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徐朋人人物传,徐朋人生平事迹,徐朋人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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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徐朋人人物传,徐朋人生平事迹,徐朋人评价

徐朋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由于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根据地的实际相结合，抵制“左”倾错误，被当地干部亲切地誉为“土马克思主义者”①。

徐朋人字仕洪，又名继玉，一九○三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 (今红安县) 紫云区高徐家村。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六。父亲徐型仪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私塾教师，兼行医。徐朋人幼时随父读书。他学习用功，尤喜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深得父母宠爱。

一九二一年，徐朋人考入黄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历史教员董素怀是徐朋人最崇敬的老师。一次，他讲完蔡锷护国讨袁这段历史后，又激愤地说：不期袁贼虽死，余孽犹存，军阀混战，不绝至今。国家民众何罪之有，累遭劫难。虽松坡再世，也无力回天矣! 董先生慷慨激昂，不禁声泪俱下。血气方刚的徐朋人义愤填膺，但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打倒军阀，拯救中华。他陷入忧思之中。

这时，董必武正以武汉中学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董必武非常关心家乡黄安县的革命运动，经常通过武汉中学的黄安籍学生和四叔董素怀，向黄安高等小学的学生赠阅《新青年》、《新潮》、《黄安青年》等进步书刊。徐朋人读了这些书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如茫茫黑夜望见了指路明灯。

一九二三年，徐朋人高小毕业后，本想到武汉中学读书，无奈父亲年事已高，家庭经济负担日重，不得不放弃继续求学的念头，到离家三十多里的天台山徐家河小学当教员。这年冬季，董必武在武汉中学组建了以董觉生 (董必武弟) 、王鉴、雷绍全为主的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工作组回到黄安后，办农民夜校、平民小学，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马克思主义。徐朋人与这些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先后读到《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他学习非常认真，作眉批，写笔记，每天晚上都在油灯下学到深夜。为了了解全国革命的动向，他经常写信给武汉中学读书的同乡挚友，索取新出版的《中国青年》、《向导》、《洪水》、《黄安青年》等书刊。他还和其他同学一起，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与农民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愿望。

一九二六年秋，徐朋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共产党员刘运舟担任黄安县教育局长，徐朋人被安排到紫云区初级小学任校长。他在教师中和附近农村发展了四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徐朋人任支部书记。这时候，北伐军正向武汉进军，徐朋人组织学校一百多名学生，分成十多个小分队，连续二十多天到附近村庄、农舍，作讲演，散传单，宣传北伐的意义和我党的主张。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徐朋人在紫云区提出“实行农会自治”的口号，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同豪绅地主作斗争。一九二六年底，紫云区十多个乡的农民协会相继成立。翌年春，区农协成立，徐朋人任秘书。

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豪绅地主的极端恐慌和仇视。紫云区大恶霸地主袁鹤山和河南光山县的反动武装红枪会相勾结，阴谋里应外合，偷袭农民自卫军，搞垮农民协会。徐朋人积极组织对袁鹤山的斗争。他对那些心存畏惧的农友们说：“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我们人多，袁鹤山就是只老虎，我们一人一口，也把他活吞了。”①农友们听他讲得有理，个个摩拳擦掌，要同袁鹤山分个高低。

经过周密布置，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一天，徐朋人带领手执大刀、长矛、鸟铳的自卫军战士，冲进袁家大院，活捉了袁鹤山，押往县城审判。五月十三日，县城召开大会，袁鹤山被农民自卫军枪决。与会群众掌声如雷，高呼口号，会后还举行了游行示威。

徐朋人十分关心妇女的解放。檀树乡王家河有一个寡妇，被三个人贩子合谋卖给一个道士。徐朋人得知后，立即派人把人贩子抓到区农协，在长冲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说理斗争。他列举封建礼教、买卖婚姻摧残妇女的罪行，提出解放妇女、实行婚姻自主的口号，并宣布对人贩子处以罚款、押到附近十多个村庄游街示众。会后，区农协还就此事发出布告，晓喻全区。

