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熊锐人物传,熊锐生平事迹,熊锐评价

Posted 2022-05-04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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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熊锐人物传,熊锐生平事迹,熊锐评价

熊锐又名新寿、维新、军锐、君锐，笔名尹常，1894年6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泮坑乡新塘尾村的一个侨商家庭。其父熊朋初，在非洲经商，母亲在家务农; 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梅县家乡渡过的。熊锐聪颖谦虚，读书勤奋，求知欲很强，学校的老师对他十分称赞，尤其是爱生如子的古直先生对他更是悉心栽培，循循教导。因此，熊锐在10岁时就能写出1000多字的文章，被老师作为学生范文，在班上朗读，张贴。嗣后，非洲政局变动，熊锐因父亲汇款中断，一度辍学。不久，在亲友和古直先生帮助下，才得以继续升学。

1913年，熊锐在梅州中学毕业，回到泮坑乡的蒙童馆任教一段时间后，又到桂里小学当教员。他以古直先生为榜样，精心培育少年儿童，耐心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导他们树立远大理想。熊锐在课余时间，继续攻读古文、经史，对于不懂的问题，决不马虎放过，或查词典或向古直等前辈请教，学识日渐广博。

这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席卷广东的潮(州)梅(县)地区。熊锐受到很大的启迪，开始研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报刊。学校放假期间，他和同事到梅县，别人游玩、购买商品，他却出没于书店、书摊，阅读和购买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回校后认真阅读，写笔记和读书心得，并以学到的理论来观察时局，撰写文章，抨击时弊。他的文章或褒或贬，都是言之有据，以理服人。

古直先生看了熊锐的文章，十分欣赏，并推荐给曾伯岳等进步人士。曾伯岳感到这个青年很有前途，特约他到自己寓所“冷圃”相见。熊锐与曾伯岳促膝谈心，评古论今，始终能对答如流。曾伯岳在古直面前称赞熊锐的学识与人品，很感慨地说：“ 熊熊锐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将来必远胜我们这老一辈。”①嗣后，熊锐在泮坑乡启化小学、梅南乡龙文公学等校担任教员，曾一度与杨雪如等一起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帮助学生组织读书会，介绍进步书刊给学生阅读。

古直被聘任为广东高要县县长，需要一位得力助手，特聘熊锐为文书。熊锐受聘后，办事勤奋，克己奉公，处事谨慎，将繁杂的公务，处理得有条不紊; 与同事的关系，亦非常融洽。他白天工作已十分疲劳，工余仍继续努力学习，常挑灯夜读，对于宣传革命理论的书，或是报道海外消息的报纸，更是爱不释手。同时，他还积极为汕头《大风报》、《真言日报》撰稿，且多为报社采用。古直不忍让繁琐的公务，埋没了这个有为青年的才干，打算给他以深造的机会。于是，他致函曾伯岳，商量送熊锐出国留学。

1918年初，熊锐在曾伯岳、古直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同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订立了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不战而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的广大地区。熊锐对此十分愤怒，撰文投寄汕头《大风报》，鞭挞了封建军阀的罪恶行径。1919年夏天，熊锐愤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毅然离开日本回国。他回到上海，住在大同路，常与同乡的友人李今发等，畅叙留日的观感和今后的计划。给今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急需恢复生产，法国政府曾派人到我国招募劳工。我国许多青年都希望借此机会到欧洲去，学习欧美发展实业和富国强兵的办法，以振兴中华。留法俭学会以 “纳最俭之费，求达留学之目的”②，组织青年到欧洲俭学。接着，华法教育会亦根据“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发展”③的宗旨，组织大批青年到法国、德国勤工俭学。

熊锐也想去法国留学。他的愿望得到古直和曾伯岳的支持，他们向广东省政府推荐选派他到法国留学。熊锐的父亲亦赞成他出国深造，汇款予以接济。于是，熊锐和今发等许多广东籍青年，一起投考华法教育会开设的留法预备学校，大部分人落第了，只有熊锐和今发被录取。他们在留法预备学校补习了大约半年时间的法文，于1920年4月初，经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顾树霖介绍，办理赴法学习手续，参加了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二届赴法学生团。

