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张炽人物传,张炽生平事迹,张炽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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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张炽人物传,张炽生平事迹,张炽评价

(一)

张炽，号子昌，乳名炳南，笔名昌明，化名章阿昌、张其昌，一八九八年六月四日 (旧历四月十六)诞生于云南省路南县堡子村。

张炽的家庭是一个劳动家庭。依靠全家的劳动和父亲担任公职领取的微薄薪金，维持全家生活。作为这个家庭长子的张炽，从幼年起参加放牛、牧马、割草、砍柴等劳动，培养了自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张炽的父亲张家彦是清朝晚期路南有数的廪生之一，博览诗文，为人公正，早年在家设学馆办学，后担任过公职，晚年则在村子里开办中药铺行医，兼顾农业生产。他虽然信奉孔孟之道，但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巨变的影响之下，思想並不冥顽，尚能接受新思想，适应社会的新潮流。

张家彦颇为重视对子女的启蒙教育。子女还在幼年的时候，他即教他们读书识字，向他们讲解待人处事的道理。一九○五年，年方七岁的张炽在父亲的指导下，以三年的时间学习了《三字幼仪》、《三字经》、《史学提要》、《声律启蒙》、《孝经》、《四书》等书籍。一九○八年，乡里举办了初等小学校。这所小学校学生学的是新教科书，並设有体操、图画、歌咏等课程。张炽渴望进这所当时称之为学习新学的学校。他终于如愿似偿，在父亲的支持和护送下到校读书。

初小毕业后，张炽升入县城的县立高等小学校继续读书。对于在县立高等小学校的学习情况，张炽一九二二年六月所作《我的家庭状况》一文中曾经回忆说： “到了十三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又送我到城里高小校唸书，可是在里面浮沉一年多，校不负我，我自负校：初而请假偷闲，继而不假偷闲，终而一个月不上半点堂，每日只是随着几个同学洗澡，钓鱼，闲游……过我们当时以为最快活的生活。最后被我的父亲晓得了，痛骂痛打了几顿，复迁我到私高小校，同我的表弟杨立业、立身、立贤等唸书。”①张家彦的家教确实非常严格。不仅严禁子女吸烟、饮酒和赌博，即使小节微礼，子女稍有违反，也要被厉声呵责。然而，张炽转学私立高等小学校，却成了他一生思想转折的开端。

那时，这所小学校的教师李权之除旧学有根底外，兼受过新学的洗礼，思想比较进步。他特别器重张炽这个天资颖慧、朴实上进的学生，以介绍阅读中外名人为救国救民奋斗的书籍，进行个别谈话等方式，对张炽进行多方劝戒开导，並在教学中带领学生进行参观学习，灌输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张炽在私立高等小学校读书的几年，正是路南人民在辛亥革命后推翻清朝地方政府、支持护国讨袁不断开展革命斗争的时期。李权之老师的谆谆教诲，中外名人为救国救民奋斗的事迹，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都给予张炽很大的影响。从此，他努力读书，奋发向上，立志将来投入救国救民的行列。

一九一九年二月，张炽从路南到昆明升学。三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今昆明第一中学前身) 十三班。由于他成绩优异，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入学后即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执委。

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当时，北京学生曾拍来电报，呼吁昆明学生奋起进行一致的斗争。消息传来，省立一中许多关心国事的同学纷纷奔走相告，酝酿起而响应。首先振臂而起的，就是张炽及杨兰春 (青田) 、段融生、张四维等七八个同学①。他们铅印了一份《缘起》的传单，散发到本校各班和昆明地区其它各学校，征求本校和各校广大同学对这次北京爱国运动的意见，並号召大家组织和行动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省立一中和昆明私立成德中学、省立法政学校、省立工业学校、省立农业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昆明县立师范学校等七个中等学校学生，都一致表示响应北京学生的斗争。经各校代表相商，决定组织昆明学生爱国会，开展爱国宣传活动，召开国民大会和举行示威游行。六月四日，以昆明中等学校学生为基础，昆明学生爱国会和各界群众团体在金碧公园 (今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址) ，联合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空前规模的国民大会。会上，各界代表登台讲演，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竞相表示要坚决地和全国人民一道，把除奸、废约、反日的救国斗争进行到底。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继而，昆明各界群众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张炽积极参加了所有这些斗争。这些斗争促进了他的政治觉醒和思想解放。