“七一五”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黄安县委被迫转移到县北山区七里坪。徐朋人离开学校，在黄安、麻城北部继续坚持斗争。他与曹学楷、戴克敏等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①的口号，以七里坪为中心，发展党团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十月，黄安县委在七里坪文昌宫举行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关于在黄 (安) 麻 (城) 地区组织秋收暴动的指示，议定了起义计划，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会后，徐朋人在七里、紫云两区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十一月十四日，黄安、麻城两县数万农军一举攻占黄安县城，活捉了县长贺守中和大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十八日，县城举行祝捷大会，成立了鄂豫皖区第一支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和第一个人民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徐朋人参加了大会的筹备组织工作。根据省委“用最简便的方法，将土劣大中地主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指示，他起草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土地法》。起义的胜利和人民政权、工农革命军的诞生，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仇视。

十二月五日夜，国民党军任应歧部一个师袭占黄安城，鄂东军被敌冲散。徐朋人带领一小部分人突围来到孝感县汪洋店地区。在汪洋店，徐朋人等建立了党支部，争取了两个民团的团长，并通过他们向驻在平汉铁路的军阀岳维峻部购买了一批枪枝弹药，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黄安县城失守以后，徐朋人的家乡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袁鹤山的儿子袁家珠当上了清乡团团长，带人放火烧了徐朋人家的六间房屋，把徐朋人的二哥徐仕汉抓到监牢，用皮鞭打，炭火烙，要他说出徐朋人的去向。后来徐朋人的父亲筹借了五百块银洋，买通了一个看守，才让仕汉逃了出来。为了避难，全家只得逃到天台山，靠打长工、做手艺维持生计。

一九二八年一月，徐朋人率部上黄陂县木兰山，与吴光浩率领的农军汇合。根据省委指示，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第七军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消灭了罗家岗的地主民团，在公路上伏击打死了黄安县警察局局长“曹屠夫”。

三月，敌人派出一个团的正规军，加上清乡团的配合，向木兰山“清剿”。第七军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由军长吴光浩率主力转战黄冈、罗田等县; 徐朋人、曹学楷隐蔽在木兰山、洪界山一带，聚集从黄安、麻城老区脱险的革命同志六十多人，用仅有的一枝手枪和一枝破步枪坚持斗争，对外称工农革命军第八军，徐朋人任军长兼党代表。不久，第七军折回木兰山，第八军编入第七军，两军合计一百三十多人。

木兰山虽然山高林密，但离武汉很近。武汉敌军朝发夕至，对第七军威胁甚大。这时，蒋桂战争爆发，驻在黄、麻地区的敌军撤走参加军阀混战。第七军便在陈秀冲举行会议，决定“不打城市”、“用游击战争方式号召群众”，“返黄麻再组织暴动”①。

清明节晚上，第七军重返黄安北乡，组织“二次暴动”，先后消灭了黄安县上戴家、檀树岗、打鼓岭、灯笼山、长冲、袁英河和麻城县乘马岗、顺河集、廖棚、白凤嘴等十多处的地主武装“清乡团”，恢复发展了各乡、区的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徐朋人带领一个游击小组袭击了郑家堂的“清乡团”，俘虏十余人，缴获了七枝长枪; 镇压了本村大恶霸徐禹田。人民群众兴高采烈，赞颂： “党员游击转回还，黄陂到黄安，光打‘清乡团’ ; 捉土豪，抓劣绅，一致要共产; 倘若谁反抗，叫他狗命完; 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①

“二次暴动”胜利后，吴光浩、徐朋人等领导人预计敌军内战结束后，马上会向革命势力反扑。他们认为，要对付强大的敌人，就要在反动统治薄弱的边界地区，找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河南光山县与湖北黄安县交界的柴山堡地区，地势险要，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好，是个“地利人和”的好地方。于是，吴光浩、戴克敏、徐朋人、曹学楷、戴季英等于五月在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率七军开进柴山堡地区。这个决定，是工农武装边界割据道路在鄂豫皖区的最初反映。

