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徐策人物传,徐策生平事迹,徐策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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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徐策人物传,徐策生平事迹,徐策评价

徐策

(一)

徐策，湖北省大冶县大箕铺乡 (原阳新县龙山区)八流村徐寿庄人，原名徐联甲，学名纯德，后改名徐策。1902年5月27日生。徐策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第二。父亲徐有南，母亲姜德，均是农村勤苦农民。全家靠父亲租种田地和母亲打草鞋出卖维持生计，生活非常艰难。徐策4岁曾随祖母出外要饭，6岁即跟随大哥，到田畈地垴，做力所能及的农活。

1909年，同村塾师徐维何看他聪明伶俐，免费收他入学读书。徐策15岁入柳林高等小学就读。该校校长赵星辉、教育主任马联芳，都是当地较有名气的人物。赵星辉被称为大(冶)阳 (新) 边三杰之一，早年接受过维新思想，曾出任湖南省龙山县令，老来还乡任教。徐策深受赵校长的思想影响。1922年，徐策以优秀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在师范就读期间，又受到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教育，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1925年秋，徐策邀阳新县在武汉读书的20多名同学，回原籍龙山区组织《龙山文化促进社》、《青年励进会》，并任《青年励进会》会长。他带领同学们向工商界筹集宣传经费，到各地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封建迷信的革命思想，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时，徐策在政治上、思想上日趋成熟。

(二)

1926年春，徐策结束了学生生涯，回到大箕铺地区马易先学校 (现大冶县小箕铺中学) 任国文教员。是年秋天，北伐军攻占了紧靠大冶县境西边的汀泗桥、贺胜桥，继而攻占武汉。在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中，大冶县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9月中旬，在中共大冶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县城关举行万人大会迎接北伐军，数十里以外的农民驾着100多条船只集中在大冶湖畔，欢送北伐军李宗仁部渡湖。大冶、阳新两县的工会、农会、驱毒会、青年促进会、妇女天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公开活动。徐策怀着革命的激情，在教学之余，积极参加这些活动，担任了共产党员曹大骏所领导的龙山文化促进社的宣传部长。他在任职期间，致力编印小刊物，出版小册子，创作革命民歌民谣，宣传废除苛捐杂税，减少田租，反对封建迷信，清算祠堂庙宇财产，提取祠、庙、族款作革命经费等主张。

1926年底，徐策由曹壮父、曹大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到1927年春，徐策与曹大骏、曹玉阶、李溪石等共产党人走遍大阳边境的白沙铺、小箕铺、大箕铺、曹家湾、四斗粮、马叫、姜桥等地区，串村走户，发动农民斗争土豪劣绅，组织各级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大冶县小箕铺地区大土豪石敬宜，残酷剥削佃户，欺压群众，奸污妇女，农民恨之入骨。在徐策等指导下，农民协会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当场判处石敬宜的死刑。随后，各地相继开展镇压土豪劣绅运动。短时期内，大冶县农会关押了150名土豪劣绅，罚款数万元“银洋” (即银元) ，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大土豪劣绅10余人。

但是，农民革命运动遭到反动势力的恶毒诬蔑与疯狂攻击。1927年2月27日，阳新县商会会长朱仲忻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了成子英等9位农民领袖并浇上煤油将他们活活烧死。正在阳新城开会的徐策，巧妙地突围逃脱。

大革命失败后，徐策等共产党人遭到国民党的通缉。1927年底，徐策秘密潜回家乡，与坚持大 (冶) 阳 (新) 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曹大骏、曹汝实、曹振亚、石继民、李溪石、刘怀玉等取得联系。他们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在农村加紧游击战争，杀尽一切土豪劣绅、政府官吏，没收其财产，烧毁其房屋，建立农民革命军，立即发展到普遍的群众暴动”①的指示，在阳新县杀了4个土豪，得枪20余支;在大冶县殷祖、刘仁八、弥陀寺一带缴获大地主长短枪30余支，组织了大阳手枪队 (游击队) 。此后，大阳手枪队先后袭击了大阳地区罪恶累累的大土豪劣绅刘慧臣、罗巨舫的巢穴，将刘慧臣、罗巨舫击毙。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农民群众。

(三)