象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昆明得到了广泛传播。在省立一中，张炽怀着喜悦的心情，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到了由省外传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革命刊物和一些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张炽那时认为：作为一种新思潮，应该进行实验，应该在具体的地方和具体的问题上加以推行①。在这样一种想法的指导下，他继续投入了新的斗争。

当时，省立一中校长丁杰对学生在五四运动后日益发展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甚为恐惧，竟然横加阻挠，甚而以各种高压手段对学生实行迫害。丁杰的专横残暴，引起全校学生的极大愤慨和反抗。为此，一九二一年的春天，张炽亲自主编校学生自治会刊物《驱丁声》小报，揭露丁的罪恶，並代表学生自治会领导全校同学掀起了一个“驱丁”运动。同进步学生为敌的学校当局竟与反动政府相勾结，逮捕了张炽和十四班同学解瑄。消息传出，群情愤激。学生自治会立即发动全校五百多同学，到省教育厅和张、解两人被关押的地方——昆明县公署进行请愿示威。在广大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反动政府有恐于学潮的继续扩大，才无可奈何地释放了张炽和解瑄，无计可施的丁杰，也只好“辞职引退”。“驱丁”斗争取得了胜利①。“驱丁”斗争的胜利是对反动地方政府及其走卒的一个打击，对昆明学生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张炽在这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所表现的英勇行为，深受全校乃至全市学生的敬佩。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张炽还同其他路南同学一起，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到路南农村大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工作，开展社会运动①。堡子村地方劣绅张彦成、张渭成 (均系张炽的同族兄长)鲸吞公款，鱼肉人民，到处横行霸道，群众无不切齿痛恨。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张炽为贫苦农民鸣不平，曾经对此进行过许多社会调查。在这个基础上，他于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假期中，组织路南旅省学生回乡清算团，到堡子等村子和县城群众聚会的一些场所张贴传单，进行公开演讲，宣布他们的罪状，发动群众跟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被一些亲友视为 “大逆不道” ，却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扬。人们看到一贯作恶的劣绅被揭露、被斗争，无不拍手称快。

从参加五四运动到投入回乡的社会运动，一系列的革命实践，使张炽认识到：要救中国非革命不可! 非打倒帝国主义、摧毁封建势力不可②!

(二)

五四运动以后，云南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个出省游学(即升学) 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为了进一步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革命的正确道路，一九二三年春刚刚毕业于省立一中的张炽，毅然决定与同学结伴北上投考大学。经过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变卖部分家产，並请亲友资助，张炽依依惜别慈祥的双亲、恩爱的妻子和年幼的子女，与杨立贤 (一波) 、徐景湖于同年五月起程，乘滇越铁路火车取道越南，转搭轮船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在国立东南大学 (今南京大学前身) 算学系熊庆来教授等云南籍人士的帮助下，他们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补习班，补习中学主要课程。

一九二四年七月，张炽继续北上，到北京投考大学。在确定报考什么大学时，张炽考虑到：国内军阀之所以横行，国外帝国主义连续不断地侵略中国之所以得逞，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治黑暗腐败; 要根本改造中国，必须研究政治，“以为将来根本改造之预备”①。为此，他于同年九月考入北京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由于这个有利条件，张炽得以更多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同时代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他在学校的学习中，极为关心祖国的前途与命运，密切注意国内外一切政治形势的发展，並以大部分时间积极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如参加云南旅京学会，参与组织由北京十八所大专院校学生组织的北京青年学会，加入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和平民教育研究会，在这些组织中进行各种活动。同时，他还到本校平民学校任教，走向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道路。