1920年5月9日，熊锐和赵世炎等130人，在上海杨树浦乘“高尔提来”号轮船启程赴法。他们坐的是半明半暗的船舱，由于人多拥挤，空气污浊，饮食低劣，大家的思想非常愁闷。为了活跃旅途生活，熊锐与赵世炎、陈绍休等十余人被大家推举为代表，组织赴法航海自治团，负责管理同学们的生活和娱乐。6月16日，“高尔提来”号轮到达法国。同学们于6月17日、18日，分途转往法国内地各学校学习。熊锐先到杜尔·罗杜路公学学习，9月后入巴黎大学文科学习。在法国求学的中国青年有两种情况：一为勤工俭学生，边工作边读书;一为俭学生，到法国乡村或边远城市收费低廉的学校读书。广东省政府派遣到法国的俭学生，其数量为全国各省之冠。熊锐是广东省政府资助的俭学生之一，得到小量生活津贴费，不必到工厂劳动，能专心致志于学习。同年12月，他又转到德国柏林，在补习了一段时间的德文之后，考入佛莱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革命道路。

1920年底，中国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已达到1200多人，能找到正常工作的只有400余人。北洋军阀政府借口“国库奇绌”，拒绝对中国的勤工俭学生资助，并令驻法公使馆将在法国的无工无学的学生，遣送回国。华法教育会也先后发出两次通告，拒绝给留法学生发放生活维持费。留法勤工俭学生对北洋政府的这一措施十分愤慨，1921年举行了三次重大斗争。这些斗争使在欧洲的包括熊锐在内的留学生和华工们迅速觉醒，许多青年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组织起来才有出路。

熊锐在柏林常于周末晚上到张申府家里，与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讨论国内外形势和研究群众工作。赵世炎、周恩来等为了更好地带领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开展革命活动，决定组织统一的共产主义者团体。熊锐和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廖焕星等讨论决定，推选周恩来为旅德代表，前往巴黎开会。1922年6月间，旅德代表周恩来，旅法代表赵世炎、李富春，旅比代表聂荣臻、刘伯坚，以及脱离了无政府主义团体，转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陈延年等20多人，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国内团中央批准、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这次会议之后，熊锐、廖焕星等人就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少年共产党为便于秘密斗争，规定每个人都取一个假名。熊锐按组织决定，取名“尹常”①。不久，熊锐参加了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张伯简等人建立的中共旅欧党组织。

这期间，国内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叛军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夺取了广东省政权，中断了对广东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资助。此时，熊锐的老师古直亦因政局变动被解职，其父亲又经商失利，使熊锐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度过难关，他于1922年秋往佛莱堡农村当雇工。他虽然身体瘦弱，劳动吃力，但由于意志坚强，终于经受住了考验，体格也锻炼得很健壮。就在这时，他认识了一个德国姑娘——佛莱堡市的初中女学生海薇(译音) ，两人志趣相同，互相帮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成了终生伴侣。不久，熊锐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仍回柏林，继续投入紧张的学习和革命活动。

熊锐积极参加少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其机关刊物《少年》杂志撰写过《过去一年之德意志》、《新苏俄联邦与帝国主义》等文章，介绍苏俄社会主义革命与帝国主义国家状况。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后，熊锐“其时已加入C.P. 负上级干部责任”①。他为了加强与群众联系，常到康法街的中国留法同学会活动和阅报，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动员他们参加青年团。施益生回忆当年的情况时指出，熊锐“很耐心地向我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介绍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活动情况”。还介绍他与周恩来认识，“三人促膝谈心，真似亲兄弟一样，他俩继续向我宣传马克思主义”②。

1923年春，孙中山依靠滇、桂军队，打败陈炯明，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被推举为大元帅。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广东省省长，并酝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对进步事业积极支持。廖仲恺十分关注广东留法学生的生活状况，当收到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请求广东省政府拨款解决熊锐等34位留法俭学生生活津贴问题的报告后，于同年9月9日命令“教育厅转咨财政厅，照案速汇广东留法勤工学生津贴”③，以解决熊锐等留法俭学生的经济困难问题。

