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徐全直人物传,徐全直生平事迹,徐全直评价

Posted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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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徐全直人物传,徐全直生平事迹,徐全直评价

徐全直,又名虔知,宛明,湖北省沔阳县脉望嘴胡家台子(今属汉川县)人,一九○三年二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其父徐世安,自幼在乡间种田,后因生活所迫,于一九○六年到武昌,在湖北陆军测绘局当兵。一九○九年,徐世安把徐全直母女三人接到武昌,住在过街楼一间矮小的平房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徐全直有姊妹四人,兄弟一人,她排行第二,家里人都亲切地叫她“二妹” 。由于家境贫困,她来武昌后,无钱上学。徐世安和他的几个同事组织了一个家庭教育社,收容无钱上学的子女读书识字。徐全直是家庭教育社里最小的孩子。一九一○年,徐全直的父亲省吃俭用攒了一点学费,把她和她姐姐徐全德送到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以下称女师附小) 读书。

徐世安是共进会成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他参加了攻打军械库的战斗。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的统治大权后,阴谋复辟帝制。徐世安极为气愤,便邀集了一些革命党人,进行秘密的反袁活动。一九一五年,徐世安被扣上“乱党”的罪名,关进了军法处监狱。

徐世安的下狱,对徐全直一家,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徐全直的母亲,只得典卖衣物,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了托人营救丈夫出狱,她把乡间的二亩多地也卖掉了。可是一年时间过去了,钱也花尽了,徐世安不仅没有出狱,反被判刑八年。一九一六年,徐全直的母亲不得不抛下在女师上学的大女儿,带着三女一子,回到汉川县西江亭傅家台子娘家,找条活路。

徐全直的外祖母家是个破落地主,外祖父和舅父早逝,由舅母主持家务。舅母对徐全直母女一家的到来十分不快,对待她们既冷淡又苛刻。一九一八年,徐全直的二表姐病死了。二表姐的未婚夫见徐全直聪明能干,相貌俊秀,企图依仗其地主家庭的权势逼婚。徐全直坚决不从,只身逃到武昌,找到了在女师学习的姐姐徐全德。在姐姐的帮助下,她克服了一切困难,努力补习功课,于一九一九年春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以下称女师) 。

女师虽然解决学生的伙食问题,可是仍需交纳学杂费。徐全直的书杂费没有着落,只得利用课余时间帮人洗衣、缝被、织毛线等,挣些钱来敷用。实在买不起的书,她就借别人的抄着读。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锻炼了她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坚强毅力。女师是湖北有名的封建堡垒,它以“三从四德”为训,培养学生做一个封建的贤妻良母; 对学生视同犯人,管理极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武汉地区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徐全直等几个学生,听说北京女学生为了反封建,剪了短发。她也大着胆子,把头发剪短了。校长王式玉知道后,大发雷霆,勒令剪短发的学生一律把发接上,否则停考开除。

可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新文化潮流激荡着武汉三镇。王式玉为装点门面,于一九二一年初聘请了陈谭秋、刘子通和黄负生等几位进步教员来校兼课。陈潭秋、刘子通是徐全直所在班的英语和国文教员。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新思想,宣讲妇女解放等,对她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

徐全直、夏之栩等学生在陈潭秋,刘子通的启迪下,进步很快。一九二二年,徐全直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暑假,由陈潭秋发起,徐全直、夏之栩、袁溥之等邀集十多位有上进心的同学,办起了妇女读书会。她们通过读书会到利群书社借了许多新书来读,同时,又聘请董必武(一九二二年来女师兼课) 、陈潭秋、黄负生和李汉俊等讲解《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辅导她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她们抨击时政,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活动,遭到以王式玉为首的女师顽固势力的非难。学校当局诬蔑她们是“害群之马”,扬言要开除徐全直、夏之栩、袁溥之等人的学籍。由于中共武汉区委陈谭秋、董必武的领导和支持,她们顶住了这股压力。

学校当局看学生不吃他们那一套,就转而向进步教员开刀。一九二二年二月新学期一开始,校方无故解聘了刘子通老师。进步学生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气愤,一致公推徐全直、夏之栩、陈媲兰、庄有义等同学为代表,向学校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撤销解聘的决定,把刘先生请回来,否则就不上课。王式玉采取分化手段,提出愿意罢课者签名。由于事先没有做好联络工作,准备不充分,加之学校暗中破坏,结果只有徐全直等十二人签了名,罢课没有成功。学校勒令签名罢课的学生一律按“自动转学”论处。

徐全直正不知下一步如何办好的时候,中共武汉区委陈潭秋(因工作需要调离女师) ,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转告她们说: 斗争“要做许多艰苦工作,要有宣传,有联络,要能争取大多数同学由同情而自愿参加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失败了也要取得教训。”①后来又告诉她们: “斗争要有策略,有计划,行动还要有步骤。”②

