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汪铭人物传,汪铭生平事迹,汪铭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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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汪铭人物传,汪铭生平事迹,汪铭评价

汪铭是我党的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山西党组织屡遭破坏、和党中央长期失掉联系的严重时刻，他排除万难，找到党中央，汇报情况，取得联系，坚决贯彻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的《中央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信》的精神，为恢复和重建山西党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坚贞不屈，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斗争，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汪铭，字仰盘，陕西省神木县人，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农历三月二十八) 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祖父汪二牛是个木匠，共有五个儿子。父亲汪坤元，排行第二，生二子一女，汪铭是长子。汪铭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在祖母和伯叔抚育下成人，从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倔强性格。他在私塾读了几年书，一九二○年入县城高等小学，刻苦学习，并练得一笔好字; 一九二二年赴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和彭真同在旧制中等科第三十四班学习①。

第一中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高君宇的母校，也是他在山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一九二○年高君宇回到太原，在这座学校创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

一九二二年冬，汪铭参加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的青年学会，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为了亲身投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还参加了刘世泽等同学创办的见闻观摩会①。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个研究学问的团体，实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

一九二四年，山西省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一九二五年初，汪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夏天转为共产党员②。在学校里，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同其他同学领导学生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和募捐活动，声援上海工人和各界人士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年秋天，随着太原地区党员的逐渐增多，中共北方区委派崔锄人到太原担任党的专职支部书记。同年冬，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汪铭担任地委技术书记③，承办和处理地委机关刻印文件、宣传品等文书工作; 同时还积极在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底，地委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学生运动转向工人运动，并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由邓国栋担任书记)，派汪铭深入工厂进行革命活动。自此，他经常深入工厂，找工人谈心，和许多工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工作，在兵工厂、纺织厂等处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汪铭还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向家乡人民传播革命火种。一九二五年寒假期间，他和他的同乡、同学、共产党员王瀛一道返回神木时，曾多次在县城高等小学进行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的宣传，并和王伯恭等同学一起，组织旅外同学排演了《可怜闺里月》、《私塾一瞥》等反对军阀、反对封建教育的时装剧，向人民群众宣传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一九二六年七月，汪铭和张友清等又一次回到家乡后，一方面大力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形势;一方面积极参与领导神木人民开展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的实际斗争。汪铭给在榆林的亲戚、同乡李香斋、张心斋等写信①，要求他们采取措施，积极配合，最后赶走了反动知县庞仁安，打倒了横行乡里的劣绅乔济，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下，经过中共山西省委②的斗争和推动，山西省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省党部九名执行委员中，国民党员五人，共产党员四人，国民党右派苗培成担任了宣传部长。我党为了掌握宣传工作的领导权，派汪铭到省党部宣传部工作。由于汪铭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言论都予以坚决批驳，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山西军阀阎锡山投靠蒋介石，公开打出反共旗号，自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实行“清党”，大肆逮捕、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共山西省委讨论了应变措施。省委书记颜昌杰说：山西国民党已经变成反动派屠杀革命人士的工具，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应该很快转移; 我们的同志必须采取分散的形式，离开太原，转向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在必要时迁省委机关到农村，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斗争。省委派汪铭化名王德昌，以省委特派员身分到祁县秘密开展工作，建立党的工作基地，并负责督导祁县、介休、平遥、太谷等县党的工作。

汪铭到祁县后，在共产党员柳文渊的掩护下，隐蔽在祁县教育会，积极开展建党活动。经过柳文渊了解、考察和介绍，由他亲自谈话，批准接收乔家堡学校教员乔一华、阎定础加入共产党，并建立了祁县第一个党支部，由阎定础担任书记。之后，汪铭便住到乔家堡小学，指导祁县党的工作。学校放假后，汪铭为了找到一个公开职业做掩护，便在乔家堡学校举办暑期补习班，白天为瓦屋、贾令等地学生补课; 晚上给党员讲授共产主义和党的秘密工作知识，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乔一华的同学段灿，是山西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因太原“清党”无法立足，也来到乔家堡“避难”。汪铭考查清楚后，接上段灿的组织关系，带领段灿一道工作，让段灿白天给学生补习功课，晚上广泛接触农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揭露蒋介石在上海搞大屠杀的罪行，启发他们参加革命斗争①。