1928年5月，徐策任中共阳新县委执行委员，具体负责宣传工作。1928年8月，徐策调任中共大冶县委书记。到职后，与管组织的许若泉(化名全省吾) 、管宣传的石继民(化名刘海山)商议，将县委机关设在离大冶城60余华里的南山头上金公祠。他亲自带领党员、干部沿村串户，宣传发动群众，组建“农民革命委员会” (苏维埃政权的前身) ，实行土地革命。8月下旬，县委从山下联络点段华封家收到中共中央从上海秘密邮寄来的六大文件。在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徐策在大冶县有计划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

首先，恢复、发展、健全共产党组织。在10个区中，“共恢复了十一个支部，同志计八十余人。经过4个月的工作，发展到三十一个支部，同志计百七十人”①。然后，将10个区合并为王益、盛碧、殷林、桥安、姜洪5个区，“各区皆以地取名”②，设立区委(或支部) 。“港窑湖工人区及县城各组织特支，直属县委”③。到1930年春，全县党员发展到3600人。

第二，开展广泛宣传。徐策规定各区委(特支、支部) 要办刊物，出版小报，印发传单，向工农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内容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宣传职工会、农协会、工农军的作用等等。

第三，组织县委手枪队 (游击队) 。10月，徐策与殷林区余立金、饶惠潭，姜洪区彭济时、刘全三等20余人在南山头成立手枪队，由余立金担任队长。手枪队员身穿长袍，腰藏手枪，白天化妆侦察，晚上秘密行动，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国民党大冶县秘书、恶霸黄晓阶嫁女那天，十几名队员化妆成贺喜的客人或叫化子，突然冲进黄家大门，掀翻宴席，将黄打死，并击毙了其他几个坏蛋。

第四，开仓放粮。为了造成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激励农民的斗争热情，徐策指示各区村举行开仓运动。他领导六区区委书记刘世范等率领群众没收了栖桥地区柯家湾村豪绅柯柳芳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八区区委紧接着组织群众向欧家港地区的豪绅斗争，开仓放粮;不久，又打了刘仁八村地主设在杨桥的粮仓和弥陀寺地区豪绅的仓库。全县先后共打开了数十处粮仓。1930年6月出版的《上海报》第318期曾专文予以报道：“大冶举行开仓运动，豪绅家、祠堂、庙宇的公仓都开了，被千万的农民担去。”①

1929年春，徐策担任了管辖鄂赣边境的大冶、阳新、通山、鄂城、咸宁、蕲春、蕲水、瑞昌、武宁等县的中共大冶中心县委执行委员，负责县委日常工作。他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中心县须指导其他邻县份”②的指示，经常派人到阳 (新)通(山) 山区去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5月间，徐策和其他委员们一起，制定了武装暴动的总计划。6月30日，在徐策、吴致民等领导下，发动了震惊鄂东南的大冶县“六卅”刘仁八起义。那天拂晓，大冶、阳新、鄂城、咸宁等县近万名起义者在徐策、吴致民、刘全三的率领下，手举刀、矛、锄头、铁锹、鸟铳等武器，团团包围大冶县反动大本营刘仁八村。县委手枪队带头冲锋，打开刘仁八村前祠堂门，击毙了反动常练队 (地主武装) 队长刘维敬，敌40余人缴枪投降。刘仁八起义在鄂东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为建设红色地方武装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7月中旬，徐策、谢振亚、方步舟等根据中共中央六大关于“在工农暴动胜利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本党应迅速将自己武装力量的组织从游击队的形式 (不仅是农民游击队、工人赤卫队及转变过来的兵士暴动的形式也都在内) 改组而成立经常的红军”①的指示，决定集中刘仁八起义部分人员和大冶、阳新、通山等县手枪队、游击队到金公祠西边的毛宕村，成立了鄂东南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军长谢振亚。从此，以大冶南山头为中心的鄂东南红色革命根据地诞生了。

为了巩固扩大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徐策等发动工农，大力开展武装斗争，消灭了王益区、姜洪区的保卫团和民团，打败了殷祖国民党驻军，毙其连长1名，兵士数名，收缴 “长枪300余支，短枪30支; 将长枪编为红军十二军第二纵队，分3个大队，一特务大队; 短枪分给大冶、阳新、通山、鄂城、蕲水各县，每县5支，组织一个小游击队”。游击队活动区域，“除大冶中心县委所管各县外，准备向鄂南冶界溪路各县及江西边界瑞昌、武宁等处游击”②。