这样，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不断的革命实践活动，张炽愈益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由一个思想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经中学时同学、早期云南籍共产党员刘绍猷(平楷)、姚宗贤的介绍，他于一九二四年(一说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张炽以更大的革命热情投入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为把云南旅京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参加了云南旅京学生进步组织云南革新社的领导工作;参加了党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工作;参加了一九二五年六月北京工人、学生支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募捐、示威游行和罢课斗争; 积极参与发动和组织同年十一月底反对关税会议、反对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以推翻段祺瑞政权、组织国民政府为目标的 “首都革命”，站在当时革命示威运动和捣毁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巢穴斗争的前列①。此外，他还在北京《京报》、《革新》、《云南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介绍国内外形势、评论国内政治经济的文章，宣传革命，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在党内，他担任中共民国大学支部和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在学校和北京地区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在党的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三万多青年学生和各界革命群众，为抗议日、英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要段祺瑞政府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最后通牒，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组织了两千人的请愿团举行示威游行，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张炽发动並带领民国大学同学和云南旅京学生参加了这一斗争，在大会和示威游行中担任指挥、联络、散发传单等工作。当请愿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时，布满广场四周的反动军警，突然开排枪向请愿群众射击。顿时，陈尸累累，广场洒满鲜血。这就是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制造的空前大屠杀——“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中请愿群众被打死四十七人，被打伤二百余人。张炽本人腹部受伤，被送进医院治疗。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的北京《京报》、《晨报》等报刊曾经报道了包括张炽在内的革命者英勇受伤的情况。在三一八事件中，张炽再次表现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三)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大连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进而鲸吞全中国的一个基地。在这里，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残酷剥削的劳动人民，曾经连续不断地进行过反日爱国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非常重视大连的工人运动和组织建设。大连是党在东北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一九二五年六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张炽到大连视察工作。张炽到大连后，曾在革命组织和工人群众中进行过许多调查研究。他返回北京，向北方区委作了详细汇报。由于他的工作，使党进一步掌握了大连地区的基本情况。鉴于大连党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成员多系新同志，工作上还存在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党组织不健全、党员缺乏教育训练等一系列问题。中共北方区委复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委派受伤刚愈的张炽为特派员，前往大连①，整顿和加强大连的党组织，进一步团结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张炽第二次到达大连后，运用党的工作经验，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大力整顿党、团各级组织，进行了各方面的艰苦工作。五月三十日，张炽领导和主持了全市党、团员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具体讨论和研究了党、团工作，改选了党、团组织的领导成员，建立了党、团地委，设立了党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以及团的相应组织，健全了党、团的各级执行机关②。会后，张炽留在大连，任中共大连地委宣传部长。在此期间，他亲自写文章，给各级党组织以具体指导，並利用各种机会开展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努力培养干部。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更好地组织和发动群众。在他的领导下，筹备开办了小书铺，以经营通俗书籍和文教用品为掩护，传递、散发党的刊物及宣传品。

张炽进行的这些工作，振奋了广大党员的革命情绪，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大连地区党的工作，获得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很高评价。当年大连地委给北方区委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自张特派员来连以后，帮助我们改组了各级机关，整顿了内部的组织，加强了同志的工作，纠正了我们不少错误，而且每次地委会，甚至支部会议都有张特派员参加指导，直接把张君的经验间接把区兄 (指北方区委——引者) 的经验，一古脑儿交给我们，使我们有所遵循，前途也渐渐放了光明。”①

张炽在大连工作期间，正是闻名全国的日商满洲福岛纺织株式会社 (简称福岛纺织厂，今大连纺织厂前身) 一千多工人举行“四二七”大罢工之时。福岛纺织厂是日本资本家在大连进行经济掠夺、吸吮中国人民血脂血膏的一个重要场所。这个厂广大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工资待遇却极其低微，还经常遭到日本工头的污辱以至杀害，工人们早就忍无可忍。这次，以日本资本家乘兑换货币之机大涨工人饭费为导火线，全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大罢工不久，日本资本家即勾结日本警视厅采取了招收新工人、逮捕罢工领导人等手段，对罢工进行残暴的镇压。在罢工最困难的时候，张炽深入福岛纺织厂，同大连地委其他负责人、中华工学会领导人和罢工总指挥等一起分析形势，研究措施，并为解决罢工工人生活困难、援救被捕罢工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他还参与制定开展反招工斗争、筹款、扩大宣传、争取各界人士支援等斗争策略，挫败了日本资本家玩弄的种种阴谋。结果，在党的领导和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持下，经过长达一百天的斗争，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不准打骂工人、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等六项条件，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②。由张炽参加领导的这次福岛纺织厂工人的罢工，对南满工人的斗争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福岛纺织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引起了日本警视厅的注意。由于特务跟踪监视，张炽继续在大连工作已有困难。一九二六年八月，党调他回北京。

(四)

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张炽由党派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在广州，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原滇军)政治部工作，并参加了党为云南党组织培养干部而以该军政治部名义举办的政治训练班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云南“二六”政变后，根据云南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张炽随党中央派返云南、以加强云南工作的王德三(懋廷)等人，于同年春天回到昆明。