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以实现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执行国内党中央的决定，积极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熊锐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先后在欧洲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在欧洲建立海外执行部。11月25日，中国国民党旅欧执行部成立，熊锐当选为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当选为总务科主任(负责行政领导和组织工作)，李富春任宣传科主任①。国民党旅欧执行部建立后不久，党员发展到180多人，其中勤工俭学生和华侨工人占大多数。熊锐以国民党旅欧执行部政治委员名义，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公开活动，进行了大量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国民党一大以后，熊锐与朱德等又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驻德支部于1925年1月2日至3日召开会议，讨论发展组织和开展宣传工作等问题，决定创办支部机关报，筹办书报社，努力训练党员，以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大会选举了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会，“当选之执行委员为熊锐、阚尊民、吴宗保、朱德、连瑞琦等五人”。“执行委员工作之分配，则阚尊民为常务，朱德任组织，熊锐任宣传……”②。熊锐不负众望，经常向群众讲解国共合作政策和国内革命形势，号召华工和勤工俭学生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华炎黄子孙，要关心祖国，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掌握生产技术和技能，以便日后为振兴中华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5年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迫辞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的职务，前往欧洲游历，在德国研究政治经济问题。邓演达认识了朱德、熊锐等中国共产党人后，他们成了肝胆相照的挚友，彼此都关心祖国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革命事业。邓演达发现熊锐是有才学、有抱负的青年，极力请他回广东工作。熊锐经过党组织批准，欣然接受了邓演达的邀请。邓演达知道熊锐回国的旅费不足，便慷慨地赠送了3000马克给他作旅费。

1925年秋，熊锐和他的德籍夫人海薇，带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熊锐翻译的《唯物史观》、《人类进化史》的手稿，回到广州。他不顾旅途劳累，立即投入了火热的反帝爱国运动。11月7日，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在文明路广东大学操场举行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周年纪念活动。熊锐参加了这次活动，与留法同学陈延年、吴明等人相见，十分高兴。他们倾诉在法国别后状况和广东形势，深感广东的政治气氛与他们早年出国时大不一样。

熊锐以渊博的学识，博得了广州有关各方的尊敬。许多学校和团体，都请他演讲或作兼职教授。他虽然很忙，但总是挤出时间，满足大家的要求。1925年底，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富春等，联合国民党开明人士谭延闿，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开办政治讲习班，以安排湘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后的编余人员学习，为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培养干部。政治讲习班于次年初在广州大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开办后，熊锐与毛泽东、张太雷、肖楚女、恽代英、邓中夏等兼任教授。熊锐讲授的课程是《帝国主义之由来及其性质》①。由于他曾在日本、法国、德国留学，熟悉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历史，又在柏林的华工、勤工俭学生中做过许多宣传工作，有实践经验，因此讲课时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受学员欢迎。政治讲习班有学员400余人，结业后到湖南、广东等地开展革命斗争和参加北伐战争。熊锐为培养革命干部，作出了一定贡献。

邓演达从欧洲回国到广州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他推荐熊锐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第3军政治教官。熊锐在政治讲习班授课的同时，还到黄埔军校和第3军军官学校讲课。他向第3军军长朱培德、政治部主任朱克靖提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建议。朱培德、朱克靖邀请他出席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他即席演讲，勉励军官们要做一个爱国将领，既要会指挥打仗，又要懂得为谁打仗，要做到不怕困难，不贪钱财，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他指出，北伐战争即将进行，祈望军官们为统一祖国而建立功勋。

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是熊锐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熊锐积极支持熊雄的工作。他根据军校政治部的教育计划和课程安排，按时到校授课，从未迟到过。他讲课前，常与学生一起高唱“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师生感情融洽，学生很尊重他，听课时鸦雀无声。他结合授课内容，教导学生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

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在区委宣传部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选派熊锐等一批优秀同志兼任委员①。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举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第一期于1926年2月14日开办，熊锐讲授《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专题②;第二期于3月16日开办，熊锐讲授《什么是共产主义》①。同年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创办劳动学院，培训工人运动骨干，熊锐与刘少奇、肖楚女、阮啸仙、冯菊坡、恽代英等为兼职教授，熊锐讲授《世界革命史》课程②。院址先设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内，后迁到太平南路嘉南堂，学员都是来自香港、广州等地的工会领导人。劳动学院共办了两期，熊锐给大家讲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并介绍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史，增加了学员的见识，增强了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学员结业后回到各地从事革命斗争，其中有著名革命活动家陈郁、卢永炽、白洁之等。

同年下半年，熊锐还担任国立广东大学专修学院教授，继而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兼教授，讲授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26年7月，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戴季陶接任校长后，将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划出来，单独成立中山中学。戴季陶接受何香凝的建议，聘请熊锐任中山中学校长。熊锐遂辞去广东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的职务，执掌中山中学。他锐意革新，任人唯贤，聘请了郑伯奇、穆木天、刘侃等著名学者，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授。熊锐的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既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又宣传马克思主义，正确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学生思想受到很大启发。