1929年深秋，红五军李灿、何长工率领五纵队挥师北上，挺进鄂东南。11月上旬，徐策同谢振亚、方步舟等在南山头会见了李灿、何长工。徐策介绍了大冶地区情况以后，决定首战大冶城。翌日黎明，徐策、方步舟带领红军队伍从南峰出发，飞快地逼近城郊，形成半圆形包围阵势。徐策、谢振亚率部绕道向东，潜入寡妇堤的柳林中埋伏。黄昏，一声号令，徐策，谢振亚随红十二军战士冲入城里，与护城敌人激战。担任主攻的红五军第五纵队猛烈发起攻击，敌人见势不妙，拖枪溃逃，“有枪400杆之商联队(常练队)损失过半”①。进城后，徐策带领战士向市民、商人、工人宣传红军的政策，解说共产党的纲领。他口才很好，深为红五军干部战士所佩服。

不久，蒋介石派唐云山独立十五旅二团开赴大冶、阳新进剿红军。敌一营驻阳新，二营驻大冶，三营驻江北团风。12月初，湖北省委派赵品三、郭子明、刘振山送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协助红五纵队瓦解敌独立十五旅。红五纵队和大冶中心县委立即在曹家湾曹玉阶家举行联席会议。徐策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经过热烈讨论，会议决定由徐策、方步舟派人与打入敌旅的中共地下党员程子华联系，里应外合，智取大冶城。12月14日晚11时许，程子华和骨干分子解决了部分反动军官后，举行兵暴。兵暴部队与二营七连接火后，惊动了营部的敌人，双方在城里展开了激战。拂晓，红军开始攻城。徐策路熟，带领红十二军战士担任主攻。李灿、何长工带领大部队在牛角山岭设伏。洪超带领一排战士佯攻，诱敌出城。待敌出城后，徐策、谢振亚率军尾随追击。敌人向北逃窜，跑过七里界、刘长席，正好落入红军伏击圈，“两边山上的机枪、迫击炮、步枪一齐开火，军号声、呐喊声震动山岳，洪超又带领全排转身冲过来，两边山上的战士一齐杀下来，把这营敌人全部歼灭”②。“这一仗，我军俘敌千余名，活捉了大冶县长伍屏阶，解救了饶正锡同志;缴枪900多支”③。这就是后来中共中央誉为“模范的大冶暴动”①。

(四)

1930年3月，徐策以鄂东南苏维埃区域代表的身分，同何长工、吴致民、方步舟密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以及鄂省党的代表会议。4月，徐策在中共湖北全省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委员。6月16日，徐策出席了在大冶县刘仁八村召开的红五军和红八军军委联席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成立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辖五军、八军。这次会议确定“调徐策到红军做政治工作”②，任红八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7月15日，红三军团在湖南平江县召开前委扩大会，拟定攻打长沙计划。身为纵队政委的徐策，得此消息，马上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战前动员。他讲： “长沙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何键所盘踞。他杀了1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为了给死难烈士报仇，我们要舍生忘死，攻下长沙城，活捉何键，为民除害! ”在徐策的政治宣传和鼓动下，三纵队战士个个仇恨满腔，人人热血沸腾，请战书、决心书如雪片似地飞向纵队部。

7月22日，战斗打响。徐策同红军战士英勇奋战，顽强杀敌，一举占领距平江城30里的晋坑。此役“消灭敌人近两个团，俘虏敌一千多，缴获两千多支枪和一些弹药”③。27日上午10点钟左右，总攻长沙城开始。徐策同三纵队司令员侯中英(大冶县人) 组织300多人的敢死队，从杉木港驾小船强攻，掩护二、三纵队战士渡过浏阳河，向敌人侧后方阵地进击，并指挥红军战士向敌人喊话，加强政治攻势。晚8时许，彭德怀统帅全军主力冲向敌人阵地，经过一阵猛打，突过一层又一层敌人防线，夺取了长沙城。

8月初，红三军团从长沙退回平江长寿街，五、八军进行混编，将纵队改为师，徐策任三师八团政委。8月23日，红军一、三军团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此，徐策在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的领导下，随红三军团转战湘赣。1932年1月，红军围攻江西赣州城，徐策率三师八团担任主攻。兵临南门阵地，徐策带领战士冲到城下，守城旅长马昆指令其部下在城上居高临下，进行抵抗。一时间，子弹如飞蝗一般。徐策被飞弹击中左臂，鲜血直流。他咬着牙，忍着痛，继续指挥攻城。因城墙高而坚固，久攻不克。徐策率战士挖地道至城脚下，然后埋上炸药，炸开一段城墙，使敌人伤亡数百。但因敌人反扑，未能夺取赣州。不久，上级调徐策“接任一师政委职务”①。