张炽对父母妻儿有着极深的感情。他的夫人胡素冰是一位农村妇女。在他出外求学和参加革命的长时间里，胡素冰在操持繁重家务的同时，一直省吃俭用，以从事农业劳动和手工劳动的收入，给予他很多的资助。他们始终保持着崇高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回到家乡后，理应立即前往探望分别多年的亲人。但是，党和革命的需要，使他一踏上故土，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紧张的革命斗争。

王德三和张炽回到云南后，在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以王德三为书记，张炽是临时省工委的领导成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主编《日光》周刊①。与此同时，他还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左派)负责工作人员、省立一中教员等身份，奔走呼号，日以继夜地开展过许多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即，五月十一日，云南地方反动当局同蒋介石反动派沆瀣一气，互相勾结，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张炽因在昆明地区进行过不少公开活动，已被地方反动当局通缉，遂由党调离云南。

张炽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日夜兼程，终于到达武汉。这时，第一次大革命已经遭到失败，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低潮。

党中央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屠杀政策，挽救革命，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根据党的指示，张炽参加了这次名震中外的武装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成立的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工作。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他随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沿途，由于天气炎热、物质供应十分困难以及起义部队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阻击等原因，伤亡人数日益增加，革命队伍中有些同志难免产生思想波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炽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处处关心和照顾同行的同志，对他们讲解革命道理，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说： “我从云南出来真不容易，跟马帮、打火把走了几天几夜，特别是爬那些大山更是辛苦。爬山是不能歇的，越歇愈没劲。革命好比爬山，爬一步，高一截，如果爬到半山折回去，那就再也爬不到山顶了”①。他的这些话，对同志们是很大的鼓励。十月初，起义部队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被强大敌人围攻，起义遭到失败。张炽和其他同志一起化装潜入香港，曾经几个星期过着乞丐式的生活，并且又染上疾病，处于十分困苦的境地。

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一再经历了革命挫折的张炽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决不灰心!消极! 我相信，十分相信，我的前途仍旧是很光明的!失败与小挫是我的事业成就的母亲! 只要我们肯努力奋斗，我相信，十分相信，是终有一日会偿了我们的夙愿的。”①。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张炽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到达上海。随后被分配到党中央秘书处工作②。

为了使党组织和党员能够逐步适应秘密活动的环境，党中央从一九二九年二月起，开办了中央训练班。同年五月，张炽奉调参加第二期中央训练班学习，并担负训练班的有关负责工作②。七月，学习结业，他被调返党中央机关担任巡视员，来往于南京、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南昌、武汉等地; 同时参加上海法南区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张炽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开展工作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党和革命事业东奔西驰。在完成党赋与的上述各项使命过程中，为便于掩护，他既做过报刊编辑和中学教师，也当过码头工人、百货公司店员和酒店茶房，历尽了种种艰辛。

(五)

一九三○年七月，张炽奉党的指示率领“CP宣传队”，参加上海鲁班路广场一次工人集会。在对工人进行宣传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拘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旋被押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他以工人身份出现，自称水电工人。由于被捕时遭特务毒打，胸部受伤，入狱后又得不到调治，伤口溃烂流血，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仍以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与同案被捕战友一道，同敌人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凶残的敌人曾施用各种手段，妄想要他承认“进行共党活动”的“严重罪行”，但他始终坚不吐实。敌人遂以“同情共党赤色分子罪” ，判处他五年有期徒刑。宣判后，张炽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江苏第二模范监狱，后又被转解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张炽把牢房作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另一个战场。他以“努力琢磨坚志气，禁中切莫妄蹉跎”①自励，坚定地认为： “天快亮了，黑暗的日子就会过去，光明的前途就会到来”②，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坚信不移。为了准备将来出狱后更好地为党工作，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他在狱中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学习。在他从“过”字监调到“仁” 字监后，与监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通过在洗衣濯(即洗衣房)做苦役能同各狱房接触的机会，同陈泽等一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领导了狱中一系列的斗争。首先，他把坚定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狱中秘密党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①。对较积极的骨干分子，作为赤色互济会成员联系，而对表现一般的同志，则作为可靠群众进行联系，从而把狱中的难友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亲自主办手抄小报《生活》，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报道苏区红军反“围剿”战争胜利、一二八淞沪抗战等消息，鼓舞难友们的斗志。他还组织难友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时事政治，讲解中国革命问题; 教大家唱《国际歌》和以《苏武牧羊》为曲调、用党的六大提出的“十大纲领”填词的革命歌曲; 经常鼓励难友“千万不可向敌人屈辱”。……进行了大量的教育和鼓动工作②。当时的中央军人监狱，牢房既阴暗潮湿，又狭小破烂。牢内空气污浊，令人窒息。犯人吃的是掺有砂子、稗子、糠秕的饭和无盐无油、霉烂发臭的菜。难友们遭受着难忍的折磨，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为此，张炽发动全监罢饭，要求监狱当局改善非人的生活条件，延长放风时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张炽在狱中组织冲击队，计划相机进行越狱暴动，以便直接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