为了贯彻省委指示，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汪铭亲自起草了号召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的传单; 并从乔家堡学校返回祁县教育会，筹备成立了实际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国民党祁县县党部。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广泛发展，汪铭一方面支持国民党中间分子高硕年担任高小校长和县党部书记长; 另一方面派进一批共产党员掌握县党部实权。经过他和许多党员的艰苦工作，农民协会在不少村庄相继建立。农民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建党工作，先后发展三十多个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在祁县城关益晋织布厂和东观、张庄、贾令等村建立了党的支部。同年九月，在汪铭主持下，中共祁县县委正式成立，由乔一华担任书记。这就为省委机关迁来祁县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就在这时，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中校尉营的机关被敌察觉。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省委决定，除留戎子桐在太原坚持工作外，其他领导人崔锄人、邓国栋、王鸿钧等先后转移到祁县乔家堡，设立省委临时办事处。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祁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同年十月，祁县就有九十六个村先后建立农民协会，反土豪劣绅的斗争掀起了高潮②。

山西国民党开始“清党”后，汪铭的亲密战友王瀛(时为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兼学生运动委员会党团书记、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从武汉返晋途中，不幸被捕，在太原惨遭杀害。噩耗传到祁县后，汪铭十分悲愤地说： “王瀛同志的牺牲，是党的损失，我们要加倍努力，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③

为了在太原给省委寻找一个秘密印刷机关，一九二八年一月，汪铭 (化名玉振汉) 回到太原，在嘉康杰陪同下，秘密来到太原中山中学(太原市大南门外文昌庙，现为太原市南城区迎泽街小学)，和学校负责人嘉红元 (现名张永，是康杰胞弟)接头商定，把学校南边的偏院作为党组织的工作地址。汪铭经常把党的秘密文件带到这里显影、誊抄和印刷。开始时都是他自己刻写，嘉红元印刷装订①。后来，经他考查了解，把该校工作人员赵万钟介绍入党，刻写任务就由赵万钟承担起来。当时，发给山西各地党组织的《北方红旗》上的文章，就是在这里翻印的②。一九二九年太原市委恢复后，这里仍是市委印刷传单和宣传品的地方③。

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制造反革命政变和实行“清党”后，中共山西省委同党中央和各地基层组织曾一度失掉联系。为了整顿恢复各级党组织，一九二八年元宵节后，临时省委④在霍县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 (即霍州会议) ，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正当省委领导成员分赴各地传达贯彻霍州会议精神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省委遭到破坏，邓国栋在祁县张庄，王世盖、杨高梧、关广荃在太原，周玉麟(共青团省委负责人)在绛州先后被捕。

霍州会议之前，汪铭就接受了赴党中央汇报工作的任务。他积极搜集、整理汇报材料，把汇报重点密写在线装书页的背面，并准备了一套商人服装。参加完霍州会议后，他同准备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王鸿钧一起离开山西南下。路经开封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山西省委被破坏，负责同志被捕的消息，十分震惊，遂与河南省委研究决定，暂不赴中央，立即返回山西，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①。

三月底，汪铭和王鸿钧从运城到霍县，先后找到霍县县委书记李光杰和太原党的负责人阎念先等同志。经过汪铭和王鸿钧等的积极努力，山西临时省委在这年夏天就很快地恢复和重建起来，省委成员有王世隆、王鸿钧、汪铭、阎念先、赵秉彝(当时已被捕) 、杨活新、秦晋翰等七人; 接着又在省委领导下恢复了太原市委。当时，经过重新登记，能够取得联系的党员，只有二十二人。

新省委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没能采取长期隐蔽和积蓄力量的正确方针，致使阎念先等六位同志和十余个革命群众又相继被捕。至此，山西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发展的数百名党员，除少数同志安全隐蔽外，有的被敌人逮捕关押，有的被迫离开山西，也有少数人与党脱离关系，甚至叛变; 各级组织都遭到破坏，几乎全部失去了作用。

一九二八年底，在山西党组织和党中央长期失掉联系，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严重时刻，汪铭千里迢迢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他到上海后，首先送上《汪铭来的任务与对中央的要求》②的书面报告。大意是：山西要与中央发生关系;要把中央的一切文件、指示带回山西去; 省委三人被捕，一人未与团体接头，是否增加省委领导成员，要中央给一指示; 军阀军队中有几个团、营长，仅能对党有点小的贡献，不能绝对受党的指挥，应如何办?山西经济至感困难，成立特委亦需用具和经费，要求中央拨一笔款接济; 要求中央派有暴动经验的同志来山西参加指导机关工作。