徐全直等得到党组织的帮助,心里顿时亮堂起来。她们和学校的几个团员一道商量了对策,把积极分子分派到各个班去,向同学们揭露所谓“自动转学”的真象,说明这是校方对签名者的迫害,争取了多数同学的同情和支持。不久,有更多的同学参加了她们的斗争行列。

可是,校长王式玉不仅不答应收回成命,还决定挂牌开除徐全直、夏之栩等五人的学籍。徐全直、夏之栩等同学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不畏强暴,毅然再次组织罢课。这一次,她们把广大同学发动了起来,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全校做朝会时,把王式玉堵在办公室里面,进行说理斗争。徐全直等一边质问: “为什么要开除我们?”一边愤怒地揭露王式玉排除异己,任用私人,把持学校,迫害学生的恶劣行径。广大同学齐声高呼:“她们没有错,不能开除! ”弄得王式玉狼狈不堪,只好托词说解聘教师和开除学生是“政府命令”,她无权收回。徐全直和夏之栩等当即带领一部分同学前往教育厅,提出撤换校长王式玉、收回解聘教师和开除学生的决定等条件,要求教育厅长出来当面答复。教育厅长害怕学生,迟迟不敢出来。愤怒的学生,在徐全直的带领下,守住教育厅大门,表示见不到厅长,不答应我们的要求,誓不罢休。

为了声援女师学生的斗争,中共武汉区委通过学生联合会,发动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举行同盟罢课; 又通过在报社工作的同志发表了学生罢课真象的消息,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最后,经社会上有名望的进步人士李汉俊等出面调停,同教育厅达成以下协议:女师校长王式玉辞职,徐全直、夏之栩等五人也离开女师,但保留学籍,按时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斗争取得了胜利。

女师学潮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武汉教育界中的封建顽固势力,有力地推动了武汉地区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发展。

徐全直离开女师后,在中共武汉区委的领导与关怀下,与其他几位同学一起,住在夏之栩家里,利用妇女读书会的名义办起了补习班,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董必武、陈潭秋等不仅是她们的文化补习老师,也是她们学习革命理论的辅导员,同时还领导她们参加社会活动,做工运和妇运工作。

一九二三年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中共武汉区委的领导下,徐全直全力投入了支援罢工的斗争。在大罢工的紧张日子里,她日夜奔走武汉三镇,为湖北各工团传递消息,还联络工人和学生,组织慰问队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为了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她响应募捐号召,把自己的衣物和从日常生活中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捐了出来。二月四日那天,她带领一支女工队伍,参加了在刘家庙召开的武汉人民声援京汉铁路罢工慰问大会,会后又参加了游行。她们活跃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间,齐声高呼“坚决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 “打倒军阀! ”租界的洋人们看到这支雄赳赳的妇女队伍,也颇为震惊。二月七日,军阀肖耀南对江岸工人实行血腥大屠杀之前,徐全直、夏之栩正在江岸工人俱乐部附近开展宣传工作。当大批军警包围工人俱乐部时,徐全直毫不畏惧地与工人纠察队一起,为保卫俱乐部同反动军警进行拚死的斗争。下午五点多钟,陈潭秋为减少损失,说服她们坐一只划子回到武昌①。二月二十日,徐全直怀着悲愤的心情,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参加了施洋烈士的追悼会,表示了她同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经过女师学潮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的严峻考验,一九二三年,徐全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②。

“二七”惨案后,罢工领导人受到军阀肖耀南的通缉。党组织决定陈潭秋和徐全直等转移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作。

徐全直在安源的公开职业,是路矿俱乐部教育股所属职工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员,实际是做工运青运工作。白天她在子弟学校教课,入夜又出现在工人夜校的课堂上,和青年工人一起谈心,介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英勇斗争事迹,揭露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激励工人们团结起来坚持斗争。

一九二四年五月,徐全直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团地委委员。由于徐全直等人的努力,安源青年团的工作和职工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

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革命形势的大发展,迫切需要干部。同年秋,徐全直、陈潭秋等奉命调回武汉,陈潭秋任中共武昌地方委员会委员长(即地委书记),徐全直从事妇运和工运工作。徐全直和陈潭秋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二五年春,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在武汉党组织的领导下,徐全直参加创建武汉妇女协会的筹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六月,武汉妇女协会成立,徐全直担任了《武汉妇女》旬刊的编辑和负责对外联络。七月底,徐全直、宋炜等又根据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在武昌成立了湖北省妇女协会。