进入柴山堡后，徐朋人任光山县弦西区区委书记，曹学楷任弦南区区委书记，两人负责地方党和政权建设工作。徐朋人在弦西区发展了二十多个党员，建立了区、乡农会组织和赤卫军。为了培训骨干，他在卡房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在对敌斗争方面，他采取了一些符合当地政治情况的策略，除对反革命首恶分子坚决镇压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一些开明士绅采取争取团结的方针。徐朋人几次登门到郭家河大地主郭道畅家中，对郭晓以大义，动员他拿出土地分给农民。徐朋人说：“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非解决不可了，民以食为天，农民人多，要吃饭，又没有土地，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本党在农村的任务就是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望郭先生看清世界大同的趋势，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②在徐朋人的耐心说服

下，郭道畅同意把多余土地交给农协分配。

对于当地的土著武装红枪会，徐朋人利用他们与军阀部队的矛盾，采取了分化、瓦解、争取的策略。红枪会首领叶道举，既同农民赤卫军打过仗，也受过军阀部队的欺侮，同两边都有矛盾。徐朋人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只要把道理讲清楚，有可能争取他们靠近革命。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去找叶道举谈判，结果订立了协定：对外一致反军阀，对内互不干涉。后来，这支红枪会逐渐分化、瓦解，大部分成员参加了红军。叶道举成了孤家寡人，跑到外地去了。经过几个月艰苦工作，第七军在柴山堡站稳了脚跟。

七月，中共鄂东特委筹备委员会成立，徐朋人调任筹委会秘书长。十月，特委组成，徐朋人被选为常委兼宣传部部长①。特委成立后，在讨论工作重心和军事问题时，特委委员余泽涵提出：特委工作中心应放在白区，机关应设在城市，根据地应建立在黄陂和黄安南部，不宜保守在北部山区。徐朋人不同意这些意见。他认为：弱小的革命武装，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和群众、地理条件有利的边界地区，才能胜利发展。会议否决了余泽涵的意见，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光 (山) 黄 (安)交界的山区。会议还决定将第七军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会后徐朋人回到家乡，动员叔父徐福仁、侄儿徐锡焱等六名亲属参加了红军。他还写信给他的好友高志敏说： “你们兄弟三人，家无隔夜之粮，也应来参加红军; 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在家里则永无出头之日。”②经徐朋人动员，他的亲朋好友有三十多人参加了红军。

在特委领导下，红三十一师迅速壮大，在鄂豫边区拔除反动据点，肃清反动势力，组织地方武装。到一九二九年五月，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以柴山堡为中心，发展到跨越两省五县、纵横一百余里的地区，鄂豫边根据地初步形成。

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央指示京汉特委与鄂东特委合并组成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这时，他关于边界武装割据的主张更加坚定。在他的主持下，特委制订了“打通由麻城、商城、罗田以东到皖英、霍界之大别山脉一带……军事割据东由皖英、霍界大别山起一直西到武胜关鄂、豫边界山脉一条横线”①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为在大别山区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创建和发展鄂豫皖苏区描绘了蓝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期间，中央巡视员来到鄂豫边巡视，对特委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批评。巡视员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一下子列举了二十二条错误和缺点，指责特委“中心区域的努力不够”，全区工作的布置仍然是向 “距离政治经济中心更远之北方发展”，“不肯在中心区域、白色区域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地方主义的极端发展”，“农民意识弥漫了党”，“朋人同志个人意见就是特委的决定”②等等。对于这些批评，徐朋人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进行解释。接着又有人搬出中央通告来压迫特委改变自己的正确主张，并责备徐朋人是“农民意识”。徐朋人气愤地说：中央通告脱离了鄂东北区的实际，“是洋房子里想出来的，不能在东北区来实现”，“农民意识就让他农民意识。”①