1933年5月，红三军团整编，徐策被任命为由江西兴国模范师改编而成的六师政委 (此时红三军团取消了军的编制，直辖四、五、六师) 。

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10月7日，红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接到上级命令，同师长曹德清率部从兴国高兴圩经筲箕窝、东村，来到江西于都县曲洋、汾坑一带隐蔽。17日凌晨，大雾弥漫，徐策等率部来到于都河岸，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12月初，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徐策所在的六师和三军团全体将士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奋战，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红军渡过湘江，继续西进。徐策率领六师随主力进入黔境，占领黎平。1935年1月中旬，他们接到中革军委指示，从桃子台处抢渡乌江，进驻遵义以南地区，镇守刀耙水，沿乌江岸执行警戒，保卫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安全召开。遵义会议后，徐策率六师沿川黔边境向云南进军。2月5日，到达四川叙永县与云南威信县交界的五龙山区。6日，在叙永天堂坝与川军范子英旅陈团展开激烈战斗，歼敌一部。7日，由叙永亮窗口翻围杆坳进入威信县大湾、凤阳。是日，红军在鱼井坝头召开军人大会，六师并入四师、五师，徐策任五师政委①。随后，红军分两路进军扎西。

(五)

1935年2月9日，红军各部抵达云南省威信县城扎西镇。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扎西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和创建川滇黔边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同时，中革军委颁布了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一部分人员“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②。徐策被中央选拔为带领400多名红军干部和战士，在川滇黔边区开展革命斗争，创建新苏区的领导人，统一领导该区党的工作和游击武装斗争。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威信县扎西镇附近红军总部召集徐策等留下的红军干部开会，向徐策等人讲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情况后，指出： “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伤病员要安置，部队要充实轻装。并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 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①并宣布：经中央批准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在中央直辖之下领导金沙江以东，扬子江以南连泸州中心县委在内的一个区域内的工作” ②。并宣布： “特委的名单是中央指定的五个人”③，徐策任书记，戴元怀任组织部长，余泽鸿任宣传部长; 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徐策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逸涛 (叙永特区游击队负责人，后叛变) 任司令员，曾春鉴 (红三军团六师参谋长) 任副司令员，刘干臣 (红军新编师师长) 任参谋长④。

2月12日，徐策率领留在川南游击纵队的指战员随中央红军东返石坎子。14日，在四川叙永底塔四合头，徐策率400余名干部战士，与红军大部队挥泪告别，踏上了新的征程。从此，他和战友们在“云山万重路遥远，沟壑千丈行路难”; “五龙山峰连日月，九龙溪水走天涯”的川滇黔边区，竖起了革命红旗。

2月18日，徐策率红军指战员与叙永区游击队合队，共600多人。特委在五龙山区召开全体军人大会。会上，由徐策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并宣布纵队的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他说： “红军川南游击队是党中央决定组建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斗争活动的革命游击武装。纵队的主要任务是，要用一切力量打击和牵制云贵川军阀以及蒋介石的部队，配合红军北上;再就是要解救这里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劳苦大众，打倒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①他强调指出： “新苏区要在革命战斗中创造与发展，没有流血的战斗，就没有新苏区”②。他号召大家，要鼓起百倍勇气，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消灭万恶的敌人，开创新的局面。

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为了迷惑敌人，牵制川军，为中央红军西进黔北创造有利条件，徐策带领红军游击队插向川南腹地，连续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2月20日，在叙永琐马附近打垮了川军别动队顾晓帆团。25日，击溃民团大队长陈正杰和后山团总古成章率领的民团200余人。敌人把游击队视为中央红军的一支主力，急令川军几个旅在川南扼险布防，滇军也加紧在边境防备，不敢贸然入黔追击。中央红军乘黔北空虚，以迅雷之势，突破黔军防线，占领贵州桐梓，打下娄山关，27日重占遵义，歼灭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的大部，俘敌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遵义大捷后，徐策等为配合中央红军在黔北寻机歼敌的战略行动，继续带领游击纵队西进川南兴文县。3月4日，行至落包，又与顾晓帆团和两河民团遭遇，激战至黄昏，毙敌多人，乃向川滇交界的木厂梁子转移。次日，敌人利用晨雾包抄纵队驻地，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纵队主要领导人分别带队冲杀，打退了敌人。但敌援兵进逼，游击纵队即迅速脱离追敌，进入四川兴文县，占领建武城。