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名目的妇女团体,干扰着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为了揭露那些所谓妇女组织的伪善面貌,阐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方向,徐全直用宛明的笔名,在《武汉妇女》第六期上发表了《妇女运动的派别和正确方针》。她指出:所谓“女子青年会、矫风会等”,不过是“救济事业的仁人”,其中多是“献媚于豪富,以伪善为饵,以贫民为食物的”;所谓“女权运动”,也不过是想“从男权的专制下解放妇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妇女悲惨痛苦”; 所谓“母权运动”,这“实在和前时代贤母良妻主义相关联,其所异者即不承认男权专制罢了。”接着她明确地指出,真正的妇女运动是“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革命运动”。它“以拥护劳动妇女的权利为目的”,“以男女共同的利害、以全人类解放为终结”。文章最后指出,只有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才是妇女运动的方向。

徐全直以教书为掩护,经常深入女工比较多的第一纱厂、南洋烟厂和凯字营贫民棚户区,办识字班,同女工交朋友,帮助组织工会,领导女工斗争。她怀孕后,妊娠反应很厉害,经常头昏,身体消瘦,但仍坚持白天到附小上课,晚上到工人棚舍区开展工作,以后终因劳累过度,导致早产。产后她顾不上应有的休息和恢复,又投身于迎接北伐军的活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直逼武昌城下,把吴佩孚一万余名官兵围困在武昌城内。陈潭秋和徐全直在城内领导群众坚持斗争,策应北伐军攻城。

被围困的敌人,为了负隅顽抗,大肆抢劫粮食和财物,搜捕和杀害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徐全直组织群众贮粮藏粮,寻找代食品,发动群众扰乱敌人,策动敌军投诚。十多天后,城里存的食物差不多吃光了,人们把中药店的茯苓、白术、当归、熟地、红枣、甘草等,当做代食品分着吃。后来,陈潭秋、徐全直又领导和组织群众,下紫阳湖挖藕、捕鱼捉虾,甚至把芭蕉叶心、鸡冠花和菊花叶子找来充饥。由于党的组织和领导,围城近四十天,大多数群众渡过了粮荒,并同敌人的抢劫和迫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十月十日,北伐军在城内党组织的策应下,一举攻克武昌城。一万多敌人,包括督军陈嘉模、守城司令刘玉春,全部当了俘虏。

一九二七年元月,在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徐全直被选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她除主管学校工作外,还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一月三日,英帝国主义调动大批水兵在汉口登岸,向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宣传队进行挑衅,杀死我海员一人,伤数十人,制造了“一三”惨案。消息传开,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武汉人民,迅速掀起了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的斗争。英帝国主义停在长江江面的三艘军舰,竟升火向我示威。徐全直愤怒已极。她邀集几个青年,划了一只小船,勇敢地驶近军舰,将武汉人民的抗议传单扔到军舰甲板上,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勇气。

十五日,武汉妇女协会召开了纪念国际无产阶级著名活动家卢森堡逝世八周年大会。徐全直主持大会并致词说:“今天为卢女士死难日期,女士为世界革命伟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今日开会纪念,一半是景仰烈士,一半是鞭策自己要继续女士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①

二月六日,徐全直被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七次常委会推选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妇女职业介绍委员会委员。十五日,她在湖北省党部和汉口市党部联合举行的欢迎宋庆龄等女界领袖会上致词说: “女工运动应注意下层妇女,谋妇女之真正解放。”②表示了她对当时开展妇女运动的真知灼见。三月八日,武汉妇女迎来了北伐胜利后的第一个“三八” 国际妇女节。武汉三镇的妇女群众十多万人,举行了庆祝集会和示威游行。游行的人群沿途演讲,散发传单四十余万份,充分显示了妇女的力量。在武昌各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徐全直又发表演说,“历数旧礼教及封建思想习惯之罪恶,与妇女应解放,及参加工作之必要。”③同日,湖北省妇女协会第一次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昌隆重开幕,徐全直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代表省妇协交际部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上,她当选为省妇协执行委员,兼交际部副主任。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不久,两湖发生夏斗寅、许克祥叛变事件。徐全直怀着对反动派的愤恨,和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不满,奔走在武汉三镇,散发传单,参加集会,拟写宣官,揭露反动势力的罪恶,号召各界妇女奋起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徐全直奉命调往江西南昌,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 (一说是省委秘书) 。她到达南昌时,正是“八一”起义前夕,江西党的各级组织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加紧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以陈潭秋为首的中共江西省的新省委,积极组织力量,配合“八一”起义。起义军撤离南昌后,他们仍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①。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徐全直在省委领导下,经常化装外出传递省委指示,了解基层情况,开展群众工作。党的“八七”会议之后,她和另一位省委机关工作人员黄慕兰一道,采取了种种巧妙的办法,把中央关于“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省委的指示,迅速传达到赣东北特委、赣西南特委、井冈山前委以及各县县委去。