为了巩固和发展苏区，特委不顾中央巡视员的指责，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内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等工作。在徐朋人的提议下，特委在南胡家创办了党务干部学校，每期招收二十多人，学习三个星期。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社会进化简史、游击战争、军事教育、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和特委通过的决议及中央所发的通告等。徐朋人每期都到学校讲课，并亲自编写讲义，引导学员联系实际讨论。徐朋人还主编特委机关报《英特纳雄耐尔》，撰写了《土地与农运》、《论妇女运动》等理论文章。为了把报纸办得为群众所喜爱，徐朋人利用山区人民喜唱民歌的特点，经常编一些通俗易懂的歌曲在报纸上发表。

从六月开始，敌人先后对鄂豫边、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会剿”。

六月上旬，党中央派徐向前到鄂豫边。在黄安北乡箭厂河，徐朋人会见了徐向前，向他介绍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谈了特委及红军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一系列打算，并要他到红三十一师担任领导工作。徐向前对徐朋人等特委领导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主张和作法表示赞同。他后来回忆说： “徐朋人是学生出身，当过教员，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说话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有条有理，也很实际，给我的印象，是个勤恳、朴实、能干的人。”他还说： “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种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土马克思主义。”①

在徐朋人、徐向前的领导和指挥下，红三十一师采取避强击弱的方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一至数团兵力的三次“会剿”，并乘周围军阀不断混战之际积极出击，消灭了大量反动地主武装，发展了自己，扩大了割据地区。是年十一月，根据党中央关于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和红军领导的指示，在光山县胡子市举行了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鄂豫两省八个县和红军的代表共计二十九人。徐朋人在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政治报告。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徐朋入、曹大骏、王平章起草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郑位三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九个文件②。这些决议案强调要巩固和扩大苏区，“从游击战争中扩大群众和党的组织，并帮助群众武装”; 要“实行保护自耕农及中小商人”的政策，“正确的运用党对富农的策略，分配富农剩余的土地”，“防止无原则地妨碍中农利益”。大会选举产生了鄂豫边特委，徐朋人任特委书记，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等九人为委员。接着，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产生了边区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任主席。这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从此，大别山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一九三○年一月，特委将大会情况和通过的各项文件报告了党中央。后来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右倾”。对于党中央的批评，徐朋人感到非常委屈，思想压力很重。但他还是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他进一步分析了鄂豫边区的斗争形势，仍然认为特委的路线是符合鄂豫边区的实际情况的。正在这时，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命令红三十一师脱离根据地，“到京汉铁路，向武汉进逼”。特委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蒋、桂军阀混战已经结束，战胜的蒋系军队都返回武汉，京汉路南段——武胜关到汉口驻有重兵，以枪枝不满五百的红三十一师向京汉铁路出击，易遭损失。而根据地内部，又有清乡团匪军袭扰，也不安定。为了慎重研究进军路线，徐朋人主持召开了为时两天的鄂豫边特委第二次执委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红军不能沿京汉路进逼武汉，决定“三十一师向黄冈北部与麻城南部游击，与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取得联系”。这样，“则黄麻反动势力……不难很短的时间消灭，并可造成鄂豫皖二十余县割据的局面。”①命令下达后，中央巡视员认为特委“堕落在地方观念的包围中”，“地方最高领导机关没有一贯的正确的政治路线”②。竟自决定红三十一师可以越过特委，直接向中央写报告，请中央指示游击路线。徐朋人得知这些情况后，异常焦急和忧虑，他说： “照这样搞下去，非把红军搞垮不可，把根据地搞垮不可。”③于是，他亲自找中央巡视员曹大骏交换意见，疏通隔阂。最后，曹大骏也同意了特委决定。红三十一师在京汉铁路夺取一些胜利后，迅速转回，打退了敌人的袭击，肃清了根据地的反动势力，使根据地转危为安。

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年一月，党又领导了河南商城、安徽六 (安) 霍 (山)的农民起义，开辟了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发出指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统一对三省边界地区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仍以徐朋人任书记;三支红军统一整编为红一军，并从中央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人到鄂豫皖参加特委和红一军的领导工作。三月十七日，中央决定郭述申任特委书记，徐朋人改任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徐朋人愉快接受组织决定，积极配合郭述申开展工作。