徐策在建武城会见地方党组织古宋、兴文特委书记刘复初，听取了汇报，研究决定将宋兴特支的游击队改名为川南游击支队，由刘复初任政委，属中共川南特委领导，留在当地配合川南游击纵队行动。

3月中旬，中央红军打鲁班场，占领茅台，毛泽东巧妙运筹，决计三渡赤水，把敌人引向川南，红军则出其不意，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迫使蒋介石调出滇军，红军乘虚入滇，渡金沙江北上。为了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徐策率游击纵队，不畏强敌，进入四川省长宁县，在距县城7里的罗家崖一带活动3日之久，直接威胁长江沿岸的江安、南溪、宜宾等要地。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离开川南后，四川军阀陈万仞第五师和周化成“清乡”联团参加“围剿”红军川南游击纵队。3月26日，纵队在兴文县大石盘山上，陷入陈万仞黄锦章团和李品三所率兴文、长宁、古宋、江安四县团队的包围之中。徐策率部突出重围，组织部长戴元怀在激战中英勇牺牲。以后，纵队在川滇边界迂回穿插，击溃西南保商大队和李品三保安大队，火烧朱家楼碉楼，活捉分水乡乡长; 接着，徐策在川南坛厂联合艾宗藩的绿林武装和被陇承尧的镇雄独立营赶出水田寨的郑跃东、郑谷香叔侄的地主武装，于4月30日打下水田寨，撵跑独立营，任命艾宗藩为游击支队队长，控制此地作为纵队活动的通道和隐蔽休整的地点。

徐策为首的中共川南特委十分重视地方工作。他带领纵队所到之处，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没收贪官污吏和豪绅地主的财物，分给劳苦群众，救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并先后派出干部，深入叙永两河、田中、长宁梅硐、威信高田等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农会、妇女会、游击小组、赤卫队和游击队。还在这几个地方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成立了四个中共区委。在青黄不接的春荒期间，领导缺粮断炊的农民，打土豪，分粮食，摧毁当地反动统治，建立红色政权。徐策还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联合面，缩小敌对面。纵队每到一地，他都按照中央红军的办法，先派人联系或请群众送信给地方上层人士，说明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教育他们应以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为重，不要进攻红军和游击队，互不侵犯，友好相处，争取达成协议和默契。游击纵队打击的对象，是那些坚持与红军为敌、顽固尾追和截击纵队的军阀部队和保安团队; 对那些民团、地主武装，只要他们让路通过，不袭扰纵队，纵队也不去惊动他们。在共产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经过徐策等努力争取，一些地方实力派与纵队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统战关系。例如，由于教育、争取了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当纵队进入、路过以及以后纵队多次转战长宁，袁均按兵不动，互不打扰。四县联防大队长李品三多次通知袁率部参加“会剿”，袁亦不予理采。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十分关心红军游击纵队的活动，肯定和表扬了徐策等率领的纵队所建树的功绩。《红星报》1935年4月第14期报道： “由于他们的积极活动，他们在半月内，已扩大了3倍，并建立了7个乡的革命委员会。群众拥护他们，经常向他们报告敌情”。

5月1日，纵队在坛厂附近落包召开军民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徐策在会上讲话，并颁布了特委制定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这个文件向边区各族人民指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获得彻底解放。针对当时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教员、学生、妇女、少数民族的迫切要求，《纲领》还分别提出了具体斗争任务和行动口号，号召受压迫的白军士兵起义，参加红军;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六)

中央红军冲出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渡金沙江北上后，蒋介石把徐策领导的川南游击纵队视为心腹之患，调动重兵对纵队发动“三省会剿”。贵州省毕节地区成立专员公署，陈光中师调黔西北，滇军安旅从元谋调回镇雄、威信，川军加紧尾追堵截。

面对敌人的围攻，徐策率领红军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迂回转战，避实就虚，灵活穿插。由于战斗日益频繁，生活愈加艰苦，身为纵队司令员的王逸涛，这时动摇，对前途悲观失望，在敌特的诱逼下，5月上旬在纵队进驻威信县邓家坪时，以找马为借口，越出警戒线，偷跑到叙永黄泥嘴躲藏，不久叛变革命。敌人因此掌握了纵队内部情况。王逸涛叛变后，还亲自带着特务别动队侦察纵队行踪，破坏地方中共组织。特委当即决定开除王逸涛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由徐策兼任司令员。在高田马家坝，徐策代表中共川南特委宣布了这一决定，并愤慨地说： “将来革命成功了，一定要杀王逸涛的头”①。