由于熊锐在中山中学宣传革命思想，遭到国民党右派组织“树的党” (英文Stiek，即手杖)的攻击。“树的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戴季陶主义的谬论，围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生。熊锐提倡自由辩论，通过辩论使学生们明辨是非，认识“树的党”的反动本质。戴季陶感到中山中学难于控制，便将其收归中山大学直接管辖。熊锐对戴季陶的措施很不满意，愤而辞去校长职务。

熊锐辞去中山中学校长职务后，应邀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举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任兼职教授。该所是1926年9月15日开办的，所长由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担任，蔡畅任教务主任。熊锐与邓颖超、肖楚女、恽代英、邓中夏、彭湃等任教授。他讲授《国际问题》，论述英、美、法、德、意、日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深受妇女干部的欢迎。

熊锐身兼数职，每日从晨至暮，工作非常忙碌，因而积劳成疾，患了猩红热病，日夜咳嗽，难于安寝，身体日益消瘦。妻子海薇平时对他非常体贴，还为他分担翻译工作。但恰恰在这时，海薇小产，身子虚弱，无人照顾熊锐。党织织对他十分关心，张太雷、肖楚女、熊雄都去看望他，还介绍中山大学医学院著名医生李其芳、温泰华、李煦寰等为他诊病。同志们劝他到鼎湖山、罗浮山、西樵山等地休养。熊锐以斗争十分尖锐，革命工作繁忙，婉言谢绝了出游的建议，仍扶病在家工作，争分夺秒地翻译德文版《唯物史观》。中共广东区委开办的国光书店曾为熊锐的译作发了出版预告。熊锐身体稍好，又活跃在教育战线上，兼任广州市政府教育指导员，出席各种教育会议，为办好教育工作出谋献策。

熊锐不仅是教育家，而且是一位理论家，一位无畏的革命战士。他为贯彻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于国民党右派分子分裂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胡作非为，进行无情揭露，严肃批判。他针对“孙文主义学会”歪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撰写了《如何纪念革命领袖》一文，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诬蔑，指出“革命更不是什么人可以凭空煽动得起的”，革命是“大多数被压迫者对少数压迫者的一种急剧的阶级争斗”①。他还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报》、共青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以及其它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战斗檄文，其中有《“赤祸”——红十月》、《卢森堡与李卜克纳西被难八周年纪念》、《空想的社会批评家》、《社会主义绪论》、《人类的新史——红十月》等等。熊锐介绍卢森堡和李卜克纳西的斗争事迹，在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时指出：“我们也不忘当时缺少一个布尔塞维克化、列宁主义化的党”②。他的观点，论证了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也驳斥了右派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在广东的国民党右派甚为嚣张，不断摧残工农运动。为应付时局，熊锐与国民革命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孙炳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肖楚女、广州工代会刘尔崧，经常研究形势，讨论如何团结国民党左派和反击右派的问题。

1927年4月上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武汉来电，请熊锐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政治教官。熊锐接到电文后，找许多朋友商议是否应邀前往。他的学生余桂生(共青团中山大学地方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向熊锐建议，希望他译完《唯物史观》最后两章，再到武汉工作。熊锐经组织同意，为了革命工作需要，决定立即北上，请熟悉英文的黄干甫，以英文版《唯物史观》为蓝本，继续翻译此书的最后两章。安排好这件事，他预订了4月20日的船票，准备偕海薇一起去武汉。

可是，熊锐夫妇尚未动身，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消息传来，熊锐意识到广州形势将更趋恶化，遂取消去武汉计划，把积存的文件进行清理，该烧的烧掉，该保存的进行转移。这时，余桂生就形势的发展趋势，向熊锐请教。熊锐主张组织数以万计的省港罢工工人、郊区几千农民自卫军，以及黄埔军校入伍生，举行武装起义，向武汉靠拢①。可惜，由于没有党中央的指示，中共广东区委未能就此事形成决定。余桂生出自对熊锐关怀，希望他提前去武汉。熊锐严肃地说： “共产党人万万不能见危就跑，如果将来牺牲了，只好用我们的血来激励后起的同志了。”②