三月下旬，特委在箭厂河举行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一切地方武装都集中起来去扩大红军，一枝枪也要扩大到红军中去; 红一军只接受党中央指挥，行动不受地方党委节制; 红军主要是打城市，攻交通要道，向外发展以夺取武汉。显而易见，这些指示反映了“左”倾思想。徐朋人、郑位三等少数人对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的要求，提出了异议，认为：应当保留一部分地方武装，镇压苏区内部反动民团的暴乱; 红一军的行动与地方党委的工作应当配合，但被特委书记和多数人所否决，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

六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一整套冒险计划，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八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在莲花背举行了半个月的会议，贯彻中央“左”倾路线。徐朋人表明了不同看法。在集中红军打武汉的问题上，他相应地提出保卫赤区秋收，是当前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反富农问题上，他坚持“给出路”的政策。因此受到了点名批评。结果“左”倾错误的贯彻给苏区造成了严重损失。苏区十五个独立营的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后，远离后方，执行限令三个月打到武汉过中秋的指示，苏区不少地方在豪绅地主策动下插了白旗; 原有反动据点伺机向苏区骚扰，四周反动团匪乘虚而入，占领了皖西大部分苏区;特委不能指挥红军，工作得不到红军配合，只能集中四十六枝枪打游击;红一军在外线作战，虽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是几次冒险进攻敌人的城市据点，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九月下旬，党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中央仔细分析了鄂豫皖区的斗争形势后，于十月十八日给特委发出指示信，指出： “过去对苏区的策略是不够的，只是提出猛烈的发展，而没有提出 ‘巩固’ 的发展，因此没有根据地的观念”，强调要“巩固苏区与扩大苏区”①，并决定红一军重归特委领导。党中央的指示给鄂豫皖苏区指明了斗争方向。特委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指示，纠正了“左”的错误。

一九三○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全国红色政权。十一月，出席大会的鄂豫皖苏区代表团组成，徐朋人为团长。代表团赴武汉途中，有的被捕，有的走散被迫转回，只有徐朋人凭着自己的机智与勇敢，穿过敌人数道封锁线，到达武汉。

徐朋人来到秘密联络点，与省委交通员接头。刚准备对暗号时，突然从里屋和大门口冲出四个特务向他扑来。徐朋人急忙转身，打翻一个拦路的特务，冲出门外。敌人穷追不舍，直喊“抓共匪，抓活的”，情况万分危急。正好一辆汽车从他身后开了过来。徐朋人情急智生，趁汽车驶过他身边的时候，一个箭步跨上去，双手紧抓住汽车箱板。特务们眼睁睁地望着徐朋人飞驰而去。

徐朋人脱险后，想尽办法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在交通员护送下，乘船顺江东下，平安到达上海，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准备会议。这次会议是党中央决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召集的。出席会议的有全总负责人、各省产业工人代表、各大苏区苏维埃代表。会议主要汇报各苏区政权建设情况，讨论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红色政权等问题。会后，成立了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 (简称苏准会) 。徐朋人被选为苏准会成员，留在上海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徐朋人以苏准会代表身分参加了四中全会。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夺取了中央领导权。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幌子，通过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决议案。徐朋人对此深为忧虑。他认为：王明等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四中全会通过的政治路线不适合中国国情及革命的要求。因而遭到王明的忌恨。会后即被王明集团指控为“右派小组织分子”，撤销了他的职务，接着又多次派人与他谈话，要他承认反对四中全会的错误，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徐朋人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于二月二十四日向中央写了一份三千多字的检查报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说明了自己“在政治上不满意四中全会，在组织上服从中央”①的立场。殷切表示希望全党同心同德，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夺取新的胜利。他在报告中说： “希望中央集中大部分人力财力到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中去，并迅速将现在停留在各处来分配工作的好的干部派到各地实际工作去”①，并诚恳请求立即派他回苏区参加实际工作。

