的。中央分局和省委说完全不相信我的领导，就应该一点不含糊地调动我的工作……事实上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破坏了红军中的政委制度。同时，赤英、之玉不能经常到前方工作，究竟谁个负责呢?分明这是做不通的。”②在报告结尾，万涛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对湘鄂西苏区和红军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10月19日，中共湘鄂西省委接到万涛的报告后，在潜江县城举行了关于九师行动问题的省委谈话会。到会大多数同志完全同意万涛“书面报告上的意见”①，但夏曦不同意，因此，会上再次发生了万涛等人与夏曦的激烈争论。夏曦以权势压人，万涛等人据理力争，双方各不相让，会议未能形成决议。21日，省委会议审查谈话会议材料，夏曦以最后决定权作出结论： “认为所争执的两点，第一，联系三军是执行了次要任务，延缓了主要任务的时间; 第二，冒险轻进，已经包含了脱离苏区的危险。”②并决定调万涛回省委，夏曦自己兼任红三军政委。万涛不同意这个结论，于10月25日再次给中央写报告，汇报了关于九师行动问题争论和结论情况，指出： “过去省委和中央分局关于九师行动问题的报告，有许多是非事实的，这点省委会议上大家公开承认的……因此，我请求中央根据最近各种材料作出结论。”③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省委书记杨光华也认为夏曦代表省委作出的结论是非事实的，也于10月24日给中央写信说： “从前中央分局和省委关于九师行动问题向中央所作之几次报告，有许多是非事实的……要求中央暂不根据以前之报告作出结论。”

万涛受到错误处理后，从红三军回到中共湘鄂西省委，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为万涛的到来开了欢迎会，认为他担任宣传部长，加强了省委的领导力量; 同时，省委坚持不同意夏曦放弃中央分局工作去任红三军政委，要求夏曦回到中央分局，三军政委一职，报请中央派人担任④。

由于万涛坚持正确意见，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等大多数干部支持万涛，省委于1931年11月29日重新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案》，认为万涛率九师迎接红三军回洪湖是执行省委与省革军委的决定，如若有错误，责任不在万涛身上。决议中批评夏曦： “不去考虑事实，竟凭空提出许多非事实的批评”，“组成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更是不正确的，这是破坏了红军政委制度，这是儿戏地处理军事。同时决定九师同志的处罚又不当面宣布，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①决议中对撤销万涛红三军政委职务问题明确指出： “当时撤销万涛同志政委职权是不正确的，后省委认为万涛同志不应撤职，是调到后方工作。”但是，在省委作出上述决议时，夏曦还是坚持对“万涛、段德昌、陈培荫三同志予以警告”，并要该三位同志对此处罚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接受”②。

在万涛等人与夏曦关于九师问题争论的同时，在对于洪湖苏区和红三军的发展方向问题上也发生争论。红三军主力回洪湖后，国民党纠集了30多个团的兵力于洪湖苏区周围，不断向苏区“围剿” ，并占领了潜江县城。此时，红三军主力和苏区向何方向发展，成了当时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考虑的主要问题。段德昌从考虑红军的给养，发展洪湖苏区的目的出发，提出开辟襄北新苏区。夏曦则接过段德昌的建议，从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需要出发，主张红军主力全部出击，向平汉路和襄北发展，争取同鄂北、鄂豫皖苏区联成一片，实现中央提出的包围武汉，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万涛等人则主张红三军主力应巩固洪湖苏区，消灭苏区内部敌人，巩固地向外发展。在11月初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万涛等人为此与夏曦争论激烈，在未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夏曦决定带红三军主力挥师襄北，并派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到中央汇报争论情况。

夏曦到襄北后不久，又派军委参谋长唐赤英到省委征求意见，企图说服省委附和其行为。11月20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夏曦在前方未能出席。万涛在会上发言，批评了夏曦的错误主张。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鉴于过去红二军团南征后，苏区受尽敌人摧残的教训，一致同意万涛的意见，对夏曦的领导表示不满，“关于中央分局的领导争执激烈，各地到会的代表，极大多数对中央分局的领导表示怀疑”①; 一致认为夏曦不懂军事，红军的一般干部对夏曦的信仰很低，因此他不能担任红三军政委，要求中央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11月22日，中央分局和省委派去中央汇报工作的宋盘铭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湘鄂西的报告，主要汇报了党内争论问题，并表示自己倾向以万涛为代表的大多数干部的意见：“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力量来动员群众配合红军主力来击退敌人的进攻，相机去恢复江右政权”②;而夏曦主张向襄北发展，脱离了苏区的实际，请示中央解决争论问题。但是，由于中共中央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主持工作，无视湘鄂西的具体情况，而从推行王明冒险主义错误出发，极力支持夏曦，认为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夏曦同志一贯忠实地执行中央的路线”③，是正确的; 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批评了夏曦。12月中旬，宋盘铭带着中央指示回湘鄂西传达后，湘鄂西省委大多数干部均表示不服。因此，省委决定再派省委成员尉士钧到中央汇报。尉士钧出发前，万涛和他谈了话，并委托尉士钧带材料到中央反映夏曦情况。