4月13日，中共广东区委召开扩大的紧急会议，讨论应变措施。熊锐在会上阐述了组织武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他许多同志也与熊锐有相同观点。会议经过深入讨论，作出了5月初举行全省总起义的决定，并派遣联络员到北江、西江、琼崖、潮梅和惠州等地发动起义，中路则由区委直接指挥。

然而，国民党广东当局于4月15日凌晨，突然发动政变，调动大批武装军警搜查各工会和进步团体，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领导干部。与此同时，东山区公安分局出动大批警察，团团围住熊锐的住宅，敲打住宅前院的铁闸门。保姆阿莲闻声，通知余桂生出外察看。余桂生看到大门外警察林立，气势汹汹，有一个警长举起手里的大信封喊： “熊先生，请出来接黄埔军校的紧急任命。”余桂生走近铁闸门，伸手接“紧急任命”，警察立即将手伸过铁门孔抓人，余桂生用力挣脱，跑回内室关上门，将外面情况告诉熊锐。此时，大批警察已爬过围墙，撞开内室的门，冲到楼上，一面命令房东打开前院铁闸大门，一面搜查熊锐房间。警察拿出逮捕证和搜查证，对海薇说： “我们奉命扣押你的丈夫熊锐。”并要海薇在“敝宅经东山公安分局检查，当场无骚扰，亦无遗失物品，此证”的检查令上签字。海薇提出抗议，痛斥他们说： “你们分明在这里搞得乱七八糟，还敢说没有骚扰?”警察强迫海薇签字后，将余桂生误认为熊锐，推上囚车押走了。余桂生上车前暗示熊锐赶快出走。

东山公安分局局长发现没有把真正的熊锐抓到，命令警察再去熊家，捕了熊锐。在公安分局里，熊锐要求警察局长释放余桂生，说他是无辜的学生。警察局长不由分说，派了6名警察将熊锐和余桂生押送到广州戒严司令部的临时拘留所——南关戏院。

在南关戏院，熊锐对余桂生说： “我的思想准备不足，昨晚你和毕磊劝我躲避时，我还说不要紧，顶多和在德国一样，拘留几天罢了。我平日把国民党看如德国的执政党，认为他们会给共产党人以合法地位，我真是太幼稚了。”熊锐沉思一会又说： “海薇已怀孕三个多月了，你如果能获释出狱，要劝她一定生下这个孩子，作为革命种子抚养成人。倘若她不愿意留在中国，则设法帮助她回国。如果海薇生下了孩子，就交我的弟弟熊维清，请他将孩子带到南洋抚养。我的后事拜托您了，望您继续走我没有走完的路。”①

4月16日上午，熊锐作为死囚被押到南石头监狱，与肖楚女等人关押在一起。海薇曾千方百计到狱中探望。她看着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的熊锐，泪如泉涌。熊锐鼓励她要坚强些，多保重，告诉她组织会照顾她的。4月下旬，熊锐与肖楚女、毕磊、沈春雨、李森等12位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于南石头监狱，时年33岁。

注释

①陈伟吾的回忆录 (1962年6月16日) ,未刊稿。

①今发: 《哀熊锐同志》,1927年5月26日《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第63号。

②《留法俭学会宗旨》,转引自颖之: 《中国近代留学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第46页。

③《旅欧华法教育会一览》,载《教育公报》第4卷第9期,1917年9月版。

①郑超麟: 《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若干史实》,载《上海文史资料》第3辑,1981年版。

①《熊锐传》,载《牺牲》第1集,1929年3月15日出版。

②施益生: 《回忆中共旅欧支部的光辉业绩》,载《天津文史资料》第15辑第114页。

③温仲良: 《广东全省教育大事记》第20页。

①王健英编: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②《国民党驻德支部党务摘登》,原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机关报《国民》第12期,1925年2月25日出版,转引自《党史研究资料》 1981年第10期。

①《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职员一览表》。

①参见黄干甫: 《革命烈士熊锐》,未刊稿。

②中共广东区委《报告》,广字第2号,1926年3月14日。

①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季羽吉的笔记簿,原件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②《工人之路》,1926年6月27日。

①熊锐: 《如何纪念革命领袖》,载《孙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册》,1926年3月12日出版。

②尹常: 《卢森堡与李卜克纳西被难八周年纪念》,载《人民周刊》第38期,1927年1月17日出版。

①②参阅黄干甫: 《革命烈士熊锐》,未刊稿。

①参阅黄干甫: 《革命烈士熊锐》,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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