但是，王明一伙并不放过他，无中生有地指责他“对于自己的右倾观念，以及与右派小组织的关系是揭发得不够深”②，决定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回苏区到下层工作，“要他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他真正改正错误，不然，……将讨论他能否留在党内的问题”③。

徐朋人回到苏区不久，王明即委派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来到鄂豫皖苏区“改造”党和红军。张国焘到苏区后，对徐朋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五月二十四日，张国焘向中央写报告说： “徐朋人同志违抗中央命令，到这里后，曾有反对四中全会的发言，……因此我们正在调查他右派组织活动的证据，来进行给他一个思想斗争，并给他组织上的严重制裁”④。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指示鄂豫皖中央分局，对徐朋人“立刻执行中央对一切右派分子的决议原则，……将他过去所有的工作线索全部移交出来，然后再决定他的党籍存否问题。”⑤于是，张国焘分配徐朋人到光山县任税务局长，并对他进行“审查”。徐朋人到职后，整顿财务，开源节流，任劳任怨地为革命工作，毫不以受审查、受迫害而松懈斗志。

张国焘为了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苏区土地分配等工作无端地加以指责。他授意发出的布告中说：“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绅地主和富农窃去了，雇农、贫农……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①，要统统推翻，重新进行分配，并且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当时正是春耕生产时节，反复平分土地势必影响生产，减少收成。特别是根据地正在闹粮荒，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机关每天吃两餐稀粥，很多群众没有饭吃，有的连浆巴都喝不上。如若再因平分土地而耽误春耕，势必造成更大的粮食困难。徐朋人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公开反对大忙季节反复平分土地; 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出路的政策。张国焘闻讯恼羞成怒，对徐朋人加紧进行诬陷和迫害。他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说： “比如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徐朋人，在特苏工作反对在春耕时期重新分配土地和把富农的肥沃土地分给红色战士，扩大会得皖西同志报告，知道了他更多的严重事实后，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中央分局号召……坚决同徐朋人、曹大骏、陈定候等错误倾向作斗争”②。一九三一年底，张国焘利用“肃反”的机会，栽赃问罪，刑讯逼供，对成百上千不满他“左”倾错误的革命同志进行宗派主义打击。徐朋人遭逮捕，押至新集“审判” 。一九三二年四月，徐朋人被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的屠刀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泼皮河，时年二十九岁。

注释

①《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几个问题》 (1963年8月20日),载《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 (2)。

①访问徐锡官(徐朋人之侄)谈话记录(1981年12月2日)。

①湖北省党史调查组: 《党在鄂东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 (1960年3月),存红安县革命博物馆。

①戴季英: 《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44年),存中央档案馆。

①《红安革命历史民歌》,红安县文化馆搜集编印。

②访问戴季英谈话记录(1982年6月30日于郑州)。

①一说徐朋人任特委书记。

②访问徐锡官谈话记录(1981年12月2日)。

①《关于黄麻光边界地区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1929年5月7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均见何玉琳给党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7日),存中央档案馆。

①均见何玉琳给党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7日),存中央档案馆。

①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 (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②大会通过之各决议案,均存中央档案馆。

①鄂豫边特委《关于红三十一师游击路线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18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关于鄂豫边情况的综合报告》 (1930年) ,存中央档案馆。

③访问戴季英谈话记录(1982年6月30日于郑州)。

①《中央关于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及红一军、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的指示》 (1930年10月18日),存中央档案馆。

①《鄂东北特区苏维埃代表徐朋人对自己反四中全会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央的报告》 (1931年2月24日),存中央档案馆。

①《鄂东北特区苏维埃代表徐朋人对自己反四中全会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央的报告》 (1931年2月24日) ,存中央档案馆。

②③中共中央关于徐朋人报告的批语,存中央档案馆。

④张国焘《关于反二次 ‘围剿’ 及其它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1931年5月24日),存中央档案馆。

⑤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及省委信(1931年5月31日) ,存中央档案馆。

①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怎样分配土地》 (1931年10月11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1931年7月1日),存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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