张炽对敌人和叛徒非常仇恨，对同志和难友则关心备至，处处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崇高品质。难友生病，他总是无微不至地进行照顾，并做看守兵的工作，设法买药，帮助治病; 难友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地为难友排忧解难; 难友思想上产生什么认识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进行耐心教育。因此，大家都对他非常尊敬和爱戴。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在监狱中杀害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党的早期著名活动家恽代英。消息传开，难友们无不义愤填膺。张炽领导全监难友提出强烈抗议，并带头高呼： “代英同志精神不死! ” “打倒国民党卖国贼! ”在他的带动下，全监响应。一时间，呼声震天，吓得反动派不知所措①。

张炽坚定不移地领导监狱难友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使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反动当局大为惊慌和震动。敌人派遣特务打入监内进行无孔不入的监视和反革命的策反活动。一九三二年的冬天，由于联络交通失事和叛徒的出卖，敌人把张炽、陈开、杨泽等人押到南京政府首都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进行“重审” ，准备对他们下毒手。但是，张炽不畏强暴，仍然丝毫没有停止战斗。离开军人监狱前，他以铿锵的语言给难友们留下了“坚持斗争，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的遗言②。到敌首都宪兵司令部后，敌人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又对他进行了多方诱说劝降，妄图获得他在狱中领导斗争的有关组织情况和狱外的联系线索。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

敌人在一切鬼蜮伎俩都遭到可耻失败的情况下，气急败坏地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判处张炽死刑。就义前，张炽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恶，不断高呼“打倒南京反动政府” 、“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张炽殉难的噩耗传开，全监难友以至同情革命的看守都为之肃然起敬，默默地低下了头。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注明出处者外，还参阅了杨一波、杨青田、张纪恩、冯素陶、陈坦、李戈伦、李华、黄洛峰、苏刚达、詹云青、黄玠然、谢云巢、安娥、杨静姗、黄丽生、浦光宗、杨大经、张沄、张雪华、张雪芬、杨辉远、杨春洲、罗虎堂、金玠、胡文锦等的回忆录或访问记录。

注释

①原件由烈士家属保存。

①据杨一波: 《二十年代的回忆及一九三○年回滇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78页。

①张炽: 《诸君志愿如何请各陈述之》 (1924年),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②杨一波: 《张炽烈士生平事略》 (1981年1月)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张炽: 《我的家庭状况》 (1922年6月),原件由烈士家属保存。

②张炽: 《诸君志愿如何请各陈述之》 (1924年)和张炽1925年旧历4月2日给张子昭的信,两原件均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①张炽: 《诸君志愿如何请各陈述之》 (1924年) 。

①杨一波: 《张炽烈士生平事略》 (1964年8月12日),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①《廉德视察记》 (1926年5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中共大连地方五月份报告》 (1926年6月8日),《中共大连地方党史资料汇辑》第115——117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中共大连地方五月份报告》 (1926年6月8日) 。

①参见《满洲省委烈士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②杨大经1983年7月18日的回忆。

①杨辉远: 《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前前后后》 (1982年5月26日) 。

①张炽1928年4月29日给胡素冰的信,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②张纪恩1983年9月9日的回忆。

③李华1964年6月17日给中共旅大市委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的信,原件存中共大连市委地方党史编辑室。

①张炽1932年5月1日给杨适轩的信,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②杨一波: 《张炽烈士生平事略》。

①李华1977年11月29日给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信,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②参见李华1964年6月17日给中共旅大市委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的信。

①②谢云巢: 《有关章阿昌同志的情况》 (1951年12月17日),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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