宋盘铭从中央回洪湖后，夏曦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万涛等人耿耿于怀，认为11月20日的省委扩大会议是“万涛操纵反中央分局的小组织活动”。

1932年1月22日，湘鄂西党在洪湖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前，虽然夏曦竭力反对万涛进主席团，但在大多数代表的拥护下，万涛仍当选为九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开会的第一天，夏曦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的“伟大成绩”。但在讨论他的报告时，万涛等人对他到湘鄂西以来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大会第四天，即1月25日，尉士钧从上海回来，中共中央派来担任红三军政委的关向应也一同到达。尉士钧去上海时，是赞同万涛的主张的。可当他向中共中央如实反映情况后，中央仍然表示支持夏曦，否定了万涛等人意见，并要他支持夏曦。尉士钧回来在大会上就争论问题发言，便竭力为夏曦辩护，指责万涛等人。关向应接着向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错误决定，把万涛等大多数干部和夏曦的斗争说成是“反国际、反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坚决支持夏曦，中共湘鄂西省委、湘鄂西省苏维埃的负责人在大会上相继作了改变原先态度、支持夏曦的发言，一些代表也跟着改变了原来坚持的观点。这样，大会便全盘接受了夏曦作的政治报告，通过了一系列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决议案。尽管如此，但在选举省委领导成员时，虽然夏曦竭力排斥万涛，而无记名投票表决的结果，万涛仍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为省委委员、常委，仍然分工担任宣传部部长。

中共湘鄂西“四大”以后，夏曦一手操纵下，湘鄂西党组织在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开始了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残酷斗争，批评万涛所谓的“企图用两面派手段和括弧内的左倾词句，来掩盖他的右倾实质，反对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错误”①。万涛则心地坦然，不惧压力，在遭受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仍然勤勤恳恳地为党忘我地工作着。

1932年初，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的错误肃反被当作正确经验由中共中央介绍到湘鄂西苏区，夏曦如获至宝，认为湘鄂西也有一批“反革命”、“改组派” 、“第三党”隐藏在党内破坏革命，决定把“肃反” 当作湘鄂西党“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 。

1932年5月，湘鄂西苏区开始肃反，首先抓捕了红九师参谋长胡慎己。不久，夏曦即下令逮捕了万涛。在狱中，万涛仍坚持真理，宁死不承认夏曦强加在他身上的“罪行”。夏曦等无可奈何，给万涛加上“反革命的高等坐探”、“改组派”的首领加以杀害。这时，万涛才28岁。

1945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彻底肃清了王明“左”倾错误，为万涛等恢复了名誉。全国解放后，国务院在为纪念湘鄂西革命烈士撰写的碑文中，列上了万涛的英名，以示对万涛的深切怀念。

作者附记：

本文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注明外，还有中央档案馆，湖北、湖南两省档案馆合编的《湘鄂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杨光华、郑绍文、谢威、谭凯丰、吴先举、张德、魏赤龙、张锡俦、李家夫、张德惠等人的回忆录和访问记。

①②访问万涛高小同学肖宏业、表妹张德惠记录。

①转引自《宜昌县委给中央的报告》 (1929年7月15日)。

②《巴东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 (1982年7月)。

①③《鄂西巡视员万涛报告》 (1929年9月4日)。

②《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 (1929年8月8日)。

①《鄂西巡视员万涛报告》 (1929年9月4日)。

①《贺龙回忆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①②③《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 (1931年11月29日) 。

①②《万涛关于九师行动的报告》 (1931年10月18日) 。

①《湘鄂西军委会对第三军的训令》 (1931年10月8日)。

②《湘鄂西省委关于鄂北情形的报告》 (1931年10月17日)。

③《湘鄂西省委来信》 (1931年10月15日)。

①②《万涛关于九师行动的报告》 (1931年10月18日)。

①②③《湘鄂西万涛为九师行动问题致中央信》(1931年10月25日)。

④杨光华《湘鄂西苏区党的四大前后》。

①②《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案》1931年11月29日。

①《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1931年11月22日)。

②宋盘铭: 《关于湘鄂西的报告》 (1931年11月22日)。

③杨光华: 《关于湘鄂西苏区党的四大前后》。

①《湘鄂西团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2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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