一九二八年春,徐全直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工作。是年冬,中央调陈潭秋为中央巡视员,出巡顺直省。为掩护陈潭秋的工作,徐全直带着孩子同往顺直省委担任秘书工作。一九二九年秋,他们又调回上海,徐全直在中共中央机关作交通工作。她经常化装出没在党组织设立的各个秘密联络点,传递党的文件和指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她被调往中共满洲省委任秘书。

一九三一年七、八月,徐全直调回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交通员。这时正是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党的其他联络点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徐全直回沪之后,周恩来把她找去交待说,组织决定派你和戚元德一起,到一位被捕同志的原住处,取回中央组织部的一份机密文件。周恩来告诉她,这份文件放在一张办公桌的夹缝屉子里,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好多同志的生命都要受到威胁,希望你和元德同志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徐全直找到戚元德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她们都表示,一定要完成党组织交给的这一艰巨任务①。当时,那个住处已被敌人特务盯住,而且在那间房子里还住了两个特务。她俩商定只好智取。经过调查,她们打听到住在里面的那两个特务每天都要出门去吃早点,便确定由戚元德化装成阔太太,趁特务外出吃早点的间隙,巧妙地取回文件。第二天早晨,戚元德化装后坐上人力车出发了,徐全直赶到那所房子的附近去策应。就这样,戚元德闯进那所房子,假装要租空房子,巧妙地躲过女佣人,取回了文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②。

一九三三年初,党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和徐全直到中央苏区工作。听到这个消息。他俩兴奋极了。可是,徐全直已临近产期,行动不便,不能马上出发。不久,她便在医院里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这时,陈潭秋行期已近。他让徐全直暂留上海,匆匆踏上了赴中央苏区的征途。

徐全直出院后,带着孩子潜居在同乡潘怡如家中,打算把婴儿暂时寄养在潘处,等她三妹来接回湖北农村抚养,她自己则准备尽快奔赴中央苏区。六月二十日上午,徐全直到厦门路五十六号党的秘密联络点,联系去中央苏区有关事项。不期该联络点已被敌人破坏。当她进到里面发现情况有异,马上转身外出时,隐藏在四周的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把她蒙头遮眼捆绑起来押走了。在审讯时她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和保护组织,声称自己叫黄世英,并且编了一套假经历,瞒过了敌人。不久,她被秘密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在狱中,徐全直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敌人的法庭上,她慷慨激昂地历数国民党当局祸国殃民,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揭露监狱当局任意虐待犯人,克扣犯人伙食的卑鄙行径。她利用监狱放风的机会联络同志,鼓励难友坚持斗争。她常对难友说:“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情,到了这里就要准备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①为了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她秘密串联狱中党员,团结其他难友,向狱方提出了改善政治犯待遇的条件,并举行了绝食斗争,迫使狱方不得不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

徐全直被判刑后,她的老母十分焦急,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后来通过徐全直父亲的好友范某,找到了当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出面活动。国民党反动当局答复说,必须先送反省院反省,然后看表现保释。徐全直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当即向范某表示: 宁为革命死,绝不去反省院。

反动当局看到软硬兼施对徐全直都不起作用,竟以“拒绝坦白自新,侮谩公职人员,妨碍他人自新,不可理喻” 的罪名,改判徐全直死刑②。一九三四年二月的一天深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徐全直,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妇女解放事业,在南京雨花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三十一岁。

徐全直牺牲后,党的同情者将她的遗体葬于南京水西门外,并立有墓碑,上书: “古复(沔阳)徐全直女士之墓”。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已经注明者外,还查阅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湖北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湖北省博物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武汉文物管理处、天津市博物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武汉中华路中学等单位收藏的有关资料和文献; 访问了徐彬如、王鹤寿、赵毅敏、魏文伯、夏之栩、李文宜、张金保、包惠僧、刘九峰、黄玠然、黄慕兰、刘子谷、袁溥之等老同志; 参阅了徐全直的亲属徐全道、徐全俭写的回忆材料。

注释

①②夏之栩: 《五四的浪花》,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7页。

①夏之栩:《革命的引路人》,载《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6月版。

②《中华好儿女,热血写春秋》,载1979年5月2日 《长江日报》。

①1927年1月16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③1927年3月10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黄慕兰: 《南昌起义前后的江西省委书记》,载《回忆陈潭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5页。

①②戚元德: 《恩来同志是怎样教育我的》,载《时代的报告》 1980年第1期。

①李一纯: 《徐全直同志革命事迹的片断》 (访问记录)。

②《战士的最后选择》,载《中华女英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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