党中央根据汪铭的书面报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派一位名叫晓焚的同志接见了汪铭。晓焚听取了汪铭关于山西革命斗争形势和党组织遭受破坏的详细汇报，并于当天向党中央作了反映。二月二日，党中央负责同志召见了汪铭，并与汪铭一起研究了山西的情况后，就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给山西省委写了两封指示信①。

中央对山西省委工作的指示信，深刻地剖析了阎锡山的反动政局，正确估价了山西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现状，认为目前山西群众的自发斗争是不断发生和扩大，虽然斗争的形式尚未走上阶级斗争正轨，但是使工农群众日趋于革命化。指示信明确指出：目前山西党的任务是深入到群众中去，积极地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加强党内教育，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注意发展产业工人的工作，建立产业工人支部; 农民运动要以正太铁路沿线和几个中心区域四郊农民为主要工作区域，刻苦发展群众组织; 省委实行集体领导，建立巡视员制度，省委委员经常留三人负责机关工作，其余二人分别出巡各县，积极帮助各地党部建立和发展工作。

中央在军事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山西党过去对于军事工作全未注意，党的军事工作至今没有一点基础，这实是山西党过去工作上一大缺点。根据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革命前途以及党的新的政策，山西党在军事工作方面有四点须即进行的：第一，省委应指定一专门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外县军事重心区域的党，也必须指定军事负责同志，开始可由别项工作同志兼任; 第二，发展党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 第三，实行党员军事化，除送党员同志到军队中当兵及入军事学校外，要在可能时组织军事训练班，学习使用武器; 第四，建立工农武装，在城市有可能时组织纠察队，没有可能时设法打进反动的纠察队; 乡村中有可能时秘密组织农民自卫队，没可能时要尽可能的去领导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

党中央根据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和汪铭汇报的情况起草的这两封指示信，对恢复和重建山西党组织、发展山西革命形势，有着重要的意义。

就在汪铭留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期间，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江苏省委代表蔡振德向他做“反中央的宣传”，指责中央“政治路线错误”和对江苏问题处置不当。汪铭当即批评蔡振德的错误做法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建议他们按组织原则把意见提交中央进行讨论，并于当天把蔡振德对他的谈话，连同他对蔡所表示的态度，一并写成书面报告送交党中央。一月二十日，他又撰写了题为《对于江苏事件的意见》①，批评了当时的江苏省委进行反中央的宣传和同中央断绝关系的严重错误，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机关的组织权威。

二月下旬，汪铭带着党中央的指示信回到山西，才得知由于叛徒告密、党的省委和团的省委又有两位同志被捕，使“省委组织又塌台”②。针对这个严酷现实，汪铭一面于三月四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调一批人到太原”①重建山西省委;一面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投入了恢复山西党组织的斗争。当时工作十分困难，“省委无头可接，各处全无头绪”②。经过他一个多月的奔走，在平遥、汾阳找到九个工人党员，在榆次建立了一处商号机关，以备联络;在太原织布厂，找到四个工人党员，组成了一个支部。阳泉、榆次、正太方面，虽经努力，却无进展。

究竟怎样使山西党组织尽快恢复和建立起来，继续领导山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汪铭经过认真考虑后，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说：白色恐怖之下，山西党损失特别厉害，不断遭受打击，畏缩不前者有之，消极灰心者有之，根本悲观脱离团体自首告密者有之。这种可耻现象，虽说是革命失败后通常有的表现，但其主要原因：一是长期脱离中央领导，未能接到中央文件; 二是省委集体领导没有形成，党内没有严格讨论，领导工作能力薄弱，不能负起责任;三是党内缺乏教育，政治理论认识特别缺乏; 四是组织路线不能有明确了解，组织行动十分简单，只认识个人能干，不认识组织力量，组织不断遭受打击; 五是先组党而后组群众，秘密工作不好，活动时间很短就暴露无余; 六是在政治上缺少一个中心干部领导。因此，他认为，山西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加紧政治教育，提高一般同志政治水平线;训练干部人才; 要求中央派熟悉政治，能力较强的同志来山西参加省委中心工作③。汪铭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当时山西党组织的实际状况。