5月下旬，徐策率红军游击纵队奇袭四川珙县洛表镇，打垮了曾偷袭纵队的保商大队，然后移向大雪山休整。6月下旬，又出敌不意，再进长宁县，攻占富兴、梅硐两场，在梅硐区委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活捉富兴乡队长和团总，缴枪数十支。接着又攻占珙县回龙场和高县沐爱镇。当川军周化成联团尾追而来时，徐策已率纵队进入云南威信县。敌人不得不承认红军游击纵队“来往灵活，巧于避战”。

不久，红军留在贵州的另外两支游击队辗转到川南。7月上旬，在叙永朱家山，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与这两支游击队会合。战友重逢，异常兴奋。经研究决定三支游击队合队，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纵队政委，刘干臣任司令员。同时，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徐策任特委书记。

7月12日，徐策等率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由叙永分水岭开到威信边境的旧城长官司，准备进击兴文县建武镇。当晚，川军忠 (县) 酆(都) 石 (柱) 清乡司令周化成得到密报，连夜带领川军联团及川滇边境五区民团，占据了由长官司到石碑口的几道山梁子，设下了几道伏击封锁线。13日凌晨，红军游击纵队沿小路进至观音塘山腰松林地带，突然遭敌人截击，纵队两个支队六个大队被困在陡坡和梯田之间的狭窄山路上。队伍不能展开，仓促还击，形势不利，伤亡速增。徐策、刘干臣等纵队领导人分析情况认为： “打，敌人占据制高点，对我不利;不打，已进入敌人伏击圈，很难撤出去;只有奋勇反击，把敌人打下去再撤退。”政委徐策亲自督阵，司令员刘干臣和参谋长陈宏亲自上前指挥，命令一支队进攻左侧山头，二支队进攻右侧山包，同时发起冲锋，经过顽强拼搏，接连攻占了敌人占据的两个山头，但红军游击纵队伤亡很大，副政委张凤光中弹牺牲，陈宏负伤被敌俘去(后押宜宾监狱，同年11月英勇就义) 。敌人又疯狂反扑，徐策生死置之度外，带部队冲向敌军占领的最后一个山头。不幸身中数弹，鲜血直涌。警卫员及时抢救，把他背下山来，徐策当即指定余泽鸿代理他的职务，并说： “一定要消灭周化成。”余泽鸿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夺下了敌人固守的最后一个高地后，为避免与强敌硬拼，率纵队迅速转移。

徐策负重伤后，医务人员用担架抬着他离开长官司，随部队转移到罗布坳碾子湾。先头部队刚进街口，后面部队还在渡河，又突然遭到滇军安旅三团十一连、镇雄独立营及威信县民团的袭击。由于情况不明，指战员又经过一天殊死的战斗和急行军，又累又饿，余泽鸿便指挥部队转向南山太阳坡。但敌人封锁了罗布坳街口和河边渡口，紧缩包围圈。身负重伤的徐策，因流血过多，已感到自己不行了。当他看到余泽鸿、刘干臣率部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时，便命令警卫连夏连长：“不要管我! 要以革命利益为重! 赶快带领战士去追赶部队! 快走! 快走! ”在徐策的一再催促和命令下，一同在大冶参军日夜相随的夏连长只得最后含泪离开徐策，率领战士们突围出去了。滇军在罗布坳将徐策残酷杀害。

①《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4)第38页,中央湖北省档案馆1984年4月编印。

①②③《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8)第185、187页,中央、湖北省档案馆1985年8月编印。

①见《遍地红旗鄂东南》 (二)。

②《周恩来选集》 (上)第21页。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314页。

②《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192页。

①《邓乾元向中央的报告》 (1929年12月31日)。

②③何长工: 《难忘的岁月》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8页。

①赵品三: 《大冶起义及应追悼的同志》 (1945年2月8日)。

②1984年7月何长工同大冶县委赴京人员的谈话记录。

③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02页。

①黄克诚: 《红三军团组织沿革》,载《军史资料》1986年第1期第23页。

①《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53页。

②《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第145页。

①②③④《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第20、153、22页。

①②《红军长征在扎西》第23页,中共云南省威信县委党史办公室1985年编印。

①《红军长征在扎西》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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