党中央对山西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屡遭破坏的情况十分重视。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根据汪铭三月四日来信，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央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信》①，明确指出： “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如太原、阳泉、绛州、榆次、河东诸地”。“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健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县、市委的组织。务使这一组织，能从几个有群众基础、有社会关系的支部基础上建立起来，县、市委负责同志也要多由在业同志选出担任，这样才能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这一指示信，为在白色恐怖下恢复党的组织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汪铭根据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首先致力于恢复和建立太原党组织的领导机构。经过他的刻苦工作，先后恢复了织布工人、印刷工人、学生、军官学校等基层党支部。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建立了太原市委，由汪铭任市委书记 (兼管学生运动)，冯彦俊任组织部长(兼管军事工作) ，吉甫 (乔子甲)任宣传部长(兼负交通)。为了建立宣传阵地，市委还创办了党内刊物《太原工农兵红旗》②。

接着，汪铭奔赴天津，找顺直省委，汇报山西党的工作。五月九日，顺直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和汪铭汇报的情况，派汪铭以省委巡视员的身分负责山西工作③。汪铭返回山西后，根据党中央对山西省委的指示和顺直省委的安排，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六月二日起，汪铭赴河东地区进行巡视。三日，他到达夏县，找到河东特委负责人嘉康杰，听取了河东党的工作情况汇报。自从一九二八年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负责人被捕后，河东即组织了特委。不久，河东特委负责人被捕，党的活动无形中停顿。特委二次恢复后，制定了工作计划①，给党中央写了工作汇报②。三月份，冯彦俊、乔子甲调到太原后，特委领导力量更为削弱，仅有八个党员，一切活动均已停止。汪铭针对这种状况，和嘉康杰研究决定，于六月七日至八日，在夏县堆云洞召开了河东地区党的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形势和党的任务，并制定工作计划。汪铭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三十五号通告③和顺直省委对河东工作的指示精神。会议认为过去特委组织涣散，没有工农成份，指导能力薄弱，没有支部组织和组织生活，工作无计划，忽视训练干部和对政治问题的讨论，缺少公开的政治宣传，没有注意群众斗争，特别是借粮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党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会议根据顺直省委指示，决定改河东特委为河东特支，选举产生了河东特支干事会，由嘉康杰担任书记，把运城、夏县、安邑、闻喜、解县、绛县以及运城盐池、绛州纱厂等地定为特支工作范围; 立即建立安邑、夏县、闻喜、解县等县党支部; 并就加强政治教育和扩大党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会小组、农协会小组等组织，充分利用组织力量来发动群众诸问题，作出了决定。

堆云洞会议结束后，汪铭在嘉康杰陪同下，巡视了河东地区，帮助各县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在运城，他先后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盐池寻找党员，组建党的支部。在安邑，他和北相镇农民党员同志见面，并讨论了吸收四个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和建立农村支部的问题。在绛州，他们介绍李仰南入党，并共同研究有关政治形势、工农状况和发展党的问题，还提出要李仰南负责绛州党的工作，注意在绛州纱厂发展党的组织。经过十九天的紧张奔波，河东地区党的工作开始打开了新的局面。

一九二九年夏，汪铭针对许多党的负责同志被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的情况，积极想办法开辟监狱内党的工作。他经过对关押在狱中的党员进行考察后，借段嘉绂(中共党员，临汾人) 保外就医的机会，设法让段转告监狱中的阎定础，让阎把关在监狱内的党员姓名、被关的房号和被捕后的表现情况等写个报告。不久，汪铭收到了阎定础写的关于监狱情况报告，立即让段嘉绂转告阎定础说：党组织准备拿一部分钱交给被关押的同志使用，由阎负责分发。正当狱中党的工作刚刚开展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汪铭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不幸被捕。

汪铭被捕以后，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敌人审讯时，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叛徒武子程出庭指认，他怒斥叛徒，豪无惧色。敌人用六至八人压杠子等酷刑，逼他招供，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几次审问都一言未答。以后，山西省民政厅科长郭怀章通过民政厅厅长邱仰濬活动营救。敌人要汪铭表示出狱后不干共产党，被汪铭严词拒绝。在一无证据(叛徒只知他是共产党员，不知道他的具体身分)，二无口供的情况下，敌人把汪铭当作“重大嫌疑犯”，长期单独关押。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折磨，汪铭毫不动摇，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时刻设法寻找相当的朋友，以与党发生关系”①，想尽办法继续为党工作。他在太原公安局关押期间，针对狱中看守人员多是文盲的情况，建议监狱当局开办文化补习班，由他每天定时教这些人识字、读书。经过他半年多的细致工作，使几个看守人员转变了立场，并把看守樊有春发展为党员，使监狱内外的联系有了可靠的“交通” 。

汪铭被捕后，顺直省委派人到山西，重新整顿党的组织，改太原市委为山西特委，冯彦俊为书记，习静波为组织部长，吉甫为宣传部长。一九三○年三月，特委把中央六十号《政治通告》送给汪铭，他读后非常激动，立即给党中央写信，汇报了他对革命形势和顺直省委对山西党的工作领导等问题的看法;并给山西党组织写信，谈了他对山西工作的意见和顺直省委对于山西应切实指导的意见。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 “我离开党和组织已八个月了，八个月未见党内一纸，一旦读六十号 ‘政通’ ，使我兴奋万分。”他还以极其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痛心地检讨了由于对党内的反动分子失去警惕，“自己投奔走向反动分子的怀里”②，使党的工作遭到严重打击的错误。他根据中央六十号《政治通告》的精神和他入狱前山西党的工作情况，提出了意见和希望。他说： “中央过去对各地执行总路线的分量没有积极地考查过，而且对于各地的指示，也限于通告，单独的某项工作指示与信件答复，未能很快的发出。这些对于工作影响非常之大” 。“苏维埃这一组织，在北方的劳苦群众中实在是不知为何物。虽然经过党的宣传，但未普遍地深入到群众中去，而知道的也不过说是共产党!究竟是不知道这一组织是工农自己的政权。为要使一般群众了解苏维埃，中央在现在应该将湘赣鄂粤等苏维埃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政府的组织、工农兵以及劳苦群众的权利义务、工作时间与工资土地问题、士兵待遇等等一桩桩一件件琐琐碎碎的材料，特别命各该区域将日常的新闻通讯，由中央编为日报性一类通讯，每日发给各级党部各下级，将此类通讯传播到群众中去”。他还提出： “山西党经过不断的破坏，党的组织损失殆尽，中央为了山西本身力量薄弱……把山西划入顺直管辖范围。顺直对山西指导不力，在我被捕前已充分表现出来”。他说： “山西是一个省，而且现在在北方政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顺直省委实在是不应该忽视山西，应该认山西为顺直的重要产业支部，人力分配也应当给他有强有力的帮助，使山西微弱的工作，得到慈母的滋养，一天天壮大起来。” “我对顺直这些说话，已有给顺直的信”。“我的希望，中央应函告顺直，一面派人来山西帮助工作，一面积极的给与实际的指示，精神上物质上给山西以助力”。

这年春，阎子祥和河东党组织失掉联系，到太原寻找党组织，碰到他的老乡、汪铭在狱中介绍入党的看守樊有春。樊有春向汪铭汇报了阎子祥的情况。经过往返联系，汪铭介绍阎子祥和太原市委接上了组织关系，继续为党工作。

五月，汪铭用铅笔在纸烟盒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要太原市委设法营救他。党组织通过汪铭的陕北老乡，到小庆医院寻了一点“巴豆”，送往狱中，要汪铭服用，打算在他因“病”到监外就医时，组织营救。但是，汪铭出来看病时坐的囚车，有警察严密看守，途中无法得手; 敌人又发现了汪铭的 “病”因，返回监狱后便给他戴上脚镣，严加看管，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后经樊有春的秘密联系，狱外又给送来钢锯，计划锯断脚镣翻墙越狱。不料脚镣快锯断时，看守易人，秘密泄漏，敌人又给他加戴手铐，转押至警备司令部。从此，越狱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了。

汪铭在监狱中，一面顽强地坚持斗争，一面还从生活上和政治上关心其他被捕的同志。监外同志们有时给他送少量的食品和衣物，他常巧妙地分给大家。他经常对难友说： “一个人的官司好打，众人的官司难打，敌人无论样怎对付你，你都不能供别人。没有生还的希望，就坚定死，决不能用同志的生命来保全自己。”鼓励大家保持革命气节。在狱中，他还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和文学才能，写了许多歌颂党、歌颂革命斗争史实的诗词，送给同志们。在转给高克亭的一首诗中有两句是：“足迹遍南北，艰难何所惧”，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气魄和豪情壮志。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汪铭悄悄拿出监狱为自己拍摄的“囚徒”照片，写下了几行“纪影” ：

“我五十多天没有剃头洗脸，发是长了，胡子也长的

长了，眉头上的横纹也波皱起来了，哪儿还象个二十八(岁的) 青年? !

愁容昏迷的面孔，无劲〔精〕打采的精神，有什么思想病束着心?沉着面孔在思忖什么?垂下眼皮有什么愁烦?呵! 现社会是万恶、悲惨、残酷、不仁、吃人肉、喝人血的呵①! ! !

汪铭在国民党阎锡山的监狱中度过了两年又三个月。正当山西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对他的营救工作将要成功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共山西特委又遭到大破坏。特委书记阴凯卿、组织部长刘天章、特委军委代理书记孙斌和中共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任国桢等被敌人逮捕。孙斌被捕后叛徒革命，出卖组织，向敌人报告了汪铭的真实身分和在狱中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敌人遂决定立即杀害汪铭。十月三十一日早晨，敌人提汪铭到法庭宣判死刑。敌人问汪铭有什么话讲，汪铭面不改色，愤怒地说：和你们这些狗东西有什么好讲的! 汪铭当即被敌兵推出押上囚车。当囚车走出城门时，汪铭对一个押解的卫兵说： “我不知道今天执行，早知道今天死，我就把皮袄送给我的战友了。我的皮袄里有银元快取出来，你们和我的战友分用吧! ”汪铭被押到小东门外刑场，敌人命令他跪倒。他昂首挺胸，屹立在敌人面前，愤怒地说： “我没有罪，你们无权让我跪! ” 说完又连声高呼 “打倒国民党! ” “中国共产党万岁! ”行刑的刽子手被汪铭慷慨就义的大无畏精神威慑住了，端着枪的手颤动不止，连开三枪，汪铭才倒在血泊里。押送的卫兵看到汪铭至死不屈的英雄行为，回到监狱，对关押的其他政治犯伸出大姆指连声称赞： “好样的!好样的!”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作者曾访问了汪铭的亲属汪继尧、汪兴钢、武仙仙等和熟悉汪铭的杨和春、阎定础、张永、赵万钟、乔子甲等老同志; 还参阅了阎子祥、李仰南、金长庚和中共太原市委党史办公室所写的回忆录和整理的有关材料。

注释

①《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一览》,原件存山西省公安厅档案科。

①张耀庭1957年对汪继尧的谈话。

②彭真1950年给汪继尧的信。

③马林: 《汪铭小传》 (1945年1月),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①李香斋1980年10月16日给汪继尧的信。

②1926年10月,中共太原地委改为山西省委。

①阎定础1981年6月25日谈话记录。

①②③阎定础1981年6月25日谈话记录。

①嘉红元1980年4月12日谈话记录。

②赵万钟1980年7月2日谈话记录。

③乔子甲1980年6月20日谈话记录。

④一九二七年秋中共山西省委改为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王鸿钧,组织部长崔锄人,宣传部长戎子桐。

①阎定础1981年8月25日谈话记录。

②汪铭手写稿,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中央给山西省委的信(铅印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载《党的生活》第5期,1929年2月19日出版。

②汪铭1929年3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转引自《周恩来选集》 (上卷)第20页。

②汪铭1929年3月22日给中央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汪铭给中央信——关子山西工作我个人有以下的意见》 (1929年3月22日)。

①载《周恩来选集》 (上卷),第19——22页。

②乔子甲1980年6月20日谈话记录。

③有资料说,汪铭当时还是顺直省委常委。

①汪铭: 《巡视河东工作报告》(1929年6月20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的《中央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信》中提到了这个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即《关于五一节的工作方针》 (1929年4月12日)。

①1930年3月24日汪铭在狱中给中央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据吉甫回忆:一九二九年夏,工运负责人杨某 (平遥人、太原兵工厂工人)闹情绪,要党给他以补助。汪铭和冯彦俊、吉甫商量决定,共同找杨进行说服。不料杨已叛变,宪兵早已隐蔽其家,汪先去,刚进杨家就被逮捕。故他说是 “自己投奔走向反动分子的怀里。”

①这张照片,是汪铭把它藏在棉衣里面从监狱送出,交给他